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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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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天子是个难得清醒的异数
蔡磊：这一讲还是讲李世民的贞观之治。
蔡磊：“君依于国，国依于民”，这话是贞观天子李世民自己讲的，时间在上节讲的廷辩之后一个月。原话当然不止这八个字，但一样明白畅晓如同大白话：“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满而身毙，君富而国亡。”
蔡磊：话说得很明白，道理也很浅显明白，苛刻人民，让人民奉君，犹如割自己的肉充腹，肚子吃饱了，但却亡了，君富了但国亡了。但就是这么浅显的道理，前朝后代的许多帝王却就是搞不明白，这才显得贞观天子鹤立鸡群远见卓识。正是有了这样的远见卓识，以“存百姓”为宗旨、以“简静”为特征的治国方略才被确定下来，也就由此就形成了贞观年间“徭役不兴，年谷丰稔，百姓安乐”的国泰民安的景象。
蔡磊：刚才我们说的那段话是李世民自己说的，前后相接的是这样的句子：“往昔初平京师，宫中美女珍玩无院不满。炀帝犹嫌不足，征求无已，兼东西征讨，穷兵黩武，百姓不堪，遂至亡灭。”这是李世民在说，当初大隋灭亡以后他们进入京师以后看到的景象，说的也就是隋炀帝晚期，“此皆朕所目见，故夙夜孜孜，惟欲清静，使天下无事。”接受了隋炀帝的教训，所以唐太宗自己怎么做？“惟欲清静，使天下无事”。因为他认为“夫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君能清静，百姓何得不安乐乎？”帝王清心寡欲，无为而治，天下无事，百姓就会安宁，他认为，治理一个国家就像载树一样，不要伤它的根，不要伤它的筋，那么树肯定会枝繁叶茂。当君王的，不要想起一出是一出，不要乱七八糟总是胡折腾百姓，百姓肯定就会安居乐业，生活会很好。
蔡磊：这是贞观天子的话，这一讲我们引用了好多皇帝语录，之所以这么引用，是因为贞观天子李世民那时实在非常可爱，总在实话实说，因为历代的帝王总觉得是百姓离不开帝王，但实际上是帝王离不开百姓，贞观天子难道不是个难得清醒的异数异类吗？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能明白其实不是百姓离不开帝王，而是帝王离不开百姓的皇帝实在是太少太少了啊！
蔡磊：贞观天子“安人理国”的贞观新政简简单单就是四条。一曰“去奢省费”；二曰“轻徭薄赋”；三曰“选用廉吏”；四曰“使民衣食有余”。不要太奢侈，赋税轻一点，选用廉洁的官吏，让百姓吃饱穿暖，用现在的话说这就叫“以人为本”。
蔡磊：因为当时是农业社会，所以重点就放在乡村。因为要以民为本，发展生产，所以贞观天子不但颁布了“劝勉民间嫁娶诏”，关于民间结婚嫁人的，贞观天子也有说法，规定男二十、女十五就应该“任其同类相求，不得抑取”，当时是鼓励早婚的，到了年龄就应该鼓励他们结婚、成家，生儿育女；对已过丧期的鳏寡“并须申以媒媾，令其好合”女的失去丈夫，男人失去妻子，到丧期满了之后，就应该让他们重新再组织新的家庭。同时皇上自己还以身作则，先后于武德九年（626）和贞观二年（628）年两次释放宫女出宫，“任其婚娶”，总数达三五千人之多。考虑到当时人口锐减、经济凋敝的现状，李世民这个举动，可以说是他在带头响应自己的号召，这些宫女在宫里显然是不能结婚，不能过正常家庭生活的，将她们放还民间之后，她们就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组织家庭，生儿育女，而且裁减这么多人，宫里的花费也减少了，所以去奢省费首先是从皇帝做起，总宫女做起，真可谓一举多得。
蔡磊：应当承认，尽管“轻徭薄赋”已经成了“安人理国”的四项基本原则之一，但由于当时社会积累不够，所以贞观之治的主要内容其实并不是减免租赋，而是在于防止隋炀帝那种滥征民力，反对劳役无时。我们曾经讲过，隋炀帝时期修长城、修运河，跟高丽打仗，几乎年年国家都有比较大的工程动作，所以老百姓始终不得安宁，调集的民工数字也是非常庞大的。贞观年间就用法律的形式对此进行了限制，《唐律疏议》特地规定：
蔡磊：“修城郭、筑堤防，兴起人功，有所营造，依《营缮令》，计人功多少，申尚书省，听报始合役功。或不言上及不待报，各计所役人庸，坐赃论减一等。”
蔡磊：意思是说，以后不管你是要修城池，还是要筑河堤，只要需要用人，就一定要造表，报告中央有关部门，得到批准以后才能行动，否则的话，根据你们这项工程，下面擅自作主调集的人力，就要对你们进行追究，而且追究刑事责任，按贪赃枉法论罪。
蔡磊：这就叫以法治国有法可依。赋税方面可能没有减弱多少，但徭役方面肯定是减少了，隋炀帝时代那种动不动就全民皆役全国皆役的弊政算是被革了命。
蔡磊：尽量不让百姓服徭役的目的在于让百姓安居乐业，在家里好好种田，朝廷的意思在于劝课农桑，让大家都致力于自己的本业，致力于农业生产。
蔡磊：自东晋以后，中原分裂，战火绵延，加之统治北方的多是马背民族，马背民族的特色就是崇尚武力，恃强斗狠，这样就对看起来很辛苦的农业民族很轻视，早已有之的天子亲耕籍田的古代礼仪也被废弃达数百年之久。现在，贞观天子又将这种古老的仪式恢复了。以帝王之尊，躬耕耒耜（leisi，古代一种类似犁头的农具，木把为耒，铁把为耜），皇帝以这种仪式亲祭先农，其象征意义当然远远大于实际作用，为了这种古代礼仪的恢复，贞观天子还特地颁布了《籍田诏》，大造舆论，到了那一天，自然是盛况空前。书上是这样记的：
蔡磊：“太宗贞观三年正月，亲祭先农，躬耕耒耜，籍于千亩之甸。此礼久废，而今始行之，观者莫不骇跃。”由于这种礼仪已经多少年没有实行过了，老百姓都觉得很新鲜，所以在仪式进行时，老百姓都争先恐后的前去观看，因为多少年都没有见了，很高兴，同时也很吃惊，哦，原来是这样的。
蔡磊：隋末唐初，由于长期战乱动荡不已，好多人都已经不擅长、不喜欢、也不安分的待在家里种田了，所谓“不事稼樯、人多浮伪”，不安心从事农业生产，人一个个的都不务正业，吊儿郎当，不愿意干正经事儿了，这甚至都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以至于在当时，为了贯彻朝廷尽力农耕、劝民农桑的意思，地方大员要派出下属官吏，到处严加巡查，看到游手好闲的人就要把他抓起来，强制送回去进行劳动，“有游手怠惰者皆按之。”这是地方大员交给属下的任务，可见当时一天到晚吊儿郎当的二流子有多么多，也可以证明当时的社会风气已经是多么浮躁、不安分了。
蔡磊：因为当时整个社会风气都成了这样，对这种社会风气的治理当然是不可能一朝一夕，很快就见成效的，李世民也并没有以为，他以天子之尊，做完象征性的籍田以后就能怎么因，他依然不断地派遣使臣去各地劝课农桑，派出朝廷以钦差大臣的身份专门去各地劝课农桑，并且皇上自己还亲自带头在他宫里的园苑里种了几亩庄稼，用意依然在于以身作则率先垂范。
蔡磊：贞观四年，公元630年，他在接见即将分赴各州考察农桑的使臣时还又一次以自己为例：“国以人为本，人以食为命，若禾谷不登，恐由朕不躬亲所致也。”意思就是说，国家靠的是人，人靠的是粮食，我害怕人们不好好劳动，害怕庄稼不能丰收，所以才要亲自躬耕田亩，亲历亲为躬耕田亩，当皇上的当然会觉得累，有时锄草不到半亩就会觉得疲乏不堪，以己度人推己及人，“以此思之，劳可知矣。农夫实甚辛苦。”从我自己的感觉出发，可以想像干农活真的是很苦的。
蔡磊：因为深知民间疾苦、老百姓不容易，李世民还再三强调从中央下到州县的劝课使臣们一定要深入田间地头，不能从首都跑到下面的地区就待在衙门里，那不行，不能从机关到机关，必须得深入到田间地头，给老百姓说清楚，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不许迎来送往，理由也极其简单现实，我派你们下去本来是让你们劝人好好种田种庄稼的，结果你们再搞那一套虚礼，不是时间也浪费了，人力也浪费了，让你们这样去劝农，还不如不去。话也说得很结实。
蔡磊：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认识和体会，也就才有了《贞观政要》里记载的贞观二年（628），那一年京师闹旱灾，一旱就很容易起蝗虫，也就是那一年，贞观天子干脆把一个蝗虫给吃下去了，而且吃之前他还有一段咒蝗之辞，是这样的：“人以谷为命，而汝食之，是害于百姓。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尔其有灵，但当蚀我心，无害百姓。”人吃庄稼，你把老百姓吃的东西给吃掉了，你就是在害老百姓，就算老百姓真有什么过错，责任也在我，如果真的是什么神灵来报复，来报复我好了，不要伤害我的百姓。
蔡磊：《剑桥中国隋唐史》对此有一段轻松诙谐的议论：“太宗是一位非常自觉的帝王，深切关心他留给后世的形象。我们知道，他企图改动实录关于唐朝创业的叙述和玄武门之变的记载以提高他的历史形象。太宗的许多公开的举止，与其说是出自本心，倒不如说是想得到朝官――尤其是起居注官――赞许的愿望。”“毫无疑问，太宗具有做出戏剧性和炫耀性姿态的才能。”这一段说的是李世民吃蝗虫的事儿，说他是在做一种亲民表演。
蔡磊：表演也得有观众，李世民做亲民表演，证明他心里还是有老百姓的。皇帝而知道邀好人心邀好百姓，总比拿百姓不当人只拿百姓当牛马、当工具的人好得多吧？
蔡磊：还是贞观五年（公元631），当时按规律要给皇太子行冠礼，给皇太子行加冕礼的事儿应该说是大事儿了，所以有关部门要事先占卜、算卦，看看哪天是大吉，算出来的日子正好在二月，正是春耕大忙的时候，所以皇上下了一个命令，这时正是春耕大忙时，要做这种事儿，肯定会对种庄稼有影响，所以特地下令，二月不干这个事儿，改为十月，依然是把农业生产放在第一位。
蔡磊：说了半天，贞观天子的政策都集中在农业方面，当时的土地政策我们有必要说两句：
蔡磊：唐高祖期间曾颁布过计口授田“丁男、中男给一顷（一百亩）”的均田令。当时的政策是，“所授之田，十分之二为世业，八为口分。世业之田，身死则承户者便授之；口分，则收入官，更以给人。”也就是说，当时的均田制是，每个男子给一百亩，每户占十分之二的田地是可以继承的，一百亩里有二十亩可以继承，剩下的则根据家庭人口的变化，家里动是有生老病死，婚丧嫁娶吧，剩下的情况根据家庭人口的变化随时调整。
蔡磊：这种政策出台的大背景是隋末战乱（好多人在打仗时死了）造成的人口锐减地广人稀。荒闲之田当然好分，人少田多，所以不存在什么问题，有的地方人多田少，叫“狭乡”，狭乡又该怎么办？所以当时政府又有了鼓励农户由“狭乡”迁往空荒地较多的“宽乡”的政策。并且还有一套配套的优惠政策，如果从狭乡迁到宽乡，按道理不是一户给一百亩地吗？你从狭乡到宽乡，占的地超过一百亩，到二百三百了，也不算你违法，因为本来就是人少地多，不但不追究你的责任，而且还要适当免除劳役赋役的成龙配套的优惠条件。
蔡磊：类似这种在李世民贞观时期逐步形成并逐步完善起来的政策，现在说起来挺简单，但这种政策从出台到真正实行，如果说当政者没有一颗为老百姓考虑，从老百姓角度出发的心，这种政策压根儿也不会出台，很可能是这样。
蔡磊：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文革结束不久，我们国家也面临着百端待兴百废待举的局面，按当时官方的说法，也是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尤其是农民，尤其是西部农民的穷，可以说是触目惊心。正是因为开始脚踏实地考虑民生问题，所以八十年代初才由中央政府出面，组织并实行了一次区域性移民。那次被动员迁移的是生存环境极为恶劣的甘肃定西、宁夏西海固地区的农户，当时被称为“两西移民”。宁夏的西海和甘肃的定西，都属于很苦的地方，把这些人往河西走廊迁，自然条件相对好一些，地很平，每年的粮食丰收算是有把握的。
蔡磊：那次两西移民让许多农户至今受益无穷。
蔡磊：贞观年间当时出台的形形色色，成龙配套的有关政策也可以说是让老百姓收益无穷，这可以说是贞观之治得以成为现实的政策方面的原因。同时还有兴修水利、设置义仓等等等等的善举善政。
蔡磊：总之一句话，贞观年间尤其是贞观初年（大约以贞观十一年左右为前后分界），在李世民长达二十几年的贞观时期，后期显然不如前期，但是在贞观前期，李世民绝对是一个兢兢业业、忧勤惕厉、不忘百姓、心存百姓的好皇上，所以也才就有了出自书（《贞观政要》）里说的贞观盛世图：
蔡磊：“太宗自即位之始，霜旱为灾，米谷踊贵，突厥侵扰，州县骚然。帝志在忧人，锐精为政，崇尚节俭，大布恩德。”前面说的是李世民继位时的形势，灾害严重，又是霜又是旱，灾害一严重，粮食就减产，再加上外面，突厥也不安分；“是时，自京师及河东、河南、陇右，饥馑尤甚”，这一带粮食缺的更多，灾荒更严重，以至于一匹绢才得一斗米。“百姓虽东西逐食，未尝嗟怨，莫不自安。”这是贞观初年的情况，“至贞观三年，关中丰熟，咸自归乡，竟无一人逃散。其得人心如此。”经过两年之后，情况就开始好转了，出外逃荒的百姓又都自动回到家里，证明皇上政策的深入人心。
蔡磊：那么人心究竟是怎么得到的呢？原因就在于“从谏如流，雅好儒术，孜孜求士，务在择官，改革旧弊，兴复制度，每因一事，触类为善。”
蔡磊：这样的，短短几年之后，就“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岭表（今两广之地），自山东至于沧海（东海），皆不赍（ji携带）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路，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跟前面的一斗米值一匹绢，到后来的一斗米才值三四文钱，显然粮食是多得多了，粮食多了，反映的也是农业生产迅速恢复的现实。所谓马牛布野，外户不闭，这是比较老套的夸张了，出外的人不用背干粮了，一路还能有吃有喝，还能热乎乎的，这显然是真的，而且临走房东还要给你送一些吃的，这都属于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事儿，显然是社会富庶的一种表现象征。
蔡磊：贞观之治实现以后，李世民自己则是这样说的：“贞观初，人皆异论，云当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惟魏征劝我。既从其言，不过数载，遂得华夏安宁，远戎宾服，突厥自古以来常为中国劲敌，今酋长并带刀宿卫，部落皆袭衣冠。使我遂至于此，皆魏征之力也。”这段话是皇上从他的角度总结了一下贞观之治之所以得以实现的原因，他认为这都是魏征劝说的功劳。
蔡磊：这段话看起来是在表扬魏征，但实际贞观天子也有点儿借表扬魏征来夸耀自己功绩的意思，不过这种表扬他人意在表扬自己的方法我们还是能够接受的，因为他说的是真的，即使是到了现在，李世民用来表扬和自我表扬的理由也是可以成立的，在贞观初年，李世民真的是能够听得进别人的意见，对于那些手握重权、能够决定他人升迁荣辱的人来说，让不让并且听不听别人说话这的确是一个问题，就是现在这个问题也依然存在，现在的人们把这叫做一言堂、家长制，并且还有忠言逆耳的说法，表明此类封建遗风哪怕到现在也没有完全绝迹。
李世民应得“实事求是”奖章
蔡磊：贞观时期之所以能迅速就从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就是因为李世民真的在某一段时间里，在很大程度上真正做到了“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这是我们应该承认的，唐太宗的难能可贵，由此可见一斑。
蔡磊：还是我们前面说的，越是有钱就越是有权，不让别人说话，而李世民作为一个手握生杀大权的皇上，他让别人说了，而且也真的听了，从这个意义上讲，真是不容易，也就是按我们说的，在秦始皇的故乡诞生了一个李世民，多多少少还真是一个奇迹吧。单凭这一点，我们认为李世民就可以傲立于林林总总的帝王行列前排而问心无愧。
蔡磊：单单就是凭这一点，李世民就应该得到一枚大大的镌刻有“实事求是”字样的奖章。
蔡磊：“实事求是”是现代人的现代表达，用那时的话说，李世民的难能可贵首先表现在他有极其清醒的自知之明上。李世民从小就喜欢舞刀弄枪，对弓箭比较擅长，自己也认为对弓箭颇有研究，在贞观元年时他就给人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朕少好弓矢，自谓能尽其妙。近得良弓十数，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也。’朕问其故，工曰：‘木心不正，则脉理皆邪，弓虽刚劲而遣箭不直，非良弓也。’朕始悟焉。朕以弧矢定四方，用弓多矣，而犹不得其理。况朕有天下之日浅，得为理之意，固未及于弓，弓犹失之，而况于理乎？”
蔡磊：正因为做了对比，意思是，我从小就喜欢弓箭，我以为我对这里面的奥妙、道理已经很懂了，最近我得了一张好弓，让匠人去做，结果匠人说这不是好东西，我认为好，他认为不好，为什么呢？匠人告诉我了，木头的纹理不好，虽然看着很有劲，但射出的箭不直，所以不是好弓。我才恍然大悟，我这么多年用了那么多弓还没有真正搞明白弓箭的道理，更何况我才当了几天皇上，治理天下的道理，我不懂的显然是太多太多了。
蔡磊：因为有了这个教训，当时还执政不久的贞观天子就下诏让京中五品以上官员轮流在设于禁中的中书内省值班，随时召见咨询。凡是住在京城五品以上的官员要轮流去宫里值班，有事儿没事儿在那儿坐着，等着皇上召见，说不定皇上想起什么事儿要和你探讨呢。“每召见，皆赐坐与语，询访外事，务知百姓利害、政教得失焉。”有时候可能也没什么具体的题目，因为皇上在宫里，可能就是问问外面的情况，知道老百姓是怎么过的，也就由此知道朝廷政策的利弊得失。
蔡磊：这中间也曾有过一个小插曲。刚当了皇上的李世民每次上朝都是威容严峻、咄咄逼人的样子，因为他从小就打仗，本来生得就比较威风，再加上打仗，多年戎马生涯，后来又当了皇上，所以一到人前，他有意无意的，样子就很严肃，尤其是在朝堂上，一生气脸立刻就变了，按《剑桥中国隋唐史》的说法，他一生气，脸都涨成紫红色的，所以大臣们对他都很害怕，害怕到什么程度呢？以至于有时候要说点儿事儿，上奏章，不是丢三落四，就是举止失措，可见天子威严真是让大臣们受惊不小。
蔡磊：因为老是这样，后来经别人提醒后，李世民这才有意加以改正，显得轻松和蔼了不少。因为你老是这样，别人就不敢说话了，就是说话，也不一定说真话了。因为这样，李世民就加以改进。
蔡磊：《贞观政要》有点儿类似于“文革”中的语录本，里边满是贞观天子谈政论事臧否人物说古道今的言论，有好多是非常好的故事：
蔡磊：贞观二年有一次，，太宗问黄门侍郎王
蔡磊：这一讲还是讲李世民的贞观之治。
蔡磊：“君依于国，国依于民”，这话是贞观天子李世民自己讲的，时间在上节讲的廷辩之后一个月。原话当然不止这八个字，但一样明白畅晓如同大白话：“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满而身毙，君富而国亡。”
蔡磊：话说得很明白，道理也很浅显明白，苛刻人民，让人民奉君，犹如割自己的肉充腹，肚子吃饱了，但却亡了，君富了但国亡了。但就是这么浅显的道理，前朝后代的许多帝王却就是搞不明白，这才显得贞观天子鹤立鸡群远见卓识。正是有了这样的远见卓识，以“存百姓”为宗旨、以“简静”为特征的治国方略才被确定下来，也就由此就形成了贞观年间“徭役不兴，年谷丰稔，百姓安乐”的国泰民安的景象。
蔡磊：刚才我们说的那段话是李世民自己说的，前后相接的是这样的句子：“往昔初平京师，宫中美女珍玩无院不满。炀帝犹嫌不足，征求无已，兼东西征讨，穷兵黩武，百姓不堪，遂至亡灭。”这是李世民在说，当初大隋灭亡以后他们进入京师以后看到的景象，说的也就是隋炀帝晚期，“此皆朕所目见，故夙夜孜孜，惟欲清静，使天下无事。”接受了隋炀帝的教训，所以唐太宗自己怎么做？“惟欲清静，使天下无事”。因为他认为“夫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君能清静，百姓何得不安乐乎？”帝王清心寡欲，无为而治，天下无事，百姓就会安宁，他认为，治理一个国家就像载树一样，不要伤它的根，不要伤它的筋，那么树肯定会枝繁叶茂。当君王的，不要想起一出是一出，不要乱七八糟总是胡折腾百姓，百姓肯定就会安居乐业，生活会很好。
蔡磊：这是贞观天子的话，这一讲我们引用了好多皇帝语录，之所以这么引用，是因为贞观天子李世民那时实在非常可爱，总在实话实说，因为历代的帝王总觉得是百姓离不开帝王，但实际上是帝王离不开百姓，贞观天子难道不是个难得清醒的异数异类吗？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能明白其实不是百姓离不开帝王，而是帝王离不开百姓的皇帝实在是太少太少了啊！
蔡磊：贞观天子“安人理国”的贞观新政简简单单就是四条。一曰“去奢省费”；二曰“轻徭薄赋”；三曰“选用廉吏”；四曰“使民衣食有余”。不要太奢侈，赋税轻一点，选用廉洁的官吏，让百姓吃饱穿暖，用现在的话说这就叫“以人为本”。
蔡磊：因为当时是农业社会，所以重点就放在乡村。因为要以民为本，发展生产，所以贞观天子不但颁布了“劝勉民间嫁娶诏”，关于民间结婚嫁人的，贞观天子也有说法，规定男二十、女十五就应该“任其同类相求，不得抑取”，当时是鼓励早婚的，到了年龄就应该鼓励他们结婚、成家，生儿育女；对已过丧期的鳏寡“并须申以媒媾，令其好合”女的失去丈夫，男人失去妻子，到丧期满了之后，就应该让他们重新再组织新的家庭。同时皇上自己还以身作则，先后于武德九年（626）和贞观二年（628）年两次释放宫女出宫，“任其婚娶”，总数达三五千人之多。考虑到当时人口锐减、经济凋敝的现状，李世民这个举动，可以说是他在带头响应自己的号召，这些宫女在宫里显然是不能结婚，不能过正常家庭生活的，将她们放还民间之后，她们就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组织家庭，生儿育女，而且裁减这么多人，宫里的花费也减少了，所以去奢省费首先是从皇帝做起，总宫女做起，真可谓一举多得。
蔡磊：应当承认，尽管“轻徭薄赋”已经成了“安人理国”的四项基本原则之一，但由于当时社会积累不够，所以贞观之治的主要内容其实并不是减免租赋，而是在于防止隋炀帝那种滥征民力，反对劳役无时。我们曾经讲过，隋炀帝时期修长城、修运河，跟高丽打仗，几乎年年国家都有比较大的工程动作，所以老百姓始终不得安宁，调集的民工数字也是非常庞大的。贞观年间就用法律的形式对此进行了限制，《唐律疏议》特地规定：
蔡磊：“修城郭、筑堤防，兴起人功，有所营造，依《营缮令》，计人功多少，申尚书省，听报始合役功。或不言上及不待报，各计所役人庸，坐赃论减一等。”
蔡磊：意思是说，以后不管你是要修城池，还是要筑河堤，只要需要用人，就一定要造表，报告中央有关部门，得到批准以后才能行动，否则的话，根据你们这项工程，下面擅自作主调集的人力，就要对你们进行追究，而且追究刑事责任，按贪赃枉法论罪。
蔡磊：这就叫以法治国有法可依。赋税方面可能没有减弱多少，但徭役方面肯定是减少了，隋炀帝时代那种动不动就全民皆役全国皆役的弊政算是被革了命。
蔡磊：尽量不让百姓服徭役的目的在于让百姓安居乐业，在家里好好种田，朝廷的意思在于劝课农桑，让大家都致力于自己的本业，致力于农业生产。
蔡磊：自东晋以后，中原分裂，战火绵延，加之统治北方的多是马背民族，马背民族的特色就是崇尚武力，恃强斗狠，这样就对看起来很辛苦的农业民族很轻视，早已有之的天子亲耕籍田的古代礼仪也被废弃达数百年之久。现在，贞观天子又将这种古老的仪式恢复了。以帝王之尊，躬耕耒耜（leisi，古代一种类似犁头的农具，木把为耒，铁把为耜），皇帝以这种仪式亲祭先农，其象征意义当然远远大于实际作用，为了这种古代礼仪的恢复，贞观天子还特地颁布了《籍田诏》，大造舆论，到了那一天，自然是盛况空前。书上是这样记的：
蔡磊：“太宗贞观三年正月，亲祭先农，躬耕耒耜，籍于千亩之甸。此礼久废，而今始行之，观者莫不骇跃。”由于这种礼仪已经多少年没有实行过了，老百姓都觉得很新鲜，所以在仪式进行时，老百姓都争先恐后的前去观看，因为多少年都没有见了，很高兴，同时也很吃惊，哦，原来是这样的。
蔡磊：隋末唐初，由于长期战乱动荡不已，好多人都已经不擅长、不喜欢、也不安分的待在家里种田了，所谓“不事稼樯、人多浮伪”，不安心从事农业生产，人一个个的都不务正业，吊儿郎当，不愿意干正经事儿了，这甚至都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以至于在当时，为了贯彻朝廷尽力农耕、劝民农桑的意思，地方大员要派出下属官吏，到处严加巡查，看到游手好闲的人就要把他抓起来，强制送回去进行劳动，“有游手怠惰者皆按之。”这是地方大员交给属下的任务，可见当时一天到晚吊儿郎当的二流子有多么多，也可以证明当时的社会风气已经是多么浮躁、不安分了。
蔡磊：因为当时整个社会风气都成了这样，对这种社会风气的治理当然是不可能一朝一夕，很快就见成效的，李世民也并没有以为，他以天子之尊，做完象征性的籍田以后就能怎么因，他依然不断地派遣使臣去各地劝课农桑，派出朝廷以钦差大臣的身份专门去各地劝课农桑，并且皇上自己还亲自带头在他宫里的园苑里种了几亩庄稼，用意依然在于以身作则率先垂范。
蔡磊：贞观四年，公元630年，他在接见即将分赴各州考察农桑的使臣时还又一次以自己为例：“国以人为本，人以食为命，若禾谷不登，恐由朕不躬亲所致也。”意思就是说，国家靠的是人，人靠的是粮食，我害怕人们不好好劳动，害怕庄稼不能丰收，所以才要亲自躬耕田亩，亲历亲为躬耕田亩，当皇上的当然会觉得累，有时锄草不到半亩就会觉得疲乏不堪，以己度人推己及人，“以此思之，劳可知矣。农夫实甚辛苦。”从我自己的感觉出发，可以想像干农活真的是很苦的。
蔡磊：因为深知民间疾苦、老百姓不容易，李世民还再三强调从中央下到州县的劝课使臣们一定要深入田间地头，不能从首都跑到下面的地区就待在衙门里，那不行，不能从机关到机关，必须得深入到田间地头，给老百姓说清楚，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不许迎来送往，理由也极其简单现实，我派你们下去本来是让你们劝人好好种田种庄稼的，结果你们再搞那一套虚礼，不是时间也浪费了，人力也浪费了，让你们这样去劝农，还不如不去。话也说得很结实。
蔡磊：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认识和体会，也就才有了《贞观政要》里记载的贞观二年（628），那一年京师闹旱灾，一旱就很容易起蝗虫，也就是那一年，贞观天子干脆把一个蝗虫给吃下去了，而且吃之前他还有一段咒蝗之辞，是这样的：“人以谷为命，而汝食之，是害于百姓。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尔其有灵，但当蚀我心，无害百姓。”人吃庄稼，你把老百姓吃的东西给吃掉了，你就是在害老百姓，就算老百姓真有什么过错，责任也在我，如果真的是什么神灵来报复，来报复我好了，不要伤害我的百姓。
蔡磊：《剑桥中国隋唐史》对此有一段轻松诙谐的议论：“太宗是一位非常自觉的帝王，深切关心他留给后世的形象。我们知道，他企图改动实录关于唐朝创业的叙述和玄武门之变的记载以提高他的历史形象。太宗的许多公开的举止，与其说是出自本心，倒不如说是想得到朝官――尤其是起居注官――赞许的愿望。”“毫无疑问，太宗具有做出戏剧性和炫耀性姿态的才能。”这一段说的是李世民吃蝗虫的事儿，说他是在做一种亲民表演。
蔡磊：表演也得有观众，李世民做亲民表演，证明他心里还是有老百姓的。皇帝而知道邀好人心邀好百姓，总比拿百姓不当人只拿百姓当牛马、当工具的人好得多吧？
蔡磊：还是贞观五年（公元631），当时按规律要给皇太子行冠礼，给皇太子行加冕礼的事儿应该说是大事儿了，所以有关部门要事先占卜、算卦，看看哪天是大吉，算出来的日子正好在二月，正是春耕大忙的时候，所以皇上下了一个命令，这时正是春耕大忙时，要做这种事儿，肯定会对种庄稼有影响，所以特地下令，二月不干这个事儿，改为十月，依然是把农业生产放在第一位。
蔡磊：说了半天，贞观天子的政策都集中在农业方面，当时的土地政策我们有必要说两句：
蔡磊：唐高祖期间曾颁布过计口授田“丁男、中男给一顷（一百亩）”的均田令。当时的政策是，“所授之田，十分之二为世业，八为口分。世业之田，身死则承户者便授之；口分，则收入官，更以给人。”也就是说，当时的均田制是，每个男子给一百亩，每户占十分之二的田地是可以继承的，一百亩里有二十亩可以继承，剩下的则根据家庭人口的变化，家里动是有生老病死，婚丧嫁娶吧，剩下的情况根据家庭人口的变化随时调整。
蔡磊：这种政策出台的大背景是隋末战乱（好多人在打仗时死了）造成的人口锐减地广人稀。荒闲之田当然好分，人少田多，所以不存在什么问题，有的地方人多田少，叫“狭乡”，狭乡又该怎么办？所以当时政府又有了鼓励农户由“狭乡”迁往空荒地较多的“宽乡”的政策。并且还有一套配套的优惠政策，如果从狭乡迁到宽乡，按道理不是一户给一百亩地吗？你从狭乡到宽乡，占的地超过一百亩，到二百三百了，也不算你违法，因为本来就是人少地多，不但不追究你的责任，而且还要适当免除劳役赋役的成龙配套的优惠条件。
蔡磊：类似这种在李世民贞观时期逐步形成并逐步完善起来的政策，现在说起来挺简单，但这种政策从出台到真正实行，如果说当政者没有一颗为老百姓考虑，从老百姓角度出发的心，这种政策压根儿也不会出台，很可能是这样。
蔡磊：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文革结束不久，我们国家也面临着百端待兴百废待举的局面，按当时官方的说法，也是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尤其是农民，尤其是西部农民的穷，可以说是触目惊心。正是因为开始脚踏实地考虑民生问题，所以八十年代初才由中央政府出面，组织并实行了一次区域性移民。那次被动员迁移的是生存环境极为恶劣的甘肃定西、宁夏西海固地区的农户，当时被称为“两西移民”。宁夏的西海和甘肃的定西，都属于很苦的地方，把这些人往河西走廊迁，自然条件相对好一些，地很平，每年的粮食丰收算是有把握的。
蔡磊：那次两西移民让许多农户至今受益无穷。
蔡磊：贞观年间当时出台的形形色色，成龙配套的有关政策也可以说是让老百姓收益无穷，这可以说是贞观之治得以成为现实的政策方面的原因。同时还有兴修水利、设置义仓等等等等的善举善政。
蔡磊：总之一句话，贞观年间尤其是贞观初年（大约以贞观十一年左右为前后分界），在李世民长达二十几年的贞观时期，后期显然不如前期，但是在贞观前期，李世民绝对是一个兢兢业业、忧勤惕厉、不忘百姓、心存百姓的好皇上，所以也才就有了出自书（《贞观政要》）里说的贞观盛世图：
蔡磊：“太宗自即位之始，霜旱为灾，米谷踊贵，突厥侵扰，州县骚然。帝志在忧人，锐精为政，崇尚节俭，大布恩德。”前面说的是李世民继位时的形势，灾害严重，又是霜又是旱，灾害一严重，粮食就减产，再加上外面，突厥也不安分；“是时，自京师及河东、河南、陇右，饥馑尤甚”，这一带粮食缺的更多，灾荒更严重，以至于一匹绢才得一斗米。“百姓虽东西逐食，未尝嗟怨，莫不自安。”这是贞观初年的情况，“至贞观三年，关中丰熟，咸自归乡，竟无一人逃散。其得人心如此。”经过两年之后，情况就开始好转了，出外逃荒的百姓又都自动回到家里，证明皇上政策的深入人心。
蔡磊：那么人心究竟是怎么得到的呢？原因就在于“从谏如流，雅好儒术，孜孜求士，务在择官，改革旧弊，兴复制度，每因一事，触类为善。”
蔡磊：这样的，短短几年之后，就“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岭表（今两广之地），自山东至于沧海（东海），皆不赍（ji携带）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路，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跟前面的一斗米值一匹绢，到后来的一斗米才值三四文钱，显然粮食是多得多了，粮食多了，反映的也是农业生产迅速恢复的现实。所谓马牛布野，外户不闭，这是比较老套的夸张了，出外的人不用背干粮了，一路还能有吃有喝，还能热乎乎的，这显然是真的，而且临走房东还要给你送一些吃的，这都属于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事儿，显然是社会富庶的一种表现象征。
蔡磊：贞观之治实现以后，李世民自己则是这样说的：“贞观初，人皆异论，云当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惟魏征劝我。既从其言，不过数载，遂得华夏安宁，远戎宾服，突厥自古以来常为中国劲敌，今酋长并带刀宿卫，部落皆袭衣冠。使我遂至于此，皆魏征之力也。”这段话是皇上从他的角度总结了一下贞观之治之所以得以实现的原因，他认为这都是魏征劝说的功劳。
蔡磊：这段话看起来是在表扬魏征，但实际贞观天子也有点儿借表扬魏征来夸耀自己功绩的意思，不过这种表扬他人意在表扬自己的方法我们还是能够接受的，因为他说的是真的，即使是到了现在，李世民用来表扬和自我表扬的理由也是可以成立的，在贞观初年，李世民真的是能够听得进别人的意见，对于那些手握重权、能够决定他人升迁荣辱的人来说，让不让并且听不听别人说话这的确是一个问题，就是现在这个问题也依然存在，现在的人们把这叫做一言堂、家长制，并且还有忠言逆耳的说法，表明此类封建遗风哪怕到现在也没有完全绝迹。
李世民应得“实事求是”奖章
蔡磊：贞观时期之所以能迅速就从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就是因为李世民真的在某一段时间里，在很大程度上真正做到了“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这是我们应该承认的，唐太宗的难能可贵，由此可见一斑。
蔡磊：还是我们前面说的，越是有钱就越是有权，不让别人说话，而李世民作为一个手握生杀大权的皇上，他让别人说了，而且也真的听了，从这个意义上讲，真是不容易，也就是按我们说的，在秦始皇的故乡诞生了一个李世民，多多少少还真是一个奇迹吧。单凭这一点，我们认为李世民就可以傲立于林林总总的帝王行列前排而问心无愧。
蔡磊：单单就是凭这一点，李世民就应该得到一枚大大的镌刻有“实事求是”字样的奖章。
蔡磊：“实事求是”是现代人的现代表达，用那时的话说，李世民的难能可贵首先表现在他有极其清醒的自知之明上。李世民从小就喜欢舞刀弄枪，对弓箭比较擅长，自己也认为对弓箭颇有研究，在贞观元年时他就给人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朕少好弓矢，自谓能尽其妙。近得良弓十数，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也。’朕问其故，工曰：‘木心不正，则脉理皆邪，弓虽刚劲而遣箭不直，非良弓也。’朕始悟焉。朕以弧矢定四方，用弓多矣，而犹不得其理。况朕有天下之日浅，得为理之意，固未及于弓，弓犹失之，而况于理乎？”
蔡磊：正因为做了对比，意思是，我从小就喜欢弓箭，我以为我对这里面的奥妙、道理已经很懂了，最近我得了一张好弓，让匠人去做，结果匠人说这不是好东西，我认为好，他认为不好，为什么呢？匠人告诉我了，木头的纹理不好，虽然看着很有劲，但射出的箭不直，所以不是好弓。我才恍然大悟，我这么多年用了那么多弓还没有真正搞明白弓箭的道理，更何况我才当了几天皇上，治理天下的道理，我不懂的显然是太多太多了。
蔡磊：因为有了这个教训，当时还执政不久的贞观天子就下诏让京中五品以上官员轮流在设于禁中的中书内省值班，随时召见咨询。凡是住在京城五品以上的官员要轮流去宫里值班，有事儿没事儿在那儿坐着，等着皇上召见，说不定皇上想起什么事儿要和你探讨呢。“每召见，皆赐坐与语，询访外事，务知百姓利害、政教得失焉。”有时候可能也没什么具体的题目，因为皇上在宫里，可能就是问问外面的情况，知道老百姓是怎么过的，也就由此知道朝廷政策的利弊得失。
蔡磊：这中间也曾有过一个小插曲。刚当了皇上的李世民每次上朝都是威容严峻、咄咄逼人的样子，因为他从小就打仗，本来生得就比较威风，再加上打仗，多年戎马生涯，后来又当了皇上，所以一到人前，他有意无意的，样子就很严肃，尤其是在朝堂上，一生气脸立刻就变了，按《剑桥中国隋唐史》的说法，他一生气，脸都涨成紫红色的，所以大臣们对他都很害怕，害怕到什么程度呢？以至于有时候要说点儿事儿，上奏章，不是丢三落四，就是举止失措，可见天子威严真是让大臣们受惊不小。
蔡磊：因为老是这样，后来经别人提醒后，李世民这才有意加以改正，显得轻松和蔼了不少。因为你老是这样，别人就不敢说话了，就是说话，也不一定说真话了。因为这样，李世民就加以改进。
蔡磊：《贞观政要》有点儿类似于“文革”中的语录本，里边满是贞观天子谈政论事臧否人物说古道今的言论，有好多是非常好的故事：
蔡磊：贞观二年有一次，，太宗问黄门侍郎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