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高考30年：北大法律系77级那班人● 赵蕾
如果不是30年前的那次抉择，中国人民大学知名教授张鸣或许还在与猪为伍；著名文学家叶兆言大不了成为一个“八级钳工”；中国政坛上，也不太可能升起李克强、薄熙来、周强这样的明星。
北大法律系77级学生李克强、郭明瑞、姜明安、武树臣毕业时曾约定，合写一本叫“法律文化”的书。这个约定一直没能实现。
1982年，全班82人，他们4人选择留校。李克强分在经济法教研室，武树臣去了法制史教研室，姜明安留在行政法教研室，郭明瑞选择研究民法。
同年，李克强任北大团委书记，渐离教研一线，之后升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现任辽宁省委书记。
1985年，郭明瑞也离开北大。因为放心不下山东乡下的妻儿，冲着两个农转非的名额，他回到烟台。现在是烟台大学校长。
1992年北京市政法系统从学者中挑选干部，武树臣被选到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当副院长，暂别教坛。如今他是北京市奥组委法律部部长。
三十年过去了，现为北大行政法教授的姜明安笑称，同学们遍布各地、各有所为，惟有自己一直坚守在北大法律系。
我要上大学！
在“心中有话对党说”的命题作文里，姜明安恨不得写尽他十年的苦盼。
郭明瑞最晚报到。
拿到北大法律系通知书时，他忧甚于喜：儿子刚满一周岁，妻子为补贴家用，还在生产队里干活。自己这么一走，在中学教书的收入没了不说，谁来照顾妻儿？
踌躇再三，郭明瑞还是坐上了烟台开往北京的火车。那年，他所在的县就他一人考上北大，县里资助了几十块钱路费。尽管如此，从得知恢复高考的消息起，直到踏进北大校门，郭明瑞没有“大喜”过。
武树臣接到通知书那天是他大喜的日子，20天后，他和相恋一年多的女友举行了简单的婚礼。武树臣没想到，1968年离开北京到山西插队时，自己还是个20岁出头的小伙，再回北京已是北大法律系新生，还娶了个四川姑娘。
“大家断定我一旦考上，肯定要吹。”武树臣用实际行动给女友吃了颗定心丸。就在备考的两个多月里，他和女友约定互相不看望对方。仅有的一次，是女友带了一瓶四块多钱的炼乳和猪肝，“说是给我增加点儿营养。”回忆往事，武树臣脸上还有幸福的神采。
对于上不了大学坚决不谈婚论嫁的姜明安来说，所有的幸福都装在右下角有“北京大学”四个字的牛皮信封里。从1967年初中二年级毕业开始，姜明安串联、当兵、在乡下搞工作队，从来没有中断过自学，1975年他还考上了汨罗县的五七大学。不过，开学不到一周，他偷偷跑回家了。第二天，学校来人把他“抓”了回去，开集体大会，批判他的行为有违毛主席的“五七指示”。此后，他不跑了，在那些围湖造田的日子里，在湖边用芦苇搭起的棚子里，他用心看高中教材。
1977年，邓小平复出后力抓教育。“上半年就有消息传出要恢复高考，当时传的是应届生可以考。”此时，姜明安正在汨罗县天井镇中学教高中毕业班的语文、政治。他把考大学的希望都寄托在两个班百来人身上了，白天教学生语文、政治，晚上和他们一起学数学、物理。几个月后，当他从报纸上得知老三届可以参加高考时，“都快高兴死了！”
“我要上大学！这些年来，我读了很多中国近代史方面的书，近代中国受尽屈辱……我们国家的富强必须靠知识！”——1977年10月湖南省汨罗县高考考场上，在“心中有话对党说”的命题作文里，姜明安恨不得写尽他十年的苦盼。
1978年初的某一天，何勤华(现华东政法大学校长、教授)还在工地上挖河泥，听到广播里自己被北大录取的消息时，他立马放下了手中的铁铲。之前，何勤华曾因干重活导致肝脏肥大，失去了参军机会，他不想与大学失之交臂。这时他已经是乡团委书记，在父母眼里， 就是不考大学，“前程也很光明”。
年龄结构奇特的班级
正是这种特别的环境，相互之间的思想碰撞和知识交流，使北大法律系77级形成了独特的精神气质。
1978年2月28日，当上海的列车抵达北京时，已经是凌晨3点多，北大的老师们已经在出站口等候。
何勤华坐上学校的汽车，穿过偌大的北京城，来到未名湖畔。此时，姜明安正用板车将他的书和其他行李运到镇上，再从镇上坐拖拉机到县里的火车站。站台上，他和曾经共同挑灯夜战的同学们依依话别。他未来的同窗正从四面八方赶往未名湖，赴一场长达四年的聚会。
开学第一周，刚过完17岁生日的宋健(现为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官)就知道她是这个班里最小的。这个应届考上北大的南京小姑娘留给多数同学的印象是，她太小了，比较天真。王绍光记得，当时一些年龄大的同学开玩笑让她叫叔叔。“我确实太小了，”宋健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很多人都下过乡，当过老师，当过干部，当过兵，他们的阅历远在我之上。”在这样一个年龄结构奇特的班级里，宋健说年龄小的同学确实难以参与竞争。
何勤华还记得，班上有人向他提过意见，说他说话官气太重，一副拍板命令的口气，完全不像同学间的商量。入学后第一次集体活动，何勤华翻新生通讯录，发现有位同学和他有几分相近，都是1955年出生，都当过干部：李克强，安徽某村的党支部书记，安徽省学习毛泽东思想先进个人。何勤华吃了一惊：“省级的学习毛泽东思想先进个人，不得了！”他问坐在旁边的同学：“谁是李克强？”“我就是李克强，你是何勤华吧！”对方说。
分高学优、根正苗红是当时法科学生的选拔标准。尽管政治气候回暖，开始解冻的法科仍是绝密专业，颇有“阵地”意味，所有的法律教材封皮上都有“绝密”字样。军人、农村支部书记、中小学教员、地方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法律专业聚集了又红又专的各路英雄。
在北大法律系77级这个大家庭里，高考前相当一批人已经像高尔基那样读完了“我的大学”。李克强、何勤华当过基层党团组织干部，陈兴良(北大法学院教授)高考前是县公安局的文员，姜明安、王绍光(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英文学术刊物《The China Review》主编)、武树臣都是中学教师。他们中多数是“误打误撞”走上习法之路。何勤华想上复旦哲学系，结果被提前录到北大；郭明瑞报的是吉林大学考古系，也没能如愿；王绍光的第一志愿是美学，没有上成；陈兴良在一篇怀念昔日同窗周振想的文章中，称自己也没有将法律作为第一志愿；周振想报的却是中文系，后来转系未果。
正是在这种特别的环境中，相互之间的思想碰撞和知识交流，使北大法律系77级形成了独特的精神气质。“一个学习的集体最好是由不同背景的人组成。”王绍光坦言，本科期间他从同学身上学到的东西，对自己日后的影响更大。他收获了比纯粹法律知识教育更宝贵的人格熏陶。
当时的北大就是自己不把自己看成精英，社会也会把你当作天之骄子。
李克强在外语上的勤学苦读让何勤华至今难忘：“小本的正面写英文，背面写英文；去食堂的路上背，排队时也背。”姜明安的刻苦也为大家公认。有一年暑假，宋健的弟弟来北京玩，寄住姜明安宿舍。后来他告诉姐姐，姜明安在宿舍里看书，经常晚上三四个小时也不抬头一次。郭明瑞说，论艰苦朴素，他和姜明安有一拼；论刻苦，他远不如姜明安。
郭明瑞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当时法学著作很少，大量都是阅读文学、历史、政治著作，“马恩的著作，大家都读过，而且不是一遍两遍。”
“按照规定必须阅读的马恩原著都读了，但当时很难读懂。”宋健承认自己较难领会马恩原著。这或许是大哥哥们觉得她不成熟的原因之一。阅览室的各色期刊，当时国内外著名的小说，宋健倒都翻了个遍。她最喜欢的是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小说的结尾至今仍令她感怀：“咱们到了！唉，你多重啊！孩子，你究竟是谁呢？”孩子回答说：“我是即将来到的日子。”
陈兴良记得，他们入学那年，卢新华的小说《伤痕》引起轰动，连同稍后的话剧《于无声处》、小说《神圣的使命》，“伤痕文学”扑面而来。每天中午12点，何勤华的宿舍里，七个人围在陶景洲的收音机旁，收听刘心武的《爱情的故事》。
1978年12月，《今天》创刊。由诗人北岛起草的发刊词中写道：“在血泊中升起黎明的今天，我们需要的是五彩缤纷的花朵，需要的是真正属于大自然的花朵，需要的是真正开放在人们内心的花朵。”王绍光告诉本报记者，那时他们经常骑着自行车，到八一湖开诗歌朗诵会，或者到美术馆看展览。“那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年代，人道主义和异化理论最为流行。”陈兴良说。
当时的北大热气腾腾。“中文系的陈建功把自己写的小说，工工整整地贴出来，持续了半年，我们都去看。”何勤华将中文系、哲学系和法律系作了比较，他觉得法律系的同学不张扬，相较之下不如中文、哲学系活跃。
“大家也没少折腾。”杜春(司法部法制司司长)回忆，当年只要是社会上最关注的问题，大家都要“折腾”一番，“就是自己不把自己看成精英，社会也会把你当作天之骄子。”北大著名的“三角地”是当年各种论争交汇的地方。杜春还记得，他们参加过两次著名的游行。一次是1980年中国男排逆转战胜南朝鲜男排，整个北大校园都沸腾了，后来有人点着火把，出了校园到街上游行；另一次是人民大学的校舍被占，他们跑去声援兄弟学校，也是群情激昂。
“黄埔一期”与“未名的77”
同学们都有这样或那样的变化，但骨子里的东西没变，他还是他。
教过77级的北大法学院教授杨敦先亲切地称呼他们为“黄埔一期”。
杨敦先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黄埔一期”思想活跃，“一般学生不能比。”杨敦先印象最深的是李克强，他经常思考立法和国家政制的互动。
同学之间的讨论也相当积极，陈兴良说，他到人民大学读研究生后，偶尔也回北大和李克强讨论相关的理论问题。
是人治？法治？还是人治法治相结合？肇始于1950年代的人治法治大讨论经过了10年冰封，迅速解冻——“中国历史发展到今天，人治的办法已经走到了尽头。人们对法制的愿望更加迫切、更加坚决了，中国的局面由人治渐入法制，现在是个转折点。”1978年2月，著名学者梁漱溟在政治直属小组会议上就中国法制问题发言时一再强调在当前中国宪法常常是一纸空文，治理国家老是靠人治，而不是法治。
1979年，第一部刑法颁布，杨敦先参与了立法全程。他回忆，对于打砸抢罪，当时包括他在内的几位专家都不主张规定，相关领导同志说暂时还得写。“反革命罪”也写进了这部法律。1981年，北大出版社率先出版了杨春洗、甘雨沛、杨敦先、杨殿升主编的绿皮刑法教材，并开始有了教学案例集。姜明安说，在那之前所谓的刑法案例都是福尔摩斯探案集。刑法和刑诉法的颁布，在杨敦先看来，至少结束了那段“无法无天”的历史，当时《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称，刑法颁布是中国法制建设的里程碑。
教员和其他教学资源的匮乏，反倒使北大的法学教育显得格外宽松自由，不拘一格。王绍光印象深刻的是，婚姻法期末考试时，他交了自己写的一篇小说，想以此代替该门课的考试，没想到任课老师李志敏欣然接受，还给他打了不低的分数。忆起李志敏教授，何勤华感念至深的是老师的无私，“当年我连‘的地得’都分不清，李老师手把手辅导我写论文。”武树臣对自己的启蒙老师张国华同样深怀敬意：“张老师的宽于待人、甘于寂寞至今仍影响着我的为人处事。”
1982年，“黄埔一期”毕业。除了四人留校外，陶景洲、王绍光、刘凤鸣出国留学。陶景洲现在是国内著名的律师。刘凤鸣是微软中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法律总监。王绍光是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学教授，今年4月，他还被英国智库评选为影响中国50位华人之一。何勤华考上了华东政法学院外国法制史的研究生，从此走上外法史研究之路，如今是华东政法大学校长。杜春称自己大学四年完全是稀里糊涂地过来，最后“凭北大法律系这顶光环进了司法部”，现为司法部法制司司长。他告诉本报记者，他们班中，像他这样的人多的是。
年纪最小的宋健毕业后回了老家，现在是江苏省高院的法官。2002年，北大法律系77级聚会纪念毕业20周年，大部分同学都来了，昔日的师长也被请到现场。李克强作为学生代表发了言。会后，负责组织的几个同学编了一本纪念册，里面有每位同学在校时和现在的照片，纪念册的名字就叫“未名的77”。
“同学们都有这样或那样的变化，但骨子里的东西没变，他还是他。”宋健说。
（文章来源：《南方周末》）
如果不是30年前的那次抉择，中国人民大学知名教授张鸣或许还在与猪为伍；著名文学家叶兆言大不了成为一个“八级钳工”；中国政坛上，也不太可能升起李克强、薄熙来、周强这样的明星。
北大法律系77级学生李克强、郭明瑞、姜明安、武树臣毕业时曾约定，合写一本叫“法律文化”的书。这个约定一直没能实现。
1982年，全班82人，他们4人选择留校。李克强分在经济法教研室，武树臣去了法制史教研室，姜明安留在行政法教研室，郭明瑞选择研究民法。
同年，李克强任北大团委书记，渐离教研一线，之后升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现任辽宁省委书记。
1985年，郭明瑞也离开北大。因为放心不下山东乡下的妻儿，冲着两个农转非的名额，他回到烟台。现在是烟台大学校长。
1992年北京市政法系统从学者中挑选干部，武树臣被选到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当副院长，暂别教坛。如今他是北京市奥组委法律部部长。
三十年过去了，现为北大行政法教授的姜明安笑称，同学们遍布各地、各有所为，惟有自己一直坚守在北大法律系。
我要上大学！
在“心中有话对党说”的命题作文里，姜明安恨不得写尽他十年的苦盼。
郭明瑞最晚报到。
拿到北大法律系通知书时，他忧甚于喜：儿子刚满一周岁，妻子为补贴家用，还在生产队里干活。自己这么一走，在中学教书的收入没了不说，谁来照顾妻儿？
踌躇再三，郭明瑞还是坐上了烟台开往北京的火车。那年，他所在的县就他一人考上北大，县里资助了几十块钱路费。尽管如此，从得知恢复高考的消息起，直到踏进北大校门，郭明瑞没有“大喜”过。
武树臣接到通知书那天是他大喜的日子，20天后，他和相恋一年多的女友举行了简单的婚礼。武树臣没想到，1968年离开北京到山西插队时，自己还是个20岁出头的小伙，再回北京已是北大法律系新生，还娶了个四川姑娘。
“大家断定我一旦考上，肯定要吹。”武树臣用实际行动给女友吃了颗定心丸。就在备考的两个多月里，他和女友约定互相不看望对方。仅有的一次，是女友带了一瓶四块多钱的炼乳和猪肝，“说是给我增加点儿营养。”回忆往事，武树臣脸上还有幸福的神采。
对于上不了大学坚决不谈婚论嫁的姜明安来说，所有的幸福都装在右下角有“北京大学”四个字的牛皮信封里。从1967年初中二年级毕业开始，姜明安串联、当兵、在乡下搞工作队，从来没有中断过自学，1975年他还考上了汨罗县的五七大学。不过，开学不到一周，他偷偷跑回家了。第二天，学校来人把他“抓”了回去，开集体大会，批判他的行为有违毛主席的“五七指示”。此后，他不跑了，在那些围湖造田的日子里，在湖边用芦苇搭起的棚子里，他用心看高中教材。
1977年，邓小平复出后力抓教育。“上半年就有消息传出要恢复高考，当时传的是应届生可以考。”此时，姜明安正在汨罗县天井镇中学教高中毕业班的语文、政治。他把考大学的希望都寄托在两个班百来人身上了，白天教学生语文、政治，晚上和他们一起学数学、物理。几个月后，当他从报纸上得知老三届可以参加高考时，“都快高兴死了！”
“我要上大学！这些年来，我读了很多中国近代史方面的书，近代中国受尽屈辱……我们国家的富强必须靠知识！”——1977年10月湖南省汨罗县高考考场上，在“心中有话对党说”的命题作文里，姜明安恨不得写尽他十年的苦盼。
1978年初的某一天，何勤华(现华东政法大学校长、教授)还在工地上挖河泥，听到广播里自己被北大录取的消息时，他立马放下了手中的铁铲。之前，何勤华曾因干重活导致肝脏肥大，失去了参军机会，他不想与大学失之交臂。这时他已经是乡团委书记，在父母眼里， 就是不考大学，“前程也很光明”。
年龄结构奇特的班级
正是这种特别的环境，相互之间的思想碰撞和知识交流，使北大法律系77级形成了独特的精神气质。
1978年2月28日，当上海的列车抵达北京时，已经是凌晨3点多，北大的老师们已经在出站口等候。
何勤华坐上学校的汽车，穿过偌大的北京城，来到未名湖畔。此时，姜明安正用板车将他的书和其他行李运到镇上，再从镇上坐拖拉机到县里的火车站。站台上，他和曾经共同挑灯夜战的同学们依依话别。他未来的同窗正从四面八方赶往未名湖，赴一场长达四年的聚会。
开学第一周，刚过完17岁生日的宋健(现为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官)就知道她是这个班里最小的。这个应届考上北大的南京小姑娘留给多数同学的印象是，她太小了，比较天真。王绍光记得，当时一些年龄大的同学开玩笑让她叫叔叔。“我确实太小了，”宋健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很多人都下过乡，当过老师，当过干部，当过兵，他们的阅历远在我之上。”在这样一个年龄结构奇特的班级里，宋健说年龄小的同学确实难以参与竞争。
何勤华还记得，班上有人向他提过意见，说他说话官气太重，一副拍板命令的口气，完全不像同学间的商量。入学后第一次集体活动，何勤华翻新生通讯录，发现有位同学和他有几分相近，都是1955年出生，都当过干部：李克强，安徽某村的党支部书记，安徽省学习毛泽东思想先进个人。何勤华吃了一惊：“省级的学习毛泽东思想先进个人，不得了！”他问坐在旁边的同学：“谁是李克强？”“我就是李克强，你是何勤华吧！”对方说。
分高学优、根正苗红是当时法科学生的选拔标准。尽管政治气候回暖，开始解冻的法科仍是绝密专业，颇有“阵地”意味，所有的法律教材封皮上都有“绝密”字样。军人、农村支部书记、中小学教员、地方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法律专业聚集了又红又专的各路英雄。
在北大法律系77级这个大家庭里，高考前相当一批人已经像高尔基那样读完了“我的大学”。李克强、何勤华当过基层党团组织干部，陈兴良(北大法学院教授)高考前是县公安局的文员，姜明安、王绍光(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英文学术刊物《The China Review》主编)、武树臣都是中学教师。他们中多数是“误打误撞”走上习法之路。何勤华想上复旦哲学系，结果被提前录到北大；郭明瑞报的是吉林大学考古系，也没能如愿；王绍光的第一志愿是美学，没有上成；陈兴良在一篇怀念昔日同窗周振想的文章中，称自己也没有将法律作为第一志愿；周振想报的却是中文系，后来转系未果。
正是在这种特别的环境中，相互之间的思想碰撞和知识交流，使北大法律系77级形成了独特的精神气质。“一个学习的集体最好是由不同背景的人组成。”王绍光坦言，本科期间他从同学身上学到的东西，对自己日后的影响更大。他收获了比纯粹法律知识教育更宝贵的人格熏陶。
当时的北大就是自己不把自己看成精英，社会也会把你当作天之骄子。
李克强在外语上的勤学苦读让何勤华至今难忘：“小本的正面写英文，背面写英文；去食堂的路上背，排队时也背。”姜明安的刻苦也为大家公认。有一年暑假，宋健的弟弟来北京玩，寄住姜明安宿舍。后来他告诉姐姐，姜明安在宿舍里看书，经常晚上三四个小时也不抬头一次。郭明瑞说，论艰苦朴素，他和姜明安有一拼；论刻苦，他远不如姜明安。
郭明瑞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当时法学著作很少，大量都是阅读文学、历史、政治著作，“马恩的著作，大家都读过，而且不是一遍两遍。”
“按照规定必须阅读的马恩原著都读了，但当时很难读懂。”宋健承认自己较难领会马恩原著。这或许是大哥哥们觉得她不成熟的原因之一。阅览室的各色期刊，当时国内外著名的小说，宋健倒都翻了个遍。她最喜欢的是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小说的结尾至今仍令她感怀：“咱们到了！唉，你多重啊！孩子，你究竟是谁呢？”孩子回答说：“我是即将来到的日子。”
陈兴良记得，他们入学那年，卢新华的小说《伤痕》引起轰动，连同稍后的话剧《于无声处》、小说《神圣的使命》，“伤痕文学”扑面而来。每天中午12点，何勤华的宿舍里，七个人围在陶景洲的收音机旁，收听刘心武的《爱情的故事》。
1978年12月，《今天》创刊。由诗人北岛起草的发刊词中写道：“在血泊中升起黎明的今天，我们需要的是五彩缤纷的花朵，需要的是真正属于大自然的花朵，需要的是真正开放在人们内心的花朵。”王绍光告诉本报记者，那时他们经常骑着自行车，到八一湖开诗歌朗诵会，或者到美术馆看展览。“那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年代，人道主义和异化理论最为流行。”陈兴良说。
当时的北大热气腾腾。“中文系的陈建功把自己写的小说，工工整整地贴出来，持续了半年，我们都去看。”何勤华将中文系、哲学系和法律系作了比较，他觉得法律系的同学不张扬，相较之下不如中文、哲学系活跃。
“大家也没少折腾。”杜春(司法部法制司司长)回忆，当年只要是社会上最关注的问题，大家都要“折腾”一番，“就是自己不把自己看成精英，社会也会把你当作天之骄子。”北大著名的“三角地”是当年各种论争交汇的地方。杜春还记得，他们参加过两次著名的游行。一次是1980年中国男排逆转战胜南朝鲜男排，整个北大校园都沸腾了，后来有人点着火把，出了校园到街上游行；另一次是人民大学的校舍被占，他们跑去声援兄弟学校，也是群情激昂。
“黄埔一期”与“未名的77”
同学们都有这样或那样的变化，但骨子里的东西没变，他还是他。
教过77级的北大法学院教授杨敦先亲切地称呼他们为“黄埔一期”。
杨敦先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黄埔一期”思想活跃，“一般学生不能比。”杨敦先印象最深的是李克强，他经常思考立法和国家政制的互动。
同学之间的讨论也相当积极，陈兴良说，他到人民大学读研究生后，偶尔也回北大和李克强讨论相关的理论问题。
是人治？法治？还是人治法治相结合？肇始于1950年代的人治法治大讨论经过了10年冰封，迅速解冻——“中国历史发展到今天，人治的办法已经走到了尽头。人们对法制的愿望更加迫切、更加坚决了，中国的局面由人治渐入法制，现在是个转折点。”1978年2月，著名学者梁漱溟在政治直属小组会议上就中国法制问题发言时一再强调在当前中国宪法常常是一纸空文，治理国家老是靠人治，而不是法治。
1979年，第一部刑法颁布，杨敦先参与了立法全程。他回忆，对于打砸抢罪，当时包括他在内的几位专家都不主张规定，相关领导同志说暂时还得写。“反革命罪”也写进了这部法律。1981年，北大出版社率先出版了杨春洗、甘雨沛、杨敦先、杨殿升主编的绿皮刑法教材，并开始有了教学案例集。姜明安说，在那之前所谓的刑法案例都是福尔摩斯探案集。刑法和刑诉法的颁布，在杨敦先看来，至少结束了那段“无法无天”的历史，当时《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称，刑法颁布是中国法制建设的里程碑。
教员和其他教学资源的匮乏，反倒使北大的法学教育显得格外宽松自由，不拘一格。王绍光印象深刻的是，婚姻法期末考试时，他交了自己写的一篇小说，想以此代替该门课的考试，没想到任课老师李志敏欣然接受，还给他打了不低的分数。忆起李志敏教授，何勤华感念至深的是老师的无私，“当年我连‘的地得’都分不清，李老师手把手辅导我写论文。”武树臣对自己的启蒙老师张国华同样深怀敬意：“张老师的宽于待人、甘于寂寞至今仍影响着我的为人处事。”
1982年，“黄埔一期”毕业。除了四人留校外，陶景洲、王绍光、刘凤鸣出国留学。陶景洲现在是国内著名的律师。刘凤鸣是微软中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法律总监。王绍光是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学教授，今年4月，他还被英国智库评选为影响中国50位华人之一。何勤华考上了华东政法学院外国法制史的研究生，从此走上外法史研究之路，如今是华东政法大学校长。杜春称自己大学四年完全是稀里糊涂地过来，最后“凭北大法律系这顶光环进了司法部”，现为司法部法制司司长。他告诉本报记者，他们班中，像他这样的人多的是。
年纪最小的宋健毕业后回了老家，现在是江苏省高院的法官。2002年，北大法律系77级聚会纪念毕业20周年，大部分同学都来了，昔日的师长也被请到现场。李克强作为学生代表发了言。会后，负责组织的几个同学编了一本纪念册，里面有每位同学在校时和现在的照片，纪念册的名字就叫“未名的77”。
“同学们都有这样或那样的变化，但骨子里的东西没变，他还是他。”宋健说。
（文章来源：《南方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