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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叛徒今何在？
谢有顺
谢有顺
似乎是一夜之间，小说家普遍成了精神顺民，不再抗争，也不再扮演叛逆者的角色，写作日益臣服于现有的语言秩序，臣服于消费主义的诱导，也臣服于身体、欲望和各种思想的压迫。当妥协变成一种美德，探索成了一种笑谈，如何才能更多地分享到由名声、版税和奖项共同构成的文学利益，便成了小说界公开的秘密。或许，小说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俗物，世俗的利益链条进入小说家的视野，是一种常态，正如世故是小说家的基本品质一样。多年来，大家早已习惯了一个没有争论、彼此呵护的小说界，一团和气，没有什么能令他们愤怒，也没有什么能令他们向往，多数的时候，写作不过是一种经验的讲述，作家也不过是故事的奴隶而已。精神的重担就这样轻易就被卸下来了，语言探索的热情也慢慢寂灭，小说界正在进入一个纷纷言说陈词滥调的时代——凌厉的生存追问，孤寂的叙事实验，如同一个古董，正在小说家的视野里消失。
故事无非是写欲望和欲望的各种变体，叙事也只剩下传统现实主义这一套路，都在依靠情节和悬念吸引读者，小说的阅读，业已沦为一种几无挑战和难度的阅读——面对小说界的这一严峻面貌，有多少个人会觉得这是一种危机？
与诗歌界比起来，小说对这个时代的介入和发言，越来越缺乏精神的说服力。由于诗人一直很难取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他们反而甘于退守，至少在很多诗人那里，还不乏对诗歌的生命投入及对语言纯粹性的坚定捍卫。在我看来，这个小说为王、诗歌边缘化的时代，最热闹的是小说，成就最大的则是诗歌。诗歌因为被普遍忽视，反而有了走在时代前列的自由和契机，而谁能够在这个时候，从精神顺民的阵营中站出来，担当一个文学叛徒的角色，谁就可能在文学界发出不同的、有价值的尖锐声音。
小说界尤其需要这种发声方式。一个没有文学叛徒的时代，就是一个没有创造力的时代。困守于一种写作潮流，躺在现有的语言遗产上享清福，通过一些小的写作变化来取悦于时代，这正是写作创造力衰颓的重要象征。而文学史上最可贵的精神之一，就是反叛意识。不愿流俗，不愿和众人合唱，不愿重复旧有文学经验，这就注定很多巨人只能是叛徒的形象：苏格拉底被指认为“反对民主的叛徒”，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等人曾被当时的苏联政府定罪为背叛国家，鲁迅则是真正的“逆子贰臣”（瞿秋白语），他说他不想做人，想做鬼，做“女吊”，因为“女吊”决绝于恶的人世……还有那些艺术的叛徒，总是想探索一种全新的话语方式，扩展艺术的边界和语言的空间，普鲁斯特、博尔赫斯、罗伯—格里耶，以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先锋小说家，都曾充当文学的叛徒，为文学创造了新的话语景象。
不过是十几年时间，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的叛徒们，多数也成了精神顺民。今日的作家，更愿意做秩序的囚徒，而不是从秩序里出走的叛徒或持精神异见的人。文学的气氛日益轻松而甜蜜，锐利的声音贫弱，新的叙事精神匮乏，甚至可以值得一说的人物形象也寥寥无几，大多数作家只是凭一种惯性在写作，不再有文学抱负，也不再为自己的写作建立新的难度，写作不过是他们混世界的一种手段而已。
我开始怀念一种文学的先锋精神、叛徒意识。文学的创造，说到底是提供一种新见、异见，是孤独的前行、寂寞的探索，是建立难度和超越难度。正因为此，吴玄、陈希我、李师江等人，便成了我近年特别看重的作家，他们的叙事粗鲁而有力，经验独异而极端，语言锋利、毒辣又充满叙事的速度感。他们的写作恢复了小说写作的原始作风：从日常生活中发现疑难，把小事写得壮观、辉煌。
我读完长篇小说《陌生人》（重庆出版社2008年10版）之后，称吴玄“是少数几个对当下生活怀着热情和警觉，同时又能通过游戏和反讽使这种生活获得庄重的形式感的作家之一”，再加上他通晓叙事艺术，有一种为语言加速的禀赋，而且重新使小说的叙事成了一个写作议题，他堪称是我们时代的先锋作家。他的小说，有存在的疼痛感，有语言的探索热情——也许，这些不过是他承传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先锋小说的写作品质，但在一个精神和叙事上都无所作为的年代，真正的先锋，也可以是一种后退，正如创新有时也可以表现为是一种创旧一样。
后退到先锋精神之中，这正是吴玄最为值得重视的写作品质，他的这一姿态，是和当下许多作家作着相反的文学见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