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康一说出于《礼运》，那里说，孔子在年底参加完蜡祭之后，登上门楼，喟然叹息。感慨自己未能赶上“大道之行”的时代。在那个时代里，贤能的人们管理着社会，大家都诚信而和睦，而且“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也就是每个人都像关爱自己父母子女那样关爱别人的父母子女，只怕自己为社会出力少，而不把财物据为己有。所以用不着智谋，也没有盗贼和战争，晚上睡觉也用不着关门。这样的时代，就叫做“大同”。但是后来大道不行了，人们各自为自己的家，爱自己的父母子女。于是发展了智谋，修建了城池，有了争斗和战争。为了社会安定，从大禹开始，直到周公，圣人们建立了一套礼仪制度，赏善罚恶。按照这套制度办事，大家才相安无事。这就是所谓“小康”时代。康，就是“安”的意思。
大同时代既然已经过去，后世的儒家也就很少提起。到宋代朱熹，甚至认为大同根本不是孔子思想。清朝末年，康有为才又提大同，认为是孔子的最高理想。而以前儒者所追求的，仅仅是一个小康而已。康要超越诸儒，所以写了《大同书》。
大同、小康，原来都只讲到了社会秩序，而没有说到经济生活。然而“衣食足，知荣辱”，“仓廪实，知礼节”，也是儒家的基本信条。不解决经济问题，人们就不可能很好地遵守礼仪，更不可能“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是不言自明的。所以儒家人士也要关心人们的经济生活。
对于社会经济生活讲得比较具体的，是孟子。孟子主张行“仁政”，而仁政的生活标准是，人到50岁可以穿上丝绸，70岁可以吃到肉食，平常的年份可以吃饱饭，灾荒年不至于饿死。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孟子要求国家要合理利用资源，保障劳动者有一定的生产资料和应有的生产条件，不要在农忙的时候征调他们。税率最好保持在十分之一左右。不能太多，也不可太少。
孟子的仁政是以人们各自为家为前提的，所以不是大同理想，可以视作小康的经济理想。
孟子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人们认为较好的历史时代，一是所谓文景之治，二是所谓贞观之治，三是所谓康乾盛世。这三个时代，可以看作是中国历史上的小康时代。文景时代，据说非常富裕。国家只收三十分之一的税，但国库里还是满满的。钱串的绳子都朽坏了，以致难以查清。粮食在仓库里堆不下，就堆在外头。而且陈粮压着陈粮，许多都腐烂得不能食用。只要不是灾荒年份，老百姓都家给人足。假如所说为真，则人们的生活已经达到了孟子的仁政标准，可说是一个小康时代。
贞观之治，主要是政治清明。唐太宗虚心听取臣子们的意见，臣子们也多廉洁奉公。社会秩序安定，据说有一年全国该处死刑的只有29人。粮食充足，最便宜时每斗米才卖三五文钱。户口也在20年间增加了三分之一。
康乾盛世从康熙后期到乾隆前期，那时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生产发展，赋税减少，人口数倍增加。康熙末年，人口估计有八九千万。一些历史学家把这一时期比作文景之治。
从历史记述来看，这些时期大约都达到了“平常年份可以吃饱饭”的标准。至于荒年是否不被饿死，历史书还不敢这么说。因此，也只能说这些时期大体上达到了小康。
从另一面说，这些时代又各自有自己的问题。司马迁说，汉朝初年，包括文景时代，法网稀疏，连可以吞掉船只的大鱼都漏掉了。世族豪家，在国家系统之外，形成了一个个或大或小的强力集团。国家系统之内，诸侯王坐大成势，皇权面临着严重的挑战。汉文帝死，七个诸侯王国以吴国为首，联合起来发动叛乱，酿成了一场严重的国内战争。为了整顿秩序，汉武帝终于改弦更张，独尊儒术。
唐太宗虽然治国有方，但治家无术。儿孙们为争夺帝位，他们的妃嫔为争做皇后，酿为一次次的宫廷变乱。虽说这是皇帝的家事，但那时也是严重的政治问题。
康熙身后皇子们为争帝位发生的政治变乱人们已经熟悉，乾隆末年和王申贪污集团的坐大成势，也是今天文艺作品中的热门话题。此外还有以白莲教为主的农民战争，诉说着农民的苦难。而文学巨著《红楼梦》则展示着这一时期政治的腐败。
因此，这些著名的时代，其小康就要打些折扣。因无论天下还是人民，都并不很安。
中国共产党人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最终目标，同时也总结经验，认为目前我们还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如果把共产主义比作大同世界，则近期的目标就是小康。小康有自己经济方面的标准，那就是人们的生活要比较地富裕。同时小康也还有其他方面的标准，比如社会要安定，不安定就不是小康。思想上也要安。思想上不安，打卦算命，求神拜庙，生怕会遭飞来横祸，所以要求神灵保佑，这也是不安，也算不上小康。
愿我们的国家经济更加发展，社会秩序安定，人民思想健康。
(南方周末 2003-01-29 李申（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所研究员）)
大同时代既然已经过去，后世的儒家也就很少提起。到宋代朱熹，甚至认为大同根本不是孔子思想。清朝末年，康有为才又提大同，认为是孔子的最高理想。而以前儒者所追求的，仅仅是一个小康而已。康要超越诸儒，所以写了《大同书》。
大同、小康，原来都只讲到了社会秩序，而没有说到经济生活。然而“衣食足，知荣辱”，“仓廪实，知礼节”，也是儒家的基本信条。不解决经济问题，人们就不可能很好地遵守礼仪，更不可能“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是不言自明的。所以儒家人士也要关心人们的经济生活。
对于社会经济生活讲得比较具体的，是孟子。孟子主张行“仁政”，而仁政的生活标准是，人到50岁可以穿上丝绸，70岁可以吃到肉食，平常的年份可以吃饱饭，灾荒年不至于饿死。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孟子要求国家要合理利用资源，保障劳动者有一定的生产资料和应有的生产条件，不要在农忙的时候征调他们。税率最好保持在十分之一左右。不能太多，也不可太少。
孟子的仁政是以人们各自为家为前提的，所以不是大同理想，可以视作小康的经济理想。
孟子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人们认为较好的历史时代，一是所谓文景之治，二是所谓贞观之治，三是所谓康乾盛世。这三个时代，可以看作是中国历史上的小康时代。文景时代，据说非常富裕。国家只收三十分之一的税，但国库里还是满满的。钱串的绳子都朽坏了，以致难以查清。粮食在仓库里堆不下，就堆在外头。而且陈粮压着陈粮，许多都腐烂得不能食用。只要不是灾荒年份，老百姓都家给人足。假如所说为真，则人们的生活已经达到了孟子的仁政标准，可说是一个小康时代。
贞观之治，主要是政治清明。唐太宗虚心听取臣子们的意见，臣子们也多廉洁奉公。社会秩序安定，据说有一年全国该处死刑的只有29人。粮食充足，最便宜时每斗米才卖三五文钱。户口也在20年间增加了三分之一。
康乾盛世从康熙后期到乾隆前期，那时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生产发展，赋税减少，人口数倍增加。康熙末年，人口估计有八九千万。一些历史学家把这一时期比作文景之治。
从历史记述来看，这些时期大约都达到了“平常年份可以吃饱饭”的标准。至于荒年是否不被饿死，历史书还不敢这么说。因此，也只能说这些时期大体上达到了小康。
从另一面说，这些时代又各自有自己的问题。司马迁说，汉朝初年，包括文景时代，法网稀疏，连可以吞掉船只的大鱼都漏掉了。世族豪家，在国家系统之外，形成了一个个或大或小的强力集团。国家系统之内，诸侯王坐大成势，皇权面临着严重的挑战。汉文帝死，七个诸侯王国以吴国为首，联合起来发动叛乱，酿成了一场严重的国内战争。为了整顿秩序，汉武帝终于改弦更张，独尊儒术。
唐太宗虽然治国有方，但治家无术。儿孙们为争夺帝位，他们的妃嫔为争做皇后，酿为一次次的宫廷变乱。虽说这是皇帝的家事，但那时也是严重的政治问题。
康熙身后皇子们为争帝位发生的政治变乱人们已经熟悉，乾隆末年和王申贪污集团的坐大成势，也是今天文艺作品中的热门话题。此外还有以白莲教为主的农民战争，诉说着农民的苦难。而文学巨著《红楼梦》则展示着这一时期政治的腐败。
因此，这些著名的时代，其小康就要打些折扣。因无论天下还是人民，都并不很安。
中国共产党人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最终目标，同时也总结经验，认为目前我们还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如果把共产主义比作大同世界，则近期的目标就是小康。小康有自己经济方面的标准，那就是人们的生活要比较地富裕。同时小康也还有其他方面的标准，比如社会要安定，不安定就不是小康。思想上也要安。思想上不安，打卦算命，求神拜庙，生怕会遭飞来横祸，所以要求神灵保佑，这也是不安，也算不上小康。
愿我们的国家经济更加发展，社会秩序安定，人民思想健康。
(南方周末 2003-01-29 李申（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