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大师的智慧照亮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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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大师的智慧照亮未来


http://www.china.com.cn/culture/weekend/2009-07/17/content_18153860.htm


http://www.china.com.cn/culture/zhuanti/jixianlin/node_7071514.htm


http://www.china.com.cn/book/node_7071527.htm


缅怀一代宗师​

7月11日，一个哀恸的早晨。
4时30分，北京医院，93岁的任继愈先生静静地合上了双眼；4个半小时后，在301医院，98岁的季羡林先生驾鹤西去。
“风雨百年，铸造的是品格；大浪淘沙，沉淀的是真金。”两天来，在国家图书馆报告厅，在北京大学百年大讲堂，两位先师的灵前，浩瀚的花海、无言的泪水倾诉着人们的追思。在网上、在手机短信里，国人以自发的形式表达对逝者的哀悼。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半个多世纪前，臧克家曾以诗歌道破生命的真谛。今天，两位大儒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襟怀与器识，再次印证了生命的力量和价值。
学问
在将近一个世纪的生命征程中，偶或相遇，偶或偕行，在不同的轨道上，他们奋力“向前走，向前走”
2005年4月14日，经本人再三请求，任继愈先生终于从担任了18年的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任上退下来，那天，正是他89岁生日的前一天。
“仿佛一转瞬间，我竟活过了从心所欲不逾矩之年，又进入了耄耋的境界，要向期颐进军了。”8年前，季羡林在《九十述怀》中感慨：“我现在一方面眷恋人生，一方面又觉得我活得太久了，活得太累了，我也真想休息一下了。但是，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我就像鲁迅笔下的那一位过客那样，我的任务就是向前走，向前走。”
在将近一个世纪的生命征程中，偶或相遇，偶或偕行，在不同的轨道上，他们奋力“向前走，向前走”。
“我身体很好，能吃饭，能工作，精神好，还能给国家做事”，季羡林乐呵呵地说。任继愈年轻时喜欢运动，晚年依然身体健朗、精神矍铄。然而，岁月不饶人，2005年，因长年俯首书海，任继愈患了严重的眼疾。几乎是同时，季羡林安装了心脏起搏器；2006年，又做了左腿骨髓炎手术。
但这都没有让他们“向前走”的速度有丝毫减慢。“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这种以使命和责任为发端、以严谨求实为阶梯的学术追求，决定了两位大师淡泊名利、甘于寂寞的品格和风格。在喧嚷浮嚣的世风中，两位年过九旬的大师愈加散发出陈酿的芬芳和人格的魅力。
“以理想滋润生命，以生命护持理想。”作为哲学大师熊十力的弟子，任继愈坚信，学问的生命与理想来自浩浩汤汤的文化传统，“从熊先生和许多良师益友的身上，我懂得了应当走的路和如何去走。”
“沙滩银闸忆旧游，挥斥古今负壮猷，履霜坚冰人未老，天风海浪自悠悠。”这首诗是任继愈与大学同窗胡绳共怀昔日往事的唱和之作，磅礴之气跃然纸上。几十年来，他始终如一地为少年时所负“壮猷”孜孜矻矻，不懈努力。
“我现在目标是要活到150岁。因为中国国富了，民也强了，经济、科技都发达了，‘神五’、‘神六’也上天了，我要再多活几十年，活到150岁！”季羡林乐观地说。
九旬以后，任继愈的眼疾愈发严重，医生嘱咐他为了保持目力，夜间不能看书和写字，但是他仍然将每天的时间花在读书和写作上，“现在正是政通人和的好时光，应该多做些事情，以此弥补在十年动乱失去的光阴。”他说。为此，他幽默地将自己的书房由“潜斋”改称“眼科病房”。
正是因着这种勤奋，十年浩劫中被发落到学生宿舍看大门的间隙里，季羡林翻译出了闻名世界的印度史诗《罗摩衍那》。9万余椎心泣血的诗行，写下中国文化史浓重的一笔，树起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丰碑。正是因着这种勤奋，1983年，70多岁的季羡林从一本《弥勒会见记》残卷开始，以10年时间一个人完成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吐火罗文研究，以中、英文写成专著，并把世界吐火罗文的研究提高了一个台阶。
20世纪90年代，80多岁的季羡林的婶母、女儿、夫人、女婿相继离开了他。他变得更加沉默，他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了《中国蔗糖史》的研究和写作上。这是寂寞的10年，“在80岁到90岁这个10年内……颇有一些情节值得回忆，值得玩味。在长达两年的时间内，我每天跑一趟大图书馆，风雨无阻，寒暑无碍。燕园风光旖旎，四时景物不同。春天姹紫嫣红，夏天荷香盈塘，秋天红染霜叶，冬天六出蔽空。称之为人间仙境，也不为过。在这两年中，我几乎天天都在这样瑰丽的风光中行走，可是我都视而不见，甚至不视不见。未名湖的涟漪，博雅塔的倒影，被外人称为奇观的胜景，也未能逃过我的漠然、懵然、无动于衷。我心中想到的只是大图书馆中的盈室满架的图书，鼻子里闻到的只有那里的书香。”
在不同的轨道上，他们心心相印；在相同的追求中，他们携手向前。乐观、顽强，一次次逼退苦难，一次次与病魔对峙，与20世纪的风风雨雨相比，他们强硬得就像海明威笔下的老渔翁。“生也有涯，学无止境”，在一幅法书作品中，任继愈写道，正是在这无涯的学海中，他首次提出“儒教是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宗教”，从而打破了国内外思想界认为“中国古代无宗教”的普遍观念。“学问不问有用无用，只问精不精”，季羡林曾这样答问。“焚膏继晷，兀兀穷年”，他如此形容自己的苦苦求索、精益求精的漫长学术岁月。正是在这精进的求索中，季羡林将人类文化分为四个体系：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自古希腊、罗马至今的欧美文化体系，而前三者共同组成东方文化体系，后一者为西方文化体系。


爱国
以学问报效祖国是两位大儒不约而同的人生目标，这是他们勤勉治学、勤谨做人的动力所在
“道之将废也，文不在兹乎？”任继愈曾以此句总结20世纪中西文化接触之后，中国有识之士对社会变革与国家命运的深刻反省。
“春秋战国在中国历史上曾被认为是个大变革，它与‘五四’以后的变革相比，简直微不足道。”任继愈说，“西方侵略国家挟其船坚炮利的余威，给中国的经济生活以破坏，连带引起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以至家庭生活的变革。”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在两位大儒的履历中，有着太多的不同，又有着数不清的相似，以学问报效祖国则是他们不约而同的人生目标，这是他们勤勉治学、勤谨做人的动力所在。“无论是作为一个普通公民，还是作为一名学者，第一位的是要爱国。”这句话是任继愈的“口头禅”。“平生爱国，不甘后人，即使把我烧成灰，我也是爱国的！”这是缠绵病榻的季羡林的铮铮话语。
1991年，季羡林曾写过一篇《八十述怀》。在这篇文章里，他深情地“回头看”——“在灰蒙蒙的一团中，清晰地看到了一条路，路极长，是我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的，这条路的顶端是在清平县的官庄。我看到了一片灰黄的土房，中间闪着苇塘里的水光，还有我大奶奶和母亲的面影。这条路延伸出来，我看到了泉城的大明湖。这条路又延伸出去，我看到了水木清华，接着又看到德国小城哥廷根斑斓的秋色，上面飘动着我那母亲似的女房东和祖父似的老教授的面影。路陡然又从万里之外折回到神州大地，我看到了红楼，看到了燕园的湖光塔影。令人泄气而且大煞风景的是，我竟又看到了牛棚的牢头禁子那一副牛头马面似的狞恶的面孔。再看下去，路就缩住了，一直缩到我的脚下。”
20世纪初叶，齐鲁大地的共同成长背景，为季羡林和任继愈生命最初历程剪出相似的轮廓。1911年8月6日，季羡林出生于山东西部最穷的临清县中最穷的村，而他家又是全村最穷的人家。1916年4月15日，任继愈出生于山东平原一个小康之家。那时正值中华民族最危难的时刻，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百日维新……知识分子在沧桑时代背景下试图寻找中华民族命运的最新答案。从识字到上小学，任继愈换过很多地方。“回忆起自己的童年来，眼前没有红，没有绿，是一片灰黄。”季羡林说。
1930年，季羡林同时考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他选择了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业是德文。1934年，中学毕业的任继愈也终于如愿以偿地考上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师从汤用彤、熊十力、贺麟、钱穆诸教授。两所大学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治学传统和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学术风气，为他们的学术道路夯下坚实的基础。1935年，季羡林以交换研究生的身份到德国留学，开始学习他所热爱的梵文、佛学、印度学。“我要走的路终于找到了，”他在当时的日记中写道，“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能有所发明。”而随着北大南迁的任继愈，则在风餐露宿的迁徙中，“有机会看到了中国农村的贫困和败落，竭力地思考将自身的人生归宿如何与眼前的农村现实发生关系”。“人生的归宿，最后的真理，如何与当前广大贫困的农民和破败的农村发生联系？”“七七”卢沟桥事变后，面对破碎的山河，年轻的任继愈如此自问。
求学背景不同，人生轨迹不约而同地相合。新中国成立之际，两位年轻学子便投身到塑造中华民族思想的大业中。1942年，任继愈到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1945年10月，季羡林经瑞士东归，1946年到北京大学创办东方语言文学系。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杨慧林说，“他们像是不知疲倦的导读者，以自己对祖国的思考、对民族的期待、对生命的真诚，在一个世纪的漫长征程中，引领人们打开了中国文化通向世界的大门。”
修身
他们学贯中西、享誉中外、德高望重，却始终保持着宽厚、谦卑、平和的秉性
“人生的目标是什么？”曾有学生问任继愈。他沉思良久，缓缓答道：“只讲自己弄明白了的话。”古人云：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任先生在80岁时，却特地请人治了一枚印章，只六个字：“不敢从心所欲”。
6年前，季羡林住进北京301医院。6年多的时间里，季羡林经历了心肌衰竭、左腿骨髓炎、心脏病的考验。正是在这样的状况下，他写下了20多万字的《病榻杂记》。在这部书中，96岁高龄的季羡林先生第一次阐明了他对这些年外界“加”在自己头上的“国学大师”、“学界(术)泰斗”、“国宝”这三顶桂冠的看法——请人们把“头顶上的这三顶桂冠摘下来”。
“不敢从心所欲”，不是虚伪；“三辞桂冠”，不是作秀。这是任继愈、季羡林自谦和清醒的体现。勤勉治学半个多世纪，学贯中西，融会古今，德高望重，任继愈与季羡林堪称名副其实的学术巨擘、国学大师，却都对自己有着谦逊的评价。
“真正的大师是王国维、陈寅恪、吴宓，我算什么大师？我生得晚，不能望大师们的项背，不过是个杂家，一个杂牌军而已，不过生得晚些，活的时间长些罢了。我写的那些东西，除了部分在学术上有一定分量，小品、散文不过是小儿科，哪里称得上什么‘家’？”季羡林说。在“大师”汹涌的年代，这种清晰的自省弥足珍贵。
“一辈子不做挂名主编”，这9个字是任继愈的“任上宣言”。1987年，任继愈任国家图书馆馆长。在卷帙浩繁的学术长河中，他认定了古籍整理这项远离名利的苦差事。对于古籍文献整理，他有着自己的原则。从做选题、写提纲到审读点校，他总是亲力亲为，从不做“挂名主编”。107卷中国汉文佛教资料汇编《中华大藏经》花费了他10余年的宝贵光阴，倾注了他的大量心血。煌煌7亿多字的古籍文献资料汇编《中华大典》，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跨世纪出版工程，任先生是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工作也已进行了10年。据他的学生、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李申说，任先生把大部分精力投入了这项大典的编纂，有的人主编书只是挂个名，任先生却很认真，很多事都要自己负责、费心费力。
朴素的真理从朴素的生活开始，朴素的追求也一定会到达朴素的目标。北大的学子都知道，朴素的季先生常年一身旧中山装，一双布鞋，数十年如一日。因为这身打扮，他常常被误以为是学校的校工。一次，一位新入学的大学生把他当作校工，请他照看行李，他慨然答应，等到开学典礼上季羡林登台讲话，那位大学生才如梦初醒。
“我做人的标准是朴实、真实，一个人不要天天耍花腔，也不要一天愁衣服少了，一天愁好东西吃得太少了，我不要一个人这样子，人活的目的，不是为了吃饭、穿衣，一个人为了吃饭穿衣而活着，这个人格儿不高。”一生信奉朴素、对自己过于苛刻的季羡林，对于别人却从不吝啬。2003年末，在301医院住院的季羡林把爬格子所得的15万美元稿酬捐给了母校清华大学。在此之前，他把自己的图书、手稿以及所收藏的宋代名人绘画等个人收藏品捐给了北京大学。“摆在国家手里最放心。”
季羡林说过，自己喜欢的人是这样的：质朴，淳厚，诚恳，平易；骨头硬，心肠软；怀真情，讲真话；不阿谀奉承，不背后议论；不人前一面，人后一面；无哗众取宠之意，有实事求是之心；不是丝毫不考虑个人利益，而是多为别人考虑；关键是一个“真”字，是性情中人。
“季羡林先生和任继愈先生深受大家热爱的原因在于，他们在道德品格上同样融合了中外知识分子的优秀传统。”古典文学家、北京语言大学副校长韩经太说。中国传统士大夫的仁爱和恕道，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坚毅的气节和情操；西方人文主义知识分子的自由独立精神，尊重个性和人格平等观念，开放创新的意识；这些优秀传统都凝聚融化在他们身上。韩经太说：“所以，他们能够做大学问，成大事业，有大贡献，他们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旗帜和榜样。”

季羡林风风雨雨一百年​

　　2009年7月11日，学界泰斗季羡林先生走完了98载人生历程，含笑西去。
　　集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作家于一身，精通12国语言，却永远一袭卡其布的中山装。言有物，行有格，贫贱不移，宠辱不惊，摘下外界冠以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三项称谓，甘愿找回一介布衣的本真面目。先生风风雨雨的近百年人生，是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历程的真实写照。透过老人平易近人的絮语，人们仿佛随着他翻阅人生书本中生动的一页页。——引言

自传
　　我数十年的学习和科研活动中，不管好坏，鸳鸯我总算绣了一些。至于金针则确乎没有，至多是铜针、铁针而已。我的经验压缩成两个字是勤奋。再多说两句就是：争分夺秒，念念不忘。灵感这东西不能说没有，但是，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勤奋出灵感……
幼无大志，幸运垂青
我于1911年8月6日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并入临清市）官庄。我们家大概也小康过。可是到了我出生的时候，祖父母双亡，家道中落，形同贫农。父亲亲兄弟三人，无怙无恃，孤苦伶仃，一个送了人，剩下的两个也是食不果腹。
六岁以前，我有一个老师马景恭先生。我忘了他究竟教了我些什么，大概不过几个字罢了。六岁离家，到济南去投奔叔父。从那时起，我才算开始上学。曾在私塾里念过一些时候，念的不外是《百家姓》、《千字文》、《三字经》、《四书》之类。以后接着上小学。转学的时候，因为认识一个“骡”字，老师垂青，从高小开始念起。
我在新育小学不是拔尖的学生，也不怎样努力念书。三年高小，平平常常。有一件事值得提出来谈一谈：我开始学英语。当时正规小学并没有英语课，我学英语是利用业余时间。学的时间不长，只不过学了一点语法、一些单词。我当时有一个怪问题：“有”和“是”都没有“动”的意思，为什么叫“动词”呢？后来才逐渐了解到，这只不过是一个译名不妥的问题。
我万万没有想到，就由于这一点英语知识，我在报考中学时沾了半年光。我这个人颇有点自知之明。不管怎样，我幼无大志，是肯定无疑的。当时山东中学的拿摩温是山东省立第一中学。我这个癞蛤蟆不敢吃天鹅肉，连去报名的勇气都没有，只报了一个“破”正谊。可这个学校考试时居然考了英语，题目是汉译英。我翻出来了，结果被录取，不是一年级，而是一年半级。
在正谊中学学习期间，我也并不努力，成绩属于上中水平。我们的学校濒临大明湖，风景绝美。一下课，我就跑到校后湖畔去钓虾、钓蛤蟆，不知用功为何物。但是，叔父却对我期望极大，要求极严。他自己亲自给我讲课，选了一本《课侄选文》，大都是些理学的文章。他并没有受过什么系统教育，但是他绝顶聪明，完全靠自学，经史子集都读了不少，能诗，善书，还能刻图章。他没有男孩子，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他严而慈，对我影响极大。我今天勉强学得了一些东西，都出于他之赐。根据他的要求，我在正谊下课以后，参加了一个古文学习班，读了《左传》、《战国策》、《史记》等书。晚上，又要到尚实英文学社去学英文，一直到十点才回家。这样的日子，大概过了八年。我当时并没有感觉到有什么负担；但也不了解其深远意义，依然顽皮如故。现在回想起来，我今天这一点不管多么单薄的基础不是那时打下的吗？
至于我们的正式课程，国文、英、数、理、生、地、史都有。国文念《古文观止》一类的书，要求背诵。英文念《泰西五十轶事》、《天方夜谭》、《莎氏乐府本事》、《纳氏文法》等等。写国文作文全用文言，英文也写作文。课外，除了上补习班外，我读了大量的旧小说，什么《三国》、《西游》、《封神演义》、《说唐》、《说岳》、《济公传》、《彭公案》、《三侠五义》等等无不阅读。《红楼梦》我最不喜欢。连《西厢记》、《金瓶梅》一类的书，我也阅读。这些书对我有什么影响，我说不出，反正我并没有想去当强盗或偷女人。
得遇良师，锋芒初露
初中毕业以后，在正谊念了半年高中。1926年转入新成立的山东大学附设高中。山东大学的校长是前清状元、当时的教育厅长王寿彭。他提倡读经。在高中教读经的有两位老师，一位是前清翰林或者进士，一位绰号“大清国”，是一个顽固的遗老。他们上课，都不带课本，教《书经》和《易经》，都背得滚瓜烂熟，连注疏都在内，据说还能倒背。教国文的老师是王崑玉先生，一位桐城派的古文作家，对我影响极大。记得第一篇作文题目是《读<徐文长传>书后》。完全出我意料，这篇作文受到他的高度赞扬，批语是“亦简劲，亦畅达”。我在吃惊之余，对古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弄到了《韩昌黎集》、《柳宗元集》，以及欧阳修、三苏等的文集，想认真钻研一番。谈到英文，由于有尚实英文学社的底子，别的同学很难同我竞争。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是，我也学了德文。
由于上面提到的那些，我在第一学期考了一个甲等第一名，而且平均分数超过95分。因此受到了王状元的嘉奖。他亲笔写了一副对联和一个扇面奖给我。这当然更出我意料。我从此才有意识地努力学习。要追究动机，那并不堂皇。无非是想保持自己的面子，决不能从甲等第一名落到第二名，如此而已。反正我在高中学习三年中，六次考试，考了六个甲等第一名，成了“六连贯”，自己的虚荣心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1929年，我转入新成立的山东省立济南高中学习了一年。这里有几位国文方面全国闻名的作家：胡也频、董秋芳、夏莱蒂、董每戡等等。前两位是我的业师。胡先生不遗余力地宣传现代文艺，即普罗文学。我也迷离模糊，读了一些从日文译过来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我曾写过一篇《现代文艺的使命》，大概是东抄西抄，勉强成篇。不意竟受到胡先生垂青，想在他筹办的杂志上发表。不幸他被国民党反动派通缉，不久遇难。我的普罗文学梦也随之消逝。接他工作的是董秋芳（冬芬）先生。我此时改用白话写作文，大得董先生赞扬，认为我同王联榜是“全校之冠”。这给了我极大的鼓励。
在这里，虽然已经没有经学课程，国文课本也以白话为主。我自己却没有放松对中国旧籍的钻研。
缘定清华，多面受益
1930年，我高中毕业，到北平来考大学。当年报考中学时那种自卑心理一扫而光，有点接近狂傲了。当时考一个名牌大学，十分困难，录取的百分比很低。为了得到更多的录取机会，我那八十多位同班毕业生，每人几乎都报七八个大学。我却只报了北大和清华。结果我两个大学都考上了。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我选了清华，因为，我想，清华出国机会多。选系时，我选了西洋系。这个系分三个专修方向：英文、德文、法文。其实这只是一个形式，因为英文是从小学就学起的，而德文和法文则是从字母学起。教授中外籍人士居多，不管是哪国人，上课都讲英语，连中国教授也多半讲英语。课程也以英国文学为主，课本都是英文的，有“欧洲文学史”、“欧洲古典文学”、“中世纪文学”、“文艺复兴文学”、“文艺批评”、“莎士比亚”、“英国浪漫诗人”、“近代长篇小说”、“文学概论”、“文艺心理学（美学）”、“西洋通史”等等。
我的专修方向是德文。四年之内，共有两位德国人、一位中国人授课。尽管我对他们心怀感激，但我仍然要说，他们授课相当马虎。四年之内，在课堂上，中国老师只说汉语，德国老师只说英语，从来不用德语讲课。结果是，学了四年德文，我们只能看书，不能听和说。
所有的课程中，我受益最大的不是正课，而是朱光潜先生“文艺心理学”的选修课和陈寅恪先生“佛经翻译文学”的旁听课。这两门课对我影响至今。我搞一点比较文学和文艺理论，显然是受了朱先生的熏陶。而搞佛教史、佛教梵语和中亚古代语言，则同陈先生的影响分不开。
顺便说一句，我在大学在课余仍然继续写作散文，发表在当时颇有权威性的报刊上。我可万万没有想到，那样几篇散文竟给我带来了好处。1934年，清华毕业，找工作碰了钉子。母校山东济南高中的校长宋还吾先生邀我回母校任国文教员。我那几篇散文就把我制成了作家，而当时的逻辑是，只要是作家就能教国文。我可是在心里直打鼓：我怎么能教国文呢？但是，快到秋天了，饭碗还没有拿到手，我于是横下了一条心：你敢请我，我就敢去！我这个西洋文学系的毕业生一变而为国文教员。我就靠一部《辞源》和过去读的那一些旧书，堂而皇之当起国文教员来。我只有23岁，班上有不少学生比我大三四岁，而且在家乡读过私塾。我实在是如履薄冰。
留德十载，情钟外语
教了一年书，到了1935年，上天又赐给一个良机。清华大学与德国签订了交换研究生的协定。我报名应考，被录取。这一年的深秋，我到了德国哥廷根大学开始留学生活。我选的主系是印度学，两个副系是英国语言学和斯拉夫语言学。我学习了梵文、巴利文、俄文、南斯拉夫文、阿拉伯文等等，还选了不少的课。
这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在剧烈进行。德国被封锁，什么东西也输入不进来，要吃没吃，要穿没穿。大概有四五年的时间，我忍受了空前的饥饿，天上还有飞机轰炸。我怀念祖国和家庭，却一封家书都收不到。就在这样十分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我苦读不辍。1941年，通过论文答辩和口试，以全优成绩，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在这一段异常困苦的期间，最使我感动的是德国老师的工作态度和对待中国学生的态度。我是一个素昧平生的异邦青年。他们不但没有丝毫歧视之意，而且爱护备至，循循善诱。Waldschmidt教授被征从军。Sieg教授以耄耋之年，毅然出来代课。其实我是唯一的博士生，他教的对象也几乎就是我一个人。他把他的看家本领都毫无保留地要传给我。他给我讲了《梨俱吠陀》、《波你尼语法》等。他还一定坚持要教我吐火罗文。他是这个语言的最高权威，是他把这本天书读通了的。我当时工作极多，又患神经衰弱，身心负担都很重。可是看到这位老人那样热心，我无论如何不能让老人伤心，便遵命学了起来。
从1937年起，我兼任哥廷根大学汉学系讲师。系的图书室规模相当大，在欧洲颇有一些名气。许多著名的汉学家到这里来看书，我就碰到不少，其中最著名的有英国的Arthur Waley等。我在这里也读了不少的中国书，特别是笔记小说以及佛教大藏经。扩大了我在这方面的知识面。我在哥廷根呆了整整十个年头。1945年秋冬之交，我离开这里到瑞士去，住了将近半年。1946年春末，取道法国、越南、香港，夏天回到了别离将近十一年的祖国。我的留学生活，也可以说是我的整个学生生活就这样结束了。这一年我35岁。
任教北大，治学半生
1946年秋天，我到北京大学来任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是我的老师陈寅恪先生把我介绍给胡适、傅斯年、汤用彤三位先生的。按当时北大的规定：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回国的，只能任副教授。也许是我那几篇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上发表的论文起了作用。我到校后没有多久，汤先生就通知我，我已定为教授。从那时到现在时光已经过去了42年，我一直没有离开北大过。期间我担任系主任三十来年，担任副校长五年。1956年，我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十年浩劫中靠边站，挨批斗，符合当时的“潮流”。现在年近耄耋，仍然搞教学、科研工作，从事社会活动，看来离八宝山还有一段距离。以上这一切都是平平常常的经历，没有什么英雄业绩，我就不再罗嗦了。
在长达六十年的学习和科研活动中，不管好坏，鸳鸯我总算绣了一些。至于金针则确乎没有，至多是铜针、铁针而已。我的经验压缩成两个字是勤奋。再多说两句就是：争分夺秒，念念不忘。灵感这东西不能说没有，但是，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勤奋出灵感。我认为，要想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应该在四个方面下工夫：一，理论；二，知识面；三，外语；四，汉文。唐代刘知几主张，治史学要有才、学、识。我现在勉强套用一下，理论属识，知识面属学，外语和汉文属才。其实这些话都属于老生常谈，也都属于鲁迅所言的“勤捉”之类。然而真理不往往就寓于平淡无奇之中吗？而且立竿见影。
（摘自《季羡林自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版）

絮语​

我的眼前有时闪出一个长队的影子，是北大教授按年龄顺序排成了的。我还没有站在最前面……这个长队缓慢地向前迈进，目的地是八宝山。时不时地有人“捷足先登”，登的不是泰山，而就是这八宝山。我暗暗下定决心：决不抢先加塞，我要鱼贯而进。什么时候鱼贯到我面前，我就要含笑挥手，向人间说一声“拜拜”了……
谈往事
我仔细读了读这两年的日记，觉得比我最近若干年写的日记要好得多。后者仿佛记流水账似的，刻板可厌，间有写自己的感情和感觉的地方，但不是太多。前者却写得丰满，比较生动，心中毫无顾忌，真正是畅所欲言。我有点喜欢上了这一些将近七十年前自己还是一个二十二三岁的毛头小伙子时写的东西。我当时已在全国第一流的文学杂志和报纸上发表了一些散文和书评之类的文章，颇获得几个文坛上名人的青睐。但是，那些东西是写给别人看的，难免在有意无意间有点忸怩作态，有点做作。日记却是写给自己看的，并没有像李越缦写日记时的那些想法。我写日记，有感即发，文不加点，速度极快，从文字上来看，有时难免有披头散发之感，却有一种真情流贯其中，与那种峨冠博带式的文章迥异其趣。我爱上了这些粗糙但却自然无雕饰的东西。
——《清华园日记》
在北大五十余年中，我走过的并不是一条阳关大道。有光风霁月，也有阴霾蔽天；有“山重水复疑无路”，也有“柳暗花明又一村”，而后者远远超过前者。这多一半是人为地造成的，并不能怨天尤人。在这里，我同普天下的老百姓，特别是其中的知识分子，是同呼吸、共命运的，大家彼此彼此，我并没有多少怨气，也不应该有怨气。不管怎样，不知道有什么无形的力量，把我同北大紧紧缚在一起，不管我在北大经历过多少艰难困苦，甚至一度曾走到死亡的边缘上，我仍然认为我这一生是幸福的。
——《我和北大》
我感到悲哀，是因为我九死一生经历了这一场巨变，到头来竟然得不到一点了解，得不到一点同情，我并不要别人会全面理解，整体同情。事实上我对他们讲的只不过是零零碎碎、片片段段。有一些细节我甚至对家人好友都没有讲过，至今还闷在我的心中。然而，我主观认为，就是那些片段就足以唤起别人的同情了。结果却是适得其反。于是我悲哀。
我孤独，是因为我感到，自己已届耄耋之年，在茫茫大地上，我一个人踽踽独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年老的像三秋的树叶，逐渐飘零。年轻的对我来说像日本人所说的“新人类”那样互不理解。难道我就怀着这些秘密离开这个世界吗?于是我孤独。
我恐惧，是因为我怕这些千载难得的经验一旦泯灭，以千万人遭受难言的苦难为代价而换来的经验教训就难以发挥它的“社会效益”了。想再获得这样的教训恐怕是难之又难了。于是我恐惧。
在悲哀、孤独、恐惧之余，我还有一个牢固的信念。如果把这一场灾难的经过如实地写了出来，它将成为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一面镜子。常在这一面镜子里照一照，会有无限的好处的。它会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应当干，什么事情又不应当干，决没有任何坏处。
——《牛棚杂忆》
谈生活
我的家就我一个孤家寡人，我就是家，我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这样一来，我应该感觉很孤独了吧。然而并不。我的家庭“成员”实际上并不止我一个“人”。我还有四只极为活泼可爱的，一转眼就偷吃东西的，从我家乡山东临清带来的白色波斯猫，眼睛一黄一蓝。它们一点礼节都没有，一点规矩都不懂，时不时地爬上我的脖子，为所欲为，大胆放肆。有一只还专在我的裤腿上撒尿。这一切我不但不介意，而且顾而乐之，让猫们的自由主义恶性发展。
——《九十述怀》
我时不时地总会碰到一些令人不愉快的事情，让自己的心情半天难以平静。即使在春风得意中，我也有自己的苦恼。我明明是一头瘦骨嶙峋的老牛，却有时被认成是日产鲜奶千磅的硕大的肥牛。已经挤出了奶水五百磅，还求索不止，认为我打了埋伏。其中情味，实难向外人道也。这逼得我不能不想到休息。
——《九十述怀》
谈人生
我生平优点不多，但自谓爱国不敢后人，即使把我烧成了灰，每一粒灰也还是爱国的。
——《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
现在我已经到了望九之年，耳虽不太聪，目虽不太明，但毕竟还是“难得糊涂”，仍然能写能读，焚膏继晷，兀兀穷年，仿佛有什么力量在背后鞭策着自己，欲罢不能。眼前有时闪出一个长队的影子，是北大教授按年龄顺序排成了的。我还没有站在最前面，前面还有将近20来个人。这个长队缓慢地向前迈进，目的地是八宝山。时不时地有人“捷足先登”，登的不是泰山，而就是这八宝山。我暗暗下定决心：决不抢先加塞，我要鱼贯而进。什么时候鱼贯到我面前，我就要含笑挥手，向人间说一声“拜拜”了。
——《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
名利之心，人皆有之。我这样一个平凡的人，有了点名，感到高兴，是人之常情。我只想说一句，我确实没有为了出名而去钻营。我经常说，我少无大志，中无大志，老也无大志。这都是实情。能够有点小名小利，自己也就满足了。可是现在的情况却不是这样子。已经有了几本传记，听说还有人正在写作。至于单篇的文章数量更大。其中说的当然都是好话，当然免不了大量溢美之词。别人写的传记和文章，我基本上都不看。我感谢作者，他们都是一片好心。我经常说，我没有那样好，那是对我的鞭策和鼓励。
——《在病中》
我的人生观是顺其自然，有点接近道家。我生平信奉陶渊明的四句诗：“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在这里一个关键的字是“应”。谁来决定“应”“不应”呢？一个人自己，除了自杀以外，是无权决定的。因此，我觉得，对个人的生死大事不必过分考虑。
——《九三述怀》
谈治学
被戴上“国学大师”这一顶桂冠，我浑身起鸡皮疙瘩。说到国学基础，我从小学起就读经书、古文、诗词。对一些重要的经典著作有所涉猎。但是我对哪一部古典，哪一个作家都没有下过死工夫，因为我从来没想成为一个国学家。后来专治其他的学术，浸淫其中，乐不可支。除了尚能背诵几百首诗词和几十篇古文外，除了尚能在最大的宏观上谈一些与国学有关的自谓是大而有当的问题比如天人合一外，自己的国学知识并没有增加。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借用京剧女角词)!我连“国学小师”都不够，遑论“大师”!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学大师”的桂冠摘下来。
——《在病中》
谈长寿
看到我已经有了一把子年纪，好多人都问我：有没有什么长寿秘诀。我的答复是：我的秘诀就是没有秘诀，或者不要秘诀。我常常看到有一些相信秘诀的人，禁忌多如牛毛。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尝，比如，吃鸡蛋只吃蛋清，不吃蛋黄，因为据说蛋黄胆固醇高；动物内脏决不入口，同样因为胆固醇高。有的人吃一个苹果要消三次毒，然后削皮；削皮用的刀子还要消毒，不在话下；削了皮以后，还要消一次毒，此时苹果已经毫无苹果味道，只剩下消毒药水味了。
至于我自己呢，我决不这样做，我一无时间，二无兴趣。凡是我觉得好吃的东西我就吃，不好吃的我就不吃，或者少吃，卡路里维生素统统见鬼去吧。心里没有负担，胃口自然就好，吃进去的东西都能很好地消化。
——《老年谈老》
我首创了三“不”主义：不锻炼，不挑食，不嘀咕，名闻全国。我并不绝对反对适当的体育锻炼。但不要过头。至于不挑食，其心态与上面相似。第三点最为重要。对什么事情都不嘀嘀咕咕，心胸开朗，乐观愉快，吃也吃得下，睡也睡得着，有问题则设法解决之，有困难则努力克服之，决不视芝麻绿豆大的窘境如苏迷庐山般大，也决不毫无原则随遇而安，决不玩世不恭。“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有这样的心境，焉能不健康长寿?
——《长寿之道》范昕摘编

任继愈：“返老还童，我还会选择读书”​

90年代，在书房中​

1945年，与夫人冯钟芸在昆明合影​

　　2009年7月11日，著名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任继愈先生，走完了他93岁的人生历程。作为潜心学问的学者，先生埋首书斋，沉潜笃实，体察民情，勇于创新，始终站在学术研究最前沿。他的学术人生，浓缩了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引言
　　我的小学
　　我们的家庭是一个大家族。我记得我小时候是四代同堂。那种北方传统的封建主义家庭。四代同堂还不分家，就像巴金写的《家》那么一个味道，那么一个家庭。所以，家庭里头呢，看起来是很统一，其实内部很不和睦。你想，那么多人，几十口人在一起，利害关系很难统一起来。我从小就有个印象，这个封建家庭结构是一种社会发展的阻力。我内心就比较反感。表面上是和和气气，内心是勾心斗角。
　　我的小学是在山东上的，有个小学老师我现在都很怀念他。那是七十多年以前的事了。他那种教学方法在现在来说都是很开明的。
　　比如说，对青少年的一些很容易犯的毛病，他就敢于提出来解决。比方现在这些中学里面，性教育方面没有，几乎没有师资，不敢接触这些东西。我的那个小学老师就给讲。在六七十年以前很不简单，拿到现在也很先进。
　　再就是，他这个小学老师讲语文哪，讲那些基本训练哪，很认真。对于字怎么写，他有一个讲法：你写字是为什么，你是表现出来给人看，既是让人看，你就要写规矩，让人看得懂。它这个教育我到现在都铭记在心。我写的字不漂亮，可我注意让人看懂，是吧。
　　我的那个小学老师，他就一再反对那种说假话、吹吹拍拍、风吹两边倒的作风，这些他是看不起的。正直，正派。我那时候读《论语》，讲“巧言令色，鲜矣仁”。讲到“巧言令色”，他就举了好多例子，指出这可耻，最可耻就是这个。这给人很深的印象。
　　读经嘛，小学生记性也好，《论语》《孟子》，我就是小学时学的。都能记得住。
　　我在小学时成绩不是最好。有位经常考第一的同学，因为家庭条件的关系，没有升学，以后就在邮政部门工作，养家糊口。看来，我的成就，并不是我本事大，而是这个机遇的关系。中学也有这种类似的情况。我学习分数不是最高的，但是我学习的成绩比较扎实。譬如说，我的考试分数不是很好，但是我考完以后总要自己检查检查错在哪里，考试以后我有这么个习惯，看过哪个地方没弄好，没弄对。所以我所得到的东西并不一定比考一百分的得到的少。所以考试对我有实际的意义，自己上心哪。我不是名义上得到多少分，我的成绩嘛，比那个满分也不是太差。就最终结果来说，应该是这样。
　　我喜欢追问一些东西，问到底。我小时候看小孩玩，看蚂蚁在砖上爬，我就把那块砖拿起来，看那个蚂蚁在砖背面怎么不掉下来?寻思它是不是也会感觉到头晕之类……喜欢想一些不切实际的、别人不感兴趣的问题。
　　我的中学
　　我上学的时候，在济南，就我一个人，住在亲戚家里，我父亲的朋友家里，就我一个人。当然，吃啊住啊都挺好的，不过很孤独。我就开始养成了看书的习惯。我坐得住，不是有个热闹就赶去看，也不是什么都能吸引我。
　　我初中的时候就开始对北大有印象，对那些作家有印象。初中的时候就开始念鲁迅的书，如《风波》呀什么的，就是初中开始念的。那时的国文课就讲这些东西，课本里就有。
　　我喜欢文学，喜欢鲁迅的作品。……我觉得他看问题比较深刻，透过表面现象，一针见血，有这么一个好处。我觉得鲁迅的文辞也很美，有力量，有功夫。……我喜欢鲁迅的文章，还喜欢鲁迅写的字。
　　高中的时候，我到了北平。我那个高中是个比较特殊的一个中学，只办了四年就停办了，那叫北平大学附属高中。
　　那时是随便考，敞开了，随便考、随便选，你只考得上就可入学。那时上学，家里钱少的上不起，存在这么个问题。因为我父亲是个军官，国民党军官。供我们几个孩子上学没问题。……爷爷以上的都是读书人。我父亲是保定军校毕业的。这个班出了不少人才。蒋介石下边的什么刘峙呀，顾祝同呀，这些人都是他的同班或者同级的同学。
　　（如果再选择一次，假设现在返老还童了，重新开始的话），我还是读书，因为它开智慧，让你不太糊涂，避免愚昧。至少，我看有这么个好处。我这个家庭，老的传统嘛，从明朝以来一直是读书的。读书的路走得最顺。
　　我与哲学
　　（我大学一直是在哲学系。）我觉得哲学重要，自己应该去学。
　　我们当时的“哲学概论”是汤用彤先生讲，这是一年级的必修课。哲学是怎么回事啊，启发式的，引起兴趣，这很重要。从那以后，我觉得很值得学。视野开阔了。
　　哲学是研究真理的学问。我记得斯宾诺莎有句话，他说“为真理而死不容易，为真理而活着就更难”。这个我印象很深刻。
　　转到中国哲学史是最后一年，抗战开始了。卢沟桥事变以后，日本占了北平。学校第一步搬到长沙，半年后又搬到云南。有三百学生步行。体格检查说可以，我就报名步行去。当时经过一些很穷困很落后的地方，看到那时鸦片还很多，很盛行，抬轿子的苦力，都食鸦片的。问他为什么吸鸦片，他说吸得起，戒不起。买一盒才一毛钱，要戒的话，一个月不能工作，没饭吃。贫困啊，落后啊。中华民族这么一个苦难的民族!抗战的重担就压在农民的身上，而农民又这么个状况!我就觉得值得研究中国的文化问题，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转向中国哲学史。
　　搞中国哲学，我一直没动摇这个信心：中华民族是应该有她自己的东西，不然抗战怎么居然打胜了，顶过来了，怎么一回事情，很值得研究，很值得钻一钻。
　　我有一个图章，请别人刻的，孔子是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刻的是不敢从心所欲。
　　我有一个原则，就是讲自己想讲的话，不要随风倒。
　　我只说自己懂了的话，吃不透的话，不要跟着乱嚷嚷，不要跟着瞎说，免得自己后悔。我基本上是尽量做到少后悔。
　　西南联大的岁月
　　我在大学二年级时，钱穆先生教中国通史。《国史大纲》是个讲义。他讲所有的课都很有感情。他在方法上接受王国维那一套，考古学、人类学、文献资料结合起来讲。这是个新方法。
　　他的那部书出版于抗日战争第二年还是第三年，在商务出版的。扉页上写着“谨以此书献给前线百万将士”。他不是说献给我的亲人、我的爱人什么的。
　　那时在云南，快毕业了，有一次在集会上讲演，冯友兰先生说，抗日战争一定会胜利，胜利以后我们就是头等的强国，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印象深极了。
　　当时有些学生受不了这个流亡生活，就要求参军，到第一线去打敌人。钱先生说，你们不要认为我们在后方念书就是苟安，怕死，你要用前线战士的精神去读书啊，你才能读得好，才能报效国家。
　　冯友兰先生也算我的老师。不过我在学校的时候选他的课，分数考得不好，七十几分。我的研究生毕业答辩，他是答辩委员之一。他当时去了，给我的分数就高不起来了。我更多的是黑格尔的发展观，这跟冯友兰的体系不大一样。
　　冯先生讲中国哲学史，有半年要外出讲课，不在昆明，可这个必修课得有人教。汤先生就说，那就叫任继愈替你教这半年吧。他说可以。汤先生说，你那个课以后就交给他教行不行?他说那不行，不行。他不肯让出来，我在联大一直教选修课，没有教这个专业课，没有教中国哲学史。
　　冯先生讲课，一定要讲得出说得清的才算。但是中国哲学有个直观的体悟的东西，可以意会不可言传，这一部分也是核心部分。你要不提这一部分，肯定有缺陷，要讲吧，语言又有限，总感觉隔着一层讲不透。可冯先生就不承认这个，说这个不算。这个看法就没法弄到一块。
　　给我讲哲学史的叫容肇祖先生。胡适认为中国没有哲学，只有思想，中国哲学不成体系。他贬得太低，所以北大的课叫中国思想史，不叫中国哲学史。我不同意这种观点。我认为中国有哲学，不是没有哲学。因为胡适是文学院院长，所以课后他有发言权，课程名称都是他定的，内容还是那个内容，换个名称啦。我听过胡适的中国文学史。胡先生很有口才，他跟钱穆先生都很有口才，讲课很有吸引力，听的人很多。当时都是大教室，选课的听，不选课的慕名的也去听。
　　（摘自《世纪老人的话：任继愈卷》，采访人陈明，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
　　我的书斋
　　顾名思义，书斋应当是读书的地方。古人为了表明自己的爱好、追求，以斋名表明自己的志趣。如“潜军堂”、“知不足斋”等。在读高中一年级时，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后来在北京大学读了三年书。当时北大学生们习惯于个人单独活动，宿舍里只有几平方米左右的地盘，也往往用布幔隔开，互不来往。我在北大西斋住了几年，也有一个单独活动的小天地。“九一八”以后，日本军阀连年生事，北平成了边城，华北之大，竟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西斋那一间宿舍已被日本兵占去，书籍也全部损失。
　　抗日战争期间，随学校迁到昆明，开始是当研究生，住集体宿舍，没有自己的书斋。后来留在学校教书，我有了一间书斋，在昆明翠湖边一条小巷子里，住在第三层楼上，面对着西山。在一间斗室里过了七八年。——研究所刚成立时，这里住的都是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师生。这一间房间原是陈寅恪先生的住室。陈先生身体素弱，冬天用纸条把窗户封死。砖木结构的楼房不隔音，难免互相干扰，但大家对陈先生都很尊重，晚上九时以后，他要休息(左右邻居，楼上楼下，研究生的导师如罗常培、郑天挺、姚从吾、汤用彤诸先生都住在这里)，大家都不敢高声说笑。有一天，楼下傅斯年、罗常培、郑天挺几位正高谈阔论，陈先生正好在楼上房间，用手杖把楼板捣得咚咚响。傅、罗、郑几位连忙停止了议论，一时变得“四壁悄然”。1941年后，陈先生赴英国讲学，我也毕业，搬进了陈先生住过的那一间斗室。西山的朝晖夕阴，岫云出没，读书倦了，抬头看看远山，顿觉心情开阔许多。那时生活穷，物价涨，“躲进小楼成一统”，倒也读了不少书。埋头读书，自号书室为“潜斋”。有“潜斋笔记”多卷，“文化大革命”中，毁于火。
　　侵华日军战败投降，1946年北大迁回北平原址。这时内战已开始，国民党统治区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北平学生运动风起云涌。我在沙滩红楼有一间住房兼书房，有书也读不下去。这几年间教授中国哲学史及中国佛教哲学，所研究的内容与现实脱节，这个矛盾无力解决，心情比较苦闷，直到1949年才好转。1952年，北京大学由城内迁往城外，我住在中关园，自己又有了一间书斋。有机会系统学习马列主义，眼界比过去开阔了，对社会历史与思想的关系看得比过去清楚多了。解放后，社会上对中国古典经籍不大感兴趣，古籍容易收集。我的书斋藏书比过去充实了。又适逢政治清明，物价稳定，又有马列主义为指导，这十年间对我来说，是个读书及研究的好时机。五十年代末开始，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后来又上山下乡，劳动加运动，知识分子不遑宁处。从干校回来，“文化大革命”十年，全国遭难，书房取消了，我已没有书斋，只好睡在书箱叠成的“床”上，右眼失明，在极困难的情况下，勉强从事写作。
　　1977年，国家拨乱反正，离开住了二十多年的中关园，搬进了城内，我又有了一个书斋。在这里，给研究生讲课，与学术界的朋友们讨论问题。和“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相比，恍如隔世。《中国哲学发展史》、《中国佛教史》、《宗教词典》、《中华大藏经》这几部集体编写的书，都是在这个书斋里开始的。
　　要做的事还很多，深感力不从心，只好一步一步地前进。在昆明时，书斋为“潜斋”，回到北京，五十年代北大的书斋没有名称，通讯地址写作北大中关园宿舍，取其谐音似可称为“中关虚舍”，因为一半虚度了。现在又遇到政清人和的好时光，本可以多做些事，以弥补十年动乱失去的时间，偏偏眼疾缠身，遵医嘱，为保持目力，夜间不看书、不写字，这个书斋姑命之为“眼科病房”，因近年来不再像从前那样夜以继日地工作，有似病房也。
　　（摘自《竹影集：任继愈自选集》）
　　“我这个家庭，老的传统嘛，从明朝以来一直是读书的。读书的路走得最顺。” 对我影响最大的书
　　1、《居里夫人传》
　　居里夫人是个普通的人，是普通家庭的普通一员，又是在科学上有光辉成就、对人类做出卓越贡献的人。
　　科学成就，要有一定的条件，但也不是等待一切条件具备后再干。居里夫人就是一个不等待条件具备，勇于克服困难的科学家。
　　很多人经受住了失败，经受不住成功，过了艰苦关，过不了荣誉关。居里夫人始终一贯，自强不息。科学成果归属于个人，还是归属于人类，《居里夫人传》明确回答了这个问题——知识分子要把知识奉献给人民。
　　2、《呐喊》
　　鲁迅用严峻的目光、严峻的语言、严峻的要求来剖析中国传统文化。鲁迅对中华民族有深厚的爱，爱之也深，责之也切。今天仍在障碍我们“四化”的一大堆绊脚石，《呐喊》时代起作用，今天还在起作用，更加使我们认识到除旧布新的紧迫性。《呐喊》值得再读。
　　（摘自《竹影集：任继愈自选集》）
　　我的爱情
　　我在西南联大教书，当讲师。有一个同学叫王维澄，研究哲学史的，北大哲学系毕业，在英国留学的。他是汤用彤先生的研究生，毕业论文写的是《老子化胡考》，胡就是胡人。这文章写得很好，现在研究道教的，还没有超过它的。这人回来以后，在师范学院当副教授，教哲学史。他爱人在联大附中教语文。有一阵，她生病请假，让我去代课，问我行不行。我们是老朋友，那就去吧。这个中学语文，也是个新问题，教小孩么，试试看。
　　我现在这个爱人冯钟芸，当时也在联大附中，教另外一班的语文，我们就这样认识的。
　　后来，她又到联大中文系当助教。当时中文系有闻一多、朱自清、罗常培等，她当助教。中文系当时有一部《四部丛刊》，中文系与哲学系办公室连着。哲学系没什么书，研究中国哲学史，那个《四部丛刊》很有用，我常去借书。她备课也借书，接触的机会就多了。她的伯父是冯友兰，有时候我到冯友兰家去谈点问题，也常碰上。
　　我们结婚很晚，汤用彤先生很关心我们的结婚问题，跑到冯家去，代表我的家长。我家一个人没有嘛，代表我的家长去谈这个事情。中文系的系主任是罗常培，北大的，对我印象还不错，我们住在一个集体宿舍。她在他的系里当助教，两个系主任促成了这事的成功。汤先生有时家里请客，也请我们俩去吃饭；罗先生有时还请我们逛逛昆明滇池公园，这么来往就多起来。当时还举行了一个订婚仪式，证婚人就是罗常培先生。
　　汤先生提亲很郑重。那时都穿长衫，他还加一个马褂，很有意思，跑到冯家去。
　　汤先生那时候有三个学生嘛，一个结婚了，我和石峻没结婚。石峻跟我同岁，他也为石峻创造机会，没有成。那时老师对学生很关心，流亡时期，国破家亡的时候，师生之情很重。
　　山东人喜欢早婚，我小的时候，家里给我订过婚，我退了，也没见过这个人。有这么一件事。
　　处理家庭关系，要求同存异，人不能完全一致的。完全一致，限制了两个人的自由，都不舒服。她有她的天地，我有我的天地。到现在为止，写给她的信我不拆，既不看，也不问。对我的信，她也同样，除非我主动有什么事跟她商量，一直是这样。
　　对方对你的工作应该了解，了解它的重要性，了解它的意义，这个很要紧。不了解的话，不好办。
　　（摘自《世纪老人的话：任继愈卷》）​

文章来源: 中国网综合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