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长篇小说几种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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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2008年长篇小说几种态势
日期:2009-02-19 作者:岳 雯 来源:文学报

对于2008年的长篇小说创作,评论家们大多作出了“平淡”、“平稳”的断语。事实上,相对于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长篇小说依然延续了自2005年以来“长篇热”的惯性,在表面繁荣的轨道上兀自滑行。造成“繁荣”的原因,大概有如下几种:其一是文学内部的规律使然。新世纪以来,长篇被认为是最重要的文学体裁之一,是作家创作实力的展现,也是构成文学面貌的重要因素。其二是市场的推动。文学期刊外,文学出版有力地决定着文学发展图景。获得市场良好业绩的长篇小说被强力跟进,逐本叠加,长篇小说的商业价值被榨取到最大化。另外在网络文学领域,按字数收取阅读费用的运作方式也使创作者们极力扩张小说的长度。长篇小说几乎成了网络小说的唯一形态。其三是由此带来的写作方式问题。文学新人不再遵循传统的由短篇、中篇开始创作实践,在相当的积累后再涉足长篇小说创作的写作方式,而是一开始就选择了长篇或“小长篇”的形态,给“长篇热”的持续燃烧添柴加薪。然而,在一派欣欣向荣景象的背后,蕴含着评论界深刻的忧思。思想力的贫乏和艺术形式的不断后退与重复构成了评论界对当下长篇小说创作实践批评的主要声音,长篇小说的艺术水准被认为低于中短篇小说也并非偏激之词。所以,一边是创作的“繁荣”景象,一边是评论界的“平淡”反应,这一现象就在情理之中了。

2008年的长篇小说创作,也并非完全乏善可陈,总体而言,呈现出几种态势:一是较之于诗歌、纪实文学、散文等体裁,纵横捭阖的时代生活并未完全占领长篇小说。二是精神性重新回到了长篇小说。重新发现人,在想象中展开人生而为人的诸种可能性,不断拓展生活的边界成为作家们的精神追求。三是类型小说的形式要素逐渐渗透到长篇小说的创作中来。故事性、可读性成为创作者追求的指标之一。如何在借鉴类型小说形式的同时保持文学性是长篇小说创作者需要警醒的问题。

名家力作沉着精巧

该年度,许多重要作家都推出了自己的重要作品。继《我是太阳》《父亲是个兵》以后,邓一光用饱蘸个体生命经验的笔墨,写出了浩浩荡荡八十万言的《我是我的神》,称得上本年度艺术水准最高的长篇小说。毕飞宇的《推拿》勇敢地穿过我们习焉不察的生活,在狭小的格局里层层深入,将盲人世界的生存与生活、情感与伦理、光明与黑暗一一展现,获得了广泛称誉。严歌苓近年来创作高产,《一个女人的史诗》、《第八个寡妇》都有不俗反响,《小姨多鹤》同样致力于表现女人在宽阔世界和人生里的独特命运,强而有力的叙述力量使小说情感充沛,丰富深邃。对于精神向度的不断开拓成为这些小说的共同追求。

该年度,引起争议的长篇小说有阎真的《因为女人》和阎连科的《风雅颂》。《因为女人》细致描述了大学女生柳依依爱情理想逐渐幻灭的过程,“性别冲突”成为作家着力思考和探究的问题。小说一出,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有人认为,作者以“男性视角精细刻画了一类女性困境”,具有一种“片面的深刻”。也有人则认为,“作者以一种绝对和偏执的方式将本质赤裸裸地撕开、呈现……整体立意与构思就显出悬空与虚妄来。”小说探讨的观念还引发了不同性别读者的争议。《风雅颂》则是在知识分子领域掀起了轩然大波。评论界有人认为,作家“对大学体制环境和精神实质缺乏基本了解,对知识分子进行了肆意嘲弄、歪曲”。也有评论家对此表示宽容,认为:“小说从性的角度切入,单刀直入揭示当下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有其深刻、独到之处,而且反映了阎连科一贯直面现实社会的创作精神,这需要很大的勇气。”

2008年,值得注意的长篇小说还有:徐坤的《八月狂想曲》围绕奥运场馆建设问题引发的种种冲突,寄托了作者对“青春中国”的信念与期待。赵本夫的《无土时代》则在城市化、现代化高度发达的背景下落笔,塑造了热爱土地、眷恋自然的人物形象,思考重建人类精神家园的命题。凌力的《北方佳人》以宏大的历史眼光和细致精微的历史细节重建了一个鲜活生动的历史现场,铺陈故事,辨析历史,考察“朱明亡元,元帝北奔”以后,这个昔日强盛的民族是如何诊疗自己的灵魂,又是如何在泥沼中求得自己的生存。莫怀戚的《白沙码头》铺陈了一种浸染着码头性格的生活传奇,一种敢爱敢恨、自由潇洒的“麻辣性格”。方方的《水在时间之下》讲述了汉剧名伶“水上灯”跌宕起伏的一生。潘灵的《泥太阳》围绕信访局干部路江民出任泥太阳村新农村建设工作队指导员期间的作为为线索,几乎“全景式”地勾勒出新农村建设的方方面面。党益民《石羊里的西夏》描绘了党项人的西夏王国在蒙古铁骑下抗争图强、干戈不息、阳谋杀戮、血染大地,最终消失在历史深处的图景。

新锐作家探索创新

该年度,新锐作家也有不俗表现。他们或接续上世纪80年代文学传统,叩问存在意义的自我;或开掘个体生活经验,重温成长记忆;或回到民族历史、地域风格里寻找审美对象,令人惊喜。

吴玄的《陌生人》被认为是“塑造了属于中国的一个新的文学形象”。故事从何开来大学毕业以后讲起。和这个时代大多数人的选择不一样,何开来选择回到县城,“并不是想干什么,而是想什么都不干”。对于工作,他无甚追求;对待亲人,他漠不关心;哪怕是对待爱情,他也是疏离的。简单地说,不断逃离、不断后退构成了何开来的人生,也构成了小说的故事内核。吴玄通过这一形象探索的是人与自我分离、隔绝的问题。这是我们自身的问题,也是时代加诸在我们身上的病症。

严格说来,路内的小说《少年巴比伦》和《追随她的旅程》发表于2007年的《收获》。2008年小说出版,开始获得较大反响,因此将之列为本年度长篇小说的收获来谈。两部小说都以路小路为主人公,很容易被归入到成长小说序列。值得指出的是,路内接续了王小波的传统,在貌似调侃的叙述语调里,青春和忧伤散发出纯正的文学气味,因此有评论者认为,“小说里诗意充盈,又每每用狂欢的方式将叙述带离感伤的边缘。这种引而不发的饱满状态,是这种‘独特的感受世界的方式’的最大价值。”同为“70后”作家的金仁顺在该年的《收获》上发表了第一个“小长篇”《春香》。小说改写了《春香传》的思想内涵,对爱情的不信任与否定消解了传统故事中的肯定性力量,有其可观之处。

在青春书写的这一谱系中,出生于80年代以后的写作者也在不断提供新的想象资源和个体经验。具有媒体影响力的“80后”作家郭敬明、韩寒在本年度分别推出了自己的新作。其中郭敬明的《小时代》尤具新闻效应。郭敬明团队成员之一的七堇年在这一年也推出了新作《澜本嫁衣》,同样是讲述性格各异的两姐妹的人生经历。装帧漂亮,文字华丽,但作者明显缺乏生活经验和叙事技巧,导致内容和人物苍白乏力。在畅销的坦途上,“80后”的时尚文学之旅还能走多久,这是一个让人深思的问题。相比之下,颜歌要沉着一些。《五月女王》讲述了一个身体控制不住总在长高的女孩子袁青山的人生遭际,弥漫着上世纪80年代小镇的气味,隐隐透露着与《异兽志》一脉相承的美学趣味。

大众文学出奇推新

2008年被指认为网络文学发展的第十年。经过十年的迅速发展,网络文学已经成为中国文学中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占据了相当的图书市场份额,吸引了大众阅读的目光。正如陈建功所说,“网络文学不管对它已有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评价如何,它都已经不是一个幽灵,而是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又蕴藏着缺陷和矛盾的现实。”以《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一举成名的网络作家慕容雪村这年推出新作《原谅我红尘颠倒》,获得较高的关注度。

本土化的悬疑推理小说似乎是近几年才发展起来的新鲜事物,然而来势之猛,不容小觑。该年度,《藏地密码》《天机》等类型小说依然高居畅销书的榜单。蔡骏的《天机》系列是一部极具症候意义的中国式悬疑小说。故事在类型化小说里绝对有着举足轻重的位置。作者希望表现在面对困境的过程中,每一个人的生活、性格渐渐敞开,并由此决定了他们最后的命运。只是,这需要极高的技巧,人的线索和事的线索如何齐头并进,这是要好好琢磨的。

本土的悬疑推理小说似乎更热衷于“怪力乱神”。中国是一个鬼故事发达的国家,从《搜神记》、唐人传奇起,各种各样的妖仙鬼怪轮番上场,到《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不断有新的元素被添加到“鬼神”系列里。通俗的大众读物自然不能忽视这一集体心理沉淀,各种各样闻所未闻的诡异巫蛊之事大量充斥在小说中。此外,就目前的创作实际来看,悬疑推理小说缺乏相应的文化依托,显出“无根”状态。本年度职场类型小说风行一时,如《杜拉拉升职记》《浮沉》等。这类小说集合了外企结构、职场策略、励志精神、情感故事等诸多元素,受到大众的追捧。如何在保有阅读趣味的同时进一步提高类型小说的文学品质,是类型小说发展过程中所不能忽视的问题。

茅盾文学奖影响深远

该年度,长篇小说受到文学界乃至公众的高度瞩目,不得不归功于茅盾文学奖的影响。2008年11月2日,第七届茅盾文学奖颁奖典礼在浙江乌镇举行。本届茅盾文学奖评选范围是2003年至2006年间发表或出版的长篇小说。贾平凹的《秦腔》、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周大新的《湖光山色》、麦家的《暗算》四部长篇小说获奖。对此结果,评委们大多表示满意,认为“本届茅盾文学奖反映了当代文学的水平”。

在本届评奖过程中,麦家的获奖成为颇受关注的一个现象。对此,评论家李敬泽认为,“麦家获奖有两层突破性意义:第一是作家的层次与过去有所不同,以往获奖的都是些80年代成名的作家,而麦家是90年代出道、新生代作家的一个杰出代表,从麦家开始,文学创作力量将会有越来越多新的血液加入,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第二是在审美视域上的拓展。过去小说的审美品质都集中于现实主义或者写实主义,而麦家的小说则代表了一种独特的文学风貌。这也会促进未来文坛的创作面貌向更加多元的方向发展。”当然,也存在一些不同的声音。由此看来,本届茅盾文学奖的评选,并非仅仅为四部作品赋予了某种价值,更重要的是,它所彰显的价值观念和审美趣味,都将影响此后的长篇小说创作,影响一个时代的文学风气。

盘点2008年的长篇小说创作,在为个别精品力作感到欣喜的同时,也让人不禁担忧长篇小说创作的整体状况。如何坚守文学的理想与精神,沉潜到生活的内部,有效地把握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如何进一步丰富长篇小说的意义空间,参与当代人文精神的建构?如何在开掘中国经验的同时,提升长篇小说的艺术水准?这恐怕是每个文学从业者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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