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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田
在一些自由派网友看来，如果谈论文革同时不控诉法西斯暴行和迫害问题，就必
然是为毛泽东辩护甚至是为四人帮翻案的文革余孽，当然就因此丧失了起码的道
义地位，需要被剥夺说话资格。所以，老田这一篇文章专门来控诉这个。
有影响力的高官们反复申说，文革是一个封建法西斯时代，有超过八千万乃至一
亿人口受到迫害或者牵连。我们无妨假定这个数字经过严密的统计，或者至少出
于审慎而负责的估计，但是我们需要追问的是：文革期间是什么人和什么力量把
如许之多的人口推到受迫害的地位上？官方宣传给出的一个标准答案是：林彪四
人帮反党集团。
文革无疑是文革派发动的，但是长期存在着强大的反文革派。由于文革十年中间
政治博弈有多次反复，参与的群体都有积极表现，因此区分文革派和反文革派有
着很清楚的依据。显然，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是文革派，周总理也是，文革派的群
众基础是造反派群体，文革司令部和造反派组成文革派阵营。反文革派也是有司
令部的，各级对文革特别抵触党政系统的当权派都属于反文革派阵营，1967年军
队支左之后，绝大多数军队干部也是反文革派的，而反文革派的群众组织则有有
些演变，第一个反文革派群众组织是北京的“老红卫兵”和各地当权派及其派出
的工作组组织的多数派，1966年10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多数派逐渐趋
于瓦解，在二月逆流时期由支左的军队干部扶持的新的反文革派组织例如武汉的
百万雄师为代表的拥军派，此外广州的东风派和重庆的“革联会”都是。双方最
大的分歧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方向到底是向上对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
是向下对准“黑五类”，反文革派要求对准黑五类，文革派要求对准走资派。在
文革期间，造反派担心被反文革派攻击为“右派翻天”一般不敢接纳黑五类参加
组织，所以，黑五类及其子女大多数属于“非文革派”。
从武汉的文革实际看，文革期间的迫害事件，至少有70%是“反文革派”迫害“文
革派”，不少于25%的数字是“反文革派”迫害“非文革派”，大约4%是“反文革
派”迫害“反文革派”，大约不到0.5%是文革派迫害“反文革派”，另外可能有
不到0.5%是文革派迫害文革派。其他各地的情况也大致与武汉的情况接近。
从文革的时间段看，1966年516通知之后，湖北省和武汉市文革运动的第一阶段是
反文革派主导的，省市委当权派派出工作组并组织多数派，对付“非文革派”和
“准文革派”，例如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抛出的“三家村”就是典型的“非文革
派”，李达就是在此期间被反文革派批判而死的；而各个大学进驻的工作组所重
点打击的少数派则是后来十年文革的中坚分子，但是此时他们还没有主动参加到
文革运动中间来因此只能算是“准文革派”，这是“反文革派”转移运动大方向
的第一次浪潮。1966年8月十六条发布之后，反文革派主导的第二次转移运动大方
向的浪潮是“抄家破四旧”运动，以王任重的小儿子王三宝为首领的“反文革派
”中学生组织“特别行动委员会”在一个星期之内抄了23000家，这是一次非常集
中的由反文革派发动并由反文革派执行的迫害“非文革派”的行动，全国约发生
过数百万起。
在1966年10月批判资反路线期间，造反派开始建立自己的组织，形成文革派的基
层力量，在十年文革期间，文革派对反文革派采取主动进攻姿态的唯一时间就是
这个时候，时间不长，大约只维持了4个月，在一月夺权前后，文革派又一次“迫
害”反文革派的高潮，例如召开批判大会给当权派戴上高帽子等等。由于中央文
革控制的“两报一刊”公开支持基层文革派，各地党政系统的当权派普遍转入“
罢工”状态，湖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张体学亲自部署了所谓的“三道防线”——
组织小官轮流阻挡造反派的“冲击”、中级官员组成轮流值班小组、高官如张体
学等人穿上军装躲进军区——而实质上进行了全面罢工。这其实就是造反派自我
夸张的所谓“斗垮走资派”的真实情况——当权派既非“被斗垮”也不是所谓“
踢开党委闹革命”，更不是被“夺权”，而是自己主动选择“政治罢工”的。
当权派的罢工实际上是向文革的发动者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施加压力：要么你们同
意回到文革初期当权派所选择的运动方式——在武汉水院透露出来的计划是“57年
加58年的形势”（按：指反右大跃进）——要么老子不干了，你毛泽东和中央文
革想办法建立党政系统之外的第二套指挥系统。由于毛泽东拒绝后退，结果只能
是选择军队支左——让国家机器从后台走上前台担负恢复秩序的智能。军队支左
之后，就有一个“二月逆流”或者“三月黑风”，反文革派直接调用军队的力量
对文革派进行镇压，这个期间的典型案例有青海的“二二三事件”（赵永夫命令
军队开枪打死学生和工人造反派180余人，打伤数百人，此外还抓捕上万人），四
川的成都军区一夜之间抓捕了十多万人，武汉是在317夜晚抓捕了“工人总部”头
头近500人。这一次是反文革派调用军事力量迫害文革派。
在1967年4月6日“军委十条”发布之后，反文革派失去了以军事力量维护自己地
位并打击文革派的政策“缺口”，由此各地开始组织“新保守派”——拥军派来
实现对文革派的镇压（此时，文革初期由工作组组织起来的老保守派在批判资反
路线之后逐步陷入瓦解），全国拥军派的经典代表是武汉的“百万雄师联络站”
，他们在军区的“64公告”之后，组织对武汉三镇造反派据点的“扫平计划”—
—先扫平汉阳地区、再对汉口逐条街道进行扫平、第三步扫平武昌的各个据点，
在此过程中，百万雄师围攻各个在造反派力量集中的单位以及造反派的宣传据点
，杀死造反派100多人，杀伤数千人。在另外一个极端上，重庆的54军成功地把“
老造反”中间的815争取成为自己的“扫平”工具，没有像武汉那样通过人武部去
组织武装基干民兵来压制文革派，重庆的武斗实际上从属于文革派和反文革派之
间的矛盾，并非造反派的内讧。拥军派代替军队来实现当权派的意愿，是当权派
适应“军委十条”之后的政治形势需要，在正式的国家机器之外寻找替代力量的
产物，是反文革派优越的政治经验和政治手腕的成就。武斗的绝大部分，都是从
属于反文革派镇压文革派的需要。
在1967年武汉720事件之后，全国的新保守派逐步陷入瓦解，文革进入新的历史阶
段，但是反文革派对于文革派的仇视和矛盾并未缓解，而是稍事休息留待革委会
的工作程序中继续解决。武汉的造反派在720事件之后，发生了“钢新之争”，比
较重要的全市性事件有“新中原事件”，局部的有武重的“五三事件”等，这是
从属于文革派对文革派的迫害性质。与此同时，由于造反派的翻身，也有少量的
针对反文革派的清算事件，例如揪斗百万雄师坏头头，揪斗百万雄师的黑后台，
此时发生的“迫害”算是文革派对反文革派的迫害。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数据说是
720事件之后受造反派迫害的干部群众和战士人数高达184000人，但在1974年批林
批孔时期，武汉军区高官信俊杰自己坦陈“零头也没有”，应该说，信俊杰在74年
的说法更为接近真实。
1968年武汉市革委会主任方铭发起“捅马蜂窝”行动，把部分造反派头头从革委
会赶出去并“交给群众批判”，在年末革委会军队干部主导的“清理阶级队伍”
运动中间，有大量针对造反派的行动，这都是反文革派迫害文革派的事件。同时
，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间，有大量的“非文革派”再次受到反文革派的迫害，
例如许多大学教授自杀事件就是发生在这个运动期间。因为，新中国成立还只有
十多年，混到大学教授地位的人士多数因为是旧统治阶级出身并在解放前就完成
了大学教育的，因此“历史很不清白”成为一个共同问题，同时由于文革期间绝
大多数高校教师和学生都是站在中央文革一边，反对当权派把文革变成“反右大
跃进”，是中央文革真心实意的“社会基础”，所以，受到优先重点“清理”，
因为很多老教授出身不好未能明目张胆地参加正式的造反派组织，所以看起来是
“非文革派”，但是反文革派却认定这些人之所以同情造反派观点乃至出于阶级
本能想要实现“右派翻天”，故刻意打击。所以，非文革派受迫害中间本来就含
有反文革派的复仇意志。
1969年九大前后，造反派不忿新任当权派的镇压，发起“反复旧运动”，体现的
是造反派作为有组织的群众对于当权派压制的不满和反抗意志与力量。九大之后
，中央召集造反派头头集中北京开会，制止了这一反抗形式，实际上取消了“四
大”。反文革派此后敢于放手整治文革派，通过清查“北决扬”和“五一六反革
命分子”运动，把绝大多数文革派都打成反革命分子，胡厚民从1969年就开始被
监护，杨道远1971年被隔离审查之后直到1983年判刑后才出来，各种“五不准学
习班”隔离了绝大部分文革派头头和骨干群众。这一反文革派主导的运动，多数
使用保守派（包括老保守派——三字兵和后来的新保守派——拥军派）作为“动
力”，军队当权派在背后主持、党政当权派积极参加，实际上，清查五一六反革
命运动是一次由反文革派的领导层次（军地当权派）协调领导的、以新旧保守派
群众作为依托的、对文革派力量进行全局性清算的“运动群众”。这次运动的成
果是在全国的造反派中间查出了超过1000万反革命分子，如果刘少奇一个人重要
性还没有超过普通人1000万倍的话，那么文革最大的冤案就应该“五一六冤案”
。某元帅和某总书记所提供的文革受迫害人数中间，不知道是否包括这一部分受
害者，如果包括这的话，这一大批反革命及其家属的数量就高达数千万之众，那
么他们的估计应该不会脱离事实太远。
从1970年的庐山会议开始，毛泽东一生中间“最不民主”“个人独断”程度最高
的一个时期开始了。为了终结军事波拿巴主义的幽灵，他一个人对军地当权派与
新旧保守派结成的、以清算文革派“造反罪行”的强大“神圣同盟”发起了反击
，这一次反击的重点集中在军队当权派身上，很多军队高官失去权力和地位仅仅
就是毛泽东的一句话和一个不给任何证据的判断——林彪死党。各地领导清算造
反派最为积极的军官高官，几乎没有例外都被毛泽东宣布为“林彪死党”——例
如武汉军区政委刘丰、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河南省军区政委王新。有些人例
如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15军军长方铭被宣布为“活党”在政治上被矮化了。
自此之后，“神圣同盟”中间最坚定的迫害文革派的“坏分子”退出了政治场域
，剩下来的当权派和新旧保守派在文革派的舆论攻势面前居于手势，所以武汉发
生了“两赵一王”向造反派妥协答应并安排“补台”的事件。大体而言，由于神
圣同盟的破裂及其内部矛盾一时不能解决，因此，当权派出于被动退让态势。王
克文晚年的回忆文章中间说：他一生最为后悔的事情就是在1974年的“三大讲”
中间做出了丧失当权派一贯立场的发言和检讨，以至于在临终前的回顾中还要作
自我批评。毫无疑问，毛泽东是文革派的巨擘，那些在此期间丧失地位乃至丧失
立场的迫害，都应该记载在文革派对反文革派的迫害账上。
毛泽东本人亲自出来终结了“批林批孔运动”，因此“补台”的事情在过了1974年
夏天之后也就不了了之。也许是巧合，也许不是，正是这个夏天，北京成立了一
个医疗组为毛泽东检查身体，一位天津来的专家发现毛泽东得了“运动神经元病
”，这个病无法治愈而且患者生命一般不超过两年。毛泽东以极端专制的手段破
坏了反文革派的神圣同盟之后，显然没有选择让造反派“补台”，而是让神圣同
盟中间的党政当权派全面补台了——这些人实际上就是文革前期的“刘邓黑司令
部的人”，在“军干群”的“三结合”中间毛泽东采取步骤——从庐山会议开始
中间经过林彪事件最后于1973年底的“八大军区对调”——彻底驱逐了“军”，
没有提拔“群”，而是恢复了“干”的优势。这个驱逐“军”的过程，实际上是
邓小平重新上台的主要政治前提。恐怕不能认为毛泽东很新任邓，或者邓是毛的
人，而是毛泽东已经做出明确判断——造反派不可能掌权甚至是“在野比在朝有
利”——同时军队当权派掌权的消极作用最大，因此，只剩下一个唯一的选择：
选择一个次坏的群体掌权，这样的判断做出之后，在次坏群体中间有代表性的人
物当然就应该出来了。看来，毛泽东连次优选择都没有，只有次坏选择，而且这
个次坏选择还是他本人不得不以最不民主的方式驱逐了党内强势群体之后才具备
条件的。1974年毛曾经有一首词赠周，颇能反应他的心境和选择空间：“父母忠
贞为国酬，何曾怕断头？如今天下红遍，江山靠谁守？ 业未就，身躯倦，鬓已
秋；你我之辈，忍将夙愿，付与东流？”
“批林批孔”在1974年夏天就被文革派自己终结了。反文革派并没有因此满意，
而是由此看到了进攻的利益，如果说早期对于文革派的清算还主要是集中于文革
派的群众身上的话，此后反文革派的清算矛盾则转而指向文革派的司令部。当时
北京有“四大金刚”之说，这四个人是胡耀邦、周荣鑫、万里和张爱萍。邓小平
的女儿写书说，这个时期他父亲对于四人帮是采取攻势而不是守势，为了坚定胡
耀邦的信心邓小平曾经给他交底说：“1974年和1975年初，那是中国的龙虎相斗
的热闹时期。邓小平在政治上非常活跃了，他曾经对我说：‘毛主席重用我，是
想让我在总理病重的时候把全国的经济工作搞上去，他看出那些人不行，搞经济
不行，连国民经济的基础问题都抓不拢，那怎么行呢？江青、张春桥那些人喊喊
口号还可以，真正动用实在的东西就要草鸡。我现在不干不行呀，乘这个时候我
们就要把他们压下去。’我那时就很耽心，因为毛主席是重用江青、张春桥那些
人的呀。我问小平：‘可以吗？我们能斗过他们去吗？’邓小平说：‘可以，现
在毛主席的身体不行了，再不是什么红光满面、神采奕奕了。医生偷偷地告诉我
：他还有一两年的时间。’我一听吓了一跳：天呀，在这一两年里如果让他们抓
住辫子再打倒，可就有好戏看了。但是邓小平似乎认为毛主席不会再有回天之力
了，他说：‘现在是最好的时机，我们要把经济抓出点名堂出来，建立起我们的
基础和人民群众对我们的信心。这就给文革派们一个沉重的打击。’……‘只要
叶剑英能够控制了军队，一切都好办。应该说来，军队还是会听他的话的。我们
整顿军队的时候，已经准备好了基本力量。毛主席提拔的那几个人没有威信，也
不懂得政治斗争，他们发挥不了什么大的作用。至于写文章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不等他们造舆论，就应该把他们解决了。’”（师东兵《访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胡
耀邦》，1988年春天）
在邓小平领导“四大金刚”进行反攻过程中间，也有涉及到下层的部分，根据王
克文的回忆，在1975年初他和赵辛初去中央找负责同志回报，这个负责同志给了
他们30个抓人指标，他们返回武汉之后于2月7日就立即执行，被抓的武齐华在狱
中被活活打死。在针对文革司令部的反攻中间，四大金刚最开始阶段是把毛、周
和江一体看待的。国防科工委情报所核心组副组长告诉我，张某在国防科工委就
职之后，曾经指示情报所刘某组织16名高级翻译，搜罗海外的有用材料，其中就
有一篇国民党特务所写的污蔑周总理的文章，这篇文章说1930年代初期国民党破
获共产党案件是周为了权力斗争需要而故意泄露给特务的，因为张的这个行为过
于露骨，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期间由华国锋、纪登奎和陈锡联三个副总理亲自抓国
防科工委的运动，张的干将刘某此时来反戈一击提交书面揭发材料，陶鲁笳原本
不想涉及张爱萍的事情，但至此不得不表明自己的态度，这就是陶鲁笳迫害张爱
萍的背景。在后来的“非毛化”事业的起始阶段，张某的智慧被再次启用，这一
次是大量流亡海外的共产党叛徒写下的攻击矛头集中于毛泽东的书籍，例如王明
张国焘等人的书，以“现代稀见史料译丛”名义出“内部版”，然后摆在新华书
店里公开出售。
在一些自由派网友看来，如果谈论文革同时不控诉法西斯暴行和迫害问题，就必
然是为毛泽东辩护甚至是为四人帮翻案的文革余孽，当然就因此丧失了起码的道
义地位，需要被剥夺说话资格。所以，老田这一篇文章专门来控诉这个。
有影响力的高官们反复申说，文革是一个封建法西斯时代，有超过八千万乃至一
亿人口受到迫害或者牵连。我们无妨假定这个数字经过严密的统计，或者至少出
于审慎而负责的估计，但是我们需要追问的是：文革期间是什么人和什么力量把
如许之多的人口推到受迫害的地位上？官方宣传给出的一个标准答案是：林彪四
人帮反党集团。
文革无疑是文革派发动的，但是长期存在着强大的反文革派。由于文革十年中间
政治博弈有多次反复，参与的群体都有积极表现，因此区分文革派和反文革派有
着很清楚的依据。显然，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是文革派，周总理也是，文革派的群
众基础是造反派群体，文革司令部和造反派组成文革派阵营。反文革派也是有司
令部的，各级对文革特别抵触党政系统的当权派都属于反文革派阵营，1967年军
队支左之后，绝大多数军队干部也是反文革派的，而反文革派的群众组织则有有
些演变，第一个反文革派群众组织是北京的“老红卫兵”和各地当权派及其派出
的工作组组织的多数派，1966年10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多数派逐渐趋
于瓦解，在二月逆流时期由支左的军队干部扶持的新的反文革派组织例如武汉的
百万雄师为代表的拥军派，此外广州的东风派和重庆的“革联会”都是。双方最
大的分歧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方向到底是向上对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
是向下对准“黑五类”，反文革派要求对准黑五类，文革派要求对准走资派。在
文革期间，造反派担心被反文革派攻击为“右派翻天”一般不敢接纳黑五类参加
组织，所以，黑五类及其子女大多数属于“非文革派”。
从武汉的文革实际看，文革期间的迫害事件，至少有70%是“反文革派”迫害“文
革派”，不少于25%的数字是“反文革派”迫害“非文革派”，大约4%是“反文革
派”迫害“反文革派”，大约不到0.5%是文革派迫害“反文革派”，另外可能有
不到0.5%是文革派迫害文革派。其他各地的情况也大致与武汉的情况接近。
从文革的时间段看，1966年516通知之后，湖北省和武汉市文革运动的第一阶段是
反文革派主导的，省市委当权派派出工作组并组织多数派，对付“非文革派”和
“准文革派”，例如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抛出的“三家村”就是典型的“非文革
派”，李达就是在此期间被反文革派批判而死的；而各个大学进驻的工作组所重
点打击的少数派则是后来十年文革的中坚分子，但是此时他们还没有主动参加到
文革运动中间来因此只能算是“准文革派”，这是“反文革派”转移运动大方向
的第一次浪潮。1966年8月十六条发布之后，反文革派主导的第二次转移运动大方
向的浪潮是“抄家破四旧”运动，以王任重的小儿子王三宝为首领的“反文革派
”中学生组织“特别行动委员会”在一个星期之内抄了23000家，这是一次非常集
中的由反文革派发动并由反文革派执行的迫害“非文革派”的行动，全国约发生
过数百万起。
在1966年10月批判资反路线期间，造反派开始建立自己的组织，形成文革派的基
层力量，在十年文革期间，文革派对反文革派采取主动进攻姿态的唯一时间就是
这个时候，时间不长，大约只维持了4个月，在一月夺权前后，文革派又一次“迫
害”反文革派的高潮，例如召开批判大会给当权派戴上高帽子等等。由于中央文
革控制的“两报一刊”公开支持基层文革派，各地党政系统的当权派普遍转入“
罢工”状态，湖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张体学亲自部署了所谓的“三道防线”——
组织小官轮流阻挡造反派的“冲击”、中级官员组成轮流值班小组、高官如张体
学等人穿上军装躲进军区——而实质上进行了全面罢工。这其实就是造反派自我
夸张的所谓“斗垮走资派”的真实情况——当权派既非“被斗垮”也不是所谓“
踢开党委闹革命”，更不是被“夺权”，而是自己主动选择“政治罢工”的。
当权派的罢工实际上是向文革的发动者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施加压力：要么你们同
意回到文革初期当权派所选择的运动方式——在武汉水院透露出来的计划是“57年
加58年的形势”（按：指反右大跃进）——要么老子不干了，你毛泽东和中央文
革想办法建立党政系统之外的第二套指挥系统。由于毛泽东拒绝后退，结果只能
是选择军队支左——让国家机器从后台走上前台担负恢复秩序的智能。军队支左
之后，就有一个“二月逆流”或者“三月黑风”，反文革派直接调用军队的力量
对文革派进行镇压，这个期间的典型案例有青海的“二二三事件”（赵永夫命令
军队开枪打死学生和工人造反派180余人，打伤数百人，此外还抓捕上万人），四
川的成都军区一夜之间抓捕了十多万人，武汉是在317夜晚抓捕了“工人总部”头
头近500人。这一次是反文革派调用军事力量迫害文革派。
在1967年4月6日“军委十条”发布之后，反文革派失去了以军事力量维护自己地
位并打击文革派的政策“缺口”，由此各地开始组织“新保守派”——拥军派来
实现对文革派的镇压（此时，文革初期由工作组组织起来的老保守派在批判资反
路线之后逐步陷入瓦解），全国拥军派的经典代表是武汉的“百万雄师联络站”
，他们在军区的“64公告”之后，组织对武汉三镇造反派据点的“扫平计划”—
—先扫平汉阳地区、再对汉口逐条街道进行扫平、第三步扫平武昌的各个据点，
在此过程中，百万雄师围攻各个在造反派力量集中的单位以及造反派的宣传据点
，杀死造反派100多人，杀伤数千人。在另外一个极端上，重庆的54军成功地把“
老造反”中间的815争取成为自己的“扫平”工具，没有像武汉那样通过人武部去
组织武装基干民兵来压制文革派，重庆的武斗实际上从属于文革派和反文革派之
间的矛盾，并非造反派的内讧。拥军派代替军队来实现当权派的意愿，是当权派
适应“军委十条”之后的政治形势需要，在正式的国家机器之外寻找替代力量的
产物，是反文革派优越的政治经验和政治手腕的成就。武斗的绝大部分，都是从
属于反文革派镇压文革派的需要。
在1967年武汉720事件之后，全国的新保守派逐步陷入瓦解，文革进入新的历史阶
段，但是反文革派对于文革派的仇视和矛盾并未缓解，而是稍事休息留待革委会
的工作程序中继续解决。武汉的造反派在720事件之后，发生了“钢新之争”，比
较重要的全市性事件有“新中原事件”，局部的有武重的“五三事件”等，这是
从属于文革派对文革派的迫害性质。与此同时，由于造反派的翻身，也有少量的
针对反文革派的清算事件，例如揪斗百万雄师坏头头，揪斗百万雄师的黑后台，
此时发生的“迫害”算是文革派对反文革派的迫害。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数据说是
720事件之后受造反派迫害的干部群众和战士人数高达184000人，但在1974年批林
批孔时期，武汉军区高官信俊杰自己坦陈“零头也没有”，应该说，信俊杰在74年
的说法更为接近真实。
1968年武汉市革委会主任方铭发起“捅马蜂窝”行动，把部分造反派头头从革委
会赶出去并“交给群众批判”，在年末革委会军队干部主导的“清理阶级队伍”
运动中间，有大量针对造反派的行动，这都是反文革派迫害文革派的事件。同时
，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间，有大量的“非文革派”再次受到反文革派的迫害，
例如许多大学教授自杀事件就是发生在这个运动期间。因为，新中国成立还只有
十多年，混到大学教授地位的人士多数因为是旧统治阶级出身并在解放前就完成
了大学教育的，因此“历史很不清白”成为一个共同问题，同时由于文革期间绝
大多数高校教师和学生都是站在中央文革一边，反对当权派把文革变成“反右大
跃进”，是中央文革真心实意的“社会基础”，所以，受到优先重点“清理”，
因为很多老教授出身不好未能明目张胆地参加正式的造反派组织，所以看起来是
“非文革派”，但是反文革派却认定这些人之所以同情造反派观点乃至出于阶级
本能想要实现“右派翻天”，故刻意打击。所以，非文革派受迫害中间本来就含
有反文革派的复仇意志。
1969年九大前后，造反派不忿新任当权派的镇压，发起“反复旧运动”，体现的
是造反派作为有组织的群众对于当权派压制的不满和反抗意志与力量。九大之后
，中央召集造反派头头集中北京开会，制止了这一反抗形式，实际上取消了“四
大”。反文革派此后敢于放手整治文革派，通过清查“北决扬”和“五一六反革
命分子”运动，把绝大多数文革派都打成反革命分子，胡厚民从1969年就开始被
监护，杨道远1971年被隔离审查之后直到1983年判刑后才出来，各种“五不准学
习班”隔离了绝大部分文革派头头和骨干群众。这一反文革派主导的运动，多数
使用保守派（包括老保守派——三字兵和后来的新保守派——拥军派）作为“动
力”，军队当权派在背后主持、党政当权派积极参加，实际上，清查五一六反革
命运动是一次由反文革派的领导层次（军地当权派）协调领导的、以新旧保守派
群众作为依托的、对文革派力量进行全局性清算的“运动群众”。这次运动的成
果是在全国的造反派中间查出了超过1000万反革命分子，如果刘少奇一个人重要
性还没有超过普通人1000万倍的话，那么文革最大的冤案就应该“五一六冤案”
。某元帅和某总书记所提供的文革受迫害人数中间，不知道是否包括这一部分受
害者，如果包括这的话，这一大批反革命及其家属的数量就高达数千万之众，那
么他们的估计应该不会脱离事实太远。
从1970年的庐山会议开始，毛泽东一生中间“最不民主”“个人独断”程度最高
的一个时期开始了。为了终结军事波拿巴主义的幽灵，他一个人对军地当权派与
新旧保守派结成的、以清算文革派“造反罪行”的强大“神圣同盟”发起了反击
，这一次反击的重点集中在军队当权派身上，很多军队高官失去权力和地位仅仅
就是毛泽东的一句话和一个不给任何证据的判断——林彪死党。各地领导清算造
反派最为积极的军官高官，几乎没有例外都被毛泽东宣布为“林彪死党”——例
如武汉军区政委刘丰、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河南省军区政委王新。有些人例
如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15军军长方铭被宣布为“活党”在政治上被矮化了。
自此之后，“神圣同盟”中间最坚定的迫害文革派的“坏分子”退出了政治场域
，剩下来的当权派和新旧保守派在文革派的舆论攻势面前居于手势，所以武汉发
生了“两赵一王”向造反派妥协答应并安排“补台”的事件。大体而言，由于神
圣同盟的破裂及其内部矛盾一时不能解决，因此，当权派出于被动退让态势。王
克文晚年的回忆文章中间说：他一生最为后悔的事情就是在1974年的“三大讲”
中间做出了丧失当权派一贯立场的发言和检讨，以至于在临终前的回顾中还要作
自我批评。毫无疑问，毛泽东是文革派的巨擘，那些在此期间丧失地位乃至丧失
立场的迫害，都应该记载在文革派对反文革派的迫害账上。
毛泽东本人亲自出来终结了“批林批孔运动”，因此“补台”的事情在过了1974年
夏天之后也就不了了之。也许是巧合，也许不是，正是这个夏天，北京成立了一
个医疗组为毛泽东检查身体，一位天津来的专家发现毛泽东得了“运动神经元病
”，这个病无法治愈而且患者生命一般不超过两年。毛泽东以极端专制的手段破
坏了反文革派的神圣同盟之后，显然没有选择让造反派“补台”，而是让神圣同
盟中间的党政当权派全面补台了——这些人实际上就是文革前期的“刘邓黑司令
部的人”，在“军干群”的“三结合”中间毛泽东采取步骤——从庐山会议开始
中间经过林彪事件最后于1973年底的“八大军区对调”——彻底驱逐了“军”，
没有提拔“群”，而是恢复了“干”的优势。这个驱逐“军”的过程，实际上是
邓小平重新上台的主要政治前提。恐怕不能认为毛泽东很新任邓，或者邓是毛的
人，而是毛泽东已经做出明确判断——造反派不可能掌权甚至是“在野比在朝有
利”——同时军队当权派掌权的消极作用最大，因此，只剩下一个唯一的选择：
选择一个次坏的群体掌权，这样的判断做出之后，在次坏群体中间有代表性的人
物当然就应该出来了。看来，毛泽东连次优选择都没有，只有次坏选择，而且这
个次坏选择还是他本人不得不以最不民主的方式驱逐了党内强势群体之后才具备
条件的。1974年毛曾经有一首词赠周，颇能反应他的心境和选择空间：“父母忠
贞为国酬，何曾怕断头？如今天下红遍，江山靠谁守？ 业未就，身躯倦，鬓已
秋；你我之辈，忍将夙愿，付与东流？”
“批林批孔”在1974年夏天就被文革派自己终结了。反文革派并没有因此满意，
而是由此看到了进攻的利益，如果说早期对于文革派的清算还主要是集中于文革
派的群众身上的话，此后反文革派的清算矛盾则转而指向文革派的司令部。当时
北京有“四大金刚”之说，这四个人是胡耀邦、周荣鑫、万里和张爱萍。邓小平
的女儿写书说，这个时期他父亲对于四人帮是采取攻势而不是守势，为了坚定胡
耀邦的信心邓小平曾经给他交底说：“1974年和1975年初，那是中国的龙虎相斗
的热闹时期。邓小平在政治上非常活跃了，他曾经对我说：‘毛主席重用我，是
想让我在总理病重的时候把全国的经济工作搞上去，他看出那些人不行，搞经济
不行，连国民经济的基础问题都抓不拢，那怎么行呢？江青、张春桥那些人喊喊
口号还可以，真正动用实在的东西就要草鸡。我现在不干不行呀，乘这个时候我
们就要把他们压下去。’我那时就很耽心，因为毛主席是重用江青、张春桥那些
人的呀。我问小平：‘可以吗？我们能斗过他们去吗？’邓小平说：‘可以，现
在毛主席的身体不行了，再不是什么红光满面、神采奕奕了。医生偷偷地告诉我
：他还有一两年的时间。’我一听吓了一跳：天呀，在这一两年里如果让他们抓
住辫子再打倒，可就有好戏看了。但是邓小平似乎认为毛主席不会再有回天之力
了，他说：‘现在是最好的时机，我们要把经济抓出点名堂出来，建立起我们的
基础和人民群众对我们的信心。这就给文革派们一个沉重的打击。’……‘只要
叶剑英能够控制了军队，一切都好办。应该说来，军队还是会听他的话的。我们
整顿军队的时候，已经准备好了基本力量。毛主席提拔的那几个人没有威信，也
不懂得政治斗争，他们发挥不了什么大的作用。至于写文章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不等他们造舆论，就应该把他们解决了。’”（师东兵《访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胡
耀邦》，1988年春天）
在邓小平领导“四大金刚”进行反攻过程中间，也有涉及到下层的部分，根据王
克文的回忆，在1975年初他和赵辛初去中央找负责同志回报，这个负责同志给了
他们30个抓人指标，他们返回武汉之后于2月7日就立即执行，被抓的武齐华在狱
中被活活打死。在针对文革司令部的反攻中间，四大金刚最开始阶段是把毛、周
和江一体看待的。国防科工委情报所核心组副组长告诉我，张某在国防科工委就
职之后，曾经指示情报所刘某组织16名高级翻译，搜罗海外的有用材料，其中就
有一篇国民党特务所写的污蔑周总理的文章，这篇文章说1930年代初期国民党破
获共产党案件是周为了权力斗争需要而故意泄露给特务的，因为张的这个行为过
于露骨，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期间由华国锋、纪登奎和陈锡联三个副总理亲自抓国
防科工委的运动，张的干将刘某此时来反戈一击提交书面揭发材料，陶鲁笳原本
不想涉及张爱萍的事情，但至此不得不表明自己的态度，这就是陶鲁笳迫害张爱
萍的背景。在后来的“非毛化”事业的起始阶段，张某的智慧被再次启用，这一
次是大量流亡海外的共产党叛徒写下的攻击矛头集中于毛泽东的书籍，例如王明
张国焘等人的书，以“现代稀见史料译丛”名义出“内部版”，然后摆在新华书
店里公开出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