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路线，胡乱邦、李昌等人是反对群众搞科研的
◆邓小平路线，胡乱邦、李昌等人是反对群众搞科研的
胡克实不但是邓小平路线的忠实执行者，而且还有胡乱邦、李昌等人作为顶头上司和同伙。
1975年以来的谣言横飞正是从他们那个防空洞里吹出来的。
尽管文化大革命时很少公布成绩，例如杂交水稻和其他一大批农业科技成果主要是在1969年定为国家重点攻关项目的，并且几乎都是在1975年完全成功成熟的。可是在那个时候的报上，这些成果一个都没有公布。氢弹、人造卫星、回收卫星都是在成功以后才公之于众，一般这类成果也不能不公之于众的。至于核潜艇、导弹驱逐舰、歼八飞机从来就没有公布过。通讯卫星、航天飞行员也从来没有吹过。倒是邓小平一上台就迫不及待地公布我国已经准备发射载人飞船，航天飞行员已经培养，好像这一些都是他上台的功劳。集成电路和大规模集成电路也从来没有吹过。
可是邓小平集团历来大肆攻击文化大革命吹牛。
那是因为他们站在文化大革命的对立面，见不得那一时代的成就。可在那一时代成就累累本来就是事实，不管公布不公布都是事实，他们是真切地知道的。他们仇恨这个时代，也就仇恨这个时代的一切成就。这个时代的成就越大，他们就越是坐立不安。从这一本能出发，他们必须贬低那一时代，于是每听到出现了一个成绩，尽管没有谁在“吹”，他们也必须污之为“吹”。
诸如“我国的地震预报并不先进，成绩是吹的”“我国的地震预报并不成功，都是假的。”“说我国地震预报世界上最先进是吹牛，日本才最先进” “营口地震预报成功是吹的”这些谣言到处乱飞，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完全来自之于上面。就在这些谣言乱飞的同时。上面邓小平的追随者率先开始了类似的说法。
当时邓小平主管国务院，胡乱邦在管科技，大概以为时机成熟了，以前“永不翻案”的指天发誓可以抛掉了，都纷纷跳了出来。
科技部门胡乱邦就有类似说法。
比如1975年10月15日在心理所他说：“本来成绩不大，硬要吹成成绩很大，不要自我麻醉，自我陶醉。”
1975年10月胡乱邦又在数学所座谈会上说：“不能吹，有些人拼命讲成绩，不讲问题，任务是轻率的，讲问题是右派言论。”
1975年10月6日胡乱邦又一次在心理所说：“本来成绩不大，不能硬吹成绩大，现在有些同志对什么是谨慎也弄不清楚，吹牛算不算谨慎？算不算负责？瞎吹牛不算。”
谁在吹？谁拼命地讲成绩，不讲问题？谁说过讲问题就是右派言论？他们应该知道，那时大多数成绩都根本不见报，这能说是什么“拼命吹”吗？邓小平复辟以来才是拼命吹，把以前的没公布的成绩全都记在自己的功劳簿上，不嫌其烦地一而再，再而三地吹嘘“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好形势”那才是明明没有成绩，却硬要吹成成绩很大，才是自我麻醉，自我陶醉。农业明明严重的危机，却要一再地吹嘘什么大丰收，把减产说成高产这才是拼命讲成绩，不讲问题。
谁不讲问题？唐山大地震发生后，中共中央一位副主席在电话里说：“叫你们局长！……”政治局委员们的目光逼注着刘英勇“这次地震，你们事先是否知道？”这是不讲问题吗？唐山地震的资料尘封了九年，而且至今千方百计绕开为什么没有进行群测群防，这是讲问题吗？
邓小平、胡乱邦等人大概还不至于象下面的小爬虫那样制造出什么 “营口地震是日本人帮我们预报的，那时有几个日本专家在辽宁工作”
但是实际上一样，月亮也是外国的圆。
在那个时候我国和西方国家在科技上的差距已经大大缩小了，在有些方面可能还不小，但在地震上不是我们中国，是外国记者把海城地震预报说成是奇迹。可是胡乱邦却说：“差距很大，不是一个很大，恐要两个很大，美籍华人科学家说：‘不相信二十年内科技能够赶上美国’他的话是科学的预见，总得听嘛！”
如果让邓小平胡乱邦这些人来搞，那不要说二十年，只要他们在统治，那就永远不要想赶上美国，只怕和外国的差距越来越大。至于当时，就以地震来说我们起家才九年，就预报了海城地震，这还能说差距很大吗？
然而他们最最多的言论就是反对开门办科技了。
什么叫开门办科技，这就是说科技工作不能少数专业科技人员在科研机构冷冷清清地搞。而要打开科研机构的大门走出去，到工农中去，到实践中去，从工农中吸取新鲜知识，和工农群众一起实践在实践中长知识。工农群众也不能被排斥在科学文化知识的大门之外，工农群众应该掌握科学文化知识，当科学文化知识的主人。科技工作不但要有专业的科技人员参加，也应该广泛地吸取工农群众参加。
在地震工作中则表现得最最明显的了。1966年我国才开始起步地震预报工作。当时除了有一些地质学家以外，什么都没有，谁也不能称之为地震学家。而地质学和地震学虽有联系毕竟不是一个学科。一切都从头开始。
地震预报工作就在邢台匆匆上马。一切都是那样简单幼稚：科学工作者们到各个村子里，广泛搜集地震前兆，从动物异常、有感小震直到井水变化……像寻找仙草神药似的寻找“预报方法”。“方法”二字成了口头禅，连炊事员卖饭时都要问一问：“同志！找到方法了没有？”三月二十二日，邢台再次发生七点二级强烈地震，四天之后，三月二十六日。奇迹出现了。彷佛冥冥中有个神灵被这群人的虔诚所打动，它竟慷慨地真把大地的秘密透露出来。在灾区的科学工作者感到有一连串的小震。小车司机报告说在路上压死了乱窜的老鼠……当小震平静时，人们根据刚刚总结出的“方法”——“小震密集→平静→大震”的规律，感到有可能发生强余震。晚上八点多钟，收音机又受到奇怪的干扰。科学工作者们下决心发布“预报”。
在那个时候，人与人之间是那么地相处无间。专业的工作者深入村子。虽然钱钢回避了“广泛搜集地震前兆”时，有没有向农民请教，可以想见是向以前历来被“大学者”们所蔑视的农民请教了的。从耿庆国联想起河北邢台地震和云南通海地震震中区的老乡都反映过震前大旱的说法可以看出，这完全是事实，这儿钱钢无意之中透露了出来。炊事员、小车司机本来只要煮好他们的饭，开好他们的车就可以了，但是他们不但也关心预报地震，而且也亲自提供了前兆。就是这种时代的背景，或者说就是“那个畸形的时代”仅仅十八天就发出了第一次成功的内部试报，窥得了大自然的一些秘密。尽管还是很初步的。
就是在“那个畸形的时代”，九年以后我国在海城取得了“真正的辉煌”。辽宁省委广泛发动群众，建立了群测群防队伍，派人到邢台学习取经，演兵布阵，挽弓以待，准备决战一番。责令渤海北部立足有震、大震、早震、夜震，还要求，“瞪大眼睛抓地老虎”，在辽南许多群众熟知并能运用从邢台传来的方法。
什么叫“开门办科技”，这就是“开门办科技”。在科技界通用的名词叫做“开门办科技”，在地震科学部门的专用名词就叫做“群测群防”。“群测群防”就是地震学界的“开门办科技”。反对“开门办科技”在地震学界的具体表现就是反对“群测群防”。所以看看他们对“开门办科技”的态度也就可以知道他们对“群测群防”的态度了。
在一次会议上胡乱邦说：“不要笼统地提开门办所。”又对科学院计划局人员说：“我非但反对开门办科研，还要关上门，在门口站几个岗呢？”在与科学出版社人员谈话时，胡乱邦说：“什么叫开门办所？能够开门办原子能所吗？哪里还‘谢绝参观’哩！……开门办所是弄巧成拙。这种创新还是少点好！”
这完全是胡搅蛮缠！硬把形象化的说法“开门办科技”和科技上的必要保密混在一起。
现在科技上所以必须一定的保密，其最主要的原因首先还是由于存在着国外的敌人。我们保密原不是对着人民群众的，尽管为了保密不得不缩小知道面。
邓小平集团和其胡乱邦等人，对于科技上的保密好像最最认真，其实里通外国，出卖国家机密的正是他们。邓小平篡权复辟后，几乎马上就单方面地把毛泽东时代花了很大力量，在大批科技人员和其他工作人员牺牲了个人自由的代价下，甚至牺牲了后代受教育权等等代价下，辛辛苦苦地研究出来的大量科技成果一览无遗地奉献给了他们的外国主子。我们的飞机工业都给外国看了，我们的西昌卫星基地都给外国看了，我们的核潜艇也给外国看了。可是外国是不是把他们的秘密给我们看了呢？没有，绝对没有。邓小平集团的理由是什么“科学属于全人类”，如真是这样，那么为什么我们的西昌要给美国看，美国的休斯敦就不给我们看？什么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属于全人类，全是一套谎话。是为了给他们的卖国勾当制造“理由”。
他们对外国帝国主义是如此那么对自己的人民呢？那就是另一副样子了。他们的保密原来就是对着我国的人民的。讲穿了他们就是要将人群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大多数人民群众被压在低下，一类是精神贵族高踞于前者的头上。后者剥削着前者。这是他们不对外国保密却对人民保密的根本原因。这种情况也不是现在才是。早在文化大革命前就是这样。许多东西对人民故意弄得很神秘，而外国人来了什么都会拿出来给他们看，甚至提供资料、允许照相。他们反对开门办科研的真正原因也正是如此。
现在科技上所以必须一定的保密，还在于科学并不是什么“全人类的财富”，而是到了谁的手里就是谁的财富。邓小平卖国集团上台以来有多少我国的科研成果无偿地奉献给了他们的外国主子，甚至主动送上门，提供样品，提供资料，详细地跟人家讲解。而这些成果本来必须由我们自己独占利益或者必须让外国出大价钱来买的。可是全被他们拿来孝敬外国主子了。
他们宣称什么“科学是全人类的财富”。外国的科技成果为什么不无偿地提供给我们？有时候他们根本就不卖给我们，不然就要出大价钱。而且买到手以后往往还得接受苛刻的条件，从此以后长期控制在他们手里。一旦他们真的全部卖给我们了，往往是他们要淘汰了。
科学从来就不是什么“全人类的财富”而是到了谁的手里就是谁的财富。在外国资本家手里的科学不是我们的财富，我们要想取得必须出钱买。同样我们自己研究的成果也根本就不应该是全人类的财富。外国帝国主义和外国资本家，也从来没有认为他们手里的科学是全人类的财富。邓小平之流这类宣传纯粹是欺骗我国的人民，为了掩盖他们的卖国行为。
如果不是上述原因，那么不少科技部门倒确实可不不必站岗放哨，不必“谢绝参观”。
李昌在和黑龙江科委人员谈话时说：“开门办所，会产生压力，使人不敢搞理论，现在的主要倾向是知识分子不敢搞理论。”1975年9月28日又对河北科委说：“强调与工农相结合，使人不敢搞理论。”在物理所还说什么：“开门办所不科学。”
这又是胡说八道。理论都是从实践中来的。瓦特是一个工人，创造了蒸汽机，没有他的蒸汽机，就没有卡诺的定理。我国的地震工作者如果在1966年以来不是深入到群众中去，也不会有地震理论。耿庆国的理论启发自一个老农、邢台和云南通海地震震中区的老乡、还有大寨。这不能认为是偶然的，而是特定历史条件下，或者说在“那个畸形的时代”长期积累的结果。没有当时的历史条件使得他和工农结合，也不会有他的旱震理论。
地震工作的成绩正是反驳这个在地震工作刚开始时就被打倒了的反动阶级的谬论的最好证据。
这类谬论几乎是成堆的。如:
胡乱邦在1975年8月在李昌办公室里讲：“科研人员搞科研就是结合实际，为什么一定要到工农业生产中去？”
李昌在1975年7月31日在计算所领导小组会上说：“数学所文化大革命中联系实际多了，理论就压了。”
邓小平搞的《汇报提纲》提出不能笼统地提开门办所，后来不知出于何种心态删去。李昌说：“不写不等于开门办所是对的”
在地震工作中是建立群测群防网站，在农业科技中就是建立四级农科网。在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久的“开门办科技”就应该数四级农科网了。地震群测群防工作具有地域性和时间性，一般来说我们还不能花过大的人力物力在全国普遍地长期地建立地震群测群防网。只能先由专业地震工作者作出长期、中期预报后才开始建立这样的网，而且在地震还不十分紧迫时规模也不能太大，随着地震危险日益临近逐渐地扩大这样的网站。但是农科网就不一样了，他们应该在全国所有的农村都建立起来并且永远存在下去。可是邓小平集团对于四级农科网是激烈地反对的，如黑龙江科委报告开门办所，掺沙子，建立四级农科网时，李昌就说：“这些提法不全面，不成熟，我对农科四级网就打个问号。”
四级农科网对于我国农业科技是立了大功的。不少科技成果是四级农科网研究的，或者参加研究的，还有由于存在四级农科网，许多农民知道了科学种田，并且在农民自己研究农业科技时不再孤立，有了依靠，文化大革命我国的大量优良品种，有一些就是农民培育出来的。还有四级农科网更是推广农业科研成果的好中介。
可是邓小平复辟以后，四级农科网很快地就被他们撕得粉碎。正因为如此，所以现在我国农业科技成果会那么少，已经研究出来的会有那么多没有推广。尤其是许多以前对于培养优良品种作出贡献的农民再也没有听说他们有什么成就了，更不用说出现新的农民发明家了。包产到户也是根本原因之一。
邓小平集团既然会破坏四级农科网，自然更会破坏地震的群测群报网了。十年来人们经常谈到唐山大地震，也谈到其他地震，如海城和其他得到预报的地震，可是“群测群防”这四个字却很少见到。钱钢的文章也是一样。他不能不提到六次，却没有一次表明群测群防有没有效，该不该搞，更没有在说唐山地震没有预报时作为一个问题提到过。相反它的文章实际是竭力回避这一问题的。尤其竭力躲开“谁破坏了群测群防”。而且帮着他们推卸责任。推到他们的对立面上。
由于我们没有胡克实的材料，所以没法说，钱钢又竭力回避。但是作为邓小平的走卒和胡乱邦、李昌的下属和同伙在对待开门办科研上，在地震工作中就是“群测群防”，如果他不反对那才是怪事。批邓中给他开列的罪行和罪证，和汪成民同志要求封存以备审查的资料一样是探究唐山大地震为什么没能在完全可以预报的情况下没有预报的重要资料，甚至是更重要的资料。钱钢如果认为胡克实是无辜的，对他的指控是没有道理的，为什么就不可以把它们全部公布出来呢？让群众来判断，也好洗刷他的冤屈。反过来如果这样的资料长期不予公布，那也是一种公布，告诉我们里面一定有鬼，就像恶鬼害怕阳光那样，他们害怕自己干的见不得人的事见到太阳。
我们希望凡是掌握这些资料的同志能够把它们公布于众。让群众来判断。
唐山大地震未能搞群测群防，胡克实做为党的领导不追求他的责任该追求谁呢？如果说1976年他被批判不能搞，那么1975年呢？正是他们最最春风得意的时候。就是1976年不但不是年初就受到批判，而且只要尚未撤职，还是党组领导，该做的事还是得做。他尽到了党的领导的责任了吗？为什么牵涉到这问题就没有答案了呢？党的领导决不是无限制的发号施令的权力，而是要做好本质工作。在地震工作上就是要做好：
“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依靠广大群众，做好预报预防工作”，或者按照国务院[1974]69号文件所说，地震工作要“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大打人民战争”
搞好群测群防，正是地震工作中的党的领导。
对于真正党的领导该做的不做。只是到处抓权，这决不是共产党的领导。事实上，邓小平、胡乱邦这些人虽然窃取党的名义，至今还以共产党的名义窃取权力，谁反对他们谁就是反对共产党。但是真正共产党的领导早就被他们放弃了。
邓小平不是说过，要给专家作过后勤部长吗？他这是共产党的领导吗？既然他只愿意做后勤部长，那么就让他做个后勤部长好了，又何必要以共产党的领导自居呢？
既然胡克实一贯紧跟刘少奇、邓小平，那么很自然他必然同意邓小平的这一主张。这样看来他本来就不应该当地震局的党组组长，他最合适的位置是当地震局的后勤部长。这样看来1976年7月12日撤他的职又有什么错误呢？他本来就不该尸位素餐。他既然没有起到党的领导的作用，一开始就不能让他当党的领导。
1975年10月胡乱邦在数学所说：“业务由所长抓，支部书记专管支部工作”如果支部书记只管所谓的支部工作，而这支部工作和业务居然一点关系都没有的，那么要这支部干什么？
1975年10月29日胡乱邦在微生物所党委、支部书记会上讲：“如果我是第一把手，我就找个懂业务的，听你的，老老实实。”10页6日在心理所又说：“党委书记不懂业务就老实说：‘所长同志，听你的’如果不听所长的，你这个外行一定要领导内行，轻则瞎指挥，重则破坏。”
如果党仅仅是所长的尾巴的话，要这个党的领导干什么？邓小平集团实际上已经把真正的共产党的领导完全取消了。如果他们真是这样认为，他们一上台就干脆把共产党解散算了。可是他们偏偏还要打着共产党的旗号，他们真正感兴趣的是权力，是要压迫人民，利用共产党在人民中的崇高威望窃取权力，谁反对他们就给谁加上反党的罪名。
党的领导当然不是包办一切，不是要干涉自己不懂的业务。就是懂得一定业务的党的领导，也不仅仅是在自己懂得的范围内根据自己所知的事情发号施令，如有业务知识当然是好的，但是仅仅根据自己的业务知识发号施令，那就不是党的领导，而是一个业务工作者。
外行就一定不能领导内行吗？——在实际上从来就是外行领导内行。如果我乘出租汽车，我不会开汽车，我是外行。但是既然我上了出租汽车，出租汽车司机就必须受我的领导。这不是说由我去掌握驾驶盘。而是说，我上了车后，对司机说，到某某地方去，司机就必须听我的。决不是什么“所长同志，听你的。”如果听司机的，我知道他要把我送到那儿去？
一支军队有各种兵种，如果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谁来当军长？军长可以不会开坦克、不会开大炮、不会擒拿格斗、不会发射导弹，甚至也不是神枪手。他只要会使用这各种兵种就可以了。
毛泽东主席不是地质学家也不是遗传学家。那么他就不能领导地质学和遗传学了吗？谁能否定他在领导地质学和遗传学中的巨大功绩。当李四光的理论和谈家桢的摩尔根学派受压时，他提出“百家争鸣”要让李四光搞他的理论，让谈家桢搞他的摩尔根。后来我国终于找到了石油，也克服了苏联让李森科独霸遗传学的片面性，使得我国的遗传学在极低的基础上走到了苏联的前面。后来在培养农业优良品种中起了很大作用。这就是毛主席的党的领导，至于李四光和谈家桢正不正确，他大概是个外行，我们也没有必要要求他是内行。如果他仅仅根据丰富的地质和遗传知识支持他们，那他就把自己降低为一个普通的科技人员。就不是党的领导，而是一个科技人员到了领导岗位，凭自己的偏爱支持了自己喜欢的学说。世界上有那么多学科，我们能让每个学科的人到这个领导岗位吗？当出现不同学派时，谁来决定让那一派到这个领导岗位呢？一个领导具有丰富的业务知识当然是好事，但是作为党的领导首先不是依靠自己的业务知识，而是贯彻正确的党的路线。
同样，地震工作也应该党的一元化领导。不是说党包办地震工作。党的领导首先就是要贯彻党的路线，在地震工作上就是“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大打人民战争”。当许多专业工作者埋头于自己的研究时，党的领导尤其要注意，自己不一定要懂得地震理论，但是要关心地震工作的进展。当专业工作者已经作出中期的预报，就要注意先是适度地发动群众，开展群测群防工作，到了由于群众性的测报站提供的资料、由于自己的研究，使得专业地震工作者感到地震日益临近时，就应日益扩大群测群报网点的数量。自然这一工作必须和地方领导配合。
就以上述的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七日上午十时会议来说，当张魁三副局长和技术人员出身的副局长查志远对汪成名等同志冷漠时，如有正确的党的领导在场就可以当机立断挺身而出，做出决断，批准汪成民等人的“紧急动员起来，密切注视情况的发展”和“公开发动群众，大量捕捉临震前兆”。至于“不惜像海城地震前那样，冒人心动荡，停工停产的危险”必须作为建议立即向上级汇报并且通报地方领导。——这就是党的领导的作用。并不是说要党的领导亲自去像耿庆国或者其他人那样研究地震。
党的领导当然也不仅仅干这些事。毛主席指出：“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在1975年出现大量的流言和谣言攻击海城地震时，必须立即出来辟谣，指出并没有什么日本专家帮我们预报地震。我们虽然还没能完全掌握地震规律，但是海城地震确实完全是我们自己预报的。海城地震预报中群测群防和土地电仪具有巨大的功绩。并且责问造谣和故意传谣者，你们为什么要制造这样的谣言？你们的用心何在？今后我们预报地震或许会有失误，但是海城的经验，群测群防是一定要搞的。地震工作一定要打人民战争。决不许你们制造谣言、涣散军心、破坏群测群防。”
这些都是党的领导应该做的事，胡克实他做了没有？没有！
尽管钱钢拒绝给我们提供胡克实对群测群防等的态度，但是胡克实的罪责是不可推卸的。
在钱钢的《唐山大地震》里，对耿庆国同志的工作化了最多的篇幅。他当然是有功劳的。但从文章里看，最最正确的应该是汪成民同志。他不是“敢报大震的人”，但他是对群测群防最积极的人。他在群测群防会议上利用会议间隙开会发下表格，又及时地向查志远、张魁三等领导反映要：“紧急动员起来，密切注视情况的发展”，请领导赶快研究措施。还提出“公开发动群众，大量捕捉临震前兆”。而查志远、张魁三对唐山地震未能预报显然是有责任的。不过他们还不是最主要的责任者，他们不是党的领导。
如果破坏群测群防的直接责任人确实是胡克实的话，那么我们就要说最最正确，最有功绩的还不是汪成民同志。而是批判胡克实并把他拉下马的同志，至于没有来得及更早地把他拉下马，没有来得及对他作彻底的批判肃清影响，那是怪不得他们的。全国批邓都很艰巨，谁也不能一个晚上就把一股历时几十年，并且继承了几千年反动统治传统的的反动腐朽势力就予以肃清。伟大的人民共和国都被颠覆了，相比之下唐山大地震的损失实在就算不得什么了。
钱钢看来是把他们作为罪人来对待。可是除了他们反对刘少奇、邓小平、胡克实以外，又拿不出他们真正的破坏地震的证据。难道刘少奇、邓小平、胡克实真的就是地震工作的化身，反对他们就是反对搞地震预报。
很可能对胡克实的批判中还有什么不能公之于众的东西，所以连他们的名字也不敢留下。我们要问，胡克实的批判者对于群测群防是什么态度？在他们的批判中有没有指控胡克实反对群测群防？如果不然，为什么胡克实一撤职群测群防就能立即同时开始了？
一切都是现在这个疯狂年代的正常现象！确实我们现在对于破坏唐山地震的罪犯谁都没有办法。他们包庇自己也互相包庇，消息封锁得比铁桶还紧。但是不管如何涂改，只要稍微写一点事实，明眼人可以从充满着谎言的文章中看出真相来。自然现在不能据此就把他们押上法庭。法律是统治阶级的工具，现在的法律正是这伙卷土重来的吸血鬼意志的反映，正是保护这一小撮罪犯的工具，怎么可能对它寄托希望呢？连刘少奇都有王光美替他证明不是叛徒。但他们确实已经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总有一天人民将行动起来，揪出元凶，替死难者报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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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时代的烙印和有价值的透露
《唐山大地震》发表于1986年。既然文章能够发表，就不能不带有那个疯狂的复辟时代味儿的文字。尽管该文章对于我们认识唐山大地震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仍然不可避免地看到在这个腐朽、反动、残暴时代能够得到发表的文章的特点。离开了扭曲事实真相，就不能通过这个时代的“言论自由”。许多事情无端地就要对于十年前过来的那个时代，放射出这样那样的暗箭。
“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大打人民战争”这是毛主席的地震路线，历史已经从正面和反面证实了这条路线的正确。可是在《唐山大地震》里只有一次提到毛主席路线。既不是肯定这条路线的正确性，甚至也不是对这条路线是否正确进行正面的讨论。既然唐山大地震预报失败了，那么指导地震工作的路线是否正确也不是不可以讨论的。可是文章没有任何严肃的批评或探讨的态度，只是采用反衬的办法，向这条路线发出暗箭。
唐山人有权利，也有足够的理由倾泄他们的愤怒。地震工作是人命关天的工作，人民是把安危托付给地震工作者的。曾几何时，他们不也成功地预报过大地震，救过千千万万人的性命么？唐山废墟的一些断墙上，还留着糊墙的旧报纸。一九七五年，辽宁海城，一次七点三级的地震被预报，成为轰动世界的奇迹，“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这是对反动的‘天命观’和‘地震不可知论’的有力批判”。可如今，一切又颠倒了。没有预报。突如其来的灾难。过去对地震工作者的那种笃信，一夜间变成了仇视。唐山人把那些旧报纸狠狠扯下来，撕得粉碎，扔在瓦砾堆上。瓦砾在嘲弄着宣传。
我们可以相信有这种人，他们连“海城地震是日本人预报的，唐山地震前日本专家在那儿工作，后来被气跑了。”这样的谣言都造得出来，那么撕几张旧报纸又有什么奇怪呢？但实际上唐山大地震后对于毛泽东主席的这一路线并没有很多人提出异议。事实上在数以亿计躲地震的人民中，土办法被大量地自发地使用起来，经历过那个时期的人都知道。有的人不但在1975年大肆宣传不入流的谣言，而且在唐山大地震后更是起劲地传播这些流言蜚语。但当他们自己躲地震时，一些比“一只电表。两根电线”更粗陋的“仪器”也用上了。唯恐地震压倒了自己。看来这些土办法在骨子里他们还是信的。
除此以外，对待海城地震成功后，人们带着喜悦的心情发表的文章，钱钢却用上了什么“高八度的赞歌和不切实际的溢美之词”。
看来我们只有换一种说法辽宁海城地震的预报成功这是天命观和地震不可知论的伟大胜利。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失败。
是不是天命观和地震不可知论的伟大胜利且不管了。不过指导我国地震工作的路线确实是毛主席的，海城地震预报成功如果和这条路线无关或者是背离了这条路线实现的，那倒还说得过去，可是正是按照这条路线做的，成功了说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为什么就成了什么“高八度的赞歌和不切实际的溢美之词”。看来如果毛主席的路线没有胜利倒还不打紧，只要按照毛主席的路线取得了任何成就，有的人就更加仇恨了，他们绝对见不得毛主席路线的任何成功。所以一旦唐山地震没有预报，就不顾一切把自己的仇恨发泄出来了。不在唐山的人则幸灾乐祸。
但是我们如果看到，唐山大地震没有得到预报，根本的原因是有人破坏了群测群防，而群众路线正是毛主席路线的精髓。那么就应该得出结论，唐山大地震没有得到预报不但不等于毛主席路线的错误或失败，反过来正好在反面证明了这一路线的正确。就好像邓小平上台以来许多工作都被破坏了，从反面衬托了毛主席路线的正确，而不能把邓小平上台以来造成的严重问题归罪于毛主席路线那样。海城按照毛主席的路线做了就成功，唐山没按毛主席的路线做就失败。从正反两面检验了这条路线的正确性。自然唐山和海城都还有特殊的客观条件使得它们都是应该成功的。
可以肯定会有这样的人，就是那些在1975年大造谣言的人，跟他们是永远说不清的，因为他们只有罪恶的政治需要，从来不是寻求真理。如果以后毛主席制定的地震工作路线又一次回来后，会不会发生大地震没能预报的事呢？——谁也不能保证不会。因为我们对地震的认识还有限，还不能说完全掌握了地震的规律。比如，专业的地震工作者没能做出长期和中期的预报，那自然不可能安排群测群防。又如，虽然群测群防都已经安排了，但是现在我们掌握的大自然的警告，如动物异常、水异常、电磁异常、微震、地形变化、地声地光地热、海平面和潮水起落等等异常全都失灵了呢？那时群测群防自然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到了那个时候那些人一定又会大哗起来，好像捞到了一根稻草。这些人只会出于需要胡搅，不来捣蛋才怪呢。我们在本文中非常客观地评价了国家地震局的工作，除了群测群防必须扭住不放以外，其他都充分地表示了理解和谅解。我们能够要求这些人也有这种态度吗？当然不能！尽管唐山大地震是没有搞好群测群防才没能预报的，可是这些最最反对群众性科技的人们却猪八戒倒打一钉耙。把责任推向自己的对立面。
在钱钢的《唐山大地震》里显然也有那么一点意思。不然什么“高八度的赞歌和不切实际的溢美之词”又是怎么出来的？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他们兴奋地背诵着毛泽东的这条语录，彷佛自己就要踏上自由王国的金色台阶。
在唐山大地震预报失败后突然提到人们背诵这条语录与其说是赞扬倒不如说是嘲笑。尤其“彷佛自己就要踏上自由王国的金色台阶”更带着讽刺意味。可是钱钢先生没让这条语录背下去。甚至他没有注意或者故意忽视“不断”两个字。这两个字说明人们的认识运动是永远的，不会有什么“自由王国的金色台阶”一旦登上就一劳永逸了。这是钱钢发明强加到毛主席身上的。
语录的下面有“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其所以是错误，因为这些论点，不符合大约一百万年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自然界（例如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其他各种自然科学史所反映的自然界）的历史事实。”
毛主席分明说自然界总是不断发展的，人类的认识也必须不断发展。必须不断地总结经验，不能有了一点成就就骄傲自满起来。而且不知有意还是无意，在他举的例子中正包括了地球史。毛主席好像早就知道有人要对他的文章断章取义那样。可是钱钢砍掉了下面，以利于暗射。
在唐山大地震后，唐山人是坚强的，普遍有着一种共产主义精神。这种精神给他们战胜困难渡过难关以很大的帮助。钱钢描写了这一精神。可是最后还是要在一锅好汤里加上一颗老鼠屎。据说：一个大学理论教师告诉他这是一种“原始共产主义精神”。是极端恶劣的条件，使人类的需要层次降到了“生存需要”这一最低层次，在那种时候，人们会本能地互相依存。不是任何意义的进步，而是退化！还有什么非理性的，甚至接近了原始状态云云。
正是这样吗？自古以来人类遇到的大灾难多得不计其数，国外也不是没有地震或其他大灾难的。在那种时候，人们都会本能地互相依存吗？西方世界的电影界不乏大混乱片，哪一个曾有唐山那样的共产主义精神。相反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人们成了野兽，互相争夺、互相残杀、甚至互相残食倒是很普遍的。无论如何唐山大地震后的共产主义在人类历史上是少见的，只有那个“畸形的时代”、“不正常的时代”才会有这种“不正常”的事情发生在这重大灾难中。当年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可以互相帮助牺牲自己。如果换一支军队早就溃散了，军队在饥饿时人相食的历史记载层出不穷。什么时候有过“原始共产主义精神”？邓小平复辟以来，也不是没有遇到过灾害，我们且不管它有多少是天灾，多少是人祸，极端恶劣的条件什么时候使得人们本能地互相依存。安康的水灾中有什么“原始共产主义精神”吗？新疆的火灾中丧心病狂的官僚要群众让他们先逃命，甚至不顾一切从儿童的身上踏过去。这一些该如何解释？只要邓小平的复辟还在继续，以后还会有灾难，大家还可以看到是不是必然会出现“原始共产主义精神”，是不是极端恶劣的条件必然使得人们本能地互相依存。
十年前的许多事情，在事后看来却是不可思议的，甚至连当事人也有这样的感觉。在当时，处处充满着“政治热情”和“精神力量”。笔者保存着三个十年前在唐山所用的笔记本，重新翻阅，恍若隔世，其中许多真实的人和事都变得令人难以置信了。
恍若隔世！这话算是说对了！
确实是隔世！以前是社会主义时期，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时期，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而现在是什么？是复辟时期，是法西斯统治时期，是一群卑鄙的窃国大盗霸占了整个社会的时期。什么时代就有什么样的精神占据统治地位。那时候占统治地位的精神，是现在毒化着整个社会并且吞噬着整个社会的恶鬼们根本无法理解的。
那些卑劣的小人怎么能够用他们的卑劣的心境来理解那个伟大时代中的伟大人民的心境呢？电影《闪闪的红星》里写到潘冬子的坚强时有这样一个场景，母亲被敌人烧死时，乡亲们要去救，他含着眼泪说：“妈妈说的，共产党员决不能让人民吃亏。”邓小平复辟后，很有一些人大放厥词，而且见诸于报纸，罪名是“不真实”。他们知道什么真不真实？不就是他们的卑劣心态不能理解吗？他们的卑劣心态成了检验事实的根据？！我们在唐山大地震中看到了不少真实的事实。潘冬子还已经十几岁了。而唐山大地震中。一个不过七岁的孩子头皮被掀开一大块，里面全是沙子。没有麻药必须“清创”，盐水冲着孩子血肉模糊的头颅，一点一点刷着嵌在肉里的砂粒。碰一碰，孩子就痛得抽搐一下。他妈妈在旁边喊：“好孩子，忍住，忍住，别怕疼，你要像解放军一样，勇敢……”孩子咬着牙，真的没哭，真的没哭啊！这是那些卑劣的小人能够理解的吗？
唐山的共产主义完全是文化大革命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结果。它的内容就是文化大革命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并且已经和文化大革命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永载史册。如：学习小靳庄，邓小平不是到处指责“学小不学大”吗？因此这是批邓。
钱钢也写了那个时候出现的抢劫现象，这不用奇怪。人上一百，五颜六色。不出现这些现象才怪呢？用毛主席的话来说，就叫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有人群的地方总是有左中右之分，一万年以后还是这样。关键不在于有人抢劫，而在于有更多的人来保卫国家的财产。1976年并不因为有些抢劫而蒙耻，倒应该为有那么多的人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还来保卫国家财产而骄傲。相反一百万人的唐山，抢劫者竟然那么地少，只抓到1800多人。这个比例，比现在非灾难时期抓捕的还要少得多。应该公正地承认钱钢并没有用夸张的口气写。可是到最后他还是要丢一颗令人恶心的老鼠屎在里面。“我忽然想到，唐山大地震如果发生在1956年或是1965年，也会出现那一切罪恶吗？”
这个钱钢极不公正。
1956年或是1965年当然也是好时期，前者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后者文化大革命的酝酿期。但即使如此我们还是不能不说：人上一百，五颜六色。不出现这些现象才怪呢？出现这些现象也不等于玷污一个时代。
钱钢为什么不举1958年，那时尽管毛主席告诉我们，阶级斗争还存在——这在后来以刘少奇、邓小平和他们的追随者刮起的五风显示在人们面前，但是那也确实是一个共产主义精神大发扬时期，以至于使得许多群众一时只看到这些光明面，没有意识到刘、邓一伙正以另一种形式，共产风和浮夸风等煽起了卑劣自私的个人主义。钱钢那个时候年龄还小，不知是否知道“第十二次特别快车”还有“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等等。
钱钢为什么不举1962年，尤其那年上半年。如果唐山大地震发生在那时一切罪恶会严重得多。这一年正是“六二年的右倾”。
最不公正的是钱钢为什么不举现在这个疯狂的复辟时期。
在现在即使没有大火，打劫的人还不少，不但不会有那么多的人出来阻止抢劫，能够各保自身就不错了。邓小平上台后我国大地上发生了一场比唐山更大的地震，不少工厂被震垮，工厂里的设备财产被大批劫走。农村包产到户更是一场大地震，几十年辛辛苦苦积累起来的集体财产化为乌有。在安康的黄金开采场到处都是一群群发了疯的淘金狂，安康发大水时钱钢作为一个记者为什么不去采访一下？为什么不问，如果发生在1966年、1967年、1976年或是1958年也会出现那一切罪恶吗？
张家五姐弟地震中父母双亡，和多数唐山孤儿一样得到了街道邻居和救灾部队的关心和帮助。穿上了救济衣裳，吃上了救济粮食，住上了部队盖的简易房。天凉了，部队战士给腌了满满一缸咸菜；暴风雨之夜，一位师长亲自下令派人来为他们加固屋顶。对此钱钢也不忘加上一颗老鼠屎。在“幸福”两字上大做文章、大加嘲笑。对孩子来说失去父母自然是个大悲剧。但是别人同样遭灾却还来关心他们，这能说没有幸福吗？钱钢为什么不把他们和现在那些父母都在，却不得不失学的儿童比，不把他们和新疆大火中被只顾自己逃命的官僚踢到，并从身上踩过去的儿童比？
钱钢的《唐山大地震》确实是一桌好菜，可惜的是写在现在这个疯狂时代，每一道菜里都有、都放了使人恶心的老鼠屎。太不正常了，在现在这个“正常”的时代！
好了就举上述几个例子不多说了。
不过钱钢还是有可爱的地方，或许他自己不知道自己的可爱处。1975年邓小平急于抢班夺权，什么样的话都会说。一度到处指责“学小不学大”，好像他才是大寨的正宗提倡者。到处给人们扣上“不学大寨”的帽子。有的地方本来已经建设了水利设施还没有配套，尚需要继续建设配套设施使其发挥效益。可是邓小平却逼着上新项目。1978年他刚刚复辟篡权时更是变本加厉。这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可是一转眼大寨又成了极左，盲目上新的水利项目又归罪于“四人帮”，反动电影“泪痕”就是这样的杰作。接着大寨受到了大肆攻击，诬蔑和恶意作弄。陈永贵死不瞑目。1972年和1973年昔阳“没见过的大旱，没见过的大干！”也被说成是吹牛。可是钱钢在讲耿庆国研究旱震关系时无意中澄清了事实真相。
一九七二年，华北及渤海北部大旱区面积达一百一十三万四千平方公里。当时广播里几乎也天天能听到关于“抗旱”的报道，山西的大寨人提出的口号恰恰是：“没见过的大旱，没见过的大干！”
1972年是世界性的严重天灾，全世界饿死了几千万人。我国的灾害也极重，但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学大寨运动中，在大寨精神的鼓舞下广大农民战天斗地在大灾之年人民生活纹风不动。1973年又取得了大丰收。
邓小平复辟以来，尤其1980年包产到户以来，一方面年年吹嘘大丰收，可明明是大减产，于是又年年哭诉遇到了几十年未遇的天灾。其中也有旱灾。据说都是几十年未遇的干旱，还不止一年。根据耿庆国同志的理论：华北及渤海地区1972年大旱，与1965年和1968年那两次大旱情形相似。而1965年大旱之后，发生了邢台七点二级地震；1968年大旱之后，发生了渤海七点四级地震。而1972年大旱则孕育着海城和唐山两次大地震。
那么包产到户以来的年年遇到的几十年未遇的大旱呢？按耿庆国的理论不是表明又要发生大地震了吗？时间拖得越长震级就越大。现在已经好几年了，看来是一场比海城、比唐山大不知多少倍的地震。越是它不来，震级就越大。我们就只好提心吊胆地等着。
又：钱钢是这样描写唐山大地震的经济损失的：
唐山素有煤都之称，它以当时全国最大的煤矿开滦矿为主体，形成了自己的重工业体系。开滦煤矿的煤炭产量，占全国的二十分之一，在整个国家的经济生活中，它起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他的煤中以炼焦配煤——肥煤为主，煤炭除供鞍钢、首钢、本港、包钢以及京津沪地区生活用煤外还远销日本和朝鲜。
唐山的电力也是举足轻重的，一九七六年正在兴建中的陡河发电站是华北电网的主力电站之一，是我国最大的火力发电站。
唐山还是著名的“华北瓷都”，可与景德镇的陶瓷一比上下的竞争力，从全国解放至一九七五年，唐山陶瓷业的总产值超过十亿元。
还有冶金业、纺织业、水泥、汽车、机械制造……许许多多极其重要的企业！
而此时整个唐山——这座华北最大的重工业城市，却几乎看不到一根直立的烟囱。
作为一个巨大的经济生命体，它已经没有呼吸，没有脉搏，没有流动的血液。只有一片废墟！
只短短的几秒钟，中国国家经济大厦的一根极为重要的支柱，便被无情地摧垮了。一种强烈的经济震波，将传遍华北，传遍中国。整个中国的经济结构将发生强烈的摇撼。——难道还有比摧垮一个重要能源基地更可怕的吗？
唐山经济在“7.28”地震中可计算的直接损失达三十亿元以上。
用于救灾和重建的投资几乎是无法计算的……
感谢他说了真话！不管他出于什么目的。
邓小平复辟时大肆诬蔑毛泽东时代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但实际情况怎样呢？尽管遇到了这样大的灾难我国的工业并不是减产，根据邓小平显然缩小的数据还有微小的增加。所谓经济崩溃的谎言在钱钢透露的真相面前崩溃了。他们攻击说1976年我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近30亿元的财政赤字。可是仅仅在唐山可计算的直接经济损失就达三十亿元以上。间接的呢？唐山开滦煤矿的煤炭产量，占全国的二十分之一，作为中国经济大厦的一根极为重要的支柱垮了，将对国家的经济造成多大的损失。中国那个时候平均每一吨煤可以创造1000元的工业总产值，430 元的国民收入。而唐山的煤因其质量好加上供给东北和上海这些经济效益最好的工业地区，所创造的产值和国民收入还远远不止那一些。所以仅仅从缺少煤炭造成的工厂开工不足等间接损失就难以计数。可是那一年我国的工业居然没有减产。这正是奇迹中的奇迹。可是邓小平一伙出于复辟的需要居然诬蔑我国的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邓小平复辟以来我国年年财政大赤字，和1976年比，1978年算上借债是唐山大地震的两倍多，1979年七倍，1980年近六倍至今年年大赤字，只要他们在统治就一直没有结束的时候。邓小平的复辟比唐山大地震不知要严重多少倍。看来不把我国的经济拖入崩溃的境地就不甘休。
众所周知，邓小平复辟以后给毛泽东时代和文化大革命横加了“闭关锁国”、“排外”的罪名。可是钱钢告诉我们，陡河发电站是一九七六年正在兴建中的华北电网的主力电站之一，是我国最大的火力发电站。援助唐山陡河发电厂建设的有九名日本技术人员，有三名遇难。也就是说是从外国引进的。——这个陡河发电站是毛主席在1972年决策兴建的，邓小平还在江西。也不因批邓而停工。这就在无意中又一次揭穿了邓小平的无耻谎言。暴露了他们攻击我国“闭关锁国”“排外”不但不是事实，而且真正原因正是他们是一伙卖国贼，对于对他们卖国的批判不满，就造谣反扑。相反邓小平复辟以后，为了标榜惟有自己是四个现代化的代表引进了二十二个项目，它们又建设得如何了呢？去年宝钢点火引起的学生抗议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钱钢给我们提供的有价值的材料决不止这些。限于篇幅，到此为止。
2006.7.25.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