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在中国历史上的帝国时代,官吏集团极为引人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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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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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楷体_GB2312][SIZE=+2]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SIZE][/FONT]



作者:吴思


[FONT=楷体_GB2312]自序[/FONT]
  “潜规则”是我杜撰的词。我还想到过一些别的词,例如灰色规则、内部章程、非正式制度等等,但总觉得不如“潜规则”贴切。这个词并不是凭空杜撰出来的,它来源于我的一段生活经历。
  1983年,我在《中国农民报》(现在叫《农民日报》)当编辑记者,经常阅读群众来信。有一封来信说,河南省开封地区的农业生产资料部门的领导人大量 批条子,把国家按计划分配供应的平价化肥批给了自己的私人关系。他们的“关系”又将平价化肥高价转卖,转手之间,关系就生出了暴利。其实这就是后来人们见 惯不怪的利用双轨制牟利问题,当然违反国家的正式规定,只是禁止不住。当时我刚从大学毕业不到一年,见到这等坏事,立刻像堂吉诃德见了风车一样亢奋起来, 在想象中编织出大量的丑恶交易,编排出自己追根寻源、智斗邪恶、锄暴安良的英雄故事。我急不可耐地邀了两位同事下去调查。
  使我惊讶的是,那些我以为应该掩藏起来的类似贼赃的条子,居然都保存完好,就像机关衙门里的公文档案, 内部人似乎也没有见不得人的担心——你想看吗?请吧,这有一大摞呢。而且,哪一层可以批出多少“条子肥”,每一层中谁有权力批多少条子,圈子之外的哪个领 导的条子有效,哪个领导的条子不灵,这一切都是有规矩的。这些显然不符合明文规定的事情,内部人竟安之若素,视为理所当然。在采访将近结束的时候,我明白 了一个道理,就是中国社会在正式规定的各种制度之外,在种种明文规定的背后,实际存在着一个不成文的又获得广泛认可的规矩,一种可以称为内部章程的东西。 恰恰是这种东西,而不是冠冕堂皇的正式规定,支配着现实生活的运行。
  “恰恰是……而不是……”这种句式可能比较偏激,但这么说至少有局部的事实作为依据。在政府的正式规定中,供应给农民的几乎都是平价化肥,它与农民平价交售的棉花和小麦挂着钩,所以也叫挂钩肥。而我们采访小组调查了将近一个月,竟然没有见到一位承认买到平价化肥的普通农民。从中央到地方的每一级资源控制者都会开出条子,从平价肥当中切出一块给自己的什么人。这就好像一条严重渗漏的管道,还没有到达百姓厨房,管道里的水就被截留干净,厨房的水龙头竟拧不出一点一滴。那么,滋润这个社会的究竟是什么?是正式管道还是推着水车叫卖的水贩子?这不是很明白么?
  后来,我们把这次追踪报道出来了,当时的影响也不算小,商业部和中纪委还专门发了通知,重申正式制度。几个月后,商业部和中纪委派联合调查小 组去开封调查处理此事,当我作为小组成员跟着下去调查的时候,我再次惊讶地发现,条子仍然在批,与我们报道之前毫无区别。这就是说,当地政府和农业生产资 料供应部门的上级领导,并没有把我们报道的现象当问题。他们明明知道了也不去管——原来他们不管并不是因为不知道。官方理论中的领导显然不应该这样,这又 是一种潜规则。
  长话短说。我跟踪此事达数年之久,明白了一个道理:这不是我最初想象的道德善恶问题,我面对的是大多数人处于一种利害格局中的寻常或者叫正 常的行为,它基于大家都可以理解的趋利避害的现实计算。不触动这种格局,报道或调查通报乃至撤职处分,说好听点也不过是扬汤止沸,在我的个人经验中,由于 扬汤的勺子太小太少,连止沸也办不到。后来,真正解决这个问题的,是化肥供应增加,政府退出,市场放开,现在化肥供求起伏波动,时常过剩,市场的供求规则 取代了官场潜规则。
  化肥分配规则的演变和我的认识过程至此告一段落。但我隐隐约约地感到,潜规则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追究下去一定会有许多很有意思的发现。
  五年前我脱离了官方单位,可以比较自由地支配时间了,便重新拣起了这个念头,不久就开始读明史。我在上大学的时候读过《史记》,就好像看小说一 样,遇到没故事的“表”和“志”便跳过去。当记者后啃过《汉书》和《后汉书》,完全被乱七八糟的人名和事件淹没了,感觉昏昏欲睡。我还赶时髦读过《资治通 鉴》,读到后汉时就痛苦不堪,半途而废了。出乎意料的是,心里存了个“潜规则”的念头,再读起历史来居然津津有味,满目混沌忽然眉目清楚,我也一发而不可 收拾。于是就跟朋友鼓吹读史心得,又被朋友撺掇着写下了这些文章,随写随发,渐渐也有了一本小书的篇幅。我明白,不同动物眼中的世界是不一样的,透过不同眼镜看到的世界也是不一样的。这些文章描绘的就是我戴上潜规则的眼镜后看到的中国官场及其传统。
  这些随笔大体都在讲“淘汰清官”,解释清官为何难以像公开宣称的那样得志得势,为何经常遭遇被淘汰的命运,以致青天大老爷竟成为我们民族梦的一部分。 “淘汰清官”只是我能排列出来的官场潜规则之一,其下层有许多小一号的潜规则的支撑。“淘汰清官”的上下左右还有许多大大小小的潜规则,那是我以后要继续 写的。回头看去,现有的这十篇随笔,可以整理出如下结构:
  讲官吏与老百姓的关系:《身怀利器》、《老百姓是个冤大头》,《第二等公平》。
  讲官吏与上级领导包括皇上的关系:《当贪官的理由》、《恶政是一面筛子》、《皇上也是冤大头》。
  讲官场内部的关系:《摆平违规者》、《论资排辈也是好东西》。
  把几种关系混在一起讲:《新官堕落定律》、《晏氏转型》。
  总结:《崇祯死弯》。
  目录就是按照这个结构排的,不过把混讲的两篇提到前边了。
  本书还附了几篇潜规则之外的文章。潜规则在明朝的一个近义词是“陋规”,写多了这种东西,人也容易显得“陋”,满脑袋利害计算,算的还都是陈 年老账,全不知今夕何夕,更不知道精神和理想为何物。我不想给读者留下这种印象,希望本书和作者的模样丰满一些,便加了几篇杂七杂八的文章,其中还谈到雷 锋和人格理想。谈人格理想的文章写得比较早,如果现在动笔,用冯友兰先生"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标准衡量,自以为还能高明一些,关于造化和迷信的那两篇文章 可以提供一点佐证。

  我的电子信箱是:wusi@mail.ied.ac.cn

    吴思

  2000年1月18日
 
[FONT=楷体_GB2312]代后记:官场传统的心传[/FONT]
  我读过几本清朝人写的笔记,恰好知道一些百年前福建官场的情况。今年1月中旬,我在《南方周末》(2000年1月14日)上读到两篇描写当代福建官场的文章,题目是《贫困县的"红包书记"》和《另一起"红包丑闻"》。古今对比,迢迢暗递的传统浮现眼前。
  报上说,"红包书记"丁仰宁在福建省政和县当政2年,收受红包100多万元。当地向领导干部送红包已经形成风气,层层都在送,层层都在收。另一篇谈到 福建宁德地区官场的文章也说,红包的大小与官员的级别成正比,红包是权力运作的润滑剂,个人、单位、党政机关全都大送红包。
  在红包的大小、作用和普及程度方面,今日福建官场与清朝官场没有明显区别,但在名称和递送技巧方面,区别却很显著,让人感觉到传统断裂的痕 迹。红包书记亲自介绍了几种送红包的花样,他使用的语言很贫乏,翻来覆去就是"红包"、"送礼"这两个词,而他列举的那些花样,还有另外一篇文章以同样贫 乏的语言提到的花样,在清朝官场都有很确切的名字。
  红包书记说的逢年过节送红包,还有利用生日送礼,在清朝的术语叫"三节两寿"。这个词通行全国。"三节"是指春节、端午和中秋,"两寿"是 指官员自己和官员夫人的生日。现在领导干部出差收受的红包,在清朝叫"程仪"。请官吏办事送的红包,在清朝叫"使费"。请中央各部批准什么东西,递上去的 红包叫"部费"。还有几十种名目,譬如告别送别敬,冬天送炭敬,夏天送冰敬或瓜敬,向领导的秘书跟班送门敬或跟敬等等。我不熟悉情况,对应不好,就不一一 列举了。以三节两寿为首的所有这些花样,明清时统称为"官场陋规",现在则宽泛且模糊地称为"不正之风",全然不顾其规则性的作用。在明朝和清朝,这些术 语是延续使用的。经过五六百年的积累和充实,词汇像官场规矩一样变得丰富细腻,体现了官场"潜文化"积淀的丰厚。
  我在这里杜撰了一个"潜文化"的词,目的是与官场上正式的"红头文件"划清界限。"潜文化"的东西是很少形诸文字的,积累和发展的道路自然 不那么顺畅,红头文件则不然。历代的行政法规按中央六部的分类归为"六典",清朝的阎镇珩仅仅梳理了一遍就花了十三年,写了部《六典通考》,竟用了二百卷 的篇幅。这些红头文件大体都说得很漂亮,勤政爱民云云,规定也越来越具体细致。假如当真行得通,我们的文明肯定有资格征服世界——无须花那些冤枉钱搞大 选、维持议会和最高法院,统治集团就像人民的父母一样慈爱,像圣贤一样英明。奈何这些漂亮东西不太中用,倒是那些只做不说的"潜文化"生命力极强,大有"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劲头。打算学习研究这种东西的人,最好潜入官场生活之中,在实践中摸索总结。如果想研究前朝,就要扎到小说笔记和原始档案之中翻检搜寻。
  谈到小说,我想起了高阳先生在《胡雪岩》一书中写到的行贿办法。清朝官员到北京行贿,先要按规矩到琉璃厂的字画古董店问路。讲明想进某大官多少两银子 之后,字画店老板就会很内行地告诉他,应该送一张某画家的画。收下银子后,字画店的老板会到那位大官的家里,用这笔银子买下那位官员收藏的这位画家的画, 再将这张画交给行贿者。行贿者只要捧着这张很雅致的毫无铜臭的礼物登门拜访,完璧归赵,行贿就高雅地完成了。这里的一切都是合法的,字画价格的模糊性提供 了安全性。字画店的老板也非常可靠,他只按规矩收一笔手续费。我想,这些门道和规矩,都凝结着我们祖先千百年的智慧和知识,相形之下,现在的官员真是太俗 太蠢太无知了。红包书记说现在的人送礼,经常在香烟、酒盒、果箱里藏钱,还送一些空调和微波炉之类的夯货。这再次表明了潜文化传统的断裂,似乎一切都要从 头摸索。从好的方面说,技巧的笨拙表明行贿发生的次数不多或时间不长。从坏的方面说,又表明官员的脸皮更厚,无须精巧打扮。
  红包书记是1976年高中毕业的,恰好我也是那一年的高中毕业生。作为同龄人,我深知他所受的教育是多么干净。所有染上"封资修"色彩的读 物一概查禁,即使在大规模的批孔运动中也读不到孔夫子的原著。领导们怕我们抵抗力不强,中了孔老二的毒。毛泽东主席想把我们培养为一代无私的共产主义新 人,我们整天读到的都是雷锋式的思想和行为。我估计,这一场持续了二十多年的清洗和建设,在切断传统的意义上比焚书坑儒彻底得多。颇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典籍 尚且读不到,更何况关于官场潜规则的腐朽知识。这些年"沉渣泛起",继承传统受到了鼓励,但我又不敢指望现在的官吏有那份能力或耐心去翻检古籍了。
  令人拍案叫绝的是,前面提到的政和县官场根本就用不着翻检什么古籍,他们无师自通,与明清官场患上了一模一样的病症,就连"三节"也和明清 一样选在春节、端午和中秋,绕开了官定地位远高于端午的元旦、五一和国庆节。这真是莫名其妙,妙不可言。持续数十年的决裂传统和培育新人的凶狠努力,居然 只造就了一点行贿名称和技巧上的差距。
  在《另一起"红包丑闻"》中提到:"林(福建省福鼎市点头镇原党委书记林亚宁)透露,红包主要送给上级领导和省、地、市有关部门。给上级领导送红包是为了联络感情,给上级有关部门送是为了争取资金项目。"
  这里提到了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联络感情,说明白点就是为了升官,这与明清官场是一样的。如今官员的升迁仍然取决于与上级的关系,层层递升 上去,每一层的成功与否都取决于争当"接班人"的技巧,而整个过程中都像明清一样没有老百姓插手的份。第二个目的是争取资金项目。在传统上这本来是民间的 事情,现在也收归政府了。难道政府官员那么愿意辛辛苦苦给国有企业争资金上项目吗?真正重要的是,这些钱到手后不用操心去还。所谓"吃完了财政吃银行, 吃完了银行吃股民",一路吃下来,官员们的肚子就肥胖饱满了。如此成熟完善的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的债务软约束体系,如此巧妙地避开了直接反抗的吞噬民间财 产的体系,属于当代国人的新创造,明清时代只存在一点不值一提的苗头。如此看来,我们的"潜知识"传统在"许多方面还加强了"。
  与上级领导和部门联络感情的利益如此巨大,送红包便势在必行了。有了这种根基,没有名词可以发明名词,没有经验可以摸索经验,没有传统可以 创造传统,断裂个二三十年乃至百八十年,无非是一次冬眠。所谓"野火烧不尽",就是因为烧掉的只是表面的几个名词,地表下的草根还活得好好的,沃土也没有 变成沙漠:人心还是那颗"食色性也"的心。一旦春风吹拂,不绿满中华才叫见鬼。如此比喻并没有贬低"潜知识"传统的意思。这就好比摸着石头过河,河一定要 过,此乃升官发财的必由之路。如果祖先告诉我们石头在哪里,就可以少淹死几个人,少弄湿几次鞋。如果祖先的知识没有传下来,就难免付出血的代价,前仆后继 地摸索和积累。
  其实,现代人如果肯下功夫,关于官场运作实况的潜规则的知识还是可以找到的,明清野史中甚至还有如何走私,如何收买"海关"和"水师",如 何处理不同走私团伙的利益冲突的知识。走私者和受贿者学习好了,可以少犯"远华"案中的错误。监察者学习好了,可以更有效地扬汤止沸。为中国的前途命运操 心的领导人学习好了,更可以来个釜底抽薪,彻底改良土壤,免蹈从秦汉到明清历代王朝都绕不开的覆辙。我想,这就是我写本书的目的。

                           2000年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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