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骨牌搭起的房子──是考虑中国经济崩溃时该怎么办的时候了
http://www.renminbao.com
作者：库兰切克
【人民报消息】几乎所有我在中国遇到的外商－－甚至那些公司已在中国赔了好几百万美元的外商－－全都告诉我中国终将成为他们最重要的市场。《商务周刊》和《富布斯》一类刊物成篇累牍地刊登关于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文章。网络上的搜索显示，美国报纸已经刊登过数千则这样的报道了。
可是如果他们都错了呢？仔细观察中国经济就会发现，和商务媒体的描绘比起来，情况远没有那么美妙。中国的成长率极大地夸大了，主要是由于虚报数字和大规模的赤字运行。不管是外资企业还是国内的企业，凡是以中国国内为销售市场的，没有一个不是拼命才能维持帐面平衡。中国经济受挫于持续的通货紧缩和几乎不起作用的银行系统。"外商为自己造出连锁效应，"一位关于中国汽车工业的专家说。"他们说服自己一定要到中国来，以免让竞争者把机会抢走，然后就忽略了基本的经济指标。"换句话说，中国经济的奇迹在很大程度上是骨牌搭起的房子，一旦倒塌，后果不堪设想。
中国作为迅速苏醒之经济巨人的名声确实有一定事实基础。过去二十年中，中国经济进步令人印象深刻。１９８７年，邓小平开始经济开放政策时，中国还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今天的上海生机勃勃，有几十家欧洲时装公司的分店。与此同时，北京则独具特色地在紫禁城里开了星巴克。中国的东南沿海已成为低投入加工产业的动力中心。中国的中产阶级大约占全国人口的不足百分之十，其可消费收入已有高速的增长；城市的年度可消费收入已从１９７８年大约平均每户３４０元人民币（４１美元）增长到２０００年的几乎６，３００元人民币（７６１美元）。
不过，中国只是在经济上迈出了积极的步伐，并没有革命性的跃进。中国政府声称，在过去二十年中，中国经济保持了每年７－１０％的增长率。然而，除了出口工业以外－－那是中国经济的亮点，但只占ＧＤＰ的２０％－－当局的数字却凑不到一起去。汤马斯湿侨粥□O匹茨堡大学开拓性的经济学家，他注意到在过去的五年里－－按理说是极高速的增长期－－中国遭受到通货紧缩、失业率上涨、以及能源使用的下降，这些趋势通常标志著低增长，要不就是进入萧条期。以能源使用的下降为例：中国以煤为主的工业向来不以节省著称－－在工业城市乌鲁木齐的夏日，我都难以看清街对面的建筑－－因此，说中国在高速增长的同时使用著更少的能源几乎是不可能的。查看能源资料、独立编汇的ＧＤＰ数字、以及其他统计资料，罗斯基得出结论，１９９８到２００１年间，中国有大约４％的增长速度，并非其政府所称的７－１０％－－已经相当不错了，但并不比其他的发展中国家好多少。比较而言，孟加拉国虽然不会引起人们对经济动力的联想，但９０年代后期的平均增长速度是５％。何况，４％的增长率并不足以缓和伴随中国从一个农业经济转型而来的社会经济问题。很多中国经济学家都认为，中国必须保持７％以上的年增长率，才能将农村地区的失业率控制在１５－２０％以下。
罗斯基的数字怎么会和中国政府的差这么多？最基本的解释在于，中国的国家经济统计数字是根据各省资料编制的，完全没有防止政治因素干扰的保障。当中央政府在年初定下本年的增长目标时－－比如说１９９８年，北京宣布８％的年增长率是一种"政治任务"－－省级领导就会编造出数字来凑这个目标。"中国统计仍然是基于前苏联式的系统，由每个省市向上报告数字，而不是由一个国家级别的组织做报告。很多我见过的基层官员都受到极大压力，一定要完成下达的指标，"《中国经济季刊》编辑斯达威尔说。仅２００１年一年，据国家统计局自己的数字，就有超过６０，０００起省市汇报假数字的情况。
其他重要的经济学家与罗斯基一样，怀疑中国官方报告的增长率数字。中国经济学家、作家何清涟说，２０００和２００１两年，她在中国南部曾去过若干省级办公室。当她向干部们了解本省ＧＤＰ数字和他们的计算方法时，很多人回答不上来；而那些回答上来的，提供的数字又都对不上。
私下里或面对特定国内媒体，甚至中国的领导人也承认存在问题。罗斯基等著名经济学家与北京国家统计局的官员闲聊时，经常被告知，政府里现在没人相信近几年的ＧＤＰ数字。大致浏览过去五年的中文报纸就能得到大批报道，与外电滔滔不绝的吹捧不同，这些报道都是关于经济停滞、工资下降、通货紧缩。（虽然中国媒体仍受控制，近些年来还是开放了许多，而且，某些具开拓性格的报刊，如《财经》和《南方周末》，经常刊登有关现存问题的报道。）甚至高层领导也了解虚报数字的问题。２０００年，朱容基总理大约可算是北京说话最直截了当的官员了，警告说"假造和虚报数字猖獗"。
类似的阴暗图景同样出现在对某些大公司运转的调查中，这些跨国公司或国内公司的生产都是以中国市场为目标的。很多财富５００强声称其中国分部是公司增长的关键，－－确实有些外资公司如摩托罗拉等已在中国占领了相当重要的市场分成。然而，２００２年夏天，我了解了将近４０家锁定中国消费市场的跨国公司，只有两家－－酒业巨头ＳＡＢ米勒和快餐业巨头Ｙｕｍ！ Ｂｒａｎｄｓ （即肯塔基烧鸡和比萨饼连锁店的上级公司）－－同意提供他们在中国盈利情况的最基本数字。"如果这些外资企业正在中国挣钱，他们肯定会没完没了地吹嘘，"斯达威尔说。他相信，只有少于１０％的外资企业在中国销售而能盈利，他的观点得到相当一些主要的中国研究专家的赞同。（外资企业在中国设厂生产外销产品则是另一回事：很多都发展迅速。）其余的，据斯达威尔说，都遇到了过快、过大规模经营的问题，过高估计了中国的成长和潜在消费者的真实数量。最近，由于失业率攀升，个人消费实际上又在下滑中。
尽管说服外资公司公开他们在中国的经营实况可能很困难，要找到商务失败的实例却很容易。位于北京的美国商会于１９９９年做问卷调查时发现，只有不到１５％的回应者报告在中国经营了高于投资的回收，而这是有获利可能的最起码标准。每周数次，中国的报刊和香港的英文《南华早报》都会有关于又一家外资公司遇到麻烦的报道。去年春天时，随便检索几份《南华早报》和英文《远东经济评论》，我就注意到一篇关于百事可乐的报道，这个公司还从来没在中国赢利过，而二十年来在那里的投资已经超过５亿美元；另一篇是克利斯勒在北京生产吉普车的失败；还有一篇是美国在线与华纳公司在中国遭受的磨难。
重点的中国公司通常情况更糟。较小的私人公司则即使有合理的商务计划也几乎没有可能得到银行贷款，因为中国负债累累的银行系统仍然在集中精力维持国营企业。（结果，企业被迫依赖于本地区的非法高利贷；中国某些最大的高利贷放贷者是些老太太，他们提供资金给自己家庭成员办的公司。）据外资银行估计，由于这些与国营企业相关的运营，中国一半以上的银行贷款都是呆账死账。据评级巨头史坦毁饭蒂缱p，至少需要５４００亿美元才能重组中国的银行业。
由于可以轻易获得资本，大型国营企业常常成为上级管理部门资产重组的对象或是养活低生产率工人的废壳。裴敏欣是卡内基国际和平中心的中国专家，他估计腐败耗费至少中国年均ＧＤＰ的８％。中国的经济监管机构承认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大型企业帐面数字是虚报的－－这是令人震惊的比例，不妨考虑投资者对美国证券市场的批评，那主要都是在今年多起公司丑闻之后，而且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只有不到５％的美国公司有虚报问题。在很多情况下，贪污腐化的中国经理们使用他们从国营企业偷盗的资金建设著大规模基本无用的建筑，在东南沿海一带显示他们暴得的巨富。浦东的部分地区，作为上海最新的商业中心来开发，可是看上去就象一座鬼城。我走进过若干座崭新的建筑，由于无人租用，空荡荡的大楼里只有些警卫，把时间消磨在绕楼转圈或是吐痰比赛上。
很大程度上由于这种过度，中国公司的实际生产率正越来越下降。虽然《纽约时报》最近在比较印度和中国时对印度不看好，可印度在境外直接投资只有中国大约十分之一的情况下，却保持了只比中国稍差一点的增长率，原因就在于印度使用资金时更有效率。如今印度有在全球具竞争力的私营大公司，如Ｉｎｆｏｓｙｓ和Ｗｉｐｒｏ等，而中国还没有产生类似的跨国大生产企业，因为其最大的公司都是国营的，垄断著特定的产业，接受有保障的贷款，同时又大量浪费著资金。一位中国高级银行业官员注意到，这个中央大国还未能有力地进军到更具附加价值的产业中；即使是中国的电子产品出口，也多半不过是再出口而已，中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不过是提供劳动密集的加工工业。
无力创出更好的公司，中国在世界竞争力的排名（即Ｗｏｒｌｄ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Ｓｃｏｒｅｂｏａｒｄ，以经济表现的效率来衡量各经济大国）已在近五年里从第２１名下降到第３１名，标志著中国经济正在向效率和竞争力都更差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韩国按说是受到东亚金融危机的重大影响，排名却从第３６位上升到了第２７位。随著效率越来越差，中国至今仍无力创造足够的工作机会给数百万正在离开农业部门的农民就业。虽然公安警察力量力图阻止失业工人在国内旅行，人们仍然在寻求机会，增加了社会经济的流动性和不稳定性。站在上海一个购物中心外边，里面是欧洲时装精品店，我在买苹果，而卖苹果的是一群寒酸的无业农民，远离他们家乡的村庄。可我的苹果还没买完，就被打断了，警察凶猛地抓住这些盲流并开始殴打他们。
如果说中国的消费者正在减少消费额，中国的国营企业正在减少生产力，而外资企业又正在努力于至少挣一点点钱，这个国家的经济怎么可能在增长呢？不断输入的境外资本起了作用：根据咨询公司迪劳得托切的调查，９０％的在华外资企业计划在未来三年内扩大经营。更重要的，和前苏联一样，中国的增长高度依赖于大规模国家消费。中国在过去两年里有著创记录的预算赤字，在２００２年的前三个季度里，政府开支上升了将近２０％。"邓小平改革的早期，经济放松就足以带来发展，但是那种增长已不行了，现在的经济全靠赤字运行来支撑，"一位著名的中国学者说。虽说适当的赤字运行可能对经济有好处，可中国的危险在于变成依赖赤字运转来保证增长，如同日本现在正在面临的情况。根本问题在于，当公共债务达到极高水平时，如日本目前这样，债务就会成为增长的负担，并成为精神麻醉品，降低公众对经济改革的向往。
在不断增加的资本持续流入中国经济的同时，北京继续指导经济的增长。尽管中国最近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但北京不仅仍然要求银行向国营企业贷款，而且表示要坚决保护关键产业，例如钢铁生产，以求创立民族工业的龙头，类似于韩国的大型财阀产业集团，而韩国的这些先例已经基本上都告失败了。别人不说，前任副总理吴邦国就曾承认，北京将继续支持对国民经济有决定性的产业中的国营企业。
中共希望掌管经济增长的愿望同时包括了加强其对法律系统的控制。我曾向外籍高级经管提问，其中包括菲利普滇p淘，Ｇｅｎｅｒａｌ Ｍｏｔｏｒｓ中国分部的头头。问到法治时，大多数回答都重复著同样的和尚念经：尽管中国仍有很多问题，但它的法律系统正在发展。确实，最近几年，北京通过了大批的新法律，讨好著外商和投资者，结果，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法律环境实际上正在逐步恶化，因为大多数公司都在私下解决问题，而不上法庭。那些在中国营业的外籍律师是带著案子上法庭的，他们知道得最清楚：新法律没什么用，因为北京已经撤换了那些有独立意志的法官。一位相当著名的外籍律师告诉我，"法治情况恶化迅速。……原来有一批中国法官确实决心建立真正的法律体系，但是党的领导无法容忍他们，结果现在他们全走了。"过去几年里，据这位律师说，她看著好多自己的客户败诉，纯粹就是因为对方与某些党政领导有关系。说中国的法律体系正在倒退，对此我表示了怀疑，于是她转给我大量文件，全是实际案件里原告很显然地占理结果却输掉了；据她说，有些案子进行中，法庭曾休庭，法官到庭外的一个办公室里去和党政干部讨论，然后再回来宣布他们的裁决。
这类对国家控制的指责只会进一步妨碍经济。没有一个基本合格的法律体系，中国将无法鼓励私人企业家做风险投资，无法打破国营企业的垄断，也无法保护知识产权作为高附加值经济中心的地位。盗版仍然猖獗：走过上海的一家市场，我就看到上百种好莱坞最新的电影和音乐ＣＤ的复制品。
与此同时，国内负债已达国民生产总值的６０％，一个难以持续的数字指标，而重点照顾特定产业将造成进一步积压和通货紧缩。北京的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已经判定，目前没有一种商品在中国是供不应求的，这是另一个令人震惊的统计结果。意识到自由化并没有按原定计划进行，各城市于是设置起新的地方贸易保护措施，结果是增加了新的各种障碍。为了帮助本地运输业，上海市禁止非上海牌照的卡车在早７点至晚９点之间进城。天津的工厂虽然离北京只有不到１００英里，却无法在首都销售产品，而必须另行申请执照。
最重要的，中国经济的表象恐怕将要出现裂缝。而且，一旦出现，后果就很严重。任何境外投资的减少都会影响增长。失业率上升会带来社会问题。（劳工抗议的数字在１９９３到１９９９年间增长了四倍）。尼可拉斯桢□}是布鲁金丝研究所的中国问题专家，据他预测，贷款中不断增加的呆账死账负担将在２００８年前后拖垮中国的整个银行系统。这个银行危机有可能造成挤兑，上千万的中国人企图从银行里取出他们一生的积蓄，却发现银行已成空账，无力支付他们的存款，并因此而形成大恐慌以及潜在的大规模社会动乱。
当裂痕深化时，北京和华盛顿就必须重新估量他们的关系。在过去三十年里，中美双边关系主要是交易性质的。两国交流时的语言主要是商务性的，商业巨头也常常插手帮忙平息争议。很少有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境内活动，文化交流相当有限，中美两国政治家很少混在一起，同时绝大多数双边合作和会谈都是和商贸相关的。
在经济腾飞时期，这种交流有利于和缓美中两国所缺少的共同价值。然而，未来中国日益明显的经济弱势有可能使其潜藏的反美怒火浮诸表面。北京已经在利用反美情绪来转移对其自身行为的批评，而且并不致力于向人民解释自己的对美政策。新疆在中国西部，我于九月份访问了这个穆斯林地区，那里的阿訇们被强制参加"再教育学习班"，里面搀杂著反美宣传。中共控制的媒体公司制作了大众版的录像带，赞美９／１１的攻击。在一份录像带里，当镜头聚焦在世界贸易中心的废墟上时，评论员的话外音说，"血债要用血来还。……这是全世界都希望看到的美国。"
与此相结合的是中国在过去二百年的历史中，一直受到外国人的欺凌，结果，目前的宣传造出的新一代是些自我封闭的青年人。到目前为止，由于中国外表还是马上要成为新的经济强国的样子，这类民族主义仍受到一定压抑，因为大多数年轻的中国人以为他们的祖国很快就会占据她早就应该占据的位子，成为主要的贸易和商业强国。
然而，一旦中国在其走向经济巨人的路上栽跟头，积压起来的愤怒就会爆发。大多数我曾与之谈话的中国大学生表现得极为愤怒的时刻，都是当外国经济似乎比中国经济表现好的时候，或者是外国人似乎在诋毁中国明显的经济奇迹时。而且，他们以行动支持他们的愤怒感情。当英国酒商巴思（ＢＡＳＳ）在过去三年里关闭了中国的若干分厂以改善无盈利的状况时，巴思的经理人员不得不在上班时雇佣私人保卫来避免遭受殴打。经济学家如罗斯基等人质疑中国统计数字时，他们在北京的政府报刊上受到严辞抨击。台湾和美国公司与省级政府签署提供信息科技服务的合同时，据外商说，中国工人曾以身体伤害来恐吓地方干部，说他们卖国。
英国，日本，甚至俄国，都与西方有著历史上的关系；与此不同，中国与美国除了做生意的愿望以外，没有什么共同点。由于缺少共同的价值观，一旦中国经济遭受挫折，中国对西方的不满将会膨胀。那时，中国也许真的会成为一个敌人：一个不稳定的国家，掌握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较少受到经贸关系的制约，又较多在外交上冒险的可能性－－比如说武力攻击台湾。
而美国还在将中国视为潜在威胁，以为中国正在增长的经济实力是问题所在。主要负责向国会报告中国情况的是美中安全评价委员会，最近刚提出４０多项政策建议，其中很多都是针对中国的经济实力的。结果，华盛顿最精微的头脑们一直在准备对付一个不断上升的中央帝国，几乎没有考虑过如果中国经济崩溃时怎么办。甚至一些极有经验的中国专家似乎也上了这个圈套。看来，美国真的要小心了。
《新共和》２００２，１２，１６
http://www.renminbao.com
作者：库兰切克
【人民报消息】几乎所有我在中国遇到的外商－－甚至那些公司已在中国赔了好几百万美元的外商－－全都告诉我中国终将成为他们最重要的市场。《商务周刊》和《富布斯》一类刊物成篇累牍地刊登关于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文章。网络上的搜索显示，美国报纸已经刊登过数千则这样的报道了。
可是如果他们都错了呢？仔细观察中国经济就会发现，和商务媒体的描绘比起来，情况远没有那么美妙。中国的成长率极大地夸大了，主要是由于虚报数字和大规模的赤字运行。不管是外资企业还是国内的企业，凡是以中国国内为销售市场的，没有一个不是拼命才能维持帐面平衡。中国经济受挫于持续的通货紧缩和几乎不起作用的银行系统。"外商为自己造出连锁效应，"一位关于中国汽车工业的专家说。"他们说服自己一定要到中国来，以免让竞争者把机会抢走，然后就忽略了基本的经济指标。"换句话说，中国经济的奇迹在很大程度上是骨牌搭起的房子，一旦倒塌，后果不堪设想。
中国作为迅速苏醒之经济巨人的名声确实有一定事实基础。过去二十年中，中国经济进步令人印象深刻。１９８７年，邓小平开始经济开放政策时，中国还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今天的上海生机勃勃，有几十家欧洲时装公司的分店。与此同时，北京则独具特色地在紫禁城里开了星巴克。中国的东南沿海已成为低投入加工产业的动力中心。中国的中产阶级大约占全国人口的不足百分之十，其可消费收入已有高速的增长；城市的年度可消费收入已从１９７８年大约平均每户３４０元人民币（４１美元）增长到２０００年的几乎６，３００元人民币（７６１美元）。
不过，中国只是在经济上迈出了积极的步伐，并没有革命性的跃进。中国政府声称，在过去二十年中，中国经济保持了每年７－１０％的增长率。然而，除了出口工业以外－－那是中国经济的亮点，但只占ＧＤＰ的２０％－－当局的数字却凑不到一起去。汤马斯湿侨粥□O匹茨堡大学开拓性的经济学家，他注意到在过去的五年里－－按理说是极高速的增长期－－中国遭受到通货紧缩、失业率上涨、以及能源使用的下降，这些趋势通常标志著低增长，要不就是进入萧条期。以能源使用的下降为例：中国以煤为主的工业向来不以节省著称－－在工业城市乌鲁木齐的夏日，我都难以看清街对面的建筑－－因此，说中国在高速增长的同时使用著更少的能源几乎是不可能的。查看能源资料、独立编汇的ＧＤＰ数字、以及其他统计资料，罗斯基得出结论，１９９８到２００１年间，中国有大约４％的增长速度，并非其政府所称的７－１０％－－已经相当不错了，但并不比其他的发展中国家好多少。比较而言，孟加拉国虽然不会引起人们对经济动力的联想，但９０年代后期的平均增长速度是５％。何况，４％的增长率并不足以缓和伴随中国从一个农业经济转型而来的社会经济问题。很多中国经济学家都认为，中国必须保持７％以上的年增长率，才能将农村地区的失业率控制在１５－２０％以下。
罗斯基的数字怎么会和中国政府的差这么多？最基本的解释在于，中国的国家经济统计数字是根据各省资料编制的，完全没有防止政治因素干扰的保障。当中央政府在年初定下本年的增长目标时－－比如说１９９８年，北京宣布８％的年增长率是一种"政治任务"－－省级领导就会编造出数字来凑这个目标。"中国统计仍然是基于前苏联式的系统，由每个省市向上报告数字，而不是由一个国家级别的组织做报告。很多我见过的基层官员都受到极大压力，一定要完成下达的指标，"《中国经济季刊》编辑斯达威尔说。仅２００１年一年，据国家统计局自己的数字，就有超过６０，０００起省市汇报假数字的情况。
其他重要的经济学家与罗斯基一样，怀疑中国官方报告的增长率数字。中国经济学家、作家何清涟说，２０００和２００１两年，她在中国南部曾去过若干省级办公室。当她向干部们了解本省ＧＤＰ数字和他们的计算方法时，很多人回答不上来；而那些回答上来的，提供的数字又都对不上。
私下里或面对特定国内媒体，甚至中国的领导人也承认存在问题。罗斯基等著名经济学家与北京国家统计局的官员闲聊时，经常被告知，政府里现在没人相信近几年的ＧＤＰ数字。大致浏览过去五年的中文报纸就能得到大批报道，与外电滔滔不绝的吹捧不同，这些报道都是关于经济停滞、工资下降、通货紧缩。（虽然中国媒体仍受控制，近些年来还是开放了许多，而且，某些具开拓性格的报刊，如《财经》和《南方周末》，经常刊登有关现存问题的报道。）甚至高层领导也了解虚报数字的问题。２０００年，朱容基总理大约可算是北京说话最直截了当的官员了，警告说"假造和虚报数字猖獗"。
类似的阴暗图景同样出现在对某些大公司运转的调查中，这些跨国公司或国内公司的生产都是以中国市场为目标的。很多财富５００强声称其中国分部是公司增长的关键，－－确实有些外资公司如摩托罗拉等已在中国占领了相当重要的市场分成。然而，２００２年夏天，我了解了将近４０家锁定中国消费市场的跨国公司，只有两家－－酒业巨头ＳＡＢ米勒和快餐业巨头Ｙｕｍ！ Ｂｒａｎｄｓ （即肯塔基烧鸡和比萨饼连锁店的上级公司）－－同意提供他们在中国盈利情况的最基本数字。"如果这些外资企业正在中国挣钱，他们肯定会没完没了地吹嘘，"斯达威尔说。他相信，只有少于１０％的外资企业在中国销售而能盈利，他的观点得到相当一些主要的中国研究专家的赞同。（外资企业在中国设厂生产外销产品则是另一回事：很多都发展迅速。）其余的，据斯达威尔说，都遇到了过快、过大规模经营的问题，过高估计了中国的成长和潜在消费者的真实数量。最近，由于失业率攀升，个人消费实际上又在下滑中。
尽管说服外资公司公开他们在中国的经营实况可能很困难，要找到商务失败的实例却很容易。位于北京的美国商会于１９９９年做问卷调查时发现，只有不到１５％的回应者报告在中国经营了高于投资的回收，而这是有获利可能的最起码标准。每周数次，中国的报刊和香港的英文《南华早报》都会有关于又一家外资公司遇到麻烦的报道。去年春天时，随便检索几份《南华早报》和英文《远东经济评论》，我就注意到一篇关于百事可乐的报道，这个公司还从来没在中国赢利过，而二十年来在那里的投资已经超过５亿美元；另一篇是克利斯勒在北京生产吉普车的失败；还有一篇是美国在线与华纳公司在中国遭受的磨难。
重点的中国公司通常情况更糟。较小的私人公司则即使有合理的商务计划也几乎没有可能得到银行贷款，因为中国负债累累的银行系统仍然在集中精力维持国营企业。（结果，企业被迫依赖于本地区的非法高利贷；中国某些最大的高利贷放贷者是些老太太，他们提供资金给自己家庭成员办的公司。）据外资银行估计，由于这些与国营企业相关的运营，中国一半以上的银行贷款都是呆账死账。据评级巨头史坦毁饭蒂缱p，至少需要５４００亿美元才能重组中国的银行业。
由于可以轻易获得资本，大型国营企业常常成为上级管理部门资产重组的对象或是养活低生产率工人的废壳。裴敏欣是卡内基国际和平中心的中国专家，他估计腐败耗费至少中国年均ＧＤＰ的８％。中国的经济监管机构承认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大型企业帐面数字是虚报的－－这是令人震惊的比例，不妨考虑投资者对美国证券市场的批评，那主要都是在今年多起公司丑闻之后，而且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只有不到５％的美国公司有虚报问题。在很多情况下，贪污腐化的中国经理们使用他们从国营企业偷盗的资金建设著大规模基本无用的建筑，在东南沿海一带显示他们暴得的巨富。浦东的部分地区，作为上海最新的商业中心来开发，可是看上去就象一座鬼城。我走进过若干座崭新的建筑，由于无人租用，空荡荡的大楼里只有些警卫，把时间消磨在绕楼转圈或是吐痰比赛上。
很大程度上由于这种过度，中国公司的实际生产率正越来越下降。虽然《纽约时报》最近在比较印度和中国时对印度不看好，可印度在境外直接投资只有中国大约十分之一的情况下，却保持了只比中国稍差一点的增长率，原因就在于印度使用资金时更有效率。如今印度有在全球具竞争力的私营大公司，如Ｉｎｆｏｓｙｓ和Ｗｉｐｒｏ等，而中国还没有产生类似的跨国大生产企业，因为其最大的公司都是国营的，垄断著特定的产业，接受有保障的贷款，同时又大量浪费著资金。一位中国高级银行业官员注意到，这个中央大国还未能有力地进军到更具附加价值的产业中；即使是中国的电子产品出口，也多半不过是再出口而已，中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不过是提供劳动密集的加工工业。
无力创出更好的公司，中国在世界竞争力的排名（即Ｗｏｒｌｄ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Ｓｃｏｒｅｂｏａｒｄ，以经济表现的效率来衡量各经济大国）已在近五年里从第２１名下降到第３１名，标志著中国经济正在向效率和竞争力都更差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韩国按说是受到东亚金融危机的重大影响，排名却从第３６位上升到了第２７位。随著效率越来越差，中国至今仍无力创造足够的工作机会给数百万正在离开农业部门的农民就业。虽然公安警察力量力图阻止失业工人在国内旅行，人们仍然在寻求机会，增加了社会经济的流动性和不稳定性。站在上海一个购物中心外边，里面是欧洲时装精品店，我在买苹果，而卖苹果的是一群寒酸的无业农民，远离他们家乡的村庄。可我的苹果还没买完，就被打断了，警察凶猛地抓住这些盲流并开始殴打他们。
如果说中国的消费者正在减少消费额，中国的国营企业正在减少生产力，而外资企业又正在努力于至少挣一点点钱，这个国家的经济怎么可能在增长呢？不断输入的境外资本起了作用：根据咨询公司迪劳得托切的调查，９０％的在华外资企业计划在未来三年内扩大经营。更重要的，和前苏联一样，中国的增长高度依赖于大规模国家消费。中国在过去两年里有著创记录的预算赤字，在２００２年的前三个季度里，政府开支上升了将近２０％。"邓小平改革的早期，经济放松就足以带来发展，但是那种增长已不行了，现在的经济全靠赤字运行来支撑，"一位著名的中国学者说。虽说适当的赤字运行可能对经济有好处，可中国的危险在于变成依赖赤字运转来保证增长，如同日本现在正在面临的情况。根本问题在于，当公共债务达到极高水平时，如日本目前这样，债务就会成为增长的负担，并成为精神麻醉品，降低公众对经济改革的向往。
在不断增加的资本持续流入中国经济的同时，北京继续指导经济的增长。尽管中国最近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但北京不仅仍然要求银行向国营企业贷款，而且表示要坚决保护关键产业，例如钢铁生产，以求创立民族工业的龙头，类似于韩国的大型财阀产业集团，而韩国的这些先例已经基本上都告失败了。别人不说，前任副总理吴邦国就曾承认，北京将继续支持对国民经济有决定性的产业中的国营企业。
中共希望掌管经济增长的愿望同时包括了加强其对法律系统的控制。我曾向外籍高级经管提问，其中包括菲利普滇p淘，Ｇｅｎｅｒａｌ Ｍｏｔｏｒｓ中国分部的头头。问到法治时，大多数回答都重复著同样的和尚念经：尽管中国仍有很多问题，但它的法律系统正在发展。确实，最近几年，北京通过了大批的新法律，讨好著外商和投资者，结果，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法律环境实际上正在逐步恶化，因为大多数公司都在私下解决问题，而不上法庭。那些在中国营业的外籍律师是带著案子上法庭的，他们知道得最清楚：新法律没什么用，因为北京已经撤换了那些有独立意志的法官。一位相当著名的外籍律师告诉我，"法治情况恶化迅速。……原来有一批中国法官确实决心建立真正的法律体系，但是党的领导无法容忍他们，结果现在他们全走了。"过去几年里，据这位律师说，她看著好多自己的客户败诉，纯粹就是因为对方与某些党政领导有关系。说中国的法律体系正在倒退，对此我表示了怀疑，于是她转给我大量文件，全是实际案件里原告很显然地占理结果却输掉了；据她说，有些案子进行中，法庭曾休庭，法官到庭外的一个办公室里去和党政干部讨论，然后再回来宣布他们的裁决。
这类对国家控制的指责只会进一步妨碍经济。没有一个基本合格的法律体系，中国将无法鼓励私人企业家做风险投资，无法打破国营企业的垄断，也无法保护知识产权作为高附加值经济中心的地位。盗版仍然猖獗：走过上海的一家市场，我就看到上百种好莱坞最新的电影和音乐ＣＤ的复制品。
与此同时，国内负债已达国民生产总值的６０％，一个难以持续的数字指标，而重点照顾特定产业将造成进一步积压和通货紧缩。北京的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已经判定，目前没有一种商品在中国是供不应求的，这是另一个令人震惊的统计结果。意识到自由化并没有按原定计划进行，各城市于是设置起新的地方贸易保护措施，结果是增加了新的各种障碍。为了帮助本地运输业，上海市禁止非上海牌照的卡车在早７点至晚９点之间进城。天津的工厂虽然离北京只有不到１００英里，却无法在首都销售产品，而必须另行申请执照。
最重要的，中国经济的表象恐怕将要出现裂缝。而且，一旦出现，后果就很严重。任何境外投资的减少都会影响增长。失业率上升会带来社会问题。（劳工抗议的数字在１９９３到１９９９年间增长了四倍）。尼可拉斯桢□}是布鲁金丝研究所的中国问题专家，据他预测，贷款中不断增加的呆账死账负担将在２００８年前后拖垮中国的整个银行系统。这个银行危机有可能造成挤兑，上千万的中国人企图从银行里取出他们一生的积蓄，却发现银行已成空账，无力支付他们的存款，并因此而形成大恐慌以及潜在的大规模社会动乱。
当裂痕深化时，北京和华盛顿就必须重新估量他们的关系。在过去三十年里，中美双边关系主要是交易性质的。两国交流时的语言主要是商务性的，商业巨头也常常插手帮忙平息争议。很少有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境内活动，文化交流相当有限，中美两国政治家很少混在一起，同时绝大多数双边合作和会谈都是和商贸相关的。
在经济腾飞时期，这种交流有利于和缓美中两国所缺少的共同价值。然而，未来中国日益明显的经济弱势有可能使其潜藏的反美怒火浮诸表面。北京已经在利用反美情绪来转移对其自身行为的批评，而且并不致力于向人民解释自己的对美政策。新疆在中国西部，我于九月份访问了这个穆斯林地区，那里的阿訇们被强制参加"再教育学习班"，里面搀杂著反美宣传。中共控制的媒体公司制作了大众版的录像带，赞美９／１１的攻击。在一份录像带里，当镜头聚焦在世界贸易中心的废墟上时，评论员的话外音说，"血债要用血来还。……这是全世界都希望看到的美国。"
与此相结合的是中国在过去二百年的历史中，一直受到外国人的欺凌，结果，目前的宣传造出的新一代是些自我封闭的青年人。到目前为止，由于中国外表还是马上要成为新的经济强国的样子，这类民族主义仍受到一定压抑，因为大多数年轻的中国人以为他们的祖国很快就会占据她早就应该占据的位子，成为主要的贸易和商业强国。
然而，一旦中国在其走向经济巨人的路上栽跟头，积压起来的愤怒就会爆发。大多数我曾与之谈话的中国大学生表现得极为愤怒的时刻，都是当外国经济似乎比中国经济表现好的时候，或者是外国人似乎在诋毁中国明显的经济奇迹时。而且，他们以行动支持他们的愤怒感情。当英国酒商巴思（ＢＡＳＳ）在过去三年里关闭了中国的若干分厂以改善无盈利的状况时，巴思的经理人员不得不在上班时雇佣私人保卫来避免遭受殴打。经济学家如罗斯基等人质疑中国统计数字时，他们在北京的政府报刊上受到严辞抨击。台湾和美国公司与省级政府签署提供信息科技服务的合同时，据外商说，中国工人曾以身体伤害来恐吓地方干部，说他们卖国。
英国，日本，甚至俄国，都与西方有著历史上的关系；与此不同，中国与美国除了做生意的愿望以外，没有什么共同点。由于缺少共同的价值观，一旦中国经济遭受挫折，中国对西方的不满将会膨胀。那时，中国也许真的会成为一个敌人：一个不稳定的国家，掌握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较少受到经贸关系的制约，又较多在外交上冒险的可能性－－比如说武力攻击台湾。
而美国还在将中国视为潜在威胁，以为中国正在增长的经济实力是问题所在。主要负责向国会报告中国情况的是美中安全评价委员会，最近刚提出４０多项政策建议，其中很多都是针对中国的经济实力的。结果，华盛顿最精微的头脑们一直在准备对付一个不断上升的中央帝国，几乎没有考虑过如果中国经济崩溃时怎么办。甚至一些极有经验的中国专家似乎也上了这个圈套。看来，美国真的要小心了。
《新共和》２００２，１２，１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