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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人死亡，85天后真相曝光
本刊记者/刘炎迅 (发自河北蔚县)
荒野中，高墙包围着井口，铁门紧闭。
尽管这起矿难已被曝光，但守矿者仍拒绝任何外来者介入。“你赶紧走吧！这里不让人来。”2008年10月底，当《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试图走进河北蔚县李家湾矿井时，两个从警车中走出的男子呵斥道。
7月14日，这个矿井私藏的5吨炸药被意外引爆，官方认定35名矿工死亡。事发后，矿主李成奎打通了诸多环节，一度封锁消息85天。
“包工”式用工
矿工周庆华，是亲历这起特大安全生产事故并幸存者之一。今年5月，他在重庆老乡周兴海的联络下，来此成为矿工。
周庆华和妻子的宿舍被安排距离矿井2里外的一片屋棚中。从矿井走向家门口的路上，需要经过养着十几头骡子的牲口圈――那里臭气熏天。
这位矿工刚上班没几天，59头骡子在矿井里干活时被巷道内的废气毒死了。但这些牲口死亡没引起矿上任何人的惊诧和紧张，“他们都麻木了。”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周庆华的妻子魏彩云说。
“下井几乎没有带过自救器，有人听都没听说过，放在他面前都不会用。”周兴海也意识到危险，但现实就是这样，“矿上就没几台自救器，给谁用不给谁用呢？每次下井就是拼运气。”
与每月3600元的薪水相比，危险很容易被忘记。这些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矿工们更不会在乎什么合同――他们甚至不知道这个名词。尽管在3年前，河北省就已经规定所有煤矿必须与从业者签订劳动合同。当时，河北的煤矿工人中80%为农民工，其中三成又处于流动状态中。矿主和工人签订“生死状”并不稀罕，而在不少矿难中，企业连一份完整的工人名单都拿不出来，使得救援时不知道矿井下到底有多少人被困。
所以，能了解矿工情况的只有矿主和包工头。在李家洼矿，周兴海是其中的一个小包工头，像周庆华这样的“嫡系人马”，他有20多个，全部来自重庆。另一个势力较强的小包工头是罗红生，也带了20多人。
在周兴海的记忆中，矿上时常有新人来，却不知道老工人何时离开。
经常是这阵子缺人手了，就通过老乡朋友拉几个人来，“啥也不懂，居然有人叼着烟就下井。”周兴海抱怨到，“井口那些跟班管理人员总是粗心，不管下井人的死活。”
2008年7月14日那个早晨，矿工周庆华出门上班时，周兴海还躺在被窝里。他要带3岁的女儿――这让他逃脱了死劫。
早班从凌晨5点开始。周庆华与樊兴奎、李文兵等人在5号煤层干活。
这是蔚县分布最广最有规律且煤质最好的煤层，距离地面约500米，从井口乘坐升降机，只需三四分钟就可达到这一层。在它的上面，依次还有7号煤层和9号煤层。矿工杨有彪和另外几名矿工，正在7号层里忙碌着。下井前，按照惯例，所有当班矿工都聚在矿部办公室里开安全生产例会，“但基本是老生常谈。”周庆华说。
当天，一个名叫“小鹏”(音)的人负责登记下井人数。但直到今天，这个人一直没有出现。
老板炸塌矿井?
大约上午10点，周兴海接到矿上的电话。当他赶到矿部时，井口冒出的浓烟让他大惊失色。
矿井里堆放的5吨炸药燃烧爆炸，产生的冲击波和烟雾覆盖了整个巷道。
7号层都是周兴海带过来的人，当时有5个――张兴中、杨有彪、张代江，还包括熊光荣和熊光军兄弟。
人们都围在井口跑着、嚷着，但谁也不敢贸然下井。周兴海向矿上救护队求援，但无济于事。没有人可以解释原因――矿主宁愿出事后用钱摆平一系列关系，却不愿完善救援设施。“所谓救护队，也就七八个人，氧气筒也不够，只能轮番背着下去。”周兴海说。
下去的救援人员在浓烟弥漫的巷道里摸索了一阵，不得要领，很快上了地面。而当他们人拿着氧气筒再次下井时，已经隐约能看到很多人死在逃生的路上――或者相叠着躺着，或者侧身蜷缩。
大约11点，隶属蔚县煤矿管理局的又一队救援队员，背着专业设备来到现场。包括矿主李成奎在内，大约有30个人在参与救援。后来，警察也来了。但此时，7号层和5号层里都没了声响，“都死了，除了周庆华。”他的哥哥周江华说。
事后，没有任何参与救援者向外界主动透露死亡人数的问题，虽然，他们也许最清楚当时有多少矿工没有生还。
目前尚无证据这些瞒报者接受了矿主的贿赂，但类似乏力甚至存在猫腻的救援，曾在很多矿难中出现。比如2005年山西宁武“7・2”矿难中，忻州市矿山救护大队自上而下参与瞒报，并收取了大约80万元的“封口费”。
蔚县当地多位熟悉煤矿的内部人士说，事发后，李成奎等人在尚未确定井下是否还有生存者的情况下，用炸药炸塌井口和井架，试图造成该事发井是废弃井的假象。国务院 “7・14”调查组组长、国家煤矿安监局副局长彭建勋在事发后明确表示：矿主“封闭井口，拆除井架，破坏现场”。
而在大量蔚县当地居民中，一个普遍的疑虑是：会不会还有遇难者遗体藏匿在事故井中？
《中国新闻周刊》试图向蔚县县委宣传部求证，该部副部长高占俊和新闻科副科长韩德均拒绝采访。随后，记者前往国务院调查组驻扎此地试图联系采访，一位名叫周建军、自称是张家口市宣传部官员的男子表示，调查正在进行，其间不便接待媒体。
异地火化
14日下午，家属们获悉了噩耗。年轻的女人们哭着跑向矿井，结果被拦在大铁门外。
杨有彪的妻子刘邦贵看到不停有尸体从井口抬出来，用油皮纸裹着，直接装进等候着的三轮机动车拉走。事实上，最早的尸体被挖出是在下午1点多，“根本不停留。”刘邦贵说。当时她们这些情绪激动的女人，几乎都是哭着瘫坐在地，手扒着铁门栏杆，雨还在下，地上形成一个个黄泥塘，抬着尸体的工人急速而过，泥水被踩得四溅。
刘邦贵不知道自己男人的尸体要被送到哪里。她哭着要见丈夫最后一面，一名工作人员冲她吼：“现在哪有时间让你看？明天领着骨灰回老家吧！”
此时，矿主李成奎等人已经做出了“应急方案”，同时联络好相邻的阳原县和山西广灵县的殡仪馆――两地距蔚县均在50公里左右，直接火化送过去的遇难矿工尸体。这一点，国务院“7・14”调查组组长彭建勋予以了证实。
蔚县及周边的县市一直保留着土葬的习俗，但事发后的几天，殡仪馆不再如平日那般生意冷清。
《中国新闻周刊》致电阳原县民政局询问情况，一位工作人员称：关于矿难瞒报的事他们一概不知。但国务院调查组披露，多名殡仪馆的负责人在协助调查。
“异地处理尸体，是为了隐瞒死亡人数，或减小事故的严重程度。”一位安监官员说。
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2004年6月，同样在河北，邯郸县鸿达煤矿发生瓦斯燃烧事故，12名死者被异地秘密火化，矿主对外称死亡1人；同年11月，唐山市开平区开平镇宏兴煤矿事故，矿主也采取了相似的手段。更为恶劣的毁尸发生在2002年的繁峙矿难中，6具遇难矿工被抛在废弃的窑洞里，洞口被尼龙袋堵住。
但在蔚县矿难中，矿主让几名本地矿工的家属领回了亲人遗体。
遇难者郑广权家住蔚县白草村水裕乡。据参加其葬礼的村民王俊武说，一口硕大的棺材摆在死者家里。此外，死去的跟班矿长和瓦斯员――一个胖胖的大个子，都是本地人。
“本地人的尸体不好处理，这也是矿主不愿意招他们做工的原因。”一名曾经的蔚县矿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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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刘炎迅 (发自河北蔚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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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起矿难已被曝光，但守矿者仍拒绝任何外来者介入。“你赶紧走吧！这里不让人来。”2008年10月底，当《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试图走进河北蔚县李家湾矿井时，两个从警车中走出的男子呵斥道。
7月14日，这个矿井私藏的5吨炸药被意外引爆，官方认定35名矿工死亡。事发后，矿主李成奎打通了诸多环节，一度封锁消息85天。
“包工”式用工
矿工周庆华，是亲历这起特大安全生产事故并幸存者之一。今年5月，他在重庆老乡周兴海的联络下，来此成为矿工。
周庆华和妻子的宿舍被安排距离矿井2里外的一片屋棚中。从矿井走向家门口的路上，需要经过养着十几头骡子的牲口圈――那里臭气熏天。
这位矿工刚上班没几天，59头骡子在矿井里干活时被巷道内的废气毒死了。但这些牲口死亡没引起矿上任何人的惊诧和紧张，“他们都麻木了。”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周庆华的妻子魏彩云说。
“下井几乎没有带过自救器，有人听都没听说过，放在他面前都不会用。”周兴海也意识到危险，但现实就是这样，“矿上就没几台自救器，给谁用不给谁用呢？每次下井就是拼运气。”
与每月3600元的薪水相比，危险很容易被忘记。这些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矿工们更不会在乎什么合同――他们甚至不知道这个名词。尽管在3年前，河北省就已经规定所有煤矿必须与从业者签订劳动合同。当时，河北的煤矿工人中80%为农民工，其中三成又处于流动状态中。矿主和工人签订“生死状”并不稀罕，而在不少矿难中，企业连一份完整的工人名单都拿不出来，使得救援时不知道矿井下到底有多少人被困。
所以，能了解矿工情况的只有矿主和包工头。在李家洼矿，周兴海是其中的一个小包工头，像周庆华这样的“嫡系人马”，他有20多个，全部来自重庆。另一个势力较强的小包工头是罗红生，也带了20多人。
在周兴海的记忆中，矿上时常有新人来，却不知道老工人何时离开。
经常是这阵子缺人手了，就通过老乡朋友拉几个人来，“啥也不懂，居然有人叼着烟就下井。”周兴海抱怨到，“井口那些跟班管理人员总是粗心，不管下井人的死活。”
2008年7月14日那个早晨，矿工周庆华出门上班时，周兴海还躺在被窝里。他要带3岁的女儿――这让他逃脱了死劫。
早班从凌晨5点开始。周庆华与樊兴奎、李文兵等人在5号煤层干活。
这是蔚县分布最广最有规律且煤质最好的煤层，距离地面约500米，从井口乘坐升降机，只需三四分钟就可达到这一层。在它的上面，依次还有7号煤层和9号煤层。矿工杨有彪和另外几名矿工，正在7号层里忙碌着。下井前，按照惯例，所有当班矿工都聚在矿部办公室里开安全生产例会，“但基本是老生常谈。”周庆华说。
当天，一个名叫“小鹏”(音)的人负责登记下井人数。但直到今天，这个人一直没有出现。
老板炸塌矿井?
大约上午10点，周兴海接到矿上的电话。当他赶到矿部时，井口冒出的浓烟让他大惊失色。
矿井里堆放的5吨炸药燃烧爆炸，产生的冲击波和烟雾覆盖了整个巷道。
7号层都是周兴海带过来的人，当时有5个――张兴中、杨有彪、张代江，还包括熊光荣和熊光军兄弟。
人们都围在井口跑着、嚷着，但谁也不敢贸然下井。周兴海向矿上救护队求援，但无济于事。没有人可以解释原因――矿主宁愿出事后用钱摆平一系列关系，却不愿完善救援设施。“所谓救护队，也就七八个人，氧气筒也不够，只能轮番背着下去。”周兴海说。
下去的救援人员在浓烟弥漫的巷道里摸索了一阵，不得要领，很快上了地面。而当他们人拿着氧气筒再次下井时，已经隐约能看到很多人死在逃生的路上――或者相叠着躺着，或者侧身蜷缩。
大约11点，隶属蔚县煤矿管理局的又一队救援队员，背着专业设备来到现场。包括矿主李成奎在内，大约有30个人在参与救援。后来，警察也来了。但此时，7号层和5号层里都没了声响，“都死了，除了周庆华。”他的哥哥周江华说。
事后，没有任何参与救援者向外界主动透露死亡人数的问题，虽然，他们也许最清楚当时有多少矿工没有生还。
目前尚无证据这些瞒报者接受了矿主的贿赂，但类似乏力甚至存在猫腻的救援，曾在很多矿难中出现。比如2005年山西宁武“7・2”矿难中，忻州市矿山救护大队自上而下参与瞒报，并收取了大约80万元的“封口费”。
蔚县当地多位熟悉煤矿的内部人士说，事发后，李成奎等人在尚未确定井下是否还有生存者的情况下，用炸药炸塌井口和井架，试图造成该事发井是废弃井的假象。国务院 “7・14”调查组组长、国家煤矿安监局副局长彭建勋在事发后明确表示：矿主“封闭井口，拆除井架，破坏现场”。
而在大量蔚县当地居民中，一个普遍的疑虑是：会不会还有遇难者遗体藏匿在事故井中？
《中国新闻周刊》试图向蔚县县委宣传部求证，该部副部长高占俊和新闻科副科长韩德均拒绝采访。随后，记者前往国务院调查组驻扎此地试图联系采访，一位名叫周建军、自称是张家口市宣传部官员的男子表示，调查正在进行，其间不便接待媒体。
异地火化
14日下午，家属们获悉了噩耗。年轻的女人们哭着跑向矿井，结果被拦在大铁门外。
杨有彪的妻子刘邦贵看到不停有尸体从井口抬出来，用油皮纸裹着，直接装进等候着的三轮机动车拉走。事实上，最早的尸体被挖出是在下午1点多，“根本不停留。”刘邦贵说。当时她们这些情绪激动的女人，几乎都是哭着瘫坐在地，手扒着铁门栏杆，雨还在下，地上形成一个个黄泥塘，抬着尸体的工人急速而过，泥水被踩得四溅。
刘邦贵不知道自己男人的尸体要被送到哪里。她哭着要见丈夫最后一面，一名工作人员冲她吼：“现在哪有时间让你看？明天领着骨灰回老家吧！”
此时，矿主李成奎等人已经做出了“应急方案”，同时联络好相邻的阳原县和山西广灵县的殡仪馆――两地距蔚县均在50公里左右，直接火化送过去的遇难矿工尸体。这一点，国务院“7・14”调查组组长彭建勋予以了证实。
蔚县及周边的县市一直保留着土葬的习俗，但事发后的几天，殡仪馆不再如平日那般生意冷清。
《中国新闻周刊》致电阳原县民政局询问情况，一位工作人员称：关于矿难瞒报的事他们一概不知。但国务院调查组披露，多名殡仪馆的负责人在协助调查。
“异地处理尸体，是为了隐瞒死亡人数，或减小事故的严重程度。”一位安监官员说。
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2004年6月，同样在河北，邯郸县鸿达煤矿发生瓦斯燃烧事故，12名死者被异地秘密火化，矿主对外称死亡1人；同年11月，唐山市开平区开平镇宏兴煤矿事故，矿主也采取了相似的手段。更为恶劣的毁尸发生在2002年的繁峙矿难中，6具遇难矿工被抛在废弃的窑洞里，洞口被尼龙袋堵住。
但在蔚县矿难中，矿主让几名本地矿工的家属领回了亲人遗体。
遇难者郑广权家住蔚县白草村水裕乡。据参加其葬礼的村民王俊武说，一口硕大的棺材摆在死者家里。此外，死去的跟班矿长和瓦斯员――一个胖胖的大个子，都是本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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