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注册
- 2006-09-30
- 消息
- 14,406
- 荣誉分数
- 94
- 声望点数
- 208
国企薪酬相差数百倍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结果
[ 决战 ] 于2008-06-27 强国论坛
国企薪酬相差数百倍这是个事实，老百姓看到了，媒体也报道了，如果敢于面对事实，并且希望解决问题，就应当允许剖析。对于这个事实，我不做价值判断，不进行功过是非的评论，只分析其来龙去脉。请版主放行。
既然是事实，就先看看事实，事实是这样的。
在经济体制改革之前，国企薪酬也有差别，全国范围内最大薪酬可能达到二十倍。比如最少的20块，最多的400块。但那是全国范围内比较，如果缩小到国企内部大概在10倍以内。过去也有差别，但差不不大。这是第一个事实。
在看看私企和外企，私企或外企，薪酬差别巨大，大老板一年可拿上亿美金，我们公司老板的薪酬就一亿多美金。而薪酬最低的员工呢？大概一万美金。也就是说薪酬相差10000倍。国内的私企也差不多，少的年薪一万，而老板的薪酬可达六千万，差6000倍。这是第二个事实。
经济体制改革之前的中国，薪酬主要指工资，而经济改革之后的薪酬则包含年薪、奖金、股票。
如今国企的薪酬已经相差数百倍，这是第三个事实，也是不争的事实。
国企薪酬的差异主要在于工资差别、股票差别、奖金差别。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差别？这个问题很好回答，只要分析一下领导为什么变老板了，工资为什么涨了，为什么拿那么多奖金了，为什么拿那么多股票了等等问题就清楚了。
老子云，治大国如烹小鲜。不要以为治国很难，关键是逻辑和结构，这两点搞清楚了，治国的确很容易。相反如果搞不清结构和逻辑，则只能抓瞎，只能乱骂，只能没头苍蝇地乱撞。治国如此，分析企业也是如此。具体到企业薪酬而言，其差别是这么来的。
政经要分开，但社资要混同，要搞市场经济，公有制弱化，私有制加强，外资要引进。
于是乎，国企必须改革。如何改呢？自然是市场化、私有化、股份化、法人治理化，厂长经理负责制度化。
最先搞的是厂长经理负责制，于是专权制度产生了。厂长经理们说了，要改革，要提高积极性，所以就给自己涨工资嘛。工资涨了还不够，要激励制度。人家私企外企工资高，分红多，我们不激励人才就跑掉了，所以大发奖金的事情出现了。于是产生了早期的区别。
但还不够，企业不是我们的，我们不安稳，也不会全心全意地搞企业，如果非让我们不贪污不不败，你们实行年薪制好了，一年三百万我就不贪了。结果真的如此，一旦年薪制，当然不贪了，贪污可能进局子，而年薪三百万多安稳呢？
只是年薪制不仅少了，而且还有转移国有资产的可能。我不贪污，我把企业利益卖给亲戚朋友行不？于是乎必须进行产权制度改革，股份化，法人治理，这么一来企业部分地属于我了，我自然不会出卖自己的利益。而且，一旦上市我的股票增值10倍，还可以赚的更多。
因此，所以，于是，总之，就这么低国企薪酬相差数百倍了。
相差数百倍完全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结果。而不是其他任何原因。同时这些改革都是有十足理由的。既然我负责，我当然有权决定怎么加薪。既然需要向私企外企看齐，自然需要奖金激励，既然反贪腐，自然要年薪制，既然社资部分，我拥有股份不很正常嘛？
既然一切都很正常，相差数百倍也正常，你们急什么？而且，我还可以说，为什么只盯着国企薪酬差别呢？全世界的私企差别可能达10000倍呢，我相差数百倍你红眼什么？如果我搞平均主义，人才必定流向私企和外企，国企不垮台了吗？你瞧，国企老总有十足的理由。
市场经济，人才自由，没有薪酬你拿什么吸引人才留住人才？
国企薪酬相差数百倍这样的文章必定是《南都报》或者《新京报》们搞出来的。似乎很民生主义，其实完全是扯淡。他们所以必须强调国企二字，目的就是将国企搞掉搞垮搞臭。但问题是，这些差别的产生恰恰是《南都报》或《新京报》们过去鼓吹出来的。
难道《南都报》或者《新京报》反对厂长经理负责制？反对奖金制度？反对年薪制？反对法人治理？反对股权改革？不，他们不反对，他们就是急先锋，就是始作俑者。他们咒骂平均主义，搞出了悬殊的差别，却反过来说相差数百倍了。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献环球只大丑吗？
试问《南都报》或者《新京报》们，你们反对去掉国企二字的相差10000倍吗？事实上，一些私企的确最大相差10000倍，但《南都报》或者《新京报》不反对私企，只反对相差数百倍的国企。并且更加反对曾经的最大相差20倍，这才是事实的全部逻辑。
对于《南都报》或者《新京报》我们只能说，无耻啊无耻。对于经济体制改革出来的数百倍差别，我们只能说，政府应当慎重，领导应当有自己的思维，不应被《南都报》或者《新京报》，或者某些经济学家，牵着鼻子走，否则人家骗了你还反过来骂你混帐王八蛋。
[ 决战 ] 于2008-06-27 强国论坛
国企薪酬相差数百倍这是个事实，老百姓看到了，媒体也报道了，如果敢于面对事实，并且希望解决问题，就应当允许剖析。对于这个事实，我不做价值判断，不进行功过是非的评论，只分析其来龙去脉。请版主放行。
既然是事实，就先看看事实，事实是这样的。
在经济体制改革之前，国企薪酬也有差别，全国范围内最大薪酬可能达到二十倍。比如最少的20块，最多的400块。但那是全国范围内比较，如果缩小到国企内部大概在10倍以内。过去也有差别，但差不不大。这是第一个事实。
在看看私企和外企，私企或外企，薪酬差别巨大，大老板一年可拿上亿美金，我们公司老板的薪酬就一亿多美金。而薪酬最低的员工呢？大概一万美金。也就是说薪酬相差10000倍。国内的私企也差不多，少的年薪一万，而老板的薪酬可达六千万，差6000倍。这是第二个事实。
经济体制改革之前的中国，薪酬主要指工资，而经济改革之后的薪酬则包含年薪、奖金、股票。
如今国企的薪酬已经相差数百倍，这是第三个事实，也是不争的事实。
国企薪酬的差异主要在于工资差别、股票差别、奖金差别。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差别？这个问题很好回答，只要分析一下领导为什么变老板了，工资为什么涨了，为什么拿那么多奖金了，为什么拿那么多股票了等等问题就清楚了。
老子云，治大国如烹小鲜。不要以为治国很难，关键是逻辑和结构，这两点搞清楚了，治国的确很容易。相反如果搞不清结构和逻辑，则只能抓瞎，只能乱骂，只能没头苍蝇地乱撞。治国如此，分析企业也是如此。具体到企业薪酬而言，其差别是这么来的。
政经要分开，但社资要混同，要搞市场经济，公有制弱化，私有制加强，外资要引进。
于是乎，国企必须改革。如何改呢？自然是市场化、私有化、股份化、法人治理化，厂长经理负责制度化。
最先搞的是厂长经理负责制，于是专权制度产生了。厂长经理们说了，要改革，要提高积极性，所以就给自己涨工资嘛。工资涨了还不够，要激励制度。人家私企外企工资高，分红多，我们不激励人才就跑掉了，所以大发奖金的事情出现了。于是产生了早期的区别。
但还不够，企业不是我们的，我们不安稳，也不会全心全意地搞企业，如果非让我们不贪污不不败，你们实行年薪制好了，一年三百万我就不贪了。结果真的如此，一旦年薪制，当然不贪了，贪污可能进局子，而年薪三百万多安稳呢？
只是年薪制不仅少了，而且还有转移国有资产的可能。我不贪污，我把企业利益卖给亲戚朋友行不？于是乎必须进行产权制度改革，股份化，法人治理，这么一来企业部分地属于我了，我自然不会出卖自己的利益。而且，一旦上市我的股票增值10倍，还可以赚的更多。
因此，所以，于是，总之，就这么低国企薪酬相差数百倍了。
相差数百倍完全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结果。而不是其他任何原因。同时这些改革都是有十足理由的。既然我负责，我当然有权决定怎么加薪。既然需要向私企外企看齐，自然需要奖金激励，既然反贪腐，自然要年薪制，既然社资部分，我拥有股份不很正常嘛？
既然一切都很正常，相差数百倍也正常，你们急什么？而且，我还可以说，为什么只盯着国企薪酬差别呢？全世界的私企差别可能达10000倍呢，我相差数百倍你红眼什么？如果我搞平均主义，人才必定流向私企和外企，国企不垮台了吗？你瞧，国企老总有十足的理由。
市场经济，人才自由，没有薪酬你拿什么吸引人才留住人才？
国企薪酬相差数百倍这样的文章必定是《南都报》或者《新京报》们搞出来的。似乎很民生主义，其实完全是扯淡。他们所以必须强调国企二字，目的就是将国企搞掉搞垮搞臭。但问题是，这些差别的产生恰恰是《南都报》或《新京报》们过去鼓吹出来的。
难道《南都报》或者《新京报》反对厂长经理负责制？反对奖金制度？反对年薪制？反对法人治理？反对股权改革？不，他们不反对，他们就是急先锋，就是始作俑者。他们咒骂平均主义，搞出了悬殊的差别，却反过来说相差数百倍了。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献环球只大丑吗？
试问《南都报》或者《新京报》们，你们反对去掉国企二字的相差10000倍吗？事实上，一些私企的确最大相差10000倍，但《南都报》或者《新京报》不反对私企，只反对相差数百倍的国企。并且更加反对曾经的最大相差20倍，这才是事实的全部逻辑。
对于《南都报》或者《新京报》我们只能说，无耻啊无耻。对于经济体制改革出来的数百倍差别，我们只能说，政府应当慎重，领导应当有自己的思维，不应被《南都报》或者《新京报》，或者某些经济学家，牵着鼻子走，否则人家骗了你还反过来骂你混帐王八蛋。
26.7%普通工人5年未涨工资
陈芳 丛峰 等
国家统计局11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月份消费价格指数上涨8．7％，创下11年以来的月度新高。
与物价不断上涨形成鲜明对比，来自中华全国总工会2007第6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显示，全国26.7％的普通工人，在过去5年内从未增加过工资。
“物价涨，工资也该涨。”全国政协委员、浙江利时集团董事长李立新说，长期以来，我国因分配不公导致的收入差距拉大已形成了“剪刀差”现象。这次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让人们充满期待。
政府、企业“切大块”，居民“切小块”：国民收入“蛋糕”分配需调整
经济增长好处的分配，一般分为政府、企业、个人三大块。然而，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国民收入“蛋糕”的分配，出现了向政府和企业倾斜的现象。
中国社科院2008年发布的《社会蓝皮书》显示，我国劳动者报酬比重逐年下降——2003年以前一直在50％以上，到2006年降至40．6％。而与之对比，企业利润则在上升，资本回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由以前的20％左右上涨到30．6％。
“初次分配中的倾斜和扭曲，决定了收入差距呈不断扩大趋势。”全国人大代表、湖南五江轻化集团董事长肖自江说，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好处过多地分配给了政府和企业，尤其是垄断企业，工人工资水平则受到长期压抑。在初次分配领域中，利润和职工工资之间的比例严重失调。
肖自江代表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将初次分配体现公平提上日程，这意味着广大低收入者的收入增长将会提速，他们将更多地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果实。”
养老金将连涨3年，月均超1200元；个税调整让七成劳动者将无缴税负担；工资立法为建职工收入正常增长机制护航……细心的人士注意到，近期，国家正采取一系列措施调整分配机制。
“国民收入分配，增加居民收入‘权重’，这是防止‘资本所得挤占劳动所得’的良方。”全国政协委员李立新说。要做大劳动报酬的“蛋糕”，需要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从而合理切分国民收入的“蛋糕”，让劳动报酬占有更多份额。
老总加薪“跨大步”，职工收入“挪小步”：职工工资“洼地”待填充
看到政府工作报告中有“提高企业职工工资水平”的内容，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长宁区虹储居委会主任朱国萍感到相当欣慰。朱国萍所在小区的居民大多是工薪阶层，“工资涨得快一点、多一点，是这些一天忙到晚的普通人心里最大的愿望。”
北京市政协2007年的一项调查表明，七成以上国有企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低于全市平均线，其中三成以上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在全市平均线50％以下。一些代表指出，“现在的问题是，企业越来越市场化，但是市场化的工资机制却缺位。”
单从统计数字上来说，近年来各地职工平均收入一直在增长之中，但普通职工工资增长速度往往在平均线以下。“形象地说，就是老总收入在‘跑着涨’，员工收入在‘爬着涨’，有的甚至根本就没有涨。”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社科院院长王荣华说。
“绝不能被职工平均工资所迷惑。” 肖自江代表表示，这个平均数，很难真实反映职工实际的收入水平与企业管理者之间的差距。要扭转分配格局，必须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同时，让一线职工享有话语权。
李立新委员等建议，破解普通职工的收入增长难题需要出台有针对性政策。国有企业应当将一线职工工资增长与企业老总业绩挂钩，绝不能以压低工资为代价片面追求企业利润；劳动保障部门要不断动态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并加大监察力度；工会应推动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完善，当出现“本单位利润增长、本单位劳动生产率提高、当地政府工资指导线提高、本地区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增长”等情况，就可以启动协商增资的程序。
同是收费员工资相差十倍：行业差距“鸿沟”要消除
说到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朱国萍代表给记者举了个例子：高速公路和公交车上收费员工的工作内容相差无几，工作强度后者可能还要更高，但前者收入却在后者十倍以上。
除了工资外，不同行业员工在福利、保障方面的明显差距，进一步扩大了“收入鸿沟”。一些代表说，”现在有些垄断行业企业的补贴发得比工资和奖金还多；职务性消费成为一种福利；住房公积金、社会保障金的缴交额度大大高于一般行业水平。
“现在的工资收入关键不在于你职务有多高，而在于你在什么单位、什么地区，这种收入分配不公的现象很不合理。”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胡平西代表在审查预算报告时说，“应当通盘考虑各部门公务员和各行业企业工人的工资增长问题，形成机制，财政从税收调节角度应当多做些工作。”
行业差距的“鸿沟”还不仅体现在收入上。一些代表委员说，在社会保障、医疗保障、住房保障等方面也是差距甚远。以去年一季度上海住房公积金的缴交为例，银行、保险、证券、电力、电信、烟草等行业职工的住房公积金，月均缴交额高出全市平均缴交水平59％。而这还是按照当地规定缴交额不得超过全市职工平均工资三倍所计算的最高限额出现的。
“促进职工工资增长的着力点，是提高一般竞争性的行业，即非垄断行业企业普通职工的工资水平。”全国政协委员、均瑶集团董事长王均金说，不同行业收入差距过大，是明显的收入不公，应当通过税收等有效调节机制来加以缩小。垄断行业部门凭其垄断地位，占有并支配优势资源，获得超额利润，转化为本部门职工高收入，这种垄断收入应由政府来监管、限制。
小麦、猪肉“跑不赢”农资涨价：农民增收“短板”要加长
当前，农产品价格大幅上涨，一些人由此认为农民在涨价中受了益，这会大大促进他们增收。
3月10日，记者连线了四川省绵竹市孝德镇万源村农民饶世云。这位尽职的村会计，详细记录了1997年至2007年稻谷、小麦收购价格。他告诉记者：11年间，当地稻谷、小麦每公斤价格分别上涨0．12元和0．14元，平均一年涨一分钱。与此同时，柴油、化肥、种子、农药等农资价格大幅上涨，仅尿素11年每公斤就上涨了3元钱，平均一年涨价近3角钱。
全国人大代表、江苏雨润集团董事长祝义才则给记者算了一笔“养猪账”：现在都说肉价高，其实农民买进一头仔猪，成本在400元左右，饲料及管理成本需要六七百元，再加上各种税费和猪贩子佣金，即使在当前猪肉“大牛市”情况下，也就赚个二三百元。
他说：“有的人觉得养猪的农民‘沾了光’，可有谁知道，前两年猪肉价格跌入谷底时，农民养猪亏本。‘猪贱伤农’时，很多农民都没了养猪积极性”。
一些代表委员认为，粮与猪是我国农民最大的两项收入来源，这方面增收无几，可见农民收入偏低问题并未得到明显改善。
一些代表委员认为，粮与猪是我国农民最大的两项收入来源，这方面增收无几，可见农民收入偏低问题并未得到明显改善。
“当前农产品价格上涨，只是一种恢复性上涨，是对粮食、生猪生产长期低迷的合理补偿，并不能作为农民增收的持续源泉。”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广安市市长王建军说，“小麦猪肉‘跑不赢’农资涨价，农民增收‘短板’仍需加长。”
祝义才代表认为，正如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所指出的一样，农民增收应列在增加居民收入的首要位置，除继续坚持“多予”和“少取”政策外，还要多渠道开辟增收路径，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足额发放，加强培训提高农民素质，促进农民向二、三产业转移，这样才可能较大幅度提高农民收入比重。
（《环球视野》摘自2008年3月13日《新华每日电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