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大学这次论文风波，因为顾冠群的院士和校长身份而备受注目，实际上，它暴露出的不过是国内博士生培养问题的冰山一角。
目前，中国的在读博士生人数已经达到12万多人，仅次于美国和德国。按照教育部的规划，到2010年，中国授予博士学位的人数将达到5万人，跃居世界第一。
中国人民大学顾海兵教授将这种现象称为“大跃进”，“以这样高的速度增长，如何保证培养质量呢？即使保证了培养质量，以我国目前的发展水平，他们会不会大材小用或者成为向发达国家输送的人才呢？”
以东南大学为例，该校一共有1445名博士生，博士生指导教师却不到200名。
东南大学一位博士生说，该校每个博导平均要带十多个博士生，根本带不过来，“我同宿舍的一个博士生，导师根本不指导也不参与论文撰写，发表论文时却一定要署名在前”。
一位建筑系的教授说：“以前一个教授带二三个博士，培养一个是一个，现在多的带一二十个，每人每天只能指点一两分钟。而这些博士将来要留校当老师，真不知又能教出什么来。”
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则用“严重滑坡”来形容现在的博士生培养，“以前博士毕业论文答辩，我们要请清华、人大的权威来会审，论文题目要通知全国同行的名教授。现在呢，博士生数量激增，经费又只有那么多，只好请同城或浙江的老教授，大家碍于面子，往往先打个招呼：我这个学生肯定不行，送个人情算了。”
“人情”或许可以送，但一般说来，博士生在毕业之前首先要达到学校规定的一些硬性指标。例如，在东南大学，博士生必须至少在一级学报上发表两篇论文，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一篇论文。当然，为了便于以后评职称，论文数量越多越好。
在这种情况下，《世界建筑》主编曾昭奋称，“目前各种学术刊物越来越厚，成倍地厚，字号却越来越小，甚至用8号字”。不过，学术刊物厚度的增加或许仍然赶不上博士生数量的增加。
东南大学一位博士生说：“博士生的数量翻倍，核心期刊却没有增加多少，现在博士发表论文的压力越来越大，其实原创性的论文需要实验条件和积累，哪里有那么多？为了凑数，我们只能写一些专门为发表而发表的论文，发展到极端，就导致一些博士生铤而走险。如果开除李仕峰，只是很表面的行为，就事论事而已。”
南京师范大学一位博士称：“说剽窃，其实大家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许多人不敢指责李仕峰，或许是因为大家心里都有鬼。目前这种仅仅以论文数作为指标的考核方式，其实是逼良为娼。”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顾海兵称：“前不久去世的某位百岁教授，在病中还指导12位博士生，真不知道他是如何指导的。而有些担任领导职务的博导或外聘博导，博士生一年都难见他们一面。”
学者分析，当中国博士生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科研能力的实际增长速度时，出现急功近利的博士生和失察的导师，并不奇怪。
教育部一位领导曾在一次会上指出，“现在大量博士生或者从事的科研方向很难说是学科前沿，或者是长时间陷在导师的低水平横向开发项目上”。
一位建筑系主任称：“由于博士生太多，以前博士论文还可以谈一些真正深入大局的问题，现在我们的博士论文甚至出现《论菜市场在城市中的定位》这样不入流的论文。”
在东南大学这次论文风波之下，蕴藏的是中国博士生教育的深刻危机。
(南方周末 2003-01-29 记者翟明磊李虎军)
目前，中国的在读博士生人数已经达到12万多人，仅次于美国和德国。按照教育部的规划，到2010年，中国授予博士学位的人数将达到5万人，跃居世界第一。
中国人民大学顾海兵教授将这种现象称为“大跃进”，“以这样高的速度增长，如何保证培养质量呢？即使保证了培养质量，以我国目前的发展水平，他们会不会大材小用或者成为向发达国家输送的人才呢？”
以东南大学为例，该校一共有1445名博士生，博士生指导教师却不到200名。
东南大学一位博士生说，该校每个博导平均要带十多个博士生，根本带不过来，“我同宿舍的一个博士生，导师根本不指导也不参与论文撰写，发表论文时却一定要署名在前”。
一位建筑系的教授说：“以前一个教授带二三个博士，培养一个是一个，现在多的带一二十个，每人每天只能指点一两分钟。而这些博士将来要留校当老师，真不知又能教出什么来。”
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则用“严重滑坡”来形容现在的博士生培养，“以前博士毕业论文答辩，我们要请清华、人大的权威来会审，论文题目要通知全国同行的名教授。现在呢，博士生数量激增，经费又只有那么多，只好请同城或浙江的老教授，大家碍于面子，往往先打个招呼：我这个学生肯定不行，送个人情算了。”
“人情”或许可以送，但一般说来，博士生在毕业之前首先要达到学校规定的一些硬性指标。例如，在东南大学，博士生必须至少在一级学报上发表两篇论文，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一篇论文。当然，为了便于以后评职称，论文数量越多越好。
在这种情况下，《世界建筑》主编曾昭奋称，“目前各种学术刊物越来越厚，成倍地厚，字号却越来越小，甚至用8号字”。不过，学术刊物厚度的增加或许仍然赶不上博士生数量的增加。
东南大学一位博士生说：“博士生的数量翻倍，核心期刊却没有增加多少，现在博士发表论文的压力越来越大，其实原创性的论文需要实验条件和积累，哪里有那么多？为了凑数，我们只能写一些专门为发表而发表的论文，发展到极端，就导致一些博士生铤而走险。如果开除李仕峰，只是很表面的行为，就事论事而已。”
南京师范大学一位博士称：“说剽窃，其实大家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许多人不敢指责李仕峰，或许是因为大家心里都有鬼。目前这种仅仅以论文数作为指标的考核方式，其实是逼良为娼。”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顾海兵称：“前不久去世的某位百岁教授，在病中还指导12位博士生，真不知道他是如何指导的。而有些担任领导职务的博导或外聘博导，博士生一年都难见他们一面。”
学者分析，当中国博士生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科研能力的实际增长速度时，出现急功近利的博士生和失察的导师，并不奇怪。
教育部一位领导曾在一次会上指出，“现在大量博士生或者从事的科研方向很难说是学科前沿，或者是长时间陷在导师的低水平横向开发项目上”。
一位建筑系主任称：“由于博士生太多，以前博士论文还可以谈一些真正深入大局的问题，现在我们的博士论文甚至出现《论菜市场在城市中的定位》这样不入流的论文。”
在东南大学这次论文风波之下，蕴藏的是中国博士生教育的深刻危机。
(南方周末 2003-01-29 记者翟明磊李虎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