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和民主
民 骐
（一）新权威主义还是民主主义
1989年初，在自由派知识分子的队伍中爆发了一场论战，论战双方分别是新权威派和所谓“民主派”。新权威派认为：“在目前条件下由一些强有力的领导人物强制性地推进现代化，比马上实行彻底的民主更为可行。……当务之急是使社会生活两重化，即经济上实行自由企业制，政治上实行集权制。”民主派则认为：“中国目前根本不具备‘新权威主义’赖以存在和发挥对经济自由化的促进作用的社会条件，……盲目地加强政治集权和政治对经济的干预，只能导致政治的腐败和经济的萎缩。”“经过经济改革的锻炼和近几年的民主启蒙，……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社会民主化已经成为当代不可阻挡的社会潮流。”（《新华文摘》1989年第4期，1－8）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会爆发这么一场论战呢？1989年，“改革”发展到了所谓“危机”阶段，很大一部分劳动群众对于现状已经到了忍耐的极限。自由派知识分子认识到：“改革的风险日积愈重。”在这种背景下，一部分自由派知识分子提出：中国需要“具有一定现代化意识及行为导向的政治、军事强人，采取强有力的铁腕手段，自上而下地推行其权威政治，从而稳定社会秩序。”在自由派知识分子看来，“历史的进步是要付出代价的，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的进程，必定会伴随着一个霉变、腐烂、死亡、新生的过程，不符合现代化要求的一切旧的社会存在，终将被抛弃。”（《新华文摘》1989年第4期，6）自由派知识分子俨然站在历史进步的立场上，热烈地呼唤朝气蓬勃的“现代化”力量，无情地扫荡一切腐朽龌龊的旧势力。
所谓“现代化”，无非是“资本主义化”，也就是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过渡。在英国，是靠了专制君主的血腥法令，才迫使英国的下层劳动人民逐渐屈服于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要求”。在中国，正如R・史密斯所说：
资本主义社会财产关系今天要在中国取得统治地位，就必须剥夺工人的就业保障权、子女顶替权、住房权、医疗保险权，还必须取消维持工人生活必不可少的补贴－一句话，打破“铁饭碗”。只有打破“铁饭碗”，才能使工人听从资本主义剥削的摆布。
所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必然地、不可避免地要遇到一亿城市工人阶级的坚决抵制，只有经过重大的和残酷的斗争，直至斗争的一方被完全打垮，才能决定到底是谁“终将被抛弃”。所谓“议会民主制”显然难以完成如此重大的斗争任务。新权威派指出：“掌握在软弱无能者手中的民主制度，在维持秩序、维持正常生活和经济繁荣方面，往往缺乏能力。”（《新华文摘》1989年第4期，2）英国的资产阶级只有借助“血腥法令”才能使无产阶级听从资本主义剥削的摆布。任何一个国家，在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过渡的过程中，都只有用暴力摧毁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抵抗，才能扫清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哈耶克说，市场经济是自发形成的，而计划经济是人为设计的。事实恰恰相反，“现代市场经济”在它诞生的每一个地方都是靠人为的力量创造出来的，而且每次都是借助于暴力无情地践踏绝大多数人的基本权利。自由派知识分子为之心潮澎湃的所谓“霉变、腐烂、死亡、新生的过程”，无非是一个以暴力践踏绝大多数人基本权利的过程。这就是这帮知识分子老爷们所谓的“进步”、所谓的“自由”。自由派知识分子一方面认识到，在所谓“现代化早期阶段”，“中产阶级力量脆弱”、“民主意识贫乏”，“现代化发展不得不求助于强大的国家力量：通过强人政治的有效统治，来维持整个社会发展的发育、壮大，创造一个比较稳定的社会环境。”（这里，“中产阶级”应读作“资产阶级”）另一方面，又顾虑重重，唯恐新权威主义“退回到更为保守落后的传统主义”：
在意识形态上，新权威主义往往借助传统的价值体系，以作为凝聚社会精神的支撑点。而传统的价值体系，在思维及心理上具有强烈的专制导向的暗示性，它暗示着权力的集中与个人崇拜。其次，新权威主义强调强权政治，追求权力的个人化而又缺乏有力的监督，由此产生的便是权力与政治的腐化。（《新华文摘》1989年第4期，2－3）
对于中产阶级来说，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过渡，对它意味着直接的、重大的物质利益（知识升值）。所以它倾向于支持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切政治制度，包括“强人政治”。但是，中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的后备军，又要求统治阶级在选拔自己的接班人时能实行一种比较 “公平”的竞争制度，为中产阶级创造更多的进入统治阶级的机会。所以，他们又非常害怕 “权力的个人化”会把自己排斥在政治权力之外，“强人政治对知识分子有一种本能的反感与冷淡”。新权威派与民主派的论战，正是反映了在中国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导致社会矛盾全面激化这一重大危机关头，中产阶级及其在政治上的代表－自由派知识分子进退维谷、无所适从的尴尬处境。
（二）资本主义民主小史
资产阶级学者经常向人们灌输一个神话：资本主义和民主是天生的一对双胞胎。“资本主义的天然逻辑导致政治民主，因为没有政治自由的经济自由从本质上讲是不巩固的。经济上获得自由的公民很快就要求有政治自由和政治民主。”（《边缘》，5）如果说，“经济自由”导致“政治自由”，那么如果社会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合乎逻辑的结论便是，只有这少数人才有“经济自由”，因而才有“政治自由”，而大多数人只能是既没有“经济自由”也没有“政治自由”。所以，早在启蒙时代，当时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就认识到，民主制度决不是资本主义理想的政治制度。孟德斯鸠认为，共和政体容易导致“极端平等”，甚至会形成许多造反的“小暴君”，权力主要应由贵族和资产阶级来掌握，社会地位低微的人不应享有选举权，因为“人民是完全不适宜于讨论事情的”。美国联邦党人汉密尔顿认为，人民群众是“没有判断力的”， “强横的和反复无常的”，终日受人欺骗，常犯错误，是不可信、不可靠的；而富人和出自名门的人，虽然是少数，却富有知识才能，只有这些人在政治上享受特殊的永久地位，才能 “遏制民主政治的轻举妄动”。（何汝璧和伊承哲，207，231）1787年美国宪法完全是根据联邦党人的思想制定的，查尔斯・A・比尔德在分析这部宪法时认为：
他们的主要思想就是要从根基上，也就是在政府各部门的政治权力的来源上，分散侵犯的力量……借以抗衡麦迪逊所谓的“利益一致的压倒的多数”……在政府各主要部门里，没有两个部门是出自同一来源的。众议院是从各州认为可以享有公民权的人民大众产生的。参议院则由各州的议会选举－在1787年，各州议会几乎一律定有财产的限制，惟参众两院议员的限制有所区别。总统由依照选举议员的方法产生出来的总统选举人选举，并不由一般的选民直接选举。法官由总统和参议院委任……政府各部门的任期截然不同，因而不能一举而完全改组政府。众议院任期两年；参议院任期六年，但每两年要改选三分之一。总统任期四年，最高法院的法官终身任职。因而十八世纪的法学家所谓的“人民的猖狂”不但受到了限制，不能够凭直接选举为所欲为，而且就算他们能够冲破总统和参院的间接选举的障碍，……他们也得经过六年的期间。最后，这里还有一种司法的钳制，这种力量只有凭借需要时间的委任权力或经过麻烦的修正制度的手续，才能够加以操纵。实际上，整个结构的关键就在于司法的钳制制度－这可说是美国人的政治天才对于政治学所提供的最卓越的贡献。……授予最高法院裁定国会立法是否符合宪法的权力，……《联邦党人文集》的作者无疑是持有这种主张，而且认为这是一个高超的原则……。
自由派知识分子一说起民主，似乎就是美国式的民主，三权分立、两院制等似乎都是民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实际上，美国宪法之所以规定三权分立、两院制，根本不是为了民主，恰恰是为了限制民主。比尔德指出：“这种制度的经济意义是：有产者利益集团凭其卓越的力量和知识，可以在必要时获得有利的立法，同时又可不受国会里的多数的控制。”如果承认一切权力属于人民，那么为什么由人民代表组成的议会，还要受其它权力的制约呢？有必要指出，1787年在美国，有四个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社会集团被剥夺了公民权：（1）奴隶；（2）契约仆役；（3）根据州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财产标准而无投票资格的多数男子；（4）被剥夺公民权而遭受法律歧视的妇女。据比尔德估计，当时只有不到六分之一的成年男子投票赞成宪法，美国宪法根本不象资产阶级学者所说的是什么“全民的创造”。资本主义的天然逻辑决不是导致民主。作为一种少数人压迫多数人的社会制度，压迫者怎么能不害怕被压迫者起来造反呢？，又怎么能不镇压被压迫者的造反呢？如果没有其它力量的妨碍，如果听凭资本主义的逻辑不受限制地自由发展，只能导致少数上层精英对绝大多数人民的专政。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给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但是却没有给绝大多数人民带来民主权力。在这次革命中，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平等派主张废除由贵族组成的上议院，建立由人民普选产生的、没有财产资格限制的一院制议会共和国。结果，克伦威尔镇压了平等派，建立了个人独裁政权。1688年光荣革命后，直到1885年实行男子普选权，在长达200年的时间里，英国始终是少数上层精英专政，广大人民群众根本没有民主权力。1832年议会改革以前，有选举权的公民只占总人口的三十二分之一。1832年议会改革使选民人数由50万人增加到87.3万人，也只占总人口的二十二分之一。英国广大人民群众从来没有停止过争取民主的斗争。工业革命以后，工人阶级的队伍不断壮大。工人阶级参加民主斗争以后，民主力量才得以不断发展。1819年，曼彻斯特工人集会，要求政治改革，政府派兵镇压，打死打伤数百人。1838年5月，英国工人阶级宪章运动开始，各地工人群众纷纷集会、游行，要求普选权。1839年5月，宪章派向国会递交有125万人签名的请愿书。7月，国会否决了请愿书，政府下令禁止群众集会，逮捕宪章派领袖。1841年5月，宪章派再次向国会递交有330万人签名的请愿书，又被否决。全国工人举行大罢工，政府大举镇压，逮捕1500人。1848年5月，宪章派在伦敦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向国会递交有500多万人签名的请愿书。国会以“许多签名系伪造”为由否决了请愿书，政府逮捕了宪章派领袖。在工人阶级长期斗争的压力下，1867年英国实行第二次议会改革，选民人数由135.9万人增加到245.5万人，当时英国有成年居民1600万人，仍有1300多万人被剥夺了选举权。直到1885年，才实行男子普选权，又过了60多年，到1948年英国妇女才获得选举权。（刘宗绪，218－219，299，333－334）英国的政治史说明，资本主义决不可能自动带来民主，相反，资本主义恰恰要求压制绝大多数人民的民主要求，维护少数上层精英的专政。只有经过无产阶级和其他被压迫人民持久的、顽强的斗争之后，资本主义才不得不接受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制度。其它西方国家的政治史也完全能证明这一点。法国在1793年大革命时期就宣布了普选权的原则。拿破仑上台以后实行军事专制，废除了议会民主制度。1815年波旁王朝复辟，实行金融贵族专政，整个法国只有三十万人有选举权。1848年二月革命以后，在工人阶级的压力下，第二共和国实行普选制。1850年5月，制宪议会为防止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执政，取消普选权。直到第三共和国时期，法国才确立了男子普选权。直到1944年，法国妇女才得到选举权。意大利1870年实行君主立宪制，1919年才实行男子普选权，1945年妇女才得到选举权。瑞典 1814年就有了第一部宪法，到本世纪初才实行男子普选权。（杨祖功和顾俊礼，58，66－67）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史说明，在历史上，现代民主根本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要求，而是无产阶级和其他被压迫人民与资本主义压迫势力长期斗争赢得的成果。因此，民主本身就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民主能不能存在，能不能巩固，因而也只能取决于阶级斗争的客观形势。现代资本主义民主，不过是以往阶级力量对比的反映，它不是，也不可能是民主发展的顶峰，而只能是如列宁所说的，“残缺不全的民主”。
（三）依附性发展和民主
资本主义既然是一种压迫制度，那么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民主就只能在十分狭窄的范围内存在。一方面，被压迫人民的力量要足够强大，使统治阶级不得不接受某种形式的民主；另一方面，被压迫人民的力量又不能太强大，以至于超出了资本主义可以容纳的界限。那么，在依附性资本主义条件下，民主存在的界限就更狭窄，民主存在的基础也更脆弱。依附性资本主义的发展建立在向世界资本主义提供充足的廉价劳动力的基础上。但是，单纯凭自由市场的自发作用，显然不能长期把劳动力价格压低到依附性资本主义积累所必要的水平。只有借助政治暴力，系统地摧毁工人阶级的战斗力，才能持久地压低劳动力价格，维持一支数量充足、价格低廉的劳动力队伍，依附性资本主义才可能发展。托马斯・韦斯科普夫指出：
外国资本家和本国资本家都往往把强大的独裁政权视为今天外围地区政治和经济稳定的最大希望所在。第三世界许多地区的工人战斗性不断加强，公众对于扩大分配经济利益的要求与日俱增，以及革命运动开始形成和活跃起来。在这种背景下，政治镇压看来往往是保证劳动力愿意在保障投资获得高额利润的工资水平下驯服地干活的最可靠手段。在资本主义中心国家，资产阶级民主可以起重要的合法作用而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利益并无严重威胁。但是，在资本主义外围国家，民主往往阻碍资本积累的过程。（韦斯科普夫，“帝国主义和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见威尔伯）
八十年代，在第三世界一些国家，出现了所谓“民主化”浪潮。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据此认为：“搞强权政治、新权威主义是行不通的。……时代不同了，现在不是30年代，也不是50年代，现在的趋势是民主。”（《经济学动态》1993年第7期，45）自由派知识分子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导致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力量发展壮大，他们在经济上取得统治地位以后，必然不满足于政治上的无权状态，从而要求政治上有相应的统治地位，从而最终走上民主化的道路。在依附性资本主义社会，一方面，中产阶级（有时还有私人资产阶级）作为政治上无权的特权阶级，必然要求有与其社会经济地位相称的政治权力，要求与统治阶级分享统治权，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可以成为一支民主力量。但是，中产阶级和私人资产阶级，作为依附性资本主义的特权阶级、既得利益者，又必然要求维护依附性资本主义的压迫秩序，因而必然要求镇压被压迫人民的反抗。在这个意义上，中产阶级和私人资产阶级就是反民主力量。所以，资本主义的发展，决不是象自由派知识分子想象的那样，只须经过一番简单推导，就得出民主化的结论。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取决于统治阶级、中产阶级、被压迫人民三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见表5.1）
表5.1 依附性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力量对比和政治类型的关系示意表
被压迫人民* 中产阶级* 统治阶级* 政治类型
I 强 强 弱 ?
案例:"人民联盟"政府时期的智利;现在的前苏联、东欧.
II 强 弱 强 资本主义独裁
案例:八十年代中期以前的韩国、拉丁美洲;1979年以来的中国
III 强 弱 强 社会主义革命
案例:俄国、中国、古巴革命.
IV 弱 强 强 ?
案例:1911-1924年的中国.
V 弱 强 弱 资本主义民主
案例:八十年代中期以来的台湾、韩国和拉丁美洲.
VI 弱 弱 强 资本主义独裁
案例:八十年代中期以前的台湾.
*被压迫人民,一般是无产阶级和农民;中产阶级,有时也可以是中产阶级和私人资产阶级的联盟;统治阶级,一般是官僚资产阶级,有时也有私人资产阶级参加.
如果被压迫人民的力量强大到依附性资本主义的积累无法进行的地步，那么社会的发展方向，就首先取决于统治阶级和被压迫人民之间的力量对比，依二者力量对比之不同，分别出现情形II或情形III。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或者统治阶级以独裁统治打垮被压迫人民的反抗力量，或者被压迫人民以革命打倒统治阶级，没有别的出路。情形I必然是过渡性的。如果被压迫人民的力量以及 强大到依附性资本主义积累无法正常进行的地步，却没有强大到足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决定社会发展的方向，而统治阶级又无力恢复“秩序”，这时就出现情形I，而中产阶级也就成了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社会发展的前途捉摸不定，取决于阶级斗争的最后结局。如果被压迫人民的力量不足以对依附性资本主义积累构成威胁，那么社会的政治类型就取决于统治阶级和中产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依这一对比的变化分别出现情形IV－VI。当中产阶级占优势的时候，统治阶级又无法照旧统治下去了，就具备了“资本主义民主”的条件。八十年代第三世界一些国家的“民主化”便属于这种情况。其中，台湾的资本主义长期顺利发展，因而私人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的实力日益壮大，最终迫使统治阶级不得不实行“民主”，让出一部分统治权。这是经典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模式，也正是自由派知识分子所设想的那种“民主化”道路。但是，这条道路对于情形V中的大多数国家，特别是拉丁美洲并不适用（韩国介于拉丁美洲和台湾之间）。拉丁美洲的“民主化”并不是建立在资本主义顺利发展的基础上，而是由于依附性资本主义积累陷入了严重危机，统治阶级在政治上几乎完全破产，严重丧失合法性，被迫改变统治形式。但是，拉丁美洲为什么没有走向情形III或情形I，而是走向情形V呢？显然，如果没有过去二十多年的军事独裁统治，就不能严重地削弱被压迫人民的力量，而如果不是严重地削弱了被压迫人民的力量，依附性资本主义就克服不了如此深刻的危机，在资本主义范围内也就谈不上什么民主化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过去的独裁统治，就没有今天拉丁美洲的“民主化”，今天的“民主化”正是独裁的产物。因此，这种“民主化”必然是极其脆弱的，它没有内在的生命力，自己不能保障自己的生存。既然它现在的生存条件是独裁统治创造的，那么一旦这种条件失去的时候，它除了重新求助于独裁统治以外，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可想呢？综上所述，“民主”并非如自由派知识分子所说是依附性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趋势”，而充其量不过是六种可能情形中之一种罢了。最主要的是要看到，片面的政治“民主”解决不了依附性资本主义社会任何一个根本问题，尤其解决不了依靠廉价劳动力发展资本积累这个根本问题。各个依附性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市场上竞争的结果，必然导致争相压低劳动力价格，如前所述，这就必须借助政治暴力。否则，坐等市场调节，只能在竞争中被动挨打。既然依附性资本主义的一般规律没有因“民主化”而发生任何变化，那么“民主化”赖以存在的条件显然只能是偶然的、暂时的。所以，“民主化”没有、也不可能消灭新的独裁统治的危险。相反，这种“民主化”，由于它坚持依附性资本主义的压迫秩序，也就为新的独裁统治准备了条件，同时也就为新的革命准备了条件。
（四）腐败问题和社会动乱
有些自由派知识分子认为，没有政治民主，中国就不能发展资本主义。他们说：“政治体制改革应当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步进行……当经济体制改革进展到一定阶段时，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跟上，否则将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障碍……”（《经济学动态》1993年第7期，45）
有人以所谓的“四小龙”为范例，认为单纯的经济改革是可行的，殊不知“四小龙”本来就是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经济起飞并无体制方面的阻力。而中国大陆首先碰到的是经济体制改革问题。在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如果没有政治上的民主，政权和官员受不到广大人民和独立舆论的监督，必然“官倒”猖獗，腐败成风，社会矛盾必然日益激化，以致不可收拾。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早在100多年前就说过：“权力趋向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这是历史的铁律，谁也逃脱不了。不受人民监督的政权，必然腐败；而腐败和官倒是人民无法容忍的，它们是社会动乱的根源和催化剂。”（许良英）
消灭腐败，并不等于铲除压迫。腐败，在一个压迫社会中，只不过是说它违反了压迫社会本身的压迫规则。对于广大被压迫人民来说，一个没有腐败的压迫社会决不比一个腐败的压迫社会更人道。但是，难道能够设想，一个置绝大多数人民于被压迫地位的社会，能让它的官僚机器受到广大人民的有效监督吗？难道能够设想，一个允许少数人依法掠夺多数人的社会，竟能有效地防止某些人不按法律程序进行掠夺吗？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可爱之处，在于他们既想要资本主义，又不想要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的祸害。一个压迫社会，不论它采取怎样的政治形式，都不可能真正解决腐败问题，专制政体如此，民主政体也如此。1993年意大利的政治丑闻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实际上，意大利的政治腐败，早已是妇孺皆知，时至今日才曝光，而且牵涉整个统治集团，足见“民主”解决腐败问题的功效了。新权威派抨击民主派浪漫天真，认为过早实行民主会导致腐败泛滥、经济停滞；民主派又抨击新权威派富于幻想，认为搞新权威主义“只能导致政治的腐败和经济的萎缩”。实际上，通观世界上的依附性资本主义国家，无论实行专制政体还是民主政体，有哪个比较好地解决了腐败问题，或者哪怕是发现了一条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呢？有没有解决腐败问题的办法呢？有的，那就是自由派知识分子最害怕的“多数暴政”。只有靠“多数”，才能够解决问题。只有通过人民大革命，打倒压迫阶级的统治，才能使人民群众的政治积极性真正地高涨起来，才谈得上对政府进行有效的监督。照自由派知识分子的逻辑，只要压迫者按照规则进行压迫，实行Fair Play，被压迫人民就会安然接受压迫，“经济体制改革”就可以顺利进行，“社会矛盾”也就不会激化、不会“不可收拾”，压迫社会也就平安无事了。有腐败也罢，没有腐败也罢，资本主义的发展客观上要求在短时期内在少数人手中积聚巨额财富，这就必然要求少数人掠夺多数人。独立战争以后，杰弗逊目睹多数少数人发财致富、大批小生产者破产失业的社会状况，遣责资本主义是 “把社会上大多数人变成贫穷的自动机器”。（何汝璧和伊承哲，207）为了反抗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在美国，有杰弗逊为首的民主派和汉密尔顿为首的反民主派（联邦党人）之间的斗争；在英国，有平等派和长老派、独立派之间的斗争，民主派、平等派都是代表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利益，奋起反抗资本主义的压迫势力。资本主义要发展，要掠夺多数人，就必须粉碎这些反抗力量，这只有靠暴力、靠专制，而不是靠民主。中国要发展资本主义，也不可能回避这个问题，既要掠夺人民大众，又要人民大众自由地、民主地接受掠夺，这可能吗？“六四”事件，镇压了人民的反抗力量，从政治上为中国走上依附性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准备了条件。但是，依附性资本主义建立在残酷剥削、压榨中国的新无产阶级的基础上，又建立在广大农民贫困化的基础上，因而就建立在绝大多数中国人民贫困化的基础上。然而，在一个曾经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在一个人人平等的观念、剥削压迫可耻的观念深入人心的国家，人民就更加无法容忍被压迫的命运，就更加敢于起来与一切形式的压迫做斗争。这才是真正的“社会动乱的根源和催化剂”。新权威主义认识到，中国要发展资本主义，特别是依附性资本主义，决不可能一帆风顺，必然遭到绝大多数人民的反抗，只有用政治暴力才能给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从这点来说，新权威派比民主派更高明，也更诚实。值得注意的是，向来标榜与新权威主义势不两立的杜钢建先生最近也撰文宣称：“中国的政治改革只能一步一步走。一个连法治局面都未实现的国家当然不能对之寄予过高的希求。”杜钢建先生认为，要注意“区别自由和民主”，不要“将自由问题混同于民主问题对待”。在他看来，新权威主义的过错不是“不要民主”，而是“不仅不要民主，而且不要自由”。有意思的是，“不要民主”的“自由”是什么样的“自由”呢？杜钢建先生认为，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困境在于“在理论上只看到民治和专制，在现实中又必须面对立宪需要”，结果，“要末选择民主政治，要末选择集权专制。”然而，“民治”， “不能对之寄予过高的希求”；“专制”，“结果是经济落后，文化贫困，国民素质下降，出路只能是‘第三种选择’：变换一个角度，抓住自由人权不放，将自由人权作为宪政的核心任务。。ā侗咴怠罚?0－12）“不要民主”的“宪政”，“不要民主”的“自由人权”，这不是新权威主义的“开明专制”又是什么？ “不能对之寄予过高的希求”的当然不是中国人民，而是资本主义。一个国家要发展，归根到底，靠的是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首创精神。所以，一个民主的社会，一个绝大多数人民掌握了自己命运的社会，可以唤起人民群众几乎无穷的智慧和能量。民主，只要不是那种专门用来掩饰压迫社会疮疤的“民主”，就决不是发展的障碍，而是发展最有力的推动力。
民 骐
（一）新权威主义还是民主主义
1989年初，在自由派知识分子的队伍中爆发了一场论战，论战双方分别是新权威派和所谓“民主派”。新权威派认为：“在目前条件下由一些强有力的领导人物强制性地推进现代化，比马上实行彻底的民主更为可行。……当务之急是使社会生活两重化，即经济上实行自由企业制，政治上实行集权制。”民主派则认为：“中国目前根本不具备‘新权威主义’赖以存在和发挥对经济自由化的促进作用的社会条件，……盲目地加强政治集权和政治对经济的干预，只能导致政治的腐败和经济的萎缩。”“经过经济改革的锻炼和近几年的民主启蒙，……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社会民主化已经成为当代不可阻挡的社会潮流。”（《新华文摘》1989年第4期，1－8）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会爆发这么一场论战呢？1989年，“改革”发展到了所谓“危机”阶段，很大一部分劳动群众对于现状已经到了忍耐的极限。自由派知识分子认识到：“改革的风险日积愈重。”在这种背景下，一部分自由派知识分子提出：中国需要“具有一定现代化意识及行为导向的政治、军事强人，采取强有力的铁腕手段，自上而下地推行其权威政治，从而稳定社会秩序。”在自由派知识分子看来，“历史的进步是要付出代价的，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的进程，必定会伴随着一个霉变、腐烂、死亡、新生的过程，不符合现代化要求的一切旧的社会存在，终将被抛弃。”（《新华文摘》1989年第4期，6）自由派知识分子俨然站在历史进步的立场上，热烈地呼唤朝气蓬勃的“现代化”力量，无情地扫荡一切腐朽龌龊的旧势力。
所谓“现代化”，无非是“资本主义化”，也就是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过渡。在英国，是靠了专制君主的血腥法令，才迫使英国的下层劳动人民逐渐屈服于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要求”。在中国，正如R・史密斯所说：
资本主义社会财产关系今天要在中国取得统治地位，就必须剥夺工人的就业保障权、子女顶替权、住房权、医疗保险权，还必须取消维持工人生活必不可少的补贴－一句话，打破“铁饭碗”。只有打破“铁饭碗”，才能使工人听从资本主义剥削的摆布。
所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必然地、不可避免地要遇到一亿城市工人阶级的坚决抵制，只有经过重大的和残酷的斗争，直至斗争的一方被完全打垮，才能决定到底是谁“终将被抛弃”。所谓“议会民主制”显然难以完成如此重大的斗争任务。新权威派指出：“掌握在软弱无能者手中的民主制度，在维持秩序、维持正常生活和经济繁荣方面，往往缺乏能力。”（《新华文摘》1989年第4期，2）英国的资产阶级只有借助“血腥法令”才能使无产阶级听从资本主义剥削的摆布。任何一个国家，在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过渡的过程中，都只有用暴力摧毁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抵抗，才能扫清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哈耶克说，市场经济是自发形成的，而计划经济是人为设计的。事实恰恰相反，“现代市场经济”在它诞生的每一个地方都是靠人为的力量创造出来的，而且每次都是借助于暴力无情地践踏绝大多数人的基本权利。自由派知识分子为之心潮澎湃的所谓“霉变、腐烂、死亡、新生的过程”，无非是一个以暴力践踏绝大多数人基本权利的过程。这就是这帮知识分子老爷们所谓的“进步”、所谓的“自由”。自由派知识分子一方面认识到，在所谓“现代化早期阶段”，“中产阶级力量脆弱”、“民主意识贫乏”，“现代化发展不得不求助于强大的国家力量：通过强人政治的有效统治，来维持整个社会发展的发育、壮大，创造一个比较稳定的社会环境。”（这里，“中产阶级”应读作“资产阶级”）另一方面，又顾虑重重，唯恐新权威主义“退回到更为保守落后的传统主义”：
在意识形态上，新权威主义往往借助传统的价值体系，以作为凝聚社会精神的支撑点。而传统的价值体系，在思维及心理上具有强烈的专制导向的暗示性，它暗示着权力的集中与个人崇拜。其次，新权威主义强调强权政治，追求权力的个人化而又缺乏有力的监督，由此产生的便是权力与政治的腐化。（《新华文摘》1989年第4期，2－3）
对于中产阶级来说，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过渡，对它意味着直接的、重大的物质利益（知识升值）。所以它倾向于支持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切政治制度，包括“强人政治”。但是，中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的后备军，又要求统治阶级在选拔自己的接班人时能实行一种比较 “公平”的竞争制度，为中产阶级创造更多的进入统治阶级的机会。所以，他们又非常害怕 “权力的个人化”会把自己排斥在政治权力之外，“强人政治对知识分子有一种本能的反感与冷淡”。新权威派与民主派的论战，正是反映了在中国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导致社会矛盾全面激化这一重大危机关头，中产阶级及其在政治上的代表－自由派知识分子进退维谷、无所适从的尴尬处境。
（二）资本主义民主小史
资产阶级学者经常向人们灌输一个神话：资本主义和民主是天生的一对双胞胎。“资本主义的天然逻辑导致政治民主，因为没有政治自由的经济自由从本质上讲是不巩固的。经济上获得自由的公民很快就要求有政治自由和政治民主。”（《边缘》，5）如果说，“经济自由”导致“政治自由”，那么如果社会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合乎逻辑的结论便是，只有这少数人才有“经济自由”，因而才有“政治自由”，而大多数人只能是既没有“经济自由”也没有“政治自由”。所以，早在启蒙时代，当时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就认识到，民主制度决不是资本主义理想的政治制度。孟德斯鸠认为，共和政体容易导致“极端平等”，甚至会形成许多造反的“小暴君”，权力主要应由贵族和资产阶级来掌握，社会地位低微的人不应享有选举权，因为“人民是完全不适宜于讨论事情的”。美国联邦党人汉密尔顿认为，人民群众是“没有判断力的”， “强横的和反复无常的”，终日受人欺骗，常犯错误，是不可信、不可靠的；而富人和出自名门的人，虽然是少数，却富有知识才能，只有这些人在政治上享受特殊的永久地位，才能 “遏制民主政治的轻举妄动”。（何汝璧和伊承哲，207，231）1787年美国宪法完全是根据联邦党人的思想制定的，查尔斯・A・比尔德在分析这部宪法时认为：
他们的主要思想就是要从根基上，也就是在政府各部门的政治权力的来源上，分散侵犯的力量……借以抗衡麦迪逊所谓的“利益一致的压倒的多数”……在政府各主要部门里，没有两个部门是出自同一来源的。众议院是从各州认为可以享有公民权的人民大众产生的。参议院则由各州的议会选举－在1787年，各州议会几乎一律定有财产的限制，惟参众两院议员的限制有所区别。总统由依照选举议员的方法产生出来的总统选举人选举，并不由一般的选民直接选举。法官由总统和参议院委任……政府各部门的任期截然不同，因而不能一举而完全改组政府。众议院任期两年；参议院任期六年，但每两年要改选三分之一。总统任期四年，最高法院的法官终身任职。因而十八世纪的法学家所谓的“人民的猖狂”不但受到了限制，不能够凭直接选举为所欲为，而且就算他们能够冲破总统和参院的间接选举的障碍，……他们也得经过六年的期间。最后，这里还有一种司法的钳制，这种力量只有凭借需要时间的委任权力或经过麻烦的修正制度的手续，才能够加以操纵。实际上，整个结构的关键就在于司法的钳制制度－这可说是美国人的政治天才对于政治学所提供的最卓越的贡献。……授予最高法院裁定国会立法是否符合宪法的权力，……《联邦党人文集》的作者无疑是持有这种主张，而且认为这是一个高超的原则……。
自由派知识分子一说起民主，似乎就是美国式的民主，三权分立、两院制等似乎都是民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实际上，美国宪法之所以规定三权分立、两院制，根本不是为了民主，恰恰是为了限制民主。比尔德指出：“这种制度的经济意义是：有产者利益集团凭其卓越的力量和知识，可以在必要时获得有利的立法，同时又可不受国会里的多数的控制。”如果承认一切权力属于人民，那么为什么由人民代表组成的议会，还要受其它权力的制约呢？有必要指出，1787年在美国，有四个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社会集团被剥夺了公民权：（1）奴隶；（2）契约仆役；（3）根据州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财产标准而无投票资格的多数男子；（4）被剥夺公民权而遭受法律歧视的妇女。据比尔德估计，当时只有不到六分之一的成年男子投票赞成宪法，美国宪法根本不象资产阶级学者所说的是什么“全民的创造”。资本主义的天然逻辑决不是导致民主。作为一种少数人压迫多数人的社会制度，压迫者怎么能不害怕被压迫者起来造反呢？，又怎么能不镇压被压迫者的造反呢？如果没有其它力量的妨碍，如果听凭资本主义的逻辑不受限制地自由发展，只能导致少数上层精英对绝大多数人民的专政。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给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但是却没有给绝大多数人民带来民主权力。在这次革命中，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平等派主张废除由贵族组成的上议院，建立由人民普选产生的、没有财产资格限制的一院制议会共和国。结果，克伦威尔镇压了平等派，建立了个人独裁政权。1688年光荣革命后，直到1885年实行男子普选权，在长达200年的时间里，英国始终是少数上层精英专政，广大人民群众根本没有民主权力。1832年议会改革以前，有选举权的公民只占总人口的三十二分之一。1832年议会改革使选民人数由50万人增加到87.3万人，也只占总人口的二十二分之一。英国广大人民群众从来没有停止过争取民主的斗争。工业革命以后，工人阶级的队伍不断壮大。工人阶级参加民主斗争以后，民主力量才得以不断发展。1819年，曼彻斯特工人集会，要求政治改革，政府派兵镇压，打死打伤数百人。1838年5月，英国工人阶级宪章运动开始，各地工人群众纷纷集会、游行，要求普选权。1839年5月，宪章派向国会递交有125万人签名的请愿书。7月，国会否决了请愿书，政府下令禁止群众集会，逮捕宪章派领袖。1841年5月，宪章派再次向国会递交有330万人签名的请愿书，又被否决。全国工人举行大罢工，政府大举镇压，逮捕1500人。1848年5月，宪章派在伦敦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向国会递交有500多万人签名的请愿书。国会以“许多签名系伪造”为由否决了请愿书，政府逮捕了宪章派领袖。在工人阶级长期斗争的压力下，1867年英国实行第二次议会改革，选民人数由135.9万人增加到245.5万人，当时英国有成年居民1600万人，仍有1300多万人被剥夺了选举权。直到1885年，才实行男子普选权，又过了60多年，到1948年英国妇女才获得选举权。（刘宗绪，218－219，299，333－334）英国的政治史说明，资本主义决不可能自动带来民主，相反，资本主义恰恰要求压制绝大多数人民的民主要求，维护少数上层精英的专政。只有经过无产阶级和其他被压迫人民持久的、顽强的斗争之后，资本主义才不得不接受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制度。其它西方国家的政治史也完全能证明这一点。法国在1793年大革命时期就宣布了普选权的原则。拿破仑上台以后实行军事专制，废除了议会民主制度。1815年波旁王朝复辟，实行金融贵族专政，整个法国只有三十万人有选举权。1848年二月革命以后，在工人阶级的压力下，第二共和国实行普选制。1850年5月，制宪议会为防止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执政，取消普选权。直到第三共和国时期，法国才确立了男子普选权。直到1944年，法国妇女才得到选举权。意大利1870年实行君主立宪制，1919年才实行男子普选权，1945年妇女才得到选举权。瑞典 1814年就有了第一部宪法，到本世纪初才实行男子普选权。（杨祖功和顾俊礼，58，66－67）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史说明，在历史上，现代民主根本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要求，而是无产阶级和其他被压迫人民与资本主义压迫势力长期斗争赢得的成果。因此，民主本身就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民主能不能存在，能不能巩固，因而也只能取决于阶级斗争的客观形势。现代资本主义民主，不过是以往阶级力量对比的反映，它不是，也不可能是民主发展的顶峰，而只能是如列宁所说的，“残缺不全的民主”。
（三）依附性发展和民主
资本主义既然是一种压迫制度，那么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民主就只能在十分狭窄的范围内存在。一方面，被压迫人民的力量要足够强大，使统治阶级不得不接受某种形式的民主；另一方面，被压迫人民的力量又不能太强大，以至于超出了资本主义可以容纳的界限。那么，在依附性资本主义条件下，民主存在的界限就更狭窄，民主存在的基础也更脆弱。依附性资本主义的发展建立在向世界资本主义提供充足的廉价劳动力的基础上。但是，单纯凭自由市场的自发作用，显然不能长期把劳动力价格压低到依附性资本主义积累所必要的水平。只有借助政治暴力，系统地摧毁工人阶级的战斗力，才能持久地压低劳动力价格，维持一支数量充足、价格低廉的劳动力队伍，依附性资本主义才可能发展。托马斯・韦斯科普夫指出：
外国资本家和本国资本家都往往把强大的独裁政权视为今天外围地区政治和经济稳定的最大希望所在。第三世界许多地区的工人战斗性不断加强，公众对于扩大分配经济利益的要求与日俱增，以及革命运动开始形成和活跃起来。在这种背景下，政治镇压看来往往是保证劳动力愿意在保障投资获得高额利润的工资水平下驯服地干活的最可靠手段。在资本主义中心国家，资产阶级民主可以起重要的合法作用而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利益并无严重威胁。但是，在资本主义外围国家，民主往往阻碍资本积累的过程。（韦斯科普夫，“帝国主义和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见威尔伯）
八十年代，在第三世界一些国家，出现了所谓“民主化”浪潮。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据此认为：“搞强权政治、新权威主义是行不通的。……时代不同了，现在不是30年代，也不是50年代，现在的趋势是民主。”（《经济学动态》1993年第7期，45）自由派知识分子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导致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力量发展壮大，他们在经济上取得统治地位以后，必然不满足于政治上的无权状态，从而要求政治上有相应的统治地位，从而最终走上民主化的道路。在依附性资本主义社会，一方面，中产阶级（有时还有私人资产阶级）作为政治上无权的特权阶级，必然要求有与其社会经济地位相称的政治权力，要求与统治阶级分享统治权，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可以成为一支民主力量。但是，中产阶级和私人资产阶级，作为依附性资本主义的特权阶级、既得利益者，又必然要求维护依附性资本主义的压迫秩序，因而必然要求镇压被压迫人民的反抗。在这个意义上，中产阶级和私人资产阶级就是反民主力量。所以，资本主义的发展，决不是象自由派知识分子想象的那样，只须经过一番简单推导，就得出民主化的结论。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取决于统治阶级、中产阶级、被压迫人民三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见表5.1）
表5.1 依附性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力量对比和政治类型的关系示意表
被压迫人民* 中产阶级* 统治阶级* 政治类型
I 强 强 弱 ?
案例:"人民联盟"政府时期的智利;现在的前苏联、东欧.
II 强 弱 强 资本主义独裁
案例:八十年代中期以前的韩国、拉丁美洲;1979年以来的中国
III 强 弱 强 社会主义革命
案例:俄国、中国、古巴革命.
IV 弱 强 强 ?
案例:1911-1924年的中国.
V 弱 强 弱 资本主义民主
案例:八十年代中期以来的台湾、韩国和拉丁美洲.
VI 弱 弱 强 资本主义独裁
案例:八十年代中期以前的台湾.
*被压迫人民,一般是无产阶级和农民;中产阶级,有时也可以是中产阶级和私人资产阶级的联盟;统治阶级,一般是官僚资产阶级,有时也有私人资产阶级参加.
如果被压迫人民的力量强大到依附性资本主义的积累无法进行的地步，那么社会的发展方向，就首先取决于统治阶级和被压迫人民之间的力量对比，依二者力量对比之不同，分别出现情形II或情形III。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或者统治阶级以独裁统治打垮被压迫人民的反抗力量，或者被压迫人民以革命打倒统治阶级，没有别的出路。情形I必然是过渡性的。如果被压迫人民的力量以及 强大到依附性资本主义积累无法正常进行的地步，却没有强大到足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决定社会发展的方向，而统治阶级又无力恢复“秩序”，这时就出现情形I，而中产阶级也就成了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社会发展的前途捉摸不定，取决于阶级斗争的最后结局。如果被压迫人民的力量不足以对依附性资本主义积累构成威胁，那么社会的政治类型就取决于统治阶级和中产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依这一对比的变化分别出现情形IV－VI。当中产阶级占优势的时候，统治阶级又无法照旧统治下去了，就具备了“资本主义民主”的条件。八十年代第三世界一些国家的“民主化”便属于这种情况。其中，台湾的资本主义长期顺利发展，因而私人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的实力日益壮大，最终迫使统治阶级不得不实行“民主”，让出一部分统治权。这是经典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模式，也正是自由派知识分子所设想的那种“民主化”道路。但是，这条道路对于情形V中的大多数国家，特别是拉丁美洲并不适用（韩国介于拉丁美洲和台湾之间）。拉丁美洲的“民主化”并不是建立在资本主义顺利发展的基础上，而是由于依附性资本主义积累陷入了严重危机，统治阶级在政治上几乎完全破产，严重丧失合法性，被迫改变统治形式。但是，拉丁美洲为什么没有走向情形III或情形I，而是走向情形V呢？显然，如果没有过去二十多年的军事独裁统治，就不能严重地削弱被压迫人民的力量，而如果不是严重地削弱了被压迫人民的力量，依附性资本主义就克服不了如此深刻的危机，在资本主义范围内也就谈不上什么民主化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过去的独裁统治，就没有今天拉丁美洲的“民主化”，今天的“民主化”正是独裁的产物。因此，这种“民主化”必然是极其脆弱的，它没有内在的生命力，自己不能保障自己的生存。既然它现在的生存条件是独裁统治创造的，那么一旦这种条件失去的时候，它除了重新求助于独裁统治以外，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可想呢？综上所述，“民主”并非如自由派知识分子所说是依附性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趋势”，而充其量不过是六种可能情形中之一种罢了。最主要的是要看到，片面的政治“民主”解决不了依附性资本主义社会任何一个根本问题，尤其解决不了依靠廉价劳动力发展资本积累这个根本问题。各个依附性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市场上竞争的结果，必然导致争相压低劳动力价格，如前所述，这就必须借助政治暴力。否则，坐等市场调节，只能在竞争中被动挨打。既然依附性资本主义的一般规律没有因“民主化”而发生任何变化，那么“民主化”赖以存在的条件显然只能是偶然的、暂时的。所以，“民主化”没有、也不可能消灭新的独裁统治的危险。相反，这种“民主化”，由于它坚持依附性资本主义的压迫秩序，也就为新的独裁统治准备了条件，同时也就为新的革命准备了条件。
（四）腐败问题和社会动乱
有些自由派知识分子认为，没有政治民主，中国就不能发展资本主义。他们说：“政治体制改革应当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步进行……当经济体制改革进展到一定阶段时，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跟上，否则将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障碍……”（《经济学动态》1993年第7期，45）
有人以所谓的“四小龙”为范例，认为单纯的经济改革是可行的，殊不知“四小龙”本来就是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经济起飞并无体制方面的阻力。而中国大陆首先碰到的是经济体制改革问题。在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如果没有政治上的民主，政权和官员受不到广大人民和独立舆论的监督，必然“官倒”猖獗，腐败成风，社会矛盾必然日益激化，以致不可收拾。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早在100多年前就说过：“权力趋向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这是历史的铁律，谁也逃脱不了。不受人民监督的政权，必然腐败；而腐败和官倒是人民无法容忍的，它们是社会动乱的根源和催化剂。”（许良英）
消灭腐败，并不等于铲除压迫。腐败，在一个压迫社会中，只不过是说它违反了压迫社会本身的压迫规则。对于广大被压迫人民来说，一个没有腐败的压迫社会决不比一个腐败的压迫社会更人道。但是，难道能够设想，一个置绝大多数人民于被压迫地位的社会，能让它的官僚机器受到广大人民的有效监督吗？难道能够设想，一个允许少数人依法掠夺多数人的社会，竟能有效地防止某些人不按法律程序进行掠夺吗？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可爱之处，在于他们既想要资本主义，又不想要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的祸害。一个压迫社会，不论它采取怎样的政治形式，都不可能真正解决腐败问题，专制政体如此，民主政体也如此。1993年意大利的政治丑闻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实际上，意大利的政治腐败，早已是妇孺皆知，时至今日才曝光，而且牵涉整个统治集团，足见“民主”解决腐败问题的功效了。新权威派抨击民主派浪漫天真，认为过早实行民主会导致腐败泛滥、经济停滞；民主派又抨击新权威派富于幻想，认为搞新权威主义“只能导致政治的腐败和经济的萎缩”。实际上，通观世界上的依附性资本主义国家，无论实行专制政体还是民主政体，有哪个比较好地解决了腐败问题，或者哪怕是发现了一条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呢？有没有解决腐败问题的办法呢？有的，那就是自由派知识分子最害怕的“多数暴政”。只有靠“多数”，才能够解决问题。只有通过人民大革命，打倒压迫阶级的统治，才能使人民群众的政治积极性真正地高涨起来，才谈得上对政府进行有效的监督。照自由派知识分子的逻辑，只要压迫者按照规则进行压迫，实行Fair Play，被压迫人民就会安然接受压迫，“经济体制改革”就可以顺利进行，“社会矛盾”也就不会激化、不会“不可收拾”，压迫社会也就平安无事了。有腐败也罢，没有腐败也罢，资本主义的发展客观上要求在短时期内在少数人手中积聚巨额财富，这就必然要求少数人掠夺多数人。独立战争以后，杰弗逊目睹多数少数人发财致富、大批小生产者破产失业的社会状况，遣责资本主义是 “把社会上大多数人变成贫穷的自动机器”。（何汝璧和伊承哲，207）为了反抗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在美国，有杰弗逊为首的民主派和汉密尔顿为首的反民主派（联邦党人）之间的斗争；在英国，有平等派和长老派、独立派之间的斗争，民主派、平等派都是代表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利益，奋起反抗资本主义的压迫势力。资本主义要发展，要掠夺多数人，就必须粉碎这些反抗力量，这只有靠暴力、靠专制，而不是靠民主。中国要发展资本主义，也不可能回避这个问题，既要掠夺人民大众，又要人民大众自由地、民主地接受掠夺，这可能吗？“六四”事件，镇压了人民的反抗力量，从政治上为中国走上依附性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准备了条件。但是，依附性资本主义建立在残酷剥削、压榨中国的新无产阶级的基础上，又建立在广大农民贫困化的基础上，因而就建立在绝大多数中国人民贫困化的基础上。然而，在一个曾经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在一个人人平等的观念、剥削压迫可耻的观念深入人心的国家，人民就更加无法容忍被压迫的命运，就更加敢于起来与一切形式的压迫做斗争。这才是真正的“社会动乱的根源和催化剂”。新权威主义认识到，中国要发展资本主义，特别是依附性资本主义，决不可能一帆风顺，必然遭到绝大多数人民的反抗，只有用政治暴力才能给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从这点来说，新权威派比民主派更高明，也更诚实。值得注意的是，向来标榜与新权威主义势不两立的杜钢建先生最近也撰文宣称：“中国的政治改革只能一步一步走。一个连法治局面都未实现的国家当然不能对之寄予过高的希求。”杜钢建先生认为，要注意“区别自由和民主”，不要“将自由问题混同于民主问题对待”。在他看来，新权威主义的过错不是“不要民主”，而是“不仅不要民主，而且不要自由”。有意思的是，“不要民主”的“自由”是什么样的“自由”呢？杜钢建先生认为，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困境在于“在理论上只看到民治和专制，在现实中又必须面对立宪需要”，结果，“要末选择民主政治，要末选择集权专制。”然而，“民治”， “不能对之寄予过高的希求”；“专制”，“结果是经济落后，文化贫困，国民素质下降，出路只能是‘第三种选择’：变换一个角度，抓住自由人权不放，将自由人权作为宪政的核心任务。。ā侗咴怠罚?0－12）“不要民主”的“宪政”，“不要民主”的“自由人权”，这不是新权威主义的“开明专制”又是什么？ “不能对之寄予过高的希求”的当然不是中国人民，而是资本主义。一个国家要发展，归根到底，靠的是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首创精神。所以，一个民主的社会，一个绝大多数人民掌握了自己命运的社会，可以唤起人民群众几乎无穷的智慧和能量。民主，只要不是那种专门用来掩饰压迫社会疮疤的“民主”，就决不是发展的障碍，而是发展最有力的推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