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领导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就、曲折及其理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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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根山 ​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全面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前的30年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重要历史时期。综观这一时期,一方面是经济的高速增长,另一方面是人均收入依然不高,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幅度赶不上经济增长的幅度。这一历史问题亟待从理论上加以说明,否则将不利于人们正确理解党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全部历史。

一、毛泽东领导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就

(一)毛泽东领导时期造就了新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发展

人民共和国走过了辉煌的57年,其中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30年里,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发展,至少取得了以下四项成就:

第一,奠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进一步发展的物质基础。这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建立了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2)工业化进程加快。(3)农业生产条件得到改善。(4)国民经济高速增长(参见表-1)。这30年的发展为后来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化事业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这一时期积蓄的“势能”在改革开放后迅速转化为“动能”。

表-1 1952—1978年中国经济增长基本指标(%)
年份 社会总产值 工农业总产值 国民收入
“一五”期间 11.3 10.9 8.9
“二五”期间 -0.4 0.6 -3.1
1963—1965年 15.5 15.7 14.7
“三五”期间 9.3 9.6 8.3
“四五”期间 7.3 7.8 5.5
1976—1978年 8.1 8.0 5.6
1952—1978年 7.9 8.2 6.0

资料来源:《国民收入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5)》,中国统计出版社1987年版,第2,45—46页。

第二,培养了大批知识分子,造就了科技与管理干部队伍,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准备了人才资源。1949-1978年全国各类高等学校毕业生累计达294.63万人,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累计达520.65万人,1949—1965年毕业研究生达1.6万人。30年间培养出来的人才以及他们获得的工作经验成为改革开放时期的宝贵财富,对近20多年来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第三,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为80年代的大规模开放提供了基础。中国顶住了超级大国的压力,维护了国家的独立、主权与民族的尊严;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同各国人民进行了友好合作和往来,为重返联合国做出了不懈努力并最终取得胜利;开创了中日、中美关系的新阶段,打开了中美、中日关系的大门。所有这些,都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第四,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逐步提高。1952-1978年间,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由57元增加到133.6元,城镇居民家庭人均生活费收入由235元增加到316元;全国居民消费水平由76元增加到 175元;城乡居民年底储蓄余额由8.6亿元增加到210.6亿元;学龄儿童入学率由49.2%增加到94%;每万人拥有病床数由2.8人增到19.4人:每万人拥有医生数由7.4人增加到10.8人。

(二)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也并不逊色

和世界上其他国家同时期经济发展相比,中国在1952-1978年的现代化成就也同样引人注目。

1、和主要国家和地区相比,工业生产快速增长。

研究这一时期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之后,美国学者M.梅斯纳指出,尽管曾经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失败和挫折,但却肯定地得出毛泽东领导时期是中国现代工业革命时期这样一个结论,20世纪50年代初期以小于比利时工业规模的工业开始,在毛泽东领导时期结束时,却以世界上六个最大工业国之一的姿态出现了。无论人们将毛泽东领导时期作何种评价,正是这个中国现代工业革命时期为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础,使中国从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家变成了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国家。德国、日本和俄国是主要的三个工业化后起之秀,毛泽东领导时期的中国工业化和这些国家工业化的可比阶段相比毫不逊色。

2、经济增长的结果:注重国民收入的公平分配。

在毛泽东领导时期,党和国家始终努力坚持在生产增长的同时致力于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1978年底,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NP)达到3588亿元人民币,人均224.4美元。这一水平即使在发展中国家来说也不算是很高,但由于实行了社会主义制度,在人均GNP较低的经济水平上,中国却能够为最大多数人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表现出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截然不同的状况。

对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人均GNP意味着人均贫困。虽然经济增长了,但这些国家的人民却几乎并未受益,实际上他们往往是每况愈下。因此,考察一国发展状况的指标不仅要有人均GNP,更要注重社会的公平、公正程度和最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的提高。

3、经济增长的结果:注重人民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

1982年3月,世界银行东亚及太平洋地区办公室公布了世界银行经济考察团对中国发展问题考察的官方报告,对中国的传统、经济体制、国民收入的增长和贫困的减低、各部门的发展和问题、调整和改革、80年代的前景和选择等六个方面进行了全面评估。其中,在“国民收入的增长和贫困的减低”一章中对“人的发展”作了专门论述,涉及基础教育、保健、人口的预期寿命和营养这四个主要方面。

关于基础教育。表-2所列数据反映了中国在国际上的位次。就小学入学率方面,中国远超出大多数其他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低收入国家,仅稍逊于先进工业化国家。就中学入学率来说,虽然还赶不上先进工业化国家,中国也远远超出多数发展中国家。至于成人识字率方面,中国也远远超出低收入国家,而与中等收入国家相差不远。

表-2 70年代基本教育

小学入学净率(%) 中学入学总率(%) 成人识字率(%)
中国 93 51 66
印度 64 28 36
印度尼西亚 66 21 62
斯里兰卡 62 47 78
低收入国家 56 25 38
中等收入国家 75 28 71
所有发展中国家 62 26 51
工业化国家 64 68 99

资料来源:国家财政部外事财务司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世界银行考察团对中国经济的考察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2年版,第119页。

说明:中国的数字是1979年的数字,其他国家的是1975年或1977年的。

关于医疗保健。报告指出:在中国约2500人中就有一名医生(合格的西医)其他低收入国家的比数是9900:1,中等收入国家的比数大约为4300:1。在其低收入国家中,许多人,特别是农村贫民,很难获得保健的照顾,而在中国则相反,几乎每一个人都能得到某种保健的护理,通常这是在按人计算要花费数百美元于保健事务的国家才能做到的情况。

关于人口的预期寿命。该报告指出:1950-1980年间,在人的预期寿面方面中国的进步远远大于其他发展中国家(预期寿命增加 28岁,低收入国家只增加15岁),并且,中国人的预期寿命还远远超过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数,要比相同收入水平的国家高出 16岁。

关于营养。报告认为,中国粮食消费平均数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比较也是相当高的,见表-3。

表-3 粮食供应量

每人每日供应量
能量 蛋白质
卡路里 占需要量的% 合计单位(克) 动物和豆类(克)
中国(1979) 2441 103 62.6 16.5
低收入国家(1977)
孟加拉国 1812 78 36 6.4
印度 2021 91 50 13
印度尼西亚 2272 105 47 6
巴基斯坦 2281 99 63 20
斯里兰卡 2126 96 43 7
平均数 2052 91 不详 不详
中等收入国家(1977)
巴西 2562 107 62.7 35.1
南朝鲜 2785 119 73 15
墨西哥 2654 114 66 27
泰国 1929 105 49 14
平均数 2590 108 不详 不详​

资料来源:国家财政部外事财务司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世界银行经济考察团对中国经济的考察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2年版,第125页。

美国学者莫里斯•梅斯纳在研究了1949—1978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之后,也得出了大致相同的结论。他指出。毛泽东领导时期中国在教育、医疗保健以及老人与贫困者的福利措施等方面都取得了伟大的进步,在许多关键性的社会和人口统计指标上,中国不仅比印度、巴基斯坦等其他低收入国家强,而且比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五倍于中国的“中等收入”国家也要强。他还指出,在毛泽东领导时期,中国人由大部分人口是文盲变成了大部分人识字,基本的社会保障得到了贯彻,国营企业的工人们享有工作保障和国家拨款的福利待遇。毛泽东领导时期结束之际,中国完全能够声称,它拥有一个虽刚起步但相当全面的医疗保健体系,这使得它在所有发展中国家都独一无二。医疗保健以及营养和卫生改善,使中国人的寿命极大增长,从1949年以前的平均35岁提高到70年代中期的65岁。​
 
4.典型案例:同印度和巴西的横向比较。

在所有发展中国家中,中国、印度和巴西是最具可比性的三个国家。首先,三国都具有广袤的国土和众多的人口。其次,三国具有相近的历史背景。三国都曾经历过辉煌的古代文明,进入近代以来又都受到过西方国家的殖民统治,在取得政治独立之后开始走上经济社会发展之路。第三,三国现代化的起点相近。由于遭受长期的殖民主义统治,三国都有着在低起点上迅速发展经济的任务。

但是,由于不同的历史文化的积淀以及独立以后各自所选择不同的发展道路,半个世纪之后,三国的社会发展水平出现了一定的差异。这里仅选取国民生产总值和医疗保健等反映经济增长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有关指标进行简要比较。

表-4 中国、印度、巴西三国可比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较
单位:亿美元
1950年 1960年 1970年 1980年 30年增长幅度
总值 人均 总值 人均 总值 人均 总值 人均 总值(倍) 人均(倍)
中国 261 47 1088 164 1544 186 5683 575 20.77 11.23
印度 150 42 315 74 540 101 1598 243 9.65 4.78
巴西 167 319 173 241 464 484 2677 2163 15.02 5.78

资料来源:根据李京文、方汉中主编《国际技术经济比较——大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9、30、31页表格编制。

从表-4显示的信息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幅最大,巴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无论是在1950年时还是在1980年时都高于中国和印度,它的人均值在 1950年时是中国的 6.79倍、印度的7.59倍,但到1980年时此数分别为3.76倍和8.90倍。按理说,巴西拥有比中国高得多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人民生活水平应当有相应的提高才对,但事实却并不完全如此。请看表-5:

表-5 中国、印度、巴西三国人民生活水平若干指标比较
每医生服务人口 每张病床负担人口 预期寿命 成人识字率
(人,1983年) (人,1983年) (岁,1981年) (%,1980年)
中国 746 467 67 69
印度 2710 1265 52 50
巴西 1139 245 64 76

注:根据李京文、方汉中主编《国际技术经济比较——大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01页表格和巫宁耕《战后发展中国家经济》(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17页表上数据编制。

如前所述,收入分配的不公正、不公平是造成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没有随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提高而改善的真正原因。巴西一家周刊在题为《两个巴西》的文章中指出:“很久以来巴西就是一个分为两个部分的国家,每一部分都有各自的景色和特有的公民。在30%的巴西,人们可以上学、读报和有钱去看牙医。在70%的巴西,那里的公民在读完小学之前就被迫辍学,大部分人在没有证件的情况下工作,不知道欧洲在何处。”

美国《洛杉机时报》驻北京记者罗恩•特姆佩斯特1999年8月10日在该报发表了一篇长文,对比了中印两国的历史和发展。他说,中印两国差不多同时宣布独立。但当印度领导人今天在准备庆祝印度头一个50年的时候,却不得不承认除了在人权和公民自由的领域外,几乎在每一个层面,中国都在改善其人民——包括最穷的公民——的生计方面比印度做得更多。

二、必须科学地看待毛泽东领导时期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过程中的曲折

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我们党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有着辉煌的成就,也有着沉痛的曲折。但总的来看,无论是成就还是失误都是党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过程中获得和发生的,无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经验都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
首先,这个时期的失误是探索过程中的失误。

毛泽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者。新中国建立后,因为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只得照抄苏联,自己的创造很少。这在当时虽完全必要,但毛泽东总觉得不满意。“我们正在进行试验,我们进行各种各样的试验,无非是想把我们中国搞得好一点,发展得快一点。……除了苏联的办法,是不是根据中国的情况还有更好一些的办法,更快一些的办法?无非是这么一个想法。”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内第一个发现苏联模式的弊端并进行改革的领导人,但直到最后毛泽东也没有找到正确的道路,没有能解决我国长期存在的苏联模式的弊端,甚至某些方面还变本加厉。毛泽东犯了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等错误,“但他犯的不是照抄苏联模式的错误。他是要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为找到适合中国情况的新的道路进行探索。” 无论这场探索带有多么浓重的悲剧色彩,但毛泽东对于民族和国家始终不一、坚如磐石的自信心,对人民的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却是留给我们值得永远思考的历史性课题。

其次,毛泽东领导时期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积极成果和失误都为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提供了重要条件。

犯错误,特别是犯大错误肯定不是什么好事情,但坏事也会在一定条件下变成好事。历史上没有不犯错误的政党和个人,善于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的政党容易迅速走向成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特别强调“从实践经验中学习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性。

1962年1月,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没有革命的两起两落,我们就不会很快掌握中国民主革命的规律,就不会有党的成熟,就不会有毛泽东思想在全党指导地位的确立。因而,也完全可以说,没有1949—1978年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过程中积累成功经验与失败的教训,我们也不会很快就找到正确的道路。如果没有这一段的经验,我们就不会很快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回归正途。我们说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不仅是指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是一致的,而且也指1949—1978年的探索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借鉴和理论准备,虽然“毛泽东没有能够亲眼看到这种探索开花结果,但在他的学生手里,能够抗拒任何风霜的花和果实已在中国的大地上繁茂地生长起来。

三、必须从理论上说明以下几个重大问题

毛泽东领导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就无可争辩,但以下几个问题也同样不可回避。

l.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前的30年间,人民生活水平虽有较大提高,但为什么不能与经济增长水平同步提高?

造成这一事实的原因有两个:一是,过高的人口增长率。由于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医疗水平的提高,人的预期寿命和实际寿命都有较大幅度的增加。因而,“中国急剧增加的国民收入当时没有变成劳动人民收入的相应增加”,“在毛泽东主义时代最后20年间,增加的国民收入许多用于赡养迅速增长的人口”。从世界范围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间,超过20%的高速的人口增长是发展中国家普遍的社会现象。“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迅速增长,影响了它们去取得本来也许能取得的进步,使人民失掉了提高生活水平的机会。”过速的人口增长使中国和其他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很难有大幅度的提高。

表-6 1955—1980年人口、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比较
人口(%) 国民生产总值(%)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1955-70 1970-80 1955-70 1970-80 1955-70 1970-80
所有发展中国家 2.2 2.2 5.4 5.3 3.1 3.1
低收入国家 2.1 2.1 3.7 4.5 1.6 2.4
中国 2.0 1.8 3.3 6.0 1.3 4.1
印度 2.2 2.2 4.0 3.4 1.8 1.3
中等收入国家 2.4 2.4 6.0 5.6 3.5 3.1
市场经济工业 1.1 0.8 4.7 3.2 3.6 2.4
欧洲 0.7 0.2 4.8 2.6 4.1 2.4
日本 1.0 1.1 10.3 5.4 9.2 4.2
美国 1.4 1.0 3.4 3.1 2.0 2.1

二是,为了积累的需要,增长的国民收入除了养活增加的人口之外,余额的大部分都进了国库,流向现代工业部门,剩余的部分仅仅能维持人民收入水平的少量提高。建国初,党和政府确立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这就意味着必须把有限的资金动员起来投入重工业,实行高积累政策,勒紧裤带搞建设。那么,我们不这么办行不行?不行。建国初期,我们面临着双重任务:既要巩固国防,又要为共和国打下基业。战后国际形势使我们必须做防止强敌入侵的打算。新中国成立前后,美国为遏制共产主义势力,大力扶植东亚防卫圈,而对中国则进行军事、政治、经济封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一刻不也不敢掉以轻心。特别是50年代末,中苏关系破裂后,边境上苏方百万铁甲耀武扬威,在这种情况下,国防工业的迅速发展已成为重中之重,只能走一条重工业优先发展的道路。毛泽东认为,重工业是社会主义工业化一个最重要的部门,发展重工业即使一个时候赔钱也是值得的。正是重工业使人民共和国挺直了脊梁。

2、在高速经济增长的前提下,中国要实现现代化为什么依然有很长的路程要走?

搞了50多年的建设,时至今日,中国还没有实现现代化,甚至连工业化我们都尚未完成,二元结构仍然是我国经济结构的基本形态。产生这样一个结果不是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和计划经济之“过”,也不是中国独有的,而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后起大国带有共性的问题。

放眼世界现代化进程,我们发现,先行国家走过一条“经济初步发展→新兴阶级的形成→政治(社会)革命→经济(工业)革命→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道路,现代化进程中的矛盾不是以突然的、齐头并进的形式出现的,而是逐步出现的,矛盾的解决也是因序而行的,因而社会发展是循序渐进的。这样的典型严格来讲,只有英国等少数西欧国家。但后来进入现代化进程的国家,已经不具备这种优势,它们的现代化进程往往启动于政治(社会)革命而不是经济(工业)革命,并且是政治革命与经济革命同时进行。社会矛盾是以大爆发的形式出现的,在这样的条件下开始现代化的进程肯定不能够像先行者那样从容不迫、按部就班,因为历史给予它们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在短短的时间中,不仅要走完西方发达国家过去几百年所走过的近代化路程,而且要迎头赶上当代现代化的潮流。在这种两步并作一步走的浓缩过程中,现代化所要解决的任务自然是相当繁重的。”并且,这种状况随着越晚进入现代化而愈益明显,越往后,现代化过程中的矛盾就愈益突出。“一方面面临着更剧烈的冲突和不稳定;另一方面,面对先驱国家设定的可望而不可及的目标而心急如焚。后发展国家不得不在这样的条件下进入现代化进程。……同社会各方面都平和地发展的地方相比,在喷气式飞机和牛车并驾齐驱的地方,现代化过程的张力大得难以衡量。”

除过现代化的后来者必须应对各种各样的问题,解决齐头并进的任务之外,中国人口众多,经济极端落后的大农业国的现实也决定了中国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长期性和曲折性。既要发展,又要驾驭发展过程中不断出现的社会矛盾,其难度可想而知。

3.在反思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时候,我们是否可以假设:新中国一开始就选择一条类似改革开放以后的道路?

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家现代化的水平与日俱升。这种变化产生的原因很多,但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选择了一条适合当今中国情况的发展战略:即大力发展农业、轻工业,调整重工业,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那么,是否可以假设,建国初就选择一条从农业和轻工业起步,然后再发展重工业,逐步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的道路呢?

如此假设,貌似合理,实则不然。看问题要有历史的观点。回答这个问题不可忽略两个因素:一个是国际环境,另一个是前30年奠定的基础。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们已经具备了实行开放政策的有利国际环境,同时,我们已经增强了保障国家安全的实力。在这种情况下,改变发展战略即是顺理成章之事。有利的国际环境,适宜的发展战略,是近20多年发展至关重要的因素。但不要忘了一个历史事实:1949—978年的励精图治为改革开放后的高速发展奠定了基础。还有,“中国如果没有计划经济时期奠定的基础,也难得有改革开放以来的高增长。没有计划经济建立起来的以重工业为主的工业体系,即使引进了市场机制也不能马上发挥作用。这里还要补充一句,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依靠以重工业为主的工业体系作为依托。”
 
这文章的作者实际上在说,共产党的这几代领导是承前启后关系,也就是老毛给打的基础。


可是这村里面的无数人这样说,就要挨骂,被骂做精蝇,这个外来的大笔杆子说,就要被转贴。

我要抱怨一下子。难道地球联盟党人就不能抱怨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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