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往事１９６６－１９７６年的中国电影》一书（瞿建农著，台海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４月出版，定价２５元），在广泛采访当事人和大量收集各种图文史料的基础上，以历史事件为骨架，以影片和人物描述做血肉，撰写的一部关于“文革”电影的纪实作品。在这里，您可以看到几乎全部著名样板戏影片和“文革”故事片的创作内情与政治背景。这里选载了部分章节。
江青突然给严寄洲鞠了一躬
１９６６年２月２日至２０日，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的林彪，特意委托身无任何军职的江青主持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
２月里的两周间，江青多次接见严寄洲，为“样板电影”把关。到沪的次日夜间，严寄洲便陪同江青看了《南海长城》全部外景样片。看完样片，江青面色沉重，但未做更多的艺术评判，只是提出了一个要求：“《南海长城》还要考虑考虑，寄洲啊，你把主要演员都调来上海，加上李文化，大家一起研究研究。”
奉调的人马急匆匆到了上海后，经过周详准备的江青便开始大谈“个人意见”了。她说：“样片我看了两遍，心情很沉重，有些问题想和大家商量商量。这部影片，是由话剧改编的。主席和我都看过话剧，所以一定要把它拍好，拍成样板，从现在的样片看，差距还很大，我让你们把它拍成大江东去，你们却把它拍成了小桥流水。还有，那个扮演阿螺的演员，没有渔家女民兵飒爽英姿的气质，像个小家碧玉，她是上海３０年代的人，要撤换掉。还有那个勾引我们民兵靓仔的女特务（绰号“大光灯”）这么漂亮，这是阶级感情问题！你们要重新调整班子，重新下渔村体验生活，和渔民实行‘四同’，外景全部重拍。怎么样？有信心就拍，没信心就算了，不用的样片由我负责。”
会场静极了，所有的人目光都投向了严寄洲。突然，严寄洲意识到自己该说些什么，勉强张口道：“王蓓不合适，可是演阿螺的演员实在难找呀。”
女主角难产，这是个老话题了，江青深知此话的内外音，一时也难以作答。她狠狠地瞪了严寄洲一眼，随之将目光定格在站在他身后的女演员身上，脸上一片喜色，像发现了新大陆似的指着她说：“你后面这个演员怎么样？她就可以演啊。”
严寄洲惊诧地回头一看，心中有了底。这位演员原是铁道兵文工团的，年轻漂亮，但戏很嫩，厂里借调她出演一个不太重要的女民兵，角色是“好人”，因而被召来上海座谈。严寄洲以为江青在跟自己开玩笑，没把她的话当回事儿，嘴里“嘿嘿”一乐，未置可否。
坐在一边的张春桥忽然站了起来，他慢慢走到严寄洲面前，阴沉沉地说：“你们这些当导演的，脑子里只有赵丹、白杨。”
严寄洲不服气地说：“我可从未请赵丹、白杨拍过戏。”
这时，或许是张春桥的话刺激了江青，只见她猛地起身，快步走到严寄洲座前，两腿一并，双手平掸了一下大衣，庄重地说：“严寄洲同志，我代表全国的年轻演员，求求你们导演，培养培养我们年轻演员吧！我向你鞠个躬。”随即，她深深地鞠了个９０度的躬，接着又道：“我再给你作个揖。”言罢，双手合十连连唱喏。
突出洪常青不容易
谢铁丽、钱江拍完《智取威虎山》未得几天喘息，就又接到江青指令：“立即去《红色娘子军》摄制组，他们那里已经拍不下去了！”
《红色娘子军》开机拍摄是在１９７０年７月。实拍不久，纸上谈兵时期尚能团结协商的摄制组和样板团之间，终于硝烟四起，战火纷飞，勉强拍完序幕“满腔仇恨冲出虎口”和第一场“常青指路奔向红区”就拍不下去了。主要矛盾出在洪常青出场之后。
这场戏吴清华的动作多，洪常青围着她转，这在舞台上场面大还不够显眼，可是，电影画面就那么一小块，摄影机以吴清华为中心，洪常青往往溜边，或者干脆就被甩出画面。看了样片，刘庆棠很不满意，认为这与“三突出”原则要求的时刻“突出主要英雄人物”不符，没有突出洪常青，要推倒重来。
谢铁骊进组，将第一场重新剪接，主基调没动，因为他认为摄制组没有错。在拍摄第二场“清华控诉参加红军”清华亲吻红旗时，摄制组给了吴清华一个特写镜头，又把站在一边的洪常青甩出了画面，刘庆棠再次提出意见，认为吴清华亲吻红旗是向党表忠心，洪常青是娘子军连党代表、党的化身，应该有他的镜头。谢铁骊不同意，慢声细语地解释道：“镜头给谁与不给，在组接上是有道理的。镜头老给你，别人在跳，你没有戏，反而不利。”
刘庆棠争辩说：“拍样板戏影片，不能光考虑技术，要‘三突出’，突出主要英雄人物。”
周恩来说：“电影不要送我审查了”
经过８６天的日夜奋战，１９７３年１１月下旬影片《火红的年代》拍竣。
１２月中旬，傅超武携对白双片进京送审。当月２３日下午，国务院文化组审看了影片，吴德、于会泳等负责人认为“戏很感人，拍得还细致”，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要求摄制组“尽快修改，修改后送中央首长审查”。
傅超武进京后，上影厂从领导到群众，神经绷得紧紧的，摄制组主创人员更是天天守在电话机旁，候着北京的消息。文化组的意见传来，大家松了一口气，有关人员开始准备补拍工作。不久，傅超武又打来电话，说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首长已审过影片，很满意，指示道：影片拍得很好，不必修改；“文革”后多年没有故事片了，要多印拷贝，国内外发行。喜讯传出，第二天全厂敲锣打鼓，一片欢腾庆祝的热烈场面。
岂料想，全厂欢庆才过两天，北京又传来消息，说是江青看过影片，坚持要做两点修改：一是赵四海同白厂长的斗争还没有力量，白厂长走得还不够远，赵四海的压力也不够大；二是工人们称王坚为“王书记”，书记是党内职务，不是行政职务，公开称呼只能叫“老王”。
剧作性质之争，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剧本成型于１９７２年前后，已是周恩来大力推行“解放干部”工作之际，对于“文革”时期被打倒的老干部，中央强调“９０％以上的人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他们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鉴于“文革”是由毛泽东亲自发动的，在行文上不得不把坚持正确主张的老干部们归为犯了错误的同志，但在执行政策中要求采取教育为主、结合进入领导班子的方针，剧本创作的政治底色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调和的。而江青审看影片时，政局又起波澜。１９７４年１月２５日，江青、姚文元等召开了中直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矛头对准周恩来近两年来所采取的纠正左倾错误的种种政策与措施。江青的本意是要把白厂长改写成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把影片当成新一轮政治斗争的工具，可是摄制组创作人员政治嗅觉“不灵敏”，只增拍了一场赵四海在车间凉台上思考技术攻坚措施的戏，白厂长最后还是“改好了”。
经过一周奋战，影片修改完毕，再送审北京获得通过。据说，周恩来得悉影片修改之事后很生气，说“以后电影你们不要送我审查”。
江青喜呼：得宝了！
电影《闪闪的红星》送审国务院文化组，经组长吴德、副组长于会泳及一年前在江青倡议下成立的五人“创作小组”（包括于会泳、浩亮、刘庆棠、李德伦、谢铁骊）审看后，拍案叫好，其中分管电影的刘庆棠更觉兴奋，毕竟管电影不到一年便有佳作添彩，出了成绩。
１９７４年１０月１日，《闪闪的红星》在全国各大城市同时公映，立马火曝走红。
不久，社会上的“红星”热潮，终于涌进了钓鱼台国宾馆，１０月２３日晚，江青调看了影片，心情格外激动，立时叫秘书给八一厂打电话，急命导演李俊和摄影进城“谈心”。
李俊二人进了江青居住的钓鱼台１７号楼，时间已近午夜。一见面，江青紧紧握住他的手，兴奋地高声叫着：“我可得宝了！可得宝了！画面真美啊！真抒情啊！你们是怎么拍的？”
刘晓庆第一次拍电影
１９７６年３月底《南海长城》正式开机。影片大多数演员是当年广州军区《南海长城》话剧组的老班底，都拍过电影。那时的影片，走的是戏剧式电影的路子，与他们的本行基本相符合，演起来熟门熟路，得心应手；况且，多年的重复演出，他们对所饰角色有着转深的理解，对全剧的整体脉络也有着出色的把握。镜头前，老演员经验丰富不怵场，导演容易掌握，只需着重注意他们表演的分寸，多提些醒儿，别夸张，即可大功告成，但戏演得多了，不免也有点“油条”，有时导演开拍口令已发出，某些演员还要从口袋里拿出个小镜子，照照自己的发式乱不乱，或补补妆；还有的演员不按设计路线走位置，演着演着，就站在显赫之处，只顾着自己怎么美、怎么突出，把别人的戏给夺了……
与这些有“经验”的演员相比，刘晓庆就显得单纯而无私心杂念。拍电影对她来讲是大姑娘坐轿头一回，大脑一片空白，但她却因此受益匪浅。每次在镜头前，她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戏上。有时根据剧情要求，遇上战斗场面，脸上要抹些黑灰色彩，风尘仆仆的样子，她也毫不在乎。年龄较大的老演员尚且时时关注自己的形象是否亮丽，而刘晓庆作为一个二十来岁的姑娘家，却有如此的事业心，从而赢得了摄制人员的好感。
几场戏拍下来，大家对刘晓庆的印象是一致的：入戏快，能吃苦，做事认真，人也相当机灵。她话剧演员出身，对在镜头前表演心里实在没底，导演和摄影就成了时常请教的对象。在北京时她就和张冬凉走得较近，常去张家看电视；张冬凉的小女儿喜欢弹琵琶，她也不时指点指点。有了这一层交往，到了摄制组，她有些心里话也愿对他讲。那一阵子，刘晓庆总是念叨：“张老师啊，我拍电影心里真是没底！”剧情上有了难点，常常向他请教，俩人聊得多些；而张冬凉反复强调的一点就是：“放开！平时怎么演，现在就怎么演。”影片开拍后，平常，白天演完了戏，刘晓庆晚上回来还要做功课，她先把次日将要拍的内容拿个设计出来，随后就去找李俊请示：“明天这戏我拿什么道具，怎么演，您看我这想法对不对？”李俊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对的充分肯定鼓励，不对的讲出道理，让她自己再回去斟酌。师徒二人一个虚心好学，追求上进；一个诲人不倦，倾囊传授，合作默契而愉快。
《决裂》：葛存壮头一回当“好人”
剧本作者胡春潮是第一次“触电”，到了北影，挨门挨户地拜山，听取主创人员的意见。他和葛存壮接触后，灵感一动，找到李文化提建议：“老葛的气质很特殊，他演曹仲和不如演孙子清更合适，能不能与陈颖调换一下？”李文化仔细琢磨了半天，觉得胡春潮讲的在理，他找到葛存壮谈了想法。葛存壮作为演员，喜欢有个性的角色，孙子清性格鲜明满有趣味，有演头。而且，孙子清是个中间人物，最后成了革命队伍里的一员，葛存壮演了一辈子的坏蛋，这回要沾沾好人的光鲜。
１９７５年６月，摄制组大队人马兵分两路，开赴外景地。剧本组先前往辽宁省朝阳农学院，再转到江西“共大”，深处教育革命的第一线，一面在火热的斗争生活中接受教育，一面征求革命师生对《决裂》文学剧本的意见；摄制组则直奔吉安、莲花、永新等江西县办“共大”分校下生活。
转了一圈下来，剧作者似乎也开了窍，他们在修改时，把那些所谓的“多余的枝蔓”大删大砍，龙国正同曹仲和的“办学方法”之争得到了加强，增添了许多的火药味儿。剧本开始从重点展示“共大”教育成果朝向人与人之间的角力拼杀转化……
摄制组一头，下生活一个多月，走马观花般地参观了吉安、永新等七八所县办“共大”。演员都是带着角色任务去体验生活，郭振清演的是大学校长，他有意识地观察生活中的同类人。早在北京时，他就找汪洋请他谈谈延安“抗大”和“鲁艺”的生活、作风。由于汪洋和龙国正都在“抗大”学习过，郭振清想从他身上找些延安干部的感觉。更何况龙国正身上还有邵式平省委书记的影子，汪洋也是“文革”前十几年的北影老厂长，作为一级领导人，他性格开朗，办事果断有主见。剧中有一场戏，孙子清招生时，将铁匠江大年拒之门外，说他文化程度低，“没资格进大学”，龙国正则举起江大年满是硬茧的手，愤而大呼：“这就是资格！”这个表演，便源自于汪洋日常办事干净利落，常说的一句：“就这么定了，干吧！”
今天，《决裂》主创人员在回忆当年对剧本的真实性看法时，主要有三种说法。葛存壮是比较典型的“受党教育多年”的知识分子，他说：“根本就没有也不可能动这方面的脑子。组里谈得比较多的是影片的主题，讲通过表现‘共大’来歌颂无产阶级的教育路线，在这基础上统一认识，主要是如何体现为政治服务，不可能提出怎么不符合历史的问题。当时大家都是这样的思想，不会有什么异议。”郭振清粗中有细，比起葛存壮就多了一份儿“活思想”：“当时提倡的口号是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决裂》讲的虽是５０年代末６０年代初的事，也要为现实政治斗争服务，这很自然。文艺不是生活的再现，而要给人以启迪，是教育的工具。我当时无一丝‘与历史不符’的念头，很自然地就全部接受下来。况且，已安排了任务、情节，没有这些戏就无法发展。”李文化头脑比较清醒，心思缜密，看的是大局：“原剧本也受当时思潮的影响，批判孔老二等台词和教育革命等细节原来就有，修改时我们也有意识地往上靠。虽然我们也清楚这不符合历史真实，但文艺要为政治服务，要反映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嘛！”
江青突然给严寄洲鞠了一躬
１９６６年２月２日至２０日，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的林彪，特意委托身无任何军职的江青主持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
２月里的两周间，江青多次接见严寄洲，为“样板电影”把关。到沪的次日夜间，严寄洲便陪同江青看了《南海长城》全部外景样片。看完样片，江青面色沉重，但未做更多的艺术评判，只是提出了一个要求：“《南海长城》还要考虑考虑，寄洲啊，你把主要演员都调来上海，加上李文化，大家一起研究研究。”
奉调的人马急匆匆到了上海后，经过周详准备的江青便开始大谈“个人意见”了。她说：“样片我看了两遍，心情很沉重，有些问题想和大家商量商量。这部影片，是由话剧改编的。主席和我都看过话剧，所以一定要把它拍好，拍成样板，从现在的样片看，差距还很大，我让你们把它拍成大江东去，你们却把它拍成了小桥流水。还有，那个扮演阿螺的演员，没有渔家女民兵飒爽英姿的气质，像个小家碧玉，她是上海３０年代的人，要撤换掉。还有那个勾引我们民兵靓仔的女特务（绰号“大光灯”）这么漂亮，这是阶级感情问题！你们要重新调整班子，重新下渔村体验生活，和渔民实行‘四同’，外景全部重拍。怎么样？有信心就拍，没信心就算了，不用的样片由我负责。”
会场静极了，所有的人目光都投向了严寄洲。突然，严寄洲意识到自己该说些什么，勉强张口道：“王蓓不合适，可是演阿螺的演员实在难找呀。”
女主角难产，这是个老话题了，江青深知此话的内外音，一时也难以作答。她狠狠地瞪了严寄洲一眼，随之将目光定格在站在他身后的女演员身上，脸上一片喜色，像发现了新大陆似的指着她说：“你后面这个演员怎么样？她就可以演啊。”
严寄洲惊诧地回头一看，心中有了底。这位演员原是铁道兵文工团的，年轻漂亮，但戏很嫩，厂里借调她出演一个不太重要的女民兵，角色是“好人”，因而被召来上海座谈。严寄洲以为江青在跟自己开玩笑，没把她的话当回事儿，嘴里“嘿嘿”一乐，未置可否。
坐在一边的张春桥忽然站了起来，他慢慢走到严寄洲面前，阴沉沉地说：“你们这些当导演的，脑子里只有赵丹、白杨。”
严寄洲不服气地说：“我可从未请赵丹、白杨拍过戏。”
这时，或许是张春桥的话刺激了江青，只见她猛地起身，快步走到严寄洲座前，两腿一并，双手平掸了一下大衣，庄重地说：“严寄洲同志，我代表全国的年轻演员，求求你们导演，培养培养我们年轻演员吧！我向你鞠个躬。”随即，她深深地鞠了个９０度的躬，接着又道：“我再给你作个揖。”言罢，双手合十连连唱喏。
突出洪常青不容易
谢铁丽、钱江拍完《智取威虎山》未得几天喘息，就又接到江青指令：“立即去《红色娘子军》摄制组，他们那里已经拍不下去了！”
《红色娘子军》开机拍摄是在１９７０年７月。实拍不久，纸上谈兵时期尚能团结协商的摄制组和样板团之间，终于硝烟四起，战火纷飞，勉强拍完序幕“满腔仇恨冲出虎口”和第一场“常青指路奔向红区”就拍不下去了。主要矛盾出在洪常青出场之后。
这场戏吴清华的动作多，洪常青围着她转，这在舞台上场面大还不够显眼，可是，电影画面就那么一小块，摄影机以吴清华为中心，洪常青往往溜边，或者干脆就被甩出画面。看了样片，刘庆棠很不满意，认为这与“三突出”原则要求的时刻“突出主要英雄人物”不符，没有突出洪常青，要推倒重来。
谢铁骊进组，将第一场重新剪接，主基调没动，因为他认为摄制组没有错。在拍摄第二场“清华控诉参加红军”清华亲吻红旗时，摄制组给了吴清华一个特写镜头，又把站在一边的洪常青甩出了画面，刘庆棠再次提出意见，认为吴清华亲吻红旗是向党表忠心，洪常青是娘子军连党代表、党的化身，应该有他的镜头。谢铁骊不同意，慢声细语地解释道：“镜头给谁与不给，在组接上是有道理的。镜头老给你，别人在跳，你没有戏，反而不利。”
刘庆棠争辩说：“拍样板戏影片，不能光考虑技术，要‘三突出’，突出主要英雄人物。”
周恩来说：“电影不要送我审查了”
经过８６天的日夜奋战，１９７３年１１月下旬影片《火红的年代》拍竣。
１２月中旬，傅超武携对白双片进京送审。当月２３日下午，国务院文化组审看了影片，吴德、于会泳等负责人认为“戏很感人，拍得还细致”，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要求摄制组“尽快修改，修改后送中央首长审查”。
傅超武进京后，上影厂从领导到群众，神经绷得紧紧的，摄制组主创人员更是天天守在电话机旁，候着北京的消息。文化组的意见传来，大家松了一口气，有关人员开始准备补拍工作。不久，傅超武又打来电话，说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首长已审过影片，很满意，指示道：影片拍得很好，不必修改；“文革”后多年没有故事片了，要多印拷贝，国内外发行。喜讯传出，第二天全厂敲锣打鼓，一片欢腾庆祝的热烈场面。
岂料想，全厂欢庆才过两天，北京又传来消息，说是江青看过影片，坚持要做两点修改：一是赵四海同白厂长的斗争还没有力量，白厂长走得还不够远，赵四海的压力也不够大；二是工人们称王坚为“王书记”，书记是党内职务，不是行政职务，公开称呼只能叫“老王”。
剧作性质之争，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剧本成型于１９７２年前后，已是周恩来大力推行“解放干部”工作之际，对于“文革”时期被打倒的老干部，中央强调“９０％以上的人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他们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鉴于“文革”是由毛泽东亲自发动的，在行文上不得不把坚持正确主张的老干部们归为犯了错误的同志，但在执行政策中要求采取教育为主、结合进入领导班子的方针，剧本创作的政治底色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调和的。而江青审看影片时，政局又起波澜。１９７４年１月２５日，江青、姚文元等召开了中直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矛头对准周恩来近两年来所采取的纠正左倾错误的种种政策与措施。江青的本意是要把白厂长改写成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把影片当成新一轮政治斗争的工具，可是摄制组创作人员政治嗅觉“不灵敏”，只增拍了一场赵四海在车间凉台上思考技术攻坚措施的戏，白厂长最后还是“改好了”。
经过一周奋战，影片修改完毕，再送审北京获得通过。据说，周恩来得悉影片修改之事后很生气，说“以后电影你们不要送我审查”。
江青喜呼：得宝了！
电影《闪闪的红星》送审国务院文化组，经组长吴德、副组长于会泳及一年前在江青倡议下成立的五人“创作小组”（包括于会泳、浩亮、刘庆棠、李德伦、谢铁骊）审看后，拍案叫好，其中分管电影的刘庆棠更觉兴奋，毕竟管电影不到一年便有佳作添彩，出了成绩。
１９７４年１０月１日，《闪闪的红星》在全国各大城市同时公映，立马火曝走红。
不久，社会上的“红星”热潮，终于涌进了钓鱼台国宾馆，１０月２３日晚，江青调看了影片，心情格外激动，立时叫秘书给八一厂打电话，急命导演李俊和摄影进城“谈心”。
李俊二人进了江青居住的钓鱼台１７号楼，时间已近午夜。一见面，江青紧紧握住他的手，兴奋地高声叫着：“我可得宝了！可得宝了！画面真美啊！真抒情啊！你们是怎么拍的？”
刘晓庆第一次拍电影
１９７６年３月底《南海长城》正式开机。影片大多数演员是当年广州军区《南海长城》话剧组的老班底，都拍过电影。那时的影片，走的是戏剧式电影的路子，与他们的本行基本相符合，演起来熟门熟路，得心应手；况且，多年的重复演出，他们对所饰角色有着转深的理解，对全剧的整体脉络也有着出色的把握。镜头前，老演员经验丰富不怵场，导演容易掌握，只需着重注意他们表演的分寸，多提些醒儿，别夸张，即可大功告成，但戏演得多了，不免也有点“油条”，有时导演开拍口令已发出，某些演员还要从口袋里拿出个小镜子，照照自己的发式乱不乱，或补补妆；还有的演员不按设计路线走位置，演着演着，就站在显赫之处，只顾着自己怎么美、怎么突出，把别人的戏给夺了……
与这些有“经验”的演员相比，刘晓庆就显得单纯而无私心杂念。拍电影对她来讲是大姑娘坐轿头一回，大脑一片空白，但她却因此受益匪浅。每次在镜头前，她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戏上。有时根据剧情要求，遇上战斗场面，脸上要抹些黑灰色彩，风尘仆仆的样子，她也毫不在乎。年龄较大的老演员尚且时时关注自己的形象是否亮丽，而刘晓庆作为一个二十来岁的姑娘家，却有如此的事业心，从而赢得了摄制人员的好感。
几场戏拍下来，大家对刘晓庆的印象是一致的：入戏快，能吃苦，做事认真，人也相当机灵。她话剧演员出身，对在镜头前表演心里实在没底，导演和摄影就成了时常请教的对象。在北京时她就和张冬凉走得较近，常去张家看电视；张冬凉的小女儿喜欢弹琵琶，她也不时指点指点。有了这一层交往，到了摄制组，她有些心里话也愿对他讲。那一阵子，刘晓庆总是念叨：“张老师啊，我拍电影心里真是没底！”剧情上有了难点，常常向他请教，俩人聊得多些；而张冬凉反复强调的一点就是：“放开！平时怎么演，现在就怎么演。”影片开拍后，平常，白天演完了戏，刘晓庆晚上回来还要做功课，她先把次日将要拍的内容拿个设计出来，随后就去找李俊请示：“明天这戏我拿什么道具，怎么演，您看我这想法对不对？”李俊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对的充分肯定鼓励，不对的讲出道理，让她自己再回去斟酌。师徒二人一个虚心好学，追求上进；一个诲人不倦，倾囊传授，合作默契而愉快。
《决裂》：葛存壮头一回当“好人”
剧本作者胡春潮是第一次“触电”，到了北影，挨门挨户地拜山，听取主创人员的意见。他和葛存壮接触后，灵感一动，找到李文化提建议：“老葛的气质很特殊，他演曹仲和不如演孙子清更合适，能不能与陈颖调换一下？”李文化仔细琢磨了半天，觉得胡春潮讲的在理，他找到葛存壮谈了想法。葛存壮作为演员，喜欢有个性的角色，孙子清性格鲜明满有趣味，有演头。而且，孙子清是个中间人物，最后成了革命队伍里的一员，葛存壮演了一辈子的坏蛋，这回要沾沾好人的光鲜。
１９７５年６月，摄制组大队人马兵分两路，开赴外景地。剧本组先前往辽宁省朝阳农学院，再转到江西“共大”，深处教育革命的第一线，一面在火热的斗争生活中接受教育，一面征求革命师生对《决裂》文学剧本的意见；摄制组则直奔吉安、莲花、永新等江西县办“共大”分校下生活。
转了一圈下来，剧作者似乎也开了窍，他们在修改时，把那些所谓的“多余的枝蔓”大删大砍，龙国正同曹仲和的“办学方法”之争得到了加强，增添了许多的火药味儿。剧本开始从重点展示“共大”教育成果朝向人与人之间的角力拼杀转化……
摄制组一头，下生活一个多月，走马观花般地参观了吉安、永新等七八所县办“共大”。演员都是带着角色任务去体验生活，郭振清演的是大学校长，他有意识地观察生活中的同类人。早在北京时，他就找汪洋请他谈谈延安“抗大”和“鲁艺”的生活、作风。由于汪洋和龙国正都在“抗大”学习过，郭振清想从他身上找些延安干部的感觉。更何况龙国正身上还有邵式平省委书记的影子，汪洋也是“文革”前十几年的北影老厂长，作为一级领导人，他性格开朗，办事果断有主见。剧中有一场戏，孙子清招生时，将铁匠江大年拒之门外，说他文化程度低，“没资格进大学”，龙国正则举起江大年满是硬茧的手，愤而大呼：“这就是资格！”这个表演，便源自于汪洋日常办事干净利落，常说的一句：“就这么定了，干吧！”
今天，《决裂》主创人员在回忆当年对剧本的真实性看法时，主要有三种说法。葛存壮是比较典型的“受党教育多年”的知识分子，他说：“根本就没有也不可能动这方面的脑子。组里谈得比较多的是影片的主题，讲通过表现‘共大’来歌颂无产阶级的教育路线，在这基础上统一认识，主要是如何体现为政治服务，不可能提出怎么不符合历史的问题。当时大家都是这样的思想，不会有什么异议。”郭振清粗中有细，比起葛存壮就多了一份儿“活思想”：“当时提倡的口号是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决裂》讲的虽是５０年代末６０年代初的事，也要为现实政治斗争服务，这很自然。文艺不是生活的再现，而要给人以启迪，是教育的工具。我当时无一丝‘与历史不符’的念头，很自然地就全部接受下来。况且，已安排了任务、情节，没有这些戏就无法发展。”李文化头脑比较清醒，心思缜密，看的是大局：“原剧本也受当时思潮的影响，批判孔老二等台词和教育革命等细节原来就有，修改时我们也有意识地往上靠。虽然我们也清楚这不符合历史真实，但文艺要为政治服务，要反映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