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少川:论新移民小说的时间诗学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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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移民小说的时间诗学建构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摘 要:人的存在本质上是一种时间性的存在,小说是最具时间性的艺术。新移民小说中“时间的召唤”具有现代艺术的品性。“母土的记忆想象”是新移民小说突出的文化表征,它主要表现为情感的记忆与文化的记忆两方面;“共时性的空间跨域”是时间经验在当下瞬时呈“空间化”的聚集和撒播形状,这种共时“跨域”在母土与异乡之间;“空无的时间”和“充实的时间”是并存的两种时间经验模式,它们的意义生成是新移民小说的主题建构。
关键词:新移民小说;时间诗学;母土记忆;共时性跨域;时间经验
  Abstract:the existence of human beings is a temporal existence, while fiction is featured a temporal art to its full advantage. New Immigrant Fiction by nature is characterized by its modern artistry in “the Call of Time”, and is culturally epitomized “the Motherland Imaginary in Remembrance” which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two sectors: affectionate remembrance and cultural remembrance. “The Trans-Spatial Contemporaneousness” is the momentary spatialization of temporal experience cast in the form of conglomeration and radiation between the native land and the alien land. “The Nihilistic Time” and “The Substantial Time” are two co-existing paradigms of temporal experience, whose produce of meaning is the thematic construction of New Immigrant Fiction.
  Key words:New Immigrant Fiction; Temporal Poetics; Motherland Remembrance; Trans-Spatial Contemporaneousness; Temporal Experience
  中图分类号:I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I006-0677(2009)1-0063-07
  莱辛早就指出:文学是时间的艺术,而作为叙事文学的小说更是具有天然的时间性。新移民小说家对时间尤为敏感与钟情,新移民小说的时间意识之所以深邃复杂,主要在于其时间内部并存着互相消长的时间要素,这些要素的彼此交互,使主体陷入了一系列难以解决的矛盾和分裂境域。其时间的意向性深嵌在主体关于自我及其归宿的认识中,沉淀在两种文化空间相互作用造成的边缘性身份的体认和沉思中。小说中的时间既是一种叙事形式,亦是一种行为意识,同时它也是一种诗学方式。移民作家米兰·昆德拉曾长期思索小说的艺术,提出了“时间的召唤”的经典命题。对新移民小说时间性的探讨,不能止于结构形态、叙事形式的表层。本文拟从母土的记忆想象、同时性的空间跨域、时间经验的意义生成三个方面探讨新移民小说的时间诗学建构。
一、母土的记忆想象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国家是一个“想象的社群”。新移民是离开母土生存在异域的特殊族群,他们或留学陪读、经商打工,或跨国成亲、事业有成,离开故国以后,中国对他们,是在异国他乡、异质文化状态下的一种记忆想象。新移民作家只要提笔创作,那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国形象、中华文化、华语是根深蒂固,挥之不去的,不管是用母语或非母语创作,解不开的“母土记忆”情结都深藏于作家的心底,流淌在他们的血脉中,影响、开启、刺激他们的创作灵感与欲望。为什么?究其原因,其一、前半生的人生经验对作家创作的影响潜在而深远。移民作家米兰·昆德拉有过这样的论述:“一个移民作家的艺术问题:生命中数量相等的一大段时光对青年时代与成年时代所具有的分量是不同的。如果说,成人时代对于生活以及对于创作都是最丰富最重要的话,那么,潜意识、记忆力、语言等一切创造的基础则在很早就形成了。”他还说:“一切造就人的意识、他的想象世界、他的顽念, 都是在他的前半生中形成的,而且保持始终。”恰如昆德拉所言,新移民作家都在故国度过青少年时代,在国内受过高等教育或基础教育、即成年后出国的。不论当初他们的出国动机如何,“母土的想象”是新移民作家突出的文化表征。其二,“跨域”时空距离产生的审美想象。布洛赫说过:“距离成为‘美感’的一种显著特征”。对新移民作家而言,这种距离空间上是由故国向异域的迁移,时间上也是距离故国越来越远的推移。他们对故国的记忆,由于这种“跨域”的时空距离:即空间迁移与时间推移的距离及双重的人生体验,刺激创作主体产生审美想象,产生创作的愿望与动力就愈加强烈。这种“母土的记忆想象”集中表现在两方面:
  1、情感的记忆
  小说创作是一种精神活动,其中情感记忆在创作中占有突出的位置,所谓“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是也。“情感是一个时间概念,而不是一个空间概念,情感的流动,不是位置的移动――情感没有位置性。”“小说无法绕开情感,小说从它存在的那一天起,就是因为它将自己交給了情感才被人们看中的”。情感丰富而蕴涵复杂、从时间概念而言,情感总是过去时。“艺术作品是恢复失去时光的唯一手段。我明白,一篇文学作品的全部素材都在我过去的生活中。”新移民小说的这种情感记忆突出表现在两方面:即“追寻本真”与“反思伤痛”。
  其一是追寻本真。作家莫言为张翎《交错的彼岸》写的序言题目是:“写作就是回故乡”,对移民作家来说,“写作就是回故国”,寻找在故国的情感记忆。新生代的移民作家郁秀在她的长篇《太阳鸟》的后记中说:“只想从情感的角度加以挖掘”,“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人们对美好情感的追求总是一致的。”
 查建英的《丛林下的冰河》中的“我”,怀着美好的梦赴美留学,闯荡,从一个城市辗转到另一个城市。她在美国也曾经历过“洋人之恋”,这种跨国之恋并没有结果。当她与昔日的大学同学聚会时,蓦然忆起大学时代的初恋情人“D”,往日的青春之火重新燃起。尽管有人说“D”已去大西北,死在冰河中。她仍然忘不了那位坚毅、执着地追求自己理想的青年人。她毅然回到中国,踏上去大西北的征途寻找往昔的恋人,她没有找到“D”,也许他已不在人世了。其实,她是在寻找一种理想一种寄托,这是一次精神的苦旅、精神的探询,她在寻找一种故国曾经有过而又失落的珍贵的东西。“D”在小说中连姓名都没有,实际上是一个符号一种理想、是精神的象征。相比之下,沈奇的《寻找童年》更带寓言色彩。赴美留学的刘莲芳从小就不知道自己的身世,童年时走失后,一对贫困、善良的养父母把她抚养成人、她刻苦读书获得留学的机会。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后,她回到故土寻找自己的童年、探寻父母、亲人的下落。虽然没有线索,脑海中只残留着模糊的记忆,凭着这种执拗,最终她解开了家世之谜。小说并没有离奇曲折的故事情节,却蕴涵丰富、寓意深远。海外游子,任你走到天涯海角,尽管人生的征程有成败荣辱,生你养你的故土、父母,总是会深深铭刻在记忆里。
  其二是反思伤痛。阿多诺认为:“如果抹掉对积累起来的苦难的记忆,是难以想象作为历史缩影的艺术会变成什么的。”严歌苓在《少女小渔》的后记中说:“寄居别国……是痛多于快的”。新移民作家的伤痛记忆,最集中的莫过于“文革”与“知青”的人生经验留下的伤痕。
《天浴》的故事背景发生在国内特定的历史年代。“文革”中,女知识青年文秀分配在牧场牧马,与老牧民老金合住一个帐篷,过着艰苦、寂寞几乎与世隔绝的“知青”生活。后来她得知许多知青返城了,没有任何门路的文秀很想回城,只得用“身体”去换取“要紧人”为她开路,准许她返城。然而她的希望还是破灭了,绝望之下她央求老金开枪,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文秀的苦难遭遇控诉了残酷岁月对人性的摧残,深沉的悲剧力量震撼人心。促使作家写这个短篇的,显然是灵魂深处永生难忘的痛切的记忆。严歌苓说过: “有人的地方,有人之痛苦的地方,就是产生文学正宗的地方。”虹影的《饥饿的女儿》是又一个典型的文本,记忆中的赤贫、饥饿,那苦难的人生经验,正是作家萌生创作这部长篇的种子。虹影从小生长在长江边,父亲是长江上的一个水手,母亲就在长江边干苦力,文革时期,经常看到有人奔跑到江边,跳江自尽。虹影说:“因为我们的生命中充满了绝望和痛苦。”“血腥的时代无情的时代,给了一个作家永远也用不完的财富。”《饥饿的女儿》写的是那个特定严酷年代里,一个少女如何忍受“吃”与“性”的双重饥饿而挺过来的,写中国普通老百姓是怎么活过来的。《无言的呐喊》是小人物血泪斑斑的苦难史,小说中的女主角,当年过着“黑人”、“黑户口”的流亡生活,生下的孩子都没有“合法身份”,这位弱女子的悲苦历程就出自女作家宋晓亮的亲身经历。
  2、文化的记忆
  人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的存在。故国的文化传统、信仰、艺术、那种世代相传的集体无意识,中华族群独特的生活方式,总会自觉、不自觉地记忆在作家的头脑中。如昆德拉所言:“文化是记忆的守卫”。有论者认为:“个体生活历史首先是适应由他的社区代代相传下来的生活模式和标准。从他出生之时起,他生于其中的风俗就在塑造着他的经验与行为。到他能说话时,他就成了自己文化的小小的创造物,而当他长大成人并能参与这种文化的活动时,其文化的习惯就是他的习惯,其文化的信仰就是他的信仰,其文化的不可能性亦就是他的不可能性。”移民,固然面临着生存的困境,孤独寂寞,但更大的痛苦在于行为生活方式、民族传统、风俗习惯的陌生化,即文化的陌生化。对生存在异域文化场中的移民作家而言,这种文化记忆就是中华文化血脉的传统,它会时刻地深嵌或渗透在作品之中。
  乍读到长篇《香火》的书名,很难想到它是出自毕业于牛津大学,现旅居加拿大的作家笑言之手。《香火》写了一个家族六代人的故事。小说中的丁信强、肖月英夫妇居住在渥太华,他们到加拿大以后生的孩子,仍按照丁家族谱所规定的辈分取名,妻子肖月英已生了两个女孩,更是期望再生一个男孩为丁家传递香火。“丁家的宗谱观念仿佛置入了她的大脑,根深蒂固得无可救药”。“她简直搞不清自己到底是嫁给了丁信强还是嫁给了丁家的家谱和丁家的故事。”小说把丁家族谱的历史源头追溯到春秋时代的宋国大夫宋丁公。丁信强在美国芝加哥工作时,傍晚独自在街头徘徊,浮想联翩:“说到底,根不在这里,也许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注重:‘根’。而因为摆脱不了这个根,融入就不彻底。”小说的结尾意味深长,丁信强回到家乡参加了河龙湾县的大型祭祖寻根活动。族谱是中国特有的文化遗产,在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被学界称为中华民族的三大文献(国史,地志,族谱)之一。移民作家“回故乡”的文化书写往往是浓墨重彩, 张翎的《藻溪》中,末雁从加拿大多伦多回浙江南部乡下奔丧,对农村哭灵、哭七等风情民俗作了绘声绘色的描述,如写乡下放鞭炮、披麻戴孝,雇人“哭灵”、哀哀切切眼泪婆娑的哭法;写“哭七”唱鼓词,以及下葬那天,唱鼓词的人不请自来,在你家门前支起鼓唱死人你还不能赶他走的习俗,真切地表现了中国乡村传统的丧葬文化。查建英借小说中留美学生之口说:“文化是‘泡’出来的,在这个缓慢的过程中,你所有的毛孔都得浸在水里。文化不仅有奶血之分,而且有许多东西根本学不来。”
  在全球化的现代化浪潮中,离开故土的移民作家,不论出国动机如何,他们的心灵都遮蔽着对母土的思念与愧疚之情,隐藏着对传统文化的依恋。旅居欧洲多年的林湄始终不能忘却的是母土文化:“只是,肉体可以漂泊,文化乃是人的灵魂、精髓,不但不能漂泊,反而跟随着你的一生。”母土的记忆想象,是新移民作潜藏在心底家宝贵的精神富矿,亦是他们作品中饱含诗意的美学蕴含,新移民小说将永远留下中国母土的胎记。
二、同时性的空间“跨域”
  “过去”、“现在”和“未来”一起构成了时间线性整体,历史发展是按这三维矢性延伸的。就时间意向性而言,过去、将来都是绝对延伸的,过去是向更远的过去的延伸,将来是向更远的将来的延伸,而现在则是一种相对断裂的延伸场态,它是一个从过去的以及将来的生成转变。时间意向性在非历时的时间整体中,同样可以获致其命题建构和意义赋予。诚如法国现象学家莫里斯·梅洛-庞蒂认为:“只有当时间不是完整地展开,只有过去、现在和将来不是在同一个方向,才可能有时间。对时间来说,重要的是生成和消失,不完整地被构成。”
  古典小说,故事发生发展的时间与叙述故事的结构时间是一致的,学者称之为“垂直时间”或“线性时间”,而现代小说颠覆了这种单轨走向的时间模式,把故事时间加以调整、分散、切割、交叉与重构,改变了原有故事发展的时间顺序进程,这就是西方学者所说的“水平时间”。“这个概念标明了文学打破时间单轨的不可逆性质的‘赏试’,体现出某种同时性与时间宽度。”强调的是打破叙述的时间流,并列地放置或大或小的意义单位和片段,这些意义单元和片段组成一个相互作用和参照的整体,质言之,就是“对意象和短语的空间编织”这种同时性,或曰共时性,与柏格森的“心理时间”理论是一脉相通的。它打破线性的时间顺序,实现一种知觉的同时性。如斯坦泽尔所言:“两条或更多的情节线索被分割成许多短小的片断,迅速而多变的出现,几乎是同时性的。”新移民小说家自觉地把这种理论加以吸收、借鉴、张扬,且超越了技术手段的层面,把对时间的深刻体验融入作品中,时间就是小说重要的蕴涵。
  1、时间宽度的跨域。对移民作家而言,这种“同时性”更为他们提供了有丰富、深厚内涵的叙事张力。那就是,这种“同时性”是“跨域”的“同时”,“同时性的跨域”是时间经验在当下瞬时呈“空间化”的聚集和撒播形状。此时,“新的时间维度就存在于时间的宽度之中(每个时间的同时性),存在于时间的深度中(‘延绵’,过去对现在的压力),存在于时间流动的某种方向上(可逆转性和年代悬搁)。”这个时间的宽度可“跨域”,即从海外跨回故国,又从故国跨回异域,而时间的厚度可以追溯历史。
张翎的《羊》,一是把新移民中国女子羊阳在加拿大多伦多与牧师保罗、丈夫黎湘平“现时”的故事加以分割、重组,这里又同时展开从北京远嫁多伦多的羊阳与黎家的婚姻、遗产纠纷及她与保罗的感情关系。二是将一百年前保罗的爷爷、年轻的牧师约翰远去中国温州办学,搭救、抚养中国流浪女路得,并把她培养成人的“历时”叙事穿插、并置起来,形成一个更为深长的“共时”,历史与现实的共时。作家张翎的这种结构时间的叙事不仅是一种叙事手段,而且蕴含了丰富而深层的思考。首先是表现了新移民,尤其是下层移民在海外的生存困境,同时有对西方社会现状的揭示,更有对西方基督教与牧师的深沉的哲学层面的探询,如宣扬慈悲、怜悯、宽厚的牧师,处处时时在为他人作想,他们想到了自己吗?比如,这爷孙两代牧师本人的爱情,幸福吗?为什么他们不能与自己所爱的女子结合呢?而把相距百年的两个中国女子与西方两位牧师邂逅相遇的悲欢离合,放到一个故事框架中“共时”,则表达出某种命运相似的同一性的贯穿感,其蕴含更是意味深长、发人深省,真所谓“百年等一回”。显然,这种“同时性”已超越了结构形式的层面,而具有本体论的意义,时间生成的是主题的内蕴。在吕红的《微朦的光影》中,同时展开了三扇时间的“屏幕”,或曰三条线:一是主人公“芯”为朋友送别,陪同这位画家到旧金山一家影院看法国新浪潮电影《广岛之恋》,二是观看影片过程中,《广岛之恋》的屏幕影像与对白的片断闪现与链接,三是“芯”观看影片中心里涌上的离别旧梦,那一段远隔重洋、发生在故国的刻骨铭心之恋,同影片中的《广岛之恋》的故事、交错穿插,形成两条时间流,一个是在旧金山影院的屏幕上流动,一个是在心中的梦幻般的回忆中流动:多年前的广州、香港,与情人分别……。影片结束,“芯”与朋友告别,咀嚼着一份失落和彷徨,又回想起当年与故国情人离别的情景……这里,三重时间重叠交织,现实与朋友看电影告别的时间、屏幕上《广岛之恋》情节发展的时间、回忆中与情人的心痛往事,构成“同时性”,这里的同时性同样具有“跨域”的特征,而把三者勾连起来的内核是痛苦的“恋情”。
  2、时间断裂的跨域。这种“同时性”表现为小说人物在当下时间的“瞬间断裂”,意识呈现出幻觉、梦境、潜意识等审美幻象,是以直觉方式经验着生命现时存在,于是,时间回到人的精神内部,回到主体的真实内心。借助主体的意识流动实现了时空的自由组合。而新移民小说中,这种意识流动中的审美幻象,又往往表征为母土的图景、人物,或母土与异乡的“跨域”双重图景的拼贴、重组、叠合、交织,使意识坠入暂时的时间“黑洞”。
严力的小说《除了吃的娱乐的,其它的鱼已经不存在了》中,“我”站在脏乱但极具有色彩的纽约街头,孤独、紧张、心中紊乱,站在宠物店门口,“我”时而想到小时候在故乡养鱼仔,曾发誓把一些小鱼养大,那些小鱼仔长大了,鱼也给了他越来越多的幻想,时而想到闹市区的宠物店不也是被四面的玻璃的鱼缸围住了的吗?时而想到是站在鱼缸外面代表人类注视它们,时而想到诗人庞德诗中关于诗人、富人、渔夫的比较,……“每当我站在越来越离我更远的鱼缸面前,它们就又翻起以往的泥沙,以期蒙住我越来越现实的双眼。”小说中的“我”,站在纽约闹市区宠物店的鱼缸前,瞬间意识断裂,呈现意识流动,浮想联翩,这种流动漂游、来回于自然色彩的故乡与现代物质色彩的纽约之间,“我”有时就变成了一条“鱼”,在纽约这个大鱼缸游弋。而这种游弋,也是在母土与异乡之间的河流中。林湄在《天望》中也有出色的描述,远嫁欧洲人的中国女子微云,坐在窗前想到清明节快到了,望着垂到窗口的树叶,“宽扁的脸烧红烧红的,像坐在冬日的火炉旁,温热涌向脑海、眼底、耳根本来啊,这一分钟的事,就是下一分钟的旧事,然而,眼里曾经有过的风景,无论新旧,随时都可能再现……江海上的船儿啊,飘啊游啊,船上的人啊累啊忙啊,没有人问什么,父母与别人,逝者如斯,都是这样地生存着。”这里,微云的意识流动也是移民小说中非常典型的时间“跨域” 只是它是出现在人物短暂的瞬间幻觉中。“本来啊,这一分钟的事,就是下一分钟的旧事,”林湄将自己的感觉成功地移植到人物身上,借她之口,传达出对时间真切细微的感知。接着,作家的笔转向了对微云小时候跟随父母到山上为祖母“扫坟”的描写,此即前面所述的时间宽度的“跨域”。有时上述两种时间的“同时性”相互交织、渗融、组合,构成小说艺术独有的奇特魅力。
不管是“时间宽度”形态还是“时间断裂” 形态,“同时性跨域”都将关注点指向现在的存在境域,新移民小说的主体的选择是面对现实的存在境域,借助这种时间宽度的延伸与瞬时沉思和行动的意向性活动,创作主体看到了自我选择的独特性和意义生成,展现出已表达和未表达的无限可能的时间场域。
三、时间经验的意义生成
  新移民小说是一个自成体系的精神世界,时间维度浸渍于迷离恍惚的意识流动中,它需要读者真正沉潜到作家的灵魂深处去倾听生命的声音,需要读者调动其所有的人生经验去与之对话。时间对作家来说,是一种人生经验,一种生命体验。新移民作家从纵向生命尺度而言,是前半生与、后半生的时间向度,从心理生命体验而言,新移民小说中并置了两种时间经验,即“空无的时间”与“充实的时间”。这两种时间经验的区别在于:价值取向所衍生的意义生成模式的不同。
  1、两种时间经验的意义模式。
  所谓的“空无的时间”是作为时间形态的当下处境、被完全抽空或现时境遇被迫终结(如死亡)而导致个人的意义体验全方位“退场”,由此生成了诸如孤独、迷茫、困惑、焦虑等时间情绪。这种时间经验颇似法国学者伊夫·瓦岱所说的“空洞的现时”,它是一种过渡性的时间类型,由于意义危机导致了过去和未来凌驾于空洞的现时之上。“空无的时间”本源于目的性意义(存在之“有”)拒绝为意向性行为提供依据。就新移民小说而论,这种“空无的时间”的焦虑经验主要来源于主体行为意义悖谬的现时焦虑。阎真的《曾在天涯》,对高力伟在加拿大上学未竟、艰难谋生、婚姻破裂、进退两难的窘困的书写细致入微;《香火》中,当年颇有名望的青年画家到加拿大后,为了生存不得不去操刀卖肉;《少女小渔》中,初到美国的弱女子为身份而忧心忡忡,违心地与一位洋人老头办理假结婚;《羊》中的羊阳远嫁加拿大,新婚之夜,丈夫突然意外病亡而走投无路……新移民小说的现时焦虑感本源于主体在“异乡”的困境和虚无体验。现时被黑暗与虚无置换成一个空洞的外壳,于是产生了一种找不到立足点而漂浮的极境困惑:当移民们置身西方这陌生的环境不久,他们很快发现这里那里都存在着可能而无法防范的“敌意”,当初叫着喊着“到美国去,到美国去”、大做“绿卡梦”(毕熙燕《绿卡梦》)的人,最终“玛丽进了监狱,凯西当了妓女,布莱尔孤苦伶仃,这里苏云又发了疯”。可见,中国人身份在西方是一种特异的存在,“空无的时间”是一种生命体验、生命态势。
  在新移民小说中,存在着另一种与“空无的时间”相对应的时间经验:“充实的时间”。它是一种激活了生命空间的时间体悟,向着无限和永恒的时间维度展示现时的极境反抗,这种时间经验类似于伊夫·瓦岱所说的“英雄的现时”,“它视现时为一个常常处于危机状的时代,这个时代要求人们进行斗争,这种斗争无疑比不上昔日显赫一时的战士所进行的战斗那么享有盛名,但它并不比后者缺乏英雄气概。”与“空无的时间”的焦虑情绪不同的是,“充实的时间”中洋溢着一种即时行为选择后的欢欣感。《曾在天涯》中,高力伟在加拿大的留学、打工、婚姻、恋情屡受挫折、心力交瘁,却始终找不到自己的位置,陷入“去”与“留”,“是”与“非”、“再婚”还是“分手”的痛苦抉择中,最终他终于勇敢地作出了回国的决定,选择了属于他自己的“充实。”长篇《香火》中的丁信强、肖月英夫妇属于新一代的技术移民,初到加拿大也面临着远离故土及环境、住房、工作等方面的困难,但经过努力拼搏奋斗,在渥太华站稳脚跟、生子购房、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生活逐渐安定下来,过着普通人的生活。当然,在“充实的时间”体验里,随着时间的推移,虽然“乡愁”在逐渐消解,但对母土并不能完全遗忘,“空无”也会乘隙而入,不经意地袭来,这就是两种时间经验、两种人生体验的“来来回回”的碰撞、冲突、交织与渗融。
  2、两种时间经验的张力冲突。
  新移民文学不可避免要遇到两种时间经验的张力冲突,对立物在引力的作用下成为矛盾的统一体,在僵持的状态中,二者不停地发生作用。非同一性的因素之间在相互否定之中,形成相互的抵抗力,在永远的对抗中个体的存在才能凸显,因为只有永远的“他者对同一性的抵抗,这才是辩证法的力量所在”。这与老子的“反者道之动”的哲学思考有相似之处,“道”在根本处并不寂静,它要不断地“反”和“动”,即不断地对峙生成着,不断地以打破同一静态的局面,将“道”现实化、当下化。而没有张力结构存在的主体是不可能很好地确证自我意识的,也不可能在现实、当下的境域中洞明“道”的真谛。
  两种时间经验始终处于“非和解”的张力状态中。瑞恰兹认为:“一般情况下相互干扰、相互冲突、相互独立、相互排斥的冲动,在诗人身上结合成了一种稳定的平衡状态。”并指出:“在一切艺术想象中表现得明显的地方,就在于能够把纷乱的互不联系的各种冲动组织成一个单一的有条理的反应。”在实有与虚无、绝望与希望、明与暗、死亡与生命等二元对立的张力场中,“空无的时间”与“充实的时间”的并存,使新移民小说的时间系统呈现出意义危机与意义扩充“相交的运动”的状态,两种时间经验的对立、抵牾、抗拒、摇摆、映衬扩展了现时存在的意义构成空间,同时,它们又作为一个整体朝着一个中心运动着,即统摄于现时的选择和反抗。林湄在《天望·序》中说:“在这里,有丧失信念和虚空迷茫的情绪,有道德价值衰退,有战争、有环境污染,有暴力、破坏、吸毒……也有殚精竭虑解决社会问题或为社会救援事业献身的志愿者。”这段话说的即是“虚无”与“充实”的两种时间经验,两种不同的体验,作家如何调和、平衡这种复杂的时间经验呢?那就是“对于美好的内心世界共识和渴望崇尚真理的心情”,“对于人生中不可自救和无法拯救生命的理解和悲悯心理”。林湄深刻体验的体悟竟然与理论家的概括惊人的相似。《天望》中的欧洲庄园主,年轻的传教士弗莱得也曾屡遭“虚无”,他行善却得到恶报,他崇拜的牧师原形毕露使他堕入信仰危机,但是他不怕挫折不畏失败、一往无前,漠视金钱,信守“人的最高特性是神性”。他的妻子微云也曾有过人生旅途中的迷失,她和丈夫因为中西文化冲突,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的差异,一度发生过矛盾、抵牾,对抗,但最终在沟通、交流中走向了理解与和谐。在宋晓亮的《梦想与噩梦的撕扯》中,孟浩月奔出国门,一心想混出个人样来,哪知刚下飞机踏上美国的土地,就遭到趾高气扬的白种女人横蛮无理的搜查,接着又受到冷酷、刁钻的“舅奶奶”的百般欺侮、盘剥。在这种对抗冲突中,她不屈不挠,从困境中挣脱出来,获得自尊而经济独立,并以顽强的毅力完成了一部浸满自己血泪经历的文学作品,看到了光亮的前景。
  新移民小说的作者运用良好的调节机制平衡了两者的矛盾冲突,既看到了彼此的对立性又洞悉到了相互的统一性。“空无的时间”与“充实的时间”的并存与意义模式,恰是作家时间意识建构的内在心理机制和辨证思维构成。两种时间经验的张力冲突,正是新移民小说家创作意义的生成、主题获致的深层因子。在主体对客体的意义建构过程中,重新思考主体的本真命运和终极意义,这正是新移民小说时间命题的基本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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