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1月的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记者在位于悉尼BLACKTOWN（黑镇）的
某所普通的房子里，见到了一位年逾七十的俄罗斯老太太。除了她嘴唇上深深
的咬痕（这是漫长监狱生涯留下的印迹），你看不到任何苦难和挣扎的痕迹。
然而，这个莫斯科出生的俄罗斯老妇人，却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有着
神秘而密切的关系。1967年，她与前中国国家主席夫人王光美、前中共中央总
书记李立三夫人，同时关押进了中国最大的政治监狱－北京秦城监狱，历时八
年，受尽折磨，其罪名是“苏联特务”。而她的所有“罪行”中最致命的一
项，是因为她身为某人的妻子。
此人名叫陈昌浩。
对于所有不熟悉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人们来说，陈昌浩无疑是一个非常陌生的
名字，但对于经历过红军长征的士兵来说，这却是个一度声名显赫，令人敬仰
的传奇人物。
1930年代，当红军长征抵达陕北时，它主要由两支军队构成，其中一支是所
谓“中央红军”，即由毛泽东、周思来和朱德等率领的第一方面军。计约八千
人，另一支军队是由张国涛、陈昌浩和徐向前率领的“第四方面军”约八万
人，是中央红军的十倍，武器精良，装备整齐，其“气势”令二方面军“自惭
形秽”。这支强大的军队，后来被先后改制为“左路军”和“西路军”，陈昌
浩是它的最高指挥（“总政委”和“军政委员会主席”）。他的座下拥有一大
批以后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叱吒风云的人物：国家主席李先念、元帅徐向前、红
军杰出将领徐海东；50年代中国几个主要军区的司令员和政委如许世友、陈再
道、程世才、洪学智、数百名将军；以及郑小平时代中国军方的所有主要领导
人，后者包括前国防部长秦基伟、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和刘华清等等，而这些
当今执掌中国军政大权的首脑人物，昔日只是陈昌浩部下的一些连排长而已。
1992年，笔者在北京遇到过一位曾经是陈昌浩警卫团士兵的现役将军，当提
及令他敬畏的“首长”时，他老迈的双眼里突然灼灼发亮。“他是我们这些人
的恩师和带路人”，他沉重地呼吸着，仿佛再次回到半个世纪前战火纷飞的激
越年代。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曾经统帅千军万马驰骋沙场、立下赫赫战功的红军主
帅，早在1940年代，就被迫退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舞台，长年“牧羊”苏联，
在集体农庄里受尽折磨和苦难；他给中共中央发了大量电报，要求返回祖国参
加革命，却石沉大海、杳无音讯。1949年10月,他携家人返回北京，受到刘少奇
和朱德的热烈欢迎，但他拒绝了所有高官厚禄，选择成为一个中共党史的研究
学者(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以及“俄华大辞典”的“主编”。六十年代，
他曾经返回湖北故乡，在那里见到了数百名当年的红军部下，而今皆为解放军
高级将领。陈在大会上眼含热泪向他的旧部致歉，独自承担起将西路军覆灭的
责任。但即便如此，他还是无法逃脱命运魔爪的无情追击。
1967年7月，“文化大革命”爆发一年以后，受到秘密指使的红卫兵对他进
行了残酷的“批判斗争”和毒打。陈昌浩亲眼目击彭德怀、徐向前等元帅被戴
高帽挂牌游街的景象，又风闻李立三“自杀”及其他的俄国夫人格兰娜的被
捕，情知自己“罪大恶极”，厄运难逃，便在寓所“红霞公寓”里吞服大量安
眠药后永久地睡去。他的尸体被秘密火化后抛弃于荒野。直到今天，北京八宝
山公墓的墓穴里，还只有一个空空如也的骨灰盒。
昔日统帅，竟死元葬身之地！
二、中国红军史上的最大“冤狱”
陈昌浩案，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史中的禁区，直至1980年代以后，原红四方面
军人员，在邓小平提携下成为中国军方的主要指挥力量，在这些“老军头”的
大力倡导和支持下，红军的这一段神秘而扑朔迷离的历史才逐渐得到曝光。
1937年，红军西路军主力约四万人在甘肃一带被蒋介石军队围歼，全军覆
没，成为红军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惨败，红军最大和最精锐善战的部队，在短短
四个月间被消灭殆尽。只有数千幸存者侥幸逃脱，他们以后成为新组建的由郑
小平刘伯承指挥的“第一野战军”的骨干，而陈昌浩和徐向前均靠化装行乞才
脱离危难。
几乎所有过去出版的“党史”都异口同声称，这是由于该军领导人错误地执
行了张国涛的“逃跑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的结果。但在近两年出版的一
些党史研究专著和文章纷纷指出，根据中共中央档案馆的资料和徐向前元帅临
终前所撰“回忆录”来看，当时的“西路军”领导人陈昌浩（“军政委员会主
席”暨中共中央常委）和徐向前（“总指挥”），是严格按中央军委的电报指
示指挥军队行动的。而当时的“中央军委”的核心成员，是毛泽东和周恩来。
因此，造成是次“西路军”全军覆灭的原因已不言自明。
徐向前在其回忆录中暗示，陈昌浩的责任只是在于，由于担心再犯所谓“路
线错误”，未能及时反抗中央军委的“瞎指挥”，而是逆来顺受、惟命令是
听，从而遭到以骠悍的回民为主体的“马家军”的围歼。当时有四万人埋骨高
原，大批女兵被奸杀和沦为乞丐。著名导演吴怡弓的前卫影片《姐姐》，叙述
的就是这段悲情故事。中央军委应对此当承担主要责任，这已经成为大陆党史
界的共识。
但尽管如此，在探究毛泽东为何要这样“瞎指挥”方面，却出现了耐人寻味
的分歧。
一些学者坚持认为，毛泽东是“有意”让西路军覆灭的。这是因为，在这个
过程中，中央军委的“指挥”完全失之常理，到了十分荒谬的程度。在短短几
个月中，“军委”一会儿要求“西路军”“东进”，一会儿要求其“西进”，
一会儿又要求其“原地待命”。更为不可思议的是，当西路军损兵折将，好不
容易杀出重围之后，毛泽东竟不顾严峻情势，再次下令“原地坚持”，致使该
军失去最后的生机，被紧追而来的敌军团团包围，数万红军精英被屠杀殆尽。
对于像毛泽东这样的“游击战”策略高手来说，这样的“指挥”，完全违背了
他亲手制订的“敌进我退”的战略战术原则。
一种更令人震惊的说法是，当“西路军”还在西北浴血奋战之际，也即距它
“覆灭”时刻（1937年3月12日）尚有数月之遥，毛泽东已在延安发表了他的著
名讲演“论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其中出现了“西路军的失败，证明
了......”字样。毛泽东如此斩钉截铁地“预言”西路军的失败，在今人看
来，恐怕是“早有预谋”。
但也有反驳者撰文认为，像毛泽东这样的政治高手，即使要“整掉”西路
军，恐怕也不会这样堂而皇之，授人以柄。这岂不是不打自招的愚蠢之举吗？
这段有关西路军失败的文字，怕是以后补加进去的。
是耶，非耶，历史之谜，悠悠难解。
三、谜中之谜的“密电事件”
大陆党史界之所以有毛泽东“有意让西路军覆灭”之说，究其原委，是因为
陈昌浩卷入了毛泽东与张国涛的激烈的权力斗争漩涡之故。
1930年代的中共中央，只有张国涛可以与毛泽东平起平坐，因为除毛之外，
只有张是中共一大代表。张又是南昌起义的领导人，拥有红四方面军这支强大
的军队，并且是中共领导人中唯一会见过列宁的人。
毛泽东要在中央稳固权力，必须先除掉张这个又臭又硬的绊脚石。反过来，
张国涛亦雄心勃勃，急欲凭手中实力与毛泽东分庭抗礼，或取而代之。这场党
内斗争，以“共产国际”出面支持毛而告终，张国涛节节败退，最后竟“叛
逃”和“投靠”国民党，成为“丧家之犬”和“历史罪人”。陈昌浩是张国涛
手下最亲信的大将，又拥有八万精锐红军，毛泽东对他的忌惮与痛恨，自在情
理和意料之中。
但毛泽东同时又是一个富于眼量和极擅用人的政治领袖，他能够收纳“红四
方面军”的许多将领如徐向前、李先念和许世友等，并予以信任和重用，为什
么就不能原谅陈昌浩的“过失”？一些党史专家指出，这完全是由于那个著名
的“密电事件”所致。 1935年9月9日，当时张国涛与毛泽东的分歧与斗争正
如火如荼。毛泽东要求张国涛所属“左路军”“北上”，而张国涛则意欲“挥
师南下”。是日，张国涛拍发了一份密电给陈昌浩，指示陈劝毛泽东与其一并
南下，“如他们不听劝告，应监视其行动。若坚持北进，则应开展党内斗争，
彻底解决之”。这份电报流露出“杀机”，已呼之欲出。
当时的“左路军”参谋长叶剑英，是毛泽东派入张国涛部队的一枚“钉
子”。截获此“密电”后，他立即连夜策马飞奔，前往毛泽东驻地密告。毛泽
东大惊失色，当夜即率“党中央”及红三军等秘密“北上”，迅速逃离“险
境”，这就是党内传闻的所谓“密电事件”。毛泽东痛恨陈昌浩的原因，恐怕
盖出于此。
但这一事关重大的“密电”，在事件发生后竟不翼而飞，而与此案有关的当
事人，亦都先后作古，使之变得疑窦丛生。陈昌浩本人生前则曾私下对儿子陈
祖莫满含冤屈地表示，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份“密电”。近年以来，一些当时
的“四方面军”将士和党史研究者亦发表公开谈话和文章，断然否认“密电”
的存在。随着目前“红四方面军”人马执掌大权，为“密电事件”翻案的呼声
正日趋高涨。
另一方面，密电的主要见证人叶剑英元帅，生前一直坚持密电事件的真实
性。毛泽东曾称赞叶大事不糊涂，指的就是这件“命案”（由于叶救毛有功，
毛毕生都对他宽大为怀，未加惩处）。而当年的西路军电报室主任、毛泽东派
在陈昌浩军队中的另一枚“钉子”，至今仍撰写回忆录，坚称他当年曾亲手译
出电文并将它交给了叶氏。正反双方均言之凿凿，令事件真相扑溯迷离。
但无论历史将怎样翻案，几万红军将士的鲜血早已流尽，带着“密谋杀害毛
主席”的罪名饮恨自尽的陈昌浩，也早已化作一缕轻烟。当年美丽纯情的俄国
少女格兰娜，亦已成了垂暮的白发老妪。在人们正忙于纪念长征六十周年之
际，她正和唯一的儿子陈祖莫一起，隐居在澳洲的灿烂阳光里。岁月如流水，
洗涤着记忆的创痛。而当她微笑的时候，你甚至不敢相信，她曾经无辜地为历
史背负过最沉重的罪轭。
某所普通的房子里，见到了一位年逾七十的俄罗斯老太太。除了她嘴唇上深深
的咬痕（这是漫长监狱生涯留下的印迹），你看不到任何苦难和挣扎的痕迹。
然而，这个莫斯科出生的俄罗斯老妇人，却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有着
神秘而密切的关系。1967年，她与前中国国家主席夫人王光美、前中共中央总
书记李立三夫人，同时关押进了中国最大的政治监狱－北京秦城监狱，历时八
年，受尽折磨，其罪名是“苏联特务”。而她的所有“罪行”中最致命的一
项，是因为她身为某人的妻子。
此人名叫陈昌浩。
对于所有不熟悉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人们来说，陈昌浩无疑是一个非常陌生的
名字，但对于经历过红军长征的士兵来说，这却是个一度声名显赫，令人敬仰
的传奇人物。
1930年代，当红军长征抵达陕北时，它主要由两支军队构成，其中一支是所
谓“中央红军”，即由毛泽东、周思来和朱德等率领的第一方面军。计约八千
人，另一支军队是由张国涛、陈昌浩和徐向前率领的“第四方面军”约八万
人，是中央红军的十倍，武器精良，装备整齐，其“气势”令二方面军“自惭
形秽”。这支强大的军队，后来被先后改制为“左路军”和“西路军”，陈昌
浩是它的最高指挥（“总政委”和“军政委员会主席”）。他的座下拥有一大
批以后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叱吒风云的人物：国家主席李先念、元帅徐向前、红
军杰出将领徐海东；50年代中国几个主要军区的司令员和政委如许世友、陈再
道、程世才、洪学智、数百名将军；以及郑小平时代中国军方的所有主要领导
人，后者包括前国防部长秦基伟、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和刘华清等等，而这些
当今执掌中国军政大权的首脑人物，昔日只是陈昌浩部下的一些连排长而已。
1992年，笔者在北京遇到过一位曾经是陈昌浩警卫团士兵的现役将军，当提
及令他敬畏的“首长”时，他老迈的双眼里突然灼灼发亮。“他是我们这些人
的恩师和带路人”，他沉重地呼吸着，仿佛再次回到半个世纪前战火纷飞的激
越年代。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曾经统帅千军万马驰骋沙场、立下赫赫战功的红军主
帅，早在1940年代，就被迫退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舞台，长年“牧羊”苏联，
在集体农庄里受尽折磨和苦难；他给中共中央发了大量电报，要求返回祖国参
加革命，却石沉大海、杳无音讯。1949年10月,他携家人返回北京，受到刘少奇
和朱德的热烈欢迎，但他拒绝了所有高官厚禄，选择成为一个中共党史的研究
学者(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以及“俄华大辞典”的“主编”。六十年代，
他曾经返回湖北故乡，在那里见到了数百名当年的红军部下，而今皆为解放军
高级将领。陈在大会上眼含热泪向他的旧部致歉，独自承担起将西路军覆灭的
责任。但即便如此，他还是无法逃脱命运魔爪的无情追击。
1967年7月，“文化大革命”爆发一年以后，受到秘密指使的红卫兵对他进
行了残酷的“批判斗争”和毒打。陈昌浩亲眼目击彭德怀、徐向前等元帅被戴
高帽挂牌游街的景象，又风闻李立三“自杀”及其他的俄国夫人格兰娜的被
捕，情知自己“罪大恶极”，厄运难逃，便在寓所“红霞公寓”里吞服大量安
眠药后永久地睡去。他的尸体被秘密火化后抛弃于荒野。直到今天，北京八宝
山公墓的墓穴里，还只有一个空空如也的骨灰盒。
昔日统帅，竟死元葬身之地！
二、中国红军史上的最大“冤狱”
陈昌浩案，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史中的禁区，直至1980年代以后，原红四方面
军人员，在邓小平提携下成为中国军方的主要指挥力量，在这些“老军头”的
大力倡导和支持下，红军的这一段神秘而扑朔迷离的历史才逐渐得到曝光。
1937年，红军西路军主力约四万人在甘肃一带被蒋介石军队围歼，全军覆
没，成为红军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惨败，红军最大和最精锐善战的部队，在短短
四个月间被消灭殆尽。只有数千幸存者侥幸逃脱，他们以后成为新组建的由郑
小平刘伯承指挥的“第一野战军”的骨干，而陈昌浩和徐向前均靠化装行乞才
脱离危难。
几乎所有过去出版的“党史”都异口同声称，这是由于该军领导人错误地执
行了张国涛的“逃跑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的结果。但在近两年出版的一
些党史研究专著和文章纷纷指出，根据中共中央档案馆的资料和徐向前元帅临
终前所撰“回忆录”来看，当时的“西路军”领导人陈昌浩（“军政委员会主
席”暨中共中央常委）和徐向前（“总指挥”），是严格按中央军委的电报指
示指挥军队行动的。而当时的“中央军委”的核心成员，是毛泽东和周恩来。
因此，造成是次“西路军”全军覆灭的原因已不言自明。
徐向前在其回忆录中暗示，陈昌浩的责任只是在于，由于担心再犯所谓“路
线错误”，未能及时反抗中央军委的“瞎指挥”，而是逆来顺受、惟命令是
听，从而遭到以骠悍的回民为主体的“马家军”的围歼。当时有四万人埋骨高
原，大批女兵被奸杀和沦为乞丐。著名导演吴怡弓的前卫影片《姐姐》，叙述
的就是这段悲情故事。中央军委应对此当承担主要责任，这已经成为大陆党史
界的共识。
但尽管如此，在探究毛泽东为何要这样“瞎指挥”方面，却出现了耐人寻味
的分歧。
一些学者坚持认为，毛泽东是“有意”让西路军覆灭的。这是因为，在这个
过程中，中央军委的“指挥”完全失之常理，到了十分荒谬的程度。在短短几
个月中，“军委”一会儿要求“西路军”“东进”，一会儿要求其“西进”，
一会儿又要求其“原地待命”。更为不可思议的是，当西路军损兵折将，好不
容易杀出重围之后，毛泽东竟不顾严峻情势，再次下令“原地坚持”，致使该
军失去最后的生机，被紧追而来的敌军团团包围，数万红军精英被屠杀殆尽。
对于像毛泽东这样的“游击战”策略高手来说，这样的“指挥”，完全违背了
他亲手制订的“敌进我退”的战略战术原则。
一种更令人震惊的说法是，当“西路军”还在西北浴血奋战之际，也即距它
“覆灭”时刻（1937年3月12日）尚有数月之遥，毛泽东已在延安发表了他的著
名讲演“论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其中出现了“西路军的失败，证明
了......”字样。毛泽东如此斩钉截铁地“预言”西路军的失败，在今人看
来，恐怕是“早有预谋”。
但也有反驳者撰文认为，像毛泽东这样的政治高手，即使要“整掉”西路
军，恐怕也不会这样堂而皇之，授人以柄。这岂不是不打自招的愚蠢之举吗？
这段有关西路军失败的文字，怕是以后补加进去的。
是耶，非耶，历史之谜，悠悠难解。
三、谜中之谜的“密电事件”
大陆党史界之所以有毛泽东“有意让西路军覆灭”之说，究其原委，是因为
陈昌浩卷入了毛泽东与张国涛的激烈的权力斗争漩涡之故。
1930年代的中共中央，只有张国涛可以与毛泽东平起平坐，因为除毛之外，
只有张是中共一大代表。张又是南昌起义的领导人，拥有红四方面军这支强大
的军队，并且是中共领导人中唯一会见过列宁的人。
毛泽东要在中央稳固权力，必须先除掉张这个又臭又硬的绊脚石。反过来，
张国涛亦雄心勃勃，急欲凭手中实力与毛泽东分庭抗礼，或取而代之。这场党
内斗争，以“共产国际”出面支持毛而告终，张国涛节节败退，最后竟“叛
逃”和“投靠”国民党，成为“丧家之犬”和“历史罪人”。陈昌浩是张国涛
手下最亲信的大将，又拥有八万精锐红军，毛泽东对他的忌惮与痛恨，自在情
理和意料之中。
但毛泽东同时又是一个富于眼量和极擅用人的政治领袖，他能够收纳“红四
方面军”的许多将领如徐向前、李先念和许世友等，并予以信任和重用，为什
么就不能原谅陈昌浩的“过失”？一些党史专家指出，这完全是由于那个著名
的“密电事件”所致。 1935年9月9日，当时张国涛与毛泽东的分歧与斗争正
如火如荼。毛泽东要求张国涛所属“左路军”“北上”，而张国涛则意欲“挥
师南下”。是日，张国涛拍发了一份密电给陈昌浩，指示陈劝毛泽东与其一并
南下，“如他们不听劝告，应监视其行动。若坚持北进，则应开展党内斗争，
彻底解决之”。这份电报流露出“杀机”，已呼之欲出。
当时的“左路军”参谋长叶剑英，是毛泽东派入张国涛部队的一枚“钉
子”。截获此“密电”后，他立即连夜策马飞奔，前往毛泽东驻地密告。毛泽
东大惊失色，当夜即率“党中央”及红三军等秘密“北上”，迅速逃离“险
境”，这就是党内传闻的所谓“密电事件”。毛泽东痛恨陈昌浩的原因，恐怕
盖出于此。
但这一事关重大的“密电”，在事件发生后竟不翼而飞，而与此案有关的当
事人，亦都先后作古，使之变得疑窦丛生。陈昌浩本人生前则曾私下对儿子陈
祖莫满含冤屈地表示，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份“密电”。近年以来，一些当时
的“四方面军”将士和党史研究者亦发表公开谈话和文章，断然否认“密电”
的存在。随着目前“红四方面军”人马执掌大权，为“密电事件”翻案的呼声
正日趋高涨。
另一方面，密电的主要见证人叶剑英元帅，生前一直坚持密电事件的真实
性。毛泽东曾称赞叶大事不糊涂，指的就是这件“命案”（由于叶救毛有功，
毛毕生都对他宽大为怀，未加惩处）。而当年的西路军电报室主任、毛泽东派
在陈昌浩军队中的另一枚“钉子”，至今仍撰写回忆录，坚称他当年曾亲手译
出电文并将它交给了叶氏。正反双方均言之凿凿，令事件真相扑溯迷离。
但无论历史将怎样翻案，几万红军将士的鲜血早已流尽，带着“密谋杀害毛
主席”的罪名饮恨自尽的陈昌浩，也早已化作一缕轻烟。当年美丽纯情的俄国
少女格兰娜，亦已成了垂暮的白发老妪。在人们正忙于纪念长征六十周年之
际，她正和唯一的儿子陈祖莫一起，隐居在澳洲的灿烂阳光里。岁月如流水，
洗涤着记忆的创痛。而当她微笑的时候，你甚至不敢相信，她曾经无辜地为历
史背负过最沉重的罪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