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协副主席
废铜长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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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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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夜星辰
一篇文章的说服力，在于说理，而不在于风发的意气。论据充份，道理通顺，自然对读者有说服力。如果论据不充份，单为了批判而批判，让读者感觉到的，只是作者内心中固执的怨恨。
先说该文的标题，“西方左派是人类自由的掘墓人”。人类自由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是至高无尚的，人类自由的掘墓人对人类自由来说自然是致命的威胁，自然是邪恶的。既然威胁到崇高的人类自由，那么这些人是祸害，除掉这些人才能保护人类自由。什么人是人类自由的掘墓人呢？曹长青眼中的人类自由的掘墓人是西方左派。谁是西方左派呢？西方左派是在人类自由的“言论自由”下表达左派言论的人。西方左派的出现，恰是言论自由的体现。而没有西方左派，只有曹家言论，何谈言论自由，何谈人类自由。除掉西方左派这个掘墓人，便能维护人类自由吗？那岂不是在钳制人类自由。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出在，曹文的标题是一个不合逻辑的谬论，西方左派并不是人类自由的掘墓人。如果钳制西方左派的言论，那才是危害言论自由，进而危害人类自由。
曹文以“我爱伊拉克，轰炸德克萨斯”开篇，用这个标语来给读者一个印象，即反战者都是这样的想法。熟悉历史的人可以看得出来，这种拿极端的个体个例，来给整个人群来贴标签，是专制者惯用的抹黑手法。事实上是，数万反战的人们手中的标语牌上，写得最多的是“不要战争”，而象曹文举出来的那种话，屈指可数。
接下来，曹长青故做诧异：“为什么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自由土地上，会出现像阿拉伯世界那种狂热的反美、反西方者？”曹长青在这里故意模糊了自由表达意见和阿拉伯世界的反美的不同。那些签名反战的人们，和平集会反战的人们，是言论自由下的自由表达观点。反战并不等同于反美反西方，更不是曹长青所说的伊斯兰极端分子的狂热。曹文的做法仍是在拉一个负面的典型来抹黑反战的人们。
曹文再下面说战争是在除掉暴君，反战者是在帮助暴君。曹长青在这里运用了政客们常用的极端两分法，即把现实众多的选择性简化为极端的两种，强迫人们在这两种中择其一。实际上，在这种政客预设的两种选择外还有政客们不愿意让人们看到的更多的选择。反战者并不是要帮助暴君，反战者反战，一是指责美国单方面在没有受到实际威胁时对一个国家开战，违反国际法；而是指责美国开战会带来人道主义灾难。就单为阻止暴君来说，战争也并不是唯一的选择。曹文中举的例子，那是在海湾战争以前的事，海湾战争后，尤其是近年来，在伊拉克没有大规模发生类似的惨剧。(顺便插一句，伊拉克的武器，伊拉克的生物化学武器，是谁给的？)。而以人道主义自居的美国为首的对伊拉克的制裁，十年来导致一百万伊拉克人(主要是儿童)的死亡。国际的检查和监督，向伊拉克派和平部队等都是可以可免于人道主义灾难的方法。
接下来，曹文分析的西方左派反战的四个原因也难站住脚。
其一，曹文举出几个个例，说明反战者的“无知，缺乏基本逻辑能力”。实际上，美国人对美国之外的事情的无知是普遍的著名的。不独某些反战者。美国总统布什不也因居然不知道加拿大总理的是谁而被加拿大记者戏弄过。就是美国国会议员，有几个能清楚说明伊拉克在哪里邻国有几个的？麦当娜的前夫是浪荡公子并说过脏话，在曹长青看来就不能反战了。是否曹长青的“缺乏基本逻辑能力”的话安给自己才对？
其二，曹文说反战的知识分子，“从意识形态和书本理论出发，不面对现实。”，因为他们“很少有人真正在共产国家、在阿拉伯极权国家长期生活过”。而曹文后面举出的几个例子全是有关“共产国家”的，没有一个说明反战的中心，伊斯兰国家的。《庄子．秋水篇》中有这样一段话，惠子说：“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答：“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曹长青在以己度人之时，也没有去想一想，你自己在坚决支持战争时，是否也该去伊拉克亲身体验一下，听听伊拉克百姓的想法？
其三，曹文说反战者“狂热，缺乏理性”。其理由是“支持军事打击伊拉克的都占50％以上，说明多数美国人支持对伊拉克采取强势政策。但在美国却没有什么支持对伊动武的游行示威；而是那些反战者，动不动就上街，举行充满情绪化的游行。”现在，美国支持战争的人数已经低于百分之五十了，不知曹长青还怎么说。支持政府政策的，很少上街游行，这是西方社会的常识，当然只有反对政府政策的才要以这种形式表达自己的看法。曹文还说游行：“颇有法国大革命中的群氓，中国文革中的红卫兵那种要翻身、要造反，要砸烂秩序的暴力劲头。”这显然是曹长青头脑中的幻像和某种臆想。也许是推己及人吧。
其四，曹文在这第四条上给反战者扣的帽子最大：“钻言论自由的空子，仇恨美国”。言论自由是“钻言论自由的空子”，真是笑话。也许曹长青还生活在自己的几十年前，理解不了言论自由的含义吧。“仇恨美国”这个帽子安得也不对。反对美国的一个政策，并不等同于“仇恨美国”。大概不象曹长青所想象的，该给反战的人安一个反革命的帽子才心安吧。那对乔姆斯? ?穆凼鲆裁挥惺裁吹览怼＞退闱悄匪够?按用桓谋涠悦拦?墓セ鳎?苁前衙拦?杌娉墒澜缟献羁膳碌墓?摇钡?悄匪够?欢ㄒ?虼恕袄肟?飧鏊?衔?白钤愀狻钡墓?摇甭穑慷砸桓龉?业恼?位蛘?叩目捶ú煌??褪抢肟?飧龉?业某浞萏跫?穑磕米约旱男模?克?酥?梗?挂晕?械览怼＞屠嗨颇匙阈?僭苯玻合游易阈?簦?阍醪蝗グ臀餮剑?
曹文洋洋洒洒说了这么多，能有几分道理呢？
曹长青不是看低了读者的智慧，就是有意甘当小丑，为读者在茶余饭后，添点笑料。
如是后者，本人向小丑的辛勤工作致敬。
--------------------------------------------------------------
附曹文：
西方左派是人类自由的掘墓人
曹长青
“我爱伊拉克，轰炸德克萨斯”，这是十月份华盛顿反战示威中的一个标语。911之后，在美国铲除塔列班政权之前、目前可能对伊拉克采取军事行动的时候，西方国家举行了多起反战示威，而且很多知识份子相当狂热地投入：美国有7,000位“知名人士”在报上连署了一个整版的反战公开信；120个加拿大“名人”也联合发表宣言说，对萨达姆开战是“不道德”的，使用武力打击伊拉克的任何军事目标都是“不可思议”的。美国知名的极左派、麻省理工学院的语言学教授乔姆斯基则在全美37个主要城市逐个组织“不要以我们的名义（开战）”的反战集会。
这些反战者的理由是否有道理？是否有理性？为什么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自由土地上，会出现像阿拉伯世界那种狂热的反美、反西方者？
反战者的主要口号是“反对一切战争”，自视为“和平主义者”。热爱和平没有错，但人类的历史已无数次证明，和平并不是用反对一切战争而获得的。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清楚地展示，在必要时不使用军事手段，和平根本无法获得。这里的关键是，战争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把这两者完全不分，或故意混淆，不仅维护不了和平，结果往往是帮助了暴君，给人类带来更大的灾难。
从常识和基本逻辑来说，“和平主义者”要反战，那么他们应该首先反对最早的发动战争者，而不是抵抗者。在二战时，要反的应该是希特勒，而不是英美反抗者；在冷战中，要反的应该是向全世界扩张的共产苏联，而不是遏阻共产主义的美国和北约；今天，要反的是屠杀了三千多平民的伊斯荚?讨颊吆椭圃齑笾诨倜鹦晕淦鞯娜?锬氛?ǎ??皇侵铝Ψ纯帧⒁?獬?晾?宋渥暗拿拦??
但这些反战者的行为，说轻了，是本末倒置、是非不清；说重了，是故意混淆黑白，以“和平”的名义，默许、纵容和帮助萨达姆等威胁世界和平的独裁者。
反战者另一个理由是，战争会伤害平民，他们自视为“人道主义者”。但正义战争导致的平民伤亡，和非正义战争有意屠杀平民，两者性质完全不同，更不可混淆。在二战中、在十年前的海湾战争中、在不久前的阿富汗战争中，都有一定的平民伤亡，但这是人类为反抗邪恶不得已而付出的代价，它和纳粹、东条英机们，以及萨达姆、塔列班们有意杀害平民的本质完全不同。今天美国要使用军事手段解除萨达姆的武装，可能要付出一些平民伤亡的代价，但如果不这样做，伊拉克的平民在萨达姆的统治下，将付出（一直在付出）更多、更大的伤亡，且不说巴格达政权研制核武和生化武器会威胁美国、以及全球更多平民的生命。
伊拉克异议作家、现在美国波士顿Brandeis大学担任教授的马基亚（Kanan Makiya）写过几本有关伊拉克的书，其中《残酷和沉默》（Cruelty and Silence）和《恐惧共和国》（Republic of Fear）最为知名。在《残酷和沉默》中，这位伊拉克出生的作家见证了萨达姆．侯赛因使用生化武器毒死了他全家的惨剧。萨达姆在1988年使用毒气，杀害了五千多伊拉克平民，其中包括马基亚的家人。他在书中写道：“当我来到靠近我们家房子的小河边，看到了倒在地上的母亲，她的嘴还咬著河床的沙子。所有我们家的成员都跑向河边，因为我曾告诉他们，水可以对付化学毒气。当他们跑到河里的时候，多数都窒息或昏厥，倒在河里淹死了。我把母亲的身体翻过来，她已死了。我想亲吻她，但我知道，这样做化学毒剂就会传染上我……我继续沿著河边走，发现了我的九岁女儿，拥抱著她的婶婶，她们都被毒死在河边。后来我又发现另外一个侄女的尸体。……我来到家里的房子，在二、三百平尺的院子里，我看到我们家庭的十多具尸体，我的孩子，我的兄弟，我的父亲，我的侄女和外甥……我的兄弟和我妻子的鼻子和嘴都冒出了血……我家里的25个成员都这样被毒死了……我非常痛苦，流了无数的眼泪，最后眼泪都哭乾了。我们没有能力再感觉任何事情了。”
我不知道那些举行示威的“反战者”是否读过马基亚的书，是否曾想过伊拉克在萨达姆统治下每天发生的“平民伤亡”。他们如果不是在用双重标准，就是故意混淆概念。
在可以自由获得信息的西方，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简单分析说，主要有这样四个原因：
第一，无知，缺乏基本逻辑能力。美国好莱坞历来是反战大本营之一。很多明星是知名的反战者。但这些明星经常闹出常识性的笑话。例如目? 昂美澄胱羁袢确凑降氖桥?前挪???反滏??arbara Streisand），这位明星写给国会的抗议信，竟把萨达姆说成是“伊朗领导人”，一个连伊朗和伊拉克都分不清的人，却“正义凛然”地指责国会决议；而且她的信还被指出许多英文拼写错误，成为晚间电视脱口秀的笑料。
歌星麦当娜的前夫辛．潘（Sean Penn）是出名的浪荡公子；当年和麦当娜结婚时，面对媒体拍照的飞机，他在沙滩上堆出骂人脏话：“F--- You！”但这次在伊拉克问题上他却“严肃”起来，不仅发表强烈反战言论，还跑到巴格达去做秀，慰问那里医院的儿童，成为“反战”主力。
当年狂热反越战的好莱坞明星简．芳达，曾在河内头戴越军钢盔、使用越共高射炮，模拟对空中美国飞机射击，进行反美宣传。最近两名美国作家出版了《支持和慰问：简．芳达在越南》（Aid and Comfort: Jane Fonda in Vietnam）的专著，揭示这位最近和她的极左丈夫、CNN总裁泰特．特纳分居的女星当年反美拥共的细节。简．芳达后来为她的愚蠢行为向美国人民道了歉，但她至今仍是左派反战大合唱中的一员。
第二，从意识形态和书本理论出发，不面对现实。西方的反战者并不都是史翠姗和辛潘这样只会演电影、做假戏，没什么知识的人。上面提到那些美国、加拿大签名信的人，几乎都是大学教授等知识人，那么面对人类的邪恶，他们的头脑哪里去了？英国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在他研究西方左派的专著《知识份子》（Intellectuals）中对此解释说，因为他们总是从意识形态出发，不是面对现实，不以“人”为中心。西方左派知识份子生活在学院和书斋中，常有理论脱离实践的幼稚病。他们从理论出发，把美国之外的世界（尤其是极权社会）进行乌托邦式的“美化”，这些学者中很少有人真正在共产国家、在阿拉伯极权国家长期生活过，他们对那个世界没有切身的体会和了解，全凭著意识形态的想像来美化那里的人文环境，包括那里的统治者；于此同时夸大、渲染他们所居住的美国等西方社会的缺点和不足。例如萨特当年曾在巴黎歌颂斯大林，泰南（Kenneth Tynan，英国戏剧家）在海德公园组织过支持卡斯特罗的集会，获诺贝尔文学奖多次提名的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则把美国反恐嘲笑为“沉醉于国家性自恋”。
但也有左派知识份子，他们早期有乌托邦幻想，但接触到真实后，他们扬弃了脱离现实的理论。《动物农场》和《一九八四》的作者奥维尔就是这样。这位以这两本经典小说揭示了极权世界本质的思想家，原来也是一个的左派，他在西班牙内战时前往支持共和军，但在那里的经验，和他原来信仰的理论发生了冲突。奥维尔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服从现实经验（真实），而放弃了曾信仰的理论，并最终用文字为共产主义掘墓。
前加拿大《环球邮报》记者黄明珍（Jan Wong）早年曾狂热地信仰毛泽东的革命，为此放弃西方生活，到北京去学中文，亲身体验社会主义。但在红色中国生活多年的真实生活经验，使她的乌托邦幻想破灭，于是她在回忆录《神州怨》（Red China Blues）中承认了自己当年狂热相信的只是一个神话和谎言。
现在普林斯顿大学担任教授的知名汉学家林培瑞（Perry Link）也是这样，他曾撰文说，早期他相信毛的共产主义，但去中国之后，在那里的经验和亲身体会，使他发现了真实，成为美国学者里对中共极权统治勇敢的批评者之一。
第三，狂热，缺乏理性。知识份子多为读书人，按理说应该比平常人更多一些理性，更少一些情绪化的狂热。但西方左派和反战者的表现则恰恰相反。在反战游行中，人们更多看到的是意识形态式的狂热。911后美国的每次民意调查，支持军事打击伊拉克的都占50％以上，说明多数美国人支持对伊拉克采取强势政策。但在美国却没有什么支持对伊动武的游行示威；而是那些反战者，动不动就上街，举行充满情绪化的游行。他们（以及反经济全球化示威）的那种狂热劲儿，颇有法国大革命中的群氓，中国文革中的红卫兵那种要翻身、要造反，要砸烂秩序的暴力劲头。狂热、缺乏理性者本质上不是知识份子，无论他有多少文化。难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说，“狂热是知识份子堕落或绝种的结果。”
第四，钻言论自由的空子，仇恨美国。美国反战最狂热者是乔姆斯基，他在越战时就宣称，越南是最民主的国家，美国最糟糕。这次911恐怖袭击之后，乔姆斯基又写了一本书，把这一切归罪于美国，其调子和阿拉伯世界的反美者几乎一样。越战至今已经三十多年了，乔姆斯基从没改变对美国的攻击，总是把美国描绘成世界上最可怕的国家。但乔姆斯基却绝不离开这个他认为“最糟糕”的国家，到他认为“最民主的”越南或其他地方。这说明在他心里，到底哪好哪坏，他是清清楚楚的。他就是要钻美国言论自由的空子，来渲泄反美、仇恨美国的情绪；那些举著“我爱伊拉克，轰炸德克萨斯”标语牌的反战示威者，都是乔姆斯基式的仇恨美国者灌输出来的“小乔”而已。
冷战结束后，美籍日裔学者福山在《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中说，共产主义失败后，自由主义已打败天下无敌手，历史已终结。但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和《 动物农场》，结尾都是悲观的，可能就是因为他预测到人性的弱点和左派狂热的后果。西方左派的这种狂热劲头和发展势力，不仅验证著“历史远没有终结”，而且自由的敌人绝不仅在西方之外，更在西方社会的内部。正如美国哲学家胡克（Sidney Hook）以自己一生从激进的左派、到激烈地批评左派的经验所总结的那样，“西方左派是人类自由的掘墓人”。
一篇文章的说服力，在于说理，而不在于风发的意气。论据充份，道理通顺，自然对读者有说服力。如果论据不充份，单为了批判而批判，让读者感觉到的，只是作者内心中固执的怨恨。
先说该文的标题，“西方左派是人类自由的掘墓人”。人类自由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是至高无尚的，人类自由的掘墓人对人类自由来说自然是致命的威胁，自然是邪恶的。既然威胁到崇高的人类自由，那么这些人是祸害，除掉这些人才能保护人类自由。什么人是人类自由的掘墓人呢？曹长青眼中的人类自由的掘墓人是西方左派。谁是西方左派呢？西方左派是在人类自由的“言论自由”下表达左派言论的人。西方左派的出现，恰是言论自由的体现。而没有西方左派，只有曹家言论，何谈言论自由，何谈人类自由。除掉西方左派这个掘墓人，便能维护人类自由吗？那岂不是在钳制人类自由。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出在，曹文的标题是一个不合逻辑的谬论，西方左派并不是人类自由的掘墓人。如果钳制西方左派的言论，那才是危害言论自由，进而危害人类自由。
曹文以“我爱伊拉克，轰炸德克萨斯”开篇，用这个标语来给读者一个印象，即反战者都是这样的想法。熟悉历史的人可以看得出来，这种拿极端的个体个例，来给整个人群来贴标签，是专制者惯用的抹黑手法。事实上是，数万反战的人们手中的标语牌上，写得最多的是“不要战争”，而象曹文举出来的那种话，屈指可数。
接下来，曹长青故做诧异：“为什么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自由土地上，会出现像阿拉伯世界那种狂热的反美、反西方者？”曹长青在这里故意模糊了自由表达意见和阿拉伯世界的反美的不同。那些签名反战的人们，和平集会反战的人们，是言论自由下的自由表达观点。反战并不等同于反美反西方，更不是曹长青所说的伊斯兰极端分子的狂热。曹文的做法仍是在拉一个负面的典型来抹黑反战的人们。
曹文再下面说战争是在除掉暴君，反战者是在帮助暴君。曹长青在这里运用了政客们常用的极端两分法，即把现实众多的选择性简化为极端的两种，强迫人们在这两种中择其一。实际上，在这种政客预设的两种选择外还有政客们不愿意让人们看到的更多的选择。反战者并不是要帮助暴君，反战者反战，一是指责美国单方面在没有受到实际威胁时对一个国家开战，违反国际法；而是指责美国开战会带来人道主义灾难。就单为阻止暴君来说，战争也并不是唯一的选择。曹文中举的例子，那是在海湾战争以前的事，海湾战争后，尤其是近年来，在伊拉克没有大规模发生类似的惨剧。(顺便插一句，伊拉克的武器，伊拉克的生物化学武器，是谁给的？)。而以人道主义自居的美国为首的对伊拉克的制裁，十年来导致一百万伊拉克人(主要是儿童)的死亡。国际的检查和监督，向伊拉克派和平部队等都是可以可免于人道主义灾难的方法。
接下来，曹文分析的西方左派反战的四个原因也难站住脚。
其一，曹文举出几个个例，说明反战者的“无知，缺乏基本逻辑能力”。实际上，美国人对美国之外的事情的无知是普遍的著名的。不独某些反战者。美国总统布什不也因居然不知道加拿大总理的是谁而被加拿大记者戏弄过。就是美国国会议员，有几个能清楚说明伊拉克在哪里邻国有几个的？麦当娜的前夫是浪荡公子并说过脏话，在曹长青看来就不能反战了。是否曹长青的“缺乏基本逻辑能力”的话安给自己才对？
其二，曹文说反战的知识分子，“从意识形态和书本理论出发，不面对现实。”，因为他们“很少有人真正在共产国家、在阿拉伯极权国家长期生活过”。而曹文后面举出的几个例子全是有关“共产国家”的，没有一个说明反战的中心，伊斯兰国家的。《庄子．秋水篇》中有这样一段话，惠子说：“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答：“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曹长青在以己度人之时，也没有去想一想，你自己在坚决支持战争时，是否也该去伊拉克亲身体验一下，听听伊拉克百姓的想法？
其三，曹文说反战者“狂热，缺乏理性”。其理由是“支持军事打击伊拉克的都占50％以上，说明多数美国人支持对伊拉克采取强势政策。但在美国却没有什么支持对伊动武的游行示威；而是那些反战者，动不动就上街，举行充满情绪化的游行。”现在，美国支持战争的人数已经低于百分之五十了，不知曹长青还怎么说。支持政府政策的，很少上街游行，这是西方社会的常识，当然只有反对政府政策的才要以这种形式表达自己的看法。曹文还说游行：“颇有法国大革命中的群氓，中国文革中的红卫兵那种要翻身、要造反，要砸烂秩序的暴力劲头。”这显然是曹长青头脑中的幻像和某种臆想。也许是推己及人吧。
其四，曹文在这第四条上给反战者扣的帽子最大：“钻言论自由的空子，仇恨美国”。言论自由是“钻言论自由的空子”，真是笑话。也许曹长青还生活在自己的几十年前，理解不了言论自由的含义吧。“仇恨美国”这个帽子安得也不对。反对美国的一个政策，并不等同于“仇恨美国”。大概不象曹长青所想象的，该给反战的人安一个反革命的帽子才心安吧。那对乔姆斯? ?穆凼鲆裁挥惺裁吹览怼＞退闱悄匪够?按用桓谋涠悦拦?墓セ鳎?苁前衙拦?杌娉墒澜缟献羁膳碌墓?摇钡?悄匪够?欢ㄒ?虼恕袄肟?飧鏊?衔?白钤愀狻钡墓?摇甭穑慷砸桓龉?业恼?位蛘?叩目捶ú煌??褪抢肟?飧龉?业某浞萏跫?穑磕米约旱男模?克?酥?梗?挂晕?械览怼＞屠嗨颇匙阈?僭苯玻合游易阈?簦?阍醪蝗グ臀餮剑?
曹文洋洋洒洒说了这么多，能有几分道理呢？
曹长青不是看低了读者的智慧，就是有意甘当小丑，为读者在茶余饭后，添点笑料。
如是后者，本人向小丑的辛勤工作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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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曹文：
西方左派是人类自由的掘墓人
曹长青
“我爱伊拉克，轰炸德克萨斯”，这是十月份华盛顿反战示威中的一个标语。911之后，在美国铲除塔列班政权之前、目前可能对伊拉克采取军事行动的时候，西方国家举行了多起反战示威，而且很多知识份子相当狂热地投入：美国有7,000位“知名人士”在报上连署了一个整版的反战公开信；120个加拿大“名人”也联合发表宣言说，对萨达姆开战是“不道德”的，使用武力打击伊拉克的任何军事目标都是“不可思议”的。美国知名的极左派、麻省理工学院的语言学教授乔姆斯基则在全美37个主要城市逐个组织“不要以我们的名义（开战）”的反战集会。
这些反战者的理由是否有道理？是否有理性？为什么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自由土地上，会出现像阿拉伯世界那种狂热的反美、反西方者？
反战者的主要口号是“反对一切战争”，自视为“和平主义者”。热爱和平没有错，但人类的历史已无数次证明，和平并不是用反对一切战争而获得的。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清楚地展示，在必要时不使用军事手段，和平根本无法获得。这里的关键是，战争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把这两者完全不分，或故意混淆，不仅维护不了和平，结果往往是帮助了暴君，给人类带来更大的灾难。
从常识和基本逻辑来说，“和平主义者”要反战，那么他们应该首先反对最早的发动战争者，而不是抵抗者。在二战时，要反的应该是希特勒，而不是英美反抗者；在冷战中，要反的应该是向全世界扩张的共产苏联，而不是遏阻共产主义的美国和北约；今天，要反的是屠杀了三千多平民的伊斯荚?讨颊吆椭圃齑笾诨倜鹦晕淦鞯娜?锬氛?ǎ??皇侵铝Ψ纯帧⒁?獬?晾?宋渥暗拿拦??
但这些反战者的行为，说轻了，是本末倒置、是非不清；说重了，是故意混淆黑白，以“和平”的名义，默许、纵容和帮助萨达姆等威胁世界和平的独裁者。
反战者另一个理由是，战争会伤害平民，他们自视为“人道主义者”。但正义战争导致的平民伤亡，和非正义战争有意屠杀平民，两者性质完全不同，更不可混淆。在二战中、在十年前的海湾战争中、在不久前的阿富汗战争中，都有一定的平民伤亡，但这是人类为反抗邪恶不得已而付出的代价，它和纳粹、东条英机们，以及萨达姆、塔列班们有意杀害平民的本质完全不同。今天美国要使用军事手段解除萨达姆的武装，可能要付出一些平民伤亡的代价，但如果不这样做，伊拉克的平民在萨达姆的统治下，将付出（一直在付出）更多、更大的伤亡，且不说巴格达政权研制核武和生化武器会威胁美国、以及全球更多平民的生命。
伊拉克异议作家、现在美国波士顿Brandeis大学担任教授的马基亚（Kanan Makiya）写过几本有关伊拉克的书，其中《残酷和沉默》（Cruelty and Silence）和《恐惧共和国》（Republic of Fear）最为知名。在《残酷和沉默》中，这位伊拉克出生的作家见证了萨达姆．侯赛因使用生化武器毒死了他全家的惨剧。萨达姆在1988年使用毒气，杀害了五千多伊拉克平民，其中包括马基亚的家人。他在书中写道：“当我来到靠近我们家房子的小河边，看到了倒在地上的母亲，她的嘴还咬著河床的沙子。所有我们家的成员都跑向河边，因为我曾告诉他们，水可以对付化学毒气。当他们跑到河里的时候，多数都窒息或昏厥，倒在河里淹死了。我把母亲的身体翻过来，她已死了。我想亲吻她，但我知道，这样做化学毒剂就会传染上我……我继续沿著河边走，发现了我的九岁女儿，拥抱著她的婶婶，她们都被毒死在河边。后来我又发现另外一个侄女的尸体。……我来到家里的房子，在二、三百平尺的院子里，我看到我们家庭的十多具尸体，我的孩子，我的兄弟，我的父亲，我的侄女和外甥……我的兄弟和我妻子的鼻子和嘴都冒出了血……我家里的25个成员都这样被毒死了……我非常痛苦，流了无数的眼泪，最后眼泪都哭乾了。我们没有能力再感觉任何事情了。”
我不知道那些举行示威的“反战者”是否读过马基亚的书，是否曾想过伊拉克在萨达姆统治下每天发生的“平民伤亡”。他们如果不是在用双重标准，就是故意混淆概念。
在可以自由获得信息的西方，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简单分析说，主要有这样四个原因：
第一，无知，缺乏基本逻辑能力。美国好莱坞历来是反战大本营之一。很多明星是知名的反战者。但这些明星经常闹出常识性的笑话。例如目? 昂美澄胱羁袢确凑降氖桥?前挪???反滏??arbara Streisand），这位明星写给国会的抗议信，竟把萨达姆说成是“伊朗领导人”，一个连伊朗和伊拉克都分不清的人，却“正义凛然”地指责国会决议；而且她的信还被指出许多英文拼写错误，成为晚间电视脱口秀的笑料。
歌星麦当娜的前夫辛．潘（Sean Penn）是出名的浪荡公子；当年和麦当娜结婚时，面对媒体拍照的飞机，他在沙滩上堆出骂人脏话：“F--- You！”但这次在伊拉克问题上他却“严肃”起来，不仅发表强烈反战言论，还跑到巴格达去做秀，慰问那里医院的儿童，成为“反战”主力。
当年狂热反越战的好莱坞明星简．芳达，曾在河内头戴越军钢盔、使用越共高射炮，模拟对空中美国飞机射击，进行反美宣传。最近两名美国作家出版了《支持和慰问：简．芳达在越南》（Aid and Comfort: Jane Fonda in Vietnam）的专著，揭示这位最近和她的极左丈夫、CNN总裁泰特．特纳分居的女星当年反美拥共的细节。简．芳达后来为她的愚蠢行为向美国人民道了歉，但她至今仍是左派反战大合唱中的一员。
第二，从意识形态和书本理论出发，不面对现实。西方的反战者并不都是史翠姗和辛潘这样只会演电影、做假戏，没什么知识的人。上面提到那些美国、加拿大签名信的人，几乎都是大学教授等知识人，那么面对人类的邪恶，他们的头脑哪里去了？英国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在他研究西方左派的专著《知识份子》（Intellectuals）中对此解释说，因为他们总是从意识形态出发，不是面对现实，不以“人”为中心。西方左派知识份子生活在学院和书斋中，常有理论脱离实践的幼稚病。他们从理论出发，把美国之外的世界（尤其是极权社会）进行乌托邦式的“美化”，这些学者中很少有人真正在共产国家、在阿拉伯极权国家长期生活过，他们对那个世界没有切身的体会和了解，全凭著意识形态的想像来美化那里的人文环境，包括那里的统治者；于此同时夸大、渲染他们所居住的美国等西方社会的缺点和不足。例如萨特当年曾在巴黎歌颂斯大林，泰南（Kenneth Tynan，英国戏剧家）在海德公园组织过支持卡斯特罗的集会，获诺贝尔文学奖多次提名的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则把美国反恐嘲笑为“沉醉于国家性自恋”。
但也有左派知识份子，他们早期有乌托邦幻想，但接触到真实后，他们扬弃了脱离现实的理论。《动物农场》和《一九八四》的作者奥维尔就是这样。这位以这两本经典小说揭示了极权世界本质的思想家，原来也是一个的左派，他在西班牙内战时前往支持共和军，但在那里的经验，和他原来信仰的理论发生了冲突。奥维尔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服从现实经验（真实），而放弃了曾信仰的理论，并最终用文字为共产主义掘墓。
前加拿大《环球邮报》记者黄明珍（Jan Wong）早年曾狂热地信仰毛泽东的革命，为此放弃西方生活，到北京去学中文，亲身体验社会主义。但在红色中国生活多年的真实生活经验，使她的乌托邦幻想破灭，于是她在回忆录《神州怨》（Red China Blues）中承认了自己当年狂热相信的只是一个神话和谎言。
现在普林斯顿大学担任教授的知名汉学家林培瑞（Perry Link）也是这样，他曾撰文说，早期他相信毛的共产主义，但去中国之后，在那里的经验和亲身体会，使他发现了真实，成为美国学者里对中共极权统治勇敢的批评者之一。
第三，狂热，缺乏理性。知识份子多为读书人，按理说应该比平常人更多一些理性，更少一些情绪化的狂热。但西方左派和反战者的表现则恰恰相反。在反战游行中，人们更多看到的是意识形态式的狂热。911后美国的每次民意调查，支持军事打击伊拉克的都占50％以上，说明多数美国人支持对伊拉克采取强势政策。但在美国却没有什么支持对伊动武的游行示威；而是那些反战者，动不动就上街，举行充满情绪化的游行。他们（以及反经济全球化示威）的那种狂热劲儿，颇有法国大革命中的群氓，中国文革中的红卫兵那种要翻身、要造反，要砸烂秩序的暴力劲头。狂热、缺乏理性者本质上不是知识份子，无论他有多少文化。难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说，“狂热是知识份子堕落或绝种的结果。”
第四，钻言论自由的空子，仇恨美国。美国反战最狂热者是乔姆斯基，他在越战时就宣称，越南是最民主的国家，美国最糟糕。这次911恐怖袭击之后，乔姆斯基又写了一本书，把这一切归罪于美国，其调子和阿拉伯世界的反美者几乎一样。越战至今已经三十多年了，乔姆斯基从没改变对美国的攻击，总是把美国描绘成世界上最可怕的国家。但乔姆斯基却绝不离开这个他认为“最糟糕”的国家，到他认为“最民主的”越南或其他地方。这说明在他心里，到底哪好哪坏，他是清清楚楚的。他就是要钻美国言论自由的空子，来渲泄反美、仇恨美国的情绪；那些举著“我爱伊拉克，轰炸德克萨斯”标语牌的反战示威者，都是乔姆斯基式的仇恨美国者灌输出来的“小乔”而已。
冷战结束后，美籍日裔学者福山在《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中说，共产主义失败后，自由主义已打败天下无敌手，历史已终结。但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和《 动物农场》，结尾都是悲观的，可能就是因为他预测到人性的弱点和左派狂热的后果。西方左派的这种狂热劲头和发展势力，不仅验证著“历史远没有终结”，而且自由的敌人绝不仅在西方之外，更在西方社会的内部。正如美国哲学家胡克（Sidney Hook）以自己一生从激进的左派、到激烈地批评左派的经验所总结的那样，“西方左派是人类自由的掘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