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几点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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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几点看法
(2001年3月8日写于全国政协九届四次会议)

                             何 新
说 明

以下两文是何新委员于去年3月全国政协会议阅读《政府工作报告》后所写作。并于3月10日上报到中央。现历时整一年。何新认为,自去年底全国经济工作会议以来,到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此文中所向中央反映的问题,已引起决策方面重视。因此授权本站予以发表。


1


20多年来,中国的改革在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二、第三代党中央领导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在发展中国家,中国的进步是绝无仅有的,举世罕见的。但是,近几年来,国家经济形势、社会形势出现了一系列异常情况。甚至隐隐出现了社会不稳定的隐忧。对这种情况,有人认为是体制问题,而我个人认为是由于领导经济工作的具体方针和方向发生失误造成的。如果接受这种体制弊端论,那么我们要问:俄罗斯、东欧在同期中比中国更彻底地转变了政经体制(包括前南斯拉夫)。为什么那些国家今天面临的经济社会灾难要比据说体制改革不彻底的中国(包括越南)可怕得多呢?这种说法是难以令人接受的。为了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首先应当正视问题的存在,找出问题发生的根源。

2


然而近期以来,一些经济和统计学家向人民描述了一系列经济数字和数学模型,告诉我们,中国国民经济是目前全球增长速度最快、最平稳、最健康的经济,我国经济已摆脱通货紧缩的低速状态,进入了历史上的较好时期。


国泰民安,国强民富这是亿万人民所翘首期望的。但遗憾的是,现实中的社会经济并非一种抽象的数学模型和一堆数字。社会经济是人们的现实生活,是物质实体,是亿万人民天天可以感受并生存在其中的经济状态,也是千百万劳动者、投资者不得不面对的就业、谋生、以至赢利的机会。


而我们现在每天每日所面对的现实远非象一些抽象数字所描绘的那样美妙。我们都经历过文革时代,当时所有的社论每天告诉人们"形势大好,一片大好,而且愈来愈好"。并且也有统计数字为证。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当前的事实是,我国经济已发生了严重的运行障碍。如不调整方针,很可能会面临一个非常严重而危险的局面。

3


我个人观察,当前国民经济面临三大危机:


1. 工业衰退,主要表现不是表面增长数字的高低,而是就业率低,开工率低下,众多公私企业面临破产,数千万员工陷入长期失业困境。而且短期内无望第二次就业。过去给国企补贴400亿,用于支持扶助企业,当时被认为是国企效率低下的表现。现在用于下岗的财政补贴年至900亿,用于维持失业者的最低生活水准,却仍然是杯水车薪。众多人面临谋生难、就业难、看病难、养老难。怨声载道,路有饿殍。(不必远行,请到北京市郊的各地下通道看一看就可见到。)一些地方甚至听到失业者全家集体自杀的骇人听闻的事件。在西汉时代,路有喘牛,宰相不安。今日局面如此,仍然描绘为形势大好,千百万下层人们特别是失业下岗者生计困难,度日维艰,何以心安?


2.农业急剧衰退。多数农民相对收入严重下降。农村人口严重过剩,没有出路。不容忽视的一个现实是,正是由于政策方针对农民生计和就业问题的忽视,导致部分农民生活极端贫困无出路,而逼得一些人走向集团性犯罪。


3.众多社会青年丧失职业出路。大学毕业就业难。上大学者付不起学费(由于"教育市场化")。而众多失学者,无升学机会者前途无希望,生存无人管,发展无出路。


当今青年面对的失望处境,比文革中后期那些知识青年还要困惑而严重。他们面对青春同时面对绝望。在社会青年中正在产生失望而迷惘的一代。严重刑事犯罪分子的年轻化,以及其在法庭上对法律和社会日益强烈的公然藐视,不应单纯被唯心主义地认为是缺乏教育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严刑峻法不足的所谓"法制"问题。它有更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同时也正说明了现行政策方针存在失误。


以上这三大危机,是当前社会中的严重危机,是当前社会中各种不稳定的根本性根源。种种闹事、犯罪及种种不良现象(包括销售伪劣品、黄业猖獗,均有经济社会原因),均与此一根源有关。这些问题的根源,不能归之于前任,也不能归之于旧体制。它是政策失误的产物。1950年周恩来、陈云接管一个遍地疮夷的烂中国,三年时间将其转变成国泰民安。这是成功之美政。而当前局面,如仍不调整,听任以上三大危机自行发展,加上公众对政治腐败的不满,可以深信必将有一大,国家形势将会由此走向动乱。

4


要警惕通货膨胀回头。由于过去几年繁荣期积存的积压物资即将售光。而生产这些物资的企业也基本上倒闭。可以预期物价上涨将在近期内浮出水面。


目前一些生活日用必需品价格已在节节上涨。如:衣食住行,水、电,能源,公用事业等日常费用。在社会中存在大面积失业、无业者以及收入低下者的背景下,发生这种通货膨胀,势将形成新的社会压力。


当前农业及农村形势极为严重。CCTV焦点访谈节目所揭露的种种农村恶相,不能单纯责怪下面。现行农业政策值得政府认真关注,严肃检讨。个人认为,农村及农民的困境是近年忽视农业,实施严重损害农民种粮积极性的农业及粮食政策的必然结果。因为农业问题并不单纯是一个市场和价格的问题。


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对中国决策的影响,一是以抽象的理想化的数字和数学模型,以电脑操作取代活生生的社会经济现实。一是把复杂的经济生活简化为单纯的价格、利率等抽象经济问题。粮食问题是一个宏观战略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粮食安全是一种战略安全。并不单纯是一个收购或进口价格谁更合算的单一经济问题。


最重要的问题是9亿农民的生计及就业安排。这不能用国外粮价低,进口合算这一简单的经济考虑去取代。日本、西欧每年用大量补贴支持本国农业而不大量购买廉价的美国、加拿大过剩粮食。绝不是由于其决策者没有经济头脑,而是由于(l)粮食安全即粮食供给和政策不受制于人,乃是国家主权独立的经济保证。(2)由于他们的政府懂得必须全力保护本国农民的利益。保护他们的就业机会,而这就是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


这些问题,也应在考虑加入WTO后如何面对国外农产品对于中国农业的强烈冲击中充分估计到。大量进口粮食的政策不利于中国经济和国家安全。入关后大步开放农产品市场,必将导致农村形势进一步恶化。转产、改变结构这几个字说起来容易,付诸现实会涉及到资金、技术、市场等诸多现实问题,谈何容易?


与其操之过急,不如稳中求进。近几年的实践表明,本届政府一些经济政策似乎常常是急功近利,寅吃卯粮,不利将来和长远。例如,留下巨额赤字和内外债务。农村贫困化(所谓脱贫又返贫)。大批工人失业。通货不稳定。信用不良、汇率动荡以及潜伏的严重金融危机等等。所有这些问题,目前都并没有解决。

5


因此,我认为国家经济形势尚未摆脱近年深陷的停滞困顿局面,国民经济尚未实现真正的良性循环。


目前经济的回升和所谓增长是有限的,局部的,表面的。这种增长一方面是用国家财政的赤字和国债支撑的。另一方面,这种投资多数用在粉饰性的样板项目上。有的则是远期长线投资,投资利润短期难以回收。


投资难,赢利难,所有的企业都时时在感受着。金融信用业的状况正在恶化。各商业银行贷不出去的呆滞资金由于政策纵容而被推转到股市。最终转移到少数内外庄家和消费方面。现实中的股市不仅是资金分配的一种实现形式,也已成为国有资金转移的重要分配形式。众多国企在转制中走向破产。国民经济并未真正摆脱危机。


B股市场开得突然,表面热,实际深藏危机。由于A股市场恶庄黑幕已被舆论揭露,成为众矢之的,A股股市炒不动了。于是转而开B股,虽呈现一时的表面繁荣,转移了部分外汇利息压力。但是,由于我国稚弱的证券市场隐伏问题很多,其进一步发展趋势并不乐观。


从经济学意义看,这种对策实际也是一种调低利率刺激投资的政策。但是B股一开,人民币汇率市场立受即遭受始料未及的挤兑压力,而冲击汇率。由于今后几年国际金融市场可能陷入不稳定,因此汇率市场今后必将面临波动形势。


中国外汇储备据说一半在美国国债中。国际有评论估计美元近年将有较大波动,如美元贬值势将严重冲击中国的外汇储备。国家对此应有所准备。


除此之外,我个人对我国证券市场还存在如下一些困惑:


《证券法》自1999年7月1日实行以来,一直没有出台相关配套的可操作性法律条款。如赋予监管部门以调查取证的权力等等,导致监管无力。一些社会中介机构,如资产评估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其本身的收入来源就由企业提供,得罪了企业就无法生存,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能否真正起到应有的监督作用?


现在国有资产上市,水分很大。经常看到一个资产很烂的企业上市后却能募集到数个亿的资金,同时该企业还占了所得资金当中50-60%的所有权,这种情况是否合理?

6


当前国内经济问题非常复杂。经济运行绝不能认为已进入平稳。我个人认为应把经济形势的宣传与经济政策严格区分开。国家统计局应当作为供决策了解经济真实状态的调研机构,而不要成为宣传机构(见附件的意见)。兹提出以下几点不成熟建议:


(1)关注失业者(这种关注不仅是保证社会保障金及时发放,而更要关注这些人们的生存、发展和出路,倾听他们的呼声,防止铤而走险。)


(2)关注农民,扶持农民就业。


(3)关注青年,关注青年人的失业失学,上不起大学的问题。(这是政府责任。不能把这些问题推给杯水车薪的希望工程。)教育面向市场的改革在中国国情下必须慎重处之。(是否可考虑试行双轨制?即一轨是穷人、普通市民子弟的低费学校,一轨是极少数高费用的精英高校?)


(4)重新研究税制问题。以低税率为杠杆刺激西部开发投资,扶植产业,广开政策扩大就业机会。


(5)在应对经济全球化对策中,建议向发达国提出劳动力流动问题,即要求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开放劳务市场。以此条件交换我国向发达国家进一步开放资本,商品市场等等。只有实现资本、技术、商品、劳力的全面自由流动,才是对发展中国家也有利的全球化。


(6)重新构想及调整面向市场的改革方案。扩大国家财政对宏观经济的调控范围,合理吸收计划经济中通过国家财政对劳力、投资、生产力及科技事业的计划调控机制。


(7)警惕西方正在修改WTO内部运行规则,以限制中国加入后获得的发展空间和利益。重新审视中国加速加入WTO的一些条件和承诺(特别是农业方面)。


(2001年3月8日写并于10日上报中央)



警惕意识形态在经济统计中的误用


                   何 新


国家统计局是国家的经管部门之一。它本身是一个政策工具部门。它所发布的国民经济统计数字,既是工具理性,也是意识形态。作为意识形态,它具有为现行经济政策提供经济业绩数字,以动员人们支持现行政策的宣传意义。


但对于决策者来说,来自统计局所提供的统计数字,则具有社会经济的"压力表"的仪表作用,为决策者直接提供对于社会经济进程的量化监控。这种监控的可靠性,取决于统计数字的真实性、及时性、准确性。通过这些数字的及时反馈,决策者才能准确地了解经济和社会运行状态,随时运用政策工具对经济运行状态进行调整。


但是,出自自身"政绩"的考虑,统计局往往"报喜不报忧"。这种有意的误报,实际上是统计部门误解了自身的真正功能。


统计局是统计局,不是宣传局。它的责任只应该是真实地、客观地、尽可能准确地、至少也是不失实地,象计算工具一般地统计和汇报数字。对国家不利的数字,它可以不作公开发布。但是它无权,也不应该由它为某种政策目标,直接政治化地处理统计数字。这种利用统计数字进行加工而进行公众宣传的工作,应当由专业宣传部门、意识形态部门、传媒部门去作。


如果对统计局给予可以自由加工处理、以至歪曲粉饰统计数字的授权,表面看来会有利于当局,实际是遗患无穷。让统计局利用所加工过的数字搞政治宣传,以支持现行经济政策,这就是将统计部门由工具部门变成意识形态部门。对于决策者来说,这意味着为自身制造一种极为危险的信息污染。


因为决策者很容易犯一个错误,就是把虚假的向外宣传当成了真实的现实。自身也被虚假数字和虚假经济情况所误导。


其结果必将导致决策者对社会经济形势的严重误判。使得需要及时调整不良政策的时机被错过,使得需要纠正的政策失误得不到纠正,最终酿成重大的社会危机。


在共和国历史上,由于决策者被虚假统计所误导,而作出重大错误判断造成经济灾难之最典型的史例,就是1958-1959年的"大跃进"。今天之所以重提这一点,是因为当前仍有这种倾向和这种危险。


(2001年1月6日写,并与上文同时上报中央)
 
我曾经反抗一个时代
(一)


本书收入我写报中国国家最高决策层的若干研究报告、政论,与一些外国际记者的谈话录、讨论经济和国际问题信件,以及应海外报刊约搞撰写的经济问题评论。本书内容,包括三个方面:

一、我在一九八八-一九九四年间写的国内外形势分析,政策建议和研究报告;二、在此期间於内外报刊发表的经济论文及政论;三、在此时期接受世界各国新闻记者、政要、战略思想家,就内外形势、世界及中国未来展望,所做采访谈话的记录。


在国内,这些文论曾多次结集出版,分别被编入《何新经济政治论集》(一九九一年,黑龙江出版),《东方的复兴》(第一卷,一九九一;第二卷,一九九二)等。今年重编收入《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四川出版),《为中国声辩》(山东出版),此二书已成为今年国内政治畅销书。後者累计印数近十万册。前者累计印数(包括六种盗版)近三十万册。据说在海外也已出现盗版。可见此书主要篇章虽写作於数年之前,但其所论之主题则未过时,而仍受到关心中国国内外形势者的注意。我在本书及其他那些书中首创的那些思想,被剽窃或以各种形式被阐释,而大量出现在近年关於中国问题的出版物中。

(二)


本书中多篇,均产生於一九八九年事件前後,犹记得当时国内思想界情况,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若干险风恶浪,均在不经意间发生,不禁感慨系之。一九八九年三-六月,中国发生动乱,在动乱发生前两年,我根据当时国内外政治形势及思想文化情况,预感到存在发生社会不稳定的可能性。因此,我开始关注我国的经济、政治及国际问题。

在动乱前的一九八八年春夏,我曾将我的看法写成一组论文报告中国最高领导层。在这些论文中,我指出「中国现代化的目标与美、日等发达国家战略利益不符」。同时,我针对当时忽视农业的情况,向国务院提出有必要重视农业(「新重农主义」)、科技兴农、防止农村分化和注意流民问题等政策建议。针对外交上当时偏重美国的倾向,建议修复中苏关系作为制衡因素,并建议扩展对苏经济往来,指出我国经济存在与苏联经济互补的可能性等等。这些建议均受到重视。

一九八九年动乱发生後,我对经济、政治、国际问题作了进一步的研究。我撰写了《潜在危机与形势预测》(一九八九年九月)、《美中日关系战略背景》(一九九0年四月)、《论我国当前经济困难成因与形势预测》(一九九0年四月)、《访日研究报告》(一九九0年十一月)、《关於海湾危机的几点看法》(一九九0年八月;一九九一年一月)等研究性的论文,提交最高决策者叁考。一九八九年动乱平定後,海外一些人士对中国是否能获得政治稳定缺乏信心。还有人预言中国经济即将在三个月内发生崩溃。香港人心不安,股市疲软。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三十日我在《明报》发表「中国经济近期会否崩溃」一文,论述了中国经济虽遇困难,但不会发生崩溃的理由。据《明报》「自由论坛」编者来信告,此文当时在香港引起反响,甚至影响股市。

後来几年中,西方一些记者、外交官纷纷提出对我采访或交谈的要求。我利用与他们晤谈的机会,就我国社会经济政治问题、改革开放的问题、国际人权问题,提出了独立见解。例如,关於人权的首要内容是生存权,温饱权,即是我在一九九一年接受美国ABC广播公司记者采访时所提出(这一理论,是根据朱穆之邀我谈话时的提议,我对人权理论问题作研究後所形成的新观点)

(三)


了解这些东西产生的背景的人会知道,这本书中的主要思想内容,实际正是一九八七-一九九四年间,在中国经济理论和政治思想界发生的一场静悄悄的、但绝非并不激烈的论争的产物。之所以说它是静悄悄的,是因为这场论争当时主要是在内部进行的。说它并非不激烈,是因为当时在公开论坛上占据主流的声音是如下一些理论,如:

-中国传统文化否定论,认为东方黄土文明将在全球文明进化中被西方商海文明淘汰掉(以《河殇》为代表)

-认为美国议会总统制政治乃是中国政治未来制度的样板(方励之先生的理论);

-主张以萨克斯教授建议的休克疗法推进激进的经济改革,「一步到位」,「长痛不如短痛」(陈一谘等一九八八-一九八九年对赵紫阳的建议);

-以厉以宁先生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认为市场经济万能,市场自由原则要求排除国家一切宏观干预。

-认为中国经济是短缺经济(因而不存在生产过剩),「总需求大於总供给」乃是发生通货膨胀原因(一九八九-一九九0的政府工作报告);

-认为世界市场及国内容纳力是无限的,国家对国有市场及民族工业的保护是有害的;

-认为冷战後世界将开辟和平民主新时代(这几乎已成为官方的正式观点,并见於中共十三大报告);

-认为全球正在兴起一个无烟信息新产业为主体的时代,世界已进入第三次文明新浪潮(托夫勒的书於八十年代风靡中国);

-认为世界将在西方主导下完成一体化,完成世界化(代表中国社科院国际问题专家观点);

-认为冷战後世界中心仍在西欧北美,大西洋中心将主导世界文明。诸如此类。上述的经济政治理论乃是一九八0-一九九0年十年间的一个时期里,在中国思想界弥漫、居於主流地位而且影响决策者的声音。翻阅一下当时的各大报刊和各类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出版物即可见。

但是,我在一九八七年前後,在所有这些论题上,都形成了相反的观点。当时我不得不以自己的区区个人,反抗一个世界,一个时代。所幸的是,我的这种声音尽管微弱,但终於引起 小平、陈云、李先念、王震、王任重等老革命家和国家最高领导的关注。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关心国家民族的生存命运。作为一个学者,我认为在重大历史关头,有必要挺身而出为中国社会主义辩护,以捍卫中国几代人为之牺牲奋斗的价值观念和社会理想。

尽管世变仍亟,但检点平生议论,回顾与前瞻,可以说第一无愧,第二不悔。我曾说过,我一切学术活动的最高宗旨,就是为我的祖国和民族谋利益。过去如此,今後仍如此。何频君与我素未谋面。我读过他的一些书和文论,我与他的政见肯定多有不合。两年前他曾从纽约电话采访过我。他也读过我的一些着作。现在他愿意从我的论着中,选编一些篇章,成此书,为将来有新研究这场关系中国发展方向的论争者,提供一套较系统的思想资料和见证,这就促成了此书在海外出版。我在此谨向他表示感谢!

                何 新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於北京燕山养心斋


(《致中南海密札/为中国声辩》,何 新著,明镜出版社出版)
 
关于“全球化”与民族主义
何新对香港商报首席记者采访提问的书面答复



问:中国当下是否正经历一场民族主义思潮的勃兴?如果是,它的最高信念和主要诉求是什么?它的发展经历了哪几个历史阶段又向何处去?它与义和团运动、欧洲式国家社会主义和日本式军国主义思潮有何不同?如果中国的民族主义不是狭隘的、极端的、非理性的,那么它有哪些全新的特点?


答:近代民族主义首先是在欧洲兴起的。是伴随着经济上的重商主义和政治国家主义一起兴起。因此西方人对民族主义应当比中国人更为熟悉。古典民族主义的核心原则主要是:国家独立(经济与政治)、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经济自主、资源本国所有以及维护民族历史、语言文化的原则。古典民族主义包括三个方面:政治民族主义,经济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三世界形成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大潮,这是民族主义在世界范围勃兴的时代。


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有系统的政治纲领,在中国近代最早应溯源于孙中山。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所谓"三民"的内容是: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即民主主义)、民生主义(接近社会主义)。这是孙先生的建国大纲、建国理想。三民主义包涵了一种国家资本主义的诉求(民有、民治、民享及均富),实际上接近于中共1945-1956十年间曾追求实施的"新民主主义"。所以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中说共产党"真三民主义",也就是"新民主主义"。


我以为,在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直接诉求就是国家主义与爱国主义。即以维持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作为崇高价值和至上原则。


关于所提到的法西斯("国家社会主义及军国主义")的问题,我想说的是:当前中国并没有这种倾向。但是,在某些西方国家(包括日本),新法西斯主义即排外的民族主义,寻求向海外军事扩张的军国法西斯主义确有抬头和复活之势,十分值得注意。




问:作为这一思潮最早的思考者之一,你认为在这一思潮中你曾经和正在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答:在我开始学术工作的时候,所面对的是三种似乎难以融合的理论及文化遗产:马克思主义学术,西方学术以及中国传统学术。多年来,我在学术上所作的工作就是试图寻求和进行一种批判性的综合。在政治文化上,我试图探索和形成一套有效体现中国国家利益和民族特性的政治意识形态,此即以中国国家利益为本位而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基,以爱国主义为旨归的政治意识形态。我之所以做此事,不是为了个人的幸进或其他,而是为了国家民族的长治久安。


我知道知识界有些人一直在攻讦我。但我并不认为有必要为自己作特殊的辩护。因为我的著作已经放在历史中。我相信历史最终是公正的。


事实上,在很长的一个时期中,我不得不与知识界中流行的且为多数人所信奉的一些思潮对抗。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最初踏入学术界以来,在过去20多年的文化及经济政治的思潮中,在一系列的辩论中,我已留下了自己的印迹。许多思潮之先绪由我而发,一些重大的辩论由我而起。包括文化保守主义及政治经济的民族主义。


但是我也深深地知道作为个人的渺小性和局限性,所以"但开风气不为师"。我做了自己应做的,但不能胜任自己所做不到的。我相信人类历史及国家和个人,都有其固有的宿命与必然。




问:经济全球化作为一种经济进程,似已成为不争之事实。但是, 全球化经济一体化,资本的自由流动,是否能使国家间利益完全交叉重叠?从而令单一国家与民族利益模糊化?


答:英国经济学家Alan Rugman说:事实上,全球化仍然只是一个神话,它没有成为真正的现实。他说得有道理!真正实现的经济全球化,应当是全球市场全面自由化、一体化,应当涵括全部基本经济要素:资本、商品以及劳务和劳力的全面自由流动。而不仅是资本的国际自由流动,也应包括商品的国际自由流动,劳力及劳务的国际自由流动。


然而当前少数发达国家所鼓吹的经济全球化,主要集中在要求全球资本市场的开放,仅仅要求资本项目的自由流动。发达国家始终严密封闭自己本国的劳务市场(严厉的反移民法,反外来劳工法及煽动排外的新法西斯主义情绪),同时又以各种非关税壁垒保护着自己的商品市场;而只要求全球资本市场对发达国家自由开放。这里实际确有一个阴谋,有一种陷阱。它是单方面有利于国际垄断金融资本集团的。


九十年代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以及眼前的阿根廷金融危机,已经不断用事实警示人们。在资本对资本的竞争中,在无其他因素介入及干扰的背景下,必然是大资本打败小资本。科技实力强(即资本有机构成较高,投入资本较密集的资本集团)必然打败科技涵量弱的资本集团。资本间的无序竞争必然导向大资本走向市场控制即垄断。这都是经济学中铁的规律。


因此,少数发达国家当前所鼓吹的以资本自由流动为主题的全球化,最终只能是导向国际金融资本垄断化,从而使发达国家主导和制胜于全球经济竞争的一种战略和手段。




问:未来的国际冲突,将主要源于国家利益的对立?还是文明之间的差异?


答:回顾近代史,全球化走过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5-19世纪世界市场的开辟。但是随之而到来的第20世纪,却是一个逆反于全球化的世纪。在前半叶发生帝国主义战争,发生了主要工业帝国试图分割和垄断世界市场及原料、能源产地的两次世界大战,这是反逆于全球化方向的。


二战后又发生了冷战。冷战导致第三世界对全球化的分裂即脱离殖民主义的全球化体系,殖民地国家纷纷起而斗争,寻求政治独立民族解放和经济自主,寻求走向现代化以及争取工业化的斗争。这种运动,本质上是以民族主义为主题的运动,也是逆反于全球化的。


但是,冷战的结果是次工业化国家(前苏联及东欧阵营)以及非工业化的第三世界,遭遇整体政治失败和战略失败。冷战结束后,前社会主义及第三世界国家原有的意识形态、宗教及政治制度壁垒纷纷被拆除或破碎化,这为美英发动意识形态包括宗教和文化的全球性进攻提供了空间,由此才导致所谓"文明的冲突"。美英等少数发达国家正试图从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和文化上发起新一轮的全球化冲击波。从而完成所谓"世界新秩序的重建"(亨廷顿理论)。这就是当前的"全球化"热潮。


所以,冷眼观之,当前的全球化乃是对20世纪历史的一次清算和逆反。"反者道之动",历史总是向反面发展的。




问:全球化是否会形成一种超越国界的各国共同利益?"地球村"的构想在可见的将来会否成为现实?已往地缘政治思维是否已经过时?


答:尽管由金融全球化以及跨国公司带来的国际经济一体化正在迅速发展。但许多民族国家(如韩国、马来西亚、俄罗斯、阿根廷),近年来却在从全球化进程中自身所遭受的打击和损害中反省,从而认识到,面对来势汹汹的全球化,保持以强有力的政治主权和国家管制形式而存在的社会管理组织,不仅仍有必要,而且在某些方面甚至应该加强。


当前的这次全球化浪潮与19世纪不同,就是兴起了一个惟一的超级大国,一个超级金融大国,超级资本大国,超级科技大国,以及超级军事技术大国。这个大国试图以自身作为全球轴心,以武力为后盾重建全球新秩序。


当前的全球化中还有一种反工业主义、反第三世界现代化的趋势很值得注意。据说1995年9月在美国旧金山曾召开一次极为秘密的全球政治、金融和高技术寡头会议(费尔蒙特饭店会议)。戈尔巴乔夫主持会议,乔治・布什、撒切尔夫人、弗里德曼、索罗斯、比尔盖茨、布热津斯基、奈斯比特等世界精英均出席,讨论全球化战略问题。


据说此会确立了一个在全球保20弃80的方针。即以布热津斯基提出的所谓"喂奶化"(tittyainment)的办法,通过分隔和孤立,最终实现弃置以至消灭占全人类80%的不发达民族及贫困人口的国际运动。看来尼采所鼓吹的以少数"超人"精英统治和净化人类的时代正在降临(包括使用"干净"核武器在不大规模破坏地球环境的条件下,使用核武器净化和约简全球人口)。国外有论者评论此会所确定"全球化"主题是"反民主"与"反福利"主义。这次关系全人类之前途和命运的会议议题是如此之重要,可是却很少被国内乐于侈谈全球化的人们所注意。




问:在美国对阿战事大局已定的背景下,美国总统布什即将访华。你认为未来中美关系可能向何种方向演变?中美是否有可能修改战略伙伴关系?


答:布什总统上台以来,美国实施的国际政策十分急迫。美国似乎急于抢时间,抢在俄罗斯复活、欧洲及中国变得强大之前,占据领袖全球的独霸地位。它试图以高科技支持下的军事技术达到这一目标。近几年来,它已经制订了新的全球战略。它甚至准备抛弃它的一些老盟友。为此,它竟然不惜使用极其危险的战争边缘政策。这种边缘政策就是把对手逼到死角,要么投降,要么挨打。


它试图以这种边缘政策解决经济问题,甚至包括意识形态、价值和文化问题,来建立所谓全球"新秩序"。


所谓"恐怖主义"、所谓"邪恶国家"的概念,都是在政治上极其含混的概念。美国战略家提出这样一类概念,实际是在"反恐怖"、"反邪恶"的旗帜下(现在的重点似已不是"民主"、"自由"、"人权"),圈定了非常不确定(可以自动生成和扩大)的一系列潜在打击对象。


美国试图在国际司法实践中将国内法变成国际法,将全球化变成美国化,即美国领导下的全球经济政治一体化。但世人并非都是傻瓜。现在各国都已感到心惊胆战,怕惹火上身。结果美国在全球树敌。


在冷战(即第三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后,当人们尚未从企盼永久和平的梦想和安眠药中苏醒过来之前,人们突然惊恐地发现整个世界又一次被推到战争甚至核战争的危险边缘。所以,最近的柏林电影节重新推出新版的"大独裁者"是一个有趣的象征,也是颇为意味深长的。


9・11后的全球形势一度极为险恶。如果美国始终坚持目前这种边缘政策不变,那么在这个世纪的前50年可能触发核战危机,可能触发毁灭人类、毁灭文明的战争。(美国已宣布,取消对无核国不使用核武器的禁令)。


明眼人都看得出,在中东当前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实施的毁灭性打击,实际从一开始就是包涵在其预设战略之中的。沙龙主义就是以战争解决问题的主义,就是以强凌弱的军事强权恐怖主义。现在沙龙端出的不过是早已为阿拉法特准备好的一席"最后的晚餐"。


美国作为以色列的后盾和盟国,对此更是心知肚明的。但许多善良的人们还在等待美国出来主持公道,真是可悲之极。其实目前在巴勒斯坦发生的事,很象1931年9・18后在中国发生的事(当时中国也无望地期待"国联"来主持公道)。在以色列,那一波波绝望地走向自杀的人与被他们杀死的无辜者都是那样地令人悲悯!


在这个世纪之初发生这一系列事件是极其不祥的预兆。这个高科技的新世纪前景似乎并不令人鼓舞。全人类正不得不面对一个很难想象的"恐怖主义"未来。




问:抑或中美不可避免会爆发更大的冲击,甚至战争?如果是,潜在的引爆有哪些?


答:中国对美政策可以有三种选择:



(1)放弃防御,内外政策随美俯仰。则中国必会走上内乱和分裂之途,执政党会逐步失去政权。
(2)强制对抗,走军国主义的道路,闭关锁国备战。则中国将遭遇全球封锁,重新陷入禁锢状态。内部压力不可解决,最终也是毁灭。
(3)因此,中国政府力求避免与美冲突,防止关系破裂的方针,是明智的方针。此外,中国经济现在已参与到全球化中,中美之间,中国与各发达国和世界市场已具有相当紧密的利害联系。从战略上来讲,中美不发生直接冲突为上算。但是,人们也必须看到,在美国一方,确有主张及早用武力解决中国问题的一派(如赫尔姆斯参议员)。


我认为中国应全力维护和平。但千万不要忘记先古的教训:"国家虽强,好战必亡。国家虽安,忘战必危。"(《资治通鉴》卷15)中国对外永远不要主动言战。不妨持老聃之道,"我不敢进寸而敢退尺"。但另一方面,必须形成足够的国防和自卫实力,使任何潜在的对手们认识到,如果真的将中国逼上死角,发生军事冲突,就会付出极其巨大的代价。这是中国惟一的自存和求安之道。


从根本上看,中国未来的前途,将取决于能否作到这一点。




问:台湾的现政府正在推行一种"不宣而独"的渐进式政治路线,对此,你认为大陆采取何种对策为宜?


答:我个人认为,台湾问题已发展为一个涉及全球化中的大国战略的问题,其意义客观上已超出中国本国之内政及内战范围。它牵涉到在亚太地区的大国战略利益,正在形成复杂的多边战略角逐。故其未来前途,既非大陆单方面主动的政策调整所能决定,也不是台岛内"独派"或"统派"任何一方所能决定的。台湾问题正日益成为大国战略游戏中的一局博弈。由于中国目前处于战略相对弱势和守势之地位,台湾内部确有不宣而独以及通过公民投票推动台独的趋势。但这种趋势一旦极端化,会把中美关系逼上死角,使台海危机成为全球危机之焦点,会破坏美国的全球战略大局,至少目前的时间表不对。所以这种情况,在目前或短期内还不会发生。中国愈强,则愈不会发生。


我认为国家当前对台采取深化经济关系,冷却政治对峙,静观其变,蓄势待时的方针是极其明智的。




问:你对《中国可以说不》、《全球化的阴影下的中国之路》、《超限战》等书籍有何评价?


答:关于你谈的这几本书我知道,但我没有认真看过。我也不认识那些作者。刘宾雁曾说有的书是何新写的。他是恭维我。这一些书在国外的影响可能比在国内大。时下学风有戏谑、浮躁、轻率之弊。我怀疑其中有的书对其作者本来只是一种半游戏之作(所谓政治"戏说"而已)。引起外间如此关注,可能把作者们也吓了一跳。




问: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有哪些主要的价值取向和不同立场?你分别有什么评价?


答: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失落了自己的精神家园。"五四"以后激烈的反封建、反传统,以及西方势力和日本人的入侵,激发了一次又一次激进主义的大革命。这种"革命"最终在毛泽东发动的十年文化大革命中达到顶峰并走向自己的反面。


从上世纪初叶以至延续到八十年代,中国文明所固有的传统及其理性精神,发生了严重的破碎化("解构")。现代主流意识形态曾以斯大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精神支柱,但近二十年来这一支柱也已坍塌了。所以,中国当代的人文知识界一直处在巨大深刻的傍徨、困惑和重新探索中。人们在寻求新的价值体系。但是近十年来,在欧风美雨的东渐中,在对过去20年、100年以及5000年的深刻反思中,有一批人睁亮了眼睛,清醒过来了。如果这些人能在未来历史中形成养育出一种新的民族精神,这个民族和国家会是大有希望的。


我寄希望于更年轻的一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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