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个特权家庭垄断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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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改革开放以来,直到1999年时,每年的"储蓄增加额"都相当高,几乎可以约等于"工资总额"的 80~90%,而在1995年,"居民储蓄增加额"居然还比该年的"工资总额"多出了44亿元。2001年内"新增居民储蓄"足足超出了"工资总额"达 3000亿元。"这就是说,2001年发出去的工资,不仅没有被拿工资的人吃掉用掉—分钱,全部存进银行,又不知从何处增生了3000亿元(约相当于一年全国教育总经费)也存进了银行。又如2002年工资总额大约是1.2万亿,而居民储蓄却增长了1.5万亿。这种全世界罕见的怪事,只有一种解释:财富被以非工资方式集中在少数富人手中!因为中国公众实际上除工薪之外极难有其他收入,只有贪官污吏才有非法收入、灰色收入。所以,全国的贪官污吏在加速贪钱,使全国银行的个人存款总额年年大大超过了全国工资总额!

131万中×县团级以上干部及其家属占有全民财富的70%,1996~2003年外逃资金流入境外中×干部及其家属帐户2万2千亿人民币。至2002年6月底,全国个人储蓄存款达7万5千2百亿元,其中县、团、处级或以上干部(包括离退休)及其家属申报的个人储蓄高于4万亿元。

中国股市证券市场中的6万亿元,干部及其家属占了4万5 千亿元,占75%;而5万名持有2千万元以上的股票证券人士中,干部及其家属占了4万2千多名,占86%。十多年来中国数千万股民投入股市的资金 25000亿,而相应的上市公司净资产不到5000亿,目前股票的流通市值只10000亿。如果算上投资者损失掉的机会成本,股民的损失应在20000亿以上(平均每年近200亿)。中国7000万股民投入股市的3万亿现金,还剩1万亿,其余2万亿巨资已被官商联盟所侵夺和消耗。

2006 年4月初,国务院研究室、中纪委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完成了《全国地方党政部门、国家机关公职人员薪酬和家庭财产调查报告》。该报告披露:党政干部已经形成社会特权有产阶层,其中地厅级以上干部已是官僚特权阶层。官僚特权阶层年收入是当地城市人均收入的8~25倍,是当地农民年均收入的25~85倍。

据该报告披露:全国有7省市地厅级及以上干部个人及配偶拥有财产超7百万,概况如下:广东省,平均8百万至2200万;上海市,平均8百万至2500万;福建省,平均7百万至1600万;浙江省,平均7百万至2千万;江苏省,平均7百万至1800万;山东省,平均 7百万至1500万;辽宁省,平均7百万至1千4百万。

7省市地厅级及以上干部及配偶拥有住宅数及平均面积如下:广东省,平均3.5 幢,面积6百平米至9百平米;上海市,平均2.5幢,面积450平米至850平米;福建省,平均2.5幢,面积5百平米至6百平米;浙江省,平均3幢,面积5百平米至650平米;江苏省,平均3.5幢,面积6百平米至8百平米;山东省,平均2.5幢,面积5百平米至7百平米;辽宁省,平均3幢,面积6百平米至850平米。以上7省市地厅级及以上干部的子女87%~95%,在金融、地产、经贸领域工作。可见,"坚持×项原则"的结果是垄断一切权力的党官先富起来了。什么"利为民所谋",什么"和谐社会",什么"中国特色",什么"共同富裕",通通见鬼去吧!只有"保先"是真的:保持GCD先富起来的特权地位,这才是最重要的!

2007年深圳市城市人均年收入是32650元,地厅级高干财产在700万至1000万,省级高干财产在850万至 1200万。这样,深圳市的地厅级干部的平均财产相当于一个普通市民250年的工资,省级干部相当于一个平均收入的市民 300年的工资,这地厅级干部全都成了地"扒皮"了,这省级干部呢,那就更不用说,全都成了省"霸天"了。

在2004 年中国财富管理论坛上,美林集团发表了最新的年度全球财富报告,2003年中国百万美元的富豪达到24万人,所掌握的财富总额达到9690亿美元,相当于 2003年13亿中国人创造的社会财富总和。中国现已有资产百万美元以上的富豪24万多人,总资产达8万亿元人民币。也就是说全国不到万分之二人口拥有的资产相当于全国国有企业或全体城乡居民存款总额的约80%。

2005年11月份仅一个月,各级官员的家属抢购黄金金条、金币及99%含量的黄金饰物的重量达50 吨!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上海、重庆五省二市的厅(局)级或以上干部及其家属,2005年就已经有98%的人已拥有或超拥有1000万元的财产。

据《远东经济评论》2007年第4期报道:至2006年3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000万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1 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超过1亿元以上者,有2932人即超过90%是高干子女,他们拥有资产20450余亿元;也就是说:GCD3000名高干子弟拥有的资产达两万亿元人民币,平均每人6.7亿元。其中:广东省,1566人;浙江省,462人;上海市,225人;北京市, 195人;江苏省,172人;山东省,141人;福建省,92人;辽宁省,79人。5个最重要的工业领域——金融、外贸、地产、大型工程、安全业,85% ~90%的核心职位掌握在高干子女的手中。截至2005年底,仅海外高干子女亲属经营的中国进出口贸易每年就达1千多亿美元,拥有财产6千亿美元以上,海外定居的高干亲属超过100万,其中高干配偶子女20多万人。亿万富豪主要靠以下途径致富:①以引进外资(包括驻外中资到内地投资)从中获取回佣。②进口、引进成套设备,一般比国际市场高出60%-300%。例如,从意大利引进制造皮鞋的自动流水线,国际市场价200万美元;广东、江苏引进同一型号,报价分别为600万~720万美元。一套年产50万吨化肥成套设备,国际市场价2.2亿美元,山东、辽宁以4亿美元引进。③操控国内资源、商品,出口获利。 ④国土开发、地产倒卖,靠银行借贷,无本获暴利。⑤走私、逃税,每年走私轿车3万至4万辆。⑥金融机构无抵押信贷,资金外流到个人口袋,这也是金融机构坏帐的主要因素之一。⑦独家或霸占大型工程承包。高速公路85%由私企承包,承包商是当地高干亲属。一公里程的高速公路,能获利700万-1100万。⑧抽逃资金到个人帐户,一般通过金融机构、中资进行。⑨操控证券市场,制造假信息勾结金融、传媒造市,从中获利。

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是私有制,国家只能通过政策措施来调节经济,但没有自己的财产,国库全靠纳税人出钱来充实。政府花钱要有严格的程序,要受全国监督,贪起污来谈何容易。可是中国就不同了,它的基础是公有制,全国的经济命脉都在政府手里。政府是由官员组成的,名义上是公有制,实际上是官有。有权的官甚至不必犯傻去贪污,他只要批个条子,给主管官员招呼一下,他的子女就可以捞到一块大地皮,或到国企里去当个头头,这都是真正白手起家的捷径,试问哪个资本主义的官员有这种方便条件?所以在中国特色的官场,聪明人既可以本人当清官,留令名,又可以让子女据要津,成钜富。真正是名利双收,两不耽误。至于那些被双规的,坐监狱的,见阎王的,其实只是少数财迷心窍者做的蠢事。在当今中国,数以万亿计的国有资产,960 万平方公里国土,都是官有制下的囊中物,想拿的话,探囊取物即可。"打下来的天下,自然由我们来坐天下,这天下的财产不传给子孙又传给谁?"所以当今中国亿万富豪中90%以上是高干子女,也就不足为奇了!

2006年世界银行报告称,中国0.4% 的人口掌握了70%的财富,美国是5% 的人口掌握60%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世界第一,成为世界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

中国"新贵家庭"(即拥有百万美元金融资产的)数量仅占中国家庭总量的千分之一,但是却掌控全国41.4%左右的财富。全世界已有960万户家庭金融资产超过百万美元,约占全球家庭总数的0.7%,它们控制的金融资产为33.2万亿美元,约占全球家庭金融资产总额的33.9%。比较上面这两个数据,全世界千分之七的富人,在全世界家庭金融资产总额中所占的比例,尚低于千分之一中国富人"掌控全国财产"的比例。据此推算,中国的贫富差距,和全世界的贫富差距比较,大概在十倍左右。

一位在中国居住了20多年的美国官员,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那么大约500 个特权家庭的问题。这500个家庭,加上他们的儿孙、亲友及身边工作人员,构成了约5000人的核心体系。他们之间还存在着普遍的通婚联姻的关系。他们垄断权力、形成利益集团,竭力维护现状,并制造了"一旦民主,就会天下大乱"的谎言;十几亿中国人民,都成了这个小集团的人质。
 
一位在中国居住了20多年的美国官员,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那么大约500 个特权家庭的问题。这500个家庭,加上他们的儿孙、亲友及身边工作人员,构成了约5000人的核心体系。他们之间还存在着普遍的通婚联姻的关系。他们垄断权力、形成利益集团,竭力维护现状,并制造了"一旦民主,就会天下大乱"的谎言;十几亿中国人民,都成了这个小集团的人质。:eek:
 
一位在中国居住了20多年的美国官员,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那么大约500 个特权家庭的问题。这500个家庭,加上他们的儿孙、亲友及身边工作人员,构成了约5000人的核心体系。他们之间还存在着普遍的通婚联姻的关系。他们垄 断权力、形成利益集团,竭力维护现状,并制造了"一旦民主,就会天下大乱"的谎言;十几亿中国人民,都成了这个小集团的人质。
 
一位在中国居住了20多年的美国官员,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那么大约500 个特权家庭的问题。这500个家庭,加上他们的儿孙、亲友及身边工作人员,构成了约5000人的核心体系。他们之间还存在着普遍的通婚联姻的关系。他们垄 断权力、形成利益集团,竭力维护现状,并制造了"一旦民主,就会天下大乱"的谎言;十几亿中国人民,都成了这个小集团的人质。
 
500个核心家族?
你去了解了解美国的核心去, 不超过10个家族
像布什家都仅仅是打工族...

经常会有这些愚蠢得令人窒息的问题。。。:D
 
500个核心家族?
你去了解了解美国的核心去, 不超过10个家族
像布什家都仅仅是打工族...
也经常有这种愚蠢得令人窒息的概念混淆:D:D
 
也经常有这种愚蠢得令人窒息的概念混淆:D:D

哈哈。

现在只要是说GCD不好,揭露中国的不公正, 不论内容实质, 肯定就有人跳出来反对。

这样下去, 真的会让中国倒退。
 
无论国内论坛还是这里,都有大量已经被洗脑的人存在的,还是要有点耐心吧
 
http://slj1.blog.sohu.com/4076997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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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4-05 | 用俺的亲身经历见证“500个特权家庭控制中国”




前 两天在网上看到一篇好文,说中国有500个特权家庭,加上他们的儿孙,亲友及身边工作人员,构成了约5000人的核心体系。他们之间还存在着普遍的通婚联 姻的关系。凡是重要权利机构的掌门人,都是这个圈子的人,或者被这个圈子的人所包围,比如,组织部,财政金融,证券银行,能源电力,信息舆论媒体,警察情 报内卫系统等。

下面这句话更是至关重要:甚至有些现任高官,都不一定属于这个集团。中国若改变现状,只有这几千号人走了下坡路,其他人,总体不会有什么影响,因为只有他们是不劳而获的特权者,其他人都是靠自己劳动吃饭。说的何其好呀!

此文叫《中国问题很简单,就是500个特权家庭》,据说是一个“在中国呆了二十来年”的“美国驻中国办事处处长”的观点。俺孤陋寡闻,不知道最近20年有 没有一个“美国驻中国办事处”的机构,只记得几十年前老布什在中国好象干过这个差使。无论谁说的吧,反正这句话是有道理的。我就说说我自己在官场的经历 吧。



一、将门“虎”子

1987年,我以上重点分数线的成绩考上了南方一所著 名军校。在这里,除了像我这样的工农子弟,一半以上是将门之后。我有个老乡,他也是一个将军的儿子。他高考的分数在我们老家连个中专都上不了,但也堂而皇 之地跟我们坐到了一个班级里。自然将门肯定会出虎子,但我们班的这些老虎们一个个却都赛病猫。从他们那里,我们天真的心灵第一次明白,这个世界是不平等 的,规则仅仅是给我们小老百姓而定的。

等到毕业时,我们又明白了另外一件事,我们上这个学也仅仅是为这些病猫们垫背的。我被 发配到河南最穷的一个地方——信阳(按照一个同学的说法,也就比西藏强点。好在我熟悉读三国,又喜欢史地,记得那里出过一个脑后长着反骨的魏延,也以大跃 进时期饿死人最多而出了个“信阳事件”。不过,那时还不知道那里也是顾准被发配的地方),而我的那个老乡,则去了北京(所有病猫们事实上都去了北京或上 海)。但意想不到的是,我这位老乡一年以后就“转业”了,去了俺们城市一个副部级单位的组织部。对了,这就是那个传说中的被500个特权家族所控制的组织 部!(后来才知道,他的父亲跟组织部部长是多年前的老战友)

而周博客呢?俺在沟壑中流离辗转了八年,不过幸好没有停止读书、 游历、思考和写作。2000年底,单位终于同意我转业了,我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乡。有趣的是,我也进了我老乡在八年前进的那个副部级单位。自然,没有任何 门路的我,去的是最基层,而且是一个写材料的苦差使。事实上,那时跟我同时转业留津的军官们,宁肯去综合执法大队,也不会去干我这个差使。我没有找人,也 没有送礼,只好去写材料了。黄天不负有心人呀,我们单位赶上一件事,让俺脱颖而出。也是一个写字的活,大致类似于李太白醉酒退番书吧,由此周博客得到了局 领导的赏识。更巧的是,我们局领导后来升任俺们单位的一把手,我则成了他的文字秘书。

走进总部大楼,我终于见到了那位将门虎 子、老乡和同学。我们已经九年没见了,他现在已是机关组织部办公室副主任。我们一瞬间都不知道说什么好。在学校时,我们曾经在同一间寝室。毕业后,他一路 顺顺当当、春风得意,而我却磕磕绊绊、艰苦卓绝。但今天,我们同时跨入了同一个大门,我们的办公室仅仅隔着几个门,但我知道我与他距离有如天地之遥,我们 之间根本不会再有什么共同语言。不过,他还是好心地告诉我一些做官的诀窍:坐得下、熬得住、看得开。

不过,我没有听他的。今 年,我将离开那座大楼,奔向新的天地。而我的这位老乡也将升任组织部办公室主任。我知道这也许就是所谓的盘踞吧,他们才是那里的盘踞者,而我只是一个观光 者,我只是到那里见见世面。我可以用自己的才能创造一个晋升的奇迹,但最终还是不能在官场超越他们,他们才是那座大楼的真正主宰。但我并不自卑,因为我的 生命是自己走过来的,他们只是家族的附属品。他们也许会觉得也是凭本事吃饭,但他们总是忘记,他们所得到的一切仅仅是靠他们身上流淌的血液。



作者: 罗衾不耐 2007-2-14 17:03   回复此发言
2 用俺的亲身经历见证“500个特权家庭控制中国”



二、卖鱼大姐

2003年9月,周博客到了总部机关,做了一把手的文字秘书。办公 室里还有一位50多岁大姐。她初中文化,35岁之前在水产局卖鱼。后来她姑姑给她找了人,结果她一下子就进了部领导办公室。此人脸上和腰间长有瓷实的横 肉,说话大嗓门,一打电话浪笑阵阵,震得满走廊乱颤,什么事情也不会干,成天搬弄是非,一举一动只能用“悍”“泼”“俗”三个字来形容,是地地道道的一个 泼妇。到了办公室第一天,领导就说,小周,别理她,谁不知道她是一个有名的大妈式人物!(领导原话)

在她眼里,谁都是豆腐渣 (包括他的丈夫,因为她丈夫的工作也是她找的),只有她儿子是完美的天使。事实上,她儿子似乎有点弱智。高中竟然没考上,她给办到一个好高中;大学没考 上,她给办到一个好大学;研究生没考上,她给办了一个好工作。她经常这样给她这个23岁的儿子打电话:儿子起了吗?快起吧,太阳都照屁股了吧?牛奶放在了 微波里里了,你热一下,拧到3。出门记得关上窗户。对了,还要锁好门。好了,亲一个吧,啵!

在这里也要提到俺们领导了。俺们 领导是一个很有才干的人,也没有什么关系,也是靠个人奋斗误打误撞到了这个位置。——自然在他的上升道路上,也有贵人提携,不过那不是凭借着什么先天的血 缘和裙带关系,而是靠着过人的才智。即便后来有了“关系”,也是靠自己的本事挣来的。他能欣赏我这个寒素之士,很可能跟他这种经历有关。

他也非常腻味那个泼妇,于是想把她提职后调走。结果你猜怎么样?应了那句话了,强龙斗不过地头蛇。调令还未下达,竟然有两个已退休的部领导来电话求情,结 果那个妇人就是走不了。她宁肯不升职也不走,因为她知道以她什么狗屁本事都没有,到下边当官一定会出丑,因此打定主意要在办公室混到退休了。

对此,领导怎么样?领导自然没辙!那个老美说“甚至有些现任高官,都不一定属于这个集团。”说的好呀,许多干事的担责任的领导,也都是有两笔刷子的,坏就坏在这些中层既得利益者!

写到此不由得想起维新变法。那时,西太后一度是支持光绪皇帝变法的,只是当变法触动到一些顽固势力时才出了问题。康有为他们要裁撤一些闲散衙门的冗员,结果他们都跑到西太后那里哭诉,西太后被这些人一闹,才不得不出面扼杀变法。

实事求是地说,直到今天中共高层也是很负责任的,是很有使命感的,他们必须要为中国的命运操劳,但坏就坏在这500个特权家庭上!他们其实是最保守顽固的势力,他们的眼里只有家族利益。他们是这个社会的毒瘤,他们自成体系,谁也不买帐!



三、无耻的小字辈

说了将门虎子,也说了卖鱼大姐。一个是我的同龄人,一个是我的“前辈”了。下面要说的,是两个无耻的小字辈了。

2000年底,我分到局机关办公室综合科写材料。科长也是一个苦大仇深的人,很能写。后来,又调来两个小孩。一个小眯眼,一个地包天。

“小眯眼”的表哥是局机书记,“地包天”的父亲是另外一个局的副局长。“小眯眼”大学毕业两年了,没有找到工作,他的书记表哥就让他在办公室“帮忙”,说 一有机会就“安插”进来,结果就真的“安插”进来了;“地包天”本来在他父亲的那个局,结果他父亲要退了,临退休前找了我们局的副局长“托孤”。

这两位之所以来综合科,是因为知道这里虽然清苦,但却容易接触到领导,容易得到晋升。问题是,他们俩根本都不是写字的料,经常吭哧吭哧一天也写不出两百 字,所有的工作只好由我和科长干。但事情就是这样,才干永远比不上关系。我们觉得“小眯眼”和“地包天”干得不怎么样,人家还不愿意干呢。结果“小眯眼” 先我半年就走了,调到了最肥的一个局;而“地包天”则更是调到了传说中组织部,跟我那个老乡同学做同事去了!

这样的官场,我知道是不能呆的。我因此选择了离开,今年我将开始新的生活。

中国就是被500个特权家族,而中国各省市也被500个这样的小特权家族所控制。他们是中国社会进步的最大障碍!
 
很多年以前,曾任新华社高级记者戴煌 就目睹此类阶层人物的表现,在其作品《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一书中就已经详细描述过了,这类人物,实际上就是现代中国的统治阶层

http://www.tianyabook.com/renwu2005/js/d/daihuang/jsys/003.htm
3 上海行

                 一

  1956年6月下旬,苏联第一次正式派出友好舰队访问中国,泊留地在上海。新华总社特派我的老友李财因和我前往,配合上海分社的同志们完成这一报道任 务。我的任务是写好最后的两篇稿件——我军“南昌”舰到长江口外迎接苏联舰队和苏联舰队进入黄浦江驶达南京路外滩的抛锚地。
  这时候,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早已外露,世界范围内正涌起一股股凶猛的反共浊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动荡中。在这困难的紧要关头,巩固 与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两大支柱——中国与苏联之间的团结,其意义之重大是不言而喻的。我们不是官样文章而是别开生面地搞好苏联舰队友好来访的报道,也 就具有一定的政治价值。
  6月中旬的一天,我与李耐因登上了北京直达上海的快车。我们几乎两耳不闻窗外的隆隆声,悉心研究随身携带的上海一带海域的水文气象图、访问 活动的细节安排以及一大摞外国舰队互访的新闻资料。一到上海,就住进临时作为接待苏联舰队的指挥中心的外滩南京路口的和平大厦,也几乎闭门不出,构思我方 军舰到长江口外的海上迎接客方舰队的第一篇报道的蓝图。
  6月19日午夜,李耐因留守和平大厦,准备向北京编发我将从军舰上发出的第一篇稿件。我则身着浅灰色英国凡尔丁西装,内村白色印度绸大翻领衬衫,与来自全国各大报的几十名记者以及塔斯社驻华记者,登上了著名的“南昌”号护卫舰,向长江口外破浪而去。
  20日清晨,两国军舰在海上遥遥相遇。我与塔斯社记者,首先跟随我们的东海舰队副司令员彭德清海军少将,共乘一艘银灰色鱼雷快艇,登上了访华舰队的旗舰“德米特里·波日阿尔斯基”号巡洋舰。
  这是苏联太平洋舰队的主力舰,排水量达1.3万吨。在我们这些从未见过偌大军舰的人看来,它显得宽大雄伟,也很长,从舰头到舰尾执行勤务的军官们,居然要乘坐小吉普车来回奔忙着。
  不一会,那艘鱼雷快艇又陆续把“南昌”舰上的几十名中国记者,分别送上了客方旗舰和后面的两艘雷击舰。我与来到旗舰的中国记者及塔斯社记者, 被邀进舰中的客厅。厅内只有一人多高,使人感到低矮憋气。但里面的布置庄重而豪华:厚实而柔软的红地毯,四边钉得牢牢的新绿色壁毯,一大圈拧着地脚螺丝的 沙发,当中摆着油光锃亮的核桃木长方桌,桌上铺着洁白的厚台布。桌面上似乎也被固定了的花瓶中,插着鲜艳的红白相间的玫瑰花,散发出沁人心脾的幽香。
  但是我们注意到,厅内的正壁上,只挂着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像而没有斯大林的像。这变化的原因,是无须多嘴多舌的。离开北京时,我们就被 告诫过:与苏联舰队任何同志的交谈中,不得涉及赫鲁晓夫的报告与斯大林事件这类十分敏感的问题;就是中国同志相互交谈,如有苏联同志在场,也不得谈论这类 问题。这作为一条纪律。
  我严格遵守了这条纪律。在登上几层楼高的舰桥,向舰队司令切库罗夫海军中将的采访中,在与舰队参谋长彼得罗夫海军少将的交谈中,在和随舰的 苏联海军报纸的一位中校记者的接触中,我都专心致志地本着巩固与加强中苏团结的宗旨,搞好自己的报道,避口不谈任何富有“敏感性”的问题。
  不一会,我就借用苏方巡洋舰的巨型报话台,请随行的东海舰队机要科长向“南昌”号传发第一篇稿件——“新华社上海20日电:新华社记者八时 半从苏联巡洋舰‘德米特里·波日阿尔斯基’号发出的报道:来自北太平洋的苏联水兵们已经看到了长江口两边绿色的海岸线。在苏联太平洋舰队司令雷·安·切库 罗夫海军中将指挥下的苏联友好访华舰队,现在正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东海舰队派来迎接的护卫舰“南昌”号的引导下,向长江口进发……”
  稿件经“南昌”号电台传发到临时架设在和平大厦楼顶上的东海舰队小电台,坐守其下一个房间里的李耐因随收随编,并随时用长途电话传向北京新华总社编辑部。
  这篇稿件正在传发中,我又一次来到舰桥上,一边关注着彭德清与切库罗夫的亲切交谈,一边观察舰队进入黄浦江的情景,为第二篇报道打腹稿。客方 舰队在外滩一抛锚,我立即换乘我们自己的海军游艇登岸,用了大约40分钟,写出了一篇约700字的报道,李耐因接过一页稿纸就编发一页,很快又传到了北 京。
  当天傍晚,在南京西路中苏友好大厦举行的盛大欢迎宴会上,主客们就已在当地的《新民晚报》上看到了这两篇报道,据说评价不错。其后的报道, 诸如外滩的欢迎仪式,客主双方的相互礼节拜会,欢迎宴会与答谢宴会,上海人民与客方官兵的公园联欢等等的报道,就主要是上海分社的同志们的差事了,我和李 耐因因此才稍稍松了一口气。我个人则利用这一难得的时机,认真观察了一下随处可见的真实的生活。

                 二

  6月25日晚,苏联舰队返航海参崴前夕,外滩举行盛大联欢会。无尽的人流,从各条马路向外滩涌去。一辆辆小汽车,开到了和平大厦门口。首长们的夫人们、孩子们和保姆们,喜笑颜开地下了车,在门口警卫人员们的躬迎下,走向了电梯。
  当时这里仍然是接待苏方舰队的工作委员会会址,苏方舰队的将军们也还仍然住在这里。按规定,非委员会工作人员和饭店人员,一律不准入内。但是对于这样一些人,不仅不受到查问,而且被恭恭敬敬地护送到九楼的宽大楼顶平台上,一览无余地静静俯瞰壮丽欢腾的夜景。
  然而这个赏心说目的“观礼台”,并非只有少数首长及其亲属和保姆们才有资格光临。接待委员会的一个工作人员也带着他的一位女友来到。或许一眼就能认准他们都是些小干部,守门人朝他们歪着脑袋斜眨着眼,阴阳怪气地问:“你是哪个等级的,也想带着女朋友来?”
  这把那位男性小干部气得老大一会儿说不出话来。最后,他才结结巴巴地进出了这么一句话:“你们,你们为什么不讲平等?”
  “平等?”守门人冷笑了一声,反问道:“‘平等’几个铜钿一斤?”
  舰队走后,接待委员会和上海市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在中苏友好大厦联欢,北京的记者们也应邀参加。看电影时,记者们在剧场后区第一排选下了自己的座位。他们的后面,是海军的将军和军官们。
  坐下不久,来了一个斜披着上衣的二大流子式的干部,喝令记者们及其后两排的将军和军官们立即离座,说这三排是专给首长留的。《解放军报》的一位少校记者对他说:“这是联欢会,人人权利均等,还分什么‘首长’不‘首长’的!”
  谁知这位二大流子式的干部立刻露出一脸凶相,扯住这位少校记者的上衣,硬要他站起来。而这位少校记者,从小就是常钻枪林弹雨的老八路,能吃这 一套?他怒吼一声:“你算个什么东西?!”惊动了整个剧场,把这个二大流子式的干部喝斥得张口结舌,不得不在众目睽睽下怏怏而去。
  “这个人是不是你们海军的?”少校记者转身问背后的一位海军将军。
  “是华东局的。”将军不屑地答道,“是柯老他们那里的。”
  ①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兼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
  电影快放映了,一旁的太平门外传来了男女老幼混杂的欢笑声。那个二大流子式的干部慌忙迎上前去。结果并没有什么“首长”,而只是几十位浓妆艳 抹的妇女带着一大帮孩子在门口出现了,他们的身后跟着一群护士和保姆。原来二大流子式的干部口口声声所说的“首长”,竟是这样一个内中不乏穿开裆裤的五花 八门的“首长大队”。跟在这个“队伍”后面的,只有一个派头十足、大腹便便的人,看上去他可能是个货真价实的首长。这位首长翘着下巴颏,问那个二大流子式 的干部:“为什么没搞到好座位,嗯?”见二大流子式的干部嘟嘟囔囔地说不清,这位首长又狠狠地瞪了他一眼:“饭桶!”
  目睹这场活报剧,记者和将军、军官们都忍俊不禁。

                 三

  在招待苏联舰队的那几天中,宴会是很多的。每次盛宴之后,都有精彩的演出,同时有多种冷饮供应。按规定,中国同志哪怕只喝一小瓶汽水也必须掏钱。
  可是,那些楚楚衣冠、气使颐指的“首长”们,往往不由分说地端起汽水瓶就仰脖子大喝,小卖部的男女服务员们大气也不敢出,只能毕恭毕敬地看着他们一边评论节目的好坏,一边品评着汽水解不解渴,最后又看着他们扔下空汽水瓶扬长而去。
  我目睹此景,曾问过一位女服务员:“你们怎么不向这些人要汽水钱?”
  “他们不自觉,我们哪敢要啊!”她不无气恼地回答。
  呵,“首长”!
  “首长”本是身负革命重任的领导者的敬爱之称。可是在这一类“首长”们的身上,这称呼似乎成了他们权威与显贵的象征。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 色,都在力图向大众显示他们是非同凡响的,是“特殊又特殊的材料制成的”,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们偶尔也能够与普通人混杂在一起,拉手说笑,但那并非想使 人们感到他们原也是“赤条条而来亦将赤条条而去”的群众中的一分子,而是想充分表现出他们在向老百姓俯施恩惠,是在与民同乐。
  这种人的左右侍者,就不可避免地更加盛气凌人,飞扬跋扈。似乎他们只有把自己的“首长”奉若神明,才可以攫取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二郎神”的权势。
  中苏友好大厦的最后一次盛宴,是在苏联舰队离开上海两天后举行的。赴宴的当然都是我们中国人。举行这次盛宴的原因,据说是因为大家在接待苏联舰队的工作中都辛苦了,恰好接待经费又有富余,“首长”指示犒劳大家一番,以示关怀。
  这就是说,预算的经费没用完,用不着再缴回国库,倒可以拿来大吃大喝。
  我虽然没有参加这接待苏联舰队名义下的“最后的晚餐”,但同样为了观察生活而不得不去的同志事后告诉我,这“最后的晚餐”气氛之欢腾和菜肴之 丰盛,也堪称可载入“史册”:海参、对虾、鲍鱼、干贝、猴头、鲥鱼、珍珠鸡、卤鸽,一盘盘、一碗碗,目不暇接。许多人都已撑得打饱嗝了,又有人大声宣布:
  “诸位请注意,请注意:请大家把各自的宝肚留点儿空,后面还有更精彩的吃头!”这立即引起又一阵欢声雷动。欢声未了,结队成群的男女服务员们,就端来了一大盘一大盘的油光光酱红色的玩艺儿。许多人兴奋得睁大了眼睛大声惊叫——
  “啊哈——看:烤乳猪,烤乳猪……”
  谁说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这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山里跳的,水里游的,几乎都“兼”遍了!这“共产”主义有多棒!可惜孟老夫子早生了两千多年,不然他不会说那句多余的话!
  这不禁使我想起了我在越南时胡志明主席对我说过的一席话——
  1955年大年初一,他邀请我随他去看望水利铁路建设工地的工农群众和兵营的战士们,向他们拜年。中午,在一个路边的小林中,他请我共进野餐,只有很 少的几样菜。他说,凡是到过中国的越南同志回去后几乎都向他说,中国招待外国贵宾的酒菜都极其丰盛。尽管大家早就不能再吃了,但还是大盘大碗地往上端,然 后又原封不动地撤了下去,这岂不是非常非常地浪费么?我说:“礼仪之邦,宾至如归嘛!”他摇摇头说:“不能这么说。这都是公家的钱啊!如果个人掏腰包,那 又会怎样呢?”
  是啊,“如果个人掏腰包,那又会怎样呢?”
  我们这“最后的晚餐”可好,外国的贵宾一个也没有,都是清一色的中国人对中国人,几乎又全都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竟也如此这般地海吃海喝起来,长此以往如何得了?!

                  四

  第二天,我要到医院割瘤子。深蒙照顾,我被送进了一般人难得一进的位于延安西路的华东医院。据说,过去蒋介石这样的人在上海治病,也就住在这 家医院里。医院的大门口没挂牌子。我所见到的病友,不是高级老干部,就是名教授名演员。病员们都可以点菜吃小灶,上下顿之间或夜晚纳凉时,自己的肚子饿了 或来了探亲的亲属与好友,一按电铃,值班护士马上就会送来冷饮和小点心。医院里的医生和医疗设备都是当时第一流的。另外还有各种各样的健身健脑房,单杠、 双杠、乒乓台、弹子台、扑克牌、麻将牌、牌九、扩胸器,翻跟头、拿大顶、起卧练腹肌的弹簧垫,等等,都应有尽有,真可谓病人的大乐园。怪不得有些首长和他 们的夫人们小有头疼脑热、伤风感冒,常常到这儿一住就是十天半月。
  可是,就在这家医院附近的一家普通市立医院的门口,人们却扶老携幼,拥挤不堪。这种过分悬殊的差别,难道也是我们应该为之奋斗的理想之一?!
  当我对此发表感慨时,给我打针换药的女护士对我说,这种悬殊和区分何止是医院。她说在百老汇大厦里,还有一家不挂牌子的神秘商店。高干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可以从那里低价买到外面市场上根本见不着的高档商品,而普通干部和老百姓连那大门也休想进!
  的确,这类特殊现象远不是一时一地“极个别的”。在南方的一些城市,就有一种特别游泳证。普通市民、学生、干部在游泳池门外忍受着毒太阳的烘 烤,排长队购买游泳票的时候,持有这种特别游泳证的人们则坐着小汽车,从另一个门自由进出,既不掏钱,更不排队,还拥有特设的游泳池。
  在北京,许多神秘的处所经常开舞会、放电影。有资格“光临”者不但不掏钱,还可以免费享受茶水、糖果、水果与糕点。同样,这些特殊人物不仅 可以得到普通人无缘问津的各种各样优惠物品的供应,而且他们的老婆孩子和亲朋好友,也“理所当然”地随时使用他们的高级小轿车。冬天发烤火费,也要按薪金 的百分比来发,似乎官越大越“怕冷”,而小干部和低薪者则是“铁骨头”。
  总之,官越大越悠游阔绰,一钱能当仨钱儿使。这既无法律根据,也从未有人公开阐明过这些特殊化的必要性,一切的一切都只能偷偷摸摸、见不得 人地干。这不知出自哪家的“经典”!我实在不能再在这家不挂牌子的医院呆下去而决定回北京,再顺便回苏北老家看看,虽然身上的刀口尚未愈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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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特权垄断利益集团:中国最大的祸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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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月几时有 回复时间: 2008-05-08 17:53 楼主 管理员: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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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星斗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特权垄断利益集团已经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祸害,破除特权垄断利益集团是摆在中国政府面前的首要任务,也是清除中国现代化障碍的工作重点,是中国人民在新时期重中之重的艰难使命。


越多的特权垄断的国有企业进入世界500强,中国的经济现代化就越没有希望。目前,中国的国有企业资产利润率仅相当于发达国家大企业资产利润率的1/10~1/100。国有企业的高成本、低效益极大地损害了国民的福利。


据钟伟等人的《中国金融总体风险评估报告》:2002年,中国工商银行的资产利润率为0.13%,农业银行为0.01%,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为 0.14%,而花旗银行为1.5%,汇丰银行为1.77%。中国国有银行的利润率不及发达国家大银行的1/10~1/100。2002年,中国四大银行的 不良贷款率为25.37%,如果使用国际通行的“五级分类法”,不良贷款率估计在35~40%。这还是在1998年财政向四大国有银行注资2700亿元, 1999年通过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剥离1.4万亿不良资产,2003年向银行注资450亿美元之后。2000年,世界前20家大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是 3.27%,花旗银行2.7%,汇丰银行3%,亚洲金融危机前东南亚国家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也在6%以内,也就是说,中国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是发达国家大 银行的10倍以上。


另据《法制日报》2006年11月30日报道,目前中国各银行仅车贷呆坏账就达1000多亿,有的骗贷者从银行骗取汽车消费贷款29笔,共计2000余万 元,大多数都是内外勾结作案。29次骗贷竟然成功,并不能以银行内控制度不严密来解释,只能说明国有、官本位体制的丑陋本性。中国银行香港分行总裁刘金 宝,在担任上海分行行长时,一年的交际费就达1个亿,其车队由10辆奔驰车组成,经他批出的贷款坏账高达960多亿元。


不仅国有银行凭借特权垄断,尚且坏账累累,而且国有券商、国有基金、国有股市皆是黑幕重重。据袁剑《中国证券市场批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12.1):至2002年5月,中国118家证券公司拥有净资产917亿,但不良资产比例达50%;至2002年11月,各证券公司年度亏损 220亿,而按照百富勤的估计,亏损为400亿,至2004年券商坏账已达900亿,中国券商实际上已经破产,只不过,地方政府在为破产的证券公司兜底, 万国证券倒闭了,上海市财政兜着。即使现在随着股权分置改革,券商又可挽回一点败局,但“挣钱了归自己,赔本了归国家”的体制注定了证券公司未来仍然是亏 本的命运。


据2005.11.16《今日关注》:2005年上半年中国基金六成亏损,但基金管理公司的管理费收入猛增,具有可比性的31家公司的管理费收入同比增长 幅度达67.8%,有7家超过100%。中国采用的是有别于发达国家公司型基金的契约型基金,按基金净值1.5%提取固定比例的管理费,不管基金赚钱赔 钱,只要钱过手,就留下巨额费用。基金管理者成为不受利益相关者监控的特殊群体,没有规范的信息披露,没有任何措施制约内部人的交易。


另据报道:美国上市公司每年红利大大超过从股市中的融资额,而中国上市公司大多不派发红利,上市公司的利润率仅为发达国家的1/10~1/100。由于中 国股市是为帮助国有企业脱困而建立的,十几年来,上千家国有企业得救了,但数千万股民90%多赔得血本无归,损失上万亿元。美国安然公司丑闻曝光后,在特 定时期购进安然股票者可获得总额近40亿美元的赔偿,可谁会为被误导、被欺骗、被坐庄操控的中国股民赔偿呢?


中国的特权垄断企业还有中国国电、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航空、中国烟草、中国电信等。据《南风窗》2006.1.1报道:国电公司等以不提供输电通道 等为要挟,对地方水电上划、代管,地方电力资产被低价甚至零价格收购,乡村小水电被无偿移交,不准地方发电自用,只准发电后低价上网高价买回,上网下网的 价格差有时能达10倍以上,地方一年损失几百万甚至几千万元,电力垄断已经严重地侵犯了老少边穷地区的合法利益,地方上再也没有了发展小水电的积极性了。 中国国电、南方电网在特权垄断、电费普遍上涨的情况下,每年只有200多亿的微薄利润,资产回报率仅有1%,而发达国家乃至巴西的电力企业资产回报率也在 9~11%。据南方都市报2004.6.27报道:国家电力公司一次内部干部会议,3天的会议花了304万元,平均每人每天8000多元。一个已经倒闭的 电厂抄表工年收入10万元,而他做的工作仅为每天抄4次电表。


另据《南风窗》2006.11.16:国家电网公司正在以地方“倒逼”中央的方式推行特高压输电网,已经同24个省区直辖市签定了电网发展和农村户户通工 程纪要,以发展特高压电网为条件,国家电网公司许以巨额投资建设地方电网。如此,试图从技术上、体制上堵死地方电网发展的可能性,形成牢不可破的垄断局 面。但是,全国形成一张百万伏特高压电网隐藏着巨大的国家风险,一旦遇到军事打击或者事故,全国电力将陷入瘫痪,世界上没有哪个大国是风险如此集中的,美 国有三大电网、十大安全管理区,发达国家早已中断了特高压电网的研究,日本、俄罗斯等国的少量特高压电网也在降压运行。但中国发改委却已经批准了特高压试 点项目,估计全国推广后动态投资在8000亿元,是三峡工程的3~4倍,却不需要经过全国人大的讨论与批准。


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凭借国家政策优惠和石油开采权炼制权的垄断,获得巨大的不公平的利益。国际上原油资源从价税率为10%,而中国仅为1.5%,石油公司 不仅少交税,而且成品油出口退税,仅此一项,每年就有上百亿元进账。前段时间,中石油倒原油挣了1200亿,接着成品油提价晚了,亏本了,国家就给补贴 100亿元,挣钱的时候是企业,陪了钱算国家的。而按照1994年实施的《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1993年以前注册的国有全资企业 税后利润不上缴,因此,中石油等企业垄断全国的资源,税后利润却可以留着自己用。


中国国有航空公司机人比为1:300~400,也就是每架飞机养着300到400人,发达国家仅为几十人。尽管国有航空企业长期亏损严重,但仍然高工资高 福利,管理人员年薪高达20万~30万元,解决亏损的措施仅仅是发文提高燃油附加费标准。某航空公司在长期亏损的情况下又为数万名员工换制了价值达几千元 一套的新服装,不知道这笔生意又诞生了多少富翁。


目前,世界上仅有十余个国家实行烟草专卖制度,日本韩国等原来实行专卖制度的国家也早已改变。中国各地的烟草专卖局与烟草公司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政 企合一,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烟草公司家底不清,连自己有多少赢利、多少亏损都弄不清。不允许烟农自由交易,以超低价剥夺烟农的利益;一些地方的烟草管 理人员以检查、涉嫌销售假烟为名随时查扣香烟,说罚就罚,销售者有口难辩。许多地方烟草管理中层干部的年收入达30万元。


铁路具有运力大、能耗低、污染小、占地少的比较优势,属于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产业,在中国理应高速发展,但中国目前铁路运营里程仅7.2万公里,尚未 达到孙中山《建国方略》中憧憬的10万公里,中国目前人均铁路不足一支烟的长度,怪不得老百姓坐火车犹如受难旅程。美国有14家铁路公司,他们按照市场机 制合作运营铁路,而中国的铁道部就是全国唯一的垄断性铁路公司,各个铁路局只是官僚体系中的行政下级,都不是独立的法人,全国铁路由铁道部集中调度,统一 核算,网运一体,业务混同,交易规则缺失,交易程序不透明,没有明晰的财务清算规则,没有透明的调度指挥系统,成本收益说不清楚,令外资和民资望而生畏, 个别胆大的冒险而进,巨亏而出。


中国公路交通也是壁垒森严,企业要想异地开辟新线路,必须到异地审批,而出于保护本地区利益的考虑,各地交通部门总会使得外来企业知难而退。如果本省市客 运企业想将线路延伸至外地,政府又担心税收外流,如此不但不能形成大交通的格局,而且老百姓不得不承受高票价、拥挤客运的苦楚。


特权垄断还表现在电信、农用生产资料、殡葬等行业。中国电信曾经被世界组织评为竞争力倒数第一,服务质量倒数第一。中国农用生产资料的垄断使得农民不堪忍 受化肥、农机等的高价格,农业生产成本高昂,农民增收困难。中国农民要购买一台拖拉机,要比日本农民多付出10倍的粮食。据国家税务总局一位副局长透露: 中国的第一大税种——增值税的60%是由农民通过购买农业生产资料承担的。


另据北京市殡葬管理处一位副处长对央视表示:垄断的殡葬业利润可达1000%~2000%,骨灰盒利润300%。


据国家统计局2006年初公布:电力、电信、金融、烟草等垄断行业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的2~3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福利,是其他行业的5~10倍。这些 垄断企业经常以亏损为由涨价,以维持垄断收入,而成本由群众买单。现在部分垄断行业面对舆论的压力,搞起了“减薪风暴”,但往往是明减暗增,譬如一些电力 系统为职工缴存的住房公积金基数超过当地社会平均工资的3倍,因为个人缴多少,单位再补贴多少,职工的暗收入反而增加。


特权垄断、官僚主义还造成了国有投资和国有企业的大浪费。据《南风窗》2004.8下报道:2003年经过对526个使用国债资金的城市基础设施项目审计 发现,在已经建成的320个项目中,有32个没有运营,18个试运营,开开停停,69个没有达到设计生产能力,34个存在严重问题,各项问题率达到 50%。据世界银行估计,中国从“七五”到“九五”,投资决策失误率在30%。


一个个的国有投资黑洞数不胜数:广州乙烯工程投资80亿,无法形成规模;中州铝厂投资19.8亿,负债35.2亿;中原制药厂投资13.26亿,负债 30.6亿;珠海机场投资95.6亿,可没有多少乘客;湖北荆襄化工投资40亿,无人收场;二滩电站过木机道工程耗资12.6亿元,被废弃;川东天然气氯 碱工程损失13亿元;黑龙江政府投资5.6亿元的牡丹江煤气工程因盲目建设、管理混乱而停产;黑龙江子午胎项目投资十几亿,建成后每年亏损3亿元;沈阳投 资几十亿的浑南市场报废;投资5亿元建成的辽宁轮胎厂载重子午胎项目一运行就陷入了困境;吉林化工花几十亿元建成的阿尔法—高碳醇项目,产品没有销路,4 万职工下岗;投资30亿的吉林1号工程“大液晶”项目刚建完即陷入困境……。


特权垄断行业不仅包括国有垄断企业,还包括权贵化的房地产企业。一些房地产商依靠官商勾结,大发利市,同时大规模地偷逃税收。据财政部2006年发布的第 22号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公告:2005年度检查的39户房地产企业少报收入84亿元,少报利润33亿元,会计报表上的平均利润率仅12.22%,而实际达 26.79%,平均每户少报利润8500万元,少交税3800万元(《深圳商报》2006.11.8)。从2002年至今,房地产业连续入选“中国十大暴 利行业”,2004年大陆百富榜,房地产老板占45%,2005年胡润富豪榜前50位富豪中24位涉足房地产。但中国纳税500强中,房地产企业数仅占 0.6%,纳税额仅占0.3%。国税总局的调查显示,偷漏税中房地产企业占90%,北京欠税企业所欠税金的80%是房地产企业所欠(《法制晚报》 2006.9.6)。在房地产的开发中,政府是无本万利者,税费成本占房价的50%,房地产商是一本万利者,房地产利润占25%以上,由于房地产的资金 80%来源于银行贷款,使用了极高的财务杠杆,所以房地产商的资本利润率在100~200%以上。


特权集团消耗了中国巨大的国力。据《检察风云》2006年第19期报道:目前,干部公费出国消耗财政费用3000亿元,2004年公车财政支出4085亿 元,公款吃喝3000亿~3500亿元。以上“三公”消费占中国财政支出的1/3以上。据《新快报》2005.3.29报道:广州市政府办公厅177人, 拥有172辆公车;科技局日常公用支出1.58亿元;交委的行政编制81人,车辆保险费就达113万;工商局的台式电脑预算竟达2.5万元一台。郑州市惠 济区耗资6亿元建成“世界第一区政府”的六幢办公楼,而该区年财政收入仅2亿元。浙江安吉县透支十年财力,建成30万平米的政府大楼,县城中心的广场投资 1.2亿,面积相当于天安们广场的3/5。


在芬兰,仅总统、总理、外长、内务部长、国防部长5人配备专车,而且公车仅限于公务使用。在韩国首都首尔市,仅有4辆公车。意大利一个市长乘公车到百里之 外办私事,被判刑6个月。在北欧国家,任何一位政府官员公务宴请的菜单和费用以及出差的报销清单都可以在网上查到。有一位高官仅仅因为公务宴请时多上了一 道鹅肝,就被媒体揭发而丢官。3名英国议员到日本出差,为了观光东京,多住了一夜,被报纸揭发,3人不仅全部吐出了住宿费,而且全部辞职。德国央行行长韦 尔特克携家人赴柏林出席欧元诞生仪式,住进了豪华酒店,费用由德累斯顿银行埋单,媒体披露后,舆论大哗,韦尔特克马上道歉,支付了一半的费用,并且辞职。 美国俄亥俄州州长塔夫脱因为收受价值5800美元的礼物未向监督部门报告而被起诉,礼物包括两趟价值100美元的高尔夫旅行,接受了曲棍球赛的门票和免费 的宴会。


而在中国,一方面特权垄断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另一方面医疗、教育、环保等成为无米之炊。中国的卫生公平性在世界191个国家中位列倒数第四,政府曾经提出 的“到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到2000年在多数地区建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皆没有实现。2005年,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被850万 党政干部所占用(《社会科学报》2006.11.9)。从1991年至2000年,政府拨付的合作医疗经费全国农民分摊下来每人每年仅1分钱(《当代中国 研究》2003.No.4)。据北大医学部2005年对河北的调查,农民从新型合作医疗中得到的报销额仅为大病花费的8%(《社会科学报》 2006.2.2)。卫生部一位副部长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在中西部地区,因为看不起病、住不起医院、死在家里的人估计有六到八成(《深圳商报》 2005.7.30)。


2005年之前,慈善事业也被特权垄断着,2005年8月中国才有了第一家私立基金会——“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美国现有慈善机构超过120万家,每年 慈善公益捐款6700亿美元。而中国过去只有官办慈善机构100余家。中国人均捐款是美国人的万分之二点四,中国的捐款中企业家捐款仅占15%,99%的 企业从未捐过款。


目前,中国的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12%,而且其中相当部分用于维持官僚机构的运转,而欧美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都在45%以上。中国的低保,2004年中央财政负担105亿元,地方财政支出173亿,还不及公款吃喝费用的1/10。


在教育方面,根据2004.10《“我国教育公平的理论与现实”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的研究:国家重点院校党政干部子女与工人子女、农民子女的入学机会差距是31.7:4:1,也就是说,干部子女的实际入学机会是农民子弟的31.7倍,是工人子弟的7.9倍。


据《南风窗》2005.7上报道:2004年的调查显示,超过50%的农村中小学基本运行经费难以保证,超过40%的小学使用危房,40%的小学缺少课桌板凳,接近40%的农村小学交不起电费,有电不敢开电灯。


目前,中国人口占世界的22%,中国的教育经费占世界的1%,卫生经费占世界的2%。中央党校的一位教授指出:中国的国家民生支出占GDP的比例为全球倒 数第一。尽管如此,中国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近几年仍然连年下降,2002年为3.32%,2003年为3.28%,2004年为2.79% (《法制晚报》2006.6.27)。


在中国,不仅教育倍受特权坑害之苦,而且学术也成为特权的奴仆。55年来,北大物理系培养了22位院士,不带官职的仅4位。以51届入学的为例,4名院士中3名是部长(范良藻《如何办好大学——致母校清华、北大的公开信》)。


在环境、资源方面,中国同样受到特权的威胁,如果不能改变官本位的制度,建立公民社会、公民文化,那么环境恶化的状况是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的。改革开放以 来,中国还没有哪一年完成了生态环境方面的指标。2005年瑞士达沃斯公布的环境可持续指数,中国在144个国家中位列倒数第12位。


中国已经清查出3000多座“四无”(无立项、无设计、无验收、无管理)的水电站,几十年来水库移民近2000万人。一些特权单位利用农民的不知情和弱势 地位强行推进各项工程,工程上马、竣工之时,往往就是当地百姓受苦、上访之日。建一个工程,留一堆社会后遗症。大多数工程没有象样的“可行性报告”,唯有 长官意志,下级的设计院、研究院不可能得出不可行的报告。一些地方对不同意见的专家也进行排斥打击。而农民在各项工程中失去了土地,得到的补偿仅为卖地款 5~10%,村集体得到25~30%,由村干部掌握。农民因失去土地,十多年来损失10~20万亿元。


目前,北京有5000余家各级政府驻京办,如果加上国企等的驻京办超过1万家。这些驻京办都是为特权人员服务的,老百姓是沾不上边的,驻京办每年用在疏通关系上的灰色经费在200亿元以上(《法制晚报》2006.9.4)。


特权垄断也使得中国沦为世界的打工崽。由于国有大银行不屑于为小企业服务,不给小企业贷款,而能够为小企业服务的中小银行、私人银行又不允许存在,加上小 企业没有技术创新能力,没有自主知识产权,企业税赋之重居世界第二,企业的利润率微薄,没有资金投入到研发之中,因此,中国只能成为世界廉价的加工业基 地,小企业无法发展壮大。据报道:美国拥有中小银行7000余家,中国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仅为万分之三,拥有专利的仅为百分之一。所以,中国一方面是 国有垄断,越来越多的垄断国企进入了世界500强,使得国民福利受损,另一方面是漫山遍野的小企业,整个珠江三角洲上百万个企业的产值之和也仅相当于一个 跨国大公司的产值。


特权垄断还可能造成新农村建设的失败。农民应当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但目前由于农村处于金融真空的状态,国有大银行不愿意也不可能为农民贷款,农村的土 地、宅基地由于是集体所有,实质是国有垄断,不能够抵押,承包的土地也不能改变用途,所以,农民已经没有了创业的可能。新农村建设只能沦为地方政府的政绩 工程。台湾有农会,农会有信用部,信用部可以给农民贷款;美国有信用合作社11500家,可是中国目前有谁给农民贷款?农村合作信用社也产权不清,坏账率 达56%,而且一直为地方政府所控制。农民已经无法在农村创业,只能流落到城市,成为苦力和打工崽。而由于户籍制度的藩篱,农民工又只能年复一年地回到农 村。


特权垄断已经成为中国剧烈的心痛。国家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法制化,目前酝酿中的反垄断法由于权贵们的游说已经删除了反行政垄断的内容,而广大的平民百姓又凭什么去跟权贵们博弈呢?凭什么去阻止立法扩权、立法侵权、立法违宪呢?


破除特权垄断,中国对中国政府寄予厚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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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孙 回复时间: 2008-05-10 10:51 第 2 楼 管理员:小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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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转帖]特权垄断利益集团:中国最大的祸害
能读到此类文章,心中顿感安慰,在中国有良知的知识者还是大有人才。谢谢你----胡星斗.明月几时有,
同时俺内心又不能不实话实说:
国有特权垄断企业主门前酒肉臭,
中原大地失业劳动者路有饿死骨。
警醒吧,我的中国!
 
后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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