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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算是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吧。
在美国，我教过的最有意思的课是小说欣赏。教材由我来定，需要选一本长篇和若干短篇，可以选任何国家的作品，只要已经翻译成英文就行，而且系主任还希望我带来异国色彩。长篇我选了《水浒传》，不仅因为我喜欢这部名著，还因为它有很好的英译，Outlaws of the Marshes by Sidney Shapiro. 我对自己的课程设计很得意，先做数项选一题，确保这帮毛孩子认真读原著：鲁智深是怎么把乌鸦窝弄下来的？1）爬上树拿下来，2）用竹竿捅下来，3）用手拔树，4）用斧子砍树。然后再讨论人物、主题和文化。前面这招还真灵，逼得他们硬是把这四卷本、100回、1650页的小说全读下来了。可是在讨论中，我大大地丢了脸。学生们提出一些我以前从未想到的问题，令我一时语塞。从学生的问题中，我学到的东西要远远多于我教给他们的，也让我明白那句俗话“少不读《水浒》”实在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部小说的硬伤。
即便是看过很多遍《水浒传》的读者，我想也没有几位记得一个叫王四的人。这名字起得极其随便，我相信不是施耐庵疏忽，而是有意的，因为小说里“好汉”的姓名都有讲究，而且还有绰号；那是给人物贴标签，一种简单的塑造人物，便于读者记住他们的手段。在第三回中，我们看到王四，他只是史进家一个庄客，小人物，就像今天我们说“张三李四”一样，是个普通人。他在为史进和朱武等土匪传递消息的路上喝醉了，李吉从他那里偷了书信报官领赏，官差来抓史进，才惹他造反。学生们的问题是，就算王四有错，丢了信还撒谎骗史进说朱武没有回信，这罪也不当诛啊！何况史进已经要造反了，为什么还杀王四？而且杀得那么随便。书中是这样写的：“史进下梯子，来到厅前，先叫王四，带进后园，把来一刀杀了。”一条人命啊，怎么写得像杀鸡那么简单？
我说，这是塑造史进的性格，他是个意气用事的小伙子嘛。学生们说那不难理解，但不解的是作者的态度。显然，施耐庵根本不拿王四当回事，不仅没有给他一个像样的名字，对他毫无同情或怜悯，甚至还表现出他死得活该的态度。我承认，以前从未注意过王四，这种忽视的深层原因，追究起来就是没拿他当人。为什么没拿他当人？就因为他太普通，没本事。但为什么我的学生会注意到王四呢？而且拿他当人，还为他鸣不平呢？我开始意识到我和学生之间的差距。虽然我也口口声声地说人人平等，但我远不如学生。“人人平等”是深植于他们心中的信念，于我，那还只是漂浮在嘴上的一句口号。至于作者，他根本就没有这概念。《水浒传》歌颂的就是能耐、能人；贬低的就是普通、凡人。只要有本事，品德多么败坏都没关系。而平民百姓根本不值一提，虽然作者也描写他们遭殃，但目的只是为了讲“好汉”的故事，而不是伸张正义。我这类读者，之所以缺乏对人生命的重视，缺乏对正义的敏感，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受了这种小说潜移默化的影响。
在《水浒传》中，作者对待小人物和平民百姓是什么态度呢？孤例不成证，再看第三十一回武松报仇，闯入鸳鸯楼之前杀死那两个丫头，如果说是怕她们弄出声响，惊动敌人，倒也情有可原。但杀死张团练、张都监和蒋门神之后，大仇已报，作者还要让武松杀死张夫人、养娘玉兰和奶娘，还有儿女三口，“方才心满意足。”书中的描写，用的是同样轻松的笔调。然而，仅此滥杀无辜一事，就足以表明，武松是个丧尽天良的罪犯，不值得任何有正义感的人敬佩。从那一页开始，我的学生们都一致认为他是杀人狂，毫无可敬之处。但施耐庵却把武松描绘成小说中数一数二的英雄；几百年来，评书和戏曲都一再把他塑造为英雄。我以前阅读时，虽然也注意到他那次杀人过多，但想到他大概是杀红眼了，觉得很真实。因受传统文化和众人看法的影响，我连想都没有想过，这样塑造一位英雄有什么不妥，也没有因为施耐庵这样描写武松就对他丧失了敬意。作者的笔触继续引导读者仰慕这样一位“好汉”。为什么呢？就因为武松有能耐，赤手空拳打死过老虎；而他屠杀的张都监家属和佣人，都是无能鼠辈。作者让人觉得他们死不足惜，而且致他们于死地的还是一位曾经为民除害的“好汉”。仔细想想，武松打虎，并非有意为民除害，他只不过在自我保护时，打死了那个大虫而已。打虎一事，与其说和为民除害有关，不如说和他自己抠门，舍不得在酒家住店有关。说到底，作者和读者佩服武松，还是因为他有能耐，不是因为他见义勇为。但一个人再有能耐，也没有滥杀无辜的权力。毫无疑问，人命不可以用金钱计价，也不可以用其他人的性命来等值交换。当医生的，不能说因为救过一百条人命，屠杀一两个就没关系，还有九十多条人命的功德呢，谁也不会接受这个道理。
然而《水浒传》宣扬的恰恰是能人比凡人的命值钱。在第三十四回，宋江为了吸收秦明入伙，竟然派人穿着秦明的盔甲，骑着他的马，拿着他的军器，带着土匪把数百人家都“烧做白地，一片瓦砾场上，横七竖八，杀死的男子妇人，不计其数。”致使知府一怒之下，把秦明的妻子杀了。宋江还大言不惭地以实相告秦明，气得他怒火中烧，但被人软禁着，便只说了句：“你们弟兄虽然是好意要留秦明，只是害得我忒毒些个，断送了我妻小一家人口！”宋江说没关系，没了夫人，续上一个就得了，遂将花荣的妹妹许配给秦明。这秦明，刚才还恨得咬牙切齿，转眼间就全心全意地归顺了。他们这叫什么好汉？没心没肺，没有脊梁，还算人吗？
再看第三十八回所谓的神行太保戴宗出场，他分明是个贪官酷吏，明目张胆地欺榨犯人的银两。他不知道这犯人就是宋江，吼道：“你这矮黑杀才！依仗谁的势要，不送常例钱来与我？……你这贼配军是我手里的行货，轻咳嗽便是罪过！……我要结果你也不难，只似打杀一只苍蝇。”这样一个恶棍，只因他有法术，一日能走八百里，宋江也与他结交，成为好友。跟着便是李逵，不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夸他忠勇，是非分明。他明明是个无赖，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一出场，他就在撒泼，强行向人家“借”十两银子。宋江惯会收买人心，李逵则有奶便是娘，收了人家的钱就去赌，赌输了就打人。这样一个泼皮，如果碰到杨志，多半会像牛二那样被人一刀杀了。他运气好，碰到张顺，只被灌了个水饱。可是宋朝的百姓运气不好，李逵碰到宋江，受到赏识，死心塌地卖命，劫法场时，抡起两把板斧“不问军官百姓，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渠。”到了仇敌黄文炳家，“众好汉见一个杀一个，见两个，杀一双，把黄文炳一门内外大小四五十口尽皆杀了，不留一人。” 抓住黄文炳后，李逵还用尖刀“先从腿上割起，拣好的就当面炭火上灸来下酒。割一块，灸一块，无片时，割了黄文炳。李逵方才把刀割开胸膛，取出心肝，把来与众头领做醒酒汤。”正是由于《水浒传》中有这些残酷的描写，赛珍珠1933年要出版她的七十回英译本时，哥伦比亚大学的爱国留学生才要求她别出，或删掉那些段落。但这家丑在国内似乎从未受到过审查，好像只要不在外面丢脸，怎么伤害本国青年人的心灵都没关系。
李逵吃人肉、杀平民绝非仅此一次为宋江报仇雪恨的行为。后来，他还吃了李鬼的腿肉，而且一动起武来，就不管是官兵还是百姓，只顾排头砍去。最可恨的是在第五十一回，为了逼朱仝上梁山，他竟然执行宋江的命令，把沧州知府的四岁小儿子的“头劈做两半个”。这些“好汉”们每次打到仇家，总是无论男女老少，把一家几十口人全部杀光，以绝后患。他们口口声声“替天行道”，可究竟为老百姓做过什么好事？他们打家劫舍，通常是把财宝带回梁山，有时也会开仓赈民，也曾因报私仇而顺便诛杀贪官污吏。但总地来说，他们在受招安之前，没有做过多少利国利民的事情。就算做过一点好事，帮助过几个受苦、受压迫的人家，他们的善行也不能成为杀人放火的理由。
表面上看，《水浒传》痛斥高俅一类小人。实际上，施耐庵描绘的许多“好汉”与高俅在品质上没有什么两样。他们只是坏的程度不同而已，有的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宋江，他为了发展壮大梁山的势力，滥杀无辜，不惜一切残酷的手段，竟然连孩子也不放过。高俅嫉贤妒能，陷害忠良，高衙内欺男霸女；他们固然可恨。但所谓的梁山好汉，动不动就侵犯别人的庄园，杀害平民百姓；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任意采用一切残酷手段，他们难道不比高俅之流更可恨，为害更大吗？如果让这些有能耐，无道德的人当了大官，还不定有多少人会家破人亡，百姓还不定要多受多少罪呢！可我们为什么只恨高俅，却不恨那些“好汉”呢？甚至还崇拜他们？
这主要是由于作者的态度和写作手法。施耐庵看不起高俅，首先是因为他没本事却得到了重用。怀才不遇可能是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但更可能是一个普遍的心理问题。在很多情况下，所谓的才子，无非就是会念点书，有些文采。他们并没有经过实践证明自己确实有济世经国之才，也没有写出可以传阅千秋之作，但他们总是抱怨时运不济，上苍无眼。他们看到那些得到重用的人，总觉得不公，觉得自己的本事更大，而别人一定是走了旁门左道。他们特别痛恨高俅这类没有本事却得到高升的小人，并在《水浒传》中，在高俅身上得到发泄怨气的机会，得到比附他人的对象和斥责无能的靶子。除了高俅以外，施耐庵还写了杨戬、童贯、蔡京等有名字无性格的废物，用来陪衬那一百单八位多才多艺、形形色色的“好汉”。因此，《水浒传》尤其会引起怀才不遇的读者的极大共鸣。写这种小说，可以涤荡腹中积郁；读这种小说，可以抒发胸中块垒。而老百姓喜欢听《水浒传》，只是把它当作娱乐而已，但老百姓的俗话“少不读《水浒》”清晰地表明了人们对此书的价值判断。大人不想让是非观念还没有稳定的孩子读这部小说，怕他们以“好汉”为坏榜样，随意破坏秩序，拉帮结伙，对抗社会。大家都很清楚，不能因为社会上有怀才不遇的现象，就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胡作非为。也不难想象，为什么毛泽东喜欢《水浒传》的前半部，而痛恨宋江接受招安。
施耐庵并没有书写人民的疾苦、国家的灾难。他主要抱怨的无非是有本事的人未能获得重任，他宣扬的“替天行道”无非是任人唯能。他没有讴歌仁爱，呼唤正义。他歌颂的仅仅是各种各样的“好汉”和才能，无论什么才能，只要一个人在本行业做到了家，作者就以欣赏的笔调来描绘，还冠以星宿的头衔，也就是说他不是常人，而是天神下凡。宋江之所以能够成事做大，就因为他善于收揽人才，那怕是鸡鸣狗盗之徒，狼心狗肺的恶棍，只要有用，他都一概拜留。宋江之流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道德。他收纳的很多人也不懂是非，只要别人欣赏自己的才能，就感激不尽，虽有杀妻毁家之仇，也甘愿为人卖命。很多读者大概都和我小时候一样，读《水浒传》读得津津有味，完全被那些故事、人物和他们的本事迷住了。尤其是男孩子，在一起谈论的就是谁武艺高，谁本事大。曾几何时，我佩服的就是强者，不会同情弱者。与我的学生相比，我痛切地感到，我们在那个斗争年代，不仅缺乏应有的智育，而且还接受了许多扭曲的德育，难怪我们被称为吃狼奶长大的一代。我们在心智上不仅是斗争哲学的牺牲品，也深受固有文化糟粕的遗害。而清除这些毒害，恐怕并不容易。
2007年10月25日
在美国，我教过的最有意思的课是小说欣赏。教材由我来定，需要选一本长篇和若干短篇，可以选任何国家的作品，只要已经翻译成英文就行，而且系主任还希望我带来异国色彩。长篇我选了《水浒传》，不仅因为我喜欢这部名著，还因为它有很好的英译，Outlaws of the Marshes by Sidney Shapiro. 我对自己的课程设计很得意，先做数项选一题，确保这帮毛孩子认真读原著：鲁智深是怎么把乌鸦窝弄下来的？1）爬上树拿下来，2）用竹竿捅下来，3）用手拔树，4）用斧子砍树。然后再讨论人物、主题和文化。前面这招还真灵，逼得他们硬是把这四卷本、100回、1650页的小说全读下来了。可是在讨论中，我大大地丢了脸。学生们提出一些我以前从未想到的问题，令我一时语塞。从学生的问题中，我学到的东西要远远多于我教给他们的，也让我明白那句俗话“少不读《水浒》”实在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部小说的硬伤。
即便是看过很多遍《水浒传》的读者，我想也没有几位记得一个叫王四的人。这名字起得极其随便，我相信不是施耐庵疏忽，而是有意的，因为小说里“好汉”的姓名都有讲究，而且还有绰号；那是给人物贴标签，一种简单的塑造人物，便于读者记住他们的手段。在第三回中，我们看到王四，他只是史进家一个庄客，小人物，就像今天我们说“张三李四”一样，是个普通人。他在为史进和朱武等土匪传递消息的路上喝醉了，李吉从他那里偷了书信报官领赏，官差来抓史进，才惹他造反。学生们的问题是，就算王四有错，丢了信还撒谎骗史进说朱武没有回信，这罪也不当诛啊！何况史进已经要造反了，为什么还杀王四？而且杀得那么随便。书中是这样写的：“史进下梯子，来到厅前，先叫王四，带进后园，把来一刀杀了。”一条人命啊，怎么写得像杀鸡那么简单？
我说，这是塑造史进的性格，他是个意气用事的小伙子嘛。学生们说那不难理解，但不解的是作者的态度。显然，施耐庵根本不拿王四当回事，不仅没有给他一个像样的名字，对他毫无同情或怜悯，甚至还表现出他死得活该的态度。我承认，以前从未注意过王四，这种忽视的深层原因，追究起来就是没拿他当人。为什么没拿他当人？就因为他太普通，没本事。但为什么我的学生会注意到王四呢？而且拿他当人，还为他鸣不平呢？我开始意识到我和学生之间的差距。虽然我也口口声声地说人人平等，但我远不如学生。“人人平等”是深植于他们心中的信念，于我，那还只是漂浮在嘴上的一句口号。至于作者，他根本就没有这概念。《水浒传》歌颂的就是能耐、能人；贬低的就是普通、凡人。只要有本事，品德多么败坏都没关系。而平民百姓根本不值一提，虽然作者也描写他们遭殃，但目的只是为了讲“好汉”的故事，而不是伸张正义。我这类读者，之所以缺乏对人生命的重视，缺乏对正义的敏感，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受了这种小说潜移默化的影响。
在《水浒传》中，作者对待小人物和平民百姓是什么态度呢？孤例不成证，再看第三十一回武松报仇，闯入鸳鸯楼之前杀死那两个丫头，如果说是怕她们弄出声响，惊动敌人，倒也情有可原。但杀死张团练、张都监和蒋门神之后，大仇已报，作者还要让武松杀死张夫人、养娘玉兰和奶娘，还有儿女三口，“方才心满意足。”书中的描写，用的是同样轻松的笔调。然而，仅此滥杀无辜一事，就足以表明，武松是个丧尽天良的罪犯，不值得任何有正义感的人敬佩。从那一页开始，我的学生们都一致认为他是杀人狂，毫无可敬之处。但施耐庵却把武松描绘成小说中数一数二的英雄；几百年来，评书和戏曲都一再把他塑造为英雄。我以前阅读时，虽然也注意到他那次杀人过多，但想到他大概是杀红眼了，觉得很真实。因受传统文化和众人看法的影响，我连想都没有想过，这样塑造一位英雄有什么不妥，也没有因为施耐庵这样描写武松就对他丧失了敬意。作者的笔触继续引导读者仰慕这样一位“好汉”。为什么呢？就因为武松有能耐，赤手空拳打死过老虎；而他屠杀的张都监家属和佣人，都是无能鼠辈。作者让人觉得他们死不足惜，而且致他们于死地的还是一位曾经为民除害的“好汉”。仔细想想，武松打虎，并非有意为民除害，他只不过在自我保护时，打死了那个大虫而已。打虎一事，与其说和为民除害有关，不如说和他自己抠门，舍不得在酒家住店有关。说到底，作者和读者佩服武松，还是因为他有能耐，不是因为他见义勇为。但一个人再有能耐，也没有滥杀无辜的权力。毫无疑问，人命不可以用金钱计价，也不可以用其他人的性命来等值交换。当医生的，不能说因为救过一百条人命，屠杀一两个就没关系，还有九十多条人命的功德呢，谁也不会接受这个道理。
然而《水浒传》宣扬的恰恰是能人比凡人的命值钱。在第三十四回，宋江为了吸收秦明入伙，竟然派人穿着秦明的盔甲，骑着他的马，拿着他的军器，带着土匪把数百人家都“烧做白地，一片瓦砾场上，横七竖八，杀死的男子妇人，不计其数。”致使知府一怒之下，把秦明的妻子杀了。宋江还大言不惭地以实相告秦明，气得他怒火中烧，但被人软禁着，便只说了句：“你们弟兄虽然是好意要留秦明，只是害得我忒毒些个，断送了我妻小一家人口！”宋江说没关系，没了夫人，续上一个就得了，遂将花荣的妹妹许配给秦明。这秦明，刚才还恨得咬牙切齿，转眼间就全心全意地归顺了。他们这叫什么好汉？没心没肺，没有脊梁，还算人吗？
再看第三十八回所谓的神行太保戴宗出场，他分明是个贪官酷吏，明目张胆地欺榨犯人的银两。他不知道这犯人就是宋江，吼道：“你这矮黑杀才！依仗谁的势要，不送常例钱来与我？……你这贼配军是我手里的行货，轻咳嗽便是罪过！……我要结果你也不难，只似打杀一只苍蝇。”这样一个恶棍，只因他有法术，一日能走八百里，宋江也与他结交，成为好友。跟着便是李逵，不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夸他忠勇，是非分明。他明明是个无赖，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一出场，他就在撒泼，强行向人家“借”十两银子。宋江惯会收买人心，李逵则有奶便是娘，收了人家的钱就去赌，赌输了就打人。这样一个泼皮，如果碰到杨志，多半会像牛二那样被人一刀杀了。他运气好，碰到张顺，只被灌了个水饱。可是宋朝的百姓运气不好，李逵碰到宋江，受到赏识，死心塌地卖命，劫法场时，抡起两把板斧“不问军官百姓，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渠。”到了仇敌黄文炳家，“众好汉见一个杀一个，见两个，杀一双，把黄文炳一门内外大小四五十口尽皆杀了，不留一人。” 抓住黄文炳后，李逵还用尖刀“先从腿上割起，拣好的就当面炭火上灸来下酒。割一块，灸一块，无片时，割了黄文炳。李逵方才把刀割开胸膛，取出心肝，把来与众头领做醒酒汤。”正是由于《水浒传》中有这些残酷的描写，赛珍珠1933年要出版她的七十回英译本时，哥伦比亚大学的爱国留学生才要求她别出，或删掉那些段落。但这家丑在国内似乎从未受到过审查，好像只要不在外面丢脸，怎么伤害本国青年人的心灵都没关系。
李逵吃人肉、杀平民绝非仅此一次为宋江报仇雪恨的行为。后来，他还吃了李鬼的腿肉，而且一动起武来，就不管是官兵还是百姓，只顾排头砍去。最可恨的是在第五十一回，为了逼朱仝上梁山，他竟然执行宋江的命令，把沧州知府的四岁小儿子的“头劈做两半个”。这些“好汉”们每次打到仇家，总是无论男女老少，把一家几十口人全部杀光，以绝后患。他们口口声声“替天行道”，可究竟为老百姓做过什么好事？他们打家劫舍，通常是把财宝带回梁山，有时也会开仓赈民，也曾因报私仇而顺便诛杀贪官污吏。但总地来说，他们在受招安之前，没有做过多少利国利民的事情。就算做过一点好事，帮助过几个受苦、受压迫的人家，他们的善行也不能成为杀人放火的理由。
表面上看，《水浒传》痛斥高俅一类小人。实际上，施耐庵描绘的许多“好汉”与高俅在品质上没有什么两样。他们只是坏的程度不同而已，有的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宋江，他为了发展壮大梁山的势力，滥杀无辜，不惜一切残酷的手段，竟然连孩子也不放过。高俅嫉贤妒能，陷害忠良，高衙内欺男霸女；他们固然可恨。但所谓的梁山好汉，动不动就侵犯别人的庄园，杀害平民百姓；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任意采用一切残酷手段，他们难道不比高俅之流更可恨，为害更大吗？如果让这些有能耐，无道德的人当了大官，还不定有多少人会家破人亡，百姓还不定要多受多少罪呢！可我们为什么只恨高俅，却不恨那些“好汉”呢？甚至还崇拜他们？
这主要是由于作者的态度和写作手法。施耐庵看不起高俅，首先是因为他没本事却得到了重用。怀才不遇可能是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但更可能是一个普遍的心理问题。在很多情况下，所谓的才子，无非就是会念点书，有些文采。他们并没有经过实践证明自己确实有济世经国之才，也没有写出可以传阅千秋之作，但他们总是抱怨时运不济，上苍无眼。他们看到那些得到重用的人，总觉得不公，觉得自己的本事更大，而别人一定是走了旁门左道。他们特别痛恨高俅这类没有本事却得到高升的小人，并在《水浒传》中，在高俅身上得到发泄怨气的机会，得到比附他人的对象和斥责无能的靶子。除了高俅以外，施耐庵还写了杨戬、童贯、蔡京等有名字无性格的废物，用来陪衬那一百单八位多才多艺、形形色色的“好汉”。因此，《水浒传》尤其会引起怀才不遇的读者的极大共鸣。写这种小说，可以涤荡腹中积郁；读这种小说，可以抒发胸中块垒。而老百姓喜欢听《水浒传》，只是把它当作娱乐而已，但老百姓的俗话“少不读《水浒》”清晰地表明了人们对此书的价值判断。大人不想让是非观念还没有稳定的孩子读这部小说，怕他们以“好汉”为坏榜样，随意破坏秩序，拉帮结伙，对抗社会。大家都很清楚，不能因为社会上有怀才不遇的现象，就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胡作非为。也不难想象，为什么毛泽东喜欢《水浒传》的前半部，而痛恨宋江接受招安。
施耐庵并没有书写人民的疾苦、国家的灾难。他主要抱怨的无非是有本事的人未能获得重任，他宣扬的“替天行道”无非是任人唯能。他没有讴歌仁爱，呼唤正义。他歌颂的仅仅是各种各样的“好汉”和才能，无论什么才能，只要一个人在本行业做到了家，作者就以欣赏的笔调来描绘，还冠以星宿的头衔，也就是说他不是常人，而是天神下凡。宋江之所以能够成事做大，就因为他善于收揽人才，那怕是鸡鸣狗盗之徒，狼心狗肺的恶棍，只要有用，他都一概拜留。宋江之流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道德。他收纳的很多人也不懂是非，只要别人欣赏自己的才能，就感激不尽，虽有杀妻毁家之仇，也甘愿为人卖命。很多读者大概都和我小时候一样，读《水浒传》读得津津有味，完全被那些故事、人物和他们的本事迷住了。尤其是男孩子，在一起谈论的就是谁武艺高，谁本事大。曾几何时，我佩服的就是强者，不会同情弱者。与我的学生相比，我痛切地感到，我们在那个斗争年代，不仅缺乏应有的智育，而且还接受了许多扭曲的德育，难怪我们被称为吃狼奶长大的一代。我们在心智上不仅是斗争哲学的牺牲品，也深受固有文化糟粕的遗害。而清除这些毒害，恐怕并不容易。
2007年10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