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佳，从“杀人犯”到“杨大侠”
[梁丁]于2008-07-04强国论坛
上海袭警事件，行凶者杨佳虽然在第一时间落网，然数天过去，关于案件的来龙去脉，尤其是杨佳的作案动机，却一直未曾有一个定论，如此，也给了坊间足够多的臆测空间。
想想此案的诡异和惨烈，无不让人乍舌。一个草民，却手持刀器，能够在警局内刺伤十人，几乎刀刀致命，致使6员警察殒命。任谁都会在第一时间设想：究竟杨佳身上积聚了多大的怨恨，使得他能够豁出命来，与警察们玉石俱焚？无疑，这样的设想也是合法清理的，杨佳虽然作案手段极其残忍，却并不是“激愤杀人”，其先是点燃自治燃烧弹，引开注意，然后闯入警局，而今天爆出的新闻，杨佳曾网上买枪未果。此举都说明，杨佳乃是经过长时间的谋划，制造这起惊天大案的。
从爆出袭警事件到彻查凶案真相，这中间肯定有一个时间差，而在这个时间差中，民众定然会依照自己的有限信息，对此案做出自己的表达。观察此种民意表达，并得出其背后的深层社会原因和制度因素，无疑对我们继续转型，具备相当意义。而其中，我最感兴趣的乃是，民众对于杨佳的态度，作为一个“杀人犯”或者“大侠”的杨佳，其巨大的差异，如何自然的呈现在民意表达之中。
无论是从法治社会的角度，还是站着人道主义的立场，我们都应该知道，生命权乃是公民最珍贵的一项权利。无论你是否积累了相当的怨恨，都无法通过法律程序以外的手段，来剥夺他人的生命。而且，此案中，被杨佳袭击的相当一部分是内勤民警，有的甚至连杨佳都不认识，可以说是无辜殒命，这就增添了杨佳行凶的残暴性。
即使是通过严格的法律程序，对于死刑的使用，越来越谨慎，也是现代社会的一个趋势，甚至相当多的国家都已经飞出死刑，如此，可见，杨佳挥刀之时，罪孽就已经种下，无论至之于法律，之于人道，乃至之于其自身良心！
然而，即使有多达6名警察殒命，即使他们都是无辜的死难者，然而，6个生命却并没有唤来，足够的同情和尊敬，悲悯和哀悼。
这几天，袭警事件可谓火爆网络，我观察各大网站的动态，对于警察，公众除了极少数保持表现处同情，悲悯，哀悼之情外，绝大多数人却对此并不关心，乃至于有点冷漠，甚至幸灾乐祸，而极端的情形：把行凶人杨某看做是草根英雄，这类认同并不在于少数，无论是草根英雄，还是“杨大侠”，我们都看到了有相当多的网民，对凶手表现出尊敬，“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怒发冲冠，向不公正的制度刺出致命一刀”；“是条汉子，他日若去，定当坟前一杯薄酒祭奠”***诸如此类，不甚枚举。
从“杀人犯”到“杨大侠”，肯定揭示了社会严重的弊病。然而，在此时，痛骂此类思潮不理性，没人性，怒斥其为网络暴民，深刻体现国民劣根性等，我认为并不合时宜。相反，我们要追溯其衍生的某些合理性，然后追究其后深刻的社会原因和制度因素，然后，方可能对症下药，找出消解之道。
无须讳言，当前民众和政府的对立感异常强烈，这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社会现实。我们说今天的中国，是断裂社会，想必无人反对，这些断裂，既包括城乡二元结构，也包括社会各阶层，诸如平民和富人之间；更包括民众与政府之间深深的信任裂缝。
断裂社会的危险，在于它往往能够讲群体之间的对立情绪无限放大，而共识往往被忽略。这时候，我们就需要一定的社会整合力量，来修复鸿沟，重建共识，使得社会重新走向平衡和和谐。一般而言，最重要的整合力量首先是具有良知和能力政府，然后，存在一个较为稳定的中间层。则会使得整合相对变得容易。而当民众与政府的对立感异常强烈，也没有一个较为稳定的中间阶层之时，则社会往往孕育着动荡和危机。这就是这个时代一个主要背景。
在袭警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杨佳的杀人行为并非针对个人，而是指向警察群体和警察机关。实际上是指向一种制度架构，因而，具备了一定的反政府性质。认同了这一点，就可以找到民意表达中，“杀人犯”变成“杨大侠”的认知逻辑。首先，民意对于杨佳的同情乃至尊敬，首先来源于他们对于某个机构和工种（警局和警察）的反感和怨恨，而这种怨恨，首先来源于他（她）们的日常生活经验，然后，来源于他们的社会网络以及所获取的信息中，所形成对于警察和警察机关的认知逻辑。在这一过程中，他（她）们或多或少受到过不合理，不公正的对待，或者见闻到他人获得过不合理不公正的对待，而形成了一种被警察和警察机关剥夺的心理感受，这种感受越强，则他们对于警察和警察机关的反感和怨恨越深。
然而，大多数人，其本身和警察与警察机关对比，力量上处于绝对弱势，所以，自身并无渠道将这种“反感和怨恨”发泄，而消化自身的被剥夺感。所以，当杨佳的出现，则最大限度的解决了他们这一困境，既不需要付出代价，又可以发泄自身对于警察的“反感和怨恨”，消化自身的被剥夺感。无疑，在心理上，他们对于杨佳有了相当的亲近感，甚至感激，于是，将他捧为“杨大侠”也就顺理成章。
在这一过程中，有个关键的演化过程，就是其“反感和怨恨”，其被“剥夺感”，是一个常年累计的结果，当达到一定的程度，人的心理机制会自然的产生反应，将警察与警察机关同构。同样，这样适合于其它的政府部门，比如说将城管与城管执法局同构（这种感受更为强烈）。一旦这种同构认知产生，则杨佳所杀死的警察，在很大意义上就被消解了个体意义，而沦为警察机关的同构物，此种情形下，杀死任何警察，都会被认作是对不合理的制度架构的触动。
“杀人犯”变成“杨大侠”，并不能够用诸如丧失理性，一群网络暴民；缺乏生命意识，丧失人性；国民劣根性等来进行阐释。而恰恰反应了一个深刻的社会问题，其对于警察和警察机关的“反感和怨恨”竟然会如此之深，被剥夺感竟是如此强烈，乃至于使得相当一部分人，讲警察与警察机关产生了同构认知。如此能够体现，民众与政府暴力机关之间的对立达到了何等剑拔弩张的程度！这就是上海袭警案给我们敲响的洪钟大吕。
如何化解民众与政府之间业已出现的对立感，修补民众与政府之间的信任裂缝，打造更坚韧的互信机制，形成“后改革时代”继续改革的共识，无疑将是上海袭警事件所能够带给我们的最大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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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佳案责任的本质在于警方
[宁可抗日死121]于 2008-07-04 强国论坛
初闻杨佳案，是说杨佳在闸北的上海火车站一带租用了一辆自行车，却被闸北分局民警认为涉嫌购买赃车，以盗窃自行车的罪名对他进行了审查。然后，出于报复公安局的动机，杨佳自制汽油瓶“燃烧弹”，先在闸北政法大楼大门前纵火，然后进入大楼，连杀十人，致使五人死亡，另五人重伤。
看了这样的消息，谁都会认为这杨佳简直就是穷凶极恶，丧心病狂。
我们的人民警察是维护人民利益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这杨佳居然连杀十人，是可忍，熟不可忍。
可是后来，当看到进一步的消息，事情就起了变化了。杨佳连杀十人，并不是无缘无故的，它是另有原因的。原来，这杨佳在被闸北分局的民警拘留期间，曾以偷车贼给予了一顿痛殴。痛殴的结果，是医生告诉他一个惊愕到难以接受的事实：他的性器官受到损害，以后很可能将无法生育。此后，杨佳找到警局，闸北分局同意赔偿1.5万元私了此事，杨佳不能接受，杨佳又多次找到警局，警局要么不理不睬，要么以威吓相示，“不要再闹了，再闹就抓起来”、“一分钱都不会赔偿”。
如果后来的消息是事情的真相，那么，事情的天平就发生了倾斜了，事情的性质就不那么简单了。人们恐怕就不能只指责杨佳了，而会对他产生某些同情了。一个本来无辜的人，被错抓了，又被打了，而且身体受到了非常严重的伤残，而这种伤害是足可以改变人一生的命运的，是谁谁又能咽下这口气。
我不知道，闸北警方为什么在还没有搞清楚事情的原委的情况下，就抓人，而且还行凶，而且还打的那么狠（如果他真的是坏人，打了也就打了，解气，人们也许不会说什么）；他们为什么要这么的卤莽，这么的肆意妄为。
我也不知道，发生在杨佳身上的事件如果发生在许多其他人身上，会不会也发生同样非常严重的后果，会不会也被迫去做杨佳，我也不知道，中国的“官逼民反”这样的成语是什么意思，而发生在贵州的瓮安事件，有没有杨佳事件的影子。
我更不知道，如果杨佳案发生在两把菜刀闹革命的年代，人们又会如何看待，如何定性。
从杨佳案中，我们的警方该吸取些什么教训，该不该转变一下工作态度和工作作风。记得好象公安部门是挂有“为人民服务”几个大字的，可这几个大字是有着深刻的内涵的，她不只是用来装饰的。从中国一些公安机关暴露出来的丑闻，我们的公安机关离为人民服务真的相去太远。
上海袭警案：想起了《今天我休息》中的马天明
云淡水暖
上海，曾经是中国治安最周密的城市之一，草民想，可能与上海人想事儿、办事儿比较仔细的缘故，记得前两年还在宣传上海民警骑自行车巡逻，把市区划为方块分片管理，快速出警，取得治安改善佳绩。去年到上海，甥女请吃饭，到南京路，甥女看到草民把随身的包背在身后，急忙提醒“注意，扒手很多的！包要放前面。”，草民一惊，这可是南京路，与北京的王府井、西单齐名的地儿，怎么已经紧张到了这步田地，草民常去王府井、西单也不至于吧。
前两天传来北京无业青年杨佳持刀杀害上海闸北区公安分局6个民警，重伤4个民警的消息，举国震惊，一是在上海这样的公认的治安算好的中心大都市、二是凶手一人，杀害了这么多的民警。根据现在的官方公开消息，杨佳去年到上海旅游，租自行车代步，被闸北警方错抓为盗车嫌疑人，其间警方起码是“态度有问题”，多次索赔，未达成共识，杀警报复。看来，在这个案件中，警民关系受到严重挑战。
说起上海民警，草民不禁想起上个世纪50年代大跃进期间，上海电影制片厂花了5万块钱拍摄的电影《今天我休息》，片中的主角是个警察马天明，老演员仲星火扮演，据说，马天明是有原型的，马天明在片中乐呵呵地为居民，为外地来的出差人员办各种各样的分内、分外的小事，把自己的星期天搭进去了，还耽误了相亲。
想一想，如果杨佳遇到马天明那样的警察，结果会如何？而马天明在当今的社会，是否还有立足之地？
谁把北京小伙变成了杀人狂魔？
[吾曹将出]于 2008-07-04 强国论坛
旧社会的罪恶之一，就是把人变成了鬼。新社会的伟大英明，是把鬼重新变成了人。所以万恶的旧社会就要被推翻，新社会就要取而代之登上历史舞台。
人民当家作主已经五十多年了，当时出生的婴儿现在已经年近花甲的老人。这个社会还保持着当年蓬勃向上的旺盛锐气吗？这个社会还具有能把鬼变成人的伟大能力吗？答案似乎全都不是肯定的。曾经的新社会变得与它的年龄一样衰老，已经老气横秋，步履蹒跚。在蒙蒙胧胧似是而非之间，它也把人变成了鬼。
当初，北京的小伙子兴致勃勃地南下旅游，应该是对生活，对未来充满希望吧？应该是不曾对上海人民，对上海警方怀有刻骨仇恨吧？可是在被诬陷，被痛打，被致残之后，他与上海闸北警方变成了生死仇敌。如果有关方面能够及时承认错误，认真赔偿，这起惊天血案还是不会发生的。在北京小伙的索赔过程中，人们不知道上海警方对这位饱经创伤的北京游客做了什么，说了什么，反正是双方的积怨越来越深，北京小伙心里埋藏的仇恨越来越大。他终于变成了丧失人性的杀人狂魔，接连手刃数警。他从一个憧憬上海迷人景色的北方游客，变成了法律不可饶恕的死囚。
已经死掉的六位上海警察不能复生，这位北京小伙也快要走到自己生命的尽头。在今后的漫长岁月里，死伤警察和这位北京小伙的亲属都将感到天地昏暗，了无生趣。在这起难以弥补的社会悲剧里，从这位北京小伙的堕落轨迹中，人们无不希望搞清楚事情真相：究竟是这位北京小伙从他的娘胎里一落地，将来长大了就必定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杀人狂魔呢？还是某些手中掌握权力的公职人员，藐视人民，仇恨人民，对待普通人民群众太黑了，太坏了，太狠了，太恶了？任何一个理智正常的人，都会得出自己对之深信不疑的结论。
许多人都对它讴歌不已的新生社会，经过了五六十年的生命历程之后，已经在为林驱鸟，为渊驱鱼，令人感到非常不可思议。在冠冕堂皇娓娓动听的口号之下，它把越来越多原本善良的人们变成各种各样丧失人性的凶恶罪犯，它把越来越多原本是自己的坚定盟友，变成了自己不共戴天的死敌。这是新社会的制度设计者根本不愿意看见的情形。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时至今日，如果这个社会的大脑还是不能翻然悔悟，痛改前非，人们不敢想象今后还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