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自黄亭子在凤凰网的博客 原文连接: 两个上海女人的祖居保卫战_黄亭子_凤凰博报
12月2日下 午4点，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第一法庭。一场延续了两个下午的庭审，即将在这里落下帷幕。
“本案将定期宣判，现在宣布休庭。”当面无表情的女法官说出这最后一句话时，站在被告人席上的新西兰籍上海人张龙其，身子顿时轻轻摇晃起来，戴着手铐的双手在桌子上不由自主地颤抖着。站在张身边的另一个被告人，他的妻子潘蓉脸色苍白，身子同样在轻轻摇晃。
法警打开审判区和旁听区之间的隔离门，旁听席上的唐素娟冲进去，一把抱住摇摇欲坠的潘蓉，悄声安慰她别哭别哭，自己的眼泪却忍不住下来了，两个四十三岁的上海女人顿时哭作一团。
唐素娟来旁听的这个案子，是上海第一起外籍人士因拆迁纠纷被控犯罪的案件。只有区区两页纸的上海市第一检察分院起诉书，仅仅用96个字就概括了案情：
“2008年6月12日上午，为阻碍中国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政府依法组织实施的拆迁行动，被告人张龙其、潘蓉在本市闵行区吴家巷村陆家弄24号三楼阳台上，向现场执行拆迁的工作人员及车辆投掷其自制并点燃的汽油燃烧瓶。”
这个案情十分简单的刑案，一审定在中院管辖，主要是缘于其中的涉外因素。站在被告人席上的潘蓉和张龙其夫妇，既是传统意义上的上海人，也是新西兰籍公民。
潘蓉是唐素娟20多年前的高中同学。
唐素娟的老家是闵行区华漕镇，潘蓉娘家是长宁区。按照上海人通常意义的说法，唐素娟只能算是上海乡下人，潘蓉则是标准的上海城里人。在20年前的上海，这个城乡区分多少还是有些泾渭分明。
但这并没有妨碍两人在中学成为好朋友。1985年两个人从同一所高中毕业，唐素娟考上了上海师范大学，潘蓉则到上海教育学院学幼儿教育。两人读的都是两年制的专科，毕业后各自分配了一份工作，乡下人唐素娟进入上海市环卫局下属的水上管理处，潘蓉则到一家当时很知名的国企工作。
此后的7年间，像每个令人感叹的人生际遇一样，这两个上海女人的轨迹渐行渐远。1990年后，唐的单位由行政机关转制为国企性质的运输公司，随后又遭遇集体下岗和分流。2002年，这家企业正式倒闭。这期间，劳累过度的唐又因双眼视网膜脱落，从此戴上1600度的近视眼镜，靠每月991块社保工资生活。
在唐素娟渐渐步入困境的时候，也是1992年后上海开始起步飞速发展的时候。也恰在此时，潘蓉成为最早一批移民国外的上海人之一。1994年，她和丈夫张龙其一起技术移民到新西兰并入籍定居，在随后的几年里，她的父母和哥哥也都陆续移民到新西兰。
这对老同学的再次见面，是在2006年的春天，世博会前夕的上海。
唐素娟是在拆迁办碰到潘蓉的，她早听说这个20年前的老同学移民新西兰了，但这次才知道她嫁的老公居然就是和自己一个镇的张龙其，回国也是为处理和自己一样的拆迁问题。
1994年出国前，潘蓉的公公张全余将三间祖居产权赠与张龙其和潘蓉夫妇，这套由公证机关办理了公证手续的房产，位于闵行区华漕镇吴家巷村陆家弄24号。2005年，从新西兰回国发展的张龙其将其重新翻盖成一栋近500平方米的四层小洋楼。
唐素娟的老家华漕镇范巷村康更弄是一个260平米的小院，下岗回家后她就和妹妹以及父亲住在一起。在她心里，希望按照拆迁政策落实一户一宅的政策进行合理估价来拆迁。
两家的房子相距不到五百米，都在虹桥机场边上，都面临世博会前的上海虹桥机场交通枢纽工程扩建的拆迁问题。具体到潘蓉的拆迁方是上海机场集团，唐素娟的是上海莘虹投资有限公司。
拆迁办的人来谈了几次，双方的目标总是无法谈拢，无论是面积还是估价和补偿金额。在潘蓉和唐素娟的印象里，整个2007年是在焦灼和不安中度过的。这种紧张的气氛，到2008年上半年日渐白热化，闵行区房地产局的强制执行行政裁决也已送来，唐素娟每次见到潘蓉，总是会说起周围邻居们的房子被强制拆迁的消息在不断传来。
潘蓉总是安慰自己，如果依照新西兰的法律，即便是涉及到公共工程的拆迁，先是政府给出一个评估价格，如你觉得不公道，政府会出钱给你，让你到市场上随机挑选两个权威的评估机构，选择平均评估价格支付。她希望自己的新西兰籍身份，能多少提供一点安全屏障。“如果实在谈不成，就等法院的裁决结果好了。这是在上海，总不会一点道理都不讲吧？”
但到了6月10日，拆迁办来人通知要准备强拆，潘蓉心里也忍不住有点发慌，她开始给新西兰驻沪领事馆官员电话，给上海市政府办公室打电话。11日晚上，她的表弟徐均过来吃饭，说政府应该会考虑国际影响的，不会强拆外国人的房子的，为了安慰她，当晚留宿在潘家。张龙其则开始把汽油桶往家里搬，为了壮胆，他甚至把从网上买来准备带回新西兰打野鸭子的弓弩也搬出来。
这一天晚上，唐素娟也没睡好，她总觉得老同学的房子未必能保住，又觉得应防万一，于是连夜悄悄找人安排好DV准备万一强拆就留下证据。
12月2日下 午4点，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第一法庭。一场延续了两个下午的庭审，即将在这里落下帷幕。
“本案将定期宣判，现在宣布休庭。”当面无表情的女法官说出这最后一句话时，站在被告人席上的新西兰籍上海人张龙其，身子顿时轻轻摇晃起来，戴着手铐的双手在桌子上不由自主地颤抖着。站在张身边的另一个被告人，他的妻子潘蓉脸色苍白，身子同样在轻轻摇晃。
法警打开审判区和旁听区之间的隔离门，旁听席上的唐素娟冲进去，一把抱住摇摇欲坠的潘蓉，悄声安慰她别哭别哭，自己的眼泪却忍不住下来了，两个四十三岁的上海女人顿时哭作一团。
唐素娟来旁听的这个案子，是上海第一起外籍人士因拆迁纠纷被控犯罪的案件。只有区区两页纸的上海市第一检察分院起诉书，仅仅用96个字就概括了案情：
“2008年6月12日上午，为阻碍中国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政府依法组织实施的拆迁行动，被告人张龙其、潘蓉在本市闵行区吴家巷村陆家弄24号三楼阳台上，向现场执行拆迁的工作人员及车辆投掷其自制并点燃的汽油燃烧瓶。”
这个案情十分简单的刑案，一审定在中院管辖，主要是缘于其中的涉外因素。站在被告人席上的潘蓉和张龙其夫妇，既是传统意义上的上海人，也是新西兰籍公民。
20年前的老同学
潘蓉是唐素娟20多年前的高中同学。
唐素娟的老家是闵行区华漕镇，潘蓉娘家是长宁区。按照上海人通常意义的说法，唐素娟只能算是上海乡下人，潘蓉则是标准的上海城里人。在20年前的上海，这个城乡区分多少还是有些泾渭分明。
但这并没有妨碍两人在中学成为好朋友。1985年两个人从同一所高中毕业，唐素娟考上了上海师范大学，潘蓉则到上海教育学院学幼儿教育。两人读的都是两年制的专科，毕业后各自分配了一份工作，乡下人唐素娟进入上海市环卫局下属的水上管理处，潘蓉则到一家当时很知名的国企工作。
此后的7年间，像每个令人感叹的人生际遇一样，这两个上海女人的轨迹渐行渐远。1990年后，唐的单位由行政机关转制为国企性质的运输公司，随后又遭遇集体下岗和分流。2002年，这家企业正式倒闭。这期间，劳累过度的唐又因双眼视网膜脱落，从此戴上1600度的近视眼镜，靠每月991块社保工资生活。
在唐素娟渐渐步入困境的时候，也是1992年后上海开始起步飞速发展的时候。也恰在此时，潘蓉成为最早一批移民国外的上海人之一。1994年，她和丈夫张龙其一起技术移民到新西兰并入籍定居，在随后的几年里，她的父母和哥哥也都陆续移民到新西兰。
这对老同学的再次见面，是在2006年的春天，世博会前夕的上海。
20年后的拆迁户
唐素娟是在拆迁办碰到潘蓉的，她早听说这个20年前的老同学移民新西兰了，但这次才知道她嫁的老公居然就是和自己一个镇的张龙其，回国也是为处理和自己一样的拆迁问题。
1994年出国前，潘蓉的公公张全余将三间祖居产权赠与张龙其和潘蓉夫妇，这套由公证机关办理了公证手续的房产，位于闵行区华漕镇吴家巷村陆家弄24号。2005年，从新西兰回国发展的张龙其将其重新翻盖成一栋近500平方米的四层小洋楼。
唐素娟的老家华漕镇范巷村康更弄是一个260平米的小院，下岗回家后她就和妹妹以及父亲住在一起。在她心里，希望按照拆迁政策落实一户一宅的政策进行合理估价来拆迁。
两家的房子相距不到五百米，都在虹桥机场边上，都面临世博会前的上海虹桥机场交通枢纽工程扩建的拆迁问题。具体到潘蓉的拆迁方是上海机场集团，唐素娟的是上海莘虹投资有限公司。
拆迁办的人来谈了几次，双方的目标总是无法谈拢，无论是面积还是估价和补偿金额。在潘蓉和唐素娟的印象里，整个2007年是在焦灼和不安中度过的。这种紧张的气氛，到2008年上半年日渐白热化，闵行区房地产局的强制执行行政裁决也已送来，唐素娟每次见到潘蓉，总是会说起周围邻居们的房子被强制拆迁的消息在不断传来。
潘蓉总是安慰自己，如果依照新西兰的法律，即便是涉及到公共工程的拆迁，先是政府给出一个评估价格，如你觉得不公道，政府会出钱给你，让你到市场上随机挑选两个权威的评估机构，选择平均评估价格支付。她希望自己的新西兰籍身份，能多少提供一点安全屏障。“如果实在谈不成，就等法院的裁决结果好了。这是在上海，总不会一点道理都不讲吧？”
但到了6月10日，拆迁办来人通知要准备强拆，潘蓉心里也忍不住有点发慌，她开始给新西兰驻沪领事馆官员电话，给上海市政府办公室打电话。11日晚上，她的表弟徐均过来吃饭，说政府应该会考虑国际影响的，不会强拆外国人的房子的，为了安慰她，当晚留宿在潘家。张龙其则开始把汽油桶往家里搬，为了壮胆，他甚至把从网上买来准备带回新西兰打野鸭子的弓弩也搬出来。
这一天晚上，唐素娟也没睡好，她总觉得老同学的房子未必能保住，又觉得应防万一，于是连夜悄悄找人安排好DV准备万一强拆就留下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