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力雄大作摘要评点
芦笛
楼下转贴的王力雄先生的大作，堪称字字珠玑，非常值得吐血推荐。王先生是我唯一认可的中国的寥寥数个知识分子之首，常令我油然而生敬慕之心，尽管如马悲鸣说，我是老高三，他不过是老初一，而且上的大学似乎也不是什么名牌。不过马悲鸣的特点乃是有眼如盲。一个经验规律是，他若看不上谁的文章，那人就一定相当有水平；反过来，如果他吹嘘谁谁，那人的文章就一定没有价值。正因为此，8年前他吹嘘我，才令我非常upset。
废话少说，王先生会见达赖喇嘛的文章，含有众多的宝贵原创思想，非常值得注意。他的文章太长，恐怕大众没有耐心，是以我把自己觉得重要的部分挑出来，作为黑体字列出，加上醒目的小标题，并略加解释或评点。
一、西藏有充分的法理权利独立
我在讲座上表示，十七条协议的确是在军事威胁下签订的，但不能因此断定不合法，因为历史上和国际上很多重要协议同样都是战争的结果。十七条协议是否合法，需要从另一个角度考虑——合法协议必须完整实施，而不能只实施部分条款，不实施另外的条款。十七条协议中关于西藏制度不变、达赖地位不变、不强迫西藏改革、维护西藏宗教等条款，自1959年3月的拉萨事件后就不再实施，这种改变并没有得到签署协议的另一方——达赖喇嘛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同意。在这种情况下，十七条协议应该被认为已经废止。十七条协议是西藏方面第一次正式承认西藏属于中国的唯一具有法律效力的文本。十七条协议废止，西藏属于中国的承诺也就随之无效。这一点是“西藏问题”之所以一直存在的基础。
【芦评】
此话对极，不能因为是城下之盟便可以不遵守，否则世界必然要乱套。契约双方有一方不遵守，则该契约则自动丧失法律效力，违约方应该受到惩罚。王力雄大概没有意识到他在这儿其实指出了一个事实：十七条协议是西藏方面第一次正式承认西藏属于中国的唯一具有法律效力的文本，也是历史上唯一的一次。这协议存在一天，西藏就没有独立的法理依据，可蠢共却不知道珍惜，片面撕毁了该协议，因此西藏有足够的法律理由撤回原来的立场，宣布独立。
因此对解决西藏问题，最佳途径莫过于中国与西藏重新签订一个确定西藏归属中国的协议。而目前，能被绝大多数藏人共同听从的唯有达赖喇嘛，除此无人可以整合已被严重分化的藏民族；国际社会普遍承认达赖喇嘛是藏民族代表，他具有足够的权威性，同时达赖喇嘛也多次表示西藏可以留在中国。如果能形成一份由达赖喇嘛签署的法律文件，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那么无论是藏人还是国际社会，从此对西藏属于中国的事实就无从质疑，西藏独立的诉求也就失去根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政府应该抓紧十四世达赖喇嘛健在时签下这样一个协议。一旦拖到达赖喇嘛去世，机会则失不再来，因为除了达赖喇嘛，没有任何人能够说服整个藏民族承认西藏归属中国。
【芦评】
我也是这个意思，可惜蠢共太蠢，他们代表的中国人太蠢，倚冰山如泰山，绝对不会在自觉占尽风头时还会主动让步，说了也白说。
二、达赖对我党本性的认识
达赖喇嘛开始讲话，内容大意是：不管中国政府承不承认，西藏问题都是一个确实的存在，无法回避。全世界都知道有一个西藏问题，并且关注着西藏问题如何解决。西藏问题不解决，对西藏人民是痛苦，对中国也不是好事。不仅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形象一直受这个问题困扰和损害，中国自身的问题，如台湾，也因为西藏问题的存在而对统一抱有许多疑虑。所以解决西藏问题不仅是对西藏有利的，对中国自身也是有利的。为了表明他不反对中国政府，他特地用汉话对我说：“我不反共！”他解释说看过他的著作就可以知道，他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很多观点是赞成的。他还插进一段轶事，他在访问台湾时跟连战也用汉话说过这句“我不反共！”连战的回答则是：“我反共！”说完他放声大笑。他的笑声很有感染力。
【芦评】据说达赖在年轻时还研究了毛主席著作，觉得共产主义与佛经颇有相通之处，还准备申请入党来着。幸亏他没有这么干，否则共产世界多了一个无耻走狗，文明世界少了一位杰出领袖。
达赖喇嘛不知道，他反共不反共makes no difference。今天的共产党不过是个招牌，没谁再信仰共产主义。他现在即使提出入党，我党也不会理睬他，因为人家自觉吃定了西藏，绝对不可能没有理由便主动让步。这就是中国人的永恒悲哀：鼠目寸光，倚冰山如泰山，一定要使足顺风船，不见棺材不掉泪。
他接着谈到，中国政府一直反复说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不能独立，就像念经一样，而他自己在各种场合也一再说西藏不要求独立，也像念经一样。双方似乎都在不停地念自己的经，但是首先需要互相对话和讨论。现在问题是中国政府一直拒绝对话。他开玩笑地说，中国政府的脑子里可能一多半物质都是从事怀疑的，总是在猜测别人怎么加害。然而若是只有怀疑和恐惧，就会什么事也做不成。他同时表示，他一方面重视与中国政府之间进行接触，另一方面也深知人民之间的交流很重要。他和我见面的意义就在这里。过去他见的大陆汉人大都是流亡者，有国不能回，而既能够客观理解西藏问题，又能在中国之内观察和发言的知识分子，不但对西藏人民和解决西藏问题有帮助，对促使汉族人民理解西藏问题，更是有特殊的帮助。
【芦评】达赖此话，不但说出了中国政府的心理障碍，也说出了全体中国人共同的心理疾患，13亿中国人起码有10亿人“的脑子里可能一多半物质都是从事怀疑的，总是在猜测别人怎么加害。然而若是只有怀疑和恐惧，就会什么事也做不成”。
接触中国人没有什么鸟用，他们没有足够的智力理解达赖的英明睿智，更无平和客观的心态去心平气和地思考西藏和中国的前途。除了别有用心的mingyun垃圾，能了解达赖的大智慧的先知先觉们恐怕还不到两位数。建议达赖喇嘛还是专注于西方社会。
三、达赖喇嘛是中国流行心理疾患的特约大夫
他的演讲大概意思是，人是需要具有知识和能力的，所以人需要受教育，你们到这个学校来学习，目的就是要获得知识和能力。但是仅有知识和能力是不够的。如果你没有同时具备对人类的关爱和对社会的责任感，那么知识和能力的作用就可能是相反的，变成对别人的毁灭，同时最终会毁灭你自己。你越有知识和能力，毁灭的能力也就越强。因此，只有人具有对社会的关爱和对社会的责任时，知识和能力才会发挥好的作用。这番话在我听来，对中国当前的教育状况倒是最有针对性的。中国的学校可以制造出大批专业人才，在专业范围内头脑精明，才能过人，然而对社会和人类却没有爱心与责任心。这样的人很容易把他们的才能用于做坏事，并且把坏事做到很有水平的程度，这种情形在当今中国已经司空见惯。
【芦评】此话于我心有戚戚焉。古人说的“哀莫大于心死”，似乎就是特地为现代中国人度身定做的。中国人有脑无心，决定了那脑袋绝对无法获得大智慧。这种民族绝对不可能有前途。
四、达赖喇嘛所说的“文化种族灭绝”是怎么发生的
我先讲目前西藏的一些现状和问题。一方面经济的确取得长足发展，另一方面西藏传统文化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我举了拉萨西郊一个近年出现的“妓女城”为例。那是一片又脏又乱的空地，有上百顶帐篷，大都是藏族妓女陪酒和接客之处。去那里嫖妓的多数也是藏人。喝空的啤酒瓶子在帐篷周围垒起围墙，到处回响麻将牌碰撞和打情骂俏的声音……尽管理论上西藏问题总有一天会得到解决，但如果拖得太久，即使解决也只是政治方面的解决，得到了政治上的自治和自由，却已不再是达赖喇嘛怀念的西藏，也不是热爱西藏文化的人向往的西藏，而是成了一个和中国其他地区一样的西藏。因此，认为西藏问题迟早有一天会解决，并不是安慰，而应该在西藏还是真正的西藏时，还保留着传统文化时，就能解决西藏问题，才是有意义的解决。这就要求解决西藏问题不能无限期等待，而需要抢时间。
【芦评】看来文化种族灭绝不是汉人移民，而是汉人的腐败生活方式污染造成的。
五、极权制度下的非暴力主义是死路一条
我继而谈到达赖喇嘛以非暴力抗争解决西藏问题陷入的困境。非暴力抗争需要具备三个前提才能产生作用：第一个前提是所抗争的对象还有良知，非暴力抗争的一方用自己经受的苦难，使对方难以承受良心的谴责而让步，如马丁•路德•金所说“我们忍受苦难的能力会耗尽你们的仇恨。在我们获取自由的时候，将唤醒你们的良知，把你们赢过来”；第二个前提是需要所抗争的对象具有法治。甘地当年与英国殖民当局斗争，经常利用英国法律打官司。在英国的法治中，如果能够抓住对方不合法之处，通过法律程序击败政府是有可能的；第三个前提是要有民间社会存在，也就是社会有民间组织和团体活动的空间，起到动员社会和组织社会的作用，从而使非暴力抗争的一方不是一盘散沙，能够团结和相互协调，非暴力抗争才可形成规模，产生效果。而这三个前提在当今中国却不存在，专制政权既没有良知也没有真正意义的法治，同时限制和扼杀民间社会，因此当今世界的三个非暴力抗争的代表人物——甘地、金和达赖喇嘛，前二者可以成功，达赖喇嘛却难以取得实质进展。用台湾人的话形容，只如蚊子叮牛角。
我说，目前的非暴力抗争手段都是被动的，目标能否实现，全取决于北京政府最终是不是让步。不管你在国际上取得多少声援，有多少议会为西藏问题作出决议，发出多少谴责，以及西藏流亡者的示威抗议、绝食自焚等，都不会直接产生效果。尽管可以构成对北京的压力，但除非北京对那压力做出让步，才算有用。若是北京不在乎，对压力不理睬，就拿它一点办法也没有，效果也就等于零。以中国目前的状况，还看不出有什么压力能迫使它在西藏问题上让步，所以为此进行的非暴力斗争始终看不到前途。
【芦评】这些话字字千金不易，我每个字都同意，在无良知、无法治、无民间社会的极权国家搞非暴力抗争什么鸟用都没有。但反过来搞暴力革命非但不现实，而且后患无穷，结论就是无解。
六、王力雄病急乱投医，指望靠西藏医好中国的不治之症
我对达赖喇嘛讲，我个人完全赞成他的非暴力原则，但是针对中国和西藏目前的现实，必须找到一种新的非暴力抗争手段。那种手段的作用不需要通过对方让步来实现，而是取决于自己。行动一步就会前进一步；自己做多少，得到的胜利也就是多少。只有找到这样一种与过去不同的非暴力抗争手段，才能把命运掌握到自己手中，而不再取决于当权者是否给予恩赐。
WA后来跟我说，他给达赖喇嘛做过多次翻译，这一次达赖喇嘛的神态最严肃，他从没见过达赖喇嘛露出那样严肃的神情，甚至让他感到有点害怕。
我接着说，递进民主制就是这样一种新的方法。具体地讲，一个村庄的村民组成自我管理的委员会，决定村庄事务，委员会选举村长作为执行者。只要村民认准一点，以后只执行自己的决策，认可自己选举的村长，不再听从当局决策和任命，那个村就等于实现了高度自治。当一个乡的所有（或大多数）村庄都这么做了，就进入下一个层次——由村长们组成乡的自治委员会，决定大政方针，然后选举乡长作为执行委员会决策的行政负责人，从此也只执行自己的决策。认可自己所选的乡长，不再服从当局任命的乡长和书记，于是乡也就等于实现了高度自治。这样一步一步走下去，从乡到县，从县到地区，整个西藏的高度自治通过一个个社会单位的分别变化逐步实现。以往社会变化的途径是自上而下的，等于一开始就得在最高层实现全局变化。那种全局变化要么是当权者让步，要么是以暴力更换不让步的当权者，困难且动荡。而递进民主的方式是自下而上的，从社会基层组织开始做起，因此社会成员自己可以把握，无需依赖当权者让步。用这样的方式才能打破西藏问题陷入的僵局。
当然，这个过程在起步阶段肯定要经受一定考验。比如当局把村长们选举的乡长关进监狱了，怎么办？——那就再选一个。同属一个乡的村长们在一起选举一个新乡长很方便。然后村长们还是只认可自己选的乡长。尽管当局任命的乡长可以占有乡政府的办公室和公章，只要下属村长都不听从他，就等于徒有虚名。如果当局接着抓走第二个当选乡长，那还是保持非暴力，再选第三个乡长。总之专制者用暴力反复抓，人民则是反复地和平选举，他难道能把所有人都抓完吗？如果他觉得抓乡长不管用，要抓选举乡长的村长，那就由每个村的自治委员会再选新村长，然后由新村长再去选乡长。除非专制权力把所有老百姓都抓起来，否则这种选举可以无休止地进行下去。非暴力抗争运动有一个“填满监狱”的口号，那时就是实践这个口号，前仆后继，锲而不舍。
我对达赖喇嘛说，这种方式的另一个优点是，被抓进监狱的当选者危险不是很大，因为当选属于被动，而非“幕后黑手”。对所谓“黑手”，当局可以用抓“一小撮”的方式对付，但递进民主是自下而上的选举，是多数人行为，抓“一小撮”就失去了作用，也不是“斩断黑手”就可以瓦解的。当然，实际情况不会像说的这样简单，人的勇气也不总是足够充分，但是只要能坚持下去，当局的镇压很快就会无法持续，因为它的确没有那么多监狱，它也无法在当今的民主潮流和世界目光的注视下，对千千万万只因为进行了选举的人施加强硬到底的镇压。
递进民主制还有一个可取之处，它是自下而上非暴力地在专制系统内蜕变，不需要在一开始就和专制权力的高层进行正面决战，因此专制权力对其容忍度相对会大一些。而用那种自上而下争取高度自治的方式，从一开始就得和专制权力进入到有你无我的格局，所以很难被专制权力接受。递进民主制只是在发展到最后阶段——西藏各地区的当选首脑在一起选举整个藏区最高领导人时——才会在西藏全面取代专制权力。而到了那时，专制权力已经没有能力进行镇压了。西藏的高度自治因此可以在完全不使用暴力的状态下完成。
当然，这样做的过程可能比较长，靠西藏人自己承担所有奋斗，肯定不如从中国政府那里获得高度自治的许可——中南海发句话——那样省事。但问题是什么时候中南海会发那句话呢？如果它永远不吐口，就永远等下去，等到西藏不成为西藏，藏人不再是藏人吗？那种把命运交给别人的等待没有光明，也看不到何时是尽头。递进民主虽然做起来不易，却是把命运掌握到自己手里，靠自己就可以往前走，而且走一步就离目标近一步，唯一取决的只是自己的勇气和耐心，只要不断走下去，最终总会达到目标。这条路难的只是开头，只要能把前面的坎迈过去，后面将会越来越容易，最终势如破竹。
我最后说，也许目前还不具备马上在西藏境内推行递进民主制的条件，但是海外藏人社会至少可以先做一些试验，对此从理论到实践进行研究，摸索经验，同时等待在西藏启动的合适时机。藏人有一个流亡社会，这一方面是藏人的不幸，另一方面也可以转化为得天独厚的优势。
听完我的话，达赖喇嘛开口。他谈的内容我听着似乎不着边际，绕得太远。他从他主张的“中间道路”说起，讲到未来西藏由谁管理，讲到他选定的班禅喇嘛至今尚被软禁和他对此的歉疚等，以至我一度觉得我刚讲的话他没听明白或是没听进去。不过不久他又绕回到我的话题。也许他刚才的那些迂回只是为了有时间考虑如何表态？他说西藏问题的解决首先只能寄希望于中国自身的改革，同时必须依靠西藏境内人民和西藏现任的各级干部。他目前还没有做任何针对西藏境内的活动，已经被北京扣上分裂分子的帽子，如果真要针对西藏境内做些什么，肯定会被视为更大的敌人，言下之意就是对于西藏问题的解决，他只能在海外呼吁和静等，不能主动从事针对西藏境内的任何活动。
实质问题他只问了一个，他说现在西藏人连表达一些不同意见都会被关进监狱，如何能做到让他们按照自己意愿进行选举呢？他们如果不服从共产党派遣的领导人，又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呢？不是会很严重吗？
对此我表示，因为递进民主是自下而上的全民参与，暴力镇压将面对法不治众的局面，从而失去威力。而且实行递进民主的单元只是对内自治，对外仍然服从原有的系统。当局对其容忍，原有系统还可以继续运转，如果坚持镇压，则会导致系统失灵甚至动乱。因此若能以足够耐心和填满监狱的勇气坚持下去，当局——尤其是控制力衰落时期的当局——最终很可能会妥协。何况，中国已经颁布并实施“村民自治法”，在村一级选举和自治是有法律根据的，名正言顺。只要能在村一级实现自由选举，就等于在辽阔雪域扎下实行递进民主制的根，也就具备了向上逐层扩展的基础。风险肯定不会没有，专制权力不会甘心在它体内生长异类，但相比其他变革之道，递进民主制应该是风险最小和最有成功可能的。
对于按中国的“村民自治法”进行基层自由选举，达赖喇嘛认为是一个很好的角度。但是说来说去，他最终的意思还是要靠西藏境内百姓和干部自己来做，海外藏人只能起一些辅助作用，西藏未来的希望寄托于西藏境内的人民。
见面结束时，达赖喇嘛主动提出安排时间再跟我谈一次，这说明他愿意继续听我讲。我鼓吹递进民主制，除了是考虑西藏问题的解决之道，也是希望把解决西藏问题当作递进民主制的开端。新制度难的是开端。西藏是我认为比较适合做开端的地方，一是有可以进行实验的流亡社会，在中国境内没有这种可能；二是有一个达赖喇嘛，他的号召可以让西藏人民产生勇气并进行广泛行动，中国却没有这样的动员力量；三是西藏有宗教信仰，因此容易产生“填满监狱”的献身精神，中国人则不容易进入那种境界。这其中的决定因素当然是达赖喇嘛，无论是西藏流亡社会还是藏人的宗教信仰都由他掌握，所以只要他能接受，递进民主制就可以在西藏开始，突破最难的开端。而只要西藏能成功，就会给中国的社会转型提供一个榜样。由此而言，达赖喇嘛、西藏、递进民主制三者结合，能够开辟一个新时代。
当然，这只是我头脑中的畅想。要想影响达赖喇嘛，几十分钟的谈话是远远不够的。他已经在原来的思维框架中走了几十年。他正在从事的事业对西方社会之倚重，也决定不能脱离西方主流模式和价值观太远。目前西藏流亡社会所进行的政治制度建设，仍然是在亦步亦趋地模仿西方代议制。在我看来，那种政治在西藏流亡社会也许能实行，但是照搬到广阔西藏的牧场和农村，一定是问题多多，更谈不上能够在西藏境内实现自我转型。
【芦评】
王力雄对这“递进民主制”简直有点走火入魔的味道。这在我看来是空想主义。它的工作前提，乃是全民都变成民主志士。可真实的情况是，人类的社会改革都是由一小撮精英构思、启动、推行的，广大人民不过是群氓跟屁虫。指望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只会让他们把自己解放到地狱里去。
达赖喇嘛照抄西方代议制，乃是因为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实行程序民主。王力雄的设计了忘记了程序才是最重要的，如果没有法治程序严格制约民主，则他的递进民主就算搞成了，也只会变成暴民专制。
七、欣赏达赖喇嘛本身就需要文化素养和智慧
那一晚我主要不是听达赖喇嘛演讲的内容，而是在看听众反应。我周围的美国人几乎个个都以崇敬眼光注视他，全神贯注，时而会意点头，时而哄堂大笑。达赖喇嘛面对他们则是如鱼得水，挥洒自如，举重若轻地引导着全场上万人的思路和情绪。看着这样的场面，我深感触动，更加认识到他是一个多么宝贵的领袖人物，我们中国是多么缺少这样一个人物，而未来的中国又是多么需要这样一个领袖。金山银山易得，如此一个领袖难求啊。未来中国社会的政治转型，最缺乏的因素之一就是领袖。汉人自身的领袖资源已近枯竭。多年来我观察走马灯般轮流进入视野的人物，期望看到有可能带领未来中国走出危机的领袖，最终只能放弃期望。我的汉人同胞不乏方方面面的优秀人才，却始终无法出现同时具备各方面条件的人物。那种人物不是雄踞一方的军阀，不是精于权谋的弄臣，不是揭竿而起的大王，而是能够平衡各种因素，总揽各方局面，有人格魅力，有精神权威，被全世界接受和爱戴，可以带领中国完成自由民主的转型，创造一个走向未来的新社会，却又不会把权力当作个人私产的领袖。总而言之，就应该是达赖喇嘛那样的领袖。
【芦评】我也是达赖喇嘛的巨大粉（a great fan of his），王力雄看来跟我的审美情趣、人文情怀颇有共通之处，可惜他忘记了，正如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欣赏交响乐一样，没有几个汉人具有欣赏达赖喇嘛的人文情怀、智能与审美情趣。达赖不可能是汉人的领袖，因为他不会装腔作势，更不能唤起人们心中巨大的恐惧感，而那才是中国人理解的领袖魅力。达赖的悲剧在于他永远只可能在西方获得巨大成功，在中国只会备受势利的汉人鄙视。
我对达赖喇嘛说的主要内容是，如果把西藏视为中国的一部分，那么我也把达赖喇嘛视为中国的领袖，而不单单是西藏的领袖。西藏问题不是一个单独的西藏问题，它是整个中国问题的一部分。在中国问题没有解决的前提下，西藏问题不可能单独获得解决。只有先把中国从一个专制社会变成一个多元化的开放社会，西藏问题才有可能真正解决。因此我说，希望达赖喇嘛不是只把力量放在解决西藏问题上，还应该在解决中国的问题上发挥作用。
………………
如果达赖喇嘛是汉人，掌握中国未来命运的领袖非他莫属。不过他真是汉人，还能成为今天的达赖喇嘛吗？不过，他虽不是汉人，难道不可以是中国人吗？中国人并非一定就得是汉人啊。他多次表示西藏可以留在中国，实际就等于承认他可以成为中国人。一位在达兰萨拉见过达赖喇嘛的人告诉我，达赖喇嘛亲口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江泽民先生能够解决西藏问题，我愿意为他成为第二个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中国人奔走呼吁。”如此而言，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中国人指的是谁呢？不就是他吗。那么，他既然可以是一个中国人，当然可以成为中国的领袖！
我不是那天晚上才想到这一点。2000年1月，我在新千年写的第一篇文章《有关达赖喇嘛的一个幻想小说提纲和另一个小说的片断》中，就以故事方式写了我对西藏问题两个结局的设想。那两个结局一反一正。一个是十四世达赖喇嘛圆寂后将自己的灵童转世到美国，并以此实现了西藏独立另一个是达赖喇嘛被汉人的有识之士推举为中国国家元首，成为保证中国安渡政治转型期的稳定因素。有意思的是我的一位皈依了藏传佛教的朋友把这两个故事拿到康区色达五明佛学院去讲，对前一个故事，周围僧侣个个点头称是；对后一个故事，僧侣们则是个个神情怪异，陷入无语。
不过，在洛杉矶听达赖喇嘛演讲时，我开始对此进行更具体地思考。可以说，达赖喇嘛成为未来中国的领袖，其他条件目前都已具备，知名度、影响力、国际社会的认可、精神信仰方面的权威，以及整合中国各民族和不同族群的能力等，最大的问题是他目前尚不被汉人了解和接受。中国百分之九十多是汉人，不被汉人了解和接受，其他方面再好也无用。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在这方面做一点事。
【芦评】我完全理解并同情王力雄的拳拳之心，然而我在上面已经说过了，那是一厢情愿，we are too stupid and mean to deserve Dalai Lama.
作者：芦笛 在 芦笛自治区 发贴, 来自 海纳百川
芦笛
楼下转贴的王力雄先生的大作，堪称字字珠玑，非常值得吐血推荐。王先生是我唯一认可的中国的寥寥数个知识分子之首，常令我油然而生敬慕之心，尽管如马悲鸣说，我是老高三，他不过是老初一，而且上的大学似乎也不是什么名牌。不过马悲鸣的特点乃是有眼如盲。一个经验规律是，他若看不上谁的文章，那人就一定相当有水平；反过来，如果他吹嘘谁谁，那人的文章就一定没有价值。正因为此，8年前他吹嘘我，才令我非常upset。
废话少说，王先生会见达赖喇嘛的文章，含有众多的宝贵原创思想，非常值得注意。他的文章太长，恐怕大众没有耐心，是以我把自己觉得重要的部分挑出来，作为黑体字列出，加上醒目的小标题，并略加解释或评点。
一、西藏有充分的法理权利独立
我在讲座上表示，十七条协议的确是在军事威胁下签订的，但不能因此断定不合法，因为历史上和国际上很多重要协议同样都是战争的结果。十七条协议是否合法，需要从另一个角度考虑——合法协议必须完整实施，而不能只实施部分条款，不实施另外的条款。十七条协议中关于西藏制度不变、达赖地位不变、不强迫西藏改革、维护西藏宗教等条款，自1959年3月的拉萨事件后就不再实施，这种改变并没有得到签署协议的另一方——达赖喇嘛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同意。在这种情况下，十七条协议应该被认为已经废止。十七条协议是西藏方面第一次正式承认西藏属于中国的唯一具有法律效力的文本。十七条协议废止，西藏属于中国的承诺也就随之无效。这一点是“西藏问题”之所以一直存在的基础。
【芦评】
此话对极，不能因为是城下之盟便可以不遵守，否则世界必然要乱套。契约双方有一方不遵守，则该契约则自动丧失法律效力，违约方应该受到惩罚。王力雄大概没有意识到他在这儿其实指出了一个事实：十七条协议是西藏方面第一次正式承认西藏属于中国的唯一具有法律效力的文本，也是历史上唯一的一次。这协议存在一天，西藏就没有独立的法理依据，可蠢共却不知道珍惜，片面撕毁了该协议，因此西藏有足够的法律理由撤回原来的立场，宣布独立。
因此对解决西藏问题，最佳途径莫过于中国与西藏重新签订一个确定西藏归属中国的协议。而目前，能被绝大多数藏人共同听从的唯有达赖喇嘛，除此无人可以整合已被严重分化的藏民族；国际社会普遍承认达赖喇嘛是藏民族代表，他具有足够的权威性，同时达赖喇嘛也多次表示西藏可以留在中国。如果能形成一份由达赖喇嘛签署的法律文件，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那么无论是藏人还是国际社会，从此对西藏属于中国的事实就无从质疑，西藏独立的诉求也就失去根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政府应该抓紧十四世达赖喇嘛健在时签下这样一个协议。一旦拖到达赖喇嘛去世，机会则失不再来，因为除了达赖喇嘛，没有任何人能够说服整个藏民族承认西藏归属中国。
【芦评】
我也是这个意思，可惜蠢共太蠢，他们代表的中国人太蠢，倚冰山如泰山，绝对不会在自觉占尽风头时还会主动让步，说了也白说。
二、达赖对我党本性的认识
达赖喇嘛开始讲话，内容大意是：不管中国政府承不承认，西藏问题都是一个确实的存在，无法回避。全世界都知道有一个西藏问题，并且关注着西藏问题如何解决。西藏问题不解决，对西藏人民是痛苦，对中国也不是好事。不仅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形象一直受这个问题困扰和损害，中国自身的问题，如台湾，也因为西藏问题的存在而对统一抱有许多疑虑。所以解决西藏问题不仅是对西藏有利的，对中国自身也是有利的。为了表明他不反对中国政府，他特地用汉话对我说：“我不反共！”他解释说看过他的著作就可以知道，他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很多观点是赞成的。他还插进一段轶事，他在访问台湾时跟连战也用汉话说过这句“我不反共！”连战的回答则是：“我反共！”说完他放声大笑。他的笑声很有感染力。
【芦评】据说达赖在年轻时还研究了毛主席著作，觉得共产主义与佛经颇有相通之处，还准备申请入党来着。幸亏他没有这么干，否则共产世界多了一个无耻走狗，文明世界少了一位杰出领袖。
达赖喇嘛不知道，他反共不反共makes no difference。今天的共产党不过是个招牌，没谁再信仰共产主义。他现在即使提出入党，我党也不会理睬他，因为人家自觉吃定了西藏，绝对不可能没有理由便主动让步。这就是中国人的永恒悲哀：鼠目寸光，倚冰山如泰山，一定要使足顺风船，不见棺材不掉泪。
他接着谈到，中国政府一直反复说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不能独立，就像念经一样，而他自己在各种场合也一再说西藏不要求独立，也像念经一样。双方似乎都在不停地念自己的经，但是首先需要互相对话和讨论。现在问题是中国政府一直拒绝对话。他开玩笑地说，中国政府的脑子里可能一多半物质都是从事怀疑的，总是在猜测别人怎么加害。然而若是只有怀疑和恐惧，就会什么事也做不成。他同时表示，他一方面重视与中国政府之间进行接触，另一方面也深知人民之间的交流很重要。他和我见面的意义就在这里。过去他见的大陆汉人大都是流亡者，有国不能回，而既能够客观理解西藏问题，又能在中国之内观察和发言的知识分子，不但对西藏人民和解决西藏问题有帮助，对促使汉族人民理解西藏问题，更是有特殊的帮助。
【芦评】达赖此话，不但说出了中国政府的心理障碍，也说出了全体中国人共同的心理疾患，13亿中国人起码有10亿人“的脑子里可能一多半物质都是从事怀疑的，总是在猜测别人怎么加害。然而若是只有怀疑和恐惧，就会什么事也做不成”。
接触中国人没有什么鸟用，他们没有足够的智力理解达赖的英明睿智，更无平和客观的心态去心平气和地思考西藏和中国的前途。除了别有用心的mingyun垃圾，能了解达赖的大智慧的先知先觉们恐怕还不到两位数。建议达赖喇嘛还是专注于西方社会。
三、达赖喇嘛是中国流行心理疾患的特约大夫
他的演讲大概意思是，人是需要具有知识和能力的，所以人需要受教育，你们到这个学校来学习，目的就是要获得知识和能力。但是仅有知识和能力是不够的。如果你没有同时具备对人类的关爱和对社会的责任感，那么知识和能力的作用就可能是相反的，变成对别人的毁灭，同时最终会毁灭你自己。你越有知识和能力，毁灭的能力也就越强。因此，只有人具有对社会的关爱和对社会的责任时，知识和能力才会发挥好的作用。这番话在我听来，对中国当前的教育状况倒是最有针对性的。中国的学校可以制造出大批专业人才，在专业范围内头脑精明，才能过人，然而对社会和人类却没有爱心与责任心。这样的人很容易把他们的才能用于做坏事，并且把坏事做到很有水平的程度，这种情形在当今中国已经司空见惯。
【芦评】此话于我心有戚戚焉。古人说的“哀莫大于心死”，似乎就是特地为现代中国人度身定做的。中国人有脑无心，决定了那脑袋绝对无法获得大智慧。这种民族绝对不可能有前途。
四、达赖喇嘛所说的“文化种族灭绝”是怎么发生的
我先讲目前西藏的一些现状和问题。一方面经济的确取得长足发展，另一方面西藏传统文化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我举了拉萨西郊一个近年出现的“妓女城”为例。那是一片又脏又乱的空地，有上百顶帐篷，大都是藏族妓女陪酒和接客之处。去那里嫖妓的多数也是藏人。喝空的啤酒瓶子在帐篷周围垒起围墙，到处回响麻将牌碰撞和打情骂俏的声音……尽管理论上西藏问题总有一天会得到解决，但如果拖得太久，即使解决也只是政治方面的解决，得到了政治上的自治和自由，却已不再是达赖喇嘛怀念的西藏，也不是热爱西藏文化的人向往的西藏，而是成了一个和中国其他地区一样的西藏。因此，认为西藏问题迟早有一天会解决，并不是安慰，而应该在西藏还是真正的西藏时，还保留着传统文化时，就能解决西藏问题，才是有意义的解决。这就要求解决西藏问题不能无限期等待，而需要抢时间。
【芦评】看来文化种族灭绝不是汉人移民，而是汉人的腐败生活方式污染造成的。
五、极权制度下的非暴力主义是死路一条
我继而谈到达赖喇嘛以非暴力抗争解决西藏问题陷入的困境。非暴力抗争需要具备三个前提才能产生作用：第一个前提是所抗争的对象还有良知，非暴力抗争的一方用自己经受的苦难，使对方难以承受良心的谴责而让步，如马丁•路德•金所说“我们忍受苦难的能力会耗尽你们的仇恨。在我们获取自由的时候，将唤醒你们的良知，把你们赢过来”；第二个前提是需要所抗争的对象具有法治。甘地当年与英国殖民当局斗争，经常利用英国法律打官司。在英国的法治中，如果能够抓住对方不合法之处，通过法律程序击败政府是有可能的；第三个前提是要有民间社会存在，也就是社会有民间组织和团体活动的空间，起到动员社会和组织社会的作用，从而使非暴力抗争的一方不是一盘散沙，能够团结和相互协调，非暴力抗争才可形成规模，产生效果。而这三个前提在当今中国却不存在，专制政权既没有良知也没有真正意义的法治，同时限制和扼杀民间社会，因此当今世界的三个非暴力抗争的代表人物——甘地、金和达赖喇嘛，前二者可以成功，达赖喇嘛却难以取得实质进展。用台湾人的话形容，只如蚊子叮牛角。
我说，目前的非暴力抗争手段都是被动的，目标能否实现，全取决于北京政府最终是不是让步。不管你在国际上取得多少声援，有多少议会为西藏问题作出决议，发出多少谴责，以及西藏流亡者的示威抗议、绝食自焚等，都不会直接产生效果。尽管可以构成对北京的压力，但除非北京对那压力做出让步，才算有用。若是北京不在乎，对压力不理睬，就拿它一点办法也没有，效果也就等于零。以中国目前的状况，还看不出有什么压力能迫使它在西藏问题上让步，所以为此进行的非暴力斗争始终看不到前途。
【芦评】这些话字字千金不易，我每个字都同意，在无良知、无法治、无民间社会的极权国家搞非暴力抗争什么鸟用都没有。但反过来搞暴力革命非但不现实，而且后患无穷，结论就是无解。
六、王力雄病急乱投医，指望靠西藏医好中国的不治之症
我对达赖喇嘛讲，我个人完全赞成他的非暴力原则，但是针对中国和西藏目前的现实，必须找到一种新的非暴力抗争手段。那种手段的作用不需要通过对方让步来实现，而是取决于自己。行动一步就会前进一步；自己做多少，得到的胜利也就是多少。只有找到这样一种与过去不同的非暴力抗争手段，才能把命运掌握到自己手中，而不再取决于当权者是否给予恩赐。
WA后来跟我说，他给达赖喇嘛做过多次翻译，这一次达赖喇嘛的神态最严肃，他从没见过达赖喇嘛露出那样严肃的神情，甚至让他感到有点害怕。
我接着说，递进民主制就是这样一种新的方法。具体地讲，一个村庄的村民组成自我管理的委员会，决定村庄事务，委员会选举村长作为执行者。只要村民认准一点，以后只执行自己的决策，认可自己选举的村长，不再听从当局决策和任命，那个村就等于实现了高度自治。当一个乡的所有（或大多数）村庄都这么做了，就进入下一个层次——由村长们组成乡的自治委员会，决定大政方针，然后选举乡长作为执行委员会决策的行政负责人，从此也只执行自己的决策。认可自己所选的乡长，不再服从当局任命的乡长和书记，于是乡也就等于实现了高度自治。这样一步一步走下去，从乡到县，从县到地区，整个西藏的高度自治通过一个个社会单位的分别变化逐步实现。以往社会变化的途径是自上而下的，等于一开始就得在最高层实现全局变化。那种全局变化要么是当权者让步，要么是以暴力更换不让步的当权者，困难且动荡。而递进民主的方式是自下而上的，从社会基层组织开始做起，因此社会成员自己可以把握，无需依赖当权者让步。用这样的方式才能打破西藏问题陷入的僵局。
当然，这个过程在起步阶段肯定要经受一定考验。比如当局把村长们选举的乡长关进监狱了，怎么办？——那就再选一个。同属一个乡的村长们在一起选举一个新乡长很方便。然后村长们还是只认可自己选的乡长。尽管当局任命的乡长可以占有乡政府的办公室和公章，只要下属村长都不听从他，就等于徒有虚名。如果当局接着抓走第二个当选乡长，那还是保持非暴力，再选第三个乡长。总之专制者用暴力反复抓，人民则是反复地和平选举，他难道能把所有人都抓完吗？如果他觉得抓乡长不管用，要抓选举乡长的村长，那就由每个村的自治委员会再选新村长，然后由新村长再去选乡长。除非专制权力把所有老百姓都抓起来，否则这种选举可以无休止地进行下去。非暴力抗争运动有一个“填满监狱”的口号，那时就是实践这个口号，前仆后继，锲而不舍。
我对达赖喇嘛说，这种方式的另一个优点是，被抓进监狱的当选者危险不是很大，因为当选属于被动，而非“幕后黑手”。对所谓“黑手”，当局可以用抓“一小撮”的方式对付，但递进民主是自下而上的选举，是多数人行为，抓“一小撮”就失去了作用，也不是“斩断黑手”就可以瓦解的。当然，实际情况不会像说的这样简单，人的勇气也不总是足够充分，但是只要能坚持下去，当局的镇压很快就会无法持续，因为它的确没有那么多监狱，它也无法在当今的民主潮流和世界目光的注视下，对千千万万只因为进行了选举的人施加强硬到底的镇压。
递进民主制还有一个可取之处，它是自下而上非暴力地在专制系统内蜕变，不需要在一开始就和专制权力的高层进行正面决战，因此专制权力对其容忍度相对会大一些。而用那种自上而下争取高度自治的方式，从一开始就得和专制权力进入到有你无我的格局，所以很难被专制权力接受。递进民主制只是在发展到最后阶段——西藏各地区的当选首脑在一起选举整个藏区最高领导人时——才会在西藏全面取代专制权力。而到了那时，专制权力已经没有能力进行镇压了。西藏的高度自治因此可以在完全不使用暴力的状态下完成。
当然，这样做的过程可能比较长，靠西藏人自己承担所有奋斗，肯定不如从中国政府那里获得高度自治的许可——中南海发句话——那样省事。但问题是什么时候中南海会发那句话呢？如果它永远不吐口，就永远等下去，等到西藏不成为西藏，藏人不再是藏人吗？那种把命运交给别人的等待没有光明，也看不到何时是尽头。递进民主虽然做起来不易，却是把命运掌握到自己手里，靠自己就可以往前走，而且走一步就离目标近一步，唯一取决的只是自己的勇气和耐心，只要不断走下去，最终总会达到目标。这条路难的只是开头，只要能把前面的坎迈过去，后面将会越来越容易，最终势如破竹。
我最后说，也许目前还不具备马上在西藏境内推行递进民主制的条件，但是海外藏人社会至少可以先做一些试验，对此从理论到实践进行研究，摸索经验，同时等待在西藏启动的合适时机。藏人有一个流亡社会，这一方面是藏人的不幸，另一方面也可以转化为得天独厚的优势。
听完我的话，达赖喇嘛开口。他谈的内容我听着似乎不着边际，绕得太远。他从他主张的“中间道路”说起，讲到未来西藏由谁管理，讲到他选定的班禅喇嘛至今尚被软禁和他对此的歉疚等，以至我一度觉得我刚讲的话他没听明白或是没听进去。不过不久他又绕回到我的话题。也许他刚才的那些迂回只是为了有时间考虑如何表态？他说西藏问题的解决首先只能寄希望于中国自身的改革，同时必须依靠西藏境内人民和西藏现任的各级干部。他目前还没有做任何针对西藏境内的活动，已经被北京扣上分裂分子的帽子，如果真要针对西藏境内做些什么，肯定会被视为更大的敌人，言下之意就是对于西藏问题的解决，他只能在海外呼吁和静等，不能主动从事针对西藏境内的任何活动。
实质问题他只问了一个，他说现在西藏人连表达一些不同意见都会被关进监狱，如何能做到让他们按照自己意愿进行选举呢？他们如果不服从共产党派遣的领导人，又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呢？不是会很严重吗？
对此我表示，因为递进民主是自下而上的全民参与，暴力镇压将面对法不治众的局面，从而失去威力。而且实行递进民主的单元只是对内自治，对外仍然服从原有的系统。当局对其容忍，原有系统还可以继续运转，如果坚持镇压，则会导致系统失灵甚至动乱。因此若能以足够耐心和填满监狱的勇气坚持下去，当局——尤其是控制力衰落时期的当局——最终很可能会妥协。何况，中国已经颁布并实施“村民自治法”，在村一级选举和自治是有法律根据的，名正言顺。只要能在村一级实现自由选举，就等于在辽阔雪域扎下实行递进民主制的根，也就具备了向上逐层扩展的基础。风险肯定不会没有，专制权力不会甘心在它体内生长异类，但相比其他变革之道，递进民主制应该是风险最小和最有成功可能的。
对于按中国的“村民自治法”进行基层自由选举，达赖喇嘛认为是一个很好的角度。但是说来说去，他最终的意思还是要靠西藏境内百姓和干部自己来做，海外藏人只能起一些辅助作用，西藏未来的希望寄托于西藏境内的人民。
见面结束时，达赖喇嘛主动提出安排时间再跟我谈一次，这说明他愿意继续听我讲。我鼓吹递进民主制，除了是考虑西藏问题的解决之道，也是希望把解决西藏问题当作递进民主制的开端。新制度难的是开端。西藏是我认为比较适合做开端的地方，一是有可以进行实验的流亡社会，在中国境内没有这种可能；二是有一个达赖喇嘛，他的号召可以让西藏人民产生勇气并进行广泛行动，中国却没有这样的动员力量；三是西藏有宗教信仰，因此容易产生“填满监狱”的献身精神，中国人则不容易进入那种境界。这其中的决定因素当然是达赖喇嘛，无论是西藏流亡社会还是藏人的宗教信仰都由他掌握，所以只要他能接受，递进民主制就可以在西藏开始，突破最难的开端。而只要西藏能成功，就会给中国的社会转型提供一个榜样。由此而言，达赖喇嘛、西藏、递进民主制三者结合，能够开辟一个新时代。
当然，这只是我头脑中的畅想。要想影响达赖喇嘛，几十分钟的谈话是远远不够的。他已经在原来的思维框架中走了几十年。他正在从事的事业对西方社会之倚重，也决定不能脱离西方主流模式和价值观太远。目前西藏流亡社会所进行的政治制度建设，仍然是在亦步亦趋地模仿西方代议制。在我看来，那种政治在西藏流亡社会也许能实行，但是照搬到广阔西藏的牧场和农村，一定是问题多多，更谈不上能够在西藏境内实现自我转型。
【芦评】
王力雄对这“递进民主制”简直有点走火入魔的味道。这在我看来是空想主义。它的工作前提，乃是全民都变成民主志士。可真实的情况是，人类的社会改革都是由一小撮精英构思、启动、推行的，广大人民不过是群氓跟屁虫。指望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只会让他们把自己解放到地狱里去。
达赖喇嘛照抄西方代议制，乃是因为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实行程序民主。王力雄的设计了忘记了程序才是最重要的，如果没有法治程序严格制约民主，则他的递进民主就算搞成了，也只会变成暴民专制。
七、欣赏达赖喇嘛本身就需要文化素养和智慧
那一晚我主要不是听达赖喇嘛演讲的内容，而是在看听众反应。我周围的美国人几乎个个都以崇敬眼光注视他，全神贯注，时而会意点头，时而哄堂大笑。达赖喇嘛面对他们则是如鱼得水，挥洒自如，举重若轻地引导着全场上万人的思路和情绪。看着这样的场面，我深感触动，更加认识到他是一个多么宝贵的领袖人物，我们中国是多么缺少这样一个人物，而未来的中国又是多么需要这样一个领袖。金山银山易得，如此一个领袖难求啊。未来中国社会的政治转型，最缺乏的因素之一就是领袖。汉人自身的领袖资源已近枯竭。多年来我观察走马灯般轮流进入视野的人物，期望看到有可能带领未来中国走出危机的领袖，最终只能放弃期望。我的汉人同胞不乏方方面面的优秀人才，却始终无法出现同时具备各方面条件的人物。那种人物不是雄踞一方的军阀，不是精于权谋的弄臣，不是揭竿而起的大王，而是能够平衡各种因素，总揽各方局面，有人格魅力，有精神权威，被全世界接受和爱戴，可以带领中国完成自由民主的转型，创造一个走向未来的新社会，却又不会把权力当作个人私产的领袖。总而言之，就应该是达赖喇嘛那样的领袖。
【芦评】我也是达赖喇嘛的巨大粉（a great fan of his），王力雄看来跟我的审美情趣、人文情怀颇有共通之处，可惜他忘记了，正如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欣赏交响乐一样，没有几个汉人具有欣赏达赖喇嘛的人文情怀、智能与审美情趣。达赖不可能是汉人的领袖，因为他不会装腔作势，更不能唤起人们心中巨大的恐惧感，而那才是中国人理解的领袖魅力。达赖的悲剧在于他永远只可能在西方获得巨大成功，在中国只会备受势利的汉人鄙视。
我对达赖喇嘛说的主要内容是，如果把西藏视为中国的一部分，那么我也把达赖喇嘛视为中国的领袖，而不单单是西藏的领袖。西藏问题不是一个单独的西藏问题，它是整个中国问题的一部分。在中国问题没有解决的前提下，西藏问题不可能单独获得解决。只有先把中国从一个专制社会变成一个多元化的开放社会，西藏问题才有可能真正解决。因此我说，希望达赖喇嘛不是只把力量放在解决西藏问题上，还应该在解决中国的问题上发挥作用。
………………
如果达赖喇嘛是汉人，掌握中国未来命运的领袖非他莫属。不过他真是汉人，还能成为今天的达赖喇嘛吗？不过，他虽不是汉人，难道不可以是中国人吗？中国人并非一定就得是汉人啊。他多次表示西藏可以留在中国，实际就等于承认他可以成为中国人。一位在达兰萨拉见过达赖喇嘛的人告诉我，达赖喇嘛亲口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江泽民先生能够解决西藏问题，我愿意为他成为第二个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中国人奔走呼吁。”如此而言，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中国人指的是谁呢？不就是他吗。那么，他既然可以是一个中国人，当然可以成为中国的领袖！
我不是那天晚上才想到这一点。2000年1月，我在新千年写的第一篇文章《有关达赖喇嘛的一个幻想小说提纲和另一个小说的片断》中，就以故事方式写了我对西藏问题两个结局的设想。那两个结局一反一正。一个是十四世达赖喇嘛圆寂后将自己的灵童转世到美国，并以此实现了西藏独立另一个是达赖喇嘛被汉人的有识之士推举为中国国家元首，成为保证中国安渡政治转型期的稳定因素。有意思的是我的一位皈依了藏传佛教的朋友把这两个故事拿到康区色达五明佛学院去讲，对前一个故事，周围僧侣个个点头称是；对后一个故事，僧侣们则是个个神情怪异，陷入无语。
不过，在洛杉矶听达赖喇嘛演讲时，我开始对此进行更具体地思考。可以说，达赖喇嘛成为未来中国的领袖，其他条件目前都已具备，知名度、影响力、国际社会的认可、精神信仰方面的权威，以及整合中国各民族和不同族群的能力等，最大的问题是他目前尚不被汉人了解和接受。中国百分之九十多是汉人，不被汉人了解和接受，其他方面再好也无用。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在这方面做一点事。
【芦评】我完全理解并同情王力雄的拳拳之心，然而我在上面已经说过了，那是一厢情愿，we are too stupid and mean to deserve Dalai Lama.
作者：芦笛 在 芦笛自治区 发贴, 来自 海纳百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