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明 OUYANG Ming 华夏文集
二十周年
记念一九七七级毕业二十周年
·欧阳明·
1. 序 (二OO二年十一月)
我原来是河北省电力建设公司第二工程处修配工地车工。一九七七年秋天，工地主任派我到山西省平陆县的一个铸造厂出差。一天傍晚我坐在黄河北岸看黄水东流，突然听到了“新闻联播”中说大学要恢复考试，并于当年就实行。我立刻将原计划等车托运的一个约三十公斤重的球墨铸铁轴承背在背上，星夜乘木筏渡过黄河，步行到河南省三门峡市，坐火车返回公司驻地邯郸南郊，复习准备。当年十二月，我利用加班挣的三天轮休假在邯郸发电厂旁边的马头镇中学参加高考。同许多与我有类似经历的人一样，那次考试改变了我们的命运。正如孔夫子所说的时光如流水，我背着轴承日暮途穷赶路的情景仿佛就在昨天，白云浮苍狗，苍海变桑田。虽然我感觉自己还不到白头宫女话天宝的时候，但弹指间一九七七级毕业已经二十周年了。今年夏天清华七七级同学在底特律组织了庆祝聚会。聚会前后，我陆续写过几节短文，在清华同学之间传阅。一些不是清华毕业的朋友看到之后也给予表扬，并鼓励我向《华夏文摘》投稿。为此我将其中两节凑成一篇来献丑。为了引起更多读者的共鸣，我在投稿前曾将文中的“清华”换作“北方某大学”，将文中人名改用甲乙丙丁代之。但改换之后又觉得文气不太通顺，故只好保持原样。底特律聚会前后，几位同学 -包括原来不相识的非同系同学- 告诉我，他们是看了我贡献在校友联络网站上的杜甫诗受感动而前往底特律的，我的同班同学徐志翘博士在读杜诗时竟流下了热泪。我为一千多年前的诗篇能拨动当代人的心弦而惊叹，并被文学的力量所震憾。现恭录诗圣杜工部的那首五言诗于此，(并大言不惭地)希望以它作为画龙点睛之“睛”：
杜甫：《赠卫八处士》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
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
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
怡然敬父执，问我来何方。问答乃未已，驱儿罗酒浆。
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觞。
十觞亦不醉，感子故意长。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
2. 献给底特律聚会 (二OO二年八月)
一千二百年前，有一位姓白的知识青年从贫穷落后的山西省到当时全世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中心长安(西安)寻求幸福生活。白兄在家乡太原是一位小有名气的神童，但到达长安之后，一位有身份的人士鼻孔朝天地对他说：“长安米贵，居大不易”。你我经过多年的洋插队恐怕最能从这八个字中体会出当年白知青所经历的艰难、屈辱和辛酸。但白兄颇有楚霸王之气概，“长安者，天下人之长安，凭什么老子不能在此花花世界分一杯羹！” 后来他以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一曲成名，并搏得博士学位、晋升学部委员(进士、翰林) 。原先对他白眼的人也不得不改口“长安米贵，与君何妨” 。为了纪念这段经历，他取名白居易，字乐天，号香山。我们可以从他有钱买米之后的晚期作品之中品味出他对早年闯荡生活的留恋：“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我们也从大洋彼岸的“山西”来到了“长安”。我们也曾面对米贵的尴尬。其实这一现像也并非我们中国知青(知中？知老？)所独有，而是人类的共同经历。若干年前你我是否曾被芝加哥大学犹太裔教授、诺贝尔奖得主Milton Friedman的煽动性语言所激励而勇考托福？“Ever since the first settlement of Europeans in the New World –at Jamestown in 1607 and at Playmouth in 1620 –America has been a magnet for people seeking adventure, fleeing form tyranny, or simply trying to make a better life for themselves and their children. An initial trickle swelled after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became a flood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when millions of people streamed across the Atlantic, and a smaller number across the Pacific, driven by misery and tyranny, and attracted by the promise of freedom and affluence. When they arrived, they did not find street paved with gold; they did not find an easy life. They did find freedom and an opportunity to make the most of their talents. Through hard work, ingenuity, thrift, and luck, most of them succeeded in realizing enough of their hopes and dreams to encourage friends and relatives to join them.” (Free to Choose, New York: Avon Books, 1979，p1)。后来我们又通过电影“Far and Away”学习了这段话的好莱坞版。咱们的体会如何？或许正象画家黄永玉所形容的“婚姻如穿鞋”，别人只能看其外表是否光鲜，当事人的感受才如鞋中脚指，是否夹脚，苦乐自己心知肚明。咱们的二十周年聚会就应该象打完一场球赛的同队队友，臭汗淋漓地在更衣室中赤身露体，揉着脚指头谈谈是否夹脚的感受。
200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被授予University of Michigan的Michael Spence。他的获奖研究“asymmetric information” 源于他70年代的博士论文“job market signal”。该理论说在学校所学的内容与就业后所干的工作并无直接关系，而学位只不过是求职市场上的一个“信号” 而已。二十年前我们获得了一个“清华”品牌，且不论你我是否有真本事，这一“signal ”使我们中的不少人曾在“山西”受益匪浅，或者至少可以说，ceteris paribus，这一品牌使我们在大洋彼岸不至于感到受委屈。可是来到了新世界，一切都要从头开始。如果我们中有人抱有Far and Away中那位爱尔兰地主小姐刚到达Boston时的心态，那么我们的心理调整过程，就要比那位吃土豆出身的穷小子要漫长曲折一些。我们在清华园相识时犹如两小无猜的青梅竹马(尽管我们之中后来真正比翼双飞的并不普遍)，现在大家又天各一方，毫无产生厉害冲突的可能，所以这次聚会正应该是大家敞开心扉，袒露心路历程的良机。
我是一个嘴力劳动者。职业需要我要有自己的philosophy of teaching。我将其总结为ASK，即培养学生的positive Attitude in facing challenges, problem-solving Skills, and necessary Knowledge。俗话说“男怕进错行，女怕嫁错郎”。我却与之唱反调，时常告诉学生，面对当今产业革命时代，要想一次就“进对行” 实乃可遇不可求的小概率事件，至于是否能够“嫁对郎”，恐怕你们直到白了少年头的时候，还连什么算“对”的criteria都“摸不到火门”(我的四川家乡话，相当于北京土话“找不到北”)。但诸位只要用心体会ASK，就能如同七岁顽童做游戏，一旦自己不满意，就“这次不算”。我们在如此米贵的“长安”谋生(其实如今在“山西”谋生亦非易事)，可以依赖的恐怕也只有这三条。清华或许给了我们基本的“知识”，但更重要的解决困难之“技能”和面对挑战之“自信” 却是靠我们自己在过去二十年中所碰钉子的磨练积累。我们在清华学到的力学、数学、物理能否作为本钱在长安买米，全靠个人的运气和造化。至于是否敢于去挑战自己想干的事，追求“不委屈自己”，可能就更要靠“技能”和“自信”了。二十年前我靠抄谢昱的作业蒙混过关，现在我们聚会如果大家能交流各自如何学得“技能”和建立“自信”，或许也很有意义？
为了报答当年被我抄作业的同学，我愿与大家分享我心中的两颗红太阳的故事。十年前我在Minneapolis的一次会议上认识了一位B大姐。她文革前是北大数学系学生,80年代到欧洲做访问学者，后来辗转来到美国。大姐凭着自己的positive attitude，从头念商学，在五十一岁时，与其儿子同时毕业，儿子得学士，她得博士。我认识大姐时，她己在西海岸某校取得了tenure。这些年每当我为饭碗奔波筋疲力尽的时候，拿起电话听听她爽朗的笑声，就会鼓起我继续挣扎的勇气。
我心中的另一颗红太阳叫John Klassen,今年九十八岁了，1989年我们相识于Vancouver并成为亲密朋友至今。John生长在加拿大中部的Saskatchewan, 象许多普鲁士农民后裔一样，他坚信种麦子是世界上最神圣的职业。从不到二十岁开始，他的理想就是做个农场主，并为此奋斗了整整八十年。但旱、涝、蝗、冰雹、龙卷风一次次打破他的梦想。现在他的客厅里还用镜框挂着1940年代一次破产时银行拍卖他农场的报纸广告。每次破产之后，他只剩下一条裤子，他太太Maryann 只剩下一条裙子，两人手拉手走向新的农场从头开始。他七十二岁时的最后一次努力终于成功了。1990年他在距离Vancouver约一百公里的一个小镇上经营农机零售业。我当时前往参加他们的结婚五十五周年庆典，是一百多位来宾之中唯一的非德国裔客人。后来每隔数年，我都要怀着朝圣的心情去看望他。见面并无多话，我只是握着他青筋毕露的手静静地坐一会儿。但我感觉得到他传递给我的力量足够我精力充沛地奋斗到下一次与他见面。John没有念过几年书，也从未到过他的祖先发源地德国，但我相信他就是贝多芬第五交响曲的化身。John已于五年前九十三岁时退休，现在他为了要到门口马路对面的邮箱取邮件，每天早上花一个多小时刮胡子，系领带。英文中有“dignity”这样一个字，如果没有John，我或许永远不会懂得这个字的真正涵义。
这次聚会，我欣喜地看到我们都渡过了新移民早期的艰难时光。缸里有了隔夜之米，心中也就坦然了许多。愿我心中的两颗红太阳的光辉也能给大家带来温暖，大家都平平稳稳地再过上n个二十年(记得数学教授谭泽光和王天晨所教我们的n都大于3)。或许咱们也会成为别人(主要是我们的孩子)心中的红太阳，让更多的人沐浴在咱们的光辉之中，象美丽的安徒生故事一样，“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3. 悼其英 (二OO二年五月)
唐诗曰：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今年是一九七七级毕业二十周年，清华同学正在组织庆祝聚会，准备八月份相聚底特律，把盏言欢。校友网站上除了你来我往的联络信息之外，近日更有人把压箱底的毕业照帖了上去。那是一张千人合影的黑白照片。当年没有学位袍褂，一千人白衣蓝裤，端坐(肃立)在东门内的主楼前，盯着像机镜头，做严肃状。顺着系和班的顺序，找到了自己。因照片(或扫瞄机)解析度不够，已看不清各人脸上的具体表情了。上周我作为一名Faculty Marshal参加这里的第216届毕业典礼，袍褂顶戴地在体育馆里闷了两个小时，出来之后在黑袍的海洋和漫天飞舞的方帽之中突然找回了二十年前的感觉。那是一种一揽众山小的踌躇满志与对前途迷茫的交织，再加上一点树倒(是班倒而不是校倒)猢狲散的凄凉。拉回思绪继续看照片。准确无误地辨认出三十六位同班同学之后，继续往右边的物理班看。突然一张面孔与脑海深处的一个名字重合起来：符其英。
十年前我在M大做学生时听到了符其英的噩耗。消息由他曾就读的南方某校中国学生联谊会组成的治丧委员会发出。我心中的震动现在已经无法形容了，只记得那不仅仅是对生命脆弱的惊愕，更因为一个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任何人的秘密：符其英是我大学时代心中的偶像。出于对他的崇敬和同情，我按照治丧委员会的呼吁寄上了一百美元奠仪。因为没有收到该委员会的follow-up report, 所以始终不知道他去世的前因后果。对他哀伤之后，我又为了自己的“身上衣裳口中食”而继续“伐薪烧炭南山中”了。十年来，我伐薪烧炭历尽艰辛，走遍东西南北山，所以对这件事，乃至对清华时代，都渐渐淡忘了。
当年清华的学习和其它活动都以班为单位，与其它班同学的交往，大多仅限于宿舍相邻，食堂见面，和在大班公共课上。所以我与符其英的交往，也只限于见面打个招呼而已。直到毕业，也没有真正聊过什么，八二年七月毕业之后，更是天各一方，再无音信。所以他在我心中的偶像地位，只是根据我自己的想象而形成。符其英是一位浓眉大眼的小伙子，低沉的声音仿佛带有磁性，讲话时脸上带着自信的微笑，喉结随着嘴里吐出的声音上下滑动着。给人一种可以信赖的亲切感觉。我印象中的符其英是一位文艺，音乐，体育都出类拔萃的全能才子。数学教授谭泽光曾教我们用典型特例去记住复杂的理论，其实这可能是人们的一般记忆规律。我对符其英是“人杰” 的记忆是他组织并指挥物理班合唱，其中有一首俄罗斯民歌《邮递马车》。以至于后来好多次我一听到中文合唱的外国民歌就不由自主地想起符其英来。记得物理教授李镇敌在讲光学中的“小孔成像”原理时曾说过，具有波粒二相性的光经过小孔衍射之后形成美丽的倒立虚像。符其英的完美也许只是不充分信息映射在我记忆中的虚像。但我相信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各种各样的，虽然虚幻，但无比美丽的图象。所以我宁愿永远不知道符其英事件的前因后果，而让记忆深处的那张完美的底片永存。
如果我印象中的符其英是真实的，或者至少部份是真实的，那么新大陆正应该是他如鱼得水的英雄用武之地。是什么原因使得他“出师未捷身先死”，令我清华同窗泪满襟？我相信物理班的同学会为他主持公道,让他暝目。其英兄，欧阳敬你浊酒一杯，以慰你在天之灵。
□ 读者投稿
二十周年
记念一九七七级毕业二十周年
·欧阳明·
1. 序 (二OO二年十一月)
我原来是河北省电力建设公司第二工程处修配工地车工。一九七七年秋天，工地主任派我到山西省平陆县的一个铸造厂出差。一天傍晚我坐在黄河北岸看黄水东流，突然听到了“新闻联播”中说大学要恢复考试，并于当年就实行。我立刻将原计划等车托运的一个约三十公斤重的球墨铸铁轴承背在背上，星夜乘木筏渡过黄河，步行到河南省三门峡市，坐火车返回公司驻地邯郸南郊，复习准备。当年十二月，我利用加班挣的三天轮休假在邯郸发电厂旁边的马头镇中学参加高考。同许多与我有类似经历的人一样，那次考试改变了我们的命运。正如孔夫子所说的时光如流水，我背着轴承日暮途穷赶路的情景仿佛就在昨天，白云浮苍狗，苍海变桑田。虽然我感觉自己还不到白头宫女话天宝的时候，但弹指间一九七七级毕业已经二十周年了。今年夏天清华七七级同学在底特律组织了庆祝聚会。聚会前后，我陆续写过几节短文，在清华同学之间传阅。一些不是清华毕业的朋友看到之后也给予表扬，并鼓励我向《华夏文摘》投稿。为此我将其中两节凑成一篇来献丑。为了引起更多读者的共鸣，我在投稿前曾将文中的“清华”换作“北方某大学”，将文中人名改用甲乙丙丁代之。但改换之后又觉得文气不太通顺，故只好保持原样。底特律聚会前后，几位同学 -包括原来不相识的非同系同学- 告诉我，他们是看了我贡献在校友联络网站上的杜甫诗受感动而前往底特律的，我的同班同学徐志翘博士在读杜诗时竟流下了热泪。我为一千多年前的诗篇能拨动当代人的心弦而惊叹，并被文学的力量所震憾。现恭录诗圣杜工部的那首五言诗于此，(并大言不惭地)希望以它作为画龙点睛之“睛”：
杜甫：《赠卫八处士》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
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
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
怡然敬父执，问我来何方。问答乃未已，驱儿罗酒浆。
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觞。
十觞亦不醉，感子故意长。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
2. 献给底特律聚会 (二OO二年八月)
一千二百年前，有一位姓白的知识青年从贫穷落后的山西省到当时全世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中心长安(西安)寻求幸福生活。白兄在家乡太原是一位小有名气的神童，但到达长安之后，一位有身份的人士鼻孔朝天地对他说：“长安米贵，居大不易”。你我经过多年的洋插队恐怕最能从这八个字中体会出当年白知青所经历的艰难、屈辱和辛酸。但白兄颇有楚霸王之气概，“长安者，天下人之长安，凭什么老子不能在此花花世界分一杯羹！” 后来他以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一曲成名，并搏得博士学位、晋升学部委员(进士、翰林) 。原先对他白眼的人也不得不改口“长安米贵，与君何妨” 。为了纪念这段经历，他取名白居易，字乐天，号香山。我们可以从他有钱买米之后的晚期作品之中品味出他对早年闯荡生活的留恋：“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我们也从大洋彼岸的“山西”来到了“长安”。我们也曾面对米贵的尴尬。其实这一现像也并非我们中国知青(知中？知老？)所独有，而是人类的共同经历。若干年前你我是否曾被芝加哥大学犹太裔教授、诺贝尔奖得主Milton Friedman的煽动性语言所激励而勇考托福？“Ever since the first settlement of Europeans in the New World –at Jamestown in 1607 and at Playmouth in 1620 –America has been a magnet for people seeking adventure, fleeing form tyranny, or simply trying to make a better life for themselves and their children. An initial trickle swelled after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became a flood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when millions of people streamed across the Atlantic, and a smaller number across the Pacific, driven by misery and tyranny, and attracted by the promise of freedom and affluence. When they arrived, they did not find street paved with gold; they did not find an easy life. They did find freedom and an opportunity to make the most of their talents. Through hard work, ingenuity, thrift, and luck, most of them succeeded in realizing enough of their hopes and dreams to encourage friends and relatives to join them.” (Free to Choose, New York: Avon Books, 1979，p1)。后来我们又通过电影“Far and Away”学习了这段话的好莱坞版。咱们的体会如何？或许正象画家黄永玉所形容的“婚姻如穿鞋”，别人只能看其外表是否光鲜，当事人的感受才如鞋中脚指，是否夹脚，苦乐自己心知肚明。咱们的二十周年聚会就应该象打完一场球赛的同队队友，臭汗淋漓地在更衣室中赤身露体，揉着脚指头谈谈是否夹脚的感受。
200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被授予University of Michigan的Michael Spence。他的获奖研究“asymmetric information” 源于他70年代的博士论文“job market signal”。该理论说在学校所学的内容与就业后所干的工作并无直接关系，而学位只不过是求职市场上的一个“信号” 而已。二十年前我们获得了一个“清华”品牌，且不论你我是否有真本事，这一“signal ”使我们中的不少人曾在“山西”受益匪浅，或者至少可以说，ceteris paribus，这一品牌使我们在大洋彼岸不至于感到受委屈。可是来到了新世界，一切都要从头开始。如果我们中有人抱有Far and Away中那位爱尔兰地主小姐刚到达Boston时的心态，那么我们的心理调整过程，就要比那位吃土豆出身的穷小子要漫长曲折一些。我们在清华园相识时犹如两小无猜的青梅竹马(尽管我们之中后来真正比翼双飞的并不普遍)，现在大家又天各一方，毫无产生厉害冲突的可能，所以这次聚会正应该是大家敞开心扉，袒露心路历程的良机。
我是一个嘴力劳动者。职业需要我要有自己的philosophy of teaching。我将其总结为ASK，即培养学生的positive Attitude in facing challenges, problem-solving Skills, and necessary Knowledge。俗话说“男怕进错行，女怕嫁错郎”。我却与之唱反调，时常告诉学生，面对当今产业革命时代，要想一次就“进对行” 实乃可遇不可求的小概率事件，至于是否能够“嫁对郎”，恐怕你们直到白了少年头的时候，还连什么算“对”的criteria都“摸不到火门”(我的四川家乡话，相当于北京土话“找不到北”)。但诸位只要用心体会ASK，就能如同七岁顽童做游戏，一旦自己不满意，就“这次不算”。我们在如此米贵的“长安”谋生(其实如今在“山西”谋生亦非易事)，可以依赖的恐怕也只有这三条。清华或许给了我们基本的“知识”，但更重要的解决困难之“技能”和面对挑战之“自信” 却是靠我们自己在过去二十年中所碰钉子的磨练积累。我们在清华学到的力学、数学、物理能否作为本钱在长安买米，全靠个人的运气和造化。至于是否敢于去挑战自己想干的事，追求“不委屈自己”，可能就更要靠“技能”和“自信”了。二十年前我靠抄谢昱的作业蒙混过关，现在我们聚会如果大家能交流各自如何学得“技能”和建立“自信”，或许也很有意义？
为了报答当年被我抄作业的同学，我愿与大家分享我心中的两颗红太阳的故事。十年前我在Minneapolis的一次会议上认识了一位B大姐。她文革前是北大数学系学生,80年代到欧洲做访问学者，后来辗转来到美国。大姐凭着自己的positive attitude，从头念商学，在五十一岁时，与其儿子同时毕业，儿子得学士，她得博士。我认识大姐时，她己在西海岸某校取得了tenure。这些年每当我为饭碗奔波筋疲力尽的时候，拿起电话听听她爽朗的笑声，就会鼓起我继续挣扎的勇气。
我心中的另一颗红太阳叫John Klassen,今年九十八岁了，1989年我们相识于Vancouver并成为亲密朋友至今。John生长在加拿大中部的Saskatchewan, 象许多普鲁士农民后裔一样，他坚信种麦子是世界上最神圣的职业。从不到二十岁开始，他的理想就是做个农场主，并为此奋斗了整整八十年。但旱、涝、蝗、冰雹、龙卷风一次次打破他的梦想。现在他的客厅里还用镜框挂着1940年代一次破产时银行拍卖他农场的报纸广告。每次破产之后，他只剩下一条裤子，他太太Maryann 只剩下一条裙子，两人手拉手走向新的农场从头开始。他七十二岁时的最后一次努力终于成功了。1990年他在距离Vancouver约一百公里的一个小镇上经营农机零售业。我当时前往参加他们的结婚五十五周年庆典，是一百多位来宾之中唯一的非德国裔客人。后来每隔数年，我都要怀着朝圣的心情去看望他。见面并无多话，我只是握着他青筋毕露的手静静地坐一会儿。但我感觉得到他传递给我的力量足够我精力充沛地奋斗到下一次与他见面。John没有念过几年书，也从未到过他的祖先发源地德国，但我相信他就是贝多芬第五交响曲的化身。John已于五年前九十三岁时退休，现在他为了要到门口马路对面的邮箱取邮件，每天早上花一个多小时刮胡子，系领带。英文中有“dignity”这样一个字，如果没有John，我或许永远不会懂得这个字的真正涵义。
这次聚会，我欣喜地看到我们都渡过了新移民早期的艰难时光。缸里有了隔夜之米，心中也就坦然了许多。愿我心中的两颗红太阳的光辉也能给大家带来温暖，大家都平平稳稳地再过上n个二十年(记得数学教授谭泽光和王天晨所教我们的n都大于3)。或许咱们也会成为别人(主要是我们的孩子)心中的红太阳，让更多的人沐浴在咱们的光辉之中，象美丽的安徒生故事一样，“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3. 悼其英 (二OO二年五月)
唐诗曰：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今年是一九七七级毕业二十周年，清华同学正在组织庆祝聚会，准备八月份相聚底特律，把盏言欢。校友网站上除了你来我往的联络信息之外，近日更有人把压箱底的毕业照帖了上去。那是一张千人合影的黑白照片。当年没有学位袍褂，一千人白衣蓝裤，端坐(肃立)在东门内的主楼前，盯着像机镜头，做严肃状。顺着系和班的顺序，找到了自己。因照片(或扫瞄机)解析度不够，已看不清各人脸上的具体表情了。上周我作为一名Faculty Marshal参加这里的第216届毕业典礼，袍褂顶戴地在体育馆里闷了两个小时，出来之后在黑袍的海洋和漫天飞舞的方帽之中突然找回了二十年前的感觉。那是一种一揽众山小的踌躇满志与对前途迷茫的交织，再加上一点树倒(是班倒而不是校倒)猢狲散的凄凉。拉回思绪继续看照片。准确无误地辨认出三十六位同班同学之后，继续往右边的物理班看。突然一张面孔与脑海深处的一个名字重合起来：符其英。
十年前我在M大做学生时听到了符其英的噩耗。消息由他曾就读的南方某校中国学生联谊会组成的治丧委员会发出。我心中的震动现在已经无法形容了，只记得那不仅仅是对生命脆弱的惊愕，更因为一个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任何人的秘密：符其英是我大学时代心中的偶像。出于对他的崇敬和同情，我按照治丧委员会的呼吁寄上了一百美元奠仪。因为没有收到该委员会的follow-up report, 所以始终不知道他去世的前因后果。对他哀伤之后，我又为了自己的“身上衣裳口中食”而继续“伐薪烧炭南山中”了。十年来，我伐薪烧炭历尽艰辛，走遍东西南北山，所以对这件事，乃至对清华时代，都渐渐淡忘了。
当年清华的学习和其它活动都以班为单位，与其它班同学的交往，大多仅限于宿舍相邻，食堂见面，和在大班公共课上。所以我与符其英的交往，也只限于见面打个招呼而已。直到毕业，也没有真正聊过什么，八二年七月毕业之后，更是天各一方，再无音信。所以他在我心中的偶像地位，只是根据我自己的想象而形成。符其英是一位浓眉大眼的小伙子，低沉的声音仿佛带有磁性，讲话时脸上带着自信的微笑，喉结随着嘴里吐出的声音上下滑动着。给人一种可以信赖的亲切感觉。我印象中的符其英是一位文艺，音乐，体育都出类拔萃的全能才子。数学教授谭泽光曾教我们用典型特例去记住复杂的理论，其实这可能是人们的一般记忆规律。我对符其英是“人杰” 的记忆是他组织并指挥物理班合唱，其中有一首俄罗斯民歌《邮递马车》。以至于后来好多次我一听到中文合唱的外国民歌就不由自主地想起符其英来。记得物理教授李镇敌在讲光学中的“小孔成像”原理时曾说过，具有波粒二相性的光经过小孔衍射之后形成美丽的倒立虚像。符其英的完美也许只是不充分信息映射在我记忆中的虚像。但我相信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各种各样的，虽然虚幻，但无比美丽的图象。所以我宁愿永远不知道符其英事件的前因后果，而让记忆深处的那张完美的底片永存。
如果我印象中的符其英是真实的，或者至少部份是真实的，那么新大陆正应该是他如鱼得水的英雄用武之地。是什么原因使得他“出师未捷身先死”，令我清华同窗泪满襟？我相信物理班的同学会为他主持公道,让他暝目。其英兄，欧阳敬你浊酒一杯，以慰你在天之灵。
□ 读者投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