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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的 自 传[/FONT] 我的经历
我 的 自 传[/FONT] 我的经历
我是湖北鄂州华容地区胡家大弯人，祖先是封建官僚。父亲胡复1886年生，有两个姐姐、两个哥哥。两个姐姐很早结婚走了。我父亲因为是老幺，从小娇生惯 养，把哥哥当马骑。谁知到了1920年，全家突然大祸临头，我大伯病死了，留下大伯母和4个小孩（我的大姐、二姐、二哥、三哥）。接着，在辛亥革命中立了 战功的二伯胡廷翼被授予陆军中将衔后，在1921年被军阀王占元枪毙，成了革命烈士。二伯母回娘家了，留下两个小孩（我的三姐、 四姐）。加上我的母亲、我大哥和我，一家十多口的生活重担都压在我父亲一人肩上。
我的祖父胡辉庭没有留给我们一分田地，只有一幢很大很大的房屋。为什么会是这样？原来祖父是武举人出身，做的是武官，历任荆门、德安、安陆、黄石港等十处 守备府（即城守营）和黄州协台。在任协台期间，武昌、大冶县人民因受梁子湖的水害，集款自动兴工，要求建筑樊口堤坝。而安徽省士绅不准修筑，想让梁子湖容 纳长江洪水。当朝宰相李鸿章是安徽人，责令两湖总督制止，总督官文遂召集地方官绅开会征求意见，胡辉庭赞成修筑，触怒当局，被罢了官，回到武昌旅居。嘱咐 弟弟在家乡修建房屋，作养老归田之计，他弟弟以为他在外做官十一任，弄钱很多，就做了上下三重的大栋房屋，比祠堂还大。结果不但用尽手中积蓄，而且把乡间 原有的田地卖光。
这就是说，我们无法依靠地租过活，农村又不兴房屋出租，在家乡分文不进，活不下去了！
我的父亲清朝时在两湖优级师范毕业，民国时又在北平中央法政专科学校毕业，就依靠这点知识到国民党政府机关当职员养家糊口，1926年索性把全家搬到武汉 了。很快，我的大姐结婚走了，大哥、二哥到第七期黄埔军官学校学习，也走了。剩下大伯母、我母亲、二姐、 三姐、四姐、三哥和我，要靠父亲养活。虽然三姐、四姐是烈士遗孤，能按月领取抚恤金，但抚恤金有限，全家生活十分紧迫。
我父亲是读书人， 知道读书的重要，生活再紧迫，也要让孩子们读书。因此，二姐、三姐、四姐、三哥和我都上学了。
我4岁离开家乡，5岁进幼儿园，再上武昌省立第五小学。1931年，念到4年级，我9岁时随着父母亲到上海了。原来我的父亲1911年辛亥革命时, 在胞兄胡廷翼的部队参加武昌首义,并参加北伐，认识了邓玉麟将军。邓将军是湖北巴东县土家族人，1908年开始跟随孙中山先生革命，成立了共进会湖北分 会。在武昌起义时，他率众冲进清政府军械库，取出武器弹药，携炮十二门占领蛇山，射击总督署，迫使总督署统领张彪穿墙逃走，武昌起义遂告成功。一九一三 年，邓领陆军中将衔，任总统府高等顾问官。
1925年，邓任北伐军左翼军第一路军司令，攻荆沙，克宜昌，直抵长阳、五峰。以后，他目睹军政界尔虞我诈及蒋介石恶迹，愤恨不已，就脱离军界，先后在汉 口创办“辛亥革命烈士遗孤教养所”和“辛亥革命子弟学校”。后到上海养蜂，办了个亚洲养蜂厂,邀请我父亲参加。父亲以为养蜂能够摆脱家庭困境，就把母亲和 我搬了去。
我们一到上海，可苦死我了，人生地不熟，语言也不通。上海当时全部是私立学校，要学费，家里再穷不能让我失学。于是，我插班进了明德小学四年级。这个小学 反映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特点：语文从小学就开始念古文，我们当时念的是《孟子》。我对“孟子见梁惠王”等等虽然不感兴趣，但我已看得懂《聊斋志异》，对语 文倒不发愁。愁的是英文。武汉的学校，中学开始念英文。而上海，小学二年级就开始念了。于是，我父亲就请邓玉麟将军的女儿邓锡琼给我补习英文。
虽然如此，我因听不懂老师讲课，功课一落千丈。一有空，我就读课外书。像《秘密洞》、《木偶奇遇记》、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凡是二、三十年代写给小 孩看的书差不多我都看过，整天沉醉在神仙、童话世界里。
就在这时候， 我们家庭因缺乏经商基因，加上“一二八”上海抗战，父亲养蜂失败，我们回到武汉，和大伯母等住在一起。父亲又走进了国民党政府机关，我进了武昌省立第6小 学6年级。我的功课翻身了，作文特别好，经常受到老师的夸奖。1933年，我11岁时，考进了省立第2女中。当时公立学校不要学费，比较难考，因此全家十 分欢喜。不久，父亲到汉口市政府工作，全家搬到汉口，我就在2女中住读。
进了中学， 开始看小说。特别爱看丁玲、巴金等左翼作家的禁书。这些禁书强烈的反帝、反封建思想教育了我，使我明白旧社会的黑暗、国民党的腐败。这些禁书艺术性也很 高， 常常使我浑身燃烧，渴望参加革命。除了看小说，我还看进步书刊。我们的语文老师推荐我们看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我偏偏爱看邹韬奋的《大众生活》、沈兹 九的《妇女生活》 、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我无法直接听见共产党、工农红军的声音，但我找到了他们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代言人。 他们怎样号召，我就怎样响应。我参加武汉学生声援北京“一二九”运动的大游行………
1936年，我初中毕业，不想住读了，考进了汉口市立第1女中。在日记里为被捕的沈钧儒等七君子鸣不平， 为西安事变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欢呼。抗战爆发，我参加救护训练班， 每天和沈谱（沈钧儒女儿、后为范长江之妻）一块到医院看护、慰问伤兵。我和同学们组织《妇女生活》 读者会，请邓颖超、沈兹九、罗琼、钱俊瑞……作报告。我还参加张曙领导的群蜂歌咏队，外出宣传。我的父亲因在汉口市政府工作，经常没收一些“左倾”书籍， 他就带回来给我。
1938年，武汉快要沦陷。国民党省政府搬往恩施，把武汉的一些公立学校搬往鄂西等地，组成联合中学。我装满一箱子左倾书籍，跟着同学们搬往恩施屯堡女高 分校。路过宜昌时，我碰见在歌咏队认识的徐昕。当时我们群蜂歌咏队在楼上练歌，徐昕在楼下一个印刷厂做工人工作，听说她是从陕北回来的，但我们见面只是点 头笑笑，没有说过话。这次见了，她对我十分热情，把我拉到许宝珍（后改名许芸，是革命烈士何功伟的遗孀）房中聊天。她问我爱看什么书，我说我爱看巴金的小 说，她说巴金的小说是初中学生看的，我应该看些政治书籍，像《论政党》等等，并隐约地告诉我，人应该参加一个党派等等。我箱子里就有《论政党》这本书，我 知道她想让我参加共产党，我表示还是无党无派做个自由民好。她不好再说什么，就介绍我认识两位同去屯堡女高的同学严启明、帅启刚，我猜想她们是共产党员， 就和她们十分接近。
在学校里， 我们团结进步同学，我的班次最高，就给她们讲哲学，补习功课。我逃往重庆的父亲经常给我寄＜新华日报＞， 我的书箱变成进步同学的图书馆。
1939年春天， 我正读高三。军事教官袁文凤在学校建立三青团。我同班同学邱凤霞很快参加了，她忍不住自己的高兴对我说: "我已向袁猴子(袁文凤的外号)介绍你了。我看你思想左倾，怕你会误入歧途。"邱是我在汉口市立一女中时的同学，比我大三岁，喜欢摇头摆脑地念古文，是一 个跟着国民党走的好学生。在她眼里，我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孩。
我赶紧向严启明谈这件事，还说:"我要是参加了三青团，我们的消息就灵通了。"她表示同意。
几天后，上晚自习，袁文凤打发校工叫我。邱凤霞向我会心地一笑，我也向她会心地一笑，就去了袁文凤的房间:
"您找我有什么事？"
"找你谈谈。"
"我欢喜开门见山，不欢喜拐弯抹角。"
"我找你来，是想让你加入三青团....."
我不等他说完，就抢着说:"三青团?那太好了!我的父亲是国民党员,哥哥是国民党军官，我....."说着，我从手指上取下一个假象牙戒指,上边刻了一首 国民党党歌,是我在汉口时请微雕艺人雕刻的，好用来掩护自己:"我早就信仰三民主义了____不过，您是怎么知道的?”
"那天开朝会，刘校长说你们是国民党员，我看你高兴得直跳。"
我记起来了: 有天早晨，我们学生们在操场集合，听校长刘礼琼训话。大家叽叽喳喳,很不安静。刘校长发了脾气: "你们不要以为自己很小，其实你们都不小了，都是大人了。
从今天开始，你们已经集体加入国民党了!"我感到太可笑了，一散会，我就又跳又笑又嚷:"嗬嗬,我们是国民党员了!我们是国民党员了!"
袁教官竟然以为我的高兴是真的，察觉不出我的讽刺意味，我感到十分好玩: "我不来了! 原来您欢喜偷着观察别人。"我问他怎样参加三青团，他说:"回去填一张表....."我赶忙说:"我不回去填，我现在就填。"填好表后，他又说:"等考察 你一个时期，就宣誓，成为正式团员。"我又嚷叫："我不来了! 你怎么不相信人?还要考察我!"他说:"这是手续",并连声说:"你真有趣、有趣。"
我出了门， 赶紧去找严启明，说我已经参加三青团，她没有说什么。谁知到了第二天晚上，她突然要我参加共产党。我心里很害怕_____害怕参加了三青团再参加共产党， 被三青团发现了不好办，就说：“我不参加，光为共产党工作，也是一样。”她批评我是机会主义者，我们不欢而散。
从此， 我的一些要好同学对我冷淡了。我很害怕，而且知道如果我不参加共产党，共产党的同志就不相信我，不让我作共产党的工作。于是，我仍然和同学们要好，给她们 讲哲学、补习功课。快毕业时，袁猴子没有找我，我经同学吴咏梅介绍，填了表，入了党。
我很想到延安鲁艺上学。大学统一招考，我报考了西北大学，因它离延安近。同时我感到在国民党统治区上大学，学不到新文学，只好学理工，就报考了物理系，被录取了。
我到了陕西城固西北大学，从墙报的言论上，从同房同学的言谈举止上，我很快找到了共产党，并在1940年3月重新入了党。当时党有几个进步的外围组织，我参加了其中的一个自励读书会。我读书、写小说、写墙报。
毛主席批评18岁的娃娃啃《资本论》 。我17岁就啃恩格斯的《反杜林论》，18岁根据书中的唯物论思想写了一篇科普小说： 《数学是什么？》。49年以后，竟然在广西出版的《科学大观》杂志上刊出。编辑除将题目改成《一道难答的题》外，一字未改。
1941年， 皖南事变后，党执行中央“精干隐蔽、保存干部”政策，我和十多个同学先后到了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
我的祖父胡辉庭没有留给我们一分田地，只有一幢很大很大的房屋。为什么会是这样？原来祖父是武举人出身，做的是武官，历任荆门、德安、安陆、黄石港等十处 守备府（即城守营）和黄州协台。在任协台期间，武昌、大冶县人民因受梁子湖的水害，集款自动兴工，要求建筑樊口堤坝。而安徽省士绅不准修筑，想让梁子湖容 纳长江洪水。当朝宰相李鸿章是安徽人，责令两湖总督制止，总督官文遂召集地方官绅开会征求意见，胡辉庭赞成修筑，触怒当局，被罢了官，回到武昌旅居。嘱咐 弟弟在家乡修建房屋，作养老归田之计，他弟弟以为他在外做官十一任，弄钱很多，就做了上下三重的大栋房屋，比祠堂还大。结果不但用尽手中积蓄，而且把乡间 原有的田地卖光。
这就是说，我们无法依靠地租过活，农村又不兴房屋出租，在家乡分文不进，活不下去了！
我的父亲清朝时在两湖优级师范毕业，民国时又在北平中央法政专科学校毕业，就依靠这点知识到国民党政府机关当职员养家糊口，1926年索性把全家搬到武汉 了。很快，我的大姐结婚走了，大哥、二哥到第七期黄埔军官学校学习，也走了。剩下大伯母、我母亲、二姐、 三姐、四姐、三哥和我，要靠父亲养活。虽然三姐、四姐是烈士遗孤，能按月领取抚恤金，但抚恤金有限，全家生活十分紧迫。
我父亲是读书人， 知道读书的重要，生活再紧迫，也要让孩子们读书。因此，二姐、三姐、四姐、三哥和我都上学了。
我4岁离开家乡，5岁进幼儿园，再上武昌省立第五小学。1931年，念到4年级，我9岁时随着父母亲到上海了。原来我的父亲1911年辛亥革命时, 在胞兄胡廷翼的部队参加武昌首义,并参加北伐，认识了邓玉麟将军。邓将军是湖北巴东县土家族人，1908年开始跟随孙中山先生革命，成立了共进会湖北分 会。在武昌起义时，他率众冲进清政府军械库，取出武器弹药，携炮十二门占领蛇山，射击总督署，迫使总督署统领张彪穿墙逃走，武昌起义遂告成功。一九一三 年，邓领陆军中将衔，任总统府高等顾问官。
1925年，邓任北伐军左翼军第一路军司令，攻荆沙，克宜昌，直抵长阳、五峰。以后，他目睹军政界尔虞我诈及蒋介石恶迹，愤恨不已，就脱离军界，先后在汉 口创办“辛亥革命烈士遗孤教养所”和“辛亥革命子弟学校”。后到上海养蜂，办了个亚洲养蜂厂,邀请我父亲参加。父亲以为养蜂能够摆脱家庭困境，就把母亲和 我搬了去。
我们一到上海，可苦死我了，人生地不熟，语言也不通。上海当时全部是私立学校，要学费，家里再穷不能让我失学。于是，我插班进了明德小学四年级。这个小学 反映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特点：语文从小学就开始念古文，我们当时念的是《孟子》。我对“孟子见梁惠王”等等虽然不感兴趣，但我已看得懂《聊斋志异》，对语 文倒不发愁。愁的是英文。武汉的学校，中学开始念英文。而上海，小学二年级就开始念了。于是，我父亲就请邓玉麟将军的女儿邓锡琼给我补习英文。
虽然如此，我因听不懂老师讲课，功课一落千丈。一有空，我就读课外书。像《秘密洞》、《木偶奇遇记》、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凡是二、三十年代写给小 孩看的书差不多我都看过，整天沉醉在神仙、童话世界里。
就在这时候， 我们家庭因缺乏经商基因，加上“一二八”上海抗战，父亲养蜂失败，我们回到武汉，和大伯母等住在一起。父亲又走进了国民党政府机关，我进了武昌省立第6小 学6年级。我的功课翻身了，作文特别好，经常受到老师的夸奖。1933年，我11岁时，考进了省立第2女中。当时公立学校不要学费，比较难考，因此全家十 分欢喜。不久，父亲到汉口市政府工作，全家搬到汉口，我就在2女中住读。
进了中学， 开始看小说。特别爱看丁玲、巴金等左翼作家的禁书。这些禁书强烈的反帝、反封建思想教育了我，使我明白旧社会的黑暗、国民党的腐败。这些禁书艺术性也很 高， 常常使我浑身燃烧，渴望参加革命。除了看小说，我还看进步书刊。我们的语文老师推荐我们看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我偏偏爱看邹韬奋的《大众生活》、沈兹 九的《妇女生活》 、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我无法直接听见共产党、工农红军的声音，但我找到了他们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代言人。 他们怎样号召，我就怎样响应。我参加武汉学生声援北京“一二九”运动的大游行………
1936年，我初中毕业，不想住读了，考进了汉口市立第1女中。在日记里为被捕的沈钧儒等七君子鸣不平， 为西安事变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欢呼。抗战爆发，我参加救护训练班， 每天和沈谱（沈钧儒女儿、后为范长江之妻）一块到医院看护、慰问伤兵。我和同学们组织《妇女生活》 读者会，请邓颖超、沈兹九、罗琼、钱俊瑞……作报告。我还参加张曙领导的群蜂歌咏队，外出宣传。我的父亲因在汉口市政府工作，经常没收一些“左倾”书籍， 他就带回来给我。
1938年，武汉快要沦陷。国民党省政府搬往恩施，把武汉的一些公立学校搬往鄂西等地，组成联合中学。我装满一箱子左倾书籍，跟着同学们搬往恩施屯堡女高 分校。路过宜昌时，我碰见在歌咏队认识的徐昕。当时我们群蜂歌咏队在楼上练歌，徐昕在楼下一个印刷厂做工人工作，听说她是从陕北回来的，但我们见面只是点 头笑笑，没有说过话。这次见了，她对我十分热情，把我拉到许宝珍（后改名许芸，是革命烈士何功伟的遗孀）房中聊天。她问我爱看什么书，我说我爱看巴金的小 说，她说巴金的小说是初中学生看的，我应该看些政治书籍，像《论政党》等等，并隐约地告诉我，人应该参加一个党派等等。我箱子里就有《论政党》这本书，我 知道她想让我参加共产党，我表示还是无党无派做个自由民好。她不好再说什么，就介绍我认识两位同去屯堡女高的同学严启明、帅启刚，我猜想她们是共产党员， 就和她们十分接近。
在学校里， 我们团结进步同学，我的班次最高，就给她们讲哲学，补习功课。我逃往重庆的父亲经常给我寄＜新华日报＞， 我的书箱变成进步同学的图书馆。
1939年春天， 我正读高三。军事教官袁文凤在学校建立三青团。我同班同学邱凤霞很快参加了，她忍不住自己的高兴对我说: "我已向袁猴子(袁文凤的外号)介绍你了。我看你思想左倾，怕你会误入歧途。"邱是我在汉口市立一女中时的同学，比我大三岁，喜欢摇头摆脑地念古文，是一 个跟着国民党走的好学生。在她眼里，我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孩。
我赶紧向严启明谈这件事，还说:"我要是参加了三青团，我们的消息就灵通了。"她表示同意。
几天后，上晚自习，袁文凤打发校工叫我。邱凤霞向我会心地一笑，我也向她会心地一笑，就去了袁文凤的房间:
"您找我有什么事？"
"找你谈谈。"
"我欢喜开门见山，不欢喜拐弯抹角。"
"我找你来，是想让你加入三青团....."
我不等他说完，就抢着说:"三青团?那太好了!我的父亲是国民党员,哥哥是国民党军官，我....."说着，我从手指上取下一个假象牙戒指,上边刻了一首 国民党党歌,是我在汉口时请微雕艺人雕刻的，好用来掩护自己:"我早就信仰三民主义了____不过，您是怎么知道的?”
"那天开朝会，刘校长说你们是国民党员，我看你高兴得直跳。"
我记起来了: 有天早晨，我们学生们在操场集合，听校长刘礼琼训话。大家叽叽喳喳,很不安静。刘校长发了脾气: "你们不要以为自己很小，其实你们都不小了，都是大人了。
从今天开始，你们已经集体加入国民党了!"我感到太可笑了，一散会，我就又跳又笑又嚷:"嗬嗬,我们是国民党员了!我们是国民党员了!"
袁教官竟然以为我的高兴是真的，察觉不出我的讽刺意味，我感到十分好玩: "我不来了! 原来您欢喜偷着观察别人。"我问他怎样参加三青团，他说:"回去填一张表....."我赶忙说:"我不回去填，我现在就填。"填好表后，他又说:"等考察 你一个时期，就宣誓，成为正式团员。"我又嚷叫："我不来了! 你怎么不相信人?还要考察我!"他说:"这是手续",并连声说:"你真有趣、有趣。"
我出了门， 赶紧去找严启明，说我已经参加三青团，她没有说什么。谁知到了第二天晚上，她突然要我参加共产党。我心里很害怕_____害怕参加了三青团再参加共产党， 被三青团发现了不好办，就说：“我不参加，光为共产党工作，也是一样。”她批评我是机会主义者，我们不欢而散。
从此， 我的一些要好同学对我冷淡了。我很害怕，而且知道如果我不参加共产党，共产党的同志就不相信我，不让我作共产党的工作。于是，我仍然和同学们要好，给她们 讲哲学、补习功课。快毕业时，袁猴子没有找我，我经同学吴咏梅介绍，填了表，入了党。
我很想到延安鲁艺上学。大学统一招考，我报考了西北大学，因它离延安近。同时我感到在国民党统治区上大学，学不到新文学，只好学理工，就报考了物理系，被录取了。
我到了陕西城固西北大学，从墙报的言论上，从同房同学的言谈举止上，我很快找到了共产党，并在1940年3月重新入了党。当时党有几个进步的外围组织，我参加了其中的一个自励读书会。我读书、写小说、写墙报。
毛主席批评18岁的娃娃啃《资本论》 。我17岁就啃恩格斯的《反杜林论》，18岁根据书中的唯物论思想写了一篇科普小说： 《数学是什么？》。49年以后，竟然在广西出版的《科学大观》杂志上刊出。编辑除将题目改成《一道难答的题》外，一字未改。
1941年， 皖南事变后，党执行中央“精干隐蔽、保存干部”政策，我和十多个同学先后到了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
在解放区
到了关中分区， 领导不让我们到延安学习，要我们在关中工作。我当过地委宣传部干事、《关中报社》编辑、文协秘书、关中师范教员。
1942年冬天，我被派到新正县农村征粮。这是我有生以来头一次下乡，好像到了另外一个国家。听不懂话，搭不上话。一有空，我就拿出带来的小说《被开垦的 处女地》阅读，惹得一些小孩围着我看稀罕。征粮组见我起不了作用，就叫我帮县委宣传部长起草时事报告。我把报上的材料东拚西凑，写了好几张纸。宣传部长照 着念，满嘴学生腔，报纸味。人 们不爱听，听得不耐烦。有一次，我找到一位乡长，把他的年龄、党龄、家庭、工作等情况， 盘问了好一阵。惹得这位土地革命时期入党的老干部发了火，对人说：“上边只要来个人， 就要问这问那，没完没了。连黄毛丫头也跑来检查我的工作……”我回来后，给《关中报》 写了《大家夸他泥乡长》。表扬这位乡长为了领导生产，成天泥里水里奔跑。
但只写了一百来字，就无话可说了。_____这就是我的第一篇新闻报道。
1942 年，延安第一次整风，读整风文件。毛主席的好些教导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例如：“一个人7岁入小学，十几岁入中学，二十多岁在大学毕业，没有和人民群众接 触过，语言不丰富，单纯得很，那是难怪的。但我们是革命党，是为群众办事的。如果也不学群众的语言，那就办不好。”（《反对党八股》）“我们的文艺工作者 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要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要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如果连群众的语言都有许多不懂，还讲什么文艺创造呢？英雄无用武之 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我开始学习农业知识、庄稼话、口头语、民歌、民谣、民谚……慢慢地我爱上了这些活生生、水灵灵、闪闪发光的群众语言，而对那些华丽的、矫揉造作的书本腔、 翻译味感到厌恶。1945年，我利用暑假（当时我在关中师范教书）第二次到新正县农村，和农民虽然不能打成一片，但有话说了。写了第二篇新闻报道：《和荒 旱作战的雷庄村》，约4000字。延安《解放日报》很快全文发表。
不久，我到了延安解放日报社。先到解放区部，后到口语广播部。领导照顾女同志，不让我像男同志那样背着背包下乡采访。 经过再三争取，终于到了附近的子长县一次，写了《子弟兵的父亲》，表扬三位努力生产、支援前线的老人。其他大部分时间除了编稿外，还根据书面材料写了一些 报道， 如：《民主选举的序幕》、《民选与伪选》、《崭新的城市——张家口》……
1947年从延安撤退，《解放日报》无法出版，我们口播部改属新华社，跟着中央转战太行、晋察冀等地。我除编稿外，仍然根据书面材料写出一批稿子。例如： 《解放区的电影事业》、《解放区农民欢喜新年画》、《解放区妇女做军鞋》、《解放区妇女热爱伤员》……1948年领导让我到西柏坡（中央所在地） 采访全国妇女代表会议，我写了通讯《家家纺织的折虎村》 。以后我就当专职记者了。
到了关中分区， 领导不让我们到延安学习，要我们在关中工作。我当过地委宣传部干事、《关中报社》编辑、文协秘书、关中师范教员。
1942年冬天，我被派到新正县农村征粮。这是我有生以来头一次下乡，好像到了另外一个国家。听不懂话，搭不上话。一有空，我就拿出带来的小说《被开垦的 处女地》阅读，惹得一些小孩围着我看稀罕。征粮组见我起不了作用，就叫我帮县委宣传部长起草时事报告。我把报上的材料东拚西凑，写了好几张纸。宣传部长照 着念，满嘴学生腔，报纸味。人 们不爱听，听得不耐烦。有一次，我找到一位乡长，把他的年龄、党龄、家庭、工作等情况， 盘问了好一阵。惹得这位土地革命时期入党的老干部发了火，对人说：“上边只要来个人， 就要问这问那，没完没了。连黄毛丫头也跑来检查我的工作……”我回来后，给《关中报》 写了《大家夸他泥乡长》。表扬这位乡长为了领导生产，成天泥里水里奔跑。
但只写了一百来字，就无话可说了。_____这就是我的第一篇新闻报道。
1942 年，延安第一次整风，读整风文件。毛主席的好些教导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例如：“一个人7岁入小学，十几岁入中学，二十多岁在大学毕业，没有和人民群众接 触过，语言不丰富，单纯得很，那是难怪的。但我们是革命党，是为群众办事的。如果也不学群众的语言，那就办不好。”（《反对党八股》）“我们的文艺工作者 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要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要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如果连群众的语言都有许多不懂，还讲什么文艺创造呢？英雄无用武之 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我开始学习农业知识、庄稼话、口头语、民歌、民谣、民谚……慢慢地我爱上了这些活生生、水灵灵、闪闪发光的群众语言，而对那些华丽的、矫揉造作的书本腔、 翻译味感到厌恶。1945年，我利用暑假（当时我在关中师范教书）第二次到新正县农村，和农民虽然不能打成一片，但有话说了。写了第二篇新闻报道：《和荒 旱作战的雷庄村》，约4000字。延安《解放日报》很快全文发表。
不久，我到了延安解放日报社。先到解放区部，后到口语广播部。领导照顾女同志，不让我像男同志那样背着背包下乡采访。 经过再三争取，终于到了附近的子长县一次，写了《子弟兵的父亲》，表扬三位努力生产、支援前线的老人。其他大部分时间除了编稿外，还根据书面材料写了一些 报道， 如：《民主选举的序幕》、《民选与伪选》、《崭新的城市——张家口》……
1947年从延安撤退，《解放日报》无法出版，我们口播部改属新华社，跟着中央转战太行、晋察冀等地。我除编稿外，仍然根据书面材料写出一批稿子。例如： 《解放区的电影事业》、《解放区农民欢喜新年画》、《解放区妇女做军鞋》、《解放区妇女热爱伤员》……1948年领导让我到西柏坡（中央所在地） 采访全国妇女代表会议，我写了通讯《家家纺织的折虎村》 。以后我就当专职记者了。
全国解放后 （一）
全国刚解放， 我采访了第一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 第一次全国文艺代表大会， 写了《王二嫂下乡接生》 、《毕革飞写快板》，以后又写了《解放才三天就复工的私营大华窑业公司》、《坐电车的人都买票了》……
这年冬天， 我和人民日报社的林沫结婚了。不久，怀孕生小孩，我就调到了人民日报社当编辑。
孕 期反应、 进医院生孩子、喂奶……周而复始，1951年、1953年又生了两个小孩。直到1954年， 我才抽出身子，来到人民日报社西南记者站，在四川写了《杨全领结婚证》、《习正扬带娃娃》、《水淹拖拉机的故事》。有的老战友向我开玩笑：“你真是不鸣则 已，一鸣惊人！”天知道，不是我不鸣，是4年3个小孩封住我的嘴。好的是我把带孩子的体会、观察写进《习正扬带娃娃》中了，一些人哈哈笑：“一看，就知道 是女同志写的！”以后，这篇稿子被选进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经济建设通讯选集》、上海复旦大学的《通讯选》。
1954年秋天，人民日报社要在各省建立记者站，派林沫和我驻内蒙古。
我 跑地质勘探队、铁路工地、建筑工地、包头糖厂、解放菜园………写工农兵、知识分子、领导干部。围绕包头写了许多工业建设的稿子，用新闻、通讯、评论、小品 文、散文各种形式。1956年初，我开始用“口叙实录”体裁写作。写了《工地上的段长》，通过一位司机的嘴来介绍一位段长深入实际的领导作风。文章发表 后，傅冬（原人民日报女记者）告诉我：“费礼文（上海的一位工人作家）看了你的稿子，问我；‘这位刘衡是工农干部吧？他写的与你们知识分子记者写的不一 样。’”啊，连工人作家都承认我是工农中的一员了，还有比这再高的称赞吗？毛主席叫我们知识分子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看来我好像已完成了这番痛苦的改造过 程了。
谁 知到了难忘的1957年， 横祸从天上飞来。＜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费孝通文）来临， 许多记者站发出鸣放、整风的消息、通讯。我在内蒙古怎么能产生“得风气之先”的稿子呢？ 好容易包头市开始鸣放了。我准备了一个厚厚的笔记本，记的多半是人们对肃反运动的意见。 好些肃反斗争对象在诉苦。感谢党的英明、伟大，最终弄清我不是反革命分子， 向我赔礼道歉。但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先弄清我的确是反革命，再残酷斗争，岂不更好？
我想；“是呀，以前在延安第一次整风，搞抢救运动，把好些人斗成特务，以后又甄别。那时挨斗的不是党员，就是跟党走的进步青年。把他们斗错了，他们能原谅自己的党。
可肃反中，挨斗的多半是一般群众，你把他斗错了，他对党会越来越远。”“现在全国解放，党执政了，搞调查很方便，何必先斗一气，再去调查、甄别呢？”“这样做，势必弄错许多人，可能把胡风也弄错了。”
我 的笔记本还没记完，突然风云骤转。6月初，人民日报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工人说话了＞，连续发表，吹响了反右派的号角。接着，一大批名人挨批斗。唉， 我自叹鸣放赶不上，反右派更不知从何说起！从批判的内容来看，有的看不懂，有的牵强附会，似是而非，没有说服力。毛主席说，看一个人不仅看他的一时一事， 还要看他的全部历史、全部工作。怎么一反右派，只看鸣放期间的那一会儿，而且即使那一会儿，也只看个表面现象？ 6月19日发表的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也说，现在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怎么一反右派，反革命倒越来越多了？我们党在肃反运动中得 罪了一批人，不接受教训，又来反右派，一错再错，越错越大………
我 是共产党员，我有责任及时提醒党。于是，跑去向支部汇报思想：“整个肃反运动成绩是大的，但单就肃反斗争会来说，缺点大，因为挨斗的人多，结论是反革命的 少，伤害了自己人。”“从公布的材料看，胡风与美蒋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不能算是反革命。不知中央是否掌握了其他材料。”
当时到处在找右派、抓右派，人们躲避还来不及，我却送上门去，“自投罗网”。
这 当间, 我在湖北省人民政府作参事的父亲给我来了信,说他们参事室的主任耿伯钊是右派, 他们"如梦惊雷 ",正批斗他。不几天,<湖北日报>刊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揪出耿伯钊反党集团,其中就有我的父亲。说他是地主,是吴国桢的干将,他夸耀儿子 在台湾当将军等。我立刻写了一封信去责问他,怎么至今还和我哥哥有联系?他回信说,报上登的好些不是事实,老家没有一分地,怎么会是地主?他在汉口市政府 时曾在市长吴国桢手下当股长,谈不上是他的干将; 他和我哥哥一直没有通音信。还说,他们参事室闹宗派,他曾经打过"老虎",现在人们报复他等等。本来,我就感到反右派搞错好些人,听父亲这么一说,相信把 他也搞错了。
记 者部收到林沫的信，立刻把我调回北京。我住在招待所里。陕西记者站的袁良也住招待所, 我和他聊天。谈到<湖北日报>报道我父亲是耿伯钊反党集团,上边写的许多不是事实。袁良说:"<湖北日报>报道不真实,你应该写 信告诉他们。"我说:"我才不!我一告诉他们,他们还以为我包庇父亲。我应该避嫌疑!"转念一想:"为了避嫌疑,保护自己,不去告诉<湖北日报 > ,是不对的!我应该维护新闻的真实性。"就给父亲回信,问他:参事室里有没有共产党员,有什么意见可以告诉党员。有什么错误要好好检查,不要"无中生有 ",也不要"有而不说"。党不会冤枉人的。<湖北日报>如果弄错了,也可以告诉他们。我想,让父亲去提醒<湖北日报>,比我去 好。<湖北日报>当然不会"更正",但会引起内部注意。
我为什么要父亲去找党员呢?因为他说他们民革闹宗派。我想:"民革嘛，闹宗派是十分可能的，党员能够客观一点,可以公正地处理问题。"
我 为什么要劝父亲不要"无中生有"呢?因为在我的印象里，历次运动常常要犯逼供信的错误，好些人只求自己过关，乱说乱咬，给组织增添许多麻烦。运动过后,我 不止一次地听见领导同志抱怨: "你瞎说一气，害得我们到处为你调查!"我当然要防备于未然，不让父亲去害组织劳民伤财,自己也落个不好的罪名。
于 是记者部说我给父亲出坏主意、 攻击肃反、为胡风翻案等等，批斗、登报、开除、超负荷的劳改、 肉刑、变相肉刑、游楼、专政、几乎与世隔绝二十一年！无论是文斗、武斗， 无论是在农场、在报社，还是在干校，也无论是否夫离子散，我始终不承认自己是右派分子， 而且认为反右派必须甄别、平反，以至成了没摘帽子的顽固右派，长期被群众专政。这当间，我不断写材料向党汇报、申诉，写农活小唱，笔耕不停。不等平反，我 的父母亲先后去世，家乡唯一的财产____一幢大房屋捐献给大队，翻盖成大礼堂。
战 争年代，女同志当记者的极少。奇怪的是：这极少的女记者在她们的黄金年华几乎全部被错划成右派分子。例如：彭子冈、浦熙修、戈阳、高汾、肖凤、姚芳藻和 我。其实这并不奇怪。抗战期间投奔革命的青少年都有一颗爱国爱民的赤子之心。比起男青年来，女青年更单纯一些。而记者的职业特点是：不单要追求真理，而且 要说出真理。于是，在那黑白颠倒的非正常年代，女记者们在不同的地区纷纷撞上了枪口……
全国刚解放， 我采访了第一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 第一次全国文艺代表大会， 写了《王二嫂下乡接生》 、《毕革飞写快板》，以后又写了《解放才三天就复工的私营大华窑业公司》、《坐电车的人都买票了》……
这年冬天， 我和人民日报社的林沫结婚了。不久，怀孕生小孩，我就调到了人民日报社当编辑。
孕 期反应、 进医院生孩子、喂奶……周而复始，1951年、1953年又生了两个小孩。直到1954年， 我才抽出身子，来到人民日报社西南记者站，在四川写了《杨全领结婚证》、《习正扬带娃娃》、《水淹拖拉机的故事》。有的老战友向我开玩笑：“你真是不鸣则 已，一鸣惊人！”天知道，不是我不鸣，是4年3个小孩封住我的嘴。好的是我把带孩子的体会、观察写进《习正扬带娃娃》中了，一些人哈哈笑：“一看，就知道 是女同志写的！”以后，这篇稿子被选进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经济建设通讯选集》、上海复旦大学的《通讯选》。
1954年秋天，人民日报社要在各省建立记者站，派林沫和我驻内蒙古。
我 跑地质勘探队、铁路工地、建筑工地、包头糖厂、解放菜园………写工农兵、知识分子、领导干部。围绕包头写了许多工业建设的稿子，用新闻、通讯、评论、小品 文、散文各种形式。1956年初，我开始用“口叙实录”体裁写作。写了《工地上的段长》，通过一位司机的嘴来介绍一位段长深入实际的领导作风。文章发表 后，傅冬（原人民日报女记者）告诉我：“费礼文（上海的一位工人作家）看了你的稿子，问我；‘这位刘衡是工农干部吧？他写的与你们知识分子记者写的不一 样。’”啊，连工人作家都承认我是工农中的一员了，还有比这再高的称赞吗？毛主席叫我们知识分子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看来我好像已完成了这番痛苦的改造过 程了。
谁 知到了难忘的1957年， 横祸从天上飞来。＜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费孝通文）来临， 许多记者站发出鸣放、整风的消息、通讯。我在内蒙古怎么能产生“得风气之先”的稿子呢？ 好容易包头市开始鸣放了。我准备了一个厚厚的笔记本，记的多半是人们对肃反运动的意见。 好些肃反斗争对象在诉苦。感谢党的英明、伟大，最终弄清我不是反革命分子， 向我赔礼道歉。但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先弄清我的确是反革命，再残酷斗争，岂不更好？
我想；“是呀，以前在延安第一次整风，搞抢救运动，把好些人斗成特务，以后又甄别。那时挨斗的不是党员，就是跟党走的进步青年。把他们斗错了，他们能原谅自己的党。
可肃反中，挨斗的多半是一般群众，你把他斗错了，他对党会越来越远。”“现在全国解放，党执政了，搞调查很方便，何必先斗一气，再去调查、甄别呢？”“这样做，势必弄错许多人，可能把胡风也弄错了。”
我 的笔记本还没记完，突然风云骤转。6月初，人民日报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工人说话了＞，连续发表，吹响了反右派的号角。接着，一大批名人挨批斗。唉， 我自叹鸣放赶不上，反右派更不知从何说起！从批判的内容来看，有的看不懂，有的牵强附会，似是而非，没有说服力。毛主席说，看一个人不仅看他的一时一事， 还要看他的全部历史、全部工作。怎么一反右派，只看鸣放期间的那一会儿，而且即使那一会儿，也只看个表面现象？ 6月19日发表的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也说，现在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怎么一反右派，反革命倒越来越多了？我们党在肃反运动中得 罪了一批人，不接受教训，又来反右派，一错再错，越错越大………
我 是共产党员，我有责任及时提醒党。于是，跑去向支部汇报思想：“整个肃反运动成绩是大的，但单就肃反斗争会来说，缺点大，因为挨斗的人多，结论是反革命的 少，伤害了自己人。”“从公布的材料看，胡风与美蒋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不能算是反革命。不知中央是否掌握了其他材料。”
当时到处在找右派、抓右派，人们躲避还来不及，我却送上门去，“自投罗网”。
这 当间, 我在湖北省人民政府作参事的父亲给我来了信,说他们参事室的主任耿伯钊是右派, 他们"如梦惊雷 ",正批斗他。不几天,<湖北日报>刊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揪出耿伯钊反党集团,其中就有我的父亲。说他是地主,是吴国桢的干将,他夸耀儿子 在台湾当将军等。我立刻写了一封信去责问他,怎么至今还和我哥哥有联系?他回信说,报上登的好些不是事实,老家没有一分地,怎么会是地主?他在汉口市政府 时曾在市长吴国桢手下当股长,谈不上是他的干将; 他和我哥哥一直没有通音信。还说,他们参事室闹宗派,他曾经打过"老虎",现在人们报复他等等。本来,我就感到反右派搞错好些人,听父亲这么一说,相信把 他也搞错了。
记 者部收到林沫的信，立刻把我调回北京。我住在招待所里。陕西记者站的袁良也住招待所, 我和他聊天。谈到<湖北日报>报道我父亲是耿伯钊反党集团,上边写的许多不是事实。袁良说:"<湖北日报>报道不真实,你应该写 信告诉他们。"我说:"我才不!我一告诉他们,他们还以为我包庇父亲。我应该避嫌疑!"转念一想:"为了避嫌疑,保护自己,不去告诉<湖北日报 > ,是不对的!我应该维护新闻的真实性。"就给父亲回信,问他:参事室里有没有共产党员,有什么意见可以告诉党员。有什么错误要好好检查,不要"无中生有 ",也不要"有而不说"。党不会冤枉人的。<湖北日报>如果弄错了,也可以告诉他们。我想,让父亲去提醒<湖北日报>,比我去 好。<湖北日报>当然不会"更正",但会引起内部注意。
我为什么要父亲去找党员呢?因为他说他们民革闹宗派。我想:"民革嘛，闹宗派是十分可能的，党员能够客观一点,可以公正地处理问题。"
我 为什么要劝父亲不要"无中生有"呢?因为在我的印象里，历次运动常常要犯逼供信的错误，好些人只求自己过关，乱说乱咬，给组织增添许多麻烦。运动过后,我 不止一次地听见领导同志抱怨: "你瞎说一气，害得我们到处为你调查!"我当然要防备于未然，不让父亲去害组织劳民伤财,自己也落个不好的罪名。
于 是记者部说我给父亲出坏主意、 攻击肃反、为胡风翻案等等，批斗、登报、开除、超负荷的劳改、 肉刑、变相肉刑、游楼、专政、几乎与世隔绝二十一年！无论是文斗、武斗， 无论是在农场、在报社，还是在干校，也无论是否夫离子散，我始终不承认自己是右派分子， 而且认为反右派必须甄别、平反，以至成了没摘帽子的顽固右派，长期被群众专政。这当间，我不断写材料向党汇报、申诉，写农活小唱，笔耕不停。不等平反，我 的父母亲先后去世，家乡唯一的财产____一幢大房屋捐献给大队，翻盖成大礼堂。
战 争年代，女同志当记者的极少。奇怪的是：这极少的女记者在她们的黄金年华几乎全部被错划成右派分子。例如：彭子冈、浦熙修、戈阳、高汾、肖凤、姚芳藻和 我。其实这并不奇怪。抗战期间投奔革命的青少年都有一颗爱国爱民的赤子之心。比起男青年来，女青年更单纯一些。而记者的职业特点是：不单要追求真理，而且 要说出真理。于是，在那黑白颠倒的非正常年代，女记者们在不同的地区纷纷撞上了枪口……
（（二）
1978年12月8日，人民日报社错划右派第一批得到改正，其中就有我。我在楼道上贴出最后一次“向党汇报”：
“我相信会有这一天，呼唤这一天，等着这一天。这一天终于来了，泪水模糊了我的两眼。
“党啊，您是受难的母亲，外部的敌人想颠覆您，内部的盗贼在蛀空您。真理对着谬误，混战了二十一年！
“党啊，您是光辉的太阳。可是，有的人却自命为您的化身，打着您的招牌，假借您的名义，招摇撞骗。他们歪曲了您的形象，染黑了您的脸……
“现在，党啊，您正在认真总结惨痛的历史教训、经验。正因为您敢于正视自己走过的艰险曲折的道路，您才能够变得伟大、光荣、正确。正因为您敢于当众改正自己的错误、缺点，您才能够消除隐患，带领全国人民大步向前。
“受难的母亲已经抬起头来医治遍体鳞伤。驱散了乌云、迷雾，太阳是多么鲜艳！”
“我愿做漂浮天空的白云,低头观看地面吵吵嚷嚷的人群。不愿做我自己,忍受各种挖心断肠的痛苦。”
这 是我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写的汇报， 现在我的右派问题解决，我可以不再做我自己，可以去观看吵吵嚷嚷的人群了。可是，我估计得过于乐观了，我恢复了党籍，恢复了级别，领导却不让我去实现破灭 了21年的记者梦。"57岁了，早该退休! ""20多年没工作，与世隔绝,谁要你!""你神经有毛病，看过精神病医院，还能写稿?"我说:"一个战争罪犯，像溥仪，把他关了10年、20年，还要让 他出去参观，把我关了21年，也该让我出去看看。"直到1979年4月，才允许我外出见见世面。报社里没有任何部门接纳我，我就当"独立大队"，跑山东、 跑江苏,特地跑一些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我要看看我能不能再当记者，如果不能，自动退却。我到一处，写一篇稿子,投寄人民日报社有关部门，不写出不离开。 我感到我是回到大地的安泰，浑身充满了力气充满了劲。我写了＜一个“古怪”的领导人＞、<书记带头，社员不愁> 、<羊书记>、<心里打着大算盘>等9篇通讯。陆续登出8篇。只有一篇<有钱难买回头看>,写的是集市贸易开放后, 一位市场管理员对过去所作所为的反思。当时，“左”的思潮还在人们头脑盘旋， 人民日报社一位编辑害怕走得太快犯错误，要删掉很多才肯发表。我改寄<财贸战线> (<经济日报>前身)。刚参加工作的年轻女编辑刘珈看后，眼睛一亮，把稿子推荐给记者部兼群工部副主任谢牧。 谢牧把稿子改成现在的标题，比我原来的标题漂亮多了，并且很快在第二版头条刊出。许多读者来了信，认为这是该报创刊以来的好稿件。原先我和刘珈、谢牧并不 认识，从此，成了十分要好的朋友。
但， 报社领导仍然不让我回记者部，要我到新创办的＜市场报＞去。我对市场没有研究， 也没兴趣，几乎不逛商店，我去，干不赢年老的，也干不赢青年。如果留在人民日报社， 某些地方赶不上别人，别人某些地方也赶不上我。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对划我们右派有责任的记者部某领导不愿我回来，怕我们今后不好相处：“已经把他们得罪 了，就得罪到底吧。”一些同志为我打抱不平：“刘衡原先是记者部的，为什么不能回来?有的原先不当记者的都跑来了。她年纪大？有的年纪比她还大!""她写 的稿子我们都爱看，刚一出马，稿子百分之百都能用，这在记者中是少有的。""说她有精神病?我们希望多有一些这样的精神病!"在同志们的干预下，我在 1980年回到了记者部。
记者梦又一次实现了，但过去的工业梦、包头梦纷纷破灭—一我在农场、五七干校干的都是农活，与工业不沾边。我已失掉能在包头冲风踏沙、斩冰破雪的健康和勇气，只有像候鸟似的南来北往。
我 把自己隐藏起来， 生活在别人的生活里。有时变成农村老婆婆，有时变成农村小姑娘，有时变成部队政委，有时变成地方党委书记，有时变成植物学家、大学教授. .....在我的报道中仍然能找到我自己的影子， 找到我历经劫波后的感悟。我不再把一切披上玫瑰色的轻纱， 能够看见人们骨子里的残酷、险恶。我藉海南岛植物学家钟义的嘴说：“用社会科学的眼光来看，我对这场革命（指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但用自然科学的眼光来 看，我并不奇怪。植物间的种间相斗是屡见不鲜的：貌似忠厚长者的榕树就是一名残忍的刽子手，它的种子在青梅树或别的树上发芽,长出细小的气根，隧风飘摇， 一旦气根扎地，就长成巨大的支柱， 将寄主重重包围，紧紧盘缠，活活绞死。遍体芬芳的檀香树却是一名地道的吸血鬼， 它无能自食其力，就在根部偷偷伸出吸盘，牢牢附在周围的长春花或者洋金凤等小乔木的根上， 吸取它们的水分和所制造的营养物质。但是，植物界的种间互助也比比皆是呀！ 坡垒与木姜树互相拥抱，薄皮红桐和东方琼楠并排生长，像恩爱夫妻，像孪生姐妹。人们，能够改造自然同时也能改造社会的人们，为什么不让人间多一点种间互 助、少一点种间相斗呢？”
我在＜离不开高山＞中藉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州委书记田期玉的嘴说：“人放错了位置，会变成垃圾。”是想到了我自己，这么些年我们这些知识分子被放在不适当的工作岗位，不能发挥自己的才能、特长，成了垃圾、废物。
我 在＜一个古怪的领导人＞中写江苏盱眙县委常委张施钜不请客收礼，不陪吃陪喝，来了亲友住招待所按价付钱、 不占公家便宜等等，被大家认为是古怪人。也是想到我自己因为坚持真理被打成顽固右派、被认为是精神病、怪物等等。我写：“要是大家都学他，这位领导人就不 显得古怪了。”因为我就对大家说过：“要是你们都像我一样说真话，我一个人就不会这样惨了”；也就不被认为有病、怪了。
在 文化大革命的初期,我坐在办公室里写小字报歌颂一大二公、人民公社，批判包产到户、 责任田等等，现在到农村、渔村一看，反过来了。我在＜第二次贷款＞中，写了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山东荣成县（现改为荣成市）大鱼岛渔民在大队总支书记毕可友的领导下， 改正“一平二调”，建立岗位责任制，勤干苦干，还清了第一次贷款，并富裕起来，遭到人们眼红。 上级来了工作组，把大队核算改为公社一级核算，穷过渡把他们又过渡穷了， 以后又改正过来，渔民们饱含信心，要还清第二次贷款。我在＜常东昌找穷根＞中，写湖北随县（现改为随州市）县委书记常东昌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到农村访贫问 苦找穷根，知道他们穷在只在两分田里打算盘， 放过广大的山场、水场，只抓粮食，不搞多种经营；穷在连两分田也没种好， 因为他们只抓水稻，不抓旱作物，说什么“收不上稻谷收稻草，收不上稻草收思想” ；穷在“大锅饭”，没有责任制。于是，和大家一块找出一些挖穷根的种种办法。
以 前我因站在无辜的斗争对象一边， 当了21年的右派分子，现在我更是理直气壮地抒写人间的不平，为这些被侮辱损害的人们鸣冤叫屈了。虽然我对社会、 农村很少了解，但对民间疾苦感同身受，和这些低层人们的心情一拍即合。我改正后第一篇稿子<双眼失明的大队书记>就是写山东掖县大队书记徐 斌，在挨斗时群众和他心贴心的事迹。我写湖北鄂州＜三山大队渔民的苦和甜＞：“从前，三山大队渔民思旧社会的苦，想新社会的甜；现在，他们思围湖造田的 苦，想因地制宜的甜。”
我 写了一些以前当过右派分子的人，例如海南大学农学部教授林缵春最懂得土地的可贵可亲，他是根扎大地的小草，12级台风刮不走。他被打成右派分子后，把他关 进监牢，他因报国无门，才欲哭无泪。一旦被送去劳改（劳改，是多么可怕的字眼！），他却觉得“好啦，可以在土地上埋头干活啦！”有了土地，他就有了生命， 他就像他所爱的土地一样，一边遭受践踏，一边依旧赤诚的奉献。他培育出两个水稻高产品种，大受农民欢迎。他“改正”后，“开发海南”的号角一响，他心里像 烧着一团火，日夜不得安宁。70多岁了，不停地写文章、写书，到处开会、调查、讲演、献计献策，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模范教师。
绝 大部分人都是因为向党提了正确意见才被打成右派分子的，“改正”后，人们不是全都了解，不少人仍然受到歧视。＜围着生产转＞一文，我写了这样的事。我写的 是北京化学工业第三厂厂长曹印修的事迹。我特地写了一节“出速度、出效益、要靠知识分子”。写到前“右派分子”黄绍元入党时受到阻挠，人们说：“他是右派 分子，虽然改正了，和党不是一条心的。”曹印修冒火了：“他从来对党就没有两条心！”黄绍元原先是北京工业学院的学生，1957年，因为实验室连续出事 故，向学院领导提了意见，被划成右派分子。他的意见完全正确！他在化工三厂劳改20多年，任劳任怨，又有真才实学。曹印修让他在职工大会上向大家汇报思 想，谈他在各种逆境中如何奋斗，人们被感动了：“他业务、政治素质都高，被耽误了二十几年，再误下去，我们的罪过更大了！”不久，他入了党，还被选为厂长 和劳动模范。
我 还为地富反坏右的家属打抱不平，谴责株连风，并写出他们身处逆境自强不息的精神。像湖北鄂州富农的14岁儿子周启才被渔场遣送回家，他在家摸索着养鱼，找 到鉴别鱼苗、解决鱼苗饲料、人工繁殖等难题，成了从＜沙窝里蹦出的“渔博士”＞。鄂州“历史反革命”的13岁儿子邵树人因父亲问题上不了中学，混在大人堆 里当养路工。他刻苦自学文化，研究用太阳能养路，制造出移动式太阳能自动跟踪加热沥青的装置，成了国家级有特殊贡献的专家。海南岛保亭热带作物研究所工程 师潘藕洁干了一辈子橡胶育种工作，因丈夫被打成右派分子，受到比丈夫更大的虐待、折磨，但她“哪怕心上插把刀”，仍然“一心一意为橡胶”。优良的种子在坏 环境下依然品性优良，她这颗优良的种子在逆境中培育的苗圃是全所最好的。
1994 年以后， 我接连摔跤骨折，不能上山下乡跑工厂，去过别人的生活，我要找回我自己，直接写写我自己了。1996年夏天开始，我以74岁的高龄学习电脑。我很痛心地发 觉,我在35岁以前，没有一个时刻、一件事是全心全意为了党为了人民,可以写进光荣的革命回忆录的。 我的确没有什么摆脱了个人主义的低级趣味、堪称为是革命的经历。但在1957年35岁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我正是为了党、为了革命、为了真理，摆脱了个 人主义的低级趣味，向党仗义直言，才碰得头破血流、惨不忍睹的。我的心被一把刀撕成一片一片，我不能再像受伤的野兽一样，躲进森林偷偷去舔自己的伤口。我 要公开亮出自己的伤口，因为这伤口不仅仅是我个人的，而且是我们国家的、民族的。历史的过错是一宗难得的财富，正像恩格斯说的那样："伟大的民族，正如伟 大的阶级一样，无论从哪个方面学习，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我们这一代人，付出了巨大代价，又提供了巨大资源， 如果我们付出了巨大代价，却不利用这巨大资源，去吸收应得的教益，那就比付出代价还要可悲。 我们每一代人都为下一代活着，也为下一代死。如果后世人因为我们的经历警醒过来，永远不再重复我们这一代人的苦难，我们虽然大大不幸，但也活得有价值。
于是，我写回忆录、写采写经验………
1981年，我当选为人民日报社好党员，1982年当选为中央直属机关先进工作者，1983年当选为全国妇联第5届执行委员。现已离休,是人民日报社高级记者，被授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
人们赞美从悬崖缝里钻出的小草，赞美顶石而立的竹笋，同时也称赞我生命力的顽强。小草、竹笋的确值得赞美。但是，如果没有悬崖、石头，它们可能会长成大树。
1978年12月8日，人民日报社错划右派第一批得到改正，其中就有我。我在楼道上贴出最后一次“向党汇报”：
“我相信会有这一天，呼唤这一天，等着这一天。这一天终于来了，泪水模糊了我的两眼。
“党啊，您是受难的母亲，外部的敌人想颠覆您，内部的盗贼在蛀空您。真理对着谬误，混战了二十一年！
“党啊，您是光辉的太阳。可是，有的人却自命为您的化身，打着您的招牌，假借您的名义，招摇撞骗。他们歪曲了您的形象，染黑了您的脸……
“现在，党啊，您正在认真总结惨痛的历史教训、经验。正因为您敢于正视自己走过的艰险曲折的道路，您才能够变得伟大、光荣、正确。正因为您敢于当众改正自己的错误、缺点，您才能够消除隐患，带领全国人民大步向前。
“受难的母亲已经抬起头来医治遍体鳞伤。驱散了乌云、迷雾，太阳是多么鲜艳！”
“我愿做漂浮天空的白云,低头观看地面吵吵嚷嚷的人群。不愿做我自己,忍受各种挖心断肠的痛苦。”
这 是我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写的汇报， 现在我的右派问题解决，我可以不再做我自己，可以去观看吵吵嚷嚷的人群了。可是，我估计得过于乐观了，我恢复了党籍，恢复了级别，领导却不让我去实现破灭 了21年的记者梦。"57岁了，早该退休! ""20多年没工作，与世隔绝,谁要你!""你神经有毛病，看过精神病医院，还能写稿?"我说:"一个战争罪犯，像溥仪，把他关了10年、20年，还要让 他出去参观，把我关了21年，也该让我出去看看。"直到1979年4月，才允许我外出见见世面。报社里没有任何部门接纳我，我就当"独立大队"，跑山东、 跑江苏,特地跑一些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我要看看我能不能再当记者，如果不能，自动退却。我到一处，写一篇稿子,投寄人民日报社有关部门，不写出不离开。 我感到我是回到大地的安泰，浑身充满了力气充满了劲。我写了＜一个“古怪”的领导人＞、<书记带头，社员不愁> 、<羊书记>、<心里打着大算盘>等9篇通讯。陆续登出8篇。只有一篇<有钱难买回头看>,写的是集市贸易开放后, 一位市场管理员对过去所作所为的反思。当时，“左”的思潮还在人们头脑盘旋， 人民日报社一位编辑害怕走得太快犯错误，要删掉很多才肯发表。我改寄<财贸战线> (<经济日报>前身)。刚参加工作的年轻女编辑刘珈看后，眼睛一亮，把稿子推荐给记者部兼群工部副主任谢牧。 谢牧把稿子改成现在的标题，比我原来的标题漂亮多了，并且很快在第二版头条刊出。许多读者来了信，认为这是该报创刊以来的好稿件。原先我和刘珈、谢牧并不 认识，从此，成了十分要好的朋友。
但， 报社领导仍然不让我回记者部，要我到新创办的＜市场报＞去。我对市场没有研究， 也没兴趣，几乎不逛商店，我去，干不赢年老的，也干不赢青年。如果留在人民日报社， 某些地方赶不上别人，别人某些地方也赶不上我。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对划我们右派有责任的记者部某领导不愿我回来，怕我们今后不好相处：“已经把他们得罪 了，就得罪到底吧。”一些同志为我打抱不平：“刘衡原先是记者部的，为什么不能回来?有的原先不当记者的都跑来了。她年纪大？有的年纪比她还大!""她写 的稿子我们都爱看，刚一出马，稿子百分之百都能用，这在记者中是少有的。""说她有精神病?我们希望多有一些这样的精神病!"在同志们的干预下，我在 1980年回到了记者部。
记者梦又一次实现了，但过去的工业梦、包头梦纷纷破灭—一我在农场、五七干校干的都是农活，与工业不沾边。我已失掉能在包头冲风踏沙、斩冰破雪的健康和勇气，只有像候鸟似的南来北往。
我 把自己隐藏起来， 生活在别人的生活里。有时变成农村老婆婆，有时变成农村小姑娘，有时变成部队政委，有时变成地方党委书记，有时变成植物学家、大学教授. .....在我的报道中仍然能找到我自己的影子， 找到我历经劫波后的感悟。我不再把一切披上玫瑰色的轻纱， 能够看见人们骨子里的残酷、险恶。我藉海南岛植物学家钟义的嘴说：“用社会科学的眼光来看，我对这场革命（指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但用自然科学的眼光来 看，我并不奇怪。植物间的种间相斗是屡见不鲜的：貌似忠厚长者的榕树就是一名残忍的刽子手，它的种子在青梅树或别的树上发芽,长出细小的气根，隧风飘摇， 一旦气根扎地，就长成巨大的支柱， 将寄主重重包围，紧紧盘缠，活活绞死。遍体芬芳的檀香树却是一名地道的吸血鬼， 它无能自食其力，就在根部偷偷伸出吸盘，牢牢附在周围的长春花或者洋金凤等小乔木的根上， 吸取它们的水分和所制造的营养物质。但是，植物界的种间互助也比比皆是呀！ 坡垒与木姜树互相拥抱，薄皮红桐和东方琼楠并排生长，像恩爱夫妻，像孪生姐妹。人们，能够改造自然同时也能改造社会的人们，为什么不让人间多一点种间互 助、少一点种间相斗呢？”
我在＜离不开高山＞中藉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州委书记田期玉的嘴说：“人放错了位置，会变成垃圾。”是想到了我自己，这么些年我们这些知识分子被放在不适当的工作岗位，不能发挥自己的才能、特长，成了垃圾、废物。
我 在＜一个古怪的领导人＞中写江苏盱眙县委常委张施钜不请客收礼，不陪吃陪喝，来了亲友住招待所按价付钱、 不占公家便宜等等，被大家认为是古怪人。也是想到我自己因为坚持真理被打成顽固右派、被认为是精神病、怪物等等。我写：“要是大家都学他，这位领导人就不 显得古怪了。”因为我就对大家说过：“要是你们都像我一样说真话，我一个人就不会这样惨了”；也就不被认为有病、怪了。
在 文化大革命的初期,我坐在办公室里写小字报歌颂一大二公、人民公社，批判包产到户、 责任田等等，现在到农村、渔村一看，反过来了。我在＜第二次贷款＞中，写了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山东荣成县（现改为荣成市）大鱼岛渔民在大队总支书记毕可友的领导下， 改正“一平二调”，建立岗位责任制，勤干苦干，还清了第一次贷款，并富裕起来，遭到人们眼红。 上级来了工作组，把大队核算改为公社一级核算，穷过渡把他们又过渡穷了， 以后又改正过来，渔民们饱含信心，要还清第二次贷款。我在＜常东昌找穷根＞中，写湖北随县（现改为随州市）县委书记常东昌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到农村访贫问 苦找穷根，知道他们穷在只在两分田里打算盘， 放过广大的山场、水场，只抓粮食，不搞多种经营；穷在连两分田也没种好， 因为他们只抓水稻，不抓旱作物，说什么“收不上稻谷收稻草，收不上稻草收思想” ；穷在“大锅饭”，没有责任制。于是，和大家一块找出一些挖穷根的种种办法。
以 前我因站在无辜的斗争对象一边， 当了21年的右派分子，现在我更是理直气壮地抒写人间的不平，为这些被侮辱损害的人们鸣冤叫屈了。虽然我对社会、 农村很少了解，但对民间疾苦感同身受，和这些低层人们的心情一拍即合。我改正后第一篇稿子<双眼失明的大队书记>就是写山东掖县大队书记徐 斌，在挨斗时群众和他心贴心的事迹。我写湖北鄂州＜三山大队渔民的苦和甜＞：“从前，三山大队渔民思旧社会的苦，想新社会的甜；现在，他们思围湖造田的 苦，想因地制宜的甜。”
我 写了一些以前当过右派分子的人，例如海南大学农学部教授林缵春最懂得土地的可贵可亲，他是根扎大地的小草，12级台风刮不走。他被打成右派分子后，把他关 进监牢，他因报国无门，才欲哭无泪。一旦被送去劳改（劳改，是多么可怕的字眼！），他却觉得“好啦，可以在土地上埋头干活啦！”有了土地，他就有了生命， 他就像他所爱的土地一样，一边遭受践踏，一边依旧赤诚的奉献。他培育出两个水稻高产品种，大受农民欢迎。他“改正”后，“开发海南”的号角一响，他心里像 烧着一团火，日夜不得安宁。70多岁了，不停地写文章、写书，到处开会、调查、讲演、献计献策，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模范教师。
绝 大部分人都是因为向党提了正确意见才被打成右派分子的，“改正”后，人们不是全都了解，不少人仍然受到歧视。＜围着生产转＞一文，我写了这样的事。我写的 是北京化学工业第三厂厂长曹印修的事迹。我特地写了一节“出速度、出效益、要靠知识分子”。写到前“右派分子”黄绍元入党时受到阻挠，人们说：“他是右派 分子，虽然改正了，和党不是一条心的。”曹印修冒火了：“他从来对党就没有两条心！”黄绍元原先是北京工业学院的学生，1957年，因为实验室连续出事 故，向学院领导提了意见，被划成右派分子。他的意见完全正确！他在化工三厂劳改20多年，任劳任怨，又有真才实学。曹印修让他在职工大会上向大家汇报思 想，谈他在各种逆境中如何奋斗，人们被感动了：“他业务、政治素质都高，被耽误了二十几年，再误下去，我们的罪过更大了！”不久，他入了党，还被选为厂长 和劳动模范。
我 还为地富反坏右的家属打抱不平，谴责株连风，并写出他们身处逆境自强不息的精神。像湖北鄂州富农的14岁儿子周启才被渔场遣送回家，他在家摸索着养鱼，找 到鉴别鱼苗、解决鱼苗饲料、人工繁殖等难题，成了从＜沙窝里蹦出的“渔博士”＞。鄂州“历史反革命”的13岁儿子邵树人因父亲问题上不了中学，混在大人堆 里当养路工。他刻苦自学文化，研究用太阳能养路，制造出移动式太阳能自动跟踪加热沥青的装置，成了国家级有特殊贡献的专家。海南岛保亭热带作物研究所工程 师潘藕洁干了一辈子橡胶育种工作，因丈夫被打成右派分子，受到比丈夫更大的虐待、折磨，但她“哪怕心上插把刀”，仍然“一心一意为橡胶”。优良的种子在坏 环境下依然品性优良，她这颗优良的种子在逆境中培育的苗圃是全所最好的。
1994 年以后， 我接连摔跤骨折，不能上山下乡跑工厂，去过别人的生活，我要找回我自己，直接写写我自己了。1996年夏天开始，我以74岁的高龄学习电脑。我很痛心地发 觉,我在35岁以前，没有一个时刻、一件事是全心全意为了党为了人民,可以写进光荣的革命回忆录的。 我的确没有什么摆脱了个人主义的低级趣味、堪称为是革命的经历。但在1957年35岁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我正是为了党、为了革命、为了真理，摆脱了个 人主义的低级趣味，向党仗义直言，才碰得头破血流、惨不忍睹的。我的心被一把刀撕成一片一片，我不能再像受伤的野兽一样，躲进森林偷偷去舔自己的伤口。我 要公开亮出自己的伤口，因为这伤口不仅仅是我个人的，而且是我们国家的、民族的。历史的过错是一宗难得的财富，正像恩格斯说的那样："伟大的民族，正如伟 大的阶级一样，无论从哪个方面学习，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我们这一代人，付出了巨大代价，又提供了巨大资源， 如果我们付出了巨大代价，却不利用这巨大资源，去吸收应得的教益，那就比付出代价还要可悲。 我们每一代人都为下一代活着，也为下一代死。如果后世人因为我们的经历警醒过来，永远不再重复我们这一代人的苦难，我们虽然大大不幸，但也活得有价值。
于是，我写回忆录、写采写经验………
1981年，我当选为人民日报社好党员，1982年当选为中央直属机关先进工作者，1983年当选为全国妇联第5届执行委员。现已离休,是人民日报社高级记者，被授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
人们赞美从悬崖缝里钻出的小草，赞美顶石而立的竹笋，同时也称赞我生命力的顽强。小草、竹笋的确值得赞美。但是，如果没有悬崖、石头，它们可能会长成大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