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蒋方舟
我接过的电话有两种，一种是打对的；一种是打错的。
打错电话的人有两种，一种是正常型：“喂？小丽呀！对不起，再见。”
一种是非正常型：“喂？是缝纫机厂不？不是？是的吧？！是家里的电话？你是李经理不？不对，你一定是！是2742087不？是就对了嘛！改电话了？改成啥了？你怎么会不知道呢？你骗人的吧？！真的不是啊？！哦，那算了！”
大家都知道，我是个文明和有文化的人，所以接到这种另类恐吓电话时，我不会嘶哑着嗓子大叫：“你疯啦！我骗你干啥？”也不会在他说“算了”的时候大骂一声：“操！”更不会以摔电话听筒的方式结束这场对话。我爸爸最会对付这种电话了，他总是本着让对方多浪费点电话费的精神，和他纠缠到底：“你找谁？再说一遍。真的找李经理？不会吧……”
还有一种打错的电话，打电话的人形象通常拿着超老土的砖头式大哥大，说话的声音像是要把肺都吼出来一样，还没等你开口就先爆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一大早老五就打电话告诉我了，你和老五的量就是小，哈哈哈！昨晚那两个妞不来劲，哈哈哈！你张国庆是什么人谁不知道，看到女人两腿发软不会走路，送上门来的难道会放过？哈哈哈！……”
他高昂而又嘶哑的嗓音，再配上大马路“轰隆隆”的背景音乐，让我在接电话的时候摆出一种姿态：他打错电话是我们接电话人的错，我们凭什么用这么个破倒霉号，害人家打错电话？接到这种电话时，我总是自然而然地改变自己的姿势，由躺改成坐，再改成站，最后改成黑社会最底层的小混混被分配任务的样子，在挂电话的时候小声道：“他妈的，什么玩意儿？”
一说打错电话这个事儿吧，我想起另外一个事儿来。在学校门口的公共电话亭里，总是有个子矮小的男生，把磁卡塞进去，随便拨一个号码，对着电话那头的人乱骂一气，然后愉快地逃跑。这是那些小男生玩过的最好玩、最贵的游戏。
他们也许和上面那个打错电话的“老大”不是一种坏蛋，但是他们也表现出对接电话的人的不尊重。可能对方永远不知道话筒那头故意打错电话的人是什么身份，所以他可以任意地把自己伪装成各种形象来玩你，并可以从中体会到欺负人的乐趣。
听别人打电话也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因为听电话的人总是不自觉地留心他们谈话的内容，勾起了普通老百姓的偷听欲，内心抓痒难耐。电话是个神秘的事物，里面弯弯曲曲，扭扭捏捏，十分复杂，所以电话里的声音更为神秘。
一次坐火车，我对面的那个女人刚上火车就开始打手机：“喂！我刚上火车，你没有乱搞吧？小心染上病哦……”
我曾想以手中的一本超级无敌《百年孤独》来抵抗他们的对话，刚刚达到不食人间烟火的地步，忽然听见对面女人一阵大笑。当时我是多么想把耳朵贴在她的手机上啊！
若是在火车上听到情话就更痛苦了，听着那些肉麻的话：“没什么事，只是想听听你的声音嘛！我真的好想你耶――我不要求名分，重要的是我们彼此相爱……”
我一边忍不住浮想联翩，猜测他俩是什么关系(还用猜测吗)，一边要控制住自己不断运动的脸部，一边要抵抗住打电话的女人不断催促你回避的眼神。最重要的是：要证明你自己不是有意偷听他们的情话。现在就涉及道德礼貌问题了，在不能逃跑的前提下，多数人是以更大的音量来与他们抗衡：“老张啊，美国打伊拉克的事怎么样了？”
“小王啊，你说2008年的奥运会怎么办才好啊？”
“熊大志啊，你说三峡大坝缺了我们俩还能不能建成啊？”
当他们与“情话”作战时，心里肯定非常之坦然，自豪自己是个正人君子，忙着“处理”国家大事，不理会儿女私情。当他们的讨论国家大事的声音被“打扰”时，可以理直气壮地瞪那个卿卿我我者一眼。
我年轻的时候就是这样獐头鼠目，黑不溜秋，没有家教的孩子，不知道多少情侣的电话里掺上了我的傻笑声。后来经过七七四十九道锐利目光的磨练，我终于改掉了这个习惯，换了一种作战方法，当他们的通话达到高潮的时候：“我爱死你了！啵儿(运用‘千里传音’传送的亲吻声)！”
我就响亮地咳嗽一声，如果他们情到深处，不为所动的话，我就只好使出我的独家绝招：“动感连环咳”，直到他们把电话放下为止。鉴于我的咳嗽声里没有痰滚动的声音，显得不逼真，所以我总是在打电话的人怒视我的时候，喃喃自语道：“咦？我的……咳咳……咽喉片呢？”
公共汽车上，车厢里的气氛冷得吓人，偶尔传来某个人喉头滚动的声音。忽然听见一个手拿手机的自以为妙龄的妇女传来一阵刺痛耳膜的浪笑。她不仅笑，还在笑完之后发出“哎哟哎哟”的余音，表示自己肚子已经不幸笑痛了，强调了自己的快乐。这时她就已经不幸惹上了杀身之祸――成为了全车人的公敌，大家为自己找了个光明正大厌恶她的理由：破坏了全车的安静。具有杀伤力的目光从四面八方“刷刷刷”地朝着“妙龄妇女”射来。
在这个百无聊赖的公共汽车里，她竟然敢大笑，更要命的是，她置广大人民群众的求知欲于不顾，竟然不把她听到的俏皮话分享给人民群众。难道她就不知道，全车人民的心都被她的浪笑抓得奇痒无比，她却不负责任地不给它们挠，这不把人民群众往死里整吗！
我接过的电话有两种，一种是打对的；一种是打错的。
打错电话的人有两种，一种是正常型：“喂？小丽呀！对不起，再见。”
一种是非正常型：“喂？是缝纫机厂不？不是？是的吧？！是家里的电话？你是李经理不？不对，你一定是！是2742087不？是就对了嘛！改电话了？改成啥了？你怎么会不知道呢？你骗人的吧？！真的不是啊？！哦，那算了！”
大家都知道，我是个文明和有文化的人，所以接到这种另类恐吓电话时，我不会嘶哑着嗓子大叫：“你疯啦！我骗你干啥？”也不会在他说“算了”的时候大骂一声：“操！”更不会以摔电话听筒的方式结束这场对话。我爸爸最会对付这种电话了，他总是本着让对方多浪费点电话费的精神，和他纠缠到底：“你找谁？再说一遍。真的找李经理？不会吧……”
还有一种打错的电话，打电话的人形象通常拿着超老土的砖头式大哥大，说话的声音像是要把肺都吼出来一样，还没等你开口就先爆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一大早老五就打电话告诉我了，你和老五的量就是小，哈哈哈！昨晚那两个妞不来劲，哈哈哈！你张国庆是什么人谁不知道，看到女人两腿发软不会走路，送上门来的难道会放过？哈哈哈！……”
他高昂而又嘶哑的嗓音，再配上大马路“轰隆隆”的背景音乐，让我在接电话的时候摆出一种姿态：他打错电话是我们接电话人的错，我们凭什么用这么个破倒霉号，害人家打错电话？接到这种电话时，我总是自然而然地改变自己的姿势，由躺改成坐，再改成站，最后改成黑社会最底层的小混混被分配任务的样子，在挂电话的时候小声道：“他妈的，什么玩意儿？”
一说打错电话这个事儿吧，我想起另外一个事儿来。在学校门口的公共电话亭里，总是有个子矮小的男生，把磁卡塞进去，随便拨一个号码，对着电话那头的人乱骂一气，然后愉快地逃跑。这是那些小男生玩过的最好玩、最贵的游戏。
他们也许和上面那个打错电话的“老大”不是一种坏蛋，但是他们也表现出对接电话的人的不尊重。可能对方永远不知道话筒那头故意打错电话的人是什么身份，所以他可以任意地把自己伪装成各种形象来玩你，并可以从中体会到欺负人的乐趣。
听别人打电话也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因为听电话的人总是不自觉地留心他们谈话的内容，勾起了普通老百姓的偷听欲，内心抓痒难耐。电话是个神秘的事物，里面弯弯曲曲，扭扭捏捏，十分复杂，所以电话里的声音更为神秘。
一次坐火车，我对面的那个女人刚上火车就开始打手机：“喂！我刚上火车，你没有乱搞吧？小心染上病哦……”
我曾想以手中的一本超级无敌《百年孤独》来抵抗他们的对话，刚刚达到不食人间烟火的地步，忽然听见对面女人一阵大笑。当时我是多么想把耳朵贴在她的手机上啊！
若是在火车上听到情话就更痛苦了，听着那些肉麻的话：“没什么事，只是想听听你的声音嘛！我真的好想你耶――我不要求名分，重要的是我们彼此相爱……”
我一边忍不住浮想联翩，猜测他俩是什么关系(还用猜测吗)，一边要控制住自己不断运动的脸部，一边要抵抗住打电话的女人不断催促你回避的眼神。最重要的是：要证明你自己不是有意偷听他们的情话。现在就涉及道德礼貌问题了，在不能逃跑的前提下，多数人是以更大的音量来与他们抗衡：“老张啊，美国打伊拉克的事怎么样了？”
“小王啊，你说2008年的奥运会怎么办才好啊？”
“熊大志啊，你说三峡大坝缺了我们俩还能不能建成啊？”
当他们与“情话”作战时，心里肯定非常之坦然，自豪自己是个正人君子，忙着“处理”国家大事，不理会儿女私情。当他们的讨论国家大事的声音被“打扰”时，可以理直气壮地瞪那个卿卿我我者一眼。
我年轻的时候就是这样獐头鼠目，黑不溜秋，没有家教的孩子，不知道多少情侣的电话里掺上了我的傻笑声。后来经过七七四十九道锐利目光的磨练，我终于改掉了这个习惯，换了一种作战方法，当他们的通话达到高潮的时候：“我爱死你了！啵儿(运用‘千里传音’传送的亲吻声)！”
我就响亮地咳嗽一声，如果他们情到深处，不为所动的话，我就只好使出我的独家绝招：“动感连环咳”，直到他们把电话放下为止。鉴于我的咳嗽声里没有痰滚动的声音，显得不逼真，所以我总是在打电话的人怒视我的时候，喃喃自语道：“咦？我的……咳咳……咽喉片呢？”
公共汽车上，车厢里的气氛冷得吓人，偶尔传来某个人喉头滚动的声音。忽然听见一个手拿手机的自以为妙龄的妇女传来一阵刺痛耳膜的浪笑。她不仅笑，还在笑完之后发出“哎哟哎哟”的余音，表示自己肚子已经不幸笑痛了，强调了自己的快乐。这时她就已经不幸惹上了杀身之祸――成为了全车人的公敌，大家为自己找了个光明正大厌恶她的理由：破坏了全车的安静。具有杀伤力的目光从四面八方“刷刷刷”地朝着“妙龄妇女”射来。
在这个百无聊赖的公共汽车里，她竟然敢大笑，更要命的是，她置广大人民群众的求知欲于不顾，竟然不把她听到的俏皮话分享给人民群众。难道她就不知道，全车人民的心都被她的浪笑抓得奇痒无比，她却不负责任地不给它们挠，这不把人民群众往死里整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