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大以后，新领导层似乎把重点放到了社会低层。政治局委员们到各个贫穷的地方问寒问暖，地方领导人逐级依次仿效，一时间走访民间成了官方风气。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存在着的“弱势群体”也成了海内外人们热衷讨论的话题。人们努力把新领导层和“弱势群体”的概念联系在一起，有意无意地想为新领导层打造一个全新形象。不过，新领导层在治理中国社会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并非关注一下“弱势群体”那样简单。问题和“弱势群体”有关，但大大超越了“弱势群体”。
在一个“专家治国”或者“技术官僚”的时代，领导层经常倾向于把政治问题简化成为技术问题。所以，十六大前，私营企业家成了领导层的焦点，现在则是弱势群体。一边是富人，一边是穷人，两边同等重要。从对一端的重视转向对另一端的重视，从政治的角度来说无可非议，失去任何一边的支持，执政党的合法性就会出现问题。但也是从政治的角度来看，这样做可能会导致无穷的政治麻烦。
在现阶段的中国社会，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两者都很容易成为“政治麻烦”的根源。穷人有穷人的怨气，富人也有富人的忧虑。中国的经济增长在过去二十几年里，是世界上最快的，但也正是这个人们梦寐以求的经济增长导致了一个分裂的社会。和很多发达国家的经济一样，中国社会的大多数已经受惠于持续的经济增长。但也和很多发展中国家一样，快速的经济增长在导致一些社会阶层日益相对的和绝对的贫穷化。今天，人们讨论“弱势群体”，但避而不谈这个“弱势群体”是中国社会的主流。很多研究已经发现，经济增长并没有导致理想中的“两头小、中间大”橄榄形社会的形成，中国社会仍然是金字塔构造。就是说，中国没有中产阶级。所以才有十六大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提法。尽管经济继续在发展，但要建成这个小康社会并不容易，穷人的问题一直会持续下去。
在另一端，今日中国的富人也有他们的不安全感。他们为市场经济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现在也是推动经济继续发展的主动力。正因为这样，政府的政策也是一直向他们倾斜的，先是承认他们的经济成分，再是承认他们的政治权力。照理说，他们可以高枕无忧了，至少要比穷人安定。但现实并非如此。他们在中国积聚巨大财富，却想方设法把钱存到国外的银行。他们身处中国，但尽量把老婆小孩送往国外，自己也经常手持多本护照，准备随时出走。为什么呢？富人有足够的理由。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政府会“盯上”他们在非常规状态下所积聚的财富？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穷人会起来再次“革命”。
从很大程度上说，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似乎命运都不掌握在自己的手上，因为谁也看不到社会在往哪个方向发展。因为缺少方向感而引出的焦虑应该说是必然的。不管人们是否承认，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是资本主义式的。资本主义经济具有非常的动力和活力，它会毫无保留地摧毁原来的社会保护机制。在这个时候，如果政府没有能力来确立新的机制，就会造成无穷的社会恐慌和政治动荡。
中国的转型比单纯的资本主义式的发展更成问题，因为这是从计划管制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从东欧和前苏联的发展经验来看，这样一个转型往往是自上而下的过程，是一个用行政和政治力量推动的过程，因此少数人容易控制和操纵这个转型过程。在俄国，就出现了黑手党政治和黑手党经济。从前受政府保护的“领导阶级”或者主流社会转眼间就变成了“弱势群体”。中国比俄罗斯好一些，但也已经在走这样的道路了。
所以，问题远比“富人”和“穷人”复杂和严重。从领导者的角度来看，面临两个非常基本的问题。首先是人民如何“活法”的问题。每个人都有追求富裕生活的本能和权利，但是在多大程度上，有多少人能够象过去十几年那样来追求富裕，也不知道社会最终能否容纳得了这样一种弱肉强食的追求富裕的方式。
还有一个社会如何“治法”的问题。从十六大前领导层的做法来看，似乎中国已经真正成了一个富裕的社会。把一个仍然非常贫穷的社会当作富裕社会来治理，其后果会不堪设想。但是回头过来，突出穷人问题也不是解决方法。一会儿强调富人，一会儿强调穷人，会不得其所。这不是调和阶级利益，而是有些使用政治策略的味道。强调富人，穷人感到被排挤出政治经济过程之外，执政党就要失去合法性；而强调穷人，则又使富人对政策走向产生疑虑。况且，把穷人的期望抬得高高的，最终又实现不了，也会影响社会的稳定。中国没有两党，一党代表富人，另一党代表穷人，政权轮流转，要唯一的执政党同时代表富人和穷人，自然增加了难度。
这两个问题已经出现，但要找到答案并不容易。
(郑永年)
在一个“专家治国”或者“技术官僚”的时代，领导层经常倾向于把政治问题简化成为技术问题。所以，十六大前，私营企业家成了领导层的焦点，现在则是弱势群体。一边是富人，一边是穷人，两边同等重要。从对一端的重视转向对另一端的重视，从政治的角度来说无可非议，失去任何一边的支持，执政党的合法性就会出现问题。但也是从政治的角度来看，这样做可能会导致无穷的政治麻烦。
在现阶段的中国社会，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两者都很容易成为“政治麻烦”的根源。穷人有穷人的怨气，富人也有富人的忧虑。中国的经济增长在过去二十几年里，是世界上最快的，但也正是这个人们梦寐以求的经济增长导致了一个分裂的社会。和很多发达国家的经济一样，中国社会的大多数已经受惠于持续的经济增长。但也和很多发展中国家一样，快速的经济增长在导致一些社会阶层日益相对的和绝对的贫穷化。今天，人们讨论“弱势群体”，但避而不谈这个“弱势群体”是中国社会的主流。很多研究已经发现，经济增长并没有导致理想中的“两头小、中间大”橄榄形社会的形成，中国社会仍然是金字塔构造。就是说，中国没有中产阶级。所以才有十六大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提法。尽管经济继续在发展，但要建成这个小康社会并不容易，穷人的问题一直会持续下去。
在另一端，今日中国的富人也有他们的不安全感。他们为市场经济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现在也是推动经济继续发展的主动力。正因为这样，政府的政策也是一直向他们倾斜的，先是承认他们的经济成分，再是承认他们的政治权力。照理说，他们可以高枕无忧了，至少要比穷人安定。但现实并非如此。他们在中国积聚巨大财富，却想方设法把钱存到国外的银行。他们身处中国，但尽量把老婆小孩送往国外，自己也经常手持多本护照，准备随时出走。为什么呢？富人有足够的理由。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政府会“盯上”他们在非常规状态下所积聚的财富？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穷人会起来再次“革命”。
从很大程度上说，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似乎命运都不掌握在自己的手上，因为谁也看不到社会在往哪个方向发展。因为缺少方向感而引出的焦虑应该说是必然的。不管人们是否承认，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是资本主义式的。资本主义经济具有非常的动力和活力，它会毫无保留地摧毁原来的社会保护机制。在这个时候，如果政府没有能力来确立新的机制，就会造成无穷的社会恐慌和政治动荡。
中国的转型比单纯的资本主义式的发展更成问题，因为这是从计划管制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从东欧和前苏联的发展经验来看，这样一个转型往往是自上而下的过程，是一个用行政和政治力量推动的过程，因此少数人容易控制和操纵这个转型过程。在俄国，就出现了黑手党政治和黑手党经济。从前受政府保护的“领导阶级”或者主流社会转眼间就变成了“弱势群体”。中国比俄罗斯好一些，但也已经在走这样的道路了。
所以，问题远比“富人”和“穷人”复杂和严重。从领导者的角度来看，面临两个非常基本的问题。首先是人民如何“活法”的问题。每个人都有追求富裕生活的本能和权利，但是在多大程度上，有多少人能够象过去十几年那样来追求富裕，也不知道社会最终能否容纳得了这样一种弱肉强食的追求富裕的方式。
还有一个社会如何“治法”的问题。从十六大前领导层的做法来看，似乎中国已经真正成了一个富裕的社会。把一个仍然非常贫穷的社会当作富裕社会来治理，其后果会不堪设想。但是回头过来，突出穷人问题也不是解决方法。一会儿强调富人，一会儿强调穷人，会不得其所。这不是调和阶级利益，而是有些使用政治策略的味道。强调富人，穷人感到被排挤出政治经济过程之外，执政党就要失去合法性；而强调穷人，则又使富人对政策走向产生疑虑。况且，把穷人的期望抬得高高的，最终又实现不了，也会影响社会的稳定。中国没有两党，一党代表富人，另一党代表穷人，政权轮流转，要唯一的执政党同时代表富人和穷人，自然增加了难度。
这两个问题已经出现，但要找到答案并不容易。
(郑永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