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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晚报9月10日报道 神经母细胞癌――一种极罕见的恶性癌症，发生在阜阳5岁女童小静身上。家人四处奔走，借助媒体力量筹集了数万元善款。不料，这笔善款引发了一场匪夷所思的风波。这个家庭的主要成员均被牵入一桩带有道德色彩的官司，一个原本和睦的家庭分成了截然对立的原被告双方。
[事件始末]
妻子状告丈夫，是为了女儿的生命权。她认为，丈夫、公公、婆婆拿了募集的捐款，却不给孩子治病，眼睁睁看着孩子死亡。夫家却否认了妻子的指控，认为捐款已经花完，自己有心无力。近日，阜阳市颍州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丈夫一家共同给付妻子剩余款项37300元。
7岁女儿患上罕见癌症
2007年4月的一天，李芳芳和于军7岁的女儿小静查出患有神经母细胞癌。当晚，焦心的李芳芳和丈夫、公公、婆婆带着孩子赶到省立医院治疗，经过一次神经母细胞瘤切除术之后，5月16日，小静出院回家。此后，她将接受一系列费用不菲的后续治疗。面对难以负担的高额医疗费，李芳芳一家向社会和媒体发出求救。
经媒体报道，小静获得了大量社会爱心捐助。做母亲的李芳芳无比欣慰。然而，丈夫和公婆却突然停止支付孩子的治疗费用。
昨天，记者见到了在小巷里打扑克的李芳芳婆婆。老太太说，儿子出去打工了，不知什么时候回来，老伴不在家。“我从来没说不给孙女看病，只是家中实在没钱了。”她说，前期化疗时，费用全是家里出的，募集到的善款全部花完了。儿媳将自己一家告上法庭后，孙女后期的治疗就跟自己无关了。
于军的辩护律师认为，按常理，一般人遇到子女重病，砸锅卖铁也会给孩子看病，“但人与人不一样，小静的病实在太重了，很可能花了钱也治不好。”律师说，医生的诊断结论是，换骨髓的成功率为50%，之后的复发率也是50%，而且安徽省目前仅3例神经母细胞癌患者，前2例已死亡，只剩下小静一个活着的病人。
“医生虽说病难治，但没说治不好啊!”李芳芳认为，只要有一丝希望，都要让孩子活下去。医生告诉她，目前孩子身体状况较好，适合进一步治疗，有治愈的希望。
此外，对于丈夫和公婆“没钱”的说法，李芳芳不同意。“有钱，别说家里在阜阳还有2处房产，就连捐赠的钱还没花完。”李芳芳说，丈夫的单位不错，收入在阜阳并不低，没有钱给孩子治病，说不通。
善款数额夫妻各执一词
李芳芳的婆婆说，房产不是儿子的，而是自己的，卖房子给孙女治病的事，提都不要提。对此，于军的辩护律师说，于家确有两套房产，但都是又小又旧的老房子，卖不上高价。此外，对于家中募集的善款数额，双方说法也不一致。李芳芳认为有十余万，夫家却称只有几万元，早花完了。
小静共获得多少捐助?从当地媒体的系列报道中可见端倪。
“辉创房地产开发公司总经理将3000元现金交到孩子的家长手中。”(颍州晚报2007年9月14日)
“在向金种子集团求救后，经过该集团实地了解情况，计划本月(07年12月)25号左右在阜城举办一场大型爱心义卖活动，届时，金种子集团准备拿出不低于3万元的酒，把义卖爱心款直接捐赠给小静。另外，义卖现场也欢迎社会各界参加义捐。”(《颍州晚报》2007年12月15日)
“爱心募捐义演的现场，记者看到：国家二级演员李小勇、安徽省青年歌手妮娜、罗广东都来到现场，用他们的歌声呼吁社会各界爱心人士伸出援助之手挽救小生命。募捐活动从上午9点一直持续到下午5点，一共募集到资金5000元。”(阜阳人民广播电台2007年12月8日报道)
“在局(阜阳民航局)领导的带动下，全局自发捐款总额6730元。”“2007年4月26日，文峰幼儿园家长代表委员会倡议给小静小朋友捐款，数额如下：1.幼儿园家长捐款15600元，幼儿园老师捐款共4000元，共计19600元。此过程电视台记者全程记录并在《今晚十分》播放。”
在募捐的后期，据某媒体2008年3月22日报道：“阜阳各界在获悉小静的病情后，先后举行义卖和爱心捐款等活动，共计筹集医疗费近十万元。”
此时，根据省立医院出示的证明，小静在该院共花去医疗费5万余元，而小静的父亲对媒体报道的捐赠数字并不认可。此后，小静的父母对簿公堂，法院一审判决的结果是：小静的父亲收到的捐款、保险理赔款及因小静患病得到的救济款、领取的低保款(记款至2008年5月)等计97396.53元，扣除为小静支付医疗费及杂项开支费用计60096.52元，所剩款为37300元。
法院判夫家返还3.7万剩余善款
为了孩子的生命权，李芳芳在一个人无力支撑时，将丈夫和公婆告上法庭。她诉讼的理由是：丈夫和公婆不当得利。
庭审时，原告方律师播放了小静的录音，法庭上回响起小静的哭喊：“爸爸，爷爷，奶奶，救救我吧，我现在实在没有办法，将来我会报答你们的，我会孝敬你们的。”听完录音，被告方律师说，他感到震动和压抑，想哭。
颍州区法院认为，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小静因患病得到社会关爱，其父亲和爷爷奶奶处所剩捐款等款项为37300元。3人应将该款用于给小静治病，继续占有该款没有合法依据，属不当得利，现小静继续治疗需要该笔款项，父亲等3人应将剩余款项全额给付。此后，小静的父亲以判决超出诉讼要求为由提出上诉，小静的母亲也提出上诉。
今年8月14日，经协调，双方同时撤诉，同意按照一审执行。法官在调解时对双方说，有钱打官司，还不如省下来给孩子治病。(文中人物除律师外均为化名)
[社会反响]
捐助者：失望
面对女儿的病，李芳芳一个人不堪重负。医生说，后续治疗还需十多万元，对簿公堂后，夫家兑现了2万元，李芳芳又向自己的亲友借了几万。至于剩下的缺口，李芳芳十分茫然。
那些曾怀着爱心为小静默默奉献的人，在为此事的发展深感失望的同时，也为小静的命运感到担忧，为小静母亲的将来表示忧虑。一位参加过捐款的好心人告诉记者，当时，她看见小静的奶奶在现场不停地磕头，看着很可怜，她就掏了100元，老太太对她连磕了三个头。捐过款的的哥高某也证明，在捐款现场，小静的奶奶表示，将把钱全部用来给小静治病。一位市民说：“如果早知道是这个样子，说什么我也不会捐款的。”
捐款者们认为，他们有权利知道捐出去的钱被派做什么用途。他们同时质疑：假如受捐者家属违背了募捐者的意愿，他们是否有权讨回捐赠款?
伦理学家：叹息
阜阳师范学院一位伦理学专家得知此事后，直呼“不可思议”。他认为，如果有钱却不给孩子看病，就是坐视他人死亡，对生命的极端漠视。人们对利益的过度看重，道德和良心的极度缺失，使一些人走向极端，成为纯粹的利己主义者。
阜阳市妇联一位负责人说，现在小静母女已离开原先的家，寄居在娘家，她担心的是，小静小小年纪就看尽人间冷暖，如今做任何事都小心翼翼，在她幼小的心灵里，不应该承担这么重的压力。这位负责人认为，捐款就是给孩子治病的，如果通过捐款不当得利，应该被推上道德的法庭接受审判。
律师：善款监督亟待立法
安徽弘大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森说，此案的发展已远远超出法律的范畴，成为人性和伦理道德的折射。
李森说，道德问题有待讨论，该案同时暴露出一个法律问题：当社会捐助到了被捐助人手中后，谁来监督?“此案中，小静的母亲发现丈夫有不当得利行为，起诉到法院，维护了女儿的正当权益，但这只是个案。”李森说，大多数情况下，如果没有被捐人内部相互监督，外人是无法得知捐款使用情况的。归其根本，李森认为法律在这一领域尚存空白，应对此进行立法，明确社会捐款的监督方，以切实保障被捐助人的利益。安徽商报 (本文来源：新安晚报 作者：李家林 武长鹏)END
[事件始末]
妻子状告丈夫，是为了女儿的生命权。她认为，丈夫、公公、婆婆拿了募集的捐款，却不给孩子治病，眼睁睁看着孩子死亡。夫家却否认了妻子的指控，认为捐款已经花完，自己有心无力。近日，阜阳市颍州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丈夫一家共同给付妻子剩余款项37300元。
7岁女儿患上罕见癌症
2007年4月的一天，李芳芳和于军7岁的女儿小静查出患有神经母细胞癌。当晚，焦心的李芳芳和丈夫、公公、婆婆带着孩子赶到省立医院治疗，经过一次神经母细胞瘤切除术之后，5月16日，小静出院回家。此后，她将接受一系列费用不菲的后续治疗。面对难以负担的高额医疗费，李芳芳一家向社会和媒体发出求救。
经媒体报道，小静获得了大量社会爱心捐助。做母亲的李芳芳无比欣慰。然而，丈夫和公婆却突然停止支付孩子的治疗费用。
昨天，记者见到了在小巷里打扑克的李芳芳婆婆。老太太说，儿子出去打工了，不知什么时候回来，老伴不在家。“我从来没说不给孙女看病，只是家中实在没钱了。”她说，前期化疗时，费用全是家里出的，募集到的善款全部花完了。儿媳将自己一家告上法庭后，孙女后期的治疗就跟自己无关了。
于军的辩护律师认为，按常理，一般人遇到子女重病，砸锅卖铁也会给孩子看病，“但人与人不一样，小静的病实在太重了，很可能花了钱也治不好。”律师说，医生的诊断结论是，换骨髓的成功率为50%，之后的复发率也是50%，而且安徽省目前仅3例神经母细胞癌患者，前2例已死亡，只剩下小静一个活着的病人。
“医生虽说病难治，但没说治不好啊!”李芳芳认为，只要有一丝希望，都要让孩子活下去。医生告诉她，目前孩子身体状况较好，适合进一步治疗，有治愈的希望。
此外，对于丈夫和公婆“没钱”的说法，李芳芳不同意。“有钱，别说家里在阜阳还有2处房产，就连捐赠的钱还没花完。”李芳芳说，丈夫的单位不错，收入在阜阳并不低，没有钱给孩子治病，说不通。
善款数额夫妻各执一词
李芳芳的婆婆说，房产不是儿子的，而是自己的，卖房子给孙女治病的事，提都不要提。对此，于军的辩护律师说，于家确有两套房产，但都是又小又旧的老房子，卖不上高价。此外，对于家中募集的善款数额，双方说法也不一致。李芳芳认为有十余万，夫家却称只有几万元，早花完了。
小静共获得多少捐助?从当地媒体的系列报道中可见端倪。
“辉创房地产开发公司总经理将3000元现金交到孩子的家长手中。”(颍州晚报2007年9月14日)
“在向金种子集团求救后，经过该集团实地了解情况，计划本月(07年12月)25号左右在阜城举办一场大型爱心义卖活动，届时，金种子集团准备拿出不低于3万元的酒，把义卖爱心款直接捐赠给小静。另外，义卖现场也欢迎社会各界参加义捐。”(《颍州晚报》2007年12月15日)
“爱心募捐义演的现场，记者看到：国家二级演员李小勇、安徽省青年歌手妮娜、罗广东都来到现场，用他们的歌声呼吁社会各界爱心人士伸出援助之手挽救小生命。募捐活动从上午9点一直持续到下午5点，一共募集到资金5000元。”(阜阳人民广播电台2007年12月8日报道)
“在局(阜阳民航局)领导的带动下，全局自发捐款总额6730元。”“2007年4月26日，文峰幼儿园家长代表委员会倡议给小静小朋友捐款，数额如下：1.幼儿园家长捐款15600元，幼儿园老师捐款共4000元，共计19600元。此过程电视台记者全程记录并在《今晚十分》播放。”
在募捐的后期，据某媒体2008年3月22日报道：“阜阳各界在获悉小静的病情后，先后举行义卖和爱心捐款等活动，共计筹集医疗费近十万元。”
此时，根据省立医院出示的证明，小静在该院共花去医疗费5万余元，而小静的父亲对媒体报道的捐赠数字并不认可。此后，小静的父母对簿公堂，法院一审判决的结果是：小静的父亲收到的捐款、保险理赔款及因小静患病得到的救济款、领取的低保款(记款至2008年5月)等计97396.53元，扣除为小静支付医疗费及杂项开支费用计60096.52元，所剩款为37300元。
法院判夫家返还3.7万剩余善款
为了孩子的生命权，李芳芳在一个人无力支撑时，将丈夫和公婆告上法庭。她诉讼的理由是：丈夫和公婆不当得利。
庭审时，原告方律师播放了小静的录音，法庭上回响起小静的哭喊：“爸爸，爷爷，奶奶，救救我吧，我现在实在没有办法，将来我会报答你们的，我会孝敬你们的。”听完录音，被告方律师说，他感到震动和压抑，想哭。
颍州区法院认为，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小静因患病得到社会关爱，其父亲和爷爷奶奶处所剩捐款等款项为37300元。3人应将该款用于给小静治病，继续占有该款没有合法依据，属不当得利，现小静继续治疗需要该笔款项，父亲等3人应将剩余款项全额给付。此后，小静的父亲以判决超出诉讼要求为由提出上诉，小静的母亲也提出上诉。
今年8月14日，经协调，双方同时撤诉，同意按照一审执行。法官在调解时对双方说，有钱打官司，还不如省下来给孩子治病。(文中人物除律师外均为化名)
[社会反响]
捐助者：失望
面对女儿的病，李芳芳一个人不堪重负。医生说，后续治疗还需十多万元，对簿公堂后，夫家兑现了2万元，李芳芳又向自己的亲友借了几万。至于剩下的缺口，李芳芳十分茫然。
那些曾怀着爱心为小静默默奉献的人，在为此事的发展深感失望的同时，也为小静的命运感到担忧，为小静母亲的将来表示忧虑。一位参加过捐款的好心人告诉记者，当时，她看见小静的奶奶在现场不停地磕头，看着很可怜，她就掏了100元，老太太对她连磕了三个头。捐过款的的哥高某也证明，在捐款现场，小静的奶奶表示，将把钱全部用来给小静治病。一位市民说：“如果早知道是这个样子，说什么我也不会捐款的。”
捐款者们认为，他们有权利知道捐出去的钱被派做什么用途。他们同时质疑：假如受捐者家属违背了募捐者的意愿，他们是否有权讨回捐赠款?
伦理学家：叹息
阜阳师范学院一位伦理学专家得知此事后，直呼“不可思议”。他认为，如果有钱却不给孩子看病，就是坐视他人死亡，对生命的极端漠视。人们对利益的过度看重，道德和良心的极度缺失，使一些人走向极端，成为纯粹的利己主义者。
阜阳市妇联一位负责人说，现在小静母女已离开原先的家，寄居在娘家，她担心的是，小静小小年纪就看尽人间冷暖，如今做任何事都小心翼翼，在她幼小的心灵里，不应该承担这么重的压力。这位负责人认为，捐款就是给孩子治病的，如果通过捐款不当得利，应该被推上道德的法庭接受审判。
律师：善款监督亟待立法
安徽弘大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森说，此案的发展已远远超出法律的范畴，成为人性和伦理道德的折射。
李森说，道德问题有待讨论，该案同时暴露出一个法律问题：当社会捐助到了被捐助人手中后，谁来监督?“此案中，小静的母亲发现丈夫有不当得利行为，起诉到法院，维护了女儿的正当权益，但这只是个案。”李森说，大多数情况下，如果没有被捐人内部相互监督，外人是无法得知捐款使用情况的。归其根本，李森认为法律在这一领域尚存空白，应对此进行立法，明确社会捐款的监督方，以切实保障被捐助人的利益。安徽商报 (本文来源：新安晚报 作者：李家林 武长鹏)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