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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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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云淡水暖
新华网5月29日发表了三位新华社记者程云杰、王建华、林建扬的文章《从唐山到汶川：中国的改变 》，草民看过的第一反应是，这三位记者是真心实意地歌颂盛世之下抢险救灾的伟大壮举的，也是想通过强烈的对比反映今昔差距的。但是，草民觉得有些遗憾，就是没有把两个时代的同一种东西进行挖掘，什么东西呢，唐山人民在地震来临时奋起自救的不屈、被救者又救他人的集体精神，人民解放军十万大军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跑步进入、徒手挖掘的为人民群众的生命不惜付出一切的精神，这些，在汶川大地震中也有突出表现。但文章的副标题说了，是“中国的改变”，可能不屑比较相同的东西罢。
文章的笔墨着重在描述唐山地震时的种种“不正常”方面，比较核心的如“在防震棚外，‘批邓抗震两不误’的标语随处可见——无论是电线杆还是残破的墙头，时刻提醒人们‘阶级斗争’仍然是当时中国的首要任务。已持续10年的‘文革’阴霾笼罩下的中国，国民经济濒临崩溃，政治、思想、组织处于不同程度的混乱之中，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遭到破坏。…报纸、电台很少提及军队和民众在唐山震区如何开展抗震救灾、解救残垣断壁下的受困者，而更多的是报道正在深入开展的‘废墟上的批斗会’。”
但草民在电视上看到自发去支援汶川灾区的唐山志愿者们对32年前的那场大地震，说得最多的就是一个意思“感恩”，就是说全中国人民当时都在支援唐山，他们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有的到四川灾区支援的唐山人，可能当时还没有出生，但据说是家里“老人常念叨”。平民的视角，跟当记者的文人知识分子的就是有些不一样，政治嗅觉不太敏感。《从唐山到汶川》虽然像是在揭露当年的“政治挂帅”、“阶级斗争为纲”。但同时，也是像是另外一种变相的“政治挂帅”。
但是，三记者在文中以“例如，‘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与‘私有财产不可侵犯’被写入宪法”来彰显“中国的变化”的时候，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没有完整地叙述宪法“第十三条 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这一段，难道把“公民的合法的”几个字加上，会“减弱”说服力？看不懂，好像总有人对这几个字不感冒。
文章说“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所所长汪同三说，如果和３２年前的唐山大地震时期相比，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增长了数十倍，尤其是近些年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无疑为中国政府的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积累了深厚的物质基础。…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也都有了明显的提升。”，这点应该是很值得一提的，但是，还应该提一下，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新中国刚成立不到27周年，现在已经又过了32年，远长于前27年，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必然的，这种比较没有太大震撼力。
有意思的是，文章开头说“‘阶级斗争’仍然是当时中国的首要任务。已持续10年的‘文革’阴霾笼罩下的中国，国民经济濒临崩溃，”，文章当中又说“‘早出煤、早出钢、早出陶瓷’是当年唐山抗震救灾的突出目标，个人和家庭生活的恢复很少被公开提及。煤、钢和陶瓷是重工业城市唐山的标志。”，既然“‘阶级斗争’仍然是当时中国的首要任务”，怎么又说“‘早出煤、早出钢、早出陶瓷’是当年唐山抗震救灾的突出目标，”呢，草民理解作者的意思，是说当时不“以人为本”，而是“以经济、工业生产为本”，“淡化”了人的“存在”，但既然是如此把工业生产作为“抗震救灾的突出目标”，那么，又何来“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呢，连抗震救灾都在拼命追求经济发展，怎么会“濒临崩溃”呢。这可能是属于多人合写，各管一段，后面的不顾前面的结论，未能圆说。草民单位的老总，就老骂一些年轻记者，写东西顾头不顾腚。
当然，记者要写这样的全景似的宏论，篇幅有限，难免挂一漏万，不可能面面俱到，要不然，可以比较的东西还太多，比如，唐山地震发生在半夜3点，人群处于熟睡状态，大部分被捂在屋内，而汶川地震发生在白天，许多人在室外活动，比如一个村庄绝大多数人都在地里干活，所以几乎无人伤亡。比如，唐山地震时，道路断裂，桥梁倒塌，北京、沈阳两军区部队强行军跑步进入，除灾区部队外，8小时内，有数万解放军进入核心震区。而汶川周边崇山峻岭，路途艰难，部队强行军也需要10几20小时才能进入核心震区，这种差别可比也不可比。
但草民注意到，新华社三记者可能没有关注到5月25日《重庆晨报》的一篇报道，或者自己未在灾区挖掘这方面的材料，标题叫做“专家调研北川中学：‘哪个王八蛋建的楼’”。
文中说到，【武汉理工大学危机与灾害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宋英华博士含着眼泪面对北川中学的废墟说“这下面还埋着几百条鲜活的生命，是哪个王八蛋建的这两幢教学楼啊？”】，草民不解，汶川地震倒塌的房屋成千上万，学校也不例外，宋博士为何独对此楼开骂呢，有原因的【宋博士指着北川中学垮塌的教学楼告诉在场的媒体记者，左面的一幢楼房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建的，在这次地震中没有垮塌；右边这一幢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建的，在地震中也没有垮，而唯独完工于1997年的五层教学楼垮了。1500多人在上课，只有两三百人跑出来】。
宋博士大为不解【灾害最严重的这幢教学楼，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建设的，照理说，建筑技术、建筑设计、建筑材料，都比六十年代先进，为什么偏偏垮了？】。
草民想，如果新华社三记者看后，如何解读这种“改变”？是不是可以认为，三幢教学楼震后的不同境况，至少在北川中学这个小小的地方反映了某种“改变”，人们在参与教室建设工程时对待工程质量、金钱利益方面的“改变”，人们可能更为注重对金钱、物欲的追逐，忽略了道德、良知、责任层面的东西。“先富起来”的诱惑和不择手段得逞的范例，往往使人处于“利令智昏”的狂热拜金主义的迷茫，不作假、不掺杂、不谋私者，往往不得志、不得利。
早在1998年抗洪救灾的时候，朱镕基总理就破口大骂长江某些堤防的垮塌是“王八蛋工程”、“豆腐渣工程”，新华社三记者还应该全景式地论证一下，自“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变为“改变”后，“王八蛋”们是多了，还是少了，这种“改变”的趋势，是如何走向的。
“濒临崩溃”、“处于混乱”时建的教学楼，尚可生存，经济总量数十倍增长之后建的楼却垮塌了，数百花季生命随风飘逝，看来，精神、道德、良知层面的财富，并未与经济总量正比地增长数十倍，这算不算是“改变”？
新华网5月29日发表了三位新华社记者程云杰、王建华、林建扬的文章《从唐山到汶川：中国的改变 》，草民看过的第一反应是，这三位记者是真心实意地歌颂盛世之下抢险救灾的伟大壮举的，也是想通过强烈的对比反映今昔差距的。但是，草民觉得有些遗憾，就是没有把两个时代的同一种东西进行挖掘，什么东西呢，唐山人民在地震来临时奋起自救的不屈、被救者又救他人的集体精神，人民解放军十万大军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跑步进入、徒手挖掘的为人民群众的生命不惜付出一切的精神，这些，在汶川大地震中也有突出表现。但文章的副标题说了，是“中国的改变”，可能不屑比较相同的东西罢。
文章的笔墨着重在描述唐山地震时的种种“不正常”方面，比较核心的如“在防震棚外，‘批邓抗震两不误’的标语随处可见——无论是电线杆还是残破的墙头，时刻提醒人们‘阶级斗争’仍然是当时中国的首要任务。已持续10年的‘文革’阴霾笼罩下的中国，国民经济濒临崩溃，政治、思想、组织处于不同程度的混乱之中，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遭到破坏。…报纸、电台很少提及军队和民众在唐山震区如何开展抗震救灾、解救残垣断壁下的受困者，而更多的是报道正在深入开展的‘废墟上的批斗会’。”
但草民在电视上看到自发去支援汶川灾区的唐山志愿者们对32年前的那场大地震，说得最多的就是一个意思“感恩”，就是说全中国人民当时都在支援唐山，他们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有的到四川灾区支援的唐山人，可能当时还没有出生，但据说是家里“老人常念叨”。平民的视角，跟当记者的文人知识分子的就是有些不一样，政治嗅觉不太敏感。《从唐山到汶川》虽然像是在揭露当年的“政治挂帅”、“阶级斗争为纲”。但同时，也是像是另外一种变相的“政治挂帅”。
但是，三记者在文中以“例如，‘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与‘私有财产不可侵犯’被写入宪法”来彰显“中国的变化”的时候，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没有完整地叙述宪法“第十三条 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这一段，难道把“公民的合法的”几个字加上，会“减弱”说服力？看不懂，好像总有人对这几个字不感冒。
文章说“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所所长汪同三说，如果和３２年前的唐山大地震时期相比，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增长了数十倍，尤其是近些年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无疑为中国政府的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积累了深厚的物质基础。…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也都有了明显的提升。”，这点应该是很值得一提的，但是，还应该提一下，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新中国刚成立不到27周年，现在已经又过了32年，远长于前27年，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必然的，这种比较没有太大震撼力。
有意思的是，文章开头说“‘阶级斗争’仍然是当时中国的首要任务。已持续10年的‘文革’阴霾笼罩下的中国，国民经济濒临崩溃，”，文章当中又说“‘早出煤、早出钢、早出陶瓷’是当年唐山抗震救灾的突出目标，个人和家庭生活的恢复很少被公开提及。煤、钢和陶瓷是重工业城市唐山的标志。”，既然“‘阶级斗争’仍然是当时中国的首要任务”，怎么又说“‘早出煤、早出钢、早出陶瓷’是当年唐山抗震救灾的突出目标，”呢，草民理解作者的意思，是说当时不“以人为本”，而是“以经济、工业生产为本”，“淡化”了人的“存在”，但既然是如此把工业生产作为“抗震救灾的突出目标”，那么，又何来“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呢，连抗震救灾都在拼命追求经济发展，怎么会“濒临崩溃”呢。这可能是属于多人合写，各管一段，后面的不顾前面的结论，未能圆说。草民单位的老总，就老骂一些年轻记者，写东西顾头不顾腚。
当然，记者要写这样的全景似的宏论，篇幅有限，难免挂一漏万，不可能面面俱到，要不然，可以比较的东西还太多，比如，唐山地震发生在半夜3点，人群处于熟睡状态，大部分被捂在屋内，而汶川地震发生在白天，许多人在室外活动，比如一个村庄绝大多数人都在地里干活，所以几乎无人伤亡。比如，唐山地震时，道路断裂，桥梁倒塌，北京、沈阳两军区部队强行军跑步进入，除灾区部队外，8小时内，有数万解放军进入核心震区。而汶川周边崇山峻岭，路途艰难，部队强行军也需要10几20小时才能进入核心震区，这种差别可比也不可比。
但草民注意到，新华社三记者可能没有关注到5月25日《重庆晨报》的一篇报道，或者自己未在灾区挖掘这方面的材料，标题叫做“专家调研北川中学：‘哪个王八蛋建的楼’”。
文中说到，【武汉理工大学危机与灾害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宋英华博士含着眼泪面对北川中学的废墟说“这下面还埋着几百条鲜活的生命，是哪个王八蛋建的这两幢教学楼啊？”】，草民不解，汶川地震倒塌的房屋成千上万，学校也不例外，宋博士为何独对此楼开骂呢，有原因的【宋博士指着北川中学垮塌的教学楼告诉在场的媒体记者，左面的一幢楼房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建的，在这次地震中没有垮塌；右边这一幢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建的，在地震中也没有垮，而唯独完工于1997年的五层教学楼垮了。1500多人在上课，只有两三百人跑出来】。
宋博士大为不解【灾害最严重的这幢教学楼，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建设的，照理说，建筑技术、建筑设计、建筑材料，都比六十年代先进，为什么偏偏垮了？】。
草民想，如果新华社三记者看后，如何解读这种“改变”？是不是可以认为，三幢教学楼震后的不同境况，至少在北川中学这个小小的地方反映了某种“改变”，人们在参与教室建设工程时对待工程质量、金钱利益方面的“改变”，人们可能更为注重对金钱、物欲的追逐，忽略了道德、良知、责任层面的东西。“先富起来”的诱惑和不择手段得逞的范例，往往使人处于“利令智昏”的狂热拜金主义的迷茫，不作假、不掺杂、不谋私者，往往不得志、不得利。
早在1998年抗洪救灾的时候，朱镕基总理就破口大骂长江某些堤防的垮塌是“王八蛋工程”、“豆腐渣工程”，新华社三记者还应该全景式地论证一下，自“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变为“改变”后，“王八蛋”们是多了，还是少了，这种“改变”的趋势，是如何走向的。
“濒临崩溃”、“处于混乱”时建的教学楼，尚可生存，经济总量数十倍增长之后建的楼却垮塌了，数百花季生命随风飘逝，看来，精神、道德、良知层面的财富，并未与经济总量正比地增长数十倍，这算不算是“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