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为人知的中南海写作班子

[*冷裤到底*]

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以下简称政研室）1975年6月成立，存在了4年。到1979年与中央办公厅研究室合并。1975年“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四人帮”还在台上。在这样一种历史条件下，邓小平第一次出来受命主持党中央工作。不久就建立了这个名叫政治研究室的机构，作为党中央国务院的参谋班子和写作班子，由邓小平直接领导。冯兰瑞曾在这个单位工作过，最近，她撰写的《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日子》一文，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消息。

　　由邓小平直接领导

　　1975年7月我被分配去政研室工作。

　　政研室的领导一共有7位：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邓力群、李鑫。不过经常见到的只是胡乔木、于光远和邓力群几位，李鑫根本没见过，只知道他是康生的秘书。

　　政研室成立以后的工作，主要是根据邓小平的指示，收集研究资料，写一系列文章；代管学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即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帮助学部筹办《思想战线》等等。其中，帮助学部和在东城的几个研究所的工作由胡绳负责，帮助经济研究所和建立国家计委研究的工作由于光远担任。

　　最初写出的文章中，有一篇题为《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以下简称《论总纲》，是后来被“四人帮”批判的“三株大毒草”之一。两校（北大、清华）大批判组说：《总纲》是邓小平授意写作的，其中集中了邓小平1975年的一个系列讲话。这个说法大致相近。

　　“四人帮”发动”批邓”运动

　　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后，对各项工作进行全面整顿。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四人帮”借机发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政研室成了运动的重点。政研室内头一个跳出来造反的是个年轻人，他是政研室图书馆的资料员，一个普通干部，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不久，是从新华社调来的。运动开始后，他给姚文元写了封信揭发政研室。姚文元给他回信：毛主席支持你。他拿到了“令箭”，马上在政研室造起反来。一造反，首当其冲的就是胡乔木。政研室开了多次批判大会，主要批判胡乔木。在“批邓”运动中，政研室的同志大部分表现是好的，只有很少几个所谓积极分子。可叹的是政研室领导中也有人对造反派不是抵制而是跟着跑。

　　胡乔木缺乏应付这种局面的经验，有点惊慌失措。政研室里原来有公务员帮他打开水，运动开始后他只能自己拎着暖壶吃力地下楼去打开水，于光远、邓力群也是批判对象。邓力群比较会应付。他后来对我们说：他每次讲一点，保留一点，要是一次讲完了，下次就没有可讲的了。于光远就不行，他是个学者，不善于应付。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开追悼大会时，邓小平和胡乔木都被排斥在外，不让参加。后来才知道胡乔木曾写信给江青，请求允许他参加毛泽东的追悼会。江青不同意，还是没让他参加，胡乔木只好同我们一起在政研室开了一个小型的追悼会。

　　1977年政研室险被撤销

　　记得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的当天晚上，我们兴奋得一直没睡。第二天，我到政研室，同志们也都很高兴，马上组织写批判“四人帮”的文章。不久，政研室领导决定出一个内部刊物《文稿逊，刊登同志们的文章。

　　1977年春，听到一个不好的消息：政研室要撤销。室里人心惶惶。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处境理应更好，大家奋力工作。没想到，这样一个单位竟不容于当时中央的某些领导人。

　　当时已经传出邓小平可能第二次复出的消息，我们都想将结束工作拖到下半年，等小平同志出来，政研室就有救了。为此，于光远想了个办法，他说：不是让我们来个精彩的结束吗？我们就要求让政研室全体同志参观大庆和大寨。大家都同意。参观大庆和大寨的报告送上去后，得到国务院的批准。

　　政研室改名研究室

　　参观结束，我们回到北京。小平同志提出保留政研室的意见，名称定为国务院研究室，由胡乔木、于光远、邓力群3人负责。保留政研室的同时，1977年11月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由原来的哲学社会科学部改建），中央决定胡乔木任院长，于光远、邓力群任副院长。

　　1978年，政研室改名研究室之后，正式成立了一个写作组，创办了一个不定期的内部刊物：《调查和研究》，内容包括研究文稿、调查报告、理论资料等。

　　1979年1月18日至4月3日，党中央召开了理论务虚会。理论务虚会后，国务院领导又提出研究室合并的问题。一开始让同“毛著”编委会办公室合并，征求研究室骨干意见，我们都不同意。后来上边就决定合并到中央办公厅研究室。这时邓力群已经到中办研究室当主任，同时还是社科院副院长。八九月间，国务院研究室并入中办研究室，从中南海北边搬到南边。胡乔木、于光远没有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