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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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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志愿者:西部支边后,我的工作在哪里?
从空中楼阁走向柴米油盐,这群理想主义者们发现,一切都和想象不一样。
他们是加入国家“西部计划”的大学生志愿者。他们决心来到基层大展拳脚,却发现自己成了“打杂的”;他们拿出自己的补贴想搞助学,却惹人非议;他们想凭借优惠政策保障就业,却不知道政策还悬在半空中。
七月似火。金灿灿的玉米收割了一茬又一茬,志愿者们服务期即将结束,他们的感觉却是“被撂了荒”
★ 本刊记者/周华蕾(发自南宁)
耿筱费了好大劲才考上广东一所著名高校的公费研究生,随后却做出了一个所有人为之诧异的决定――她不想读书了。
2005年5月8日,耿筱宿舍的楼道宣传栏里,多了一张蓝色的大字海报:“到西部去,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那一刻,这个23岁的广东女孩动心了。她出生在一个“慈善”家庭,尽管家境并不宽裕,父母还是收养了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她是个多愁善感的文学青年,常常是别人讲得正激动,她的眼圈就红了。在报纸上认识“希望大使”陈凤霞的那年,耿筱才13岁,从那时起,她成为一名志愿者的情结便挥之不去。
虽然她并不能确定,如果放弃了这次研究生就读资格,一年后还能否入学,但她更担心的是,“如果错过了这次,以后大概再也没有机会了”。
两天后,她报名参加了当年的“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简称“西部计划”)。
“西部计划”是从2003年开始实施的。团中央每年面向全国选派约1万名左右高校毕业生前往西部,开展为期一年或两年的“支农、支教、支医”的志愿活动。每年7月,在确定自己的服务县和服务岗位以后,分散在中国各大高校的志愿者先在本省集结,然后拎着大包小包,如同40年前的知青,坐着火车,浩浩荡荡奔赴四川、西藏、新疆、广西等地。
“这是我见过的最挤的火车。”年年都坐春运火车回家的2008级志愿者马荒原说,“人太多,车都要开了,还有好些志愿者没能挤上去。”
志愿者大多是不折不扣的理想主义者。有人决心改变西部、实现人生价值;有人试图锻炼能力、增加工作经验;也有家住大山沟、要烧饭得先砍柴的――他们希望能让和自己同样出身的孩子“过上好日子”。也有挂了五六门功课没法毕业的;或者冲着加分政策、要考选调生考公务员来的人――国家规定,凡是合格志愿者,报考西部地区公务员时笔试成绩加5分。
在路上,他们开始想象那些陌生的世界。2006级志愿者丁媛媛填报了广西的支教项目,服务期两年。她想象着“自己会住进一间破烂的瓦房里,虽然可能漏雨,但一抬头就能看到满天星星。”
所有前进的动力在于“想象”。没有人知道,“西部”究竟是什么样子。
“社会主义接班人改造”
志愿者们朴素的理想主义,是在临行前的集训中迅速膨胀的。
2008年7月19日,雨天。《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来到广西师范学院的志愿者培训现场。这天下午的演讲题目是《IQ+EQ+?=成功人士》,两个篮球场大的会场里,演讲者的分贝很高、语速很快。600多名志愿者听众里不停爆出掌声,盖过了窗外的雷鸣。
“白天讲,晚上也讲。几乎每天都在做先进榜样、先进事迹的宣传。”马荒原说,“好像一场社会主义改造,要把我们变成接班人。”
志愿者年年不同,培训课程年年相似。一个个典型案例,融入了一届又一届志愿者的心里:小A放弃了所有休假日,走遍了广西东兰县147个村子,走访了1500多户贫困生家庭;小B为贫困地区引来了110万投资;还有小C救起了溺水女孩,被其家人要求当女婿……
大部分刚迈出象牙塔的大学生越来越坚信“有志者事竟成”,但也有人觉得疲惫,私下发出不和谐的声音:“讲的全是好话,好像你奋发图强了,就一定能功成名就。”
“过来人”对这种培训的体会更深。“像搞传销一样,在洗脑。”2006级志愿者丁媛媛说。两年前,她的感受截然不同:“当时激情澎湃,发誓一定不能输给那些榜样。”
挺进西部之前,还有一项重要的程序――彩排。
2006年7月27日,丁媛媛“彩排”当天,电视台来了专人指挥现场。“有人模拟领导,上一届的优秀志愿者上台去,数到一定秒数再下台,鞠躬敬礼的时间都要安排好。”丁媛媛回忆道。按照服务地点,志愿者们分成不同方队,领头的人要挥舞红色大旗,必须整齐划一。服务队的车也要预先排好,先走的那个队要和模拟领导一一握手,后边的人就不用了――这样可以走得快些。
“志愿者又不是演员。”丁媛媛在台下偷偷笑出声。
出征当日,鼓乐喧天。载着丁媛媛一行的大巴车颠簸在石子路上,他们的目的地――广西壮族自治区天等县,变得越来越清晰。
“我们就是一帮打杂的”
国家级贫困县天等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北部。2006年7月,丁媛媛去的时候,整个灰蒙蒙的县城还没有公交车,大街上跑满“三麻仔”(电动三轮车)。
当她还在脑子里构建山区的小学图景时,听到团委的安排:“林业局,丁媛媛!”
“去林业局干吗?”这位英语专业的毕业生跑去核实单位。这并非她一个人的困境――大约八成志愿者都碰上了服务意愿被调配的问题。广西艺术学院的几名学生,“学油画的、学设计的去了交警大队,学声乐的去了经贸局,学版画的去了扶贫办”。
对这样的安排,天等县分管西部计划的县委副书记秦达俊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道:“我们考虑到交警行业是窗口行业,但现在给人的印象是勇气够了,形象方面差点。艺术学院学生的加入,会对这个行业有很大的改进。至于林业局嘛,有很多项目需要翻译成英语,让外国人看到,才能让外国人投资。”
但从丁媛媛坐进办公室那天起,从未见过那些洋项目。她说自己每天无非“扫地、端茶送水和跑腿”,最经常的是拟文件,拟好稿送到别的单位。如果错个标点符号或者格式方面出现问题,又跑回原单位重办。
这位通晓英文的女孩或许忽略了一个问题,“老师需要用本地土话才能教孩子”,天等县团委工作人员说。另外,在山区的学校,“志愿者中途如果考研、考公务员请假,这段空当也不利于学生的学习”。所以,像丁媛媛一样填报了“支教”的志愿者,又被调到了其他需要文秘工作人员的单位。
何况,在整个广西乃至西部地区,写公文、在电脑上敲敲打打并不是县级机关人员的特长,所以最受欢迎的是中文系和计算机系的学生,其他学生的用途也大抵如此。“某些学工程的、学水利的,会被安排下乡,但这里也许并不需要我们。”丁媛媛说,“我们就是一帮打杂的。”
“有上级领导来检查时,党政办要负责接待。有时候后勤人员不够用,我还要进厨房帮忙洗碗筷、切菜,已经历过五六次了。”一位在交警大队工作的志愿者说。
模样乖巧的女生还可能担上另一项任务:陪酒。耿筱和丁媛媛都曾作为“天等县的骄傲”,被拉去陪过不知姓甚名谁的上级单位,“吐得昏天黑地”。
天等县团委书记农雪梅表示,确实偶尔会有让志愿者“应酬”的场合:“正因为把志愿者当成我们的一分子,所以让他们参与我们的活动。”比如,禁毒宣传、征兵宣传和防艾宣传时,志愿者总会斜挂鲜红的“天等县青年志愿者”的礼仪肩带,上街发传单;耗资470万元的休闲娱乐广场天椒广场落成前,县政府旁边的天福大酒店搞装修,也要了几个志愿者过去帮忙;一年一度的辣椒节,志愿者负责舞台布置和5000条板凳的安放工作。
在农雪梅眼里,县委对志愿者是非常重视的。“每年县政府都会拨3万元为志愿者作为全年的活动经费,作为一个国家级贫困县,尽力了。”
目前,天等县团委只有3名工作人员:一个书记、一个年年换的副书记、一个主任。工作超负荷运转到最后,顾得上的只有“志愿者就业跟踪”了。而他们的“放羊”态度,也为志愿者不满。“我们对西部计划的感觉一个字,累。”天等县一位官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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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空中楼阁走向柴米油盐,这群理想主义者们发现,一切都和想象不一样。
他们是加入国家“西部计划”的大学生志愿者。他们决心来到基层大展拳脚,却发现自己成了“打杂的”;他们拿出自己的补贴想搞助学,却惹人非议;他们想凭借优惠政策保障就业,却不知道政策还悬在半空中。
七月似火。金灿灿的玉米收割了一茬又一茬,志愿者们服务期即将结束,他们的感觉却是“被撂了荒”
★ 本刊记者/周华蕾(发自南宁)
耿筱费了好大劲才考上广东一所著名高校的公费研究生,随后却做出了一个所有人为之诧异的决定――她不想读书了。
2005年5月8日,耿筱宿舍的楼道宣传栏里,多了一张蓝色的大字海报:“到西部去,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那一刻,这个23岁的广东女孩动心了。她出生在一个“慈善”家庭,尽管家境并不宽裕,父母还是收养了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她是个多愁善感的文学青年,常常是别人讲得正激动,她的眼圈就红了。在报纸上认识“希望大使”陈凤霞的那年,耿筱才13岁,从那时起,她成为一名志愿者的情结便挥之不去。
虽然她并不能确定,如果放弃了这次研究生就读资格,一年后还能否入学,但她更担心的是,“如果错过了这次,以后大概再也没有机会了”。
两天后,她报名参加了当年的“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简称“西部计划”)。
“西部计划”是从2003年开始实施的。团中央每年面向全国选派约1万名左右高校毕业生前往西部,开展为期一年或两年的“支农、支教、支医”的志愿活动。每年7月,在确定自己的服务县和服务岗位以后,分散在中国各大高校的志愿者先在本省集结,然后拎着大包小包,如同40年前的知青,坐着火车,浩浩荡荡奔赴四川、西藏、新疆、广西等地。
“这是我见过的最挤的火车。”年年都坐春运火车回家的2008级志愿者马荒原说,“人太多,车都要开了,还有好些志愿者没能挤上去。”
志愿者大多是不折不扣的理想主义者。有人决心改变西部、实现人生价值;有人试图锻炼能力、增加工作经验;也有家住大山沟、要烧饭得先砍柴的――他们希望能让和自己同样出身的孩子“过上好日子”。也有挂了五六门功课没法毕业的;或者冲着加分政策、要考选调生考公务员来的人――国家规定,凡是合格志愿者,报考西部地区公务员时笔试成绩加5分。
在路上,他们开始想象那些陌生的世界。2006级志愿者丁媛媛填报了广西的支教项目,服务期两年。她想象着“自己会住进一间破烂的瓦房里,虽然可能漏雨,但一抬头就能看到满天星星。”
所有前进的动力在于“想象”。没有人知道,“西部”究竟是什么样子。
“社会主义接班人改造”
志愿者们朴素的理想主义,是在临行前的集训中迅速膨胀的。
2008年7月19日,雨天。《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来到广西师范学院的志愿者培训现场。这天下午的演讲题目是《IQ+EQ+?=成功人士》,两个篮球场大的会场里,演讲者的分贝很高、语速很快。600多名志愿者听众里不停爆出掌声,盖过了窗外的雷鸣。
“白天讲,晚上也讲。几乎每天都在做先进榜样、先进事迹的宣传。”马荒原说,“好像一场社会主义改造,要把我们变成接班人。”
志愿者年年不同,培训课程年年相似。一个个典型案例,融入了一届又一届志愿者的心里:小A放弃了所有休假日,走遍了广西东兰县147个村子,走访了1500多户贫困生家庭;小B为贫困地区引来了110万投资;还有小C救起了溺水女孩,被其家人要求当女婿……
大部分刚迈出象牙塔的大学生越来越坚信“有志者事竟成”,但也有人觉得疲惫,私下发出不和谐的声音:“讲的全是好话,好像你奋发图强了,就一定能功成名就。”
“过来人”对这种培训的体会更深。“像搞传销一样,在洗脑。”2006级志愿者丁媛媛说。两年前,她的感受截然不同:“当时激情澎湃,发誓一定不能输给那些榜样。”
挺进西部之前,还有一项重要的程序――彩排。
2006年7月27日,丁媛媛“彩排”当天,电视台来了专人指挥现场。“有人模拟领导,上一届的优秀志愿者上台去,数到一定秒数再下台,鞠躬敬礼的时间都要安排好。”丁媛媛回忆道。按照服务地点,志愿者们分成不同方队,领头的人要挥舞红色大旗,必须整齐划一。服务队的车也要预先排好,先走的那个队要和模拟领导一一握手,后边的人就不用了――这样可以走得快些。
“志愿者又不是演员。”丁媛媛在台下偷偷笑出声。
出征当日,鼓乐喧天。载着丁媛媛一行的大巴车颠簸在石子路上,他们的目的地――广西壮族自治区天等县,变得越来越清晰。
“我们就是一帮打杂的”
国家级贫困县天等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北部。2006年7月,丁媛媛去的时候,整个灰蒙蒙的县城还没有公交车,大街上跑满“三麻仔”(电动三轮车)。
当她还在脑子里构建山区的小学图景时,听到团委的安排:“林业局,丁媛媛!”
“去林业局干吗?”这位英语专业的毕业生跑去核实单位。这并非她一个人的困境――大约八成志愿者都碰上了服务意愿被调配的问题。广西艺术学院的几名学生,“学油画的、学设计的去了交警大队,学声乐的去了经贸局,学版画的去了扶贫办”。
对这样的安排,天等县分管西部计划的县委副书记秦达俊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道:“我们考虑到交警行业是窗口行业,但现在给人的印象是勇气够了,形象方面差点。艺术学院学生的加入,会对这个行业有很大的改进。至于林业局嘛,有很多项目需要翻译成英语,让外国人看到,才能让外国人投资。”
但从丁媛媛坐进办公室那天起,从未见过那些洋项目。她说自己每天无非“扫地、端茶送水和跑腿”,最经常的是拟文件,拟好稿送到别的单位。如果错个标点符号或者格式方面出现问题,又跑回原单位重办。
这位通晓英文的女孩或许忽略了一个问题,“老师需要用本地土话才能教孩子”,天等县团委工作人员说。另外,在山区的学校,“志愿者中途如果考研、考公务员请假,这段空当也不利于学生的学习”。所以,像丁媛媛一样填报了“支教”的志愿者,又被调到了其他需要文秘工作人员的单位。
何况,在整个广西乃至西部地区,写公文、在电脑上敲敲打打并不是县级机关人员的特长,所以最受欢迎的是中文系和计算机系的学生,其他学生的用途也大抵如此。“某些学工程的、学水利的,会被安排下乡,但这里也许并不需要我们。”丁媛媛说,“我们就是一帮打杂的。”
“有上级领导来检查时,党政办要负责接待。有时候后勤人员不够用,我还要进厨房帮忙洗碗筷、切菜,已经历过五六次了。”一位在交警大队工作的志愿者说。
模样乖巧的女生还可能担上另一项任务:陪酒。耿筱和丁媛媛都曾作为“天等县的骄傲”,被拉去陪过不知姓甚名谁的上级单位,“吐得昏天黑地”。
天等县团委书记农雪梅表示,确实偶尔会有让志愿者“应酬”的场合:“正因为把志愿者当成我们的一分子,所以让他们参与我们的活动。”比如,禁毒宣传、征兵宣传和防艾宣传时,志愿者总会斜挂鲜红的“天等县青年志愿者”的礼仪肩带,上街发传单;耗资470万元的休闲娱乐广场天椒广场落成前,县政府旁边的天福大酒店搞装修,也要了几个志愿者过去帮忙;一年一度的辣椒节,志愿者负责舞台布置和5000条板凳的安放工作。
在农雪梅眼里,县委对志愿者是非常重视的。“每年县政府都会拨3万元为志愿者作为全年的活动经费,作为一个国家级贫困县,尽力了。”
目前,天等县团委只有3名工作人员:一个书记、一个年年换的副书记、一个主任。工作超负荷运转到最后,顾得上的只有“志愿者就业跟踪”了。而他们的“放羊”态度,也为志愿者不满。“我们对西部计划的感觉一个字,累。”天等县一位官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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