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谈谈季羡林任继愈等“大师”
余英时
季羡林教授，他的成就是研究梵文非常深入，他还研究巴利文和一些中亚文字，是个古语言学家。但是在最近这十几、二十年来，他身上产生了不少风波。
第一个是很好的一面。因为他在“六四”学生被镇压的时候，站在学生一面，支持学生。但是慢慢就变掉了，被共产党攻心之法攻下来了，变成歌功颂德的人了，专门提倡中国民族主义，所以他晚年这十几年，就被共产党不但捧为“国学大师”，而且还成了“国宝”。温家宝胡锦涛等人，对他敬礼有加，所以他也在二零零五年写《泰山颂》，歌颂泰山，其实歌颂的主要就是共产党。说共产党来了以后，现在天地都变了，人和政通，所以引起民间许多冷嘲热讽。
同时，他研究的是印度文、古印度文字。这古印度文字、跟东南亚文字、中亚文字，与中国毫无关系，怎么可以变成“国学大师”？所以又在网上引起很多批评。
他也听到这些不大好听的话，有一次就公开宣布，第一，他不是“大师”，尤其不是“国学大师”。以为这样子就能平息闲话，可是事实上没有用。共产党官方已经把他封定为“大师”了，因为他们需要有这样一个好象德高望重的人来支持。
所以他的晚年完全变掉了，从最初这个抗议天安门屠杀，到后来歌功颂德。写书，他早已停止了。我唯一看到的一部他的有学术价值的著作是一九五七年集起来的，叫做《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这里收集他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初写的一些文章，那是比较算是学术研究的，后来就没有了。后来反右啊种种，跟其他人一样，也不能怪他。总而言之，这个人也是一个读书人，也是读出相当成绩的人。可是因为政治上的反复，变成这样一个“大师”，是很叫人啼笑皆非的。
另外一个任继愈先生，我个人也很熟，他也是熊十力的学生。熊十力跟我的老师钱穆先生很熟，所以任继愈跟我也算是同门。我一九七八年到北京的时候，他那时侯是社科院的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他还特别到旅馆来看我。后来，到美国来，还在我家住过一阵子，我们有些私交。他当然也算是“大师”级的，年龄比季羡林小不了多少，这两位都是念书人，原本都应该还是不错的。可是任继愈也是很早就陷入权力、势力范围之内了。很早就变成毛很喜欢的一个私人顾问，常常让他去讲佛教。他早期也做了一些学问，他写过佛教史的论集，也是跟季羡林一样，都是早期的作品，到后来就没见到有什么新的工作了。这是环境使然。
这两位先生现在都已变成“大师”，也可以这样说。可是我们要看看古代的“大师”，远的不说，象清朝的戴震、钱大昕，更早一点的顾炎武，那才是真正的“大师”。到民国初年、清朝末年，有孙诒让、周里德等；再下来，章太炎（章炳麟），还有康有为，这些都是“大师”，那是真正的“大师”，是大家公认的。这些人跟政府的关系，都可以说并不是完全一面倒的，有时候支持政府，有时候反对政府，能说出话来，都是独立的、独立发言的，在社会上是非常有重量的。
再后一代，象胡适，也变成“大师”了，也是负国家重望，说出每一句话来，都受到重视。他批评政府也很严格，从大陆一直到台湾，都是如此。蒋介石一方面非常讨厌他，一方面又非常尊重他，不敢动他的手。
所以过去的“大师”至少可以发挥中国学术界对政府一种监督的力量，或者说是一种批判的力量。正因为这种监督和批判力量，才长久地获得学术界的尊敬。而学术界也因为有这样的“大师”，也慢慢地得到一种应有的地位。
这个地位本来有它的尊严，学术界不是给政府歌功颂德的“歌德派”。一变成“歌德派”，学术界的人就马上看不起你。所以在过去，“歌德派”的人，绝不会成为“大师”。而在共产党之下，只有“歌德派”，才有成为“大师”的可能。换一句话说，学术界没有独立的力量，这是中国最近六十年来，最不幸的一件事情。
这个不幸的事情，当然跟它的政治制度当然有很密切的关系。因为在共产党底下，不会让你跟党的基本的教义、或者基本的意识形态相抵制而存在。现在虽然不坚持马列主义这一套，可是还有一点是一定坚持的。就是一定要恭维现在的政府，说现在的执政党是伟大的、中国前途完全靠它这个党、只有这样中国才有前途等等。所有的这些人，都是如此。包括科学界大师，象杨振宁也是如此。
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所谓的“大师”，有的是真的，有的是假的，但是有一点是跟过去绝对不同的。因为以前的“大师”是监督政府的，或者说是批判政府的。这种力量是独立的，政治领袖没办法在过去的时代制造出“大师”来，就是从前清朝的皇帝也造不出“大师”来。“大师”是社会上、从底下念书人心里头慢慢形成的，而且是长期形成的，不是短期、不是任何人捧得出来的。任何人捧、任何人吹、特别是政府方面一吹一捧，那就更糟糕。
所以这是所谓中国未来要担心的地方。如果社会不能制造独立的学术界、没有一个独立的是非标准，使得学术界、精神界出现人民、或是一般人所共同承认的一种“大师”、一种精神领袖的话，那最后就只有歌功颂德的人，就象写这个《泰山颂》的季羡林先生一样的“大师”了，季羡林先生也不是一个什么不好的人、也不是什么坏人，但就是没有一种硬骨头，能够跟政府相争，然后又是受到民族主义情绪的激荡，就一切不顾了，说起话来毫无根据。所以我想这是中国学术界面临的很大的危机。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旅美国中国历史学家余英时的有关评论，从中国历史上的国学大师谈他对季羡林和任继愈学术地位及品格的看法。
□ 自由亚洲电台
相关链接：
1.长平：季羡林，被放大的公共知识分子
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23194
2. 格丘山：季羡林是国学大师还是浪得虚名？
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23281
3.王鹏林：著名国学大师打破了什么“欺人之谈”？
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23299
日期 09-08-05 09:14
专题: 华夏快递
文章的URL: My China News Digest
余英时
季羡林教授，他的成就是研究梵文非常深入，他还研究巴利文和一些中亚文字，是个古语言学家。但是在最近这十几、二十年来，他身上产生了不少风波。
第一个是很好的一面。因为他在“六四”学生被镇压的时候，站在学生一面，支持学生。但是慢慢就变掉了，被共产党攻心之法攻下来了，变成歌功颂德的人了，专门提倡中国民族主义，所以他晚年这十几年，就被共产党不但捧为“国学大师”，而且还成了“国宝”。温家宝胡锦涛等人，对他敬礼有加，所以他也在二零零五年写《泰山颂》，歌颂泰山，其实歌颂的主要就是共产党。说共产党来了以后，现在天地都变了，人和政通，所以引起民间许多冷嘲热讽。
同时，他研究的是印度文、古印度文字。这古印度文字、跟东南亚文字、中亚文字，与中国毫无关系，怎么可以变成“国学大师”？所以又在网上引起很多批评。
他也听到这些不大好听的话，有一次就公开宣布，第一，他不是“大师”，尤其不是“国学大师”。以为这样子就能平息闲话，可是事实上没有用。共产党官方已经把他封定为“大师”了，因为他们需要有这样一个好象德高望重的人来支持。
所以他的晚年完全变掉了，从最初这个抗议天安门屠杀，到后来歌功颂德。写书，他早已停止了。我唯一看到的一部他的有学术价值的著作是一九五七年集起来的，叫做《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这里收集他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初写的一些文章，那是比较算是学术研究的，后来就没有了。后来反右啊种种，跟其他人一样，也不能怪他。总而言之，这个人也是一个读书人，也是读出相当成绩的人。可是因为政治上的反复，变成这样一个“大师”，是很叫人啼笑皆非的。
另外一个任继愈先生，我个人也很熟，他也是熊十力的学生。熊十力跟我的老师钱穆先生很熟，所以任继愈跟我也算是同门。我一九七八年到北京的时候，他那时侯是社科院的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他还特别到旅馆来看我。后来，到美国来，还在我家住过一阵子，我们有些私交。他当然也算是“大师”级的，年龄比季羡林小不了多少，这两位都是念书人，原本都应该还是不错的。可是任继愈也是很早就陷入权力、势力范围之内了。很早就变成毛很喜欢的一个私人顾问，常常让他去讲佛教。他早期也做了一些学问，他写过佛教史的论集，也是跟季羡林一样，都是早期的作品，到后来就没见到有什么新的工作了。这是环境使然。
这两位先生现在都已变成“大师”，也可以这样说。可是我们要看看古代的“大师”，远的不说，象清朝的戴震、钱大昕，更早一点的顾炎武，那才是真正的“大师”。到民国初年、清朝末年，有孙诒让、周里德等；再下来，章太炎（章炳麟），还有康有为，这些都是“大师”，那是真正的“大师”，是大家公认的。这些人跟政府的关系，都可以说并不是完全一面倒的，有时候支持政府，有时候反对政府，能说出话来，都是独立的、独立发言的，在社会上是非常有重量的。
再后一代，象胡适，也变成“大师”了，也是负国家重望，说出每一句话来，都受到重视。他批评政府也很严格，从大陆一直到台湾，都是如此。蒋介石一方面非常讨厌他，一方面又非常尊重他，不敢动他的手。
所以过去的“大师”至少可以发挥中国学术界对政府一种监督的力量，或者说是一种批判的力量。正因为这种监督和批判力量，才长久地获得学术界的尊敬。而学术界也因为有这样的“大师”，也慢慢地得到一种应有的地位。
这个地位本来有它的尊严，学术界不是给政府歌功颂德的“歌德派”。一变成“歌德派”，学术界的人就马上看不起你。所以在过去，“歌德派”的人，绝不会成为“大师”。而在共产党之下，只有“歌德派”，才有成为“大师”的可能。换一句话说，学术界没有独立的力量，这是中国最近六十年来，最不幸的一件事情。
这个不幸的事情，当然跟它的政治制度当然有很密切的关系。因为在共产党底下，不会让你跟党的基本的教义、或者基本的意识形态相抵制而存在。现在虽然不坚持马列主义这一套，可是还有一点是一定坚持的。就是一定要恭维现在的政府，说现在的执政党是伟大的、中国前途完全靠它这个党、只有这样中国才有前途等等。所有的这些人，都是如此。包括科学界大师，象杨振宁也是如此。
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所谓的“大师”，有的是真的，有的是假的，但是有一点是跟过去绝对不同的。因为以前的“大师”是监督政府的，或者说是批判政府的。这种力量是独立的，政治领袖没办法在过去的时代制造出“大师”来，就是从前清朝的皇帝也造不出“大师”来。“大师”是社会上、从底下念书人心里头慢慢形成的，而且是长期形成的，不是短期、不是任何人捧得出来的。任何人捧、任何人吹、特别是政府方面一吹一捧，那就更糟糕。
所以这是所谓中国未来要担心的地方。如果社会不能制造独立的学术界、没有一个独立的是非标准，使得学术界、精神界出现人民、或是一般人所共同承认的一种“大师”、一种精神领袖的话，那最后就只有歌功颂德的人，就象写这个《泰山颂》的季羡林先生一样的“大师”了，季羡林先生也不是一个什么不好的人、也不是什么坏人，但就是没有一种硬骨头，能够跟政府相争，然后又是受到民族主义情绪的激荡，就一切不顾了，说起话来毫无根据。所以我想这是中国学术界面临的很大的危机。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旅美国中国历史学家余英时的有关评论，从中国历史上的国学大师谈他对季羡林和任继愈学术地位及品格的看法。
□ 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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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09-08-05 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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