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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窗苦读业基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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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孤星不灭 发表时间：2008-10-07 23:12:40 IP地址：10.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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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51年春节过后，我们这里有史以来第一次办了新式学校，废除了私塾。我们湾里有上十名年龄相差一、两岁的小伙伴，一起发蒙上了小学。小学办在何氏祠 堂，是当时李胜乡办小学，校名就是李胜小学。何氏祠堂和程氏祠堂一塘相隔，一条小溪环两祠堂而过，象一条连心线，把两祠堂牵连在一起。程氏祠堂是当时的政 治活动中心，乡里有什么活动，就在这里开群众大会，人们坐在茂林下、修竹间，谈笑风生。程氏祠堂有两根古老的树藤交连在一起，长大成树，是一大景观。我们 常爬到古藤上面去玩耍。那时候，象这样的古树，比比皆是。在我们湾前的门口塘和小河边上，就有两颗古枫树，我们常爬到树上去玩耍。记得有一次，我把快要蜕 下来的树皮扒下来，做成人和各种动物的样子玩，一不小心，掉到河沟里去了，淹得人事不知。不知道是怎么被人救起来的，算是捡了一条命。还有一次，到湾前的 古枫树上去摸鸟蛋，突然，一条大蛇把头伸出来，嚇得我忘了一切，从两丈多高的大树上掉下来，幸好在半途中抓到了一树枝，被人救起，又算捡回一条命。
这年，抗美援朝运动在全国各地各行各业搞得热火朝天，我们小学也不例外。湾里有青年何厚宗应征参加志愿军，哪可真气派。不知从哪里弄来的马，他骑在马 上，胸前戴着大红花，被送到区里集中。我们都在欢送的队伍中。在学校里，经常听到老师讲志愿军英雄的故事，我们接触的小人书，都是中朝抗美的英雄故事。特 别令人气愤的是美帝惨无人道地搞细菌战，用飞机把带有细菌的物品投到东北和内地。当时我国还没有制空权，美蒋不时派飞机到内地骚扰。老师教我们不要随便捡 野外的物品，怕是敌机空投带有细菌的东西。抗美援朝的捐款活动也在蓬勃展开，妇女们赶做布鞋，男人帮志愿军家属种田种地。我们小学生曾经到湘帮河一位志愿 军家属的棉花地里去捉虫子，用烟叶浸水浇在棉花叶子上，杀蚜虫什么的。抗美援朝运动深入到角角落落，唱的歌是“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喊的口号是 “打倒美帝”。我还从宋埠街上买了一张志愿军在朝鲜坑道里生活的画，贴在木板墙上，并把画上的内容用毛笔抄在我家的鼓皮板上，多年都洗不下来。
当时，我国和苏联打得火热，说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中苏友好协会在各地都有组织，我们小学生都是中苏友好协会的会员，每人交五百元钱（旧币，相当于现在的五分钱），发一枚有斯大林、毛泽东头像的会徽，戴在胸前。
新社会人民政府关怀人民，我们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当然备受关怀。政府免费为我们接种天花疫苗（种痘），打预防针。种痘过去有过，打针是破天荒的第一 回，小孩们非常害怕。我们躲在野畈里，不敢上学。大人到处捉我们，我们怎么也逃不过大人们的追捕，最后哭哭啼啼地被送到学校去挨“打”。这是我们人生第一 次打针。
我读小学的启蒙老师，有一位叫何厚宽，是本湾人。他教语文，办法就是死记硬背。我记得我读的第一课内容是：“人，一个人，两 只手”。背不下来就用戒尺打手心。我从小很聪颖，从来没有挨过打。挨打最多的小伙伴是四约，这是他的小名，大名我已不记得了，他后来得什么传染病死了。何 老师很喜欢我，有一次在课堂上语文课，大人们在地里薅棉花草，跑到我们学校来歇气，看老师是怎样教我们的。何老师把我点起来，让我认黑板上的字。我不费力 气地一口气把字全部认了下来，何老师很高兴。大人们面带喜气，称赞这个孩子很聪明。我觉得很光彩，洋洋得意的。
我的启蒙老师还有一位叫张国威的，是宋埠张家洲的人，教算术。还有一位老师教常识，我记不起来他的名字。我叔父也在学校里代过课，叔父代课时间很短，对我要求特严，我很怕他。
读小学时很不规范，还留有私塾的尾巴。一个班不过二三十人。读书的教室也经常变动。我先后在何氏祠堂、程氏祠堂、李氏祠堂、赵氏祠堂读过书。在何氏祠堂 读书时间最长。当时读书参加社会劳动很多，上面提到的帮志愿军家属做事这样的活动经常有。1952年大旱，我们小学生也提着水桶去帮烈军属抗旱浇苗。这年 因旱灾受了一点损失。当时有个叫梁启杰的县官，住在我们湾里。听了老百姓的叫苦，亲自出面向县里要救济。结果这年的公粮全免了，还拨了一批救济粮。其实， 我们这里真正怕的是水涝灾害，旱一点损失不大。老百姓说这一年吃了“渗油粑”。多少年后人们提起梁启杰还念念不忘他的恩德。
我在小学 成绩一直是上等。1953年春季，搞教育体制改革，春秋季入学统统改为秋季入学。我已经读到了小学三年级上学期，突然通知我们都要留一级，我们很不情愿。 学校怕家长责怪学生，老师们逐家走访解释。这年，学校成立了学生会，学校让我当学生会主席。我当时很胆小，话都不会讲。老师教我要学会讲话。教给我的办法 是，小组讨论时要争着发言，慢慢就会讲了。起初，我一开口就脸红。老师一再鼓励，我才慢慢地学会说几句。这一年六一儿童节，学校建立了少年先锋队。有十多 位同学入了队，我以为一定少不了我。结果我没有加入，原因是同学们说我不爱卫生，身上邋里邋遢，头上疱脓流血。这叫我怎么办呢？我心里很不服气，但也没有 办法。
我读小学的时候，家境很不好。我母亲在我不到十岁时就得病，是她在怀我小妹妹时留下的祸根，当时医疗条件很差。父亲是做泥瓦匠 手艺，所得收入用来给母亲诊病还不够，那有余钱来照料我们。这时叔父和我父亲已分了家，祖父跟着我父亲过日子，家中还有哥哥、两个妹妹，全家七口人过日 子，全靠父亲一双手。祖父年事已高，但还是帮着干农活，上街卖菜。我小时候身体很不好，平时经常感冒打皮寒(疟疾)，头上常年长脓疱疮，至今头上还留下许 多疤痕。由于家里经济困难，我从来没有穿过新衣服，总是穿哥哥穿过的衣服。哥哥和我在一个小学读书。1954年他被县二中录取去读初中，可惜因为大腿上长 毒疤，中途休学诊病。病好后因家境不继，就再也没有上学了。
记得有一年夏天，母亲好不容易为我做了一件土布衬衣。我刚穿上身，就和湾 里的小伙伴们到举水大河里去游泳。我们在水里互相打闹，玩得非常开心。有一中年人从河岸边经过，看到我们玩得那么高兴，朝着我们偷偷看了看，笑笑就走了。 等我们玩够了，起岸准备回家时，才发现我刚上身的新衣服不见了。这一下吓坏了我，回家去怕母亲打我。我自责做了错事，只好跑到湾前小路边的甘蔗地里躲了起 来，饭也没有吃，饿了就拌甘蔗充饥。家里找了我好些时候，也没有找到。直到快天黑时，我才偷偷摸摸地跑回家里去睡觉。谁知父母亲知道后，并没有责怪我，大 概是怕我又偷着跑了。
那时小孩子丢失了东西常常是要受惩罚的，打屁股是常事。有一次，我端着饭碗出去吃饭。乡里人吃饭，常爱端着饭碗 聚集在一起聊天，边吃边聊。我不小心把一个蓝花碗连同满碗的饭给泼了，碗也摔破了。这一下惹了大祸，回家肯定要受惩罚，不是打就是骂。我灵机一动，干脆把 筷子也甩了。不慌不忙回到家里。家里人看到我，叫我赶快去盛饭吃。我重新拿了一个蓝花碗，盛了一大碗饭在家里吃完。但心里象打鼓一般，生怕父母发觉了什 么。后来，母亲在洗碗时，发现少了一个蓝花碗，找了好长时间，没有找到。问谁知道碗在那里，大家都说不知道。这样过了一段时间，也就没事了。
1954年的六一儿童节，我已经读三年级的下学期。十二岁的我才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一加入少先队，我就当上了中队长，成了少先队的官。成天肩上佩戴着 两条杠杠的肩章，脖子上飘着红领巾，跑上跑下，感到特别荣耀。这时，我不怕讲话了，特别喜欢讲话，喜欢在人前表现自己。哪怕是站个路队，也要讲几句注意纪 律的话，由于我的学习成绩好，参加活动多，我得了学校的表彰，奖给我一本《时事手册》。这本《时事手册》，就是今天的《半月谈》。我翻了多遍，保存了好长 时间，文化大革命前夕，被弄丢了。
这时，我在学校里订阅了《中国少年报》。当时的少年报不知是周刊还是旬刊，邮局送到学校，由老师发到我手里。我在少年报上读到了董存瑞的故事，海螺姑娘帮穷人的故事，至今还有印象。在当时那样困难的家境下，能够订阅少年报，我的父亲对我的求知是多么的支持啊！
那时的生态环境比现在要好得多，到处是绿树成荫，鸟语花香，空气特别清新。1954年是多灾的一年。读小学三年级时，和我玩得好的何望祥很调皮，在我的 课桌里安有一个小铃铛。上课时线索一拉，铃铛响了，老师就批评我，我吃了哑巴亏。可是有一次，何望祥没有拉线，铃铛却响了起来，房屋和桌椅突然晃动了一 下。老师大声说：“发地震了！同学们快跑到教室外面去！”我遭遇地震这是笫二次。第一次是1952年夏天，我在门口塘里洗衣服用的漂板上站着，准备跳水去 游泳。突然漂板晃动了一下，把我晃到水里去了。当时我还找不到原因，事后听人说发了地震。
1954年地震之后，就是狂风大雨，连续落 了三四天。记得是麦收季节，当时已经办了农业社，我们湾是一个社。收割的麦子都码在稻场，一堆一堆的。就在端午节这天，湾前的举水河堤溃口，汹涌的洪水席 卷田畈，稻场上麦堆浮了起来，被洪水推走了。屋里淹了一米多深，我们都爬到二楼上。我母亲已经病重得无法行走，只好让她躺在大桌子上，下面再加一张大桌 子。这时，宋埠镇公所派木船到湾里来，把我们小孩和体弱有病的都接到宋埠镇去。我叔父是镇公所的秘书，我们就吃住在镇公所里。镇上公家各单位蒸了许多肉包 子，送给逃水灾的老百姓吃。宋埠街心地势高，没有淹水。但镇公所进了水，二中的操场上是一片汪洋。建筑用的木材竹子漂浮满场，我们就在这水里玩耍。凭借木 材竹子当船，互相攻击，直到把对方打进水里才开心。那个开心的劲头是没法形容的，心里完全没有灾荒的影子。水过之后，大人们从田畈里把麦子捞回来。可是， 麦子都发了芽，分到各家去做麦芽粑吃。人们不知道这麦芽粑有毒，是不能吃的。有许多人家中毒，送进了医院。
这年冬季，又遇大寒流。雪 落有两尺厚，屋沿上的凌柱几尺长。河塘结冰四、五寸厚，我们小孩子在门前塘里溜冰打雪仗。就在这一年，我们家前后的竹林，还有湾前湾后的竹林全被冻死了。 自此以后，再也没有恢复。至今我还怀念那成片成片的竹林。如果要是单家独户，还有可能恢复。可后来是农业社、人民公社的天下，只有毁林的份，哪有植竹栽树 的兴趣。
虽然下了这么大的雪，我们小学生照样上早自习。到学校后，老师都很感动，亲自为我们发火取暖。可见当时我们上学的自觉性之 高。我们读小学一直是认真的，记得有几次，我误把大月亮当作天亮了，起了倒夜，把伙伴们约起来上学去。到了学校，大门开不了，我们就架梯翻窗子进去，然后 把老师房里的油灯收集起来，大声读书。等老师起床后，批评我们胡闹。追究指使者，大家推到我身上。老师也不忍心批评我了，只是让今后不要再胡闹。
1954年国家实行了一些重大改革。其中对粮、棉、油重要农产品，实行了统购统销。棉、油的影响还不大，粮食可影响大。这一年本来受了灾，再加上一统 购，老百姓就紧张了。当时买东西开始凭票，特别是粮食，要凭粮票。粮食不够，街上还有不要票的面条卖，我们就跑到街上去排队买。有一次我和我哥哥排队买， 卖给了我哥哥，却不卖给我，说是我们俩长得非常像，是一家的。我哥说分了家，这才卖给我。有时到湘帮河几家面铺去买，面铺的面条很走俏，从轧面机上刚下来 的湿面，就被我们抢购一空。
这时农村按照国家既定的方针，走集体化的道路，互助组合作化搞得热火朝天。我们家缺乏劳动力种地，我父亲 早就希望参加合作社。但我家是中农成分，我父亲恳求了多次，一直没有被接纳，直到这时才接纳。这时的集体化对农民是很有吸引力的。1954年，在原来被废 弃的飞机场上，建起了宋埠农场。这年夏天，县里调来了一台履带式拖拉机，在宋埠农场表演耕地。我们学校把学生组织起来，到农场去看表演。这是我第一次看到 拖拉机。听人说，苏联的集体农庄全部是用拖拉机耕地，人们羡慕极了。当时的口号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点灯不用油，耕田不用牛”。这对过上了新生活 的农民确实有很大的吸引力。
我已经读到四年级，初小马上要毕业了。我的语文老师叫张次江，张家洲人，知识渊博，语文课讲得非常好。他 有两个女儿，大的叫张霭棠，小的叫张云棠。大女儿到县二中去读书，小女儿和我同班同座位。大概是张老师有意安排和我同座，因为我的学习成绩好，以便我帮助 她，谁知我向来不善于和女生交流。我的算术老师是项伯勋，拜郊城人。他的算术也教得好，人非常和气。这时正在要求进步，表现积极，我们社里干部和他关系非 常密切。后来区里要调动他，是我们社的干部程燕山向区里提要求，把他留下来。直到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才让他调走。他后来当了县教育局长，县政府办公室主 任。
我小学快要毕业的时候，家里发生了重大变故。我母亲经过几年的病痛折磨，于1955年农历六月十二日，呼喊着父亲的名字去世了。 母亲叫于桂梅，生于1917年，只活了38岁，过早地离开了我们。母亲是有名的贤妻良母，操持家务有方，上孝父母，下慈子女。虽然卧病几年，只要病情稍有 好转，就要下地干活。她很不情愿地离开了我们。有一次，我问母亲：“我的生日是那天?”她瞪着大眼气愤地说：“你巴不得我死！”自此以后，我再没有问生日 的事，母亲去世后，我们兄妹四人连生日都不知道。后来是我们的邻居，年长的何家老太告诉我们的。湾里人都说何家老太的记性好，特别是别人的生日记得牢。我 们兄弟姊妹的生日，都是以何家老太记忆的为准。
(二)
1955年秋，十三岁的我，初小毕 业，考进宋埠中心小学读高小，这时才算是读了正规的小学。宋埠中心小学是所历史悠久的学校，在宋埠镇中心，有名的中山台对面。学校很大，我们五年级共有六 个班，我们是五（五）班。班主任鲍旭初，龟山人，身材瘦小，四五十岁，很慈祥。算术老师林欣，很文雅，课讲得好。我的学习成绩向来好，两位老师很喜欢我。 当时我家里经济很困难，身上穿着破烂。鲍老师实在看不过眼，亲自到我家中走访，对我父亲讲：这孩子学习成绩不错，有培养前途。家里是否想办法，给他做套像 样的衣服。我父亲满口答应。第二天就扯了四尺凡士林的蓝布，为我做了一条裤子。可惜做得太小，我一穿上身，就挣破了，不能穿了，我哭了起来。后来父亲为我 重新做了一件，那件破了的新裤子再就没有穿了。我们除了学杂书本费外，没有零花钱。有一次，我在学校门外，偶然遇到到外地做活的父亲。父亲很高兴，给了我 五分钱，我如获至宝。鲍老师知道我家里困难，就把别的同学做完作业的本子给我。我又翻过来，重新订成了本子，做作文作业。
当时上学， 吃饭都很困难。我们学校离家有四、五里路，我们每天走着上学，从早自习到晚自习，一天要走四个来回。我家里母亲去世，两个妹妹很小，哥嫂已分家另过。做饭 就是我祖父的事了。当时没有钟表，也不知道早晚，常常是回家去饭还没做，或是没有做熟。我二话不说，回头往学校赶，怕迟到误了学习。有时干脆饿肚子不回 去，从高小到中学，我不知饿了多少次肚子。由于长期营养不良，严重影响了我身材发育，读书时身材一直矮小，总是坐在前排，这对我听课倒是很有利。
读高小时，我很爱看书，特别爱看那些风行的小人书。在临近到我们学校的街道边，有一位眼力不好的老人，摆着一个杂货摊，顺便搞租书业务。薄本子一分钱一 本，厚本子两分钱一本，时间是一天。我经常在他那里租书看。因为我长期吃不上饭，父亲有时也给我一、两角零花钱，而我却把这口粮钱拿去租书看了。我非常盼 望过“六一”儿童节。因为“六一”儿童节这天，学校放了假，图书室把平时难以看到的各种图书开放了，摆放在一张大桌子上，任由同学们翻看。每到这一天，我 连饭都顾不上吃，坐在图书室里美美地翻一天书。有时候，“五一”、“十一”放假，图书室也是这样做，我都没有放过这样的机会。
除了租 书外，我还常到宋埠文化馆去借书。宋埠文化馆负责借书业务的，是我哥哥的初中同学雷迅，对我特别好。每次借书，是一个大纸袋子，里面装有一二十本小人书， 内容多是抗美援朝的故事，记得有一本小人书，是专门介绍金日成革命事迹的，对我很有吸引力。每年国庆节，北京都要举行隆重的庆典活动，百万军民大游行，高 呼毛主席万岁。通过无线电波，把庆典的实况，传播到全国各地。那时，蛮大的一个宋埠镇，只有文化馆有一台收音机。每逢国庆节，我们就从老远的家中赶到文化 馆去收听。参加收听的人很多，而收音机声音非常噪杂，具体内容听不清楚。听收音机都是自觉行动，只有新鲜感，没有什么政治目的。
我的 爱好主要是看书，这时也开始接触一些科普读物。在读初小时，就看过《十万个为什么》。这套丛书，很受小学生欢迎，学校只有那么一套，同学们互相传看。从那 时起，我就对科普读物很感兴趣。我和同湾的同学何自义、胡文波一起，凑钱订阅了《天文爱好者》，每月一角五分钱。我们只看那上面一些有趣的天文故事，许多 文章看不懂。正当中的一页有当月的天文天象图，我们常常在晚上对着天象图，辨认天上的星座。最早辨认的是北斗星、北极星、银河、牵牛星（农村俗称扁担 星），织女星（农村俗称秤砣星）等。
看书多了，感到我们生活中也有许多有趣事，应该向外传播。这样，我们也试着向《中国少年报》等报刊投过稿，但都没有采用。
高小除语文、算术课外，还有历史、地理、自然课，这五门课我都喜欢。还有体育、音乐、美术课。我最不喜欢音乐课，因为我说话连字音都吐不清，唱歌那就更 难听了。体育课也不喜欢，因为我身体矮小，许多体育课内容我都难以完成，象爬杆、单双杠，上都上不去。在上面玩花样，那是想也不敢想的。体育课有一项内 容，我还喜欢，那就是毛坤老师教我们打拳。那时学的打拳的几个招式，现在我还记得。后来才知道，毛坤老师是黄埔军校出身，解放前是一名战将。解放战争起义 投诚，被派到我们小学来教体育课。毛坤老师的体育课只教了几节，就没有再教了。音乐和体育课，我能够挣得及格就不错了。美术课我还是喜欢的，特别喜欢到野 外去写生。
我们这些孩子都很野，也做了不少坏事，使大人们头痛。我们的语文课本上有一节课文说，苏联有一人在苹果上贴着5字，让太阳 晒，5字就留在苹果上。这苹果园主就把这一筐苹果送到学校，鼓励学生读书要多得5分，（当时是5分制）。由此我们联想到，在水果蔬菜上大有文章可做。我们 经常路过的湘帮河菜地里有许多南瓜，个头很大。我们就用小刀在瓜上切个方洞，把屎屙到洞里，然后又原封不动地把南瓜洞堵上。过不了几天，南瓜洞长好了。园 主把南瓜拿到街上去卖给别人。买主发现南瓜里有臭屎，就找卖主，说卖主坏话。卖主马上就想到，是我们这些学生干的。由于我们人多，来去一路十多人，他也把 我们没有办法，只是骂街解气罢了。
记得是快过春节的时候，当时有个风俗，家家户户在农历腊月二十四接祖人回家过年，门口要挂灯笼。灯 笼上的画蛮好看，我就印过灯笼画卖，一般是摇钱树，聚宝盆什么的。我们这帮小学生不知是怎么想的，在一起议论一下，说湘帮河的人好歹，平时指桑骂槐来骂我 们，这次我们要报复一下。每人拿了一根小竹棍，半夜一齐出动，把满街的灯笼打得乱七八糟。第二天，满街一片骂声，都是骂我们这些半大孩子。我们又一商量， 说非要整得他们告饶不可。那时，除夕晚上要守岁，直到五更天，家家户户出门敬神放鞭炮，叫做出行，讨一年的吉利。我们就在除夕晚上，把几家骂得最凶的人家 的茅厕里的溜屎板拿起来，偷偷靠在这几家的大门上。这几家出行时，把大门一开，一块溜屎板倒在堂屋门前，哭笑不得。他们想怪罪我们，又找不到证据，只得捡 最难听的恶语来咒骂。我们不管他们骂得多凶，躲在一起笑得直不起腰来。那几年，湘帮河的老百姓把我们这帮半大的孩子恨透了。
（三）
1957年秋，我考进了设在宋埠镇的麻城县第二中学读初中。这所中学有点名气。它诞生于1946年秋季，前身是由“私立麻城新陵中学”和“鄂东联合中学 ”的一部分合并而成的。私立麻城新陵中学是宋埠富绅郝济民等筹资于1946年兴建的。鄂东联合中学是抗日战争时期，在罗田县三解元地区组成的。抗日战争胜 利以后，一部分原属武汉籍的师生返回武汉。1946年，该校更名为湖北省第二高中。1947年一分为二，一部分划归省立黄冈高中，一部分划归省立麻城高 中。1948年春，由武汉九峰山迁到宋埠。1949年，麻城县政府接管了省立麻城高中。1950年春，与新陵中学合并，1953年更名为麻城县第二初级中 学。1958年恢复高中部，校址在宋埠镇西门举水河畔，校园的设备基本上是建国前留下来的。校园正中是学校办公楼，只有两层。办公大楼前是大操场，沿河是 宋埠城墙，城墙边绿柳成排。整个校园没有一栋像样的教学用房，教室破烂不堪。学校有三百多名学生，当时初中一年级有两个班，我是初一(2)班的，班主任是 夏明瑞老师。夏老师带班时间不长，因反右斗争中说了一些过激的话，被判刑到宋埠农场去劳动改造，就累死在那里了。后来的班主任是吴珍珠老师。吴老师是位年 轻姑娘，正在跟学校团委书记冯克绳恋爱，打得很火热。她是教生物课的，初中一年级还有算术课，到初中二年级才学代数、几何，代数课由朱柏年老师教，几何课 由刘斌华老师教，语文课分为文学和汉语两门课。文学课讲文学作品，汉浯课学汉语拼音。这些课现在是小学一年级，甚至是学前班儿童学的。但当时汉语拼音方案 刚发布不久，还是新鲜事。国务院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尹斌庸下放到二中，教我们学汉语拼音，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尹老师夫妇都在这里受批斗。
我们进校不久就开展了反右派运动，学校也搞大鸣大放大字报。当时是鲁建平当校长，项汉良当教导主任，学校领导首当其冲，是斗争对象。大字报批项主任的最 多，漫画上把项主任画成鹰勾鼻子，两面应付，对上级卑躬屈膝，对教师高头昂首。学校里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反右派是老师的事，我们没有参加反右斗争，但受的 影响不小。反右派运动一直延续到1958年上半年。
1958年是非常火红的一年，人们把这一年称为火红的年代。上半年主要是搞反右派 整风的政治运动，我们听政治报告多。到了下半年，可就热闹了。先是有“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没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宣传，接着是大跃进。所谓大 跃进，实际是大浮夸。这年七月份，农业社在我家开会，我也参加了，主要是报小麦产量。开始说亩产一两千斤，后来加到四五千斤。有人说不止这么多，别的地方 亩产七八千斤，我们再差，也不会只有人家的一半，产量马上报到七千多斤。大跃进过后，是人民公社化运动。这时，我在外婆家，有天晚饭后，我已入睡，我的大 舅伯把我喊起来。我问:做什么?舅伯说，刚刚开完会，要合人民公社，家家要写申请书。这里识字的人不多，只得让你动手。我说，我也不会写。他说，一个中学 生，怎么不会写?我也没有其他的办法，胡捏了几句，写了一份。马上全湾人都要我写。这一晚上，我抄了二十多份，全湾二十多户照一个模式写了申请，第二天就 送到区里去了。
随着人民公社化，各地争先恐后地办起了公共食堂。我们湾有六七十户人家，办了一个公共食堂，凭铃声吃饭，象建国前敬神 时那样，全湾几百人挤到食堂吃饭。开始几天，食堂伙食不错，餐餐有荤，而且一般有三四个不同花样的菜。那时时兴“吃饭不要钱”，不管走到什么地方，都有饭 吃。外地人路过这里，也随时可以进餐。我们湾处在南北交通要道，来往人多，来白吃饭的也不少。公共食堂很快就难办下去了，但还是要坚持办。1958年总算 坚持下来了。到了1959年，那境况可就惨了。
这年，全国都在搞“超英赶美”。有的提出二十年，有的提出十五年要超过英美。超英赶 美，主要是指钢铁产量。把钢铁封为元帅。为了钢铁产量超英美，不惜兴起了全民大办钢铁的群众运动。记得是十月份，学校组织我们到麻城参观凤凰窝炼铁厂。只 见满场地灰雾扬尘，可能是工人也可能是干部们，在拉着大风箱，把炉火烧得旺旺的，灿烂的铁水红流从土制炉子里流出，烤得人大汗冒。工人们穿着灰色的工作 服，在炉前辛勤地劳动着。场地上还在搞基建，砖砖瓦瓦，钢筋木料，摆得到处都是。看了凤凰窝炼铁厂，回来后，我们也开始炼铁。在屋前选一个避风的地方，用 红砖泥巴糊了一个炉子，往炉子里加满木炭和铁器，用风箱鼓劲地吹风，搞了大半天，也可以把铁器熔化。然后捅开炉口，让铁水放出来。过一两个钟头，原来的铁 器全凝固成一个大铁砣，也算是炼出了钢铁。当时这样的炼铁炉子到处都是。为了炼铁，把各家各户做饭的铁锅砸了，集中起来作铁料。铁锅砸完了，就砸铁器农具 和家具，以后见铁就砸。到后来，农户家家很难找到铁器用具。炼铁需要大量燃料，县里组织大批人力进山去砍树，把大片山林毁光。我们这里是平畈，没有成片林 木，各湾的千年古树不少，这年也都遭了殃。我们湾前有两棵古枫树，恐怕有几百、上千年的历史，也被锯倒炼了钢铁，办了食堂。原来到处是茂林修竹的美好家 园，到这年冬天已经变得光秃秃的。我们小时经常在这些树林竹林里，捡枯枝残叶作柴火，从此再也捡不到了。
一九五八年的荒唐事太多，比 如除四害，本来是件好事，蚊虫、苍蝇、老鼠，是人人痛恨的，在被消灭之列是理所当然的。然而把麻雀也划进害虫之列，说麻雀吃粮食，一只麻雀一天要吃多少粮 食，一年要耗掉多少粮食，这样一算帐，数字吓死人，麻雀当然在被消灭之列。当年的麻雀也特别多，成群的到处都是。为了赶麻雀，地里扎了许多稻草人，生产队 还派人专门负责赶麻雀。自从把它划为四害，经过群众性的大量捕杀，再加上使用农药，麻雀就大为减少，现在能看到成群的麻雀已是稀罕事了。当然，后来经过科 学论证，麻雀不仅吃粮食，还捕杀农作物害虫，功过相抵，麻雀应当是受到保护的益鸟。人间的冤假错案，居然延续到了雀鸟的身上。
1958年是贯彻“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方针的第一年。政治上在教育界拔白旗，提倡又红又专，教学上让学生多参加生产劳动。学 校除办有校办工厂外，还办有农场。我们班的农场开始在李胜河西边，后来搬到宋埠农场的罗家立。每星期六是劳动日，从农村的家里带来粪桶、箢箕、应手农具。 年纪大、体力强的挑，年纪小、体力差的抬，把学校厕所的大粪，场地上堆放的垃圾，运到校办农场去作肥料。各班都有劳动委员，我们班的劳动委员是彭公正，他 比我年长三四岁，对农活比我们内行得多。农场也有些收获，收的豆、菜，都交学校食堂改善生活。除了星期六是固定的劳动日外，农忙时节，都要组织起来去支 农。到附近农村去帮农民割麦子、插秧、拔棉杆，是经常的事。记忆深刻的是，1958年冬季，我们到宋埠农场去栽油菜，一连栽了个把月，每天蹲在田畈里，一 棵一棵地栽种，腰酸腿痛，苦不堪言。这时，我们生产大队又在建新农村，把湾子里好一点的房子都拆了，搬到公路边建一排排的新房。听传言说，我家的房子也在 拆迁之列，心里七上八下的。我们劳动的宋埠农场，离我家只有两三里路，劳动纪律很严，不准请假。直到把油菜全部栽完，我才不顾一切地跑回家中。房子依然 在，说是上面来人制止了，只是附近长塘湾干部带头搬了十多户，到公路边建了两排新房子。还在宋埠汽车站附近，也做了一排有十几家的新农村。这些新农村，以 后都退回去了，仍然搬回原来的地方。这种政策兑现，延续了许多年，直到我后来当大队党支部副书记时，还帮忙还了这个历史债。
这年对我印象最深的，还有劳武运动。就是全民体育达标，有跳高、跳远、百米跑等。我向来不喜欢体育，这些运动对我来说，是整人的事。三番五次搞了半个月，就是达不了标，人累瘦了，浑身筋骨痛，主持考核的老师很认真，就是不放过。经过半个多月的磨练，勉强过了关。
这年年底还有一件大事。1958年12月13日，正是星期六，我们全班到宋埠罗家立校办农场去劳动。上午九、十点钟，公路边跑过上十辆轿车，当时轿车很 少见。有这么多的轿车经过，大家就议论起来，说有大干部到麻城，有的说是省里的，有的说是中央的，争论不休。直到中午回家吃饭，人们才奔走相告，说周总理 来麻城了。我们这才大吃一惊：怪不得有那么多轿车经过！
当年麻城在全国很知名，白果建国一社搞了个亩产三万六千斤稻谷，成了天下第一 田。来麻城参观的人特别多。我家所在的红星一社是麻城的先进典型之一，又是从武汉进入麻城的必由之路，凡是到麻城参观的人，都要来我们这里参观。我们看到 外国人很多。来的外国人，都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有时也有日本人，日本人不受欢迎。当年日本人占领宋埠时，干了许多坏事，人们还记忆犹新。当时我们在学 校学唱的歌曲，有一首是“湖北有个麻城县，天下都闻名”。还有一首是“向五脑山进军”，因为当时县里正在开发五脑山林场。
轰轰烈烈的 1958年很快过去了。到了1959年，日子就难过了。由于上年搞了浮夸，冲报了产量，国家征了过头粮，地方普遍出现粮荒。这年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到了七 月，天遇大旱，一连三个月，没有下过透雨。粮食、油料、棉花等农作物普遍减产。特别是粮食越来越紧张。到了下半年，基本没有正经粮食吃了。照理，国家对我 们中学生有点照顾，但我们是走读，这种照顾没有享受，苦了农村社员。我们湾中学生多，有何自义、何厚海、何明星、何顺从、何最乐、何继传、颜远志、胡文 波、何桂莲、刘金梅、何有志、何文金等十多人，都是吃长饭的。每次放学回家，敞开肚子喝菜粥。把两大锅菜粥很快喝完，嘴巴一抹，我们又上学去了。干活的社 员回来，锅里已是空空的，虽有怨言，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我们这里还有瓜菜代，别的地方就惨了。铁门岗我有一个姨伯，在家里饿得实在没有办法，跑到我家来。 我父亲为他煮了两大碗白菜萝卜，他狼吞虎咽地吃完，非常感谢。说是救了他一条命。我们偶尔可在街上买点豆腐，就是美味佳肴了。吃萝卜煮粥，开始不爱吃，到 后来想吃还吃不到。这时，我祖父双目失明，他看不到社会上的情况，误以为儿孙克扣他的饮食。当时我家腌了一大缸萝卜，他饿荒了就从缸里捞两块盐萝卜嚼嚼， 那种可怜相，现在想起来都寒心。到下半年许多人家完全断炊，把榨过油的豆饼，磨细做成粑吃。野菜、树皮扒完了，有的地方还吃观音土。吃了观音土，大便不 通，彆死了好多人。这年冬天，我们早上上学，经常在路上看到饿死的人，惨不忍睹。学校里开大会，领导作报告，介绍双蒸饭的营养，推广双蒸饭的做法。这年我 十七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本来就矮小的我，更是瘦骨伶仃了。以后在学校体检，对我的结论总是四个字：“发育不良”。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怎么良得起来 呢？有一件可笑的事。初中毕业前，部队来我们学校招飞行员。我正在拜郊乡下劳动，突然通知我到县里体检。我第一次到县城，体检第一关，就把我检掉了，我快 快乐乐在县城玩了五天。后来才知道，是把李海波的名字搞成我的了。李海波为此事懊恼了好长时间。
这时，浮桥河驻有解放军，我父亲有半 年时间在那里修营房。部队有时也发点大米，父亲省吃俭用，节约一点饭票兑换成大米。每个月父亲都要带三、五斤大米回家，全家人可高兴了。我们没有用这大米 煮饭，煮饭一餐就可吃完。用瓦罐子熬成稀饭，每人可以吃上一碗稠粥，就是最大的享受。现在我还喜欢吃粥，但觉得总没有那时煮的粥好吃。
这年冬天，天气特冷，学校照样组织我们到拜郊城去拔棉杆，农民用红苕招待我们。我们的课堂也搬到那里，在湾头一个稻场，架起黑板，同学们从住地带上凳子，围坐在一起，听刘斌华老师讲几何课。大家听得那么认真。半天上课，半天劳动，直到冬播结束。
那时节，社员群众成天吃不饱肚子，照常天天要上工，分值只有两角多钱。辛辛苦苦做一年，年终都是超支户， 和过去打长工差不多。到了1960年秋，人们 被1959年的饥荒饿怕了。我们湾里的几名干部凑在一起商量了一下，决定这年的产量不报那么多，少报的粮食偷偷地分给大家。社员们当然拥护。这件事情是背 着大队党支部书记何厚魁干的。后来，这件瞒产私分的事败露了，眼看湾里的干部群众要遭大殃，何支书站出来，一口咬定是自己主谋并主持分的。本来大队干部之 间矛盾重重，这时程姓的干部找到了把柄，不由分说，告到县公安局，公安局当场逮捕了何厚魁。何厚魁被押到了黄金桥劳改所劳动改造，后来就累死在那里了。湾 里的干部群众都为屈死的何厚魁愤愤不平。几年以后，已经是县法院副院长的叔父回家探亲时，大家不约而同地为何厚魁申诉。叔父把诉状带回县法院，法院派人作 了认真地复查，证明何厚魁确实是冤案，为他正式平反，恢复了何厚魁的党籍和名誉。
熬过了1959年，到1960年情况有了些变化，虽 然是继续饿肚子，但比起上年来好多了。我们初中快毕业了，搞劳动的事稍少了一些。这年上级号召青年学生支援新疆建设，自愿报名。我们班有四名同学报了名， 其中有铁门岗的卢家和、拜郊的郭永焰等。卢家和是我玩得最好的朋友，他父母双亡，有一个妹妹，不知得了什么病死了，成了孤儿，靠叔父婶娘养大。他最先报 名，很快被批准了。在他启程时，我送了他很远，直到上了汽车。我和卢家和一直保持着通信，有四十多年了。
（四）
1960年秋，我考取了高中。我们学校的高中是1958年恢复的，到我们这一届，是第三届，共有两个班，我还是第二班，一年后，从白果三中合了两个班 来，才有四个班，但是合过来的两个班，一直与我们合不拢，各上各的课，各搞各的活动。进入高中，我们也搬进了新教室。初中都是在建国前留下来的破旧房子里 上课，这时才真正有了教室。高中阶段，学校教导主任项汉良兼我们的班主任，教语文，有时也代其他的课。项主任是聪明人，学历不太高，是万金油老师，那门课 没有人带，他就带。教语文只教了一年。记得有一次，他要我们背书，把全班多半同学都点起来背，喊一声预备起，同学们就老老实实背起课文来。然后他背着手从 前走到后，从后走到前，转来转去，我们老老实实地背诵课文，生怕被项主任听出了错处。现在才知道，那不过是个形式，老师肯定一句也没有听进去。有次上李聃 一篇文章的语文课，他把大拇指伸出来，指着自己的鼻子讲，老子曰，就是老子说。那时高年级的学生，下晚自习在寝室里聊天，说一些下流话。项主任想了解一下 同学们到底说了一些什么，他就提前到学生宿舍，躺在学生铺上。宿舍没有电灯，黑古隆冬的。同学们上完晚自习就寝，有位同学发现自己铺上有人，他明知道是项 主任，却不做声，用手摸了一遍，摸到项主任的脸上，他大声惊呼：“哎呀，我的儿，好高的鼻子！”同学们都大笑了起来。项主任默默地起床，把这位同学的鞋子 带走了。第二天上早操，这位同学发现鞋子不见了，就骂骂咧咧地到处找。这时，项主任出现在大家面前，说：不见了鞋的同学，到我办公室去拿。项主任就是这样 有趣，他居然当了我们三年的班主任。后来他没有教语文了，语文由新调来的陈纪文老师教，陈老师语文功底深，课讲得好。我最喜欢语文课，特别爱古文课，作文 也写得好。陈老师很喜欢我，在他手上，我的作文多次得了满分。他还把我的作文当范文，拿到课堂上讲解剖析。我经常写些顺口溜的诗，在校刊上发表。数学课是 甘超一老师教。甘老师比我只大一岁，许多同学比他年纪大。甘老师是蕲春人，华师毕业，象个大姑娘，很胆小，初来给我们上代数课，还经常红脸，但他的数学功 底深。我们学生爱找一些怪题考老师，原先经常有老师被我们考住了。甘老师来后，再也考他不住了。文革中因为写日记事件，他与陈纪文老师一起被打成反革命， 捉到牢里关了几年，后来当然平反了。物理老师何耀，广东人，虽然讲话我们有些不懂，但他的物理课上得很生动，经常带领我们做实验，增强我们的动手能力。化 学老师程琴襄，更是了不起，他从来不备课，所讲的化学课内容已经滚瓜烂熟。俄文课由陈耀徽老师讲，陈老师能够用生动的语言，加强我们的记忆，比如星期天， 俄语读音“袜子塞到鞋里面”，至今我还记得。我是很喜欢俄语课的，现在还记得一些单词，可惜后来中苏关系破裂，俄文用得不多了。体育老师黄政权最有味，由 于我不喜欢体育课，他给我的体育打分总是59分，让我离及格差1分。
中学阶段，我很喜欢看书。学校图书馆里的书我看了一大半。图书 管理员李老师，是鲁建平校长的夫人，对我特别关爱。每有新书购进，她预先给我留着。我一直是走读，来去的路上，是我看书的好机会，从来手不释卷，即使是在 大太阳下，也要看书。有许多次由于只顾看书，走着走着，人撞到电线竿子上、墙壁上，甚至撞倒了人，都没有注意到。当时长篇小说走红，出了一批优秀的长篇小 说，比如：《林海雪原》、《青春之歌》、《野火春风斗古城》、《红日》、《苦菜花》、《平原枪声》、《创业史》、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等。还有 吴运铎的《把一切献给党》，陶承的《我的一家》等等，我都浏览过。当时还有一个爱好，就是看科幻小说。有一种杂志叫《知识就是力量》的，经常登载些科幻小 说，我们都争着看。这些科幻小说都是从苏联翻译过来的。写的是南北极的奇境奇事， 火星、月亮、太空的事。有的明知道是幻想，看起来感觉却很真实。到 1961午4月，苏联宇航员加加林第一次遨游太空，也打开了我们幻想的窗口。我也写
了一些歌颂加加林的诗作，在校刊上发表。
到高中以后，学校开始重视教学质量。我们的课程也安排得很紧。参加社会活动和到乡村去劳动的事很少了。只是在1960年秋，我们带领低年级的同学到铁门 岗去开荒，搞过一次劳动，以后就没有了。由于我们老师们的功底深，许多老师，象陈纪文、甘超一、何耀、程琴襄、陈耀徽等，后来都是全县著名的特级教师、高 级教师，我们二中的教学质量与一中不相上下。当时没有搞全县式的竞赛，但从高考录取结果来看，可以看出水平，录取的比例甚至比一中还高。
进入高中以后，学费杂费没有要我们私人交纳，都是由公社或生产大队的财经，背着挂包到学校结算，然后摊到各家的帐户上。我们生产大队有四个湾子，数我们 湾的中学生多，共有十多名，其他三个湾子的中学生总共也没有超过十人。别的湾子对我们湾子很羡慕，也很嫉妒，反映大队不该养那么多中学生。但要体现社会主 义大集体的优越性，反映也不起作用。
这一年，我家里发生了一件大事。我尊敬的，也是最疼爱我的祖父，在饥饿病痛折磨中，于农历七月二 十六日离开人世。祖父永福公生于清光绪壬午年(1882年)农历四月十九日，享年79岁。祖父年轻时很苦，一生靠勤俭起家，靠勤俭发家。中年以后，家业兴 盛。晚年又回到饥饿的苦难中挣扎。在祖父病重时，完全是我大妹芙蓉一手招扶照料。我姊妹四人，唯独我这个大妹没有进过学堂。母亲卧病在床几年，靠她照料。 母亲过世后，家中的家务全靠幼小的大妹来支撑。全家人的衣服靠她洗，饭菜靠她来做。那时的饭来得可不容易哩！谷要用碓舂成米，麦靠石磨磨成粉，这都是繁重 的体力活，主要靠年仅十几岁的大妹来做。大妹出生在我家，好像是来还债似的。大妹李芙蓉，生于1944年农历十月二十五日，比我小两岁。后来她出嫁到红安 张店，也是一个苦地方，由于劳累过度，于1974年9月11日上午11时因肺结核病不治去世。年仅30岁。
1962年10月，中印自 卫反击战爆发。这之前，逃到台湾的国民党政权，高喊反攻大陆，不时派飞机到大陆，空投特务和反标。有一次，反标投到我们这里，红纸绿纸黄纸，人们捡到了要 马上上交，不敢看一眼。这件事与我们同学有过牵连。我们十多位同学都是走读，来去一群一帮的，内面也分成两大帮派。在来去的街道上，用粉笔在墙上写画着互 相攻击，本是好玩的事。但被何潭湾的一名反革命分子钻了空子，在我们路过的地方，写了不少谩骂共产党毛主席的反革命标语。宋埠派出所在侦查中，怀疑是我们 同学写的。于是把我们都看管起来，查笔迹，对笔迹，其中有个叫何文金的，笔迹有些相似，平时也不讨大家喜爱，被抓到派出所去关了几天。那几天我们吓怕了， 老实多了。我们的家长也吓怕了，埋怨我们不该乱来，对我们的管束也严多了。而学校当然与派出所紧密配合，对我们暗暗监视。我们象犯了大罪似的，四处遭冷 眼。后来，这个反革命分子到派出所自首了。经过审查，确实是他所为，才解除了对我们的怀疑监管。自那次以后，我们再也不敢乱写乱画了。
1963年3月，毛主席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学校掀起了学习雷锋，做好事的高潮。我们都争着找好事做，帮老人安全横过街道，打扫卫生等等。《雷锋日 记》中的一些名言警句，大家争着抄在本子上，背得很熟。学习雷锋，给社会带来了新气象。这时，我们国家也熬过了三年困难时期，迈进了三年恢复时期，社会各 方面生机勃勃，人们的心情舒畅。
这年六月，我们准备高考了。高考前，考生都要体检。体检结果一公布，我们班有八名同学体检不合格，主 要是肝炎，我就在其中。这也是我最担心的事。我家中生活困难，长期走读，家中连做饭的人也没有，饱一餐饿一顿的，平时体检，都是“发育不良”。这次体检不 合格，是意料之中的事。但我们这八位同学，平时学习成绩都很优秀。学校为了争荣誉，也不愿意让这八名考生就这样丢掉考试权。学校想了很多办法，把我们这些 体检不合格的考生集中起来，在生活上给予特殊照顾。有人说吃黄豆可以治肝炎，学校就从粮店搞来黄豆，煮黄豆，墩黄豆给我们吃。有人说喝猪胆汁可以治肝炎， 学校就与食品联系，把每天杀猪的猪胆集中起来，给我们喝苦得难以进口的猪胆汁。这样折腾了半个多月，复查结果还是原样，学校领导十分婉惜。
在学校治病期间，我也没有空闲。我把全班同学的家庭住址、联系办法收集起来，刻印成通讯录。学校不准搞这种“宗派活动”，我们就偷着搞。通讯录刻写好 后，没地方印，油印机在项主任的办公室里。我们趁他熟睡了，轻手轻脚地在他办公室里印出来，发到每个同学手中。后来还是被项主任发现了。在一个午睡的时间 里，他也偷偷地检查了每个同学的抽屉，把这份通讯录搜走了。
项主任看到我没有多少事了，认为我的字写得还好，就把我关在他的办公室 里，抄写他给同学们作的班主任鉴定。项主任再三打招呼，不能让同学们进来翻看。那时候，同学们很关心班主任的鉴定，关心自已的品行，认为那是自已的政治生 命，比学习成绩还重要。都想着法儿看班主任鉴定。我也心软，就偷偷放了几位平时要好的同学进来翻看。谁知有位女同学，看到鉴定中有说自已搞恋爱的这一条， 就找项主任哭闹，非要项主任改掉这一条不可。项主任知道是我让她偷着看了鉴定，就把气出在我的身上。当着我的面，把我的甲等品行改为丙等。我当然不答应， 也当着项主任的面哭闹。项主任也觉得这样不妥，又把我的品行由丙等改为甲等，但在学校鉴定栏里，加写了“无组织、无纪律”之类的一大段话，这是我毕业离校 前争来的特殊照顾。
毕业时，同学们凑了一些钱，加之平时劳动所积累的资金，全部用来买作书籍，送给母校做纪念。多是古典小说，我平时 很难看到。于是，我不管三七二十一，管他考不考大学，关在房子里看书。这样，我一口气读完了《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说岳全 传》、《老残游记》等古典小说名著，过足了一次看书的瘾。
这样，我在学校磨磨蹭蹭地捱到七月一日，临近高考前几天，在几位玩得要好的同学的欢送下，回乡当农民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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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窗苦读业基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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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51年春节过后，我们这里有史以来第一次办了新式学校，废除了私塾。我们湾里有上十名年龄相差一、两岁的小伙伴，一起发蒙上了小学。小学办在何氏祠 堂，是当时李胜乡办小学，校名就是李胜小学。何氏祠堂和程氏祠堂一塘相隔，一条小溪环两祠堂而过，象一条连心线，把两祠堂牵连在一起。程氏祠堂是当时的政 治活动中心，乡里有什么活动，就在这里开群众大会，人们坐在茂林下、修竹间，谈笑风生。程氏祠堂有两根古老的树藤交连在一起，长大成树，是一大景观。我们 常爬到古藤上面去玩耍。那时候，象这样的古树，比比皆是。在我们湾前的门口塘和小河边上，就有两颗古枫树，我们常爬到树上去玩耍。记得有一次，我把快要蜕 下来的树皮扒下来，做成人和各种动物的样子玩，一不小心，掉到河沟里去了，淹得人事不知。不知道是怎么被人救起来的，算是捡了一条命。还有一次，到湾前的 古枫树上去摸鸟蛋，突然，一条大蛇把头伸出来，嚇得我忘了一切，从两丈多高的大树上掉下来，幸好在半途中抓到了一树枝，被人救起，又算捡回一条命。
这年，抗美援朝运动在全国各地各行各业搞得热火朝天，我们小学也不例外。湾里有青年何厚宗应征参加志愿军，哪可真气派。不知从哪里弄来的马，他骑在马 上，胸前戴着大红花，被送到区里集中。我们都在欢送的队伍中。在学校里，经常听到老师讲志愿军英雄的故事，我们接触的小人书，都是中朝抗美的英雄故事。特 别令人气愤的是美帝惨无人道地搞细菌战，用飞机把带有细菌的物品投到东北和内地。当时我国还没有制空权，美蒋不时派飞机到内地骚扰。老师教我们不要随便捡 野外的物品，怕是敌机空投带有细菌的东西。抗美援朝的捐款活动也在蓬勃展开，妇女们赶做布鞋，男人帮志愿军家属种田种地。我们小学生曾经到湘帮河一位志愿 军家属的棉花地里去捉虫子，用烟叶浸水浇在棉花叶子上，杀蚜虫什么的。抗美援朝运动深入到角角落落，唱的歌是“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喊的口号是 “打倒美帝”。我还从宋埠街上买了一张志愿军在朝鲜坑道里生活的画，贴在木板墙上，并把画上的内容用毛笔抄在我家的鼓皮板上，多年都洗不下来。
当时，我国和苏联打得火热，说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中苏友好协会在各地都有组织，我们小学生都是中苏友好协会的会员，每人交五百元钱（旧币，相当于现在的五分钱），发一枚有斯大林、毛泽东头像的会徽，戴在胸前。
新社会人民政府关怀人民，我们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当然备受关怀。政府免费为我们接种天花疫苗（种痘），打预防针。种痘过去有过，打针是破天荒的第一 回，小孩们非常害怕。我们躲在野畈里，不敢上学。大人到处捉我们，我们怎么也逃不过大人们的追捕，最后哭哭啼啼地被送到学校去挨“打”。这是我们人生第一 次打针。
我读小学的启蒙老师，有一位叫何厚宽，是本湾人。他教语文，办法就是死记硬背。我记得我读的第一课内容是：“人，一个人，两 只手”。背不下来就用戒尺打手心。我从小很聪颖，从来没有挨过打。挨打最多的小伙伴是四约，这是他的小名，大名我已不记得了，他后来得什么传染病死了。何 老师很喜欢我，有一次在课堂上语文课，大人们在地里薅棉花草，跑到我们学校来歇气，看老师是怎样教我们的。何老师把我点起来，让我认黑板上的字。我不费力 气地一口气把字全部认了下来，何老师很高兴。大人们面带喜气，称赞这个孩子很聪明。我觉得很光彩，洋洋得意的。
我的启蒙老师还有一位叫张国威的，是宋埠张家洲的人，教算术。还有一位老师教常识，我记不起来他的名字。我叔父也在学校里代过课，叔父代课时间很短，对我要求特严，我很怕他。
读小学时很不规范，还留有私塾的尾巴。一个班不过二三十人。读书的教室也经常变动。我先后在何氏祠堂、程氏祠堂、李氏祠堂、赵氏祠堂读过书。在何氏祠堂 读书时间最长。当时读书参加社会劳动很多，上面提到的帮志愿军家属做事这样的活动经常有。1952年大旱，我们小学生也提着水桶去帮烈军属抗旱浇苗。这年 因旱灾受了一点损失。当时有个叫梁启杰的县官，住在我们湾里。听了老百姓的叫苦，亲自出面向县里要救济。结果这年的公粮全免了，还拨了一批救济粮。其实， 我们这里真正怕的是水涝灾害，旱一点损失不大。老百姓说这一年吃了“渗油粑”。多少年后人们提起梁启杰还念念不忘他的恩德。
我在小学 成绩一直是上等。1953年春季，搞教育体制改革，春秋季入学统统改为秋季入学。我已经读到了小学三年级上学期，突然通知我们都要留一级，我们很不情愿。 学校怕家长责怪学生，老师们逐家走访解释。这年，学校成立了学生会，学校让我当学生会主席。我当时很胆小，话都不会讲。老师教我要学会讲话。教给我的办法 是，小组讨论时要争着发言，慢慢就会讲了。起初，我一开口就脸红。老师一再鼓励，我才慢慢地学会说几句。这一年六一儿童节，学校建立了少年先锋队。有十多 位同学入了队，我以为一定少不了我。结果我没有加入，原因是同学们说我不爱卫生，身上邋里邋遢，头上疱脓流血。这叫我怎么办呢？我心里很不服气，但也没有 办法。
我读小学的时候，家境很不好。我母亲在我不到十岁时就得病，是她在怀我小妹妹时留下的祸根，当时医疗条件很差。父亲是做泥瓦匠 手艺，所得收入用来给母亲诊病还不够，那有余钱来照料我们。这时叔父和我父亲已分了家，祖父跟着我父亲过日子，家中还有哥哥、两个妹妹，全家七口人过日 子，全靠父亲一双手。祖父年事已高，但还是帮着干农活，上街卖菜。我小时候身体很不好，平时经常感冒打皮寒(疟疾)，头上常年长脓疱疮，至今头上还留下许 多疤痕。由于家里经济困难，我从来没有穿过新衣服，总是穿哥哥穿过的衣服。哥哥和我在一个小学读书。1954年他被县二中录取去读初中，可惜因为大腿上长 毒疤，中途休学诊病。病好后因家境不继，就再也没有上学了。
记得有一年夏天，母亲好不容易为我做了一件土布衬衣。我刚穿上身，就和湾 里的小伙伴们到举水大河里去游泳。我们在水里互相打闹，玩得非常开心。有一中年人从河岸边经过，看到我们玩得那么高兴，朝着我们偷偷看了看，笑笑就走了。 等我们玩够了，起岸准备回家时，才发现我刚上身的新衣服不见了。这一下吓坏了我，回家去怕母亲打我。我自责做了错事，只好跑到湾前小路边的甘蔗地里躲了起 来，饭也没有吃，饿了就拌甘蔗充饥。家里找了我好些时候，也没有找到。直到快天黑时，我才偷偷摸摸地跑回家里去睡觉。谁知父母亲知道后，并没有责怪我，大 概是怕我又偷着跑了。
那时小孩子丢失了东西常常是要受惩罚的，打屁股是常事。有一次，我端着饭碗出去吃饭。乡里人吃饭，常爱端着饭碗 聚集在一起聊天，边吃边聊。我不小心把一个蓝花碗连同满碗的饭给泼了，碗也摔破了。这一下惹了大祸，回家肯定要受惩罚，不是打就是骂。我灵机一动，干脆把 筷子也甩了。不慌不忙回到家里。家里人看到我，叫我赶快去盛饭吃。我重新拿了一个蓝花碗，盛了一大碗饭在家里吃完。但心里象打鼓一般，生怕父母发觉了什 么。后来，母亲在洗碗时，发现少了一个蓝花碗，找了好长时间，没有找到。问谁知道碗在那里，大家都说不知道。这样过了一段时间，也就没事了。
1954年的六一儿童节，我已经读三年级的下学期。十二岁的我才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一加入少先队，我就当上了中队长，成了少先队的官。成天肩上佩戴着 两条杠杠的肩章，脖子上飘着红领巾，跑上跑下，感到特别荣耀。这时，我不怕讲话了，特别喜欢讲话，喜欢在人前表现自己。哪怕是站个路队，也要讲几句注意纪 律的话，由于我的学习成绩好，参加活动多，我得了学校的表彰，奖给我一本《时事手册》。这本《时事手册》，就是今天的《半月谈》。我翻了多遍，保存了好长 时间，文化大革命前夕，被弄丢了。
这时，我在学校里订阅了《中国少年报》。当时的少年报不知是周刊还是旬刊，邮局送到学校，由老师发到我手里。我在少年报上读到了董存瑞的故事，海螺姑娘帮穷人的故事，至今还有印象。在当时那样困难的家境下，能够订阅少年报，我的父亲对我的求知是多么的支持啊！
那时的生态环境比现在要好得多，到处是绿树成荫，鸟语花香，空气特别清新。1954年是多灾的一年。读小学三年级时，和我玩得好的何望祥很调皮，在我的 课桌里安有一个小铃铛。上课时线索一拉，铃铛响了，老师就批评我，我吃了哑巴亏。可是有一次，何望祥没有拉线，铃铛却响了起来，房屋和桌椅突然晃动了一 下。老师大声说：“发地震了！同学们快跑到教室外面去！”我遭遇地震这是笫二次。第一次是1952年夏天，我在门口塘里洗衣服用的漂板上站着，准备跳水去 游泳。突然漂板晃动了一下，把我晃到水里去了。当时我还找不到原因，事后听人说发了地震。
1954年地震之后，就是狂风大雨，连续落 了三四天。记得是麦收季节，当时已经办了农业社，我们湾是一个社。收割的麦子都码在稻场，一堆一堆的。就在端午节这天，湾前的举水河堤溃口，汹涌的洪水席 卷田畈，稻场上麦堆浮了起来，被洪水推走了。屋里淹了一米多深，我们都爬到二楼上。我母亲已经病重得无法行走，只好让她躺在大桌子上，下面再加一张大桌 子。这时，宋埠镇公所派木船到湾里来，把我们小孩和体弱有病的都接到宋埠镇去。我叔父是镇公所的秘书，我们就吃住在镇公所里。镇上公家各单位蒸了许多肉包 子，送给逃水灾的老百姓吃。宋埠街心地势高，没有淹水。但镇公所进了水，二中的操场上是一片汪洋。建筑用的木材竹子漂浮满场，我们就在这水里玩耍。凭借木 材竹子当船，互相攻击，直到把对方打进水里才开心。那个开心的劲头是没法形容的，心里完全没有灾荒的影子。水过之后，大人们从田畈里把麦子捞回来。可是， 麦子都发了芽，分到各家去做麦芽粑吃。人们不知道这麦芽粑有毒，是不能吃的。有许多人家中毒，送进了医院。
这年冬季，又遇大寒流。雪 落有两尺厚，屋沿上的凌柱几尺长。河塘结冰四、五寸厚，我们小孩子在门前塘里溜冰打雪仗。就在这一年，我们家前后的竹林，还有湾前湾后的竹林全被冻死了。 自此以后，再也没有恢复。至今我还怀念那成片成片的竹林。如果要是单家独户，还有可能恢复。可后来是农业社、人民公社的天下，只有毁林的份，哪有植竹栽树 的兴趣。
虽然下了这么大的雪，我们小学生照样上早自习。到学校后，老师都很感动，亲自为我们发火取暖。可见当时我们上学的自觉性之 高。我们读小学一直是认真的，记得有几次，我误把大月亮当作天亮了，起了倒夜，把伙伴们约起来上学去。到了学校，大门开不了，我们就架梯翻窗子进去，然后 把老师房里的油灯收集起来，大声读书。等老师起床后，批评我们胡闹。追究指使者，大家推到我身上。老师也不忍心批评我了，只是让今后不要再胡闹。
1954年国家实行了一些重大改革。其中对粮、棉、油重要农产品，实行了统购统销。棉、油的影响还不大，粮食可影响大。这一年本来受了灾，再加上一统 购，老百姓就紧张了。当时买东西开始凭票，特别是粮食，要凭粮票。粮食不够，街上还有不要票的面条卖，我们就跑到街上去排队买。有一次我和我哥哥排队买， 卖给了我哥哥，却不卖给我，说是我们俩长得非常像，是一家的。我哥说分了家，这才卖给我。有时到湘帮河几家面铺去买，面铺的面条很走俏，从轧面机上刚下来 的湿面，就被我们抢购一空。
这时农村按照国家既定的方针，走集体化的道路，互助组合作化搞得热火朝天。我们家缺乏劳动力种地，我父亲 早就希望参加合作社。但我家是中农成分，我父亲恳求了多次，一直没有被接纳，直到这时才接纳。这时的集体化对农民是很有吸引力的。1954年，在原来被废 弃的飞机场上，建起了宋埠农场。这年夏天，县里调来了一台履带式拖拉机，在宋埠农场表演耕地。我们学校把学生组织起来，到农场去看表演。这是我第一次看到 拖拉机。听人说，苏联的集体农庄全部是用拖拉机耕地，人们羡慕极了。当时的口号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点灯不用油，耕田不用牛”。这对过上了新生活 的农民确实有很大的吸引力。
我已经读到四年级，初小马上要毕业了。我的语文老师叫张次江，张家洲人，知识渊博，语文课讲得非常好。他 有两个女儿，大的叫张霭棠，小的叫张云棠。大女儿到县二中去读书，小女儿和我同班同座位。大概是张老师有意安排和我同座，因为我的学习成绩好，以便我帮助 她，谁知我向来不善于和女生交流。我的算术老师是项伯勋，拜郊城人。他的算术也教得好，人非常和气。这时正在要求进步，表现积极，我们社里干部和他关系非 常密切。后来区里要调动他，是我们社的干部程燕山向区里提要求，把他留下来。直到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才让他调走。他后来当了县教育局长，县政府办公室主 任。
我小学快要毕业的时候，家里发生了重大变故。我母亲经过几年的病痛折磨，于1955年农历六月十二日，呼喊着父亲的名字去世了。 母亲叫于桂梅，生于1917年，只活了38岁，过早地离开了我们。母亲是有名的贤妻良母，操持家务有方，上孝父母，下慈子女。虽然卧病几年，只要病情稍有 好转，就要下地干活。她很不情愿地离开了我们。有一次，我问母亲：“我的生日是那天?”她瞪着大眼气愤地说：“你巴不得我死！”自此以后，我再没有问生日 的事，母亲去世后，我们兄妹四人连生日都不知道。后来是我们的邻居，年长的何家老太告诉我们的。湾里人都说何家老太的记性好，特别是别人的生日记得牢。我 们兄弟姊妹的生日，都是以何家老太记忆的为准。
(二)
1955年秋，十三岁的我，初小毕 业，考进宋埠中心小学读高小，这时才算是读了正规的小学。宋埠中心小学是所历史悠久的学校，在宋埠镇中心，有名的中山台对面。学校很大，我们五年级共有六 个班，我们是五（五）班。班主任鲍旭初，龟山人，身材瘦小，四五十岁，很慈祥。算术老师林欣，很文雅，课讲得好。我的学习成绩向来好，两位老师很喜欢我。 当时我家里经济很困难，身上穿着破烂。鲍老师实在看不过眼，亲自到我家中走访，对我父亲讲：这孩子学习成绩不错，有培养前途。家里是否想办法，给他做套像 样的衣服。我父亲满口答应。第二天就扯了四尺凡士林的蓝布，为我做了一条裤子。可惜做得太小，我一穿上身，就挣破了，不能穿了，我哭了起来。后来父亲为我 重新做了一件，那件破了的新裤子再就没有穿了。我们除了学杂书本费外，没有零花钱。有一次，我在学校门外，偶然遇到到外地做活的父亲。父亲很高兴，给了我 五分钱，我如获至宝。鲍老师知道我家里困难，就把别的同学做完作业的本子给我。我又翻过来，重新订成了本子，做作文作业。
当时上学， 吃饭都很困难。我们学校离家有四、五里路，我们每天走着上学，从早自习到晚自习，一天要走四个来回。我家里母亲去世，两个妹妹很小，哥嫂已分家另过。做饭 就是我祖父的事了。当时没有钟表，也不知道早晚，常常是回家去饭还没做，或是没有做熟。我二话不说，回头往学校赶，怕迟到误了学习。有时干脆饿肚子不回 去，从高小到中学，我不知饿了多少次肚子。由于长期营养不良，严重影响了我身材发育，读书时身材一直矮小，总是坐在前排，这对我听课倒是很有利。
读高小时，我很爱看书，特别爱看那些风行的小人书。在临近到我们学校的街道边，有一位眼力不好的老人，摆着一个杂货摊，顺便搞租书业务。薄本子一分钱一 本，厚本子两分钱一本，时间是一天。我经常在他那里租书看。因为我长期吃不上饭，父亲有时也给我一、两角零花钱，而我却把这口粮钱拿去租书看了。我非常盼 望过“六一”儿童节。因为“六一”儿童节这天，学校放了假，图书室把平时难以看到的各种图书开放了，摆放在一张大桌子上，任由同学们翻看。每到这一天，我 连饭都顾不上吃，坐在图书室里美美地翻一天书。有时候，“五一”、“十一”放假，图书室也是这样做，我都没有放过这样的机会。
除了租 书外，我还常到宋埠文化馆去借书。宋埠文化馆负责借书业务的，是我哥哥的初中同学雷迅，对我特别好。每次借书，是一个大纸袋子，里面装有一二十本小人书， 内容多是抗美援朝的故事，记得有一本小人书，是专门介绍金日成革命事迹的，对我很有吸引力。每年国庆节，北京都要举行隆重的庆典活动，百万军民大游行，高 呼毛主席万岁。通过无线电波，把庆典的实况，传播到全国各地。那时，蛮大的一个宋埠镇，只有文化馆有一台收音机。每逢国庆节，我们就从老远的家中赶到文化 馆去收听。参加收听的人很多，而收音机声音非常噪杂，具体内容听不清楚。听收音机都是自觉行动，只有新鲜感，没有什么政治目的。
我的 爱好主要是看书，这时也开始接触一些科普读物。在读初小时，就看过《十万个为什么》。这套丛书，很受小学生欢迎，学校只有那么一套，同学们互相传看。从那 时起，我就对科普读物很感兴趣。我和同湾的同学何自义、胡文波一起，凑钱订阅了《天文爱好者》，每月一角五分钱。我们只看那上面一些有趣的天文故事，许多 文章看不懂。正当中的一页有当月的天文天象图，我们常常在晚上对着天象图，辨认天上的星座。最早辨认的是北斗星、北极星、银河、牵牛星（农村俗称扁担 星），织女星（农村俗称秤砣星）等。
看书多了，感到我们生活中也有许多有趣事，应该向外传播。这样，我们也试着向《中国少年报》等报刊投过稿，但都没有采用。
高小除语文、算术课外，还有历史、地理、自然课，这五门课我都喜欢。还有体育、音乐、美术课。我最不喜欢音乐课，因为我说话连字音都吐不清，唱歌那就更 难听了。体育课也不喜欢，因为我身体矮小，许多体育课内容我都难以完成，象爬杆、单双杠，上都上不去。在上面玩花样，那是想也不敢想的。体育课有一项内 容，我还喜欢，那就是毛坤老师教我们打拳。那时学的打拳的几个招式，现在我还记得。后来才知道，毛坤老师是黄埔军校出身，解放前是一名战将。解放战争起义 投诚，被派到我们小学来教体育课。毛坤老师的体育课只教了几节，就没有再教了。音乐和体育课，我能够挣得及格就不错了。美术课我还是喜欢的，特别喜欢到野 外去写生。
我们这些孩子都很野，也做了不少坏事，使大人们头痛。我们的语文课本上有一节课文说，苏联有一人在苹果上贴着5字，让太阳 晒，5字就留在苹果上。这苹果园主就把这一筐苹果送到学校，鼓励学生读书要多得5分，（当时是5分制）。由此我们联想到，在水果蔬菜上大有文章可做。我们 经常路过的湘帮河菜地里有许多南瓜，个头很大。我们就用小刀在瓜上切个方洞，把屎屙到洞里，然后又原封不动地把南瓜洞堵上。过不了几天，南瓜洞长好了。园 主把南瓜拿到街上去卖给别人。买主发现南瓜里有臭屎，就找卖主，说卖主坏话。卖主马上就想到，是我们这些学生干的。由于我们人多，来去一路十多人，他也把 我们没有办法，只是骂街解气罢了。
记得是快过春节的时候，当时有个风俗，家家户户在农历腊月二十四接祖人回家过年，门口要挂灯笼。灯 笼上的画蛮好看，我就印过灯笼画卖，一般是摇钱树，聚宝盆什么的。我们这帮小学生不知是怎么想的，在一起议论一下，说湘帮河的人好歹，平时指桑骂槐来骂我 们，这次我们要报复一下。每人拿了一根小竹棍，半夜一齐出动，把满街的灯笼打得乱七八糟。第二天，满街一片骂声，都是骂我们这些半大孩子。我们又一商量， 说非要整得他们告饶不可。那时，除夕晚上要守岁，直到五更天，家家户户出门敬神放鞭炮，叫做出行，讨一年的吉利。我们就在除夕晚上，把几家骂得最凶的人家 的茅厕里的溜屎板拿起来，偷偷靠在这几家的大门上。这几家出行时，把大门一开，一块溜屎板倒在堂屋门前，哭笑不得。他们想怪罪我们，又找不到证据，只得捡 最难听的恶语来咒骂。我们不管他们骂得多凶，躲在一起笑得直不起腰来。那几年，湘帮河的老百姓把我们这帮半大的孩子恨透了。
（三）
1957年秋，我考进了设在宋埠镇的麻城县第二中学读初中。这所中学有点名气。它诞生于1946年秋季，前身是由“私立麻城新陵中学”和“鄂东联合中学 ”的一部分合并而成的。私立麻城新陵中学是宋埠富绅郝济民等筹资于1946年兴建的。鄂东联合中学是抗日战争时期，在罗田县三解元地区组成的。抗日战争胜 利以后，一部分原属武汉籍的师生返回武汉。1946年，该校更名为湖北省第二高中。1947年一分为二，一部分划归省立黄冈高中，一部分划归省立麻城高 中。1948年春，由武汉九峰山迁到宋埠。1949年，麻城县政府接管了省立麻城高中。1950年春，与新陵中学合并，1953年更名为麻城县第二初级中 学。1958年恢复高中部，校址在宋埠镇西门举水河畔，校园的设备基本上是建国前留下来的。校园正中是学校办公楼，只有两层。办公大楼前是大操场，沿河是 宋埠城墙，城墙边绿柳成排。整个校园没有一栋像样的教学用房，教室破烂不堪。学校有三百多名学生，当时初中一年级有两个班，我是初一(2)班的，班主任是 夏明瑞老师。夏老师带班时间不长，因反右斗争中说了一些过激的话，被判刑到宋埠农场去劳动改造，就累死在那里了。后来的班主任是吴珍珠老师。吴老师是位年 轻姑娘，正在跟学校团委书记冯克绳恋爱，打得很火热。她是教生物课的，初中一年级还有算术课，到初中二年级才学代数、几何，代数课由朱柏年老师教，几何课 由刘斌华老师教，语文课分为文学和汉语两门课。文学课讲文学作品，汉浯课学汉语拼音。这些课现在是小学一年级，甚至是学前班儿童学的。但当时汉语拼音方案 刚发布不久，还是新鲜事。国务院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尹斌庸下放到二中，教我们学汉语拼音，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尹老师夫妇都在这里受批斗。
我们进校不久就开展了反右派运动，学校也搞大鸣大放大字报。当时是鲁建平当校长，项汉良当教导主任，学校领导首当其冲，是斗争对象。大字报批项主任的最 多，漫画上把项主任画成鹰勾鼻子，两面应付，对上级卑躬屈膝，对教师高头昂首。学校里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反右派是老师的事，我们没有参加反右斗争，但受的 影响不小。反右派运动一直延续到1958年上半年。
1958年是非常火红的一年，人们把这一年称为火红的年代。上半年主要是搞反右派 整风的政治运动，我们听政治报告多。到了下半年，可就热闹了。先是有“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没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宣传，接着是大跃进。所谓大 跃进，实际是大浮夸。这年七月份，农业社在我家开会，我也参加了，主要是报小麦产量。开始说亩产一两千斤，后来加到四五千斤。有人说不止这么多，别的地方 亩产七八千斤，我们再差，也不会只有人家的一半，产量马上报到七千多斤。大跃进过后，是人民公社化运动。这时，我在外婆家，有天晚饭后，我已入睡，我的大 舅伯把我喊起来。我问:做什么?舅伯说，刚刚开完会，要合人民公社，家家要写申请书。这里识字的人不多，只得让你动手。我说，我也不会写。他说，一个中学 生，怎么不会写?我也没有其他的办法，胡捏了几句，写了一份。马上全湾人都要我写。这一晚上，我抄了二十多份，全湾二十多户照一个模式写了申请，第二天就 送到区里去了。
随着人民公社化，各地争先恐后地办起了公共食堂。我们湾有六七十户人家，办了一个公共食堂，凭铃声吃饭，象建国前敬神 时那样，全湾几百人挤到食堂吃饭。开始几天，食堂伙食不错，餐餐有荤，而且一般有三四个不同花样的菜。那时时兴“吃饭不要钱”，不管走到什么地方，都有饭 吃。外地人路过这里，也随时可以进餐。我们湾处在南北交通要道，来往人多，来白吃饭的也不少。公共食堂很快就难办下去了，但还是要坚持办。1958年总算 坚持下来了。到了1959年，那境况可就惨了。
这年，全国都在搞“超英赶美”。有的提出二十年，有的提出十五年要超过英美。超英赶 美，主要是指钢铁产量。把钢铁封为元帅。为了钢铁产量超英美，不惜兴起了全民大办钢铁的群众运动。记得是十月份，学校组织我们到麻城参观凤凰窝炼铁厂。只 见满场地灰雾扬尘，可能是工人也可能是干部们，在拉着大风箱，把炉火烧得旺旺的，灿烂的铁水红流从土制炉子里流出，烤得人大汗冒。工人们穿着灰色的工作 服，在炉前辛勤地劳动着。场地上还在搞基建，砖砖瓦瓦，钢筋木料，摆得到处都是。看了凤凰窝炼铁厂，回来后，我们也开始炼铁。在屋前选一个避风的地方，用 红砖泥巴糊了一个炉子，往炉子里加满木炭和铁器，用风箱鼓劲地吹风，搞了大半天，也可以把铁器熔化。然后捅开炉口，让铁水放出来。过一两个钟头，原来的铁 器全凝固成一个大铁砣，也算是炼出了钢铁。当时这样的炼铁炉子到处都是。为了炼铁，把各家各户做饭的铁锅砸了，集中起来作铁料。铁锅砸完了，就砸铁器农具 和家具，以后见铁就砸。到后来，农户家家很难找到铁器用具。炼铁需要大量燃料，县里组织大批人力进山去砍树，把大片山林毁光。我们这里是平畈，没有成片林 木，各湾的千年古树不少，这年也都遭了殃。我们湾前有两棵古枫树，恐怕有几百、上千年的历史，也被锯倒炼了钢铁，办了食堂。原来到处是茂林修竹的美好家 园，到这年冬天已经变得光秃秃的。我们小时经常在这些树林竹林里，捡枯枝残叶作柴火，从此再也捡不到了。
一九五八年的荒唐事太多，比 如除四害，本来是件好事，蚊虫、苍蝇、老鼠，是人人痛恨的，在被消灭之列是理所当然的。然而把麻雀也划进害虫之列，说麻雀吃粮食，一只麻雀一天要吃多少粮 食，一年要耗掉多少粮食，这样一算帐，数字吓死人，麻雀当然在被消灭之列。当年的麻雀也特别多，成群的到处都是。为了赶麻雀，地里扎了许多稻草人，生产队 还派人专门负责赶麻雀。自从把它划为四害，经过群众性的大量捕杀，再加上使用农药，麻雀就大为减少，现在能看到成群的麻雀已是稀罕事了。当然，后来经过科 学论证，麻雀不仅吃粮食，还捕杀农作物害虫，功过相抵，麻雀应当是受到保护的益鸟。人间的冤假错案，居然延续到了雀鸟的身上。
1958年是贯彻“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方针的第一年。政治上在教育界拔白旗，提倡又红又专，教学上让学生多参加生产劳动。学 校除办有校办工厂外，还办有农场。我们班的农场开始在李胜河西边，后来搬到宋埠农场的罗家立。每星期六是劳动日，从农村的家里带来粪桶、箢箕、应手农具。 年纪大、体力强的挑，年纪小、体力差的抬，把学校厕所的大粪，场地上堆放的垃圾，运到校办农场去作肥料。各班都有劳动委员，我们班的劳动委员是彭公正，他 比我年长三四岁，对农活比我们内行得多。农场也有些收获，收的豆、菜，都交学校食堂改善生活。除了星期六是固定的劳动日外，农忙时节，都要组织起来去支 农。到附近农村去帮农民割麦子、插秧、拔棉杆，是经常的事。记忆深刻的是，1958年冬季，我们到宋埠农场去栽油菜，一连栽了个把月，每天蹲在田畈里，一 棵一棵地栽种，腰酸腿痛，苦不堪言。这时，我们生产大队又在建新农村，把湾子里好一点的房子都拆了，搬到公路边建一排排的新房。听传言说，我家的房子也在 拆迁之列，心里七上八下的。我们劳动的宋埠农场，离我家只有两三里路，劳动纪律很严，不准请假。直到把油菜全部栽完，我才不顾一切地跑回家中。房子依然 在，说是上面来人制止了，只是附近长塘湾干部带头搬了十多户，到公路边建了两排新房子。还在宋埠汽车站附近，也做了一排有十几家的新农村。这些新农村，以 后都退回去了，仍然搬回原来的地方。这种政策兑现，延续了许多年，直到我后来当大队党支部副书记时，还帮忙还了这个历史债。
这年对我印象最深的，还有劳武运动。就是全民体育达标，有跳高、跳远、百米跑等。我向来不喜欢体育，这些运动对我来说，是整人的事。三番五次搞了半个月，就是达不了标，人累瘦了，浑身筋骨痛，主持考核的老师很认真，就是不放过。经过半个多月的磨练，勉强过了关。
这年年底还有一件大事。1958年12月13日，正是星期六，我们全班到宋埠罗家立校办农场去劳动。上午九、十点钟，公路边跑过上十辆轿车，当时轿车很 少见。有这么多的轿车经过，大家就议论起来，说有大干部到麻城，有的说是省里的，有的说是中央的，争论不休。直到中午回家吃饭，人们才奔走相告，说周总理 来麻城了。我们这才大吃一惊：怪不得有那么多轿车经过！
当年麻城在全国很知名，白果建国一社搞了个亩产三万六千斤稻谷，成了天下第一 田。来麻城参观的人特别多。我家所在的红星一社是麻城的先进典型之一，又是从武汉进入麻城的必由之路，凡是到麻城参观的人，都要来我们这里参观。我们看到 外国人很多。来的外国人，都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有时也有日本人，日本人不受欢迎。当年日本人占领宋埠时，干了许多坏事，人们还记忆犹新。当时我们在学 校学唱的歌曲，有一首是“湖北有个麻城县，天下都闻名”。还有一首是“向五脑山进军”，因为当时县里正在开发五脑山林场。
轰轰烈烈的 1958年很快过去了。到了1959年，日子就难过了。由于上年搞了浮夸，冲报了产量，国家征了过头粮，地方普遍出现粮荒。这年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到了七 月，天遇大旱，一连三个月，没有下过透雨。粮食、油料、棉花等农作物普遍减产。特别是粮食越来越紧张。到了下半年，基本没有正经粮食吃了。照理，国家对我 们中学生有点照顾，但我们是走读，这种照顾没有享受，苦了农村社员。我们湾中学生多，有何自义、何厚海、何明星、何顺从、何最乐、何继传、颜远志、胡文 波、何桂莲、刘金梅、何有志、何文金等十多人，都是吃长饭的。每次放学回家，敞开肚子喝菜粥。把两大锅菜粥很快喝完，嘴巴一抹，我们又上学去了。干活的社 员回来，锅里已是空空的，虽有怨言，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我们这里还有瓜菜代，别的地方就惨了。铁门岗我有一个姨伯，在家里饿得实在没有办法，跑到我家来。 我父亲为他煮了两大碗白菜萝卜，他狼吞虎咽地吃完，非常感谢。说是救了他一条命。我们偶尔可在街上买点豆腐，就是美味佳肴了。吃萝卜煮粥，开始不爱吃，到 后来想吃还吃不到。这时，我祖父双目失明，他看不到社会上的情况，误以为儿孙克扣他的饮食。当时我家腌了一大缸萝卜，他饿荒了就从缸里捞两块盐萝卜嚼嚼， 那种可怜相，现在想起来都寒心。到下半年许多人家完全断炊，把榨过油的豆饼，磨细做成粑吃。野菜、树皮扒完了，有的地方还吃观音土。吃了观音土，大便不 通，彆死了好多人。这年冬天，我们早上上学，经常在路上看到饿死的人，惨不忍睹。学校里开大会，领导作报告，介绍双蒸饭的营养，推广双蒸饭的做法。这年我 十七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本来就矮小的我，更是瘦骨伶仃了。以后在学校体检，对我的结论总是四个字：“发育不良”。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怎么良得起来 呢？有一件可笑的事。初中毕业前，部队来我们学校招飞行员。我正在拜郊乡下劳动，突然通知我到县里体检。我第一次到县城，体检第一关，就把我检掉了，我快 快乐乐在县城玩了五天。后来才知道，是把李海波的名字搞成我的了。李海波为此事懊恼了好长时间。
这时，浮桥河驻有解放军，我父亲有半 年时间在那里修营房。部队有时也发点大米，父亲省吃俭用，节约一点饭票兑换成大米。每个月父亲都要带三、五斤大米回家，全家人可高兴了。我们没有用这大米 煮饭，煮饭一餐就可吃完。用瓦罐子熬成稀饭，每人可以吃上一碗稠粥，就是最大的享受。现在我还喜欢吃粥，但觉得总没有那时煮的粥好吃。
这年冬天，天气特冷，学校照样组织我们到拜郊城去拔棉杆，农民用红苕招待我们。我们的课堂也搬到那里，在湾头一个稻场，架起黑板，同学们从住地带上凳子，围坐在一起，听刘斌华老师讲几何课。大家听得那么认真。半天上课，半天劳动，直到冬播结束。
那时节，社员群众成天吃不饱肚子，照常天天要上工，分值只有两角多钱。辛辛苦苦做一年，年终都是超支户， 和过去打长工差不多。到了1960年秋，人们 被1959年的饥荒饿怕了。我们湾里的几名干部凑在一起商量了一下，决定这年的产量不报那么多，少报的粮食偷偷地分给大家。社员们当然拥护。这件事情是背 着大队党支部书记何厚魁干的。后来，这件瞒产私分的事败露了，眼看湾里的干部群众要遭大殃，何支书站出来，一口咬定是自己主谋并主持分的。本来大队干部之 间矛盾重重，这时程姓的干部找到了把柄，不由分说，告到县公安局，公安局当场逮捕了何厚魁。何厚魁被押到了黄金桥劳改所劳动改造，后来就累死在那里了。湾 里的干部群众都为屈死的何厚魁愤愤不平。几年以后，已经是县法院副院长的叔父回家探亲时，大家不约而同地为何厚魁申诉。叔父把诉状带回县法院，法院派人作 了认真地复查，证明何厚魁确实是冤案，为他正式平反，恢复了何厚魁的党籍和名誉。
熬过了1959年，到1960年情况有了些变化，虽 然是继续饿肚子，但比起上年来好多了。我们初中快毕业了，搞劳动的事稍少了一些。这年上级号召青年学生支援新疆建设，自愿报名。我们班有四名同学报了名， 其中有铁门岗的卢家和、拜郊的郭永焰等。卢家和是我玩得最好的朋友，他父母双亡，有一个妹妹，不知得了什么病死了，成了孤儿，靠叔父婶娘养大。他最先报 名，很快被批准了。在他启程时，我送了他很远，直到上了汽车。我和卢家和一直保持着通信，有四十多年了。
（四）
1960年秋，我考取了高中。我们学校的高中是1958年恢复的，到我们这一届，是第三届，共有两个班，我还是第二班，一年后，从白果三中合了两个班 来，才有四个班，但是合过来的两个班，一直与我们合不拢，各上各的课，各搞各的活动。进入高中，我们也搬进了新教室。初中都是在建国前留下来的破旧房子里 上课，这时才真正有了教室。高中阶段，学校教导主任项汉良兼我们的班主任，教语文，有时也代其他的课。项主任是聪明人，学历不太高，是万金油老师，那门课 没有人带，他就带。教语文只教了一年。记得有一次，他要我们背书，把全班多半同学都点起来背，喊一声预备起，同学们就老老实实背起课文来。然后他背着手从 前走到后，从后走到前，转来转去，我们老老实实地背诵课文，生怕被项主任听出了错处。现在才知道，那不过是个形式，老师肯定一句也没有听进去。有次上李聃 一篇文章的语文课，他把大拇指伸出来，指着自己的鼻子讲，老子曰，就是老子说。那时高年级的学生，下晚自习在寝室里聊天，说一些下流话。项主任想了解一下 同学们到底说了一些什么，他就提前到学生宿舍，躺在学生铺上。宿舍没有电灯，黑古隆冬的。同学们上完晚自习就寝，有位同学发现自己铺上有人，他明知道是项 主任，却不做声，用手摸了一遍，摸到项主任的脸上，他大声惊呼：“哎呀，我的儿，好高的鼻子！”同学们都大笑了起来。项主任默默地起床，把这位同学的鞋子 带走了。第二天上早操，这位同学发现鞋子不见了，就骂骂咧咧地到处找。这时，项主任出现在大家面前，说：不见了鞋的同学，到我办公室去拿。项主任就是这样 有趣，他居然当了我们三年的班主任。后来他没有教语文了，语文由新调来的陈纪文老师教，陈老师语文功底深，课讲得好。我最喜欢语文课，特别爱古文课，作文 也写得好。陈老师很喜欢我，在他手上，我的作文多次得了满分。他还把我的作文当范文，拿到课堂上讲解剖析。我经常写些顺口溜的诗，在校刊上发表。数学课是 甘超一老师教。甘老师比我只大一岁，许多同学比他年纪大。甘老师是蕲春人，华师毕业，象个大姑娘，很胆小，初来给我们上代数课，还经常红脸，但他的数学功 底深。我们学生爱找一些怪题考老师，原先经常有老师被我们考住了。甘老师来后，再也考他不住了。文革中因为写日记事件，他与陈纪文老师一起被打成反革命， 捉到牢里关了几年，后来当然平反了。物理老师何耀，广东人，虽然讲话我们有些不懂，但他的物理课上得很生动，经常带领我们做实验，增强我们的动手能力。化 学老师程琴襄，更是了不起，他从来不备课，所讲的化学课内容已经滚瓜烂熟。俄文课由陈耀徽老师讲，陈老师能够用生动的语言，加强我们的记忆，比如星期天， 俄语读音“袜子塞到鞋里面”，至今我还记得。我是很喜欢俄语课的，现在还记得一些单词，可惜后来中苏关系破裂，俄文用得不多了。体育老师黄政权最有味，由 于我不喜欢体育课，他给我的体育打分总是59分，让我离及格差1分。
中学阶段，我很喜欢看书。学校图书馆里的书我看了一大半。图书 管理员李老师，是鲁建平校长的夫人，对我特别关爱。每有新书购进，她预先给我留着。我一直是走读，来去的路上，是我看书的好机会，从来手不释卷，即使是在 大太阳下，也要看书。有许多次由于只顾看书，走着走着，人撞到电线竿子上、墙壁上，甚至撞倒了人，都没有注意到。当时长篇小说走红，出了一批优秀的长篇小 说，比如：《林海雪原》、《青春之歌》、《野火春风斗古城》、《红日》、《苦菜花》、《平原枪声》、《创业史》、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等。还有 吴运铎的《把一切献给党》，陶承的《我的一家》等等，我都浏览过。当时还有一个爱好，就是看科幻小说。有一种杂志叫《知识就是力量》的，经常登载些科幻小 说，我们都争着看。这些科幻小说都是从苏联翻译过来的。写的是南北极的奇境奇事， 火星、月亮、太空的事。有的明知道是幻想，看起来感觉却很真实。到 1961午4月，苏联宇航员加加林第一次遨游太空，也打开了我们幻想的窗口。我也写
了一些歌颂加加林的诗作，在校刊上发表。
到高中以后，学校开始重视教学质量。我们的课程也安排得很紧。参加社会活动和到乡村去劳动的事很少了。只是在1960年秋，我们带领低年级的同学到铁门 岗去开荒，搞过一次劳动，以后就没有了。由于我们老师们的功底深，许多老师，象陈纪文、甘超一、何耀、程琴襄、陈耀徽等，后来都是全县著名的特级教师、高 级教师，我们二中的教学质量与一中不相上下。当时没有搞全县式的竞赛，但从高考录取结果来看，可以看出水平，录取的比例甚至比一中还高。
进入高中以后，学费杂费没有要我们私人交纳，都是由公社或生产大队的财经，背着挂包到学校结算，然后摊到各家的帐户上。我们生产大队有四个湾子，数我们 湾的中学生多，共有十多名，其他三个湾子的中学生总共也没有超过十人。别的湾子对我们湾子很羡慕，也很嫉妒，反映大队不该养那么多中学生。但要体现社会主 义大集体的优越性，反映也不起作用。
这一年，我家里发生了一件大事。我尊敬的，也是最疼爱我的祖父，在饥饿病痛折磨中，于农历七月二 十六日离开人世。祖父永福公生于清光绪壬午年(1882年)农历四月十九日，享年79岁。祖父年轻时很苦，一生靠勤俭起家，靠勤俭发家。中年以后，家业兴 盛。晚年又回到饥饿的苦难中挣扎。在祖父病重时，完全是我大妹芙蓉一手招扶照料。我姊妹四人，唯独我这个大妹没有进过学堂。母亲卧病在床几年，靠她照料。 母亲过世后，家中的家务全靠幼小的大妹来支撑。全家人的衣服靠她洗，饭菜靠她来做。那时的饭来得可不容易哩！谷要用碓舂成米，麦靠石磨磨成粉，这都是繁重 的体力活，主要靠年仅十几岁的大妹来做。大妹出生在我家，好像是来还债似的。大妹李芙蓉，生于1944年农历十月二十五日，比我小两岁。后来她出嫁到红安 张店，也是一个苦地方，由于劳累过度，于1974年9月11日上午11时因肺结核病不治去世。年仅30岁。
1962年10月，中印自 卫反击战爆发。这之前，逃到台湾的国民党政权，高喊反攻大陆，不时派飞机到大陆，空投特务和反标。有一次，反标投到我们这里，红纸绿纸黄纸，人们捡到了要 马上上交，不敢看一眼。这件事与我们同学有过牵连。我们十多位同学都是走读，来去一群一帮的，内面也分成两大帮派。在来去的街道上，用粉笔在墙上写画着互 相攻击，本是好玩的事。但被何潭湾的一名反革命分子钻了空子，在我们路过的地方，写了不少谩骂共产党毛主席的反革命标语。宋埠派出所在侦查中，怀疑是我们 同学写的。于是把我们都看管起来，查笔迹，对笔迹，其中有个叫何文金的，笔迹有些相似，平时也不讨大家喜爱，被抓到派出所去关了几天。那几天我们吓怕了， 老实多了。我们的家长也吓怕了，埋怨我们不该乱来，对我们的管束也严多了。而学校当然与派出所紧密配合，对我们暗暗监视。我们象犯了大罪似的，四处遭冷 眼。后来，这个反革命分子到派出所自首了。经过审查，确实是他所为，才解除了对我们的怀疑监管。自那次以后，我们再也不敢乱写乱画了。
1963年3月，毛主席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学校掀起了学习雷锋，做好事的高潮。我们都争着找好事做，帮老人安全横过街道，打扫卫生等等。《雷锋日 记》中的一些名言警句，大家争着抄在本子上，背得很熟。学习雷锋，给社会带来了新气象。这时，我们国家也熬过了三年困难时期，迈进了三年恢复时期，社会各 方面生机勃勃，人们的心情舒畅。
这年六月，我们准备高考了。高考前，考生都要体检。体检结果一公布，我们班有八名同学体检不合格，主 要是肝炎，我就在其中。这也是我最担心的事。我家中生活困难，长期走读，家中连做饭的人也没有，饱一餐饿一顿的，平时体检，都是“发育不良”。这次体检不 合格，是意料之中的事。但我们这八位同学，平时学习成绩都很优秀。学校为了争荣誉，也不愿意让这八名考生就这样丢掉考试权。学校想了很多办法，把我们这些 体检不合格的考生集中起来，在生活上给予特殊照顾。有人说吃黄豆可以治肝炎，学校就从粮店搞来黄豆，煮黄豆，墩黄豆给我们吃。有人说喝猪胆汁可以治肝炎， 学校就与食品联系，把每天杀猪的猪胆集中起来，给我们喝苦得难以进口的猪胆汁。这样折腾了半个多月，复查结果还是原样，学校领导十分婉惜。
在学校治病期间，我也没有空闲。我把全班同学的家庭住址、联系办法收集起来，刻印成通讯录。学校不准搞这种“宗派活动”，我们就偷着搞。通讯录刻写好 后，没地方印，油印机在项主任的办公室里。我们趁他熟睡了，轻手轻脚地在他办公室里印出来，发到每个同学手中。后来还是被项主任发现了。在一个午睡的时间 里，他也偷偷地检查了每个同学的抽屉，把这份通讯录搜走了。
项主任看到我没有多少事了，认为我的字写得还好，就把我关在他的办公室 里，抄写他给同学们作的班主任鉴定。项主任再三打招呼，不能让同学们进来翻看。那时候，同学们很关心班主任的鉴定，关心自已的品行，认为那是自已的政治生 命，比学习成绩还重要。都想着法儿看班主任鉴定。我也心软，就偷偷放了几位平时要好的同学进来翻看。谁知有位女同学，看到鉴定中有说自已搞恋爱的这一条， 就找项主任哭闹，非要项主任改掉这一条不可。项主任知道是我让她偷着看了鉴定，就把气出在我的身上。当着我的面，把我的甲等品行改为丙等。我当然不答应， 也当着项主任的面哭闹。项主任也觉得这样不妥，又把我的品行由丙等改为甲等，但在学校鉴定栏里，加写了“无组织、无纪律”之类的一大段话，这是我毕业离校 前争来的特殊照顾。
毕业时，同学们凑了一些钱，加之平时劳动所积累的资金，全部用来买作书籍，送给母校做纪念。多是古典小说，我平时 很难看到。于是，我不管三七二十一，管他考不考大学，关在房子里看书。这样，我一口气读完了《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说岳全 传》、《老残游记》等古典小说名著，过足了一次看书的瘾。
这样，我在学校磨磨蹭蹭地捱到七月一日，临近高考前几天，在几位玩得要好的同学的欢送下，回乡当农民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