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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乡二元格局下，城市经济不景气造成的民工返乡潮，把城市失业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相当部分转嫁给了农村，农村基层政府开始了新的攻坚战
★ 本刊记者/王维博 (发自湖北)
曾经敲锣打鼓送出去的民工又回来了。据媒体报道，今年下半年，中国2.1亿农民工已有数百万人提前返乡，其中湖南、河南、江西、四川等省民工返乡率明显增加。
这次民工返乡带回来的不是现金、消费和人均纯收入数字的增长，而是再就业的困难和基层稳定的巨大压力。这些思想活跃的农民精英、二代民工该如何管理，成为摆在基层政府面前的新课题。
大量农民工的失业，让习惯于打工致富的农民重新认识他们跟土地的关系，也给农村土地流转的风险敲响了警钟。
回家
年初去打工“前面有警车开道，领导都来握手”，回来时只领到一张汽车票和几个雪菜包子。
11月18日， 第二场霜不久，20岁的李田田和十几个同伴一起回家了。李田田是湖北省潜江市高石碑镇人，今年春节后第一次跟老乡到东莞一家服装厂打工。
高石碑镇是潜江有名的“裁缝镇”，人口3万多，几乎每家都有人“拿剪刀”。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李田田回忆，年初他和镇里几百个“裁缝”是被南方来的老板接走的。南方老板按服装业的规矩，每人预付1000多块钱定金，用3辆大巴车接走他们。“走时非常热闹，前面有警车开道，村里、镇上领导都来和他握手。”李田田说，回来时只领到一张汽车票和几个雪菜包子。
李田田不爱说话，但干活细心，很受服装厂老板喜欢，10月份还领了1千多元加班费，但也在这个月情况突变，他所在的服装厂倒闭，李田田只好和同伴卷铺盖回家。
“这下热闹了，镇里有一万多人外出打工，三分之一的人提前回来了。”李田田说。回到村里，他每天都忙着和朋友聚会、喝酒、打牌。
事实上，据湖北省劳动保障厅统计，湖北省有750万人外出打工，在9、10月里，已经有30万湖北籍农民工从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地区提前返乡。
11月24日，省城武汉长途汽车站人潮涌动。宏基客运站值班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最近两周的日客流量在1.3万人次左右，比往年同期增加将近4000人次，“增加的人次多数都是自广东和浙江等沿海地带的返乡民工”，省内班车实载率基本是100%。而往年，11、12两月正是春运前的客运淡季。
民工群突然返回，一下子打乱了高石碑镇党委书记刘江海的工作。
“最重要的是再就业，还要考虑基层的稳控工作。”刘江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全镇24个村，几乎每个村都有人失业回乡，从10月份开始，有关民工安置、培训、维权、处理土地流转纠纷、引导回归创业等各项工作一下子多了起来。“返乡的都是年轻力壮的青年，刚回来大家都忙着访亲探友。如果一段时间再找不到事做，赌博、打架这类治安问题马上就会冒出来。”刘江海说。
从10月开始，全镇的工作都开始围绕农民工返乡的事儿。刘江海先后召集全镇干部及村干部开过三次专题会，不仅远赴外省帮农民工找下家，甚至每个村都设农民工就业“信息员”和一名维稳保安，对返乡农民工进行登记，“其实就是了解返乡民工的思想动向，劝说他们尽快再找工作，防止闹事。”刘江海说。
土地流转纠纷
“在农民保障体系缺失的前提下，土地仍是他们最后的避风港。”
越来越多的农民工不仅让村干部们担心，村里的种粮大户也觉得不安。
高石碑镇渔淌村村民孙绪成是远近有名的种粮大户。从2002年起，孙开始在村里承包土地，不仅承包村里的40亩地，还转包其他五户村民的口粮田，目前他手上的耕地已达到90亩，一年纯收入12万多元。
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这位种粮大户并没有太多的喜悦。孙绪成说，他和村民的转包协议是一年一签，目前正值平整土地。拿不准转包的土地会不会被要回去，他至今不敢有太大的投资。
村民之间的转包协议都很不规范，有的甚至只是口头协议。这让孙绪成这样的大户很为难。“转包土地只有进行长期规模经营才能见效益。如果中途要回去，先期投入的肥料、人工如何算？有的为了平整土地、养地力，甚至停种一季，每亩累计投入高达三四百元。而每亩地一年转包费最多两百元。”
显然，如果中途退地，种粮大户会损失很大。
这在高石碑镇另外一个村得到印证，在长市村一组，李良智将11.52亩耕地交给弟弟李良永代耕。弟弟不久前病逝，李良智也从外地返乡，打算收回土地。长期负责耕种的弟媳张腊香不愿意退地，双方口角不断。经过镇经管站多次调解才得以解决。
流转的土地如果不能有序退回，同样影响着返乡民工的生活。笃实村村支书孙勤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农户种田的产出效益不高，但可以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失去土地，返乡农民的日子将更加困难。
孙勤安算了一笔账，如果返乡民工耕有其田，每亩地一年可收800斤小麦和1300年斤稻谷；一家有五亩口粮田，可以口粮无忧，还略有盈余，加上平时打零工，生活是可以维持的。
大家都不愿看到农民失业又失地的局面，但土地流转的纠纷已经开始上升。高石碑镇经管站站长刘汝轩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平均每周都要处理好几起。
刘站长介绍，除了民工托人代耕容易发生纠纷外，部分在土地二轮延包时已申明放弃土地承包权的务工农民，现在也开始找到镇上要求重新分地。2004年，土地二轮延包刚刚重分土地，打乱重来势必影响原先的承包人的利益，这让镇政府左右为难。
目前的情况是大多数转让或者流转土地经营权的农民暂时不会收回土地，但刘汝轩担心，如果经济继续不景气，要求退地的农民将越来越多，土地纠纷也会随之升高。“在农民保障体系缺失的前提下，土地仍是他们最后的避风港”。
这实际上是一种流转的风险，湖北省农业厅经管局副局长万志一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称，民工返乡是一次反思土地流转的机会。目前农村的土地流转基本上是一种代耕制度，其流转的程序和合同极不规范，城市经济好时，打工者的土地交给别人代耕，表面看来不易发生纠纷，但城市经济出现危机时，民工返乡，流转风险就开始显现，直接威胁农村基层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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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记者/王维博 (发自湖北)
曾经敲锣打鼓送出去的民工又回来了。据媒体报道，今年下半年，中国2.1亿农民工已有数百万人提前返乡，其中湖南、河南、江西、四川等省民工返乡率明显增加。
这次民工返乡带回来的不是现金、消费和人均纯收入数字的增长，而是再就业的困难和基层稳定的巨大压力。这些思想活跃的农民精英、二代民工该如何管理，成为摆在基层政府面前的新课题。
大量农民工的失业，让习惯于打工致富的农民重新认识他们跟土地的关系，也给农村土地流转的风险敲响了警钟。
回家
年初去打工“前面有警车开道，领导都来握手”，回来时只领到一张汽车票和几个雪菜包子。
11月18日， 第二场霜不久，20岁的李田田和十几个同伴一起回家了。李田田是湖北省潜江市高石碑镇人，今年春节后第一次跟老乡到东莞一家服装厂打工。
高石碑镇是潜江有名的“裁缝镇”，人口3万多，几乎每家都有人“拿剪刀”。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李田田回忆，年初他和镇里几百个“裁缝”是被南方来的老板接走的。南方老板按服装业的规矩，每人预付1000多块钱定金，用3辆大巴车接走他们。“走时非常热闹，前面有警车开道，村里、镇上领导都来和他握手。”李田田说，回来时只领到一张汽车票和几个雪菜包子。
李田田不爱说话，但干活细心，很受服装厂老板喜欢，10月份还领了1千多元加班费，但也在这个月情况突变，他所在的服装厂倒闭，李田田只好和同伴卷铺盖回家。
“这下热闹了，镇里有一万多人外出打工，三分之一的人提前回来了。”李田田说。回到村里，他每天都忙着和朋友聚会、喝酒、打牌。
事实上，据湖北省劳动保障厅统计，湖北省有750万人外出打工，在9、10月里，已经有30万湖北籍农民工从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地区提前返乡。
11月24日，省城武汉长途汽车站人潮涌动。宏基客运站值班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最近两周的日客流量在1.3万人次左右，比往年同期增加将近4000人次，“增加的人次多数都是自广东和浙江等沿海地带的返乡民工”，省内班车实载率基本是100%。而往年，11、12两月正是春运前的客运淡季。
民工群突然返回，一下子打乱了高石碑镇党委书记刘江海的工作。
“最重要的是再就业，还要考虑基层的稳控工作。”刘江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全镇24个村，几乎每个村都有人失业回乡，从10月份开始，有关民工安置、培训、维权、处理土地流转纠纷、引导回归创业等各项工作一下子多了起来。“返乡的都是年轻力壮的青年，刚回来大家都忙着访亲探友。如果一段时间再找不到事做，赌博、打架这类治安问题马上就会冒出来。”刘江海说。
从10月开始，全镇的工作都开始围绕农民工返乡的事儿。刘江海先后召集全镇干部及村干部开过三次专题会，不仅远赴外省帮农民工找下家，甚至每个村都设农民工就业“信息员”和一名维稳保安，对返乡农民工进行登记，“其实就是了解返乡民工的思想动向，劝说他们尽快再找工作，防止闹事。”刘江海说。
土地流转纠纷
“在农民保障体系缺失的前提下，土地仍是他们最后的避风港。”
越来越多的农民工不仅让村干部们担心，村里的种粮大户也觉得不安。
高石碑镇渔淌村村民孙绪成是远近有名的种粮大户。从2002年起，孙开始在村里承包土地，不仅承包村里的40亩地，还转包其他五户村民的口粮田，目前他手上的耕地已达到90亩，一年纯收入12万多元。
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这位种粮大户并没有太多的喜悦。孙绪成说，他和村民的转包协议是一年一签，目前正值平整土地。拿不准转包的土地会不会被要回去，他至今不敢有太大的投资。
村民之间的转包协议都很不规范，有的甚至只是口头协议。这让孙绪成这样的大户很为难。“转包土地只有进行长期规模经营才能见效益。如果中途要回去，先期投入的肥料、人工如何算？有的为了平整土地、养地力，甚至停种一季，每亩累计投入高达三四百元。而每亩地一年转包费最多两百元。”
显然，如果中途退地，种粮大户会损失很大。
这在高石碑镇另外一个村得到印证，在长市村一组，李良智将11.52亩耕地交给弟弟李良永代耕。弟弟不久前病逝，李良智也从外地返乡，打算收回土地。长期负责耕种的弟媳张腊香不愿意退地，双方口角不断。经过镇经管站多次调解才得以解决。
流转的土地如果不能有序退回，同样影响着返乡民工的生活。笃实村村支书孙勤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农户种田的产出效益不高，但可以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失去土地，返乡农民的日子将更加困难。
孙勤安算了一笔账，如果返乡民工耕有其田，每亩地一年可收800斤小麦和1300年斤稻谷；一家有五亩口粮田，可以口粮无忧，还略有盈余，加上平时打零工，生活是可以维持的。
大家都不愿看到农民失业又失地的局面，但土地流转的纠纷已经开始上升。高石碑镇经管站站长刘汝轩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平均每周都要处理好几起。
刘站长介绍，除了民工托人代耕容易发生纠纷外，部分在土地二轮延包时已申明放弃土地承包权的务工农民，现在也开始找到镇上要求重新分地。2004年，土地二轮延包刚刚重分土地，打乱重来势必影响原先的承包人的利益，这让镇政府左右为难。
目前的情况是大多数转让或者流转土地经营权的农民暂时不会收回土地，但刘汝轩担心，如果经济继续不景气，要求退地的农民将越来越多，土地纠纷也会随之升高。“在农民保障体系缺失的前提下，土地仍是他们最后的避风港”。
这实际上是一种流转的风险，湖北省农业厅经管局副局长万志一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称，民工返乡是一次反思土地流转的机会。目前农村的土地流转基本上是一种代耕制度，其流转的程序和合同极不规范，城市经济好时，打工者的土地交给别人代耕，表面看来不易发生纠纷，但城市经济出现危机时，民工返乡，流转风险就开始显现，直接威胁农村基层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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