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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西木兰村土地由“分”转“合”
-1978年，安徽省肥西县山南镇小井庄的农民连夜分田到户，在全国率先实行“包产到户”，拉开了一场伟大变革的序幕。
-2006年，距小井庄仅十多公里之遥的肥西县木兰村，又把“分”到一家一户的田地“合”起来，租赁给种粮大户，试图探索出一条现代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的经营之路。
专家评价：这种自愿协商达成的交易，为我国发展现代农业如何解决土地问题，提供了一个可参考的“范本”。
□本报记者 李继锋 发自安徽肥西
42岁的靳仲本，趿拉着拖鞋，穿着短裤，走在木兰村新建的一排排黛瓦白墙的复古徽式建筑旁。
可别小瞧了他这身行头，他可是名播十里八乡的“种粮大户”。去年，他承包了420亩水田，邻居们戏称他是“大地主”。
在巢湖岸边的家中，靳仲本指着今年夏天刚装上的壁挂式空调说：“家用电器、日常饮食和城里人没什么两样。”站在自己的两层小楼前，他颇为自豪。
然而，他还不算当地最大的“种粮大户”，木兰村最大的承包户是一位叫丁为宏的农民，他承包了1200亩水田。
2003年，木兰村两委经过走村入户说服动员，首次通过互换集中闲散的土地1300多亩，并即时采取公开竞标的方式把土地流转出去，把流转所得的收益据实发放到农户手中。
2006年，木兰村两委酝酿并引导成立了一个由农民自我管理的合作组织――木兰村土地流转经营合作社。次年，合作社的规模已由刚立社时的483人发展到561人，土地已由立社时的1258亩扩展到2100亩。
目前，包括木兰村所在的三河镇以及肥西县南部的丰乐、严店、上派共4个乡镇土地流转面积均在万亩以上。全县土地流转面积达15.2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17%。
与1978年小井庄“包产到户”相隔26年，又一场关于土地的变革在木兰村悄然酝酿，并在稳步推进。
“摸着石头过河”
“我没有多高深的理论，土地流转的尝试，以前没有人做过，我们也是摸着石头过河。”罗授波坦言，“萌生这个念头，也是迫于当时农村的形势。”
罗授波，54岁，现系肥西县三河镇木兰村党支部书记。他是木兰村土地流转改革的积极探索者。他在1991年即开始担任木兰村村委会主任，是一位有着丰富基层工作经验的乡村干部。
“过去村民称我们村干部为‘要钱、要粮、要命(农村抓计划生育工作)干部’，现在我们什么也不要了，特别是试行土地流转后，我们的角色也转换了，真正切切实实为农民服务了。”罗授波坐在木兰村委会二楼的办公室里，向《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介绍土地流转后的变化。
木兰村位于肥西县三河镇东北部，在巢湖西岸，位置偏僻，交通闭塞。全村可耕地6800亩，水面1500亩，现有人口3250人。村民以水产养殖、捕捞、优质粮油种植为主导产业，是典型的皖中“鱼米之乡”。
改革开放之初，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将土地分散承包给农户经营。但随着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农业产业化生产和规模经营已经成为农业生产的必由之路，原有的一家一户分散经营模式逐步束缚了农业生产。
因此，生产力的发展必然要求生产关系与其相适应。“木兰村人开始主动求变。”合肥市肥西县农委经济科科长丁伦海分析道。
肥西木兰村土地由“分”转“合”
“特别是土地二轮承包后，我村大多数农民弃田外出经商，仅长期在外的青壮年就有七八百人，耕地撂荒现象十分严重。”罗授波介绍上世纪90年代后期木兰村的农业生产面临的困境，“撂荒最厉害的年份里，40%的水田无人耕种，荒草齐腰深，看着心痛呀！”
土地荒了，各种上缴税费无法落实，村委会只有举债完成税费任务，到2003年底，全村不良债务已累积到80万元。“那时候为了躲债，我们村干部过年都在外躲着。”
青壮年劳动力往城市转移，每到农忙两季，务工人员往返于打工地与乡村之间，屡受舟车劳顿之苦。有的外出务工户干脆就把土地转给有劳力的留守户。甚至枞阳县那边的承包户都跑到肥西县来承包土地，承包户收入也很可观。但没有人组织，只是零星的转让，形不成规模。
村两委干部多次召开全体党员和村民代表会议，研究对策，数次到外地学习别人的可操作经验。
最后，在征得绝大多数农户同意后，村里尝试着在坚持农户承包权不变的情况下，通过互换的方式对农户的土地作临时调整。
将距离村庄较近的、质量和水利条件较好的撂荒地调整给留守农户，便于留守农户耕作，同时把通过互换调整出来的距离村庄较远、地势低洼的土地集中起来，整理后流转给种粮大户。
“一是愿意流转农户的土地承包权不变，二是愿意继续耕种的还可以调整到优质的地块，难题迎刃而解。”罗授波说，“每年秋后，是入还是退，全凭村民的意愿。”
村两委经过走村入户、说服动员，首次通过互换集中闲散土地1300多亩，并即时采取公开竞标的方式把土地流转出去，把流转所得据实发放到农户手中。
2006年10月8日，经第一次社员大会讨论并通过，“三河镇木兰村土地流转经营合作社”正式挂牌成立，并于2007年9月完成工商注册。这样，就使得土地流转更规范，能更好地保障农户的合法权益。
合作社经营范围为土地流转经营、水产品养殖、农作物种植。其组织机构有全体成员大会、代表大会、理事会和监事会。按照“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原则，以服务成员、谋求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为宗旨，实行自主经营，民主管理。
成员地位平等，加入自愿，退出自由，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土地合作社”的成立解决了一些一家一户办不了、办不好或办起来不划算的事，改变了“耕地不多户户种、丰产不丰收”的低效生产状况，实实在在给农民带来了实惠。
“三赢”的局面
每年秋收后的土地流转承包竞标大会，是木兰村一年一度最隆重的节日。
那天早上，靳仲本提着个小包，里面装着15万现金，其中包括他的另外3个堂兄弟入股的股金。“当时感觉沉甸甸的，同一块地，有三四个承包户争，能不能竞上标，自己心里也七上八下的。” 靳仲本回忆2007年秋后竞标时的心情。
“不大的村部党员活动室挤进来几十位村民，台上的十几个竞标户每个人都拎着鼓鼓囊囊的一包现金，村支书乐得合不拢嘴。”村民靳仲功参加了那天的竞标会，他有8亩水田参与流转。“其中有块地的承包价由去年的每亩356元，涨到了390元。”
最终全村的2100亩水田，分别被4个承包大户中标。
“谁出的价格高，合作社就把地承包给谁。”罗授波说，“你还别说，城里人玩的这套公开竞标，中间没有猫儿腻，种粮大户和农户双方都没意见。”
每年秋收后，竞标的告示提前10天贴出去。参与竞标的种粮大户须先交两万元的定金。承包费合作社会按照亩数迅速发放到村民手中，不存在截留和挪用。
“2009年的竞标大会，价格还会提高，流转地的亩数还会增加。”罗授波非常乐观地展望道。
靳仲本最后以每亩360元的价格，竞得420水田的承包权。“2009年，准备再多竞得150亩种油菜，每亩的纯收入要比小麦多增加200元。”
对于2007年的收入，靳仲本称他们4家合股，每家分红大概在4万元左右。他在农闲之余，到巢湖捕鱼，一年又可以增收1万元。
对大片承包的好处，他这两年感觉到的除了科学施肥、施药后所增加的产能收益外，就是成本的节约。“化肥、农药小批量购买和大量批发，价格就差了两成，几百亩加在一起，就显现出来了。”
外出务工的农民则能“旱涝保收”，他们这几年的感受也比较真切。靳仲功把它总结为：“离乡地不丢、不耕也收获。”
55岁的靳仲功有8亩水田。他在本地一家建材公司当会计，大儿子、儿媳在上海打工，小儿子在本镇上班，妻子要侍候80岁高龄的母亲，每到农忙季节，儿子、儿媳都要回来帮忙。
“过去，8亩水田成了‘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 靳仲功言，“但现在不耕不种，每亩的流转费用，再加上各种补贴，可以收益500多块钱。”
而他52岁的妻子楚效芳，则可以在“两忙”季节里，给种粮大户打短工以增加收入。比如插秧每天可获得报酬70元，每年夏秋两季的种收，打短工可收入近两千元。
据一份资料显示，木兰村农民人均纯收入2006年达4200元，2007达5280元，均高于全县同期平均水平。
这几年，肥西县农委经济师徐道军一直密切关注木兰村土地流转改革的进程，并及时给他们提供农业方面的法律援助和智力支持。
他中肯地评价了土地流转后农村社会生态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一方面，入社农户可获得稳定的土地租金收入，比如2007年每亩获得收入350多元，高出单独转包收入约1倍，比自己耕种划算。另一方面，土地合作社把农民从土地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他们可以安心外出打工经商，或就近从事二三产业，每个劳动力每年获得收入1万至1.5万元。
其次，解决了撂荒地问题，提高了土地经营效益。由于可以实行规模化、集约化生产，农业生产成本大大降低，且有利于发展优良品种，效益明显提高。
“农户愿意，大户争着承租，村干部有劲头，形成了承租者、社员、合作社‘三赢’的局面。”徐道军坦言。
阜阳市原“小康办”主任薛万青认为：“从更为长远的眼光来看，木兰村的探索为新农村建设指出了方向。生产模式统一，土地集约利用，形成集约化生产，为农业产业化发展探索一条新路，为产业结构调整搭建了平台，为新农村建设奠定了基础。”薛万青长期关注并探究皖北农村经济的发展，他曾因推动税费改革的成功于1996年被中国社会经济调查所评为优秀调查员。
另外一个方面，土地合作社不仅促进了农民增收，而且化解了农村道路、水利和村庄建设用地的一些纠纷。群众切切实实得到了多方面实惠，基层干群关系也因此融洽了许多，农村基层组织的凝聚力明显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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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安徽省肥西县山南镇小井庄的农民连夜分田到户，在全国率先实行“包产到户”，拉开了一场伟大变革的序幕。
-2006年，距小井庄仅十多公里之遥的肥西县木兰村，又把“分”到一家一户的田地“合”起来，租赁给种粮大户，试图探索出一条现代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的经营之路。
专家评价：这种自愿协商达成的交易，为我国发展现代农业如何解决土地问题，提供了一个可参考的“范本”。
□本报记者 李继锋 发自安徽肥西
42岁的靳仲本，趿拉着拖鞋，穿着短裤，走在木兰村新建的一排排黛瓦白墙的复古徽式建筑旁。
可别小瞧了他这身行头，他可是名播十里八乡的“种粮大户”。去年，他承包了420亩水田，邻居们戏称他是“大地主”。
在巢湖岸边的家中，靳仲本指着今年夏天刚装上的壁挂式空调说：“家用电器、日常饮食和城里人没什么两样。”站在自己的两层小楼前，他颇为自豪。
然而，他还不算当地最大的“种粮大户”，木兰村最大的承包户是一位叫丁为宏的农民，他承包了1200亩水田。
2003年，木兰村两委经过走村入户说服动员，首次通过互换集中闲散的土地1300多亩，并即时采取公开竞标的方式把土地流转出去，把流转所得的收益据实发放到农户手中。
2006年，木兰村两委酝酿并引导成立了一个由农民自我管理的合作组织――木兰村土地流转经营合作社。次年，合作社的规模已由刚立社时的483人发展到561人，土地已由立社时的1258亩扩展到2100亩。
目前，包括木兰村所在的三河镇以及肥西县南部的丰乐、严店、上派共4个乡镇土地流转面积均在万亩以上。全县土地流转面积达15.2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17%。
与1978年小井庄“包产到户”相隔26年，又一场关于土地的变革在木兰村悄然酝酿，并在稳步推进。
“摸着石头过河”
“我没有多高深的理论，土地流转的尝试，以前没有人做过，我们也是摸着石头过河。”罗授波坦言，“萌生这个念头，也是迫于当时农村的形势。”
罗授波，54岁，现系肥西县三河镇木兰村党支部书记。他是木兰村土地流转改革的积极探索者。他在1991年即开始担任木兰村村委会主任，是一位有着丰富基层工作经验的乡村干部。
“过去村民称我们村干部为‘要钱、要粮、要命(农村抓计划生育工作)干部’，现在我们什么也不要了，特别是试行土地流转后，我们的角色也转换了，真正切切实实为农民服务了。”罗授波坐在木兰村委会二楼的办公室里，向《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介绍土地流转后的变化。
木兰村位于肥西县三河镇东北部，在巢湖西岸，位置偏僻，交通闭塞。全村可耕地6800亩，水面1500亩，现有人口3250人。村民以水产养殖、捕捞、优质粮油种植为主导产业，是典型的皖中“鱼米之乡”。
改革开放之初，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将土地分散承包给农户经营。但随着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农业产业化生产和规模经营已经成为农业生产的必由之路，原有的一家一户分散经营模式逐步束缚了农业生产。
因此，生产力的发展必然要求生产关系与其相适应。“木兰村人开始主动求变。”合肥市肥西县农委经济科科长丁伦海分析道。
肥西木兰村土地由“分”转“合”
“特别是土地二轮承包后，我村大多数农民弃田外出经商，仅长期在外的青壮年就有七八百人，耕地撂荒现象十分严重。”罗授波介绍上世纪90年代后期木兰村的农业生产面临的困境，“撂荒最厉害的年份里，40%的水田无人耕种，荒草齐腰深，看着心痛呀！”
土地荒了，各种上缴税费无法落实，村委会只有举债完成税费任务，到2003年底，全村不良债务已累积到80万元。“那时候为了躲债，我们村干部过年都在外躲着。”
青壮年劳动力往城市转移，每到农忙两季，务工人员往返于打工地与乡村之间，屡受舟车劳顿之苦。有的外出务工户干脆就把土地转给有劳力的留守户。甚至枞阳县那边的承包户都跑到肥西县来承包土地，承包户收入也很可观。但没有人组织，只是零星的转让，形不成规模。
村两委干部多次召开全体党员和村民代表会议，研究对策，数次到外地学习别人的可操作经验。
最后，在征得绝大多数农户同意后，村里尝试着在坚持农户承包权不变的情况下，通过互换的方式对农户的土地作临时调整。
将距离村庄较近的、质量和水利条件较好的撂荒地调整给留守农户，便于留守农户耕作，同时把通过互换调整出来的距离村庄较远、地势低洼的土地集中起来，整理后流转给种粮大户。
“一是愿意流转农户的土地承包权不变，二是愿意继续耕种的还可以调整到优质的地块，难题迎刃而解。”罗授波说，“每年秋后，是入还是退，全凭村民的意愿。”
村两委经过走村入户、说服动员，首次通过互换集中闲散土地1300多亩，并即时采取公开竞标的方式把土地流转出去，把流转所得据实发放到农户手中。
2006年10月8日，经第一次社员大会讨论并通过，“三河镇木兰村土地流转经营合作社”正式挂牌成立，并于2007年9月完成工商注册。这样，就使得土地流转更规范，能更好地保障农户的合法权益。
合作社经营范围为土地流转经营、水产品养殖、农作物种植。其组织机构有全体成员大会、代表大会、理事会和监事会。按照“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原则，以服务成员、谋求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为宗旨，实行自主经营，民主管理。
成员地位平等，加入自愿，退出自由，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土地合作社”的成立解决了一些一家一户办不了、办不好或办起来不划算的事，改变了“耕地不多户户种、丰产不丰收”的低效生产状况，实实在在给农民带来了实惠。
“三赢”的局面
每年秋收后的土地流转承包竞标大会，是木兰村一年一度最隆重的节日。
那天早上，靳仲本提着个小包，里面装着15万现金，其中包括他的另外3个堂兄弟入股的股金。“当时感觉沉甸甸的，同一块地，有三四个承包户争，能不能竞上标，自己心里也七上八下的。” 靳仲本回忆2007年秋后竞标时的心情。
“不大的村部党员活动室挤进来几十位村民，台上的十几个竞标户每个人都拎着鼓鼓囊囊的一包现金，村支书乐得合不拢嘴。”村民靳仲功参加了那天的竞标会，他有8亩水田参与流转。“其中有块地的承包价由去年的每亩356元，涨到了390元。”
最终全村的2100亩水田，分别被4个承包大户中标。
“谁出的价格高，合作社就把地承包给谁。”罗授波说，“你还别说，城里人玩的这套公开竞标，中间没有猫儿腻，种粮大户和农户双方都没意见。”
每年秋收后，竞标的告示提前10天贴出去。参与竞标的种粮大户须先交两万元的定金。承包费合作社会按照亩数迅速发放到村民手中，不存在截留和挪用。
“2009年的竞标大会，价格还会提高，流转地的亩数还会增加。”罗授波非常乐观地展望道。
靳仲本最后以每亩360元的价格，竞得420水田的承包权。“2009年，准备再多竞得150亩种油菜，每亩的纯收入要比小麦多增加200元。”
对于2007年的收入，靳仲本称他们4家合股，每家分红大概在4万元左右。他在农闲之余，到巢湖捕鱼，一年又可以增收1万元。
对大片承包的好处，他这两年感觉到的除了科学施肥、施药后所增加的产能收益外，就是成本的节约。“化肥、农药小批量购买和大量批发，价格就差了两成，几百亩加在一起，就显现出来了。”
外出务工的农民则能“旱涝保收”，他们这几年的感受也比较真切。靳仲功把它总结为：“离乡地不丢、不耕也收获。”
55岁的靳仲功有8亩水田。他在本地一家建材公司当会计，大儿子、儿媳在上海打工，小儿子在本镇上班，妻子要侍候80岁高龄的母亲，每到农忙季节，儿子、儿媳都要回来帮忙。
“过去，8亩水田成了‘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 靳仲功言，“但现在不耕不种，每亩的流转费用，再加上各种补贴，可以收益500多块钱。”
而他52岁的妻子楚效芳，则可以在“两忙”季节里，给种粮大户打短工以增加收入。比如插秧每天可获得报酬70元，每年夏秋两季的种收，打短工可收入近两千元。
据一份资料显示，木兰村农民人均纯收入2006年达4200元，2007达5280元，均高于全县同期平均水平。
这几年，肥西县农委经济师徐道军一直密切关注木兰村土地流转改革的进程，并及时给他们提供农业方面的法律援助和智力支持。
他中肯地评价了土地流转后农村社会生态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一方面，入社农户可获得稳定的土地租金收入，比如2007年每亩获得收入350多元，高出单独转包收入约1倍，比自己耕种划算。另一方面，土地合作社把农民从土地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他们可以安心外出打工经商，或就近从事二三产业，每个劳动力每年获得收入1万至1.5万元。
其次，解决了撂荒地问题，提高了土地经营效益。由于可以实行规模化、集约化生产，农业生产成本大大降低，且有利于发展优良品种，效益明显提高。
“农户愿意，大户争着承租，村干部有劲头，形成了承租者、社员、合作社‘三赢’的局面。”徐道军坦言。
阜阳市原“小康办”主任薛万青认为：“从更为长远的眼光来看，木兰村的探索为新农村建设指出了方向。生产模式统一，土地集约利用，形成集约化生产，为农业产业化发展探索一条新路，为产业结构调整搭建了平台，为新农村建设奠定了基础。”薛万青长期关注并探究皖北农村经济的发展，他曾因推动税费改革的成功于1996年被中国社会经济调查所评为优秀调查员。
另外一个方面，土地合作社不仅促进了农民增收，而且化解了农村道路、水利和村庄建设用地的一些纠纷。群众切切实实得到了多方面实惠，基层干群关系也因此融洽了许多，农村基层组织的凝聚力明显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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