以色列游说组织与美国外交政策 ZT

[Fisher2004]

全文转发：以色列游说组织与美国外交政策(一)


［ 作者：佚名 转贴自：香港传真 点击数：1064 更新时间：2006-10-11 文章录入：余斌 ］


以色列游说组织与美国外交政策

芝加哥大学 约翰·米尔什莫、哈佛大学 斯蒂芬·沃特

上海市现代管理研究中心 陆茹、刘美娜、陆祎璐翻译



说明：全文载于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网站。约翰·米尔什莫(John Mearsheimer)是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斯蒂芬·沃特(Stephen Walt)是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国际事务教授，都是国际政治领域的著名学者。起先文章并未见诸美国主流媒体，部分节选刊登于英国的《伦敦书评》。文章发表后引起很大争议，在外界纷纷指责文章歪曲美国外交政策、有损美国国家利益的巨大压力下，哈佛大学立即撤下了文章首页的哈佛大学以及肯尼迪学院的标志，刻意与两位作者撇清关系。

本译文转贴自《香港传真》2006年第55期。此文典型地展现了美国社会中民主与言论自由的实质。



美国的外交政策影响着全球每个角落所发生的事件，在充满着不稳定和巨大战略意义的中东地区更是如此。最近，布什政府试图将这一地区转型为民主社会，却导致伊拉克发生叛乱反抗、世界石油价格骤升，以及马德里、伦敦和安曼被恐怖主义分子轰炸。既然共同承担着这么多风险，所有国家都必须了解一下美国制定这样的中东政策的驱动力是什么。

美国的国家利益应该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特别是1967年“六日战争”之后，美国中东政策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它与以色列的关系。美国一边坚定不移地支持以色列，一边在这一地区大力推行民主，这些行为激怒了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也使美国的安全受到威胁。

在美国的政治历史上找不出类似的情况。为什么美国为了促进其他国家的利益而宁愿不顾自身的安全呢?人们猜测两国的联合可能是基于共同的战略利益或是道德需要的驱使。就像我们下面所要说的，无论哪种解释都证明美国为以色列提供了巨大的物质和外交支持。

实际上，美国政策在这个地区的强力推进基本上是由美国国内政策所造成的，特别是“以色列游说组织”的活动。其他特殊的利益群体也设法使美国的外交政策向着他们所希望的方向倾斜，但是没有一个游说组织能使美国外交政策如此偏离美国的国家利益，却又能使美国人相信美国和以色列的利益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在下面的文章中，我们将揭示游说组织是怎样实现这一目标的，以及他们的活动是怎样让美国制定了这一重要地区的行动计划的。由于中东地区的战略重要性以及它对其他地区的潜在影响力，美国和非美国国家都需要了解并关注游说组织对美国政策的影响力。

一些读者会发现这篇分析比较刺耳，但本文列举的事实并没有在学者中引起严重的争议。实际上，我们叙述的内容很大程度上都来自以色列学者和记者的调研成果，他们为揭露这些内幕做出了巨大贡献。另外，文中的一些证据是由德高望重的以色列人和国际人权组织提供的。同样，我们对游说组织影响力的论述得到了游说组织内部成员的证实，也得到了与他们一起工作的政治家们的证实。读者可以拒绝接受我们的结论，但支持这些结论的证据是不容争议的。

大恩人

自1973 年十月战争以来，华盛顿向以色列提供援助的程度超过了对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帮助。以色列从1976年起成了美国每年直接经济和军事援助的最大受益者，也成了从二战至今接受美国援助总数最大的国家。2003年，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总额远远超过了1400亿美元。以色列每年接受30亿的直接国外援助，这笔数字大约占美国国外援助预算的五分之一。以人均计算，美国每年给每个以色列人的直接补助金为500美元。如此慷慨的行为是惊人的，有人意识到，以色列现在已经是一个人均收入相当于韩国或西班牙的富裕的工业国家。

以色列与华盛顿之间还有其他的特殊交易。其他的受援助者是按季度获得援助金的，而且还相当不稳定，但对以色列的所有拨款都是每个财政年度初就全部到帐，从而使以色列获得额外的利益。美国要求其他大多数接受美国军事援助的国家在美国用完所有津贴，而以色列却可以将25％的援助款用于本国的国防工业。以色列是唯一一个无须交代援助津贴用途的接受国。有了这种特殊待遇，无法确保以色列不将援助津贴用于美国反对的用途，例如在西岸建造犹太定居点等。

以色列已经可以从美国获得黑鹰直升机和F-16战斗机等最高级的军事装备，美国仍然还向以色列提供近30亿美元用于研发雄狮战机等武器系统，其实五角大楼没必要也不希望这样做。最后，美国还让以色列获取连美国的北约盟国都未曾得到的情报，并对以色列购置核武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此外，华盛顿长期为以色列提供外交支持。从1982年起，美国否决了联合国安理会32项对以色列不利的决议，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所有其他安理会成员所投的否决票总数。美国还阻挠了阿拉伯国家把以色列核工厂的问题提上国际原子能机构议程的努力。

在战争时期，美国还共同参与了以色列的营救行动，并在和平谈判时站在了以色列这边。尼克松政府在十月战争期间又一次给以色列提供补给并保护它不受到苏联的威胁。华盛顿完全参与了战后协商以及之后长期的“一步步”程序，如同在1993年《奥斯陆协议》协商前后一样起了关键作用。诚然，美国和以色列官员之间偶尔也会有一些摩擦，但美国不断调整立场并坚定不移地支持以色列完成这些协商。实际上，一位曾在戴维营(2000年)参与谈判的美国官员后来说，“频繁来往，我们的职责……就像是以色列的律师”。

即使以色列的行动与美国所规定的政策不一致，华盛顿还是在处理占领地(西岸和加沙地带)问题上给予以色列极大的自由，下面我们会作详细讨论。此外，以入侵伊拉克为开端，布什政府雄心勃勃企图改变中东战略，实际上是为了至少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以色列的战略地位。除了战争时期的盟军之外，很难想象一个国家会在这么长的时间内向另一个国家提供物质和外交援助。简单地说，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是独一无二的。

只能这样理解这一特别的慷慨行为，即以色列或许是一项至关重要的战略资产，要不然就是美国从道义上而言不得不给予以色列长期支持。但上述两种解释都无法令人信服。

一项战略义务

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网站上写着，“美国和以色列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合作伙伴关系来共同对付中东地区日益增长的战略威胁……这种合作为美国和以色列带来了意义深远的利益。”这一观点是以色列支持者们的信仰之一，被以色列政治家和支持以色列的美国人反复地引用。

在冷战期间，以色列可能是一项战略资产。六日战争(1967年)之后，以色列作为美国的代表牵制着苏联在这一地区的扩张并羞辱性地打败了埃及和叙利亚等苏联的附庸国。以色列经常协同保护美国的其他盟友(如约旦国王侯赛因)，而且它的军事威力也迫使莫斯科投入更多资金来支持那些失败的附庸国。以色列还向美国提供了许多有关苏联军力的可靠情报。

但是，不应过分夸大以色列在此期间的战略价值。支持以色列其实代价不菲，而且造成了美国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复杂化。例如，美国在十月战争期间决定向以色列提供22亿美元的紧急军事援助，这一举动引发了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的一次石油禁运，对西方经济体造成了相当大的损失。此外，以色列的军队无法保护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利益。例如，1979年伊朗解放运动造成了海湾半岛石油供应的安全问题，美国无法依靠以色列来解决，最终不得不建立自己的“快速反应部队”。

即使以色列在冷战期间是一项战略资产，但第一次海湾战争(1990-1991年)显示出以色列已经成为一项战略负担。美国在战争期间无法使用以色列的军事基地，不得不拆开反伊联盟，还必须把资源(例如爱国者导弹)转向特拉维夫，使其不做出可能破坏反萨达姆联盟的举动。历史在2003年再一次重演：尽管以色列渴望美国攻击萨达姆，但如果寻求以色列的帮助，布什总统就会招致阿拉伯国家的反对。所以以色列只能再一次靠边站。

自20 世纪90年代初开始，特别是9.11事件以后，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被认为是正当的，因为两国都号称受到来自阿拉伯或穆斯林世界的恐怖主义组织的威胁，而且还有一群“流氓国家”在支持这些组织并寻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出于这些原因，华盛顿应该给予以色列自由处理巴勒斯坦人的权利，并在所有巴勒斯坦恐怖分子被捕或死亡前不再强迫以色列让步。同时美国接下去应该对付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萨达姆·侯赛因控制下的伊拉克和巴沙尔·阿萨德的叙利亚等国家。因此，以色列在反恐战争中被看作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盟友，因为它的敌人也是美国的敌人。这种新的理论看上去是很有说服力的，但实际上以色列在反恐和对付流氓国家的战斗中成了美国的一项负担。

首先，“恐怖主义”是大量的政治团体使用的一种战略：它不是一个单一的、统一标准的敌人。除非美国(像1982年黎巴嫩的情况那样)去干涉那些威胁到以色列的恐怖组织(如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否则他们不会威胁到美国。此外，巴勒斯坦恐怖主义并不会随意地对以色列或“西方国家”使用暴力：它只是对以色列在西岸和加沙地带长期的扩张行动做出反应。

更重要的是，以色列和美国由于面对共同的恐怖主义威胁而联盟的说法是颠倒因果关系的：正确的说法是，美国面临恐怖主义威胁正是因为它与以色列保持了紧密的联盟关系，而不是相反的说法。美国支持以色列并不是招致反美恐怖主义的唯一原因，但却是非常重要的因素，而且这使得打赢反恐战争更为困难。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例如，包括本·拉登在内的许多基地组织领导人是被以色列在耶路撒冷的势力和巴勒斯坦局势所激怒的。根据美国对9.11事件的调查，本·拉登的目的显然是为了惩罚美国对中东的政策，包括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而且他还试图通过定期袭击来突出这一问题。

同样重要的是，美国对以色列无条件的支持使本·拉登等极端分子更容易获得大众的支持和招募新人。民意调查显示，阿拉伯公众对美国支持以色列怀有很强的敌意，而且美国国务院的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公共外交顾问组发现，“这些国家的公民对巴勒斯坦的悲惨处境以及美国在其中的作用深感悲愤。”

至于中东地区那些所谓的流氓国家，如果没有美国对以色列的各种承诺，他们也不会对美国的真正利益构成威胁。美国本身和这些政权没有太多冲突，如果不是因为它们和以色列关系密切，华盛顿也不至于如此担忧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问题。即使这些国家寻求发展核武器，也不会对美国造成战略性的灾难。美国和以色列都不会受到任何一个有核装备的流氓国家的真正勒索，因为流氓国家清楚：一旦勒索，不可能逃过全面报复。而流氓国家与恐怖分子之间进行“核交易”的危险也同样是遥远的，因为一个流氓国家不能确保这种交易不会被发现或它以后不会因此被谴责或受到制裁。

此外，美国与以色列的关系确实使它更难处理与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以色列的核工厂是其一些邻国也希望获得核武器的一个原因，而且用改变政治制度来威胁这些国家只能使它们更渴望获得核武器。但至今为止，当美国企图用武力对付这些政体时，以色列对美国而言，仍然算不上什么有用的资源，因为它无法参与战斗。

简单地说，在反恐和反中东各大独裁国家的行动中，把以色列当作美国最重要的盟国既夸大了以色列在帮助美国解决这些问题上的能力，也忽略了以色列的政策使美国的进展更加困难这一点。

对以色列毫无异议的支持同时削弱了美国在中东以外的地位。外国精英一直认为美国对以色列过于支持，还认为美国容忍以色列在所占领的土地上进行镇压是错误的，同时妨碍了反恐战争。例如，2004年4月，52名英国前外交官递交给托尼·布莱尔首相的信中说到，巴以冲突“破坏了西方国家与阿拉伯、穆斯林国家之间的关系”，还告诫，布什和沙龙总理的政策是“不公平和非法的”。

质疑以色列战略价值的最后一个理由是以色列在行动上并不像一个忠实的盟友。以色列的官员经常无视美国的要求并拒绝履行对美国高层领导人许下的承诺(包括过去保证的停止建造定居点，还对巴勒斯坦领导人重新进行“暗杀目标”排行)。此外，以色列给中国等美国潜在的对手国家提供美国敏感的军事技术，美国国务院检查总长称之为“一系列愈演愈烈的未经许可的转移方式”。根据美国审计总署的调查，以色列还“对美国的其他盟国进行了最具有侵略性的间谍行动”。除了波拉德在 20世纪80年代初给予以色列大量机密资料的案件外(据报导，以色列把资料传递给苏联来获得更多苏联犹太教徒的出境签证)，2004年又发现一位五角大楼的重要官员富兰克林在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两名官员的帮助下，把机密信息透露给一位以色列外交官，从而引发了新一轮的争论。以色列并不是唯一一个暗中监视美国的国家，但它自动自发监视主要资助方的行为造成了对其战略价值的进一步疑问。

减弱的道德名义

除了所谓的战略价值以外，以色列的支持者还声称以色列理应得到绝对支持，因为：1、以色列是受众敌包围的弱小国家：2、以色列是一个民主国家，是合理的政府组织形式：3、犹太人以前曾遭受过侵犯，因此需要特殊对待：4、以色列的所作所为从道义上比对手占优势。

可是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以上这些论据都是站不住脚的。美国有足够的理由支持以色列的存在，但它并未处在危险处境中。客观来看，以色列过去和现在的所作所为并没有使它在道德名义上比巴勒斯坦更胜一筹。

(一)支持弱者?

以色列经常被描述为弱者、被围困的国家，一个被阿拉伯巨人包围的大卫。以色列领导人和富有同情心的作家们都不断地维护这个形象，可是真相并非如此。与人们所认识的不同，在1947~1949年的独立战争、1956年以色列国防军对埃及的闪电战和1967年以色列对埃及、约旦和叙利亚战争中，犹太复国主义者拥有大型的先进武器装备以及组织良好的军队，这些战争都是在美国大规模支援以色列以前发生的，可见以色列在很早以前就已经摆脱了军事无助的状态。

如今，以色列是中东地区的军事大国，其常规部队远远超过了邻国，而且是中东地区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埃及和约旦都相继与以色列签订了和平条约，沙特阿拉伯也提出与以色列签订和平条约。叙利亚失去了苏联这个伙伴，伊拉克被三场恶战摧毁，伊朗又在千里之外。巴勒斯坦连有效的政策都没有，更别说能对以色列造成威胁的武装力量了。据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加菲战略研究中心2005年的一项评估表明：“天平是倒向以色列一边的，以色列不断地扩大与邻国之间的军事防御能力差距”。如果支持弱者是绝对真理的话，美国应该支持以色列的对手。

(二)帮助民主同伴?

美国支持以色列的理由常常是以色列是被独裁国家包围的民主同伴。这个道理似乎令人信服，但是也不够足以说明美国能够这样支持以色列。毕竟，世界上还有很多民主国家，但没有哪个民主国家得到像以色列一样多的美国援助。美国早已不仅仅是支持民主政府，在有利于国家利益的情况下美国还支持过独裁国家，并且目前还与很多独裁国家保持很好的关系。所以，民主并不能证明也不能说明美国应该支持以色列。

以色列民主政治与美国核心价值不相符合，削弱了“共同的民主政治”的含义。美国是自由的民主政治，不同人种、信仰、种族的人都享有平等的权利。而以色列则明确地建成犹太国，公民也是以血统关系为基础。在这样的公民定义下，生活在以色列的130万阿拉伯人被视作二等公民，而且最近以色列的一个政府委员会发现以色列人对待阿拉伯人的态度是忽略和歧视。

和以色列人结婚的巴勒斯坦人无权获得以色列公民身份，这样的夫妻也无权在以色列居住。以色列人权组织B’tselem称这种限制是“依据种族标准来确定何人可有居住权的种族法”。或许按照以色列的建国标准，这条法规尚可理解，但是却与美国的民主相违背。

以色列不允许巴勒斯坦建国，其民主形象大打折扣。以色列占领了巴勒斯坦人民生活多年的土地，控制着加沙和西岸地带的380万巴勒斯坦人的生命。以色列的民主只是形式上的，受其控制的巴勒斯坦人民被剥夺了政治权利，“共同的民主”这一说法也因此而黯然失色。

(三)对过去罪行的补偿?

第三个为以色列辩护的理由是：西方天主教曾经迫害过以色列人，尤其是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几百年来犹太人都不停地受到迫害，他们只有在自己的领土上才能安身，因此很多人认为以色列人应该受到美国的特殊对待。犹太人的确因为反犹太主义的遗风而受害至深，他们长期遭受虐待才建立了以色列国家。历史是支持以色列存在的强大道德依据。但是以色列建国的同时也侵犯了无辜的第三方：巴勒斯坦人民。

这段历史不难理解。当19世纪下半叶犹太复国主义刚刚兴起的时候，巴勒斯坦只有1.5万名犹太人。1893年，阿拉伯人占巴勒斯坦总人口的95％，尽管那时候这些阿拉伯人在土耳其的统治之下，但是他们已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一千三百多年。即便是以色列建国的时候，犹太人也只占巴勒斯坦人口总数的35％，拥有巴勒斯坦7％的领土。

主流的犹太复国主义领袖不希望建立两个民族共存的国家，他们也不希望与巴勒斯坦长期分割。犹太复国主义者开始可能会接受与巴勒斯坦分割，但这只是权宜之计，他们的最终目标并不止于此。正如20世纪30年代本·古里安所说，“以色列建国之后就会组织强大的军队，随后就应该消除分割，扩张到整个巴勒斯坦地区”。

为了达到这一目标，犹太复国主义者只能将大批的阿拉伯人从侵占的领土上赶走，除此以外别无它法。本·古里安在1941年很清楚地提出了这个问题，“阿拉伯人如此大规模地被驱逐，他们怎么可能会不冲动、不采取残忍的手段?”以色列历史学家班尼·莫里斯也说道：“现代犹太复国主义从一出现就想让巴勒斯坦人迁移，百年以来这个想法不断发展、不断得以实践”。

1947 -1948年间，犹太军队共驱逐流放了70万巴勒斯坦人。以色列官员声称阿拉伯人逃走是因为遵从了阿拉伯领导人的命令，但是细心的学者们(其中大部分是像莫里斯一样的历史学家)推翻了这个神话。事实上，多数阿拉伯领导人强迫巴勒斯坦人留在自己的家园，但是由于害怕落入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手中而遭惨死，这些人都逃离了自己的国家。战争结束后以色列人又阻止巴勒斯坦难民返回家园。

以色列建国使巴勒斯坦人民受到了很大侵害，这一点以色列领导人非常清楚。正如本·古里安对世界犹太人大会主席纳胡姆·戈德曼所说的：“假如我是阿拉伯领导人，我决不会向以色列妥协，道理很简单：我们侵占了他们的国家……我们来自以色列，但那是两千年前的事情了，这对巴勒斯坦人有什么意义么?的确有反犹太主义者、纳粹主义、希特勒和奥斯维辛，但这是巴勒斯坦人的错么?他们只知道我们侵占了他们的国土，他们为什么要接受这一切?”

从那时起，以色列领导人不断地拒绝巴勒斯坦的建国意愿。总理戈尔达·梅厄有句名言：“从没有巴勒斯坦这回事”，就连1993年签署《奥斯陆协议》的以色列总理拉宾都反对建立一个健全的巴勒斯坦国家。巴勒斯坦的极端暴行和不断壮大的人口数量使以后的以色列领导人被迫从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撤出，在边境问题上寻求妥协，但以色列政府从不愿给巴勒斯坦人一个属于自己的、可存在下去的国家。2000年在戴维营谈判时，总理巴拉克曾慷慨许诺给巴勒斯坦人一个解除武装的 “班图斯坦”，事实上却受控于以色列。

欧洲人对犹太人的侵犯使以色列国家的存在有了道德依据。没有人质疑以色列的存在——尽管有些伊斯兰极端分子曾残忍又不现实的说过“要让以色列从世界版图上消失”——可是美国没有义务仅仅因为以色列有着悲惨的过去就盲目地帮助以色列，而不管以色列现在做了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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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良的以色列”对“邪恶的阿拉伯”

在争论巴以道德问题的时候，以色列总是被形容为一直追求和平的国家，即便是被激怒的时候也表现得很有自制力。相反，阿拉伯则是个非常邪恶的民族。这种话常常被以色列领导人和阿兰·德肖维茨这样的美国辩护者不断重复，但这只是另一个神话。事实上，以色列的所作所为和它的敌人没有两样。

对以色列历史的一项研究表明，早期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对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毫不仁慈。阿拉伯居民的确抵抗过犹太复国者的侵犯，可犹太复国者企图将自己的国家建立在阿拉伯的国土上，阿拉伯人怎么能不反抗?犹太复国者强烈反击，这个阶段双方都没有什么道德可言。该研究成果中还披露了1947—1948年以色列建国时期采取了种族清洗政策，包括执行死刑、集体屠杀和强奸。

之后以色列对阿拉伯敌人和本国的巴勒斯坦人所采取的行为非常残忍，与其所谓的道德根本不符。1949-1956年间，以色列安全部队杀死了2700- 5000名阿拉伯人，绝大多数被害者是手无寸铁的平民。20世纪50年代，以色列国防军曾多次越境偷袭邻国，他们实际上是想扩张以色列的版图。以色列扩张的野心促其加入了1956年袭击埃及的英法联军，最终在美国的压力下，才从占领地撤军。

1947 和1956年的战争中，以色列国防军杀害了很多埃及战犯。1967年，以色列又将10-26万的巴勒斯坦人从刚占领的约旦河西岸驱逐出去，将八万叙利亚人从戈兰高地上赶走。1982年侵占黎巴嫩以后，在沙伯拉和沙地拉两座难民营杀害了七百名无辜的巴勒斯坦人，以色列研究委员会认为当时担任以色列国防部长的沙龙应对此负责。

以色列人虐待了无数的巴勒斯坦囚犯，并有计划地侮辱和骚扰巴勒斯坦平民。在第一次抗暴运动(1987-1991年)中，以色列军队向士兵们发放警棍，并鼓励士兵打断反抗者的骨头。据瑞典的“拯救孩子”组织估计，“在第一次抗暴运动的前两年，23600-29900名孩子由于遭到毒打需要药物治疗”，其中三分之一的孩子永久性骨折。被打的孩子中近三分之一年龄在十岁以下。

以色列在第二次抗暴运动中的表现更为残忍，《国土报》称，“以色列国防军……变成了杀人的机器，它的效率令人畏惧、震惊”。国防军在起义的第一天发射了一百万颗子弹，这仅仅是粗略统计。此后，以色列平均每死一人就会杀死3.4个巴勒斯坦人，被杀的大多是无辜的旁观者。被杀的巴勒斯坦儿童相对于以色列儿童比例更高(5.7比1)。以色列军队还杀害了很多其他国家的和平人士，其中包括2003年3月份被以色列推土机碾死的一名23岁美国妇女。

以色列的暴行被许多人权组织详细地记载了下来，这些事实无可争辩。所以四名曾担任以色列国内安全机构“辛贝特”的官员站出来谴责以色列在2003年11月第二次抗暴运动中的所作所为。其中一个官员称“我们的行为是可耻的”，另一位官员承认以色列的行为显然不道德。

难道以色列为了保护其公民有权什么都做吗?难道巴勒斯坦特殊的恐怖主义能构成美国继续支持以色列的理由，而不论以色列是否经常做出过激回应?

实际上恐怖主义这个理由也不够充分。巴勒斯坦利用恐怖主义来对付以色列占领者并袭击无辜市民的做法是不正确的。可是这种做法也不出人意料，因为除此以外巴勒斯坦人没有别的办法可以使以色列让步。正像前总理巴拉克承认的，如果他是巴勒斯坦人，也会“加入恐怖组织。”

最后不要忘记，当年犹太复国主义者处在弱势试图建立自己的国家时，也采用了恐怖行为。1944-1947年间，很多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用恐怖炸弹将英国人从巴勒斯坦赶走，同时也夺走了很多无辜市民的性命。1948年以色列恐怖分子还杀害了英国的贝纳多特伯爵，因为恐怖分子反对他将耶路撒冷国际化的建议。这些罪犯都与极端恐怖分子有关：主犯最终却得到了以色列政府的特赦，其中一名主犯还被选入以色列议会。另一个恐怖主义头目批准了该谋杀计划却没有受到审判，最后还成为了以色列总理，这就是谢米尔。实际上谢米尔曾经公开说过“恐怖主义只是一种斗争方式，以色列的道德和传统都不能否认这一点”，“在与侵略者(英国) 的斗争中，恐怖主义反而起到了很大作用。”如果说巴勒斯坦现在的恐怖主义行径应该受到谴责，那以色列过去的恐怖主义行径同样应受到谴责。以色列所谓的高尚行为，不足以使它获得美国的支持。

以色列的行为也许没有别的国家恶劣，但也好不到哪里去。如果美国支持以色列并非出于战略或者道德的角度，那我们又如何解释美国的支持呢?

以色列游说组织

答案在于以色列游说组织的超常能力。如果不是以色列游说组织有能力控制美国的政策体系，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也不会像今天这样亲密。

(一)什么是以色列游说组织?

以色列游说组织是一个简称，它是指开展积极行动使美国外交政策向着支持以色列的方向发展的个人或团体的松散联盟。我们使用“游说组织”这个词，并非指它是一个有核心领袖人物的运动，里面的成员也不是反对某个特定观点。

美国的犹太人是游说组织的核心，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影响了美国的外交政策，使其向着有利于以色列国家利益的方向发展。他们的活动不仅仅是为支持以色列的候选人投票，还包括写信支持、资金赞助那些对以色列有利的机构。但也不是所有的美籍以人都是这个组织的成员，许多美籍以人对此并不关心。2004年一项民意调查显示，36％的美籍以人表示他们既不非常依恋以色列，也不是一点都不依恋。

美籍以人对于以色列的具体政策的看法也各不相同。很多游说组织的核心机构，像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AIPAC)和美国主要犹太组织主席会议 (CPMJO)，都强烈支持利库德集团的扩张政策，包括对奥斯陆和平进程的敌对政策。而大部分美国犹太人更倾向于对巴勒斯坦让步，一小部分集团——像犹太和平之声——强烈支持对巴勒斯坦让步的策略。尽管在看法上各不相同，中间派和强硬派却有着共同的希望，即美国坚定地支持以色列。

美国犹太领导人经常会与以色列官员协商，以便能最大程度地影响美国。正像一个犹太组织中的积极分子所写的：“我们常常会说‘这是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政策，但必须先看看以色列的想法’，长期以来一直如此”。对以色列的批评都有严格的标准，美籍犹太人不希望向以色列施压o2003年，布隆夫曼主席曾写信给布什总统，要求迫使以色列停止修建备受争议的“安全防线”，他因此被指责为背信弃义。批评他的人说：“作为世界犹太人大会的主席，不该劝说美国总统拒绝采取对以色列有利的政策，这样的做法简直让人不齿。”

2005 年11月，以色列政策论坛主席赖克曾建议美国国务卿赖斯迫使以色列重新开放加沙地带的一段重要边境线，为此批评家指责他的建议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并声称“主流犹太人绝对不能容忍他人积极游说危及以色列国家安全的政策”。面对这样的攻击，赖克退缩了，并声明“在有关以色列的问题上，我的字典里没有压力一词”。

美国犹太人组织了大批人马来影响美国外交政策，其中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AIPAC)最有能力也最为著名。1997年，《财富》杂志邀请了一些国会议员和他们的职员列举美国最有力的游说组织，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排名第二，仅次于美国退休人员协会(AARP)，却在全美工会劳联—产联(AFL- CIO)和全美步枪协会(NRA)这些重量级的游说组织之前。《国家时报》的一项研究也得出同样结论，AIPAC排名第二，与AARP并列。

以色列游说组织中还有著名的基督教团体领袖，例如加里·鲍尔、杰里·福尔韦尔、拉夫·瑞德和帕特·罗伯逊，还包括迪克·阿密及众议院多数党的领导人。他们认为以色列的重生是圣经的预言，他们支持以色列的扩张计划，认为给以色列施压违背了上帝的旨意。此外，游说组织成员还包括新保守派的异教徒，如约翰·博尔顿、已故《华尔街日报》主编罗伯特·巴特利、前教育部长威廉·班尼特、前任驻联合国大使柯克帕特里克、专栏作家乔治·威尔。

(二)力量来源

美国政府机构比较分散，决策容易受到外界影响，所以各种利益集团就可能通过各种途径来影响美国的政策——通过游说选举代表和执行部门人员、支持竞选活动、参加选举、引导公众舆论等等。

而且，当涉及到特殊问题而人数又无关紧要的时候，特殊利益集团热衷于利用权力的失衡。尽管这些利益集团人数不多，决策者却倾向于拉拢关心此事的人，自信不会遭到其余人的指责。

以色列游说组织的力量源自特殊利益集团的政治游戏。这些利益集团的基本工作内容与农业游说组织、钢铁和纺织工人等利益集团没什么两样。不同的是以色列游说组织效率非常之高。美国的犹太人及其基督盟友们对美国政策施加影响使美国倾向于以色列，他们的行为并非像反犹人士描绘的那样是某种类似于《锡安长老议定书》的阴谋。大部分时间里，组织内的成员都从事着与其他特殊利益集团相同的工作，只是做得更好而已。而且阿拉伯的利益集团弱到几乎不存在的地步，这使得以色列游说组织的工作变得更加容易。

(三)成功之道

以色列游说组织通过两种方式使美国支持以色列：第一，对华盛顿施压，使国会和行政部门完全支持以色列。不管法律和政策制定者的个人观点如何，以色列游说组织都会尽力让他们在政治上“聪明”地选择支持以色列。

第二，游说组织竭力确保公众对以色列的舆论都是正面描述，不断重复以色列的神话和它的创建，在政治争论中宣传以色列，目的是对以色列的政治批评少为人知或不为人知。限制对以色列的争议是确保美国支持的关键，因为一场公正的美以关系讨论很可能会使美国采取不同的政策。

(四)对国会的影响

以色列游说组织最有效的工作就是影响国会，实际上以色列在国会里是不受批评的。这种情况本身就很值得关注，国会从不避讳有争议的议题，无论是流产、援助计划、卫生保健还是社会福利，都会在国会引起活跃的争论。而一旦涉及以色列问题，潜在的批评都沉默了，几乎没有任何争论。

以色列游说组织在国会成功的原因之一是国会许多主要成员是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比如迪克·阿密在2002年9月说“我的第一外交政策即保护以色列”。人们会想，一个美国国会成员的第一外交政策应该是“保护美国”，而阿密却没有这样说。还有很多犹太裔参议员和国会议员为使美国外交政策支持以色列利益做出了不少努力。

支持以色列的国会工作人员是以色列游说组织力量的另一个来源，正像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AIPAC)前负责人莫里斯·阿米塔所承认的，“这里(国会) 有很多职员……恰好是犹太人，他们会……从犹太人的角度看待问题……这些人正是为议员们在对以问题上制定决策的人……仅仅这些基层人员就能完成很多工作”。

但是，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本身才是美国游说组织对国会施加影响的核心力量。它的成功在于有能力奖赏支持其议程的那些立法者和国会候选人，并惩罚对立者。资金对于美国的选举来说至关重要(如知名说客杰克·阿布拉莫夫最近的行贿丑闻)，AIPAC能保证其朋友们从无数支持以色列政治运动的委员会得到强大的资金支持。对于那些与以色列对立的人，AIPAC则会以支持其政治对手的方法对其进行打击。AIPAC还组织写信运动，鼓励报纸编辑选举支持以色列的候选人。

这些策略无疑非常有效。举一个例子，1984年，AIPAC帮助击败了来自伊利诺斯州的参议员裴西。据一个支持以色列的人说：裴西对我们关注的问题相当不敏感，甚至怀有敌意。AIPAC当时的负责人汤姆斯·迪恩形容当时的情况是：美国所有的犹太人联合起来驱逐裴西，所有的美国政客都得到了这一消息。 AIPAC不允许任何人质疑它的议程，并在打击对手的过程中树立起它的令人敬畏的名声。

AIPAC 对于国会的影响不仅是这些。据AIPAC前成员道格拉斯·布鲁菲尔德所说：“当国会成员需要信息的时候，他们最先会找到AIPAC而不是国会图书馆、国会研究服务机构、协会成员或是行政专家”。更重要的是，AIPAC经常会参与起草演讲稿、立法、提出政策建议、调研、招募合作人、安排选票。

AIPAC 实际上只是外国政府的一个机构，结果却制服了美国国会。这里不存在对以政策的公开辩论，尽管这些政策的后果对整个世界都非常重要。可见，美国的三大主要权力机构之一毫不动摇地支持以色列。正像前议员内斯特·荷林斯在离任时所说：“所有对以色列的政策都是AIPAC提供的，除此以外别无选择”。难怪以色列总理沙龙曾对一个美国听众说：“人们问我怎样才能帮助以色列，我告诉他们，去帮助AIPAC吧”。

(五)对行政部门的影响

以色列游说组织对行政部门也有很大的杠杆作用。这一部分是源于犹太选民对总统选举的影响。尽管犹太选民为数不多(不超过3％)，他们却对两个党派的参选活动做出了很大贡献。《华盛顿邮报》曾估计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要靠犹太人赞助60％的选举经费”。此外，犹太选民投票率很高，集中在加州、佛罗里达、新奥尔良、纽约和宾夕法尼亚这些重要的州。因为他们在选举后期至关重要，所以总统候选人尤其注意不与犹太选民为敌。

游说组织的主要机构将目标锁定为当权者。例如，亲以势力不会让批评以色列的人担任重要的外交决策职位。吉米·卡特想让鲍尔担任其第一秘书，但他知道鲍尔被认为是反对以色列的，游说组织会反对这一任命。要实现政治抱负，就必须表明对以色列的态度，这使得每个决策者都转向公开支持以色列，这就是公开批评以色列的人在美国外交决策过程中渐渐消失的原因。

这种约束至今还在起作用。2004年总统候选人霍德华·迪安呼吁美国在阿以冲突中保持中立地位，参议员约瑟夫·利伯曼指责他出卖以色列，并说他的言论是“不负责任的”。事实上白宫所有的高层民主党人士都对迪安进行了严厉的书面谴责，批评他的言论。《芝加哥犹太之星》报道：“匿名攻击者……撑爆了犹太领导人的收件箱，警告说迪安将会不利于以色列。”

事实上这种担心是荒谬的，因为迪安在对以问题上是强硬派。他的竞选伙伴是AIPAC的前任主席，迪安说他对中东问题的看法更接近AIPAC，不是追求和平解决方案的美国温和派。迪安仅仅是建议“将双方拉到一起”，他认为华盛顿应该扮演诚实的中间人的角色。这并不是什么激进的想法，但对于游说组织来说却是诅咒，它不能容忍美国在阿以冲突上的中立。

当亲以的政客身居行政部门要职时，游说组织的目的就更容易达到了。在克林顿执政期间，中东政策很大程度上受支持以色列官员或亲以组织的影响——包括 AIPAC前任研究代理主管、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创建人之一马丁·因迪克；2001离开政府后加入了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的丹尼斯·罗斯；居住在以色列并且经常在那里访问的亚伦·米勒。

在2000 年7月戴维营峰会期间，这些人都是克林顿总统的贴身顾问。尽管三人都支持奥斯陆和平进程并乐于创建一个巴勒斯坦国，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只限于以色列人能接受的范围之内。特别是美国的代表团，总是听从以色列总理埃胡德·巴拉克的指示，将和谈排在首位，并没有提出独立解决冲突的建议。难怪巴勒斯坦和谈人员抱怨与他们展开和谈的是“两个以色列团队——一个打着以色列的旗帜，一个打着美国旗帜”。

这种状况在布什执政期间更加明显，这个集团里包含了强烈支持以色列的一些人，像爱略特·阿布拉姆斯、约翰·博尔顿、道格拉斯·费斯、刘易斯·利比、理查德· 派瑞、保罗·沃尔福威茨和戴维·乌姆瑟尔。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些官员常常会争取有利于以色列的政策，并受到游说组织的支持。

(六)操纵媒体

游说组织除了对政府直接施加影响，还试图引导公众对以色列和中东的看法。它不想展开对以的公开辩论，因为那样会使美国怀疑现在对以的支持程度是否合理。因此，亲以势力就竭力影响媒体、智库和学术界，这些机构对于大众舆论的形成至关重要。

因为大部分美国评论都是支持以色列的，所以游说组织对以色列的看法大部分可以通过主流媒体反映出来。记者艾瑞克·阿特曼写到，中东问题专家之间的争论由那些不肯批评以色列的人操纵。他列举了6l个支持以色列的专栏作家和评论员，却只发现了五个经常批评以色列支持阿拉伯的专家。很多报刊时常会发表一些反对以色列政策的评论，但是舆论的天平明显偏向以色列一边。

这种支持以色列的偏见常常反映在主要报刊的社论里。已故的《华尔街日报》编辑罗伯特·巴特利曾说：

“无论谢米尔、沙龙、内塔尼亚胡这些人要什么，只要经过我的手，听起来就会更动人”。难怪像《华尔街日报》、《芝加哥太阳报》、《华盛顿邮报》这些大的报刊都会时不时发表强烈支持以色列的社论。像《评论》、《新共和》、《旗帜周刊》这些杂志也积极维护以色列。

在《纽约时报》的社论里也常会看到类似观点。《时代周刊》偶尔也会批评以色列的政策，承认巴勒斯坦的冤屈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这些评论往往不够客观公正。《时代周刊》前责任编辑马克斯·弗兰克尔在回忆录里承认，自己的亲以立场对社论编辑工作产生影响。用他的话说：“我对以色列的实际贡献比我敢承认的多得多。由于我对以色列的了解以及我在以色列有很多朋友，《时代周刊》上绝大部分的中东评论都由我亲自来写。正如很多阿拉伯读者所认为的，我是站在以色列的角度上来写的。”

相对于社论评论来说，媒体对于以色列相关新闻的报道更为公正一些，这部分是由于报道人会追求报告的客观性，另一部分原因是在占领地想掩盖真相很难。为了避免对以色列的不利报道，游说组织会组织写信运动、示威，联合抵制他们认为反以色列的新闻渠道。一名CNN的主管说他有时候一天内会收到六千封电子邮件，抱怨某个故事是反以色列的。同样，2003年5月，美国中东精确报道委员会(CAMERA)协会在全国33个城市针对国家广播电台(NPR)组织示威活动，还说服投资者不再支持NPR，直到NPR有关中东的广播内容变得更加同情以色列为止。波士顿的国家电台据说因此失去了一亿美元的投资。NPR受到的压力还来源于以色列在国会里的朋友，他们要求NPR实行内部审查，对报道中东的有关内容进行更多审查。

这些因素有助于说明美国媒体中为何很少有人批评以色列政策，为何很少有人质疑美国与以色列的关系，只是偶尔讨论一下游说组织对美国政策的深远影响。

 

[Fisher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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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智库的单向思维

美国的智库对于公众议论和实际政策都起着重要作用，智库中支持以色列的力量占了支配地位。1985年马丁·因迪克帮助建立了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中心 (WINEP)，游说组织拥有了自己的智库。尽管WINEP减少了和以色列之间的联系，声称它对中东议题持“平衡又现实”的观点，而实际并非如此。事实上，WINEP是由坚决拥护并推进以色列议程的个人创建并运营的。

游说组织对智库的影响远不止WINEP。过去25年中，亲以势力在美国企业研究所、布鲁金斯学会、安全政策中心、外交政策研究所、传统基金会、哈特森研究所、波士顿外交政策分析研究所、犹太国家安全事务研究所等机构都建立了主导力量。这些智库都支持以色列，几乎没人批评美国对犹太国家的支援。

从布鲁金斯学会的发展可以看出游说组织对智库的影响。多年以来，威廉·关特一直是布鲁金斯学会的中东问题高级专家、著名学者、前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在阿以冲突问题上以公正公平而著称。但如今，布鲁金斯学会在中东问题的研究都是由萨本中东政策中心来完成，该中心由热心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美籍以色列富商海姆· 萨本资助。萨本中心的主任正是无所不在的马丁·因迪克。原本一个无党派性质的中东政策机构如今成为了支持以色列的巨大智库的一部分。

(八)监控学术界

学术自由是学术界的核心价值，人们很难威胁大学的终身教授，让其保持沉默，所以游说组织的工作在大学校园内最难展开。20世纪90年代奥斯陆和平进程刚刚起步的时候，校园里对以色列的批评并不是非常激烈，直到2001年初和平进程失败沙龙当权后，校园里才开始出现大规模的批评。2002年春以色列国防军重新占领西岸，并大量扩军打击巴勒斯坦人民武装抗以运动的时候，批评以色列的声音变得尤为强烈。

游说组织为夺回“校园阵地”积极活动。新的集团不断出现，像民主列车将很多以色列演说家请进美国校园。已有的犹太公共事务委员会和希勒尔陷入了冲突，一个新的集团——以色列校园联盟负责协调大学中的各个以色列问题集团。最后，AIPAC投入三倍多的财力来开展支持以色列的校园计划，监控校园活动并且培养年轻的以色列支持者，目的是在全国大学生范围内扩大亲以势力。

游说组织还监控教授的文章和教学。2002年9月，马丁·克雷默和丹尼尔·派普斯这两个热心支持以色列的新保守主义者建立了一个网站，他们在网站上发布了很多有敌对以色列嫌疑的学术档案，并鼓励学生披露类似的言论和行为。这种公然威胁学者并将其列入黑名单的行为引起了强烈的反映，派普斯和克雷默最后将那些档案从网站删除了，但该网站仍然鼓励学生揭露美国校园内反对以色列的行为。

游说组织成员还将矛头指向个别教授及其所任职的大学。已故巴勒斯坦学者爱德华·赛义德曾任职于哥伦比亚大学，因此哥伦比亚大学也常常成为支持以色列的力量攻击的目标。前任哥伦比亚大学教务长乔纳森·科尔曾说：“赛义德发表的任何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公开言论都会招致数以百计的电子邮件、信件和新闻稿要求我们指责赛义德，并要求要么认可他的言行要么解雇他。”当哥伦比亚大学从芝加哥大学聘来历史学家拉西德·卡利迪的时候，“那些不支持他政治观点的人就纷纷开始抱怨”。几年后普林斯顿大学试图从哥伦比亚大学将卡利迪聘请过去的时候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2004 年末发生的一件事情证明了游说组织对学术界的影响，当时哥伦比亚“大卫项目组”制作了一个宣传片，声称哥伦比亚大学中东研究项目组的教师排斥犹太人、威胁维护以色列的犹太学生。哥伦比亚大学因此遭到支持以色列人士的痛骂，但是负责调查此事的委员会并没有发现任何排斥犹太人的证据，唯一的迹象是可能有一位教授在回答某个学生的问题时情绪有点“激动”。该委员会还发现这名被指控的教授曾是某起公开威胁事件的恐吓目标。

在校园内清除对以色列的批评这个活动最恼人的一面在于，犹太集团迫使国会建立一个监督大学教授对以言论的机制。被定为反对以色列的那些学校将取消获得联邦基金的资格。迫使美国政府控制学校政治的这一企图并未得逞，但却说明了支持以色列的集团在控制这些议题上的巨大影响。

最后，一些犹太慈善家建立了以色列研究项目组(这不包括已经存在的130个犹太研究项目组)，目的是扩大学校里支持以色列学者的范围。2003年5月1日，纽约大学成立了TAUB以色列研究中心，伯克利、布兰迪斯、埃默里等学校也建立了类似的项目组。学术管理机构不断强调这些项目组的教学价值，而事实上这些机构的存在是为了提高以色列在美国校园的形象。Taub基金的负责人弗莱德，拉菲尔说该基金将用于资助纽约大学Taub以色列研究中心反对“阿拉伯(的) 观点”，他认为这种观点在纽约大学的中东研究项目组里面很普遍。

总之，游说组织竭尽全力避免大学校园内出现批评以色列的言论。尽管游说组织并未像在学术界和国会中的活动那样成功，但是仍然对校内批评以色列的师生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如今批评以色列的声音已经大大少于从前。

(九)强大的消音器

不考察游说组织对反犹力量的指控，就不能完全阐述游说组织的运作，这是一个强大的武器。无论谁只要批评以色列的行为，或者说支持以色列的组织对美国中东政策有很大影响，就多半会被列为反以行列。实际上，任何人只要说存在以色列游说组织，他就有可能被指控为反对以色列，以色列媒体将这一游说组织称作美国“犹太游说组织”。游说组织夸耀自己的权力却不愿被别人关注。这种策略非常有效，因为反犹太主义很令人讨厌，有责任心的人都不愿因此受到指控。

近年来，欧洲人对以色列政策的批评比美国更多，部分是因为反犹太主义在欧洲有重新抬头的迹象。2004年初美国驻欧盟大使表示：“我们将面临的情况和20世纪30年代一样糟糕。”尽管衡量反犹太主义是一项复杂的工作，但有力证据显示事实并非如上所述。例如，正当2004年春天美国国内对欧洲反犹太主义的谴责铺天盖地之时，美国反诽谤联盟和大众与传媒皮尤研究中心(Pew)对十个欧洲国家的两项民意调查却显示，欧洲的反犹太主义情绪正慢慢减少。

法国常常被亲以势力描绘成欧洲反犹情绪最强烈的国家，但2002年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89％的法国人可以设想与犹太人共同居住：97％的人认为张贴反以标语是严重的违法行为：87％的人认为攻击法国犹太教会是不光彩的：参加调查的法国天主教徒中85％的人反对指控犹太人对商业和金融影响太大。难怪2003 年夏天法国犹太团体总部声明：“法国反犹太主义并不比美国强烈”。据以色列《国土报》近期报道，法国警局报告称尽管法国是欧洲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 2005年法国的反犹事件下降了50％。

上月一个法国犹太人被一伙穆斯林歹徒残忍地杀害以后，千万名法国示威者涌向街头谴责反犹太主义，而且希拉克总统和德维尔潘总理都参加了法国犹太人对死者的纪念活动。另据犹太周刊《The Forward》报道：2002年流入德国的犹太人口比流入以色列的更多，德国成了世界上犹太人口增长最快的国家。如果欧洲真的退回到20世纪30年代，很难想象这些犹太人会如此大规模地向德国移民。

但据我们所知，欧洲也并非没有反犹太主义。事实上欧洲本土存在恶毒的反犹太主义组织(同美国一样)，但他们的数量非常少而且观点不为广大欧洲人所接受。欧洲穆斯林中也有反犹太主义组织，这些人有些是被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做法激怒的，有些本身就是种族主义者。这些问题都令人担忧，但还不至于失去控制。穆斯林人口只占欧洲总人口的5％，而且欧洲政府正不遗余力地解决这一问题。因为大部分欧洲人不接受这样可恶的观点。简言之，现今欧洲的反犹太主义跟20世纪30 年代根本不同了。

这也说明了为何亲以势力声称出现了一种“新反犹主义”，将批评以色列的声音与之划上等号。换言之，只要批评以色列的政策，那你就是反犹主义者。英格兰教会会议近期投票通过撤回对卡特彼勒公司的投资，理由是其生产的推土机被用于破坏巴勒斯坦人的房屋，犹太教大拉比批评这一决议将会对英国犹太教与天主教的关系起反面作用，而改革运动领导人Tony Bayneld拉比说：“英国教会基层出现了明显的反犹太复国主义——近似于反犹太主义的观点，这种观点甚至在教会中层也存在。”其实，教会并不存在反犹太复国主义，也没有反犹太主义，只是对以色列政策表示抗议而已。

评论家还被指控为用不公平的标准来评判以色列以及质疑以色列的生存权。但这些指控是毫无根据的。西方评论家其实并未质疑以色列的生存权。他们是针对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所作所为是否构成犯罪提出质疑：以色列人自己也质疑这一点。以色列并未受到不公的评判，是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做法招致了人们的批评。因为以色列的行为违反了人权准则和国际法，侵犯了民族自治权。以色列并非唯一一个因此受到指责的国家。

总之，其他种族游说组织的力量远远比不上支持以色列的游说组织。那么以色列游说组织对美国外交政策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本末倒置

如果游说组织的活动仅仅影响了美国对以色列的经济援助，情况也不至于令人如此担忧。对外援助固然价值不菲，但如能得到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对以色列所有行动的倾力支持则更实用。因此，游说组织也试图左右美国中东政策的核心要素。尤其是它成功地说服了美国领导人支持以色列对巴勒斯坦施加压力，并使美国把矛头对准以色列的地区对手：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

(一)将巴勒斯坦妖魔化

也许人们已经淡忘，在2001年末，特别是2002年春，为了试图平复阿拉伯世界的反美情绪，减少这些国家对基地恐怖组织的支援，布什政府曾采取了阻止以色列扩张的措施，并且呼吁支持建立巴勒斯坦国。

当时布什可采取的办法很多。他本可以通过威胁以色列减少对其经济和外交支持来限制其扩张，美国人民当然会支持他。2003年5月的一项民意调查表明，如果以色列不顾美国的压力坚持不肯停止冲突，60％的美国人同意美国中止对以色列的援助。在积极关心政治的美国人中这个数字上升到了70％。实际上，73％的人认为美国不应偏向任何一方。

然而布什政府未能动摇以色列的政策，华盛顿最后反而转向支持以色列的强硬路线。之后，美国政府还采纳了以色列对其行为的辩解。由此一来，美国就此问题的解释与以色列的说辞如出一辙。2003年2月以前，《华盛顿邮报》头条概括了这一情况：“布什和沙龙的中东政策近乎一致”。这一转变主要归功于游说组织。

2001 年9月份，布什开始向沙龙施压，要求约束以色列人在占领地的行为。尽管布什十分反对阿拉法特对巴勒斯坦的领导，但他要求沙龙同意以色列外交部长佩雷斯与阿拉法特会面。布什还公开声明支持巴勒斯坦建国。这些事件引起沙龙的警惕，他指责布什“以牺牲以色列来安抚阿拉伯国家”，并发出警告，以色列“可不是捷克斯洛伐克”。

据报道，布什对沙龙将其比作张伯伦十分恼怒。白宫发言人阿里·弗莱舍称，沙龙的言论“令人难以接受”。以色列总理虽然形式上进行了道歉，但很快就联合游说组织说服布什政府和美国人民相信美国和以色列面临着同一种恐怖威胁。以色列官员和游说组织代表反复强调阿拉法特和本·拉登没有本质区别，并坚持美国政府和以色列要孤立巴勒斯坦领导人，与其断绝一切来往。

同时，游说组织深入国会开展工作。11月16日，89名国会议员上书布什称赞他拒绝与阿拉法特会面，并要求美国不要限制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报复，强调政府曾公开声明坚定地站在以色列一边。据《纽约时报》报道，这封信源于两周前的一次会议，会议的参与者是美国犹太社团和一些重要的参议员，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AIPAC)“非常积极地为这封信提供建议”。

9月下旬，特拉维夫与华盛顿的关系有了一定的进展，部分是由于以色列游说组织使得美国政策向以色列一边倒，另一部分原因是美国在阿富汗已经取得初步胜利，对付基地组织不再需要阿拉伯国家太多的支持。11月上旬沙龙访美并在白宫与布什进行了友好会谈。

然而，2002年4月问题再次出现。以色列国防军发起了“防御盾牌”行动，重新控制了西岸主要的巴勒斯坦地区。布什明白以色列的行为有损美国在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形象，并会影响到反恐战争，因此4月4日布什要求沙龙“停止袭击并开始撤退”。两天后他重复了这一要求，并强调是“马上撤退”。4月7日，布什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赖斯告诉记者：“‘马上’就是指不容耽搁，就是指现在”。同日，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开始中东之行，目的是迫使交战双方停止战斗展开和谈。

以色列及游说组织又开始四处奔走，要对付的主要目标是鲍威尔。鲍威尔开始感觉到一股来自副总统切尼办公室和五角大楼亲以势力的强大压力，还受到来自罗伯特· 卡根、威廉·克里斯托尔这些新保守派的压力，他们指责鲍威尔“混淆了恐怖分子和反恐人士的区别”。另一目标是布什，他受到来自犹太领导人和福音派基督教徒的压力，后者是他政治基础的一个重要部分。汤姆·迪莱和迪克·阿密则更为公开地强调支持以色列的必要性，迪莱和少数党领袖特伦特·洛特还曾亲自造访白宫警告布什让步。

布什屈服的第一个迹象是4月11日——他让沙龙撤军仅一周之后——白宫发言人阿里·弗莱舍的讲话，即总统相信沙龙是“和平人士”。在鲍威尔结束中东行程无功而返的时候，布什再次公开声明这一观点，他告诉记者，他要求以方立即完全撤军，沙龙对此做出了积极响应。事实上沙龙并没有这样做，美国总统却不想再就此多说。

与此同时，国会也回到了沙龙一边。5月2日，国会不顾政府的反对通过了两项决议重申支持以色列。(参议院投票结果为94比2；众议院为352比21)。两项决议强调了美国坚定地站在以色列一方，用众议院决议的说法：“两国因为反恐斗争达成联盟”。众议院还谴责阿拉法特一贯支持恐怖势力，并将阿拉法特描绘成恐怖问题的核心因素。几天后，两党共同组成的以色列实情调查团公开声明，沙龙应该抵制美国关于以色列与阿拉法特和谈的要求。5月9日，众议院小组委员会考虑向以色列增加200亿美元拨款用于反恐。这一提议遭到了国务卿鲍威尔的反对，但得到了游说组织的支持。同样，上述两项国会决议的始作俑者也是游说组织。最终，鲍威尔输了。

简言之，沙龙和游说组织成功地利用了美国总统。以色列《晚报》记者海米·沙拉夫报道说，对鲍威尔的失败，沙龙的助手们掩饰不住内心的欣喜。虽然沙龙知道布什对此不满，但他却清楚布什会先让步。在与布什总统的较量中，发挥主要作用的是美国的亲以势力，而不是沙龙或以色列。

此后，形势一直没有改变。布什政府拒绝与阿拉法特有过多来往，阿拉法特于2004年11月去世。布什政府拥护新领导人阿巴斯，但不支持他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沙龙继续他单边不接触巴勒斯坦的计划，从加沙撤军并以所谓的“安全防线”名义继续向西岸扩张，掠夺巴勒斯坦领土扩大犹太定居点和公路网。通过拒绝与阿巴斯和谈(后者主张和谈)迫使其无法为巴勒斯坦人民谋取福利，沙龙的政策直接导致了近期哈马斯在选举中获胜。哈马斯的上台使以色列又找到了一个拒绝和谈的理由。布什政府支持了沙龙的行为(及其继任者埃胡德·奥尔默特)，布什甚至认可了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占领地采取单边“合并计划”，这与林顿·约翰逊总统以来的历届国家政策相悖。

美国的官员仅仅对以色列的一些行动提出了温和的批评，但没有帮助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前任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在2004年10月甚至承认， “沙龙已将布什绑在了自己的小拇指上”。如果布什想使美国远离以色列，或者批评以色列在占领地的行为，他必将面对愤怒的游说组织和国会中的以色列支持者。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也很清楚这些，因此2004年约翰·克里竭力表示他对以色列的支持，目前希拉里，克林顿也在做同样的事情。

游说组织的核心目标就是维持美国对以色列反巴勒斯坦政策的支持，但其野心决不仅止于此，它还希望美国能帮助以色列保持地区霸权。以色列政府和美国的亲以势力合作起来影响布什政府对伊拉克、叙利亚和伊朗的政策，从而达到其重组中东格局的目的，这些举动不足为奇。

(二)以色列和伊拉克战争

美国2003年进攻伊拉克的原因虽然不完全是因为以色列和游说组织的压力，但这一因素确实非常关键。很多美国人相信这是一场“石油之战”，但没有直接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相反，进攻伊拉克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保护以色列安全的需要。总统外国情报顾问理事会成员、9.11事件独立调查委员会执行董事、现任国务卿赖斯的顾问菲力普·泽力考说：“来自伊拉克的威胁并非针对美国。”2002年9月，泽力考曾向弗吉尼亚大学的听众进一步透露，“潜台词即伊拉克的威胁是针对以色列的。但美国政府不希望多提这个理由，因为这不会是一个受欢迎的藉口。”

2002 年8月16日，《华盛顿邮报》报道，“以色列正敦促美国官员迅速对伊拉克萨达姆·侯赛因采取军事打击”。11天后，副总统切尼向海外退伍军人发表了强硬的主战演说。从这点来看，用沙龙的话来形容，以色列和美国的战略合作达到了“空前的多维化”。以色列的政府官员呈上各式各样的报告提醒华盛顿：伊拉克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一名以色列退休将军说，“英美情报机构调查呈报伊拉克非常规武器时，以色列的情报机构充当了最佳帮手”。

2002 年9月，布什总统决定向联合国安理会寻求授权攻打伊拉克，以色列领导人对此深感失望。当萨达姆同意英国核查员返回伊拉克的时候这种失望甚至变成了担忧，因为这意味着减少了战争的可能性。同月，以色列外交部长佩雷斯告诉记者“对萨达姆·侯赛因的战争是必然的。核查对于正派人来说是好的，但不诚实的人会很容易摆平这些核查人员”。

同时，以色列前总理巴拉克给《纽约时报》写信公开提出警告，“目前最大的危险就是不作为”。他的前任内塔尼亚胡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了同样言论，标题是 <推翻萨达姆>。内塔尼亚胡声称“首先要推翻萨达姆政府，我相信对萨达姆政权采取先发制人的打击是绝大多数以色列人的愿望”。以色列《国土报》2003年2月报道：“以色列军队和政府领导人希望对伊拉克开战”。

但内塔尼亚胡声称，希望对伊开战的不仅仅是以色列领导人。除了1990年被萨达姆政府打败的科威特以外，以色列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全民强烈支持对伊战争的国家。据记者李维观察，“以色列领导人毫无保留、毫无异议地支持战争，这在西方是独一无二的。”实际上以色列人民在对伊战争问题上万众一心，以至于在美国的那些支持者们提醒以色列人要控制住过于强硬的言辞，以免这场战争看起来像是为以色列而战。

 

[Fisher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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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游说组织和伊拉克战争

在美国国内，促成伊拉克战争的主要势力是一小群新保守派，其中许多人还和以色列利库德集团有着紧密的关系。此外，游说组织的主要领导人在主战活动中纷纷表态支持。据《前进报》报道，“布什总统试图发动伊拉克战争，美国大部分的犹太组织联合起来支持他。犹太社团的领导人在一次次的声明中强调，必须消灭萨达姆· 侯赛因和他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社论继续指出，“主要的犹太群体有权把以色列的安全问题列入考虑。”

尽管新保守派和其他游说组织领导人渴望入侵伊拉克，但广泛的美国犹太群体并不希望如此。实际上，战争刚开始，塞缪尔·弗里德曼报告称，“美国佩尤研究中心的一项全国民意调查显示犹太人对伊拉克战争的支持率为52％，比62％的全国支持率要低得多。”因此，伊拉克战争的起因不是由于“犹太人的影响”。大部分原因是由于游说组织的影响，特别是其中新保守派的影响。

在布什当选总统前，新保守派早巳决定颠覆萨达姆政权。他们在1998年初发表了写给克林顿总统的两封公开信，信中呼吁要推翻萨达姆，这件事引起了一定的骚动。信中许多签名者与犹太国家安全事务研究所(JINSA)或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WINEP)等支持以色列的团体有着紧密的关系，其中还包括埃利奥特 ·艾布拉姆斯、约翰·博尔顿、道格拉斯·费斯、威廉·克里斯托尔、伯纳德·刘易斯、拉姆斯菲尔德、理查德，珀尔和保罗·沃尔福威茨等，他们这些人很轻易地获得克林顿政府的信任，并采纳全面驱逐萨达姆的目标。但是新保守派无法通过战争来实现他们的目标，也无法在布什政府上台的头几个月里激发起他们对入侵伊拉克的热情。新保守派要努力引发伊拉克战争，同样重要的是，他们需要获得帮助才能实现目标。

9.11 事件为他们提供了帮助。那天发生的灾难使布什和切尼改变了他们的方针，而且使他们成为向伊拉克发起预防性战争从而颠覆萨达姆政权的有力支持者。游说组织里的新保守派——尤其是利比、沃尔福威茨和普林斯顿史学家伯纳德·刘易斯在游说总统和副总统支持战争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对新保守派来说，9.11是引发伊拉克战争的绝佳机会。9月15日，在戴维营与布什总统的一次关键性会议上，在没有证据证明萨达姆参与了袭击美国且已经得知本·拉登在阿富汗的前提下，沃尔福威茨仍提议在进攻阿富汗之前先进攻伊拉克。布什否决了这个提议，并决定在进攻阿富汗之后再去伊拉克。但现在看来，当年发动伊拉克战争还是具有很大的可能性，况且早在2001年11月21日布什总统就要求美国军事策划专家研究具体的入侵计划。

与此同时，其他新保守派人士正深入权力中心推波助澜。对此我们还没有完整的记录，但据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学者刘易斯和阿扎米对说服切尼副总统支持战争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切尼的想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幕僚机构中新保守派人士的影响，特别是艾里克·艾德尔曼、约翰·汉纳和副总统办公室主任利比，利比是政府中最有权力的人之一。2002年初，副总统的影响力最终帮助他们说服了布什总统。在政府内部，由于赢得了布什和切尼的支持，战争已如箭在弦上。在政府外部，新保守派的专家抓紧一切时间论证入侵伊拉克是反恐战争胜利必不可少的环节。他们一方面继续向布什施加压力，另一方面力争扫除政府内部和外部反战派的一切障碍。9月20日，一群著名的新保守派人士和他们的同盟者发表了另一封公开信，告诉总统：“即使没有证据显示伊拉克与9.11事件有直接的关系，以根除恐怖主义及其发起人为目标的战略必须包括把萨达姆·侯赛因政权赶出伊拉克这项决定性的内容。”信中还提醒布什，“以色列在国际反恐问题上一直是美国最忠实的同盟。”在10月1日出版的《标准周刊》上，罗伯特·卡根和威廉·克里斯托尔呼吁在击败塔利班后立刻更替伊拉克政权。同一天，查尔斯·克劳萨默在《华盛顿邮报》上指出，在我们处理完阿富汗问题后，接着就是叙利亚，紧跟着是伊朗和伊拉克。他指出，“当我们解决了全世界大多数危险的恐怖主义政体后，反恐战争将在巴格达做一个了结。”

这只是一场残酷的公关活动的开始，目的是为了获得对入侵伊拉克的支持。活动的关键内容是左右情报资料，使萨达姆看上去像一种逼近的威胁。例如，利比几度亲赴中情局向分析家们施加压力，要求他们找到发起战争的证据，同时在2003年初准备了一份内容翔实的关于伊拉克威胁的简报，递交给了鲍威尔，然后为鲍威尔开始准备那份后来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宣读的臭名昭着的报告。据鲍勃·伍德沃德称，鲍威尔“对他看到的那些过分和夸张的说法感到惊骇万分。利比用一些零星的线索和片段拼凑出最坏的结论。”尽管鲍威尔最终没有采纳利比那些最不合情理的主张，但他在联合国的发言仍然错误百出，现在鲍威尔本人承认了这一点。

操纵情报的工作还涉及到9.11事件发生后两个新成立的机构，这两个机构负责直接向国防部副部长道格拉斯·费斯汇报工作。反恐政策评估组的任务是寻找情报机构可能遗漏的基地组织和伊拉克之间的联系。其中两位主要成员是新保守派的中坚分子——渥姆瑟以及与珀尔有着紧密关系的美籍黎巴嫩人迈克尔·马鲁夫。特别计划办公室的任务是寻找发动伊拉克战争的证据。该办公室是由艾布拉姆·舒斯基所领导的，他是一位与沃尔福威茨有着长期关系的新保守派，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是从支持以色列的智库中招募来的。

与所有的新保守派一样，费斯已经强烈地偏向了以色列。他还与利库德保持着长期关系。他在20世纪90年代撰写的所有文章都支持犹太定居点并提出以色列应该保留所占领的领土。更重要的是，1996年6月他与珀尔和渥姆瑟一起为即将上任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撰写了著名的报告——《彻底决裂》。文中建议内塔尼亚胡“集中精力将萨达姆·侯赛因政权赶出伊拉克，这是以色列以自己的名义制定的一项重要战略目标。”报告还呼吁以色列采取行动来重塑中东秩序。内塔尼亚胡并未执行他们的建议，但是费斯、珀尔和渥姆瑟很快提议布什政府去推行这些相同的目标。这种情况促使《国土报》专栏作家阿基瓦·埃达提醒说，费斯和珀尔“正巧妙地走在他们对美国政府的忠诚和以色列的利益之间”。

沃尔福威茨也是这样为以色列做贡献的。《前进报》曾形容他是“政府中最鹰派的支持以色列的说客”，并选他为2002年50大“自觉追随犹太激进主义的”名人之首。几乎同时，犹太国家安全事务研究所向沃尔福威茨颁发“Henry M. Jackson”卓越服务奖，奖励他致力于促进以色列和美国之间强有力的合作伙伴关系，而且《耶路撒冷邮报》称他为“虔诚的以色列支持者”，将他列为 2003年年度新闻人物。

最后，还要简单地提到新保守派对阿迈德·沙拉比的战前支持，他被伊拉克流放，领导着伊拉克国民大会(INC)。新保守派拥护沙拉比，因为他努力与美籍犹太裔团体建立紧密关系，并发誓一旦他掌权就会促进与以色列之间的良好关系。这正好是以色列支持者进行伊拉克政体转变所需要的，所以他们支持沙拉比回到伊拉克掌权。记者马太·伯杰在《犹太报》上指出，这种行为的本质是一场交易：“伊拉克国民大会把改善关系看作是借助犹太人在华盛顿和耶路撒冷影响力的一种方法，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支持。而对犹太团体来说，如果伊拉克国民大会能够取代萨达姆·侯赛因政权，这将是以色列和伊拉克之间建立良好关系的机会。”

由于新保守派对以色列问题的投入、对伊拉克的成见以及他们对布什政府的影响，许多美国人猜测战争计划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巩固以色列的利益，这一点也不足为奇。例如，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的巴里·雅各布斯在2005年3月承认，以色列和新保守派共同计划让美国参与伊拉克的战争，这种观点在美国情报委员会内是非常普遍的。只是几乎没有人会公开地说出而已，而对此公开讨论的人——包括欧内斯特·霍林斯参议员和詹姆士·莫兰众议员——都遭到了谴责。2002年末，迈克尔·金斯利也尖锐地提出，“关于以色列的作用缺少公开的讨论……这是众所周知的现象：每个人都看到了，只是没有人说而已。”据他观察，人们不愿意说的原因是害怕被贴上反犹的标签。以色列和游说组织无疑是形成战争决策的关键因素。没有游说组织的努力，美国至少不太可能在2003年3月就发动战争。

地区性转型的梦想

原先没有预料到伊拉克战争会成为一个代价昂贵的困境，本来这只是雄心勃勃的重塑中东秩序计划的第一步。这一战略与美国以前的政策产生了巨大的偏差，而游说组织和以色列是这一转变的主要驱动力。伊拉克战争开始后，《华尔街日报》的头版头条清楚地表述了这种观点。标题是：<总统的梦想：不仅改变政治制度，还要改变一个地区。一个支持美国的、民主的地区是以色列和新保守派坚定不移的目标。>。

亲以势力一直对美军更直接地进入中东有着浓厚的兴趣，因为美军能够保护以色列。但是冷战期间他们在这方面的成效非常有限，因为美国在这一地区的角色是“离岸平衡手”。大多数派往中东的美军，如快速部署部队等，都必须保持“超视距”并处于安全地带。华盛顿通过当地力量的相互牵制来取得美国想要的平衡，这也是里根政府在两伊战争(1980-1988年)期间支持萨达姆反对革命的伊朗的原因。

第一次海湾战争后，这一政策就发生了变化。当时克林顿政府采用了“双重遏制”这一政策，提倡在这一地区驻扎足够的美军来牵制伊朗和伊拉克，而不再利用一方来抑制另一方。双重遏制的创始人正是马丁·因迪克，他在1993年5月在亲以智库——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首次提出这一战略。然后他在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近东及南亚事务所主任时实施了这一战略。

20 世纪90年代中期，双重遏制政策引起了相当大的不满，这也使美国成为这两个相互憎恨的国家的死敌。游说组织依然在国会里积极地活动着，希望挽救这个双重遏制政策，这点也不足为奇。克林顿迫于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和亲以势力的压力，于1995年春通过对伊朗进行经济制裁来强化这一政策。但是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等团体的要求不止于此。于是，1996年美国制定了《伊朗——利比亚制裁法案》，对在伊朗和利比亚投资超过四千万美元开发石油资源的所有外国公司进行制裁。《国土报》的通讯记者Ze'ev Schiff当时写到，“以色列在整个计划中是一个微小的因素，但也不能说它无法影响那个地区的国家。”

但是，到了90年代末，新保守派提出双重遏制政策分量已经不够，现在必须从本质上改变伊拉克的政治制度。他们指出，通过颠覆萨达姆政权，把伊拉克转变为一个鲜明的民主政体，美国就能对整个中东地区进行更加深远的改变。当然，这种观点在新保守派写给内塔尼亚胡的报告《彻底决裂》中也可以看到。2002年年底，入侵伊拉克已经成为一个急切的问题，地区转型已经成为新保守派圈子里的一种信念。

查尔斯·克劳萨默把这项重大的计划形容为以色列政治家纳坦·夏兰斯基的思想结晶，他的文章给布什总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夏兰斯基并非是以色列国内唯一一个持这种观点的人。实际上，以色列政界相信，颠覆萨达姆政权会加强以色列在中东的优势。2003年2月17日，Aluf Benn在《国土报》上谈到，“以色列国防部的高官以及同沙龙总理关系密切的官员，如国家安全顾问伊夫雷姆·海勒威，勾画了战后以色列的美好未来。他们想象的是一种多米诺效应，随着萨达姆·侯塞因政权的倒台，接着就是以色列的其他敌人……随着这些领导人的消失，恐怖行动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将一起消失。”

简而言之，以色列的领导人、新保守派和布什政府都将伊拉克战争视作重塑中东格局的第一步。而且在首战胜利后，他们会将视线转向以色列的其他几个地区对手。

(一)瞄准叙利亚

在2003 年3月前，以色列领导人并没有力争使布什政府的注意力集中于叙利亚，因为他们忙于发动伊拉克战争。但是4月中旬，巴格达沦陷，沙龙和他的军官们就立刻开始催促华盛顿把目标定于大马士革。例如，4月16日，对沙龙及国防部长沙乌尔·穆法兹的采访报道就频繁地见诸报端。沙龙在《新消息报》上呼吁美国对叙利亚施加“重”压。穆法兹在《晚报》上称，“我们在考虑，还有一系列问题需要叙利亚人去做，通过美国去完成是最合适的。”沙龙的国家安全顾问伊夫雷姆·海勒威告诉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听众，此时美国对叙利亚采取强硬行动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华盛顿邮报》报道，以色列正在“发动对叙利亚的运动”，它把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的行动消息提供给美国。

巴格达沦陷后，游说组织中的主要成员也提出了相同的论点。沃尔福威茨宣布，“将要改变叙利亚的政治制度”，同时珀尔告诉记者，“我们可以透露一个小信息，对中东其他那些敌对的政体说：下一个就是你了。”4月初，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发表了一份代表两党的联席报告，报告中称叙利亚“不应该错过这条信息，那些不计后果、不负责任地追随萨达姆的国家以及他们那些挑衅的行为将与国家的命运一起结束。”4月15日，约西·克莱因·哈勒维发表在《洛杉矶时报》上的文章标题为<下一个，对叙利亚施加压力>。第二天，杰夫·沙菲兹在《纽约每日新闻》上的文章标题为<恐怖时期——友好的叙利亚也需要一次改革 >。劳伦斯·卡普兰在4月21日的《新共和》上写到，叙利亚领导人阿萨德对美国是一个严重的威胁。

4 月12日，国会议员埃利奥特·恩格尔在美国国会的支持下重新提出了《叙利亚责任与黎巴嫩主权恢复法案》。如果叙利亚不撤出黎巴嫩、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停止对恐怖主义的支持，它就要对叙利亚进行制裁，同时还呼吁叙利亚和黎巴嫩采取具体措施来保持与以色列之间的和平。这一法案受到游说组织的强烈推崇_是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据美国犹太电讯社称“国会中一些以色列的好友认为这一法案很有希望成功。”这一法案曾一度处于不太重要的位置，但反叙利亚法案最终以压倒性的票数(众议院398比4；参议院89比4)得以通过，布什在2003年12月12日正式签署该法案。

不过，当时布什政府对以叙利亚为目标这一问题仍有分歧。尽管新保守派渴望与大马士革开战，但中情局和国务院都持反对意见。即使在签署了新的法案后，布什仍强调将慢慢地执行这一法案。

布什的矛盾情绪是可以理解的。首先，9.11事件后，叙利亚政府向美国提供有关基地组织的重要情报，并提醒华盛顿在海湾地区将有一次有计划的恐怖主义袭击。叙利亚还为中情局调查员调查穆罕默德·扎马提供方便，他有嫌疑是9.11劫机事件的招募者之一。以阿萨德政权为目标会损害到这些有用的关系，从而有损反恐战争。

第二，伊拉克战争前，叙利亚并不是与华盛顿关系不好(例如，在联合国144l号决议上投了赞成票)，而且它也没有威胁到美国。与叙利亚交战使美国看起来像一个欺凌弱小的国家，可能背上贪得无厌地打击阿拉伯国家的恶名。最后，将叙利亚列入美国的猎杀名单会使大马士革有足够的动机在伊拉克制造麻烦。即使有人想对叙利亚施加压力，最好在结束了伊拉克的事情以后再说。

虽然国会仍然坚持向大马士革施加压力，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受到来自以色列官员和亲以势力，如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等的压力。如果没有游说组织，就不会有《叙利亚责任法案》，美国对大马士革的政策也会更加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二)瞄准伊朗

以色列往往以最极端的方式描述所有的威胁，但伊朗是他们普遍认为最危险的敌人，因为伊朗是最有可能获得核武器的对手。实际上，所有以色列人都把中东地区拥有核武器的伊斯兰国家看作是客观存在的威胁。就像以色列国防部长雅明·本·埃利泽在伊拉克战争前一个月所说的：“伊拉克是一个问题……但你应该知道，今天的伊朗比伊拉克更加危险”。

2002 年11月，在《时代周刊》(伦敦)的一次采访中，沙龙开始公开地催促美国应对伊朗问题。他把伊朗说成是“世界恐怖主义的中心”并且决心拥有核武器，他宣称布什政府应该在攻克伊拉克后的“第二天”就对伊朗动武。2003年4月末，《国土报》报道，以色列驻华盛顿大使正在呼吁改变伊朗政体。他提醒到，推翻萨达姆是“不够的”。用他的话说，美国“必须坚持到底。我们仍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来自叙利亚、伊朗的巨大威胁。”

新保守派也不失时机地利用这次机会，要求改变德黑兰的政治体制。5月6日，美国企业研究所与捍卫民主制基金会和哈德逊学院这两个支持以色列的组织就伊朗问题联合举办了一整天的会议。发言人都是以色列的支持者，而且许多人都呼吁美国用民主制来取代伊朗政体。那些主要的新保守派还照常准备了许多文章要求对付伊朗。例如，威廉·克里斯托尔在5月12日的《标准周刊》上写到，“伊拉克解放是重塑中东未来的第一场战斗，但下一战斗——不，我们希望，一次军事战役—— 是针对伊朗的。”

布什政府对游说组织的压力所做出的反应是超时工作来停止伊朗的核计划。但是华盛顿并没有成功，而伊朗看上去决定要建立一个核工厂。结果，游说组织加强了对美国政府的压力，运用了准备好的所有策略。现在的评论和文章都对一个核伊朗的巨大危险提出警告，对一个“恐怖主义”政体的任何缓和政策提出质疑，并带着威胁的口吻暗示预防性的行动是失败的。游说组织还促使国会通过《伊朗自由支持法案》来加强对伊朗现有的制裁。以色列官员还警告说，如果伊朗继续它的核方案，他们可以对伊朗优先采取行动，这也是暗示华盛顿来关注这个问题。

有人可能会说，以色列和游说组织在伊朗问题上并没有对美国政策造成太多影响，因为美国在伊朗的核问题上有其理由，而且也有一定的可信度，伊朗的核野心并不对美国造成任何客观存在的威胁。如果华盛顿能够与一个核苏联、一个核中国、甚至是核朝鲜并存，那么它也能够与一个核伊朗并存。这种观念的存在促使游说组织必须不断地对美国的政治家们施加压力，要求他们对付德黑兰。如果没有游说组织，伊朗和美国尽管难以成为盟国，但美国的政策会更加温和，而且美国不会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防御性战争。

小结

以色列和它在美国的支持者要求美国扫除所有对以色列安全的威胁，这在意料之中。如果他们精心设计的美国政策获得成功，以色列的敌人被削弱或推翻，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地区就可以为所欲为，而美国将付出大部分的战争代价：死亡、重建和出资。

但如果美国没有成功地重塑中东，而且发现自己正与一个日益激进的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作战，那么以色列仍将受到世界上这个唯一的超级大国的保护。这不是游说组织所希望看到的完美结局，但这显然对华盛顿与以色列保持距离有利，或利用影响力迫使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和平相处。

全文总结

游说组织的权力是不是会被减弱?有人可能会这样想。在伊拉克政权瓦解后，显然需要重新树立美国在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形象，而且最近发现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官员把美国政府的秘密透露给以色列。也有人会这样认为，阿拉法特的死亡和阿布·马赞的当选会使华盛顿强烈期待并公平地推行一项和平协议。简言之，美国领导人有足够的空间与游说组织保持距离，并采取与美国利益更加一致的中东政策。具体来说，动用美国的力量来实现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的和平将有利于在中东地区提前完成对付极端主义和促进民主的远大目标。

但是这不会在短期内实现。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及其盟友们(包括基督徒犹太复国主义者)在游说活动中没有遇到非常强大的反对者。但是他们知道目前谈论有利于以色列的话题已经变得困难了，于是他们通过扩大活动范围和增加人手来应对。而提供政治献金以及施加其他形式的政治压力还是能够对美国的政治家起到作用的。此外，不论以色列做些什么，主流媒体文章仍会倾向于持同情态度。

形势的确令人不安，因为游说组织的影响力已经给一些领导人带来了麻烦。它继续夸大恐怖主义给所有国家带来的威胁，包括美国的欧洲盟国。美国领导人试图强使以色列维持巴以地区的和平，但游说组织阻止了美国的这一努力，这使得停止巴以冲突成为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种局势给极端分子带来了一个有利的招募时机，使潜在的恐怖分子及其支持者不断聚集，并造成世界范围内的伊斯兰激进主义。

此外，游说组织在改变伊朗和叙利亚政体方面的活动可能导致美国决定进攻这些国家，这会造成潜在的灾难性后果。我们不需要另一个伊拉克。在最低程度上，游说组织对上述国家的敌意使得华盛顿招安这些政府以共同对抗基地组织和平息伊拉克叛乱的意愿难以实行，而事实上这些政府的帮助是非常重要的。

这也是一个道德尺度的问题。美国使以色列扩张占领地成为现实，成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犯罪的同谋，这些都是游说组织的功劳。目前形势削弱了华盛顿在国外促进民主的努力，并使美国在以人权的名义向其他国家施压时显得伪善。美国愿意接受以色列的核工厂，这使其控制核扩散的举措也显得同样伪善，反而促使伊朗和其他国家寻求同样的核能力。

此外，游说组织禁止讨论以色列问题的一系列动作也是不利于民主的。通过黑名单、联合抵制或给批评家戴上反犹帽子来使那些怀疑者保持沉默，这违背了民主所秉承的公开辩论的原则。美国国会无法对这些重大问题展开真正的讨论，从而破坏了整个民主商议的过程。亲以势力在行动上更加自由，同时公然对抗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人。但是通过威胁手段来禁止讨论的行为必须遭到谴责，应该受到那些认同自由言论和公开讨论重大公共问题的人的谴责。

最后，游说组织的影响力已经对以色列没有好处了。它有能力说服华盛顿支持一项扩张的议题，却令以色列失去了其他机会，包括与叙利亚签订和平条约、促进并完全实现奥斯陆协议等，这些机会能够挽救以色列并削减巴勒斯坦极端分子的队伍。否认巴勒斯坦具有合法的政治权利不会使以色列更加安全，而且长期屠杀和排斥巴勒斯坦领导人的运动会使哈马斯等极端分子获得更大的权力，同时还会造成愿意接受并执行公平解决方案的领导人数量日益减少。也许有一天以色列会像南非这样的种族隔离国家一样被国际社会孤立。非常可笑的是，如果游说组织没有这么大的权力，而美国政策更加公平，那么以色列可能会更加富裕。

然而，还有一丝希望。尽管游说组织拥有强大的力量，但是其负面影响越来越难以掩盖。强国能够在一段时间内采用错误的政策，但不会永远忽略现实。因此，现在所需要的是一次对游说组织影响力的公正讨论，并就美国在这个重要地区的利益展开更公开的辩论。以色列的安宁才是要寻求的利益之一，而不是对西岸的继续占领或野心更大的扩张计划。公开讨论能暴露出美国对以色列一边倒的支持在战略上和道德上的限制，从而使美国的立场与自身国家利益更趋一致，与这一地区其他国家的利益一致，也与以色列的长期利益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