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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 与卵共存：耶路撒冷文学奖获奖答辞(村上春树作)
今天，我以小说家的身份，也就是作为一个职业的说谎者，来到耶路撒冷。
当然，不是只有小说家说谎。众所周知，政客也说谎。外交官和军人有时也被迫说谎，二手车推销员、屠夫和建筑工人概莫能外。尽管如此，没有人会用道德标准去苛责小说家，因为小说家说的谎与其他人不同。事实上，小说家的谎言越大、越好、越有匠心，就越有可能受到公众和评论家的赞扬。这是为什么呢？
我的答案是：通过高明的谎言——也就是说，创作看似真实的小说——小说家能够把真相带到新的地方并赋予它新的光彩。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太可能掌握真相的原型并进行精确描绘。因此把真相从其藏身之处引出来，转移到幻境，用幻象取而代之，意在抓住真相的尾巴。然而，要达此目的，必须首先明晰真相的藏身之处。这是编造优秀谎言的重要资质。
不过，今天我无心撒谎。我将尽力坦诚相告。一年之中有几天我不说谎，今天恰好是其中之一。
所以让我实话实说。很多人劝我不要来领耶路撒冷文学奖。甚至有人警告我说如果敢来就杯葛我的书。
个中缘由，自是肆虐加沙地带的激战。根据联合国的调查，超过1000人葬身于被封锁的加沙城内，不少是手无寸铁的平民——孩子和老人。
收到获奖通知后，我再三思量，在这样一个时候到以色列来领取一个文学奖是否合适，会不会给人造成一种印象，就是我支持冲突中的某一方、或者我支持一个选择释放压倒性武力的国家政策。当然，我并不想给人造成这种印象。我不认同任何战争，我也不支持任何一方。当然我也不想我的书遭到抵制。
然而最终经过慎重考虑，我决定来到这里。我这样做的一个原因是有太多人告诉我不要这么做。也许，与其他众多小说家一样，常常反其道而行之。如果人们告诉我——尤其是当他们警告我——“不要去那里”，“不要那么做”，我倾向于“要去那里”、“就那么做”。你或许可以说，这是我作为小说家的天性。小说家是异类。他们无法相信任何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事物。
而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这里的原因。我选择亲临现场，而非避而远之。我宁愿亲眼来看，而非视而不见。我宁愿向你们演讲，而非沉默不语。
这并不是说我来这里是传达政治讯息的。当然，判断是非是小说家的最重要的职责之一。
不过，如果把他或她的判断传达给其他人，要留给每一个作家自己决定。我自己倾向于把它们转化为故事——趋于超现实的故事。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不打算站在你们面前传达直接的政治讯息。
但请允许我传达一条非常私人的讯息。这是我写小说时始终铭记在心的东西。我竟然从未将它形诸文字裱于墙上：而是将它铭刻在我内心的墙上，它大致如下：
“以卵击墙，我愿与卵共存亡。”
是的，不管高墙多么“伟光正”，卵多么咎由自取，我都会与卵共存。别人将抉择对错；也许时间或历史会来裁决。但无论如何，如果一个小说家，所写的作品站在墙的那一边，这样的作品又有什么价值呢？
这个隐喻的含义是什么？某些情形下，它太简单明了了。轰炸机、坦克、火箭和白磷弹就是那坚硬的高墙。那些被碾碎、被烧焦、被射杀的手无寸铁的平民就是卵。这是隐喻的一种含义。
可这并非全部。它带有更深的含义。仔细想想，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是一个卵。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独一无二的、无法取代的裹在脆弱外壳里的灵魂。对我来说如此，对诸位而言也是一样。我们每个人也或多或少必须面对一堵高墙。这高墙名叫“体制”（The System）。体制本该庇护我们，但有时候体制不在受制于人，然后它开始残杀我们，甚至让我们冷血地、有效地、系统地残杀别人。
我写小说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使个人灵魂的尊严彰显，使它呈现光彩。故事的用意是敲响警钟，用光明使体制透亮，以免它网罗和贬低我们的灵魂。我坚信，小说家的任务是通过写作故事来不断追求厘清每一个灵魂的独特性——用生与死的故事，用爱的故事，用让人潸然泪下的故事，用让人不寒而栗的故事，用让人笑逐颜开的故事。这才是我们日复一日一丝不苟写作小说的理由。
先父去岁仙逝享年九十。他是一位退休教师，也是一位兼职佛教徒。读研究生时，他应征入伍并被派往中国参战。我生于战后，常见他每日早餐前在家中佛坛前长时间的虔诚祈祷。有一次我忍不住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告诉我他是在为那些在战争中死于非命的人们祈祷。
他为所有死去的人祈祷，不论敌友。凝视着他跪在佛坛前的背影，我仿佛感到死亡的阴影包围了他。
父亲走了，带走了他的记忆，我永远不可能知道的记忆。但那被死亡包围的阴影留在了我的记忆里。这是我从他那里继承的少数几样东西之一，也是最重要的东西。
今天我只希望向你们传达一件事情。我们都是人，都是超越国籍、种族、信仰的个体，都是面对着叫做“体制”的铜墙铁壁的危卵。显而易见，我们没有获胜的希望。这堵墙太高、太强大，也太冰冷。假如有任何获胜的希望，那一定来自我们对自身和他人灵魂的绝对的独一无二和不可替代的信任，来自于我们灵魂相聚所获得的温暖。
请仔细想一想吧。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一个真实的、活生生的灵魂。而体制没有灵魂。我们不能让体制来践踏我们。我们不能让体制自行其是。体制并没有创造我们：是我们创造了体制。
这就是我要告诉诸位的一切。
我很荣幸获得耶路撒冷文学奖。我很荣幸世上有许多国家的读者正在阅读我的书。我也很高兴今天有机会能向诸位作演讲。
今天，我以小说家的身份，也就是作为一个职业的说谎者，来到耶路撒冷。
当然，不是只有小说家说谎。众所周知，政客也说谎。外交官和军人有时也被迫说谎，二手车推销员、屠夫和建筑工人概莫能外。尽管如此，没有人会用道德标准去苛责小说家，因为小说家说的谎与其他人不同。事实上，小说家的谎言越大、越好、越有匠心，就越有可能受到公众和评论家的赞扬。这是为什么呢？
我的答案是：通过高明的谎言——也就是说，创作看似真实的小说——小说家能够把真相带到新的地方并赋予它新的光彩。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太可能掌握真相的原型并进行精确描绘。因此把真相从其藏身之处引出来，转移到幻境，用幻象取而代之，意在抓住真相的尾巴。然而，要达此目的，必须首先明晰真相的藏身之处。这是编造优秀谎言的重要资质。
不过，今天我无心撒谎。我将尽力坦诚相告。一年之中有几天我不说谎，今天恰好是其中之一。
所以让我实话实说。很多人劝我不要来领耶路撒冷文学奖。甚至有人警告我说如果敢来就杯葛我的书。
个中缘由，自是肆虐加沙地带的激战。根据联合国的调查，超过1000人葬身于被封锁的加沙城内，不少是手无寸铁的平民——孩子和老人。
收到获奖通知后，我再三思量，在这样一个时候到以色列来领取一个文学奖是否合适，会不会给人造成一种印象，就是我支持冲突中的某一方、或者我支持一个选择释放压倒性武力的国家政策。当然，我并不想给人造成这种印象。我不认同任何战争，我也不支持任何一方。当然我也不想我的书遭到抵制。
然而最终经过慎重考虑，我决定来到这里。我这样做的一个原因是有太多人告诉我不要这么做。也许，与其他众多小说家一样，常常反其道而行之。如果人们告诉我——尤其是当他们警告我——“不要去那里”，“不要那么做”，我倾向于“要去那里”、“就那么做”。你或许可以说，这是我作为小说家的天性。小说家是异类。他们无法相信任何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事物。
而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这里的原因。我选择亲临现场，而非避而远之。我宁愿亲眼来看，而非视而不见。我宁愿向你们演讲，而非沉默不语。
这并不是说我来这里是传达政治讯息的。当然，判断是非是小说家的最重要的职责之一。
不过，如果把他或她的判断传达给其他人，要留给每一个作家自己决定。我自己倾向于把它们转化为故事——趋于超现实的故事。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不打算站在你们面前传达直接的政治讯息。
但请允许我传达一条非常私人的讯息。这是我写小说时始终铭记在心的东西。我竟然从未将它形诸文字裱于墙上：而是将它铭刻在我内心的墙上，它大致如下：
“以卵击墙，我愿与卵共存亡。”
是的，不管高墙多么“伟光正”，卵多么咎由自取，我都会与卵共存。别人将抉择对错；也许时间或历史会来裁决。但无论如何，如果一个小说家，所写的作品站在墙的那一边，这样的作品又有什么价值呢？
这个隐喻的含义是什么？某些情形下，它太简单明了了。轰炸机、坦克、火箭和白磷弹就是那坚硬的高墙。那些被碾碎、被烧焦、被射杀的手无寸铁的平民就是卵。这是隐喻的一种含义。
可这并非全部。它带有更深的含义。仔细想想，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是一个卵。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独一无二的、无法取代的裹在脆弱外壳里的灵魂。对我来说如此，对诸位而言也是一样。我们每个人也或多或少必须面对一堵高墙。这高墙名叫“体制”（The System）。体制本该庇护我们，但有时候体制不在受制于人，然后它开始残杀我们，甚至让我们冷血地、有效地、系统地残杀别人。
我写小说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使个人灵魂的尊严彰显，使它呈现光彩。故事的用意是敲响警钟，用光明使体制透亮，以免它网罗和贬低我们的灵魂。我坚信，小说家的任务是通过写作故事来不断追求厘清每一个灵魂的独特性——用生与死的故事，用爱的故事，用让人潸然泪下的故事，用让人不寒而栗的故事，用让人笑逐颜开的故事。这才是我们日复一日一丝不苟写作小说的理由。
先父去岁仙逝享年九十。他是一位退休教师，也是一位兼职佛教徒。读研究生时，他应征入伍并被派往中国参战。我生于战后，常见他每日早餐前在家中佛坛前长时间的虔诚祈祷。有一次我忍不住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告诉我他是在为那些在战争中死于非命的人们祈祷。
他为所有死去的人祈祷，不论敌友。凝视着他跪在佛坛前的背影，我仿佛感到死亡的阴影包围了他。
父亲走了，带走了他的记忆，我永远不可能知道的记忆。但那被死亡包围的阴影留在了我的记忆里。这是我从他那里继承的少数几样东西之一，也是最重要的东西。
今天我只希望向你们传达一件事情。我们都是人，都是超越国籍、种族、信仰的个体，都是面对着叫做“体制”的铜墙铁壁的危卵。显而易见，我们没有获胜的希望。这堵墙太高、太强大，也太冰冷。假如有任何获胜的希望，那一定来自我们对自身和他人灵魂的绝对的独一无二和不可替代的信任，来自于我们灵魂相聚所获得的温暖。
请仔细想一想吧。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一个真实的、活生生的灵魂。而体制没有灵魂。我们不能让体制来践踏我们。我们不能让体制自行其是。体制并没有创造我们：是我们创造了体制。
这就是我要告诉诸位的一切。
我很荣幸获得耶路撒冷文学奖。我很荣幸世上有许多国家的读者正在阅读我的书。我也很高兴今天有机会能向诸位作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