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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民的九大痛苦
倒退二百年，生而为中国人是幸运的，而在今天，生而为中国人，则不是那么幸运了。尤其是生作中国农民则是痛苦的。
建国后，我们实行赶超战略，就是在短期内把综合国力搞上去，迅速实现工业化的战略。
在这一战略的主导下，中国城市和农村实行了二元结构的治理模式，也就是城市和农村对立起来，采取两种不同的管理方法，两个结构之间的流动受严格的控制，资源优先向城市倾斜。
二元制结构的重要标志就是户籍制度。当然二元制的治理结构对中国工业化进程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中国当代工业体系的建立，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工农业剪刀差政策的结果。
如今，中国市场经济已走了很多年，二元制结构依然没有改变的苗头，农村问题、农民问题已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稳定的潜在隐患。这一切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二元结构惹的祸。
因为如今的中国农民可以说已是苦不堪言，概括起来有九大苦，这些疾苦必须施手加以逐步解决，否则当中国农民苦不能受，苦不能忍时，社会危机总爆发之日就不远了。
供养大量公权人士，农民的第一苦
中国政体实行的高度中央集权体制，中央和各级政府拥有巨大的公共权力，而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五大班子构成了世界上最为庞大的官僚机构。这些官僚机构的运行和人员费用几乎吃掉了中国的财政收入。
尤其是到了县乡两级基层政权，地方财政收入很难供养众多公权人士，不足部分向老百姓索取就成了基层政权的现实选择。
所有乱收费、乱摊派的根源很大程度上都源于地方财政不足以支付庞大的政府开支，而基层政权又掌握着巨大的公共权力，于是利用手中权力向老百姓尤其是广大农民直接摊派甚至成了当代中国农村的公害。
据报载，中国最基层的政权：乡镇政权的债务已达到了2000亿人民币，把农村信用社、中国自助基金已经或将要拖垮。
受教育难，农民的第二苦
农村的教育资源本来就匮乏，很多农村教师的工资经常被拖欠，这已是一个老话题，中国农民受教育难也是不争的事实。而在教育产业化的政策下，众多农民的孩子上高中、上大学更是难于上青天。
中国农民的孩子受教育难，一是表现为教育资源匮乏，这包括硬件和软件；二是教育收费尤其是高校收费，相对农民收入来说太高而难以支付。三是在各省市高考不同录取分数线下，广大农村地区与城市对比，高考分数线太高了，这对农民子弟有失公平。他们在经过一路艰难困苦后，好不容易走到了高考大关前，却要迈过比城里孩子高得多的门槛才能进入高校，这实在不公平。
迁徙难，中国农民的第三苦
中国的城乡二元制结构，使中国成为身份制社会，生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就好像是生在天堂一般，政府的资源都向中心城市倾斜，而生在农村尤其是边远农村，就如同生在地狱一般。中国农民要改善自己的居住条件，告别穷山恶水时，却没有迁徙的自由。进城打工的农民，由于身份角色的限制，一切都与城市无缘，尤其是孩子就学相当困难。
中国的社会现实极其复杂，放任人口流动当然不行，但在一省、一市、一区，应该让中国农民有迁徙的自由。
缺乏社会保障，中国农民的第四苦
中国农民没有养老保障，主要靠子女的家庭养老维系残年，这也是中国农村计划生育阻力重重的重要因素。而中国农民的医疗保障更是无从谈起。缺乏社会保障是中国农民的第四大苦。
观念落后，中国农民的第五苦
由于中国农民一生下来，几乎就被固定在土地上了，见识短浅。同时后天接受教育的权利也缺乏保障，这使得中国广大农民观念普遍落后，尤其是欠发达地区的农民甚至很愚昧。这成为他们的第五苦。由于观念落后给本已相当困苦的生活又制造出许多痛苦来。尤其是法制观念的落后，和胆小怕事传统思维，又派出生许多其它的苦。
资源缺乏，中国农民的第六苦
由于中国各地的资源都采取计划方式分配，所以中心城市优先获得各种资源就成为中央财政的导向，而地方城市优先则成了地方财政的政策取舍。各种资源长期向城市倾斜的结果，造成了中国农村各种资源的缺乏。教育资源、医疗资源、道路资源等等一系列资源，在中国农村都极端缺乏。
没有表达权，中国农民的第七苦
中国的决策者都住在城里，即使被选当人大代表的农民，由于素质较低，也不可能真正替广大农民说话。所以中国农民基本没有表达权，也没有向上层反应自己权力的渠道。当然他们的表达能力也较低，也没有人替他们表达。没有表达权，可以说是中国农民的第七苦。这使得决策者在做决策时，很难占有全面而真实的信息，很难听到广大农民的呼声，所以政策的良性导向就很难有保障。
创业难、挣钱难，中国农民的第八苦
中国农村各种资源匮乏，缺乏政策保障，这使得在中国农村创业很艰难。而经济落后，农民收入不高，挣钱难，消费不畅，使中国农村经济陷入一种恶性循环。这些年来，提高农民收入一直是空洞的口号很难落到实处，因为农民挣钱太难了。
经常受凌辱，中国农民的第九苦
我们的城乡二元制结构，长期实行的结果，使得城里人在内心深处有很强的优越感，这种制度本身从某种意义上讲带有很强的歧视色彩。而中国农民的素质较低、不懂和不会保护自己，没有申诉的渠道，使得中国农民经常受凌辱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倒退二百年，生而为中国人是幸运的，而在今天，生而为中国人，则不是那么幸运了。尤其是生作中国农民则是痛苦的。
建国后，我们实行赶超战略，就是在短期内把综合国力搞上去，迅速实现工业化的战略。
在这一战略的主导下，中国城市和农村实行了二元结构的治理模式，也就是城市和农村对立起来，采取两种不同的管理方法，两个结构之间的流动受严格的控制，资源优先向城市倾斜。
二元制结构的重要标志就是户籍制度。当然二元制的治理结构对中国工业化进程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中国当代工业体系的建立，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工农业剪刀差政策的结果。
如今，中国市场经济已走了很多年，二元制结构依然没有改变的苗头，农村问题、农民问题已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稳定的潜在隐患。这一切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二元结构惹的祸。
因为如今的中国农民可以说已是苦不堪言，概括起来有九大苦，这些疾苦必须施手加以逐步解决，否则当中国农民苦不能受，苦不能忍时，社会危机总爆发之日就不远了。
供养大量公权人士，农民的第一苦
中国政体实行的高度中央集权体制，中央和各级政府拥有巨大的公共权力，而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五大班子构成了世界上最为庞大的官僚机构。这些官僚机构的运行和人员费用几乎吃掉了中国的财政收入。
尤其是到了县乡两级基层政权，地方财政收入很难供养众多公权人士，不足部分向老百姓索取就成了基层政权的现实选择。
所有乱收费、乱摊派的根源很大程度上都源于地方财政不足以支付庞大的政府开支，而基层政权又掌握着巨大的公共权力，于是利用手中权力向老百姓尤其是广大农民直接摊派甚至成了当代中国农村的公害。
据报载，中国最基层的政权：乡镇政权的债务已达到了2000亿人民币，把农村信用社、中国自助基金已经或将要拖垮。
受教育难，农民的第二苦
农村的教育资源本来就匮乏，很多农村教师的工资经常被拖欠，这已是一个老话题，中国农民受教育难也是不争的事实。而在教育产业化的政策下，众多农民的孩子上高中、上大学更是难于上青天。
中国农民的孩子受教育难，一是表现为教育资源匮乏，这包括硬件和软件；二是教育收费尤其是高校收费，相对农民收入来说太高而难以支付。三是在各省市高考不同录取分数线下，广大农村地区与城市对比，高考分数线太高了，这对农民子弟有失公平。他们在经过一路艰难困苦后，好不容易走到了高考大关前，却要迈过比城里孩子高得多的门槛才能进入高校，这实在不公平。
迁徙难，中国农民的第三苦
中国的城乡二元制结构，使中国成为身份制社会，生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就好像是生在天堂一般，政府的资源都向中心城市倾斜，而生在农村尤其是边远农村，就如同生在地狱一般。中国农民要改善自己的居住条件，告别穷山恶水时，却没有迁徙的自由。进城打工的农民，由于身份角色的限制，一切都与城市无缘，尤其是孩子就学相当困难。
中国的社会现实极其复杂，放任人口流动当然不行，但在一省、一市、一区，应该让中国农民有迁徙的自由。
缺乏社会保障，中国农民的第四苦
中国农民没有养老保障，主要靠子女的家庭养老维系残年，这也是中国农村计划生育阻力重重的重要因素。而中国农民的医疗保障更是无从谈起。缺乏社会保障是中国农民的第四大苦。
观念落后，中国农民的第五苦
由于中国农民一生下来，几乎就被固定在土地上了，见识短浅。同时后天接受教育的权利也缺乏保障，这使得中国广大农民观念普遍落后，尤其是欠发达地区的农民甚至很愚昧。这成为他们的第五苦。由于观念落后给本已相当困苦的生活又制造出许多痛苦来。尤其是法制观念的落后，和胆小怕事传统思维，又派出生许多其它的苦。
资源缺乏，中国农民的第六苦
由于中国各地的资源都采取计划方式分配，所以中心城市优先获得各种资源就成为中央财政的导向，而地方城市优先则成了地方财政的政策取舍。各种资源长期向城市倾斜的结果，造成了中国农村各种资源的缺乏。教育资源、医疗资源、道路资源等等一系列资源，在中国农村都极端缺乏。
没有表达权，中国农民的第七苦
中国的决策者都住在城里，即使被选当人大代表的农民，由于素质较低，也不可能真正替广大农民说话。所以中国农民基本没有表达权，也没有向上层反应自己权力的渠道。当然他们的表达能力也较低，也没有人替他们表达。没有表达权，可以说是中国农民的第七苦。这使得决策者在做决策时，很难占有全面而真实的信息，很难听到广大农民的呼声，所以政策的良性导向就很难有保障。
创业难、挣钱难，中国农民的第八苦
中国农村各种资源匮乏，缺乏政策保障，这使得在中国农村创业很艰难。而经济落后，农民收入不高，挣钱难，消费不畅，使中国农村经济陷入一种恶性循环。这些年来，提高农民收入一直是空洞的口号很难落到实处，因为农民挣钱太难了。
经常受凌辱，中国农民的第九苦
我们的城乡二元制结构，长期实行的结果，使得城里人在内心深处有很强的优越感，这种制度本身从某种意义上讲带有很强的歧视色彩。而中国农民的素质较低、不懂和不会保护自己，没有申诉的渠道，使得中国农民经常受凌辱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