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岁现象"替代"59岁现象"官员职务犯罪趋年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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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04月24日 06:54 中国青年报

重庆市人民检察院近日发布的报告显示，近年来职务犯罪过去常见的“59岁现象”不再突出，35岁以下干部群体已经成为职务犯罪的高发群体。

该报告统计，2003年至2007年，重庆市检察机关共立案查办35岁以下职务犯罪嫌疑人623人，占立案总数的16.69%。而同期查办的55岁以上的职务犯罪嫌疑人仅有317人，占总数的8.49%。虽然4年来35岁以下职务犯罪嫌疑人总数呈逐步下降趋势(与2003年相比，2007年的降幅为32.08%)，但这个群体的职务犯罪在重庆市的职务犯罪中所占比例居高不下，一直维持在15%左右。

赃款多用于赌博

报告显示，35岁以下干部的职务犯罪以侵财型贪污贿赂犯罪为主。在重庆市检察机关2003年至2007年间立案查办35岁以下职务犯罪案件中，贪污贿赂犯罪占82.27%，其中，贪污和挪用公款犯罪占68.38%，贿赂犯罪占31.62%。

统计发现，这些犯罪的涉案金额普遍较大。2003年至2007年，重庆市长寿区人民检察院所立的涉案金额100万元以上的五件特大案中，有三件为35岁以下干部犯罪，占总数的60%。报告显示，这些年轻干部所获赃款多用于赌博、交际，或者从事营利性活动，其中尤以赌博为甚。重庆市三峡库区某财政所会计擅自填写现金支票，并利用开票收款的机会挪用公款100余万元，全部用来赌博。

报告分析的原因是，这些人大多刚走上工作岗位，行政职级普遍较低，多是单位副职、基层站所领导和一般工作人员。他们缺乏党内严格的政治生活和组织生活的陶冶，党性修养和锻炼不够，受社会不良风气影响，人生观、价值观扭曲，贪图享乐，沾染了不良嗜好。有的人误以为社会地位主要通过拥有金钱的多少来衡量，因此在经济消费上处处与人攀比，以证明自己在社会上“吃得开”、“混得好”。

只问年龄不问能力容易导致腐败

有数据显示，2002年，全国检察机关所立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贿赂案件中不满35岁的涉案者有7331人，占总数的19.28%；所立国家工作人员渎职案件中不满35岁的涉案者有2820人，占总数的29.14%。

反腐专家、中央党校教授林喆强调，这种现象应引起警觉:年轻不能与廉洁画等号。

林喆表示，提出干部年轻化战略是为了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确实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然而，在实践中，有些地方教条式地理解干部年轻化，把年龄作为选拔任用干部的首要条件，忽视了干部的德才能情等因素。某些地方还按照年龄定职位，科级干部须在40岁以下，处级干部须在50岁以下。有的地方甚至规定，干部到乡镇任职，超过35岁免谈。这就在基层干部中形成了“三十当官，四十靠边，五十赋闲”的现状。

“‘不问能力只问年龄’，是在人为降低领导班子的年龄，实际上是年龄歧视。”林喆认为，这种做法剥夺了那些仅在年龄上处于劣势但非常有能力的人的晋升机会。

林喆曾对干部升迁做过一个调查，发现从科员到正部级至少需要8个台阶。如果按照熟悉一个岗位需要5年的时间计算，一个23岁本科毕业的人也得63岁才能到正部级；即使按3年的熟悉岗位期计算，也需要到48岁。其间，他不能犯错误，3年或者5年的提拨周期不能间断。“如果没有政策支持，制度安排，实现这一点是很难的。”林喆说。

“片面强调年轻化的后果就是，他还没熟悉这个岗位就被调走了。”林喆表示，“岗位的不稳定导致了干部队伍个体状态的不稳定，这个因素恰恰最容易诱发腐败。”

选拔干部不能片面强调高学历

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的报告也认为，干部选拔任用管理存在漏洞是35岁以下干部群体职务犯罪高发的原因之一。一些单位在干部选拔任用管理中“重学历不重思想素质”，导致少数思想素质不过关的人走上领导岗位。有些单位认为年轻干部接受教育较多，“自觉性较高”，因此只注重对年轻干部的业务培养，而放松思想道德的教育，特别是当年轻干部被委以重任，工作对象、工作条件发生较大变化时，没有及时地、有针对性地加强教育。

报告显示，35岁以下职务犯罪嫌疑人文化程度都比较高，整体高于职务犯罪嫌疑人的平均文化程度，都在高中以上，大专以上学历的人也占相当比例。以重庆市武隆县人民检察院2003年至2007年查办案件为例，犯罪嫌疑人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共12人，占总人数的70.7%。

近年来，一些地方的领导干部学历越来越高，大专、本科学历的比比皆是，选秘书也要求高学历，甚至博士。林喆表示，这是一种畸形现象，一方面领导干部就是高学历，但文稿却从不亲自操刀，有的干部甚至离了秘书寸步难行；另一方面，博士是专业性人才，更应该在学术研究领域有所建树，做秘书难免有些浪费资源。

“选拔干部同样不能片面强调高学历。”林喆认为，“选拔干部还是要看工作能力，学历是参考因素而非决定性条件。”

年轻不等于不贪

“这种一刀切的做法后患无穷。”林喆表示，“有的领导借干部年轻化排斥异己，造成领导班子不团结；有的地方则把平庸之人安排在领导岗位；有的地方甚至不惜让年轻干部带病提拔、带病上岗。”

林喆认为，2006年轰动一时的邱晓华案有一定的代表性。邱晓华1982年大学毕业后到国家统计局；1993年，35岁的他成为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和新闻发言人。国家统计局纪检组长章国荣事后曾说:“邱晓华从1993年就开始出现问题。”然而，邱晓华此后依然被“带病提拔”:1998年9月，任安徽省省长助理，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1999年9月,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2003年7月,任国家统计局党组副书记。2006年3月，48岁的邱晓华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最年轻的国家统计局局长；7个月后落马。

“有些年轻干部更贪婪，不但要钱、要权、要色，还要职称、要职务、要学历。”林喆说，年轻不等于不贪。“干部的鉴别取舍，应该因人而异。”林喆认为，选拔干部应该充分考虑个体的实际情况，根据他们的道德品质、学识、经验、能力、身体状况等多种因素综合判断，以其中任何一个因素作为决定性条件都是不科学的。
林喆建议，可以在选拨干部时区分政务官和事务官。后者要面对大量事务性工作，需要官员精力充沛，可以选择年轻一些的同志。政务官不同，他们需要有丰富的生活工作实践经验，更强的处理问题的能力。 ( 李丽 通讯员 于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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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现象折射出想贪就贪

2008年04月25日 13:04光明网-光明观察

重庆市人民检察院近日发布的报告显示，近年来职务犯罪过去常见的“59岁现象”不再突出，35岁以下干部群体已经成为职务犯罪的高发群体。（4月24日《中国青年报》）

对职务犯罪年龄现象的探讨，是旨在寻找犯罪规律，从而作出有针对性的防范。但是，如果仅止于对某个年龄群体的特征追究，是有失偏颇的。因为无论“59现象”，还是“35现象”，折射出的都是“想贪就贪”。这个“35”替代了“59”，说的是权力好像就是职务者私有，就如自己的钱存在银行，我什么时候（“59”或者“35”）需要了，就去取，而且如同柜员机似的，只要“身份”确认了，一切都“自动方便”了。“想”是出于各种需要的和现实可能。从理性经济人的角度，谁都有私，谁都存在为自身谋取利益（正当与不正当）的潜“想”和显“想”。因此，现象的本质不在于哪个年龄段特别敢想，而是特别敢为。反映出我们权力制约的某些空虚。

“59”“35”出了事，都令人痛惜。眼看就要退位退休，自然着落安享清福，却硬是“临门一脚”把自己踢了进去。年轻有为，前途看好，咋就干如此贪图、得不偿失的勾当？其实，犯罪跌跟头对谁都是个灾难。之所以有“特别”的痛惜，还是因为代价比较。这个代价比较一般是基于风险成本。单纯从年龄现象分析的结果，临退是“想”最后搏一把；年轻是“要”赌一把。所以有人认为要用最严酷的惩罚，抬升职务犯罪的风险成本，予以威慑，使之不敢想不敢为。事实上我们对职务犯罪，或者说权力腐败，向来深恶痛绝，不管是谁无不依法“从严从重”的。加大惩处力度确实非常必要。但是，职务犯罪还存在着一个机会成本的问题。

人的行为取向，不仅取决于成果大小，也是受制于机会成本的考虑。通俗的说做一件事，如果很“麻烦”，而这个“麻烦”超出了心理价位，尽管有利可图，也会放弃行为，以至想都不会去想。熟人办事，就是因为可以获得便宜的机会成本。假如你觉得“找人”很麻烦，你就宁愿走规则程序办了。“莫伸手，伸手必被捉”这是从整体和终极性上说的，人的具体行为一般是从实际出发的。而我们有的以权谋私，实在一点都不麻烦，简便易行得仅仅取决当权者的愿意不愿意。银行监守自盗，居然轻而易举的搬出去5000万，有关监控还浑然不觉。这种现实真要使人“身不由己”了。既然囊中取物，何有想不想、敢不敢呢？再说，职务犯罪，以权谋私，有些并非出于职务者自己所“想”，是图谋不轨者的行为促使。有人说现在有些人对权力公关，那是将之当成一个“工程”一样的精心谋划、实施的。此言不假。也道出了我们的“职务”行为，太简便易行，一通百通了。

为所欲为，关键在“为”不在“欲”。如果连想都不用想，就可以方便而为了，再说“不要想”的自律，就可能流于无的放矢。贪之不易不能，那想想也是白搭；罪行在行，想入非非，那是他自己的事。绝对权力，绝对腐败。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制约，不仅是要防止权力滥用，而且就是要给权力“制造麻烦”。

职务犯罪年龄现象，确实只是个现象，反映了某个年龄段群体的某些素质的缺陷，本质还是权力运行监督制约不全。构建惩防体系，使人“不想不敢不能”，核心和重点在于权力的“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