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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罪犯等边缘人群的界定和态度，体现社会文明和进步的程度。
1983年开始“严打”，社会面对罪犯时的核心观念是安全与秩序，讲究就以运动方式施行专政、加以重典。这里“政”“法”一体，“政”大于“法”，政策处置多于依法治理。而被打者的人权，没有得到及时全面的尊重和保障，1982年宪法公民权利至上的思想没有得到切实贯彻。
2003年，时任公安部长的周永康第一次正式提出：“公安机关要促进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在公平和正义的警政思想的指引下，对“严打”的反思开始进入政府过程。
本报记者方兴 实习生黄宇 广州、长沙报道
2001年4月2日，重庆市公安局在南坪宏声广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扒公处大会”，对60名扒窃犯罪嫌疑人进行公开处理。据悉，重庆公安机关投入上千警力开展为期100天的反扒专项斗争，一周时间以来已在公交线路上捉获扒窃违法犯罪嫌疑人员540余名，“严打”声势还将继续保持，以增加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图／CFP
2008年4月17日。中山大学。骆梅芬小心翼翼地捧出几张发黄的纸，主题是“论刑罚的适度及其局限性”，副题是“兼评‘从重从快’的刑事政策”，副题比主题更醒目。
这是骆梅芬1985年4月在“全国首次法制系统科学讨论会”上的发言稿。当时，她即将从中山大学法律系毕业。
1983年7月17日全国开始“严打”，到1984年进行到第二战役阶段时，骆梅芬来到广州市一家检察院实习，她在这里接触到了许多案例，并据此写成了上面这份发言稿。
如今，骆梅芬是广东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她清楚地记得，1983年上半年，社会犯罪出现“井喷”。国内杀人、抢劫、强奸等恶性刑事犯罪时有发生，形成建国以来的第四个刑事犯罪高峰期。最著名的有沈阳王宗玮、王宗方兄弟流窜抢劫杀人袭警，杀死11人；上海“控江路流氓团伙滋扰事件”、湖南的“斧头帮”和唐山“菜刀队”流氓团伙案等，严重妨害人民群众的正常工作和生活。
大批待业青年无所事事
学生时代的骆梅芬，并不了解当年社会犯罪“井喷”的原因何在。国家如今解密的数字显示：1979年，全国城市积累的待业人口已经达到2000万，是建国以来待业人数的最高点。压力不止在小城市，大城市更大，北京市待业人员40万人，占城市总人口8.6%，平均每2.7户城市居民中就有一人在街头混。1980年，中央下决心彻底终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知青返乡，就业压力再次骤增。北京市的一份调查说，大批青年无所事事，游荡在社会上，惹是生非，犯罪率上升，败坏社会风气。
诸多案例中最让骆梅芬难忘的是：1982年，中山大学对面有一个广州电机厂，两个混混发生口角，一个抽刀砍向另一个；另外两群学生放学回家路上，三言两语不对，便一拥而上打起了架，致使多人重伤。
这只是南方一省会城市广州的部分罪案。即使在流动人口不多的内地湖南，流氓团伙作案，偷盗抢劫和杀人放火也到了明目张胆的地步。三个小青年整天混在一起不务正业，某天在街头遇到一个提着水果的小青年，三个人于是要求提水果的青年掏出身上的钱，提水果的青年不从，两位小青年最后抢走15元现金和水果。这起案子，湖南省法学会刑法学专业委员会会长马长生至今还记忆犹新。当时他是湖南省人民检察院监所检察组正科级干部，此时节，一个刑事犯罪高峰正在转型期的社会出现。
朱建华案与迟志强案
从1983年7月份开始，从重从快从严的“严打”斗争开始迅速波及千家万户。“‘严打’开展以后，取得了辉煌的战果。”这是当时的公安部长刘复之后来在《回忆邓小平》文章中的一段话：特别是1983年8月至年底的第一战役第一仗，行动快，来势猛，给犯罪分子以重大打击。在此期间，摧毁了犯罪团伙7万多个，群众扭送犯罪分子47000多人，投案自首的10万多名。“经过这次打击，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被震慑下去了，各种公共场所秩序好转了，妇女上夜班不要家人护送了。”
最有名的一个案件算天津朱建华案。骆梅芬说，朱建华是朱德的孙子，当时是天津市人民银行的行长，权大，官大，人很帅，很讨女孩子的喜欢，于是经常换女孩子。那一年，朱建华的行为算是一个大罪。朱建华被枪毙。后来一些人认为这个案子判得太重。
过于从快的案件也有很多。当时正在检察院实习的骆梅芬了解到，面对“严打”，广州电机厂门口发生的混混刀伤人事件进程急转直下：海珠区将行凶者判了4年。重伤者家属不服，提起上诉，恰好赶上这次“严打”，第二年年初行凶者被枪毙。另一起打群架的案件，带头的学生也被正法。在这些案件中，骆梅芬开始反思“从重从快从严”的惩罚后果。
最让她难以理解的是偶像迟志强被抓。1982年，迟志强到南京拍摄影片《月到中秋》时，“几个男孩和女孩经常在一起玩，听着邓丽君的《甜蜜蜜》，跳贴面舞，看内部小电影”(迟志强语)。引起邻居们的反感。结果，1983年“严打”开始后，正在河北完县外景地拍摄《金不换》的迟志强突然被拘捕。江苏省审判委员会迅速作出决定：迟志强一案，所有涉案人员均按“流氓罪”论处；迟志强的行为已构成流氓罪，监禁4年。“当时的感觉是，一个人出事，可以牵扯出30个人。”骆梅芬说。
“严打”只能治标，不能治本
据当时的公安部长刘复之回忆，1983年严打第一战役后，1984年和1985年相继开展了第二战役和第三战役，以期达到最佳效果。1984年经济犯罪收案数量比1983年减少9.45%至46625件；但是1985年又增加到48400件，比1984年增加了3.8%。从结果上看，是不是这些战役最后事与愿违？
根据1987年《中国法律年鉴》统计，全国公安机关立案的严重盗窃案件数量从1983年“严打”后并未递减：1982年为15462件，1983年没有记录，1984年为16340件，1985年为34643件，1986年为42192件，1987年为58661件；此后新的年鉴数字更加惊心触目，1988年达到122042件，1989年达到277147件，1990年为295418件，1991年达到329229件。
“从刑事大案发案率来看，1983年“严打”后的重大特大案件也在逐年增加：1985年比1984年上升了31.8%，1986年比1985年上升了17%。”骆梅芬说，1988年上半年与1987年同期相比，法院受理的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杀人、抢劫、重大盗窃、流氓等犯罪案件上升了36.4%。
“‘严打’只能治标，之后社会治安出现反弹，说明严打并不能治本。”在全国首次法制系统科学讨论会上的发言中，当时还是法律系学生的骆梅芬大胆预言：“‘严打’之后治安状况短暂好转，并非社会综合治理取得了效果。社会上对抗社会的人，仅是迫于刑罚一时威严而可能暂时停止作恶。等情形缓和之后他们还会重新向社会挑战。”
这个预言在后来许多“再出手”的“作奸犯科”大案中得到印证：曹辉，1983年19岁时，因女朋友告发他强奸，以“流氓罪”服刑17年，2000年释放。他后来成为轰动一时的贵州兴仁县县长文建刚惨遭灭门案的凶手。靳如超，与某女人闹矛盾被对方举报为强奸，恰逢“严打”，于是判刑8年。出狱后的2001年，他制造了轰动世界的石家庄特大爆炸案。
“织网防控”模式取代“严打”
骆梅芬后来意识到，1983年这次“严打”之后出现的若干现象，正是“从重从快从严”刑事政策的骤然实施，使司法人员失去必要的思想准备，从而产生任意扩大打击对象范围，不严格依法定程序办案而滥施刑罚的结果。加上带有运动色彩，“重惩罚，轻预防”，一味地强调事后“打击”功效，忽视事前预防作用，使“严打”治标不治本。
“某工厂有五百多人，那一年下达的‘严打’指标是30人，超过了百分之五，据说是给人数少的小厂子分摊了百分之一的指标。为了完成任务，把在厕所写脏话的都抓了起来。还有一个工人更倒霉，他本来在厂子里没什么事，便把他在学生时代的老底翻了出来，他在学校偷了同学十几元钱，其实已经被学校处理过了，这次为了凑数，送进了拘留所，最后被判了二年徒刑。”这是运动的恶果，也是“重惩罚，轻预防”的表现。
当社会研究者和法律工作者对“严打”日益感到“惶恐”时，国家掌握扬善惩恶武器的机构也在深思“严打”在某些地方只注意“从重从快从严”而忽略“依法”二字所带来的负面效应。
2003年，时任公安部长周永康第一次正式提出：“公安机关要促进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2004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罗干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提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同时强调“依法”从重从快从严打击刑事犯罪还会是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坚持的政策。6个月后，北京市公安局局长马振川在大会上坦言，“严打”是在特殊时期，为解决违法犯罪形势采用的特殊手段。但以战役式统一行动为主导的警务模式，已开始制约公安事业全面协调发展，北京市公安局将进行警务变革，用“织网防控”模式取代“严打”。
骆梅芬说，北京市对“严打”态度的这种转变意义深远。尽量铲除罪恶存在的土壤，才是减少犯罪的正途。这种“预防”的思路，意味着不再将“打击”看作应对犯罪的唯一、最高手段，并且随着预防功效的逐步显现，人们将从心底摒弃以“严打”换取社会安宁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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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时任公安部长的周永康第一次正式提出：“公安机关要促进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在公平和正义的警政思想的指引下，对“严打”的反思开始进入政府过程。
本报记者方兴 实习生黄宇 广州、长沙报道
2001年4月2日，重庆市公安局在南坪宏声广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扒公处大会”，对60名扒窃犯罪嫌疑人进行公开处理。据悉，重庆公安机关投入上千警力开展为期100天的反扒专项斗争，一周时间以来已在公交线路上捉获扒窃违法犯罪嫌疑人员540余名，“严打”声势还将继续保持，以增加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图／CFP
2008年4月17日。中山大学。骆梅芬小心翼翼地捧出几张发黄的纸，主题是“论刑罚的适度及其局限性”，副题是“兼评‘从重从快’的刑事政策”，副题比主题更醒目。
这是骆梅芬1985年4月在“全国首次法制系统科学讨论会”上的发言稿。当时，她即将从中山大学法律系毕业。
1983年7月17日全国开始“严打”，到1984年进行到第二战役阶段时，骆梅芬来到广州市一家检察院实习，她在这里接触到了许多案例，并据此写成了上面这份发言稿。
如今，骆梅芬是广东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她清楚地记得，1983年上半年，社会犯罪出现“井喷”。国内杀人、抢劫、强奸等恶性刑事犯罪时有发生，形成建国以来的第四个刑事犯罪高峰期。最著名的有沈阳王宗玮、王宗方兄弟流窜抢劫杀人袭警，杀死11人；上海“控江路流氓团伙滋扰事件”、湖南的“斧头帮”和唐山“菜刀队”流氓团伙案等，严重妨害人民群众的正常工作和生活。
大批待业青年无所事事
学生时代的骆梅芬，并不了解当年社会犯罪“井喷”的原因何在。国家如今解密的数字显示：1979年，全国城市积累的待业人口已经达到2000万，是建国以来待业人数的最高点。压力不止在小城市，大城市更大，北京市待业人员40万人，占城市总人口8.6%，平均每2.7户城市居民中就有一人在街头混。1980年，中央下决心彻底终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知青返乡，就业压力再次骤增。北京市的一份调查说，大批青年无所事事，游荡在社会上，惹是生非，犯罪率上升，败坏社会风气。
诸多案例中最让骆梅芬难忘的是：1982年，中山大学对面有一个广州电机厂，两个混混发生口角，一个抽刀砍向另一个；另外两群学生放学回家路上，三言两语不对，便一拥而上打起了架，致使多人重伤。
这只是南方一省会城市广州的部分罪案。即使在流动人口不多的内地湖南，流氓团伙作案，偷盗抢劫和杀人放火也到了明目张胆的地步。三个小青年整天混在一起不务正业，某天在街头遇到一个提着水果的小青年，三个人于是要求提水果的青年掏出身上的钱，提水果的青年不从，两位小青年最后抢走15元现金和水果。这起案子，湖南省法学会刑法学专业委员会会长马长生至今还记忆犹新。当时他是湖南省人民检察院监所检察组正科级干部，此时节，一个刑事犯罪高峰正在转型期的社会出现。
朱建华案与迟志强案
从1983年7月份开始，从重从快从严的“严打”斗争开始迅速波及千家万户。“‘严打’开展以后，取得了辉煌的战果。”这是当时的公安部长刘复之后来在《回忆邓小平》文章中的一段话：特别是1983年8月至年底的第一战役第一仗，行动快，来势猛，给犯罪分子以重大打击。在此期间，摧毁了犯罪团伙7万多个，群众扭送犯罪分子47000多人，投案自首的10万多名。“经过这次打击，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被震慑下去了，各种公共场所秩序好转了，妇女上夜班不要家人护送了。”
最有名的一个案件算天津朱建华案。骆梅芬说，朱建华是朱德的孙子，当时是天津市人民银行的行长，权大，官大，人很帅，很讨女孩子的喜欢，于是经常换女孩子。那一年，朱建华的行为算是一个大罪。朱建华被枪毙。后来一些人认为这个案子判得太重。
过于从快的案件也有很多。当时正在检察院实习的骆梅芬了解到，面对“严打”，广州电机厂门口发生的混混刀伤人事件进程急转直下：海珠区将行凶者判了4年。重伤者家属不服，提起上诉，恰好赶上这次“严打”，第二年年初行凶者被枪毙。另一起打群架的案件，带头的学生也被正法。在这些案件中，骆梅芬开始反思“从重从快从严”的惩罚后果。
最让她难以理解的是偶像迟志强被抓。1982年，迟志强到南京拍摄影片《月到中秋》时，“几个男孩和女孩经常在一起玩，听着邓丽君的《甜蜜蜜》，跳贴面舞，看内部小电影”(迟志强语)。引起邻居们的反感。结果，1983年“严打”开始后，正在河北完县外景地拍摄《金不换》的迟志强突然被拘捕。江苏省审判委员会迅速作出决定：迟志强一案，所有涉案人员均按“流氓罪”论处；迟志强的行为已构成流氓罪，监禁4年。“当时的感觉是，一个人出事，可以牵扯出30个人。”骆梅芬说。
“严打”只能治标，不能治本
据当时的公安部长刘复之回忆，1983年严打第一战役后，1984年和1985年相继开展了第二战役和第三战役，以期达到最佳效果。1984年经济犯罪收案数量比1983年减少9.45%至46625件；但是1985年又增加到48400件，比1984年增加了3.8%。从结果上看，是不是这些战役最后事与愿违？
根据1987年《中国法律年鉴》统计，全国公安机关立案的严重盗窃案件数量从1983年“严打”后并未递减：1982年为15462件，1983年没有记录，1984年为16340件，1985年为34643件，1986年为42192件，1987年为58661件；此后新的年鉴数字更加惊心触目，1988年达到122042件，1989年达到277147件，1990年为295418件，1991年达到329229件。
“从刑事大案发案率来看，1983年“严打”后的重大特大案件也在逐年增加：1985年比1984年上升了31.8%，1986年比1985年上升了17%。”骆梅芬说，1988年上半年与1987年同期相比，法院受理的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杀人、抢劫、重大盗窃、流氓等犯罪案件上升了36.4%。
“‘严打’只能治标，之后社会治安出现反弹，说明严打并不能治本。”在全国首次法制系统科学讨论会上的发言中，当时还是法律系学生的骆梅芬大胆预言：“‘严打’之后治安状况短暂好转，并非社会综合治理取得了效果。社会上对抗社会的人，仅是迫于刑罚一时威严而可能暂时停止作恶。等情形缓和之后他们还会重新向社会挑战。”
这个预言在后来许多“再出手”的“作奸犯科”大案中得到印证：曹辉，1983年19岁时，因女朋友告发他强奸，以“流氓罪”服刑17年，2000年释放。他后来成为轰动一时的贵州兴仁县县长文建刚惨遭灭门案的凶手。靳如超，与某女人闹矛盾被对方举报为强奸，恰逢“严打”，于是判刑8年。出狱后的2001年，他制造了轰动世界的石家庄特大爆炸案。
“织网防控”模式取代“严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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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工厂有五百多人，那一年下达的‘严打’指标是30人，超过了百分之五，据说是给人数少的小厂子分摊了百分之一的指标。为了完成任务，把在厕所写脏话的都抓了起来。还有一个工人更倒霉，他本来在厂子里没什么事，便把他在学生时代的老底翻了出来，他在学校偷了同学十几元钱，其实已经被学校处理过了，这次为了凑数，送进了拘留所，最后被判了二年徒刑。”这是运动的恶果，也是“重惩罚，轻预防”的表现。
当社会研究者和法律工作者对“严打”日益感到“惶恐”时，国家掌握扬善惩恶武器的机构也在深思“严打”在某些地方只注意“从重从快从严”而忽略“依法”二字所带来的负面效应。
2003年，时任公安部长周永康第一次正式提出：“公安机关要促进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2004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罗干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提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同时强调“依法”从重从快从严打击刑事犯罪还会是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坚持的政策。6个月后，北京市公安局局长马振川在大会上坦言，“严打”是在特殊时期，为解决违法犯罪形势采用的特殊手段。但以战役式统一行动为主导的警务模式，已开始制约公安事业全面协调发展，北京市公安局将进行警务变革，用“织网防控”模式取代“严打”。
骆梅芬说，北京市对“严打”态度的这种转变意义深远。尽量铲除罪恶存在的土壤，才是减少犯罪的正途。这种“预防”的思路，意味着不再将“打击”看作应对犯罪的唯一、最高手段，并且随着预防功效的逐步显现，人们将从心底摒弃以“严打”换取社会安宁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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