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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登
一、夏文化和夏代文化
考古学上所说的夏文化指的是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王朝的夏人在夏王朝时期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1959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旭生先生赴豫西调查“夏墟”，以及当年秋开始的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发掘，正式揭开了考古学上探索夏文化的序幕。“文化大革命”以后国家文物局将探索夏文化作为考古工作的重点，除二里头遗址继续发掘以外，又开始对河南登封告成王城岗遗址和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进行大规模的田野考古发掘。由于在王城岗遗址发现了河南龙山文化中晚期的夯筑城址，国家文物局于1977年11月在登封召开了登封告成遗址发掘现场会。1983年在郑州召开了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以“商文化的研究与夏文化的探索”作为会议的主要议题，使探索夏文化的研究出现了高潮①。1996年启动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对夏文化的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登封王城岗遗址位于告成镇西北的颍河与五渡河交汇处，在此发掘出一座河南龙山文化中晚期的夯筑城址②。城址由东西相连的两座小城组成，东城大部分已被五渡河水冲毁，仅余西南城角及西墙的一部分。西城呈方形，方向为北偏西5度。以东城的西墙为东墙，西墙长92米，南墙长82.4米，东端有一个宽9.5米的缺口，可能是城门之所在。城址虽小，但城墙系夯筑而成，并且墙下先夯筑基础槽。城内发现有与城墙同期修筑的十余座较大的夯土建筑基址，有些基址下面还发现有奠基坑。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西城内WT196H617出土有一件青铜容器残片，残高5.7厘米，残宽6.5厘米，壁厚0.2厘米，可能是封口甭(鸡彝)的腹底部残片。H617出土木炭的14C校正年代为距今3850±165年，属于夏代初期。西城内WT195H473出土的一件泥质磨光黑陶平底器的外底上，还发现了一个烧前刻划在陶胎上的“”(共)字③。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自1959年以来已进行了数十次的考古发掘，成果卓著④。首先，确立了二里头文化。本来二里头文化早在1954年已在登封玉村发现，但由于二里头遗址的发现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1977年夏鼐先生命名为二里头文化。二里头考古发掘队长赵芝荃先生将二里头文化分为四期，现已为学术界接受。二里头文化一期系由河南龙山文化发展而来，二期和三期是二里头文化最为繁荣的时期，四期开始衰落。二里头文化的14C测定年代为公元前1900年～公元前1600年。
其次，二里头遗址面积很大，东西3公里，南北3公里，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尤其是发现了代表王权的大型宫殿基址。再有，二里头遗址还发现了数百座中小型墓葬，出土了青铜礼器鼎、爵、封口甭、?、铃以及青铜戈、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等。在遗址南部还发现了面积达10000平方米的大型铸铜作坊遗址，出土大量陶范，有的直径达36厘米，说明二里头的青铜冶铸业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此外，二里头遗址还出土了玉礼器，主要有璋、钺、戚、璧及琮等。上述这些发现说明二里头遗址绝非一般的聚落，而是夏代王都遗址，其达到的文明程度远非同时期周围其他文化可以比拟，是当时中国古代文明的集中代表。
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的发掘，其主要收获是确立了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⑤。
上述这些考古工作，集中说明我们已经在中国古代文献记载的夏代夏人活动的主要地域内发现了夏代(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16世纪)的遗存，并且证明其文化性质和社会性质也和文献记载的夏代社会基本一致。
目前学术界对夏文化的研究已初步达成以下共识:首先，河南龙山文化王湾类型晚期是夏代初期夏人的文化。而登封王城岗城址初建可能是在鲧的时期(王城岗二期)，但为禹(王城岗三期)所沿用，因此有可能是“禹都阳城”(《世本》)之所在。在此必须着重指出的是，由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系由当地的龙山文化初期(庙底沟二期文化)以及更早的仰韶文化发展而来，这就说明夏人是中原地区的土著，夏文化是在当地土生土长发展形成的，因此一切中国古代文明外来说都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其次，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为夏人的文化。但是，由于偃师尸乡沟商城始建年代(约当二里头文化四期)之确定⑥，证明了二里头文化一至三期为夏代中晚期夏人的文化，而二里头文化四期乃是夏亡之后夏人的文化。二里岗期商文化虽然吸收融合了二里头文化的一些因素，但其主要来源应为豫北和豫东的先商文化(下七垣文化、鹿台岗文化)。这也说明夏人与商人的文化虽有不少共同点，但仍有明显的区别(例如夏人炊器以鼎为主，商人以鬲为主)，夏人和商人是不同的人群(族)。
从上述登封王城岗与偃师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现，可以初步总结出夏文化的特点，尤其是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诞生时期的特点。从物质文化遗存来看主要有三点:首先，都城(真正意义上的城市)的出现。都城是王权最终形成的集中体现，而王权是中国古代夏、商、周国家的根本特点。夏代都城的特点是外有夯筑的城垣，城内以夯筑台基的大型宫殿建筑为中心。王城岗城址可能是“禹都阳城”所在，城址虽小，但具备了城垣与宫殿，其所以小，可能与当时忙于治水有关，即“禹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论语・泰伯》)而二里头遗址可能是桀都之所在(桀先居斟，后徙河南)，虽然目前尚未发现城墙，但已有城墙之线索。而其1号、2号大型宫殿基址则反映了夏王权之强大。夏都的城墙与宫殿之所以都是夯筑的，这显然是因为夏人位于中原黄土地带所致，这是由自然地理条件所决定的。城垣的社会功能主要用于保卫王权，而宫殿则是王进行统治的中心。这和文献记载也是一致的，例如《世本・作篇》:“鲧作城郭”、“禹作宫室”。并且，这个特点被以后商周所继承，并发展为都鄙(国野)制度。其次，文字的出现。王城岗城址出土的夏代初期的陶文“”(共)字，其形体结构像两手有所执持，乃是会意字，已是真正的文字。并且其形体结构为尔后殷墟甲骨文和西周金文所继承。例如《殷墟文字乙编》3443:“贞□戊媚。”西周师晨鼎铭:“司马师晨入门立中庭。”在夏代，文字的社会功能主要是用以记录和传达王命以及用于祭祀，是夏王统治全国的重要工具。因此也是王权的重要标志。文字的出现也说明专门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阶层的出现，并促进了知识的传递、积累与发展。总之，文字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特点之一。第三，青铜礼器的出现。上述登封王城岗与偃师二里头出土的青铜封口甭、鼎、爵、?等，一方面说明夏代具有中国特色的范铸法的青铜冶铸业的出现，它是当时生产力发展的集中代表，又是出现了专门的与农业分离的手工业的集中代表，这是进入文明时代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它又是礼制和王权最终形成的表现，是维护王权的重要工具。它也是中国古代文明特点--礼乐文明在考古学上的重要体现。礼制是中国古代社会分层的体现和制度化，其中心就是王权。礼器是礼制的物化反映，在各类礼器中以青铜礼器最为重要，古代文献记载“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象九州”(《汉书・郊祀志》)，反映了王权的最终形成。上述三个特点即《礼记・礼运》所述“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的反映，这些有力地说明夏文化确已进入了文明时代，代表了中国古代文明的诞生，并且反映了中国古代文明的特点，或可称为世界古代文明中的中国模式。并且它们也应该成为探索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基础和出发点。
根据中国古代文献记载，夏代是夏人建立的一个地域广大、包括许多人群(商代称之为方国，周代称之为诸侯)的统一王朝。正如《左传・哀公七年》所述:“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又据《国语・鲁语下》:“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说明禹对下面各族首领已有生杀之权。并且，据《尚书・禹贡》、《史记・夏本纪》等可知夏代已经制定了行政区划与贡赋。这些都说明夏代已建立了中央对地方的统辖关系，这也是夏代已经进入文明时代、建立国家的反映。并且说明夏朝国家的特点是统一的王朝，而非西方的城邦制，这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一个重要特点。
夏代的地域即“茫茫禹迹，画为九州”(《左传・襄公四年》)的范围。并为商周所继承。如《诗・商颂・长发》:“天命多辟，设都于禹之绩。”又如春秋秦公簋铭:“秦公曰:丕显朕皇祖受天命，?宅禹迹。”所以称为“禹迹”，说明这是通过大禹领导各族人群治水而形成的，并说明夏代已经出现了国家地域观念，这也是夏代国家已经形成的标志。“画为九州”说明夏代已经按照地域来划分。九州的区划虽然源于自然地理态势，但已经具有人文区划的性质。尤其重要的是，《尚书・禹贡》所记“九州”的范围与现在考古发现的龙山文化圈大体相当⑦，说明《尚书・禹贡》成书虽晚，但其所记夏代的地域是基本可信的。
从考古发现来看，夏代的地域大致包括今天东至山东、江苏、浙江，西至甘肃、四川，北至今长城内外，南达湖北、湖南的广大地域。在这个地域内夏代时期各族的文化均属于夏代文化的范畴，均属于最初的中国古代文明。即夏代文化是指夏王朝地域内各族(包括夏族)的文化。目前在这些地区除夏文化以外的重要的考古发现有先商文化、岳石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斗鸡台文化、马桥文化、齐家文化等。先商文化主要是分布于河北省南部及河南省北部和东部的下七垣文化、鹿台岗文化，目前仅发现青铜小刀和镞等，尚未发现青铜礼器，也未发现都城遗址与文字资料，其文化发展水平显然落后于二里头文化。但从其陶器中的平底罐形鼎、三足盘等来看，显然受到二里头文化的影响。岳石文化，主要分布于山东和苏北地区，乃夏代东夷之文化，目前也仅发现青铜小刀及镞等，也未发现青铜礼器、都城遗址及文字资料，其总体水平不仅落后于二里头文化，而且和此前的山东龙山文化相比也落后了，这可能是夏代中后期东夷衰落之反映。夏家店下层文化，主要分布于内蒙古东部、辽宁西部和京津地区，青铜器亦仅发现小刀、镞等，亦未见青铜礼器。但夏家店下层文化发现了许多石城。从敖汉旗大甸子墓地出土的陶翳、爵与二里头文化的极其相似来看，显然受到二里头文化的强烈影响，但其总体水平亦低于二里头文化。斗鸡台文化主要分布于安徽江淮地区寿县、肥东、含山一带，从其文化面貌来看，有着自身的特点，但与河南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关系密切，这当是禹“娶于涂山”(《尚书・益稷》)和“汤遂灭夏，桀逃南巢氏”(《古本竹书纪年》)之反映。马桥文化，主要分布于上海、苏南及浙北，虽处于良渚文化之后，但可能不是良渚文化的直接后续，并且其总体水平似较良渚文化衰退，更较二里头文化落后。但从其陶器来看，也受到了二里头文化的影响。齐家文化，主要分布于甘肃、青海黄河沿岸及其支流渭河、洮河等地，出土了较多的青铜器与红铜器，但皆为小件的刀、镞及镜等，亦未发现青铜礼器，其总体文化水平不仅低于二里头文化，而且由于距离中原较远，与二里头文化的关系也不密切。
通过上述考古发现，说明夏代文明确实包括了“九州”的地域，包括了各族及其文化，但它们的发展水平及其地位、作用是并不相同的。由于夏王朝是由居于中原地区的夏人建立的，夏人和夏文化自然居于领导和核心地位，不仅发展水平最高，而且是夏代文明的集中代表，而其他各族文化则处于从属地位。必须指出的是，由于夏代统一王朝的建立，中原文化(例如二里头文化)与周围各族文化的关系就发生了质变，中原文化对周围文化的影响就较过去强烈多了，而各地文化对中原文化的影响则主要通过进贡地方物品来实现。在双向影响中，中原的影响是主要的，这主要表现在中原夏文化形成的主要文明因素如礼制与青铜礼器向周围地区传布，经过夏、商、周的发展与融合，最终在春秋时期形成以礼制和青铜礼器为主要特征的华夏文明。
总之，从文献记载的夏王朝与考古发现的夏代文明来看，中国古代文明诞生时期的特点是:本土起源，以夏人和夏文明为核心和代表，包括“九州”范围内的各族，是一个统一的王朝。因此，从中国古代文明诞生、夏王朝建立开始，“九州”地域内的各族过去那种独立向文明发展的进程就终结了，此后各族向文明的发展是在以中原为核心的统一王朝的框架内向前发展，是在中原的影响和领导之下向前发展。而中原核心的范围则随历史发展不断扩大，商灭夏以后，中原核心的范围就由夏人地域扩大为夏人和商人的地域；周灭商以后，又增加了周人的地域，并通过分封，至春秋时终于形成了基本包括“九州”范围的华夏文明核心地域；至秦汉时期进一步扩大，形成秦汉帝国文明圈。这就是中国古代文明诞生及其初步发展的大致历程。
二、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
从夏王朝和夏文化、夏代文化再往前追溯，探索中国古代文明起源问题，则又是近百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问题之一，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辽宁西部、内蒙古东部红山文化坛、冢、庙以及浙江北部、江苏南部良渚文化祭坛墓地的发现，加以当时地方文化研究高潮的出现，苏秉琦先生在其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古代文明起源“满天星斗说”⑧；1989年和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又组织召开了两次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讨论会⑨；2000年7月由中国历史博物馆和《历史研究》编辑部、《考古》编辑部、《文物》编辑部在北京联合召开了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形态研讨会，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研究。
如上所述，夏王朝及夏文化代表了中国古代文明的诞生。毫无疑问，研究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就是研究夏王朝及夏文化的起源。首先是探索夏文化的起源，尤其是夏文化中三个特有的主要文明因素的起源。即有夯筑城墙及宫殿的城市和都城、六书系统的文字、青铜礼器三者的起源。其次，要研究上述“九州”地域内夏人以外各族文化如何向文明发展，以及最后如何在夏人影响下形成统一的夏王朝及夏代文明，即对夏文化地域以外、九州地域以内其他的考古学文化的发展历程进行研究。这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缺一不可。但首先应抓紧夏文化起源的研究，这是问题的主导方面。
中国古代文明起源时期的时间也是应当着重探讨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也必须由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相结合来确定。从文献记载来看，在夏代之前有个“五帝时代”，司马迁《史记》首篇即为《五帝本纪》，记叙了自黄帝、颛顼、帝喾至尧、舜时期的历史，学术界称之为传说时代、军事民主制时代、文明曙光、酋邦等，我们认为仍应称为“五帝时代”。从考古发现来看，有些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文明起源时期约从距今5500年的仰韶晚期至龙山时代为止⑩，因为从考古发现来看，仰韶文化晚期社会出现了一些较大的变化。另一些学者认为仅相当于龙山文化时期，即从距今5000年起至距今4100年止。在中原地区，龙山文化晚期夏王朝已经建立(11)。
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时间(“龙山时代”)和地域(“九州”)既已确立，我们就可以从文献记载和目前已有的考古发现结合起来进行论述了。首先，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研究中国古代文明起源首先和主要是研究夏文化的起源，而夏文化的地域主要是在河南省西部及山西省南部地区，在这个地区从夏代初期(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向上推，则是河南龙山文化中期及初期(又称为庙底沟二期文化)。这个时期的重要发现首推距今约4500年的山西襄汾陶寺龙山文化遗址(包括墓地)的发现。目前在陶寺遗址已经发现了龙山文化时期的夯筑城墙，这显然是王城岗“禹都阳城”的先声。并且，在陶寺遗址出土的陶器上已经发现了朱书的文字(12)，其中“文”字的形体结构与后来王城岗陶文“共”字、殷墟甲骨文、西周金文同属一个体系，不仅说明是真正的文字，而且确是夏代文字的来源。还有，陶寺墓地已发掘了上千座墓葬，其中87.3%为小墓，随葬品很少或没有，中型墓占11.4%，而大型墓仅占1.3%(13)，鲜明地反映了此时社会分化、分层有了很大的发展。尤其是其中大墓随葬的?鼓、特磬、彩绘龙盘等确已具有了礼器的性质，这不仅反映了礼制即将形成，而且反映了王权的雏形。结合文献记载，学术界大多认为陶寺遗址可能是帝尧时期之遗存。又据《史记・夏本纪》等文献记载，尧时开始领导各族人民联合治水与征伐三苗，其地域已接近“九州”，并设立了“四岳”等官职，由各族首领担任，尧时实行禅让制，这一切都已为夏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而帝舜所在的今鲁西南与豫东地区尚未有这一时期的重要发现，至于帝喾的遗存亦属于空白，这些都应是今后考古工作探索之重点。
帝颛顼所在的河南濮阳地区，重要的发现有距今6000年的仰韶文化随葬蚌壳摆塑龙、虎的大墓，说明当时已有了对龙的信仰(14)。但关于颛顼时期的遗存发现尚少。从文献记载来看，颛顼将原始宗教进行了改革，“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国语・楚语下》)。即将巫事与人事分开，将宗教与行政分开。从此，中国古代社会向以人事为主发展，这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中发挥了重要的转折作用，保证了向文明社会的顺利过渡。
关于黄帝时期的考古遗存，目前重要的发现尚不多。根据文献记载，黄帝时期的重要大事是黄帝与蚩尤的涿鹿之战，黄帝与炎帝的阪泉之战。这两次大战最终确立了黄帝、炎帝、蚩尤三族的大联盟，开创了中国古代文明起源时期。涿鹿之战与阪泉之战所在地的今河北省涿鹿县，目前发现的重要遗址有司马迁曾亲自考察过的战国、汉代的涿鹿城址，即今涿鹿县城东南约25公里的矾山镇三堡村北的“黄帝城”遗址(15)，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南北长510米～540米，城内发现有龙山文化时期的篮纹陶片、石钺等。今后应进行正式考古发掘，以探索黄帝时期的遗存。目前在中原地区发现的时代最早的夯筑城址是郑州西山仰韶文化晚期城址，14C测定年代为距今5300年～4800年之间(16)，说明此时中原地区开始出现夯筑城市。此后，到了龙山文化时期，中原地区夯筑城市大量出现，如辉县孟庄、郾城郝家台、淮阳平粮台、新密古城寨村(17)等城址，大致勾划出中原地区夯筑城市这一主要的文明因素发生与发展的轨迹，至“禹都阳城”时期，夯筑都城最后诞生。
关于以蚩尤为代表的东夷集团遗存，在五帝时代初期以大汶口文化中、晚期为代表。此时大汉口文化十分繁荣，势力强大，向西发展甚至达到河南省中部(18)，这可能是蚩尤侵凌炎帝、侵凌诸侯的反映。此时大汶口文化的墓葬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贫富分化，但代表身份地位的礼器尚未出现。从莒县陵阳河大汶口文化晚期墓葬出土陶尊上的刻划符号看，距离真正文字的出现已经不远了(19)。到了距今4500年以后的五帝时代晚期，也已出现了规模巨大的夯筑城市，如章邱龙山镇城子崖城址，面积达20万平方米。而且在城子崖周围200平方公里的范围之内，发现了同时期的中小聚落址41处，其面积为2万～6万平方米(20)。聚落的分化也是当时社会分层的重要反映。同时山东龙山文化已发现了随葬礼器的大墓，例如临朐朱封发现的大墓，其规模是空前的(21)。还有山东龙山文化已经发现了小铜锥等(22)，说明冶铜业也有了初步的发展。邹平丁公龙山文化5行11字陶文的发现(23)，说明此时东夷也已发明了文字，但与夏商周文字不是一个系统，所以此后也就中断了。总之，上述这些考古发现说明到了五帝时代晚期，东夷已经达到了文明的门槛，而当夏王朝建立以后，“后羿代夏”，“杼征东海”等，东夷已经成为夏王朝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五帝时代，属于九州范围的还有今太湖周围的上海、苏南、浙北地区。龙山时代初期这里的良渚文化十分繁盛，重要的发现有反山、瑶山、汇观山等祭坛、墓地，精美的琮、璧等玉器以及刻划符号等(24)。这些发现一方面说明良渚文化社会有了阶层分化，正在向文明时代迈进，但另一方面又说明当时人神不分，过度地消耗社会的劳动与财富，这可能是以后良渚文化衰亡的主要原因。由于良渚文化在夏王朝建立之前衰亡了，所以，对夏王朝和夏文化的诞生似无直接影响。例如，夏文化的玉礼器，从二里头遗址的墓葬来看，主要是代表身份的璋和钺等，而非琮和璧，这说明良渚玉器并不是夏代玉礼器的主要来源。当然良渚玉器自古受到重视，例如《尚书・顾命》所记康王即位时，陈设的古物中就有“越玉五重”，显然与良渚玉器有关。又据《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说明这一地区后来也成为了夏王朝的一部分。
五帝时代，湖北地区主要有屈家岭文化晚期及石家河文化，可能是三苗的遗存。重要的考古发现有规模巨大的城址，如天门石家河城址面积达100万平方米。此外还有江陵阴湘城、荆门马家浣、石首走马岭等城址(25)，说明城也是当地重要的文明因素。同时还发现有冶铜的遗存与陶器上的刻划符号。上述发现说明，其社会也已经分化分层，开始向文明社会过渡，但其总体水平落后于中原地区。更由于受到尧至禹的不断攻伐，从龙山时代晚期衰落了。以后经过商周的经营，这一地区一步步融汇入中国古代文明之中。
北方长城内外的红山文化，其繁荣时期约当仰韶文化晚期，约为距今5500年至5000年。其重要发现有建平、凌源牛河梁以及喀左东山嘴规模巨大的积石冢、女神庙和祭坛(26)，说明红山文化时期社会已经出现规模巨大的联盟群体(部落联盟)，并且其社会已经开始分化分层(出现了大墓与小墓)，女神像与玉猪龙等的出现反映了母系祖先崇拜与信仰，这些均反映了仰韶晚期的红山文化社会的巨大进步。但由于其时代过早，我们认为似早于黄帝时期，尚未进入文明起源时期。因此，在中国古代文献记载之中也没有反映。更为重要的是，从夏文化的特点来看，红山文化尚未出现城市(有宫殿内涵)、青铜礼器与文字，因此，红山文化尚未进入文明，红山文化的发现不足以证明把中国古代文明提前一千年(27)，中国古代文献记载也不支持先于夏王朝而独立进入文明的其他地区文明的存在。
三、结语
从目前重要的考古发现来看，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线索尚存在许多重大的缺环和空白，说明探索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任重而道远。但是，从目前的考古发现结合古代文献记载，已能够勾划出一个大致的轮廓。首先，在距今5000年前的五帝时代(龙山文化时代)之初，中国大地开始了向文明时代过渡的历程。当时主要是炎黄(中原)与蚩尤(东夷)两大集团的斗争，最初东夷强大，反映为大汶口文化晚期的繁荣与西扩，经过涿鹿之战，蚩尤战败被杀，东夷族团的一部分开始融入炎黄集团，出现了人类学上所说的酋邦，而东夷族团的另一部分南迁为后世的三苗。颛顼时的宗教改革，保证了中原地区向文明过渡步入重人事的健康轨道。到了五帝时代后期的尧舜时期，由于洪水与治水，使广大地域范围之内的各族密切联系在一起，逐渐形成“九州”这样广阔的人文地域，使酋邦首领所掌握的公共权力迅速向王权发展。同时社会分化分层也剧烈发展，聚落分化，夯筑城市大量涌现。而这一切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其基础是治水与天文历法的发展促使农业有了迅速发展，而其集中反映则是冶铜业的发展。至夏王朝建立，真正的青铜冶铸业出现。另外，由于治水与战争、祭祀等公共事务的发展，文字逐渐产生。这一切为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至“禹传启，家天下”，夏王朝建立，王权最终形成，王都(“禹都阳城”)出现，礼制(以青铜礼器为主要代表)形成，反映了社会分层的制度化，中国古代文明正式诞生。这一切说明中国古代文明从起源到诞生不仅是本土独立起源的，而且走的是中国自己的道路，可称之为人类文明起源与诞生的中国模式。其特点主要是通过社会分化分层(王权是社会分层的最高体现)而进入文明。
中国古代文明是在“九州”广大地域范围内逐渐形成的，各地区各族人群均在向文明发展，均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诞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因此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特点是多个源头。但是，夏王朝既是统一的王朝，是由夏人作为主宰建立的，夏文化(如夏代中晚期的二里头文化)在当时各人群文化中水平最高，代表了中国古代文明诞生时期的最高水平与特点，因而先夏文化及夏文化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主源和核心，即在众多的中国古代文明之源中有主次之分，各人群社会发展有快慢之分，同步发展是不存在的。即中国古代文明起源既是多源的而又有主源，这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特点。自向文明过渡之初，“九州”范围内各人群就是互相联系和交流的，至夏王朝建立，从总体来看，“九州”已进入文明，但“九州”内各族仍然有先进与落后之分。当时尚处于落后的人群向文明发展的进程就不再是独立的和自发的，而是在中央王朝的政治控制与文化(主要是先进的文明因素)的影响之下进行的。因此，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诞生严格地说并不是多元的。
总之，中国古代文明起源，有多个源头，但又有主源与核心，中国古代文明从诞生之时起就是统一王朝式的，而不是西方的城邦制，中国古代是中央控制并用文化影响地方，而不是各地方独立的。这就使中国古代文明的特点是统一的，有一个全国性的先进中心与核心，并不是多中心的。所谓多中心论就是无中心论。正因为具有以先进的文明因素为主的核心，中国古代文明是有凝聚力和向心力的，这就保证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虽然有过多次分裂，但统一是主流，每次分裂后文化整合的结果只能是更高的统一，使中国文明不但不会灭亡，而且顽强地改造自己不断前进，至今仍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我们必须正确揭示和继承发扬，这是每个炎黄子孙的神圣使命。
注释：
①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1985年；安志敏:《试论文明的起源》，《考古》1987年第5期；安金槐:《试论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城址与夏代阳城》，《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赵芝荃:《试论二里头文化的渊源》，《考古学报》1986年第1期；方酉生:《河南龙山、二里头与二里岗》，《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3期；李先登:《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若干问题》，《天津师大学报》1988年第2期。
②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登封王城岗与阳城》，文物出版社，1992年。
③李先登:《王城岗遗址出土的铜器残片及其它》，《文物》1984年第11期。
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二里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夏县东下冯》，文物出版社，1988年。
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河南偃师商城小城发掘简报》，《考古》1999年第2期。
⑦邵望平:《<禹贡>“九州”的考古学研究》，苏秉琦主编《考古学文化论集》2，文物出版社，1989年。
⑧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香港商务印书馆，1997年。
⑨《中国文明起源座谈纪要》，《考古》1989年第12期；《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纪要》，《考古》1992年第6期。
⑩张忠培:《仰韶时代--史前社会的繁荣与向文明时代的转变》，《故宫博物院院刊》，1996年第1期。
(11)李先登、杨英:《论五帝时代》，《天津师大学报》1999年第6期。
(12)梁星彭:《陶寺遗址发现夯土遗存》，《中国文物报》2000年7月16日。
(1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等:《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1期。
(14)濮阳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3期。
(15)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张家口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考古》1959年第7期。
(16)杨肇清:《试论郑州西山仰韶文化晚期古城址的性质》，《华夏考古》1997年第1期。
(17)袁广阔:《辉县孟庄发现龙山文化城址》，《中国文物报》1992年12月6日；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郾城郝家台遗址的发掘》，《华夏考古》1992年第3期；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试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3期；蔡全法、马俊才、郭木森:《河南省新密市发现龙山时代重要城址》，《中原文物》2000年第5期。
(18)武津彦:《略论河南境内发现的大汶口文化》，《考古》1981年第3期。
(19)李先登:《试论中国文字之起源》，《天津师大学报》1985年第4期。
(20)张学海:《东土古国探索》，《华夏考古》1997年第1期。
(21)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临朐县西朱封龙山文化重椁墓的清理》，《海岱考古》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工作队:《山东临朐朱封龙山文化墓葬》，《考古》1990年第7期。
(22)北京钢铁学院冶金史组:《中国早期铜器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81年第3期。
(23)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山东邹平丁公遗址第四、五次发掘简报》，《考古》1993年第4期。
(24)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考古队:《浙江余杭反山良渚文化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余杭瑶山良渚文化祭坛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余杭汇观山良渚文化祭坛与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97年第7期。
(25)北京大学考古系等:《石家河遗址群调查报告》，《南方民族考古》第5辑，1992年；张绪球:《屈家岭文化古城的发现和初步研究》，《考古》1994年第7期。
(26)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8期；郭大顺、张克举:《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群址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11期。
(27)陈星灿:《文明诸因素的起源与文明时代》，《考古》1987年第5期。
啊！御用历史家们真是太厉害了！居然能伪造出二里头遗址，王城岗遗和夯筑城址。这个秘密不必大屁股兄来揭穿，小弟代劳了~大家可不能相信史记，“因为如果当初司马迁被割掉老二以后，一个神经错乱喊声“爽死了，咱中国社科院的历史专家们都得当了太监”。大家只能相信大屁股兄，因为他最有正义感，说出来的话就算没有证据也是事实~~~~何况他也没有被割掉老二~~~~~
一、夏文化和夏代文化
考古学上所说的夏文化指的是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王朝的夏人在夏王朝时期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1959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旭生先生赴豫西调查“夏墟”，以及当年秋开始的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发掘，正式揭开了考古学上探索夏文化的序幕。“文化大革命”以后国家文物局将探索夏文化作为考古工作的重点，除二里头遗址继续发掘以外，又开始对河南登封告成王城岗遗址和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进行大规模的田野考古发掘。由于在王城岗遗址发现了河南龙山文化中晚期的夯筑城址，国家文物局于1977年11月在登封召开了登封告成遗址发掘现场会。1983年在郑州召开了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以“商文化的研究与夏文化的探索”作为会议的主要议题，使探索夏文化的研究出现了高潮①。1996年启动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对夏文化的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登封王城岗遗址位于告成镇西北的颍河与五渡河交汇处，在此发掘出一座河南龙山文化中晚期的夯筑城址②。城址由东西相连的两座小城组成，东城大部分已被五渡河水冲毁，仅余西南城角及西墙的一部分。西城呈方形，方向为北偏西5度。以东城的西墙为东墙，西墙长92米，南墙长82.4米，东端有一个宽9.5米的缺口，可能是城门之所在。城址虽小，但城墙系夯筑而成，并且墙下先夯筑基础槽。城内发现有与城墙同期修筑的十余座较大的夯土建筑基址，有些基址下面还发现有奠基坑。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西城内WT196H617出土有一件青铜容器残片，残高5.7厘米，残宽6.5厘米，壁厚0.2厘米，可能是封口甭(鸡彝)的腹底部残片。H617出土木炭的14C校正年代为距今3850±165年，属于夏代初期。西城内WT195H473出土的一件泥质磨光黑陶平底器的外底上，还发现了一个烧前刻划在陶胎上的“”(共)字③。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自1959年以来已进行了数十次的考古发掘，成果卓著④。首先，确立了二里头文化。本来二里头文化早在1954年已在登封玉村发现，但由于二里头遗址的发现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1977年夏鼐先生命名为二里头文化。二里头考古发掘队长赵芝荃先生将二里头文化分为四期，现已为学术界接受。二里头文化一期系由河南龙山文化发展而来，二期和三期是二里头文化最为繁荣的时期，四期开始衰落。二里头文化的14C测定年代为公元前1900年～公元前1600年。
其次，二里头遗址面积很大，东西3公里，南北3公里，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尤其是发现了代表王权的大型宫殿基址。再有，二里头遗址还发现了数百座中小型墓葬，出土了青铜礼器鼎、爵、封口甭、?、铃以及青铜戈、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等。在遗址南部还发现了面积达10000平方米的大型铸铜作坊遗址，出土大量陶范，有的直径达36厘米，说明二里头的青铜冶铸业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此外，二里头遗址还出土了玉礼器，主要有璋、钺、戚、璧及琮等。上述这些发现说明二里头遗址绝非一般的聚落，而是夏代王都遗址，其达到的文明程度远非同时期周围其他文化可以比拟，是当时中国古代文明的集中代表。
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的发掘，其主要收获是确立了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⑤。
上述这些考古工作，集中说明我们已经在中国古代文献记载的夏代夏人活动的主要地域内发现了夏代(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16世纪)的遗存，并且证明其文化性质和社会性质也和文献记载的夏代社会基本一致。
目前学术界对夏文化的研究已初步达成以下共识:首先，河南龙山文化王湾类型晚期是夏代初期夏人的文化。而登封王城岗城址初建可能是在鲧的时期(王城岗二期)，但为禹(王城岗三期)所沿用，因此有可能是“禹都阳城”(《世本》)之所在。在此必须着重指出的是，由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系由当地的龙山文化初期(庙底沟二期文化)以及更早的仰韶文化发展而来，这就说明夏人是中原地区的土著，夏文化是在当地土生土长发展形成的，因此一切中国古代文明外来说都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其次，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为夏人的文化。但是，由于偃师尸乡沟商城始建年代(约当二里头文化四期)之确定⑥，证明了二里头文化一至三期为夏代中晚期夏人的文化，而二里头文化四期乃是夏亡之后夏人的文化。二里岗期商文化虽然吸收融合了二里头文化的一些因素，但其主要来源应为豫北和豫东的先商文化(下七垣文化、鹿台岗文化)。这也说明夏人与商人的文化虽有不少共同点，但仍有明显的区别(例如夏人炊器以鼎为主，商人以鬲为主)，夏人和商人是不同的人群(族)。
从上述登封王城岗与偃师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现，可以初步总结出夏文化的特点，尤其是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诞生时期的特点。从物质文化遗存来看主要有三点:首先，都城(真正意义上的城市)的出现。都城是王权最终形成的集中体现，而王权是中国古代夏、商、周国家的根本特点。夏代都城的特点是外有夯筑的城垣，城内以夯筑台基的大型宫殿建筑为中心。王城岗城址可能是“禹都阳城”所在，城址虽小，但具备了城垣与宫殿，其所以小，可能与当时忙于治水有关，即“禹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论语・泰伯》)而二里头遗址可能是桀都之所在(桀先居斟，后徙河南)，虽然目前尚未发现城墙，但已有城墙之线索。而其1号、2号大型宫殿基址则反映了夏王权之强大。夏都的城墙与宫殿之所以都是夯筑的，这显然是因为夏人位于中原黄土地带所致，这是由自然地理条件所决定的。城垣的社会功能主要用于保卫王权，而宫殿则是王进行统治的中心。这和文献记载也是一致的，例如《世本・作篇》:“鲧作城郭”、“禹作宫室”。并且，这个特点被以后商周所继承，并发展为都鄙(国野)制度。其次，文字的出现。王城岗城址出土的夏代初期的陶文“”(共)字，其形体结构像两手有所执持，乃是会意字，已是真正的文字。并且其形体结构为尔后殷墟甲骨文和西周金文所继承。例如《殷墟文字乙编》3443:“贞□戊媚。”西周师晨鼎铭:“司马师晨入门立中庭。”在夏代，文字的社会功能主要是用以记录和传达王命以及用于祭祀，是夏王统治全国的重要工具。因此也是王权的重要标志。文字的出现也说明专门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阶层的出现，并促进了知识的传递、积累与发展。总之，文字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特点之一。第三，青铜礼器的出现。上述登封王城岗与偃师二里头出土的青铜封口甭、鼎、爵、?等，一方面说明夏代具有中国特色的范铸法的青铜冶铸业的出现，它是当时生产力发展的集中代表，又是出现了专门的与农业分离的手工业的集中代表，这是进入文明时代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它又是礼制和王权最终形成的表现，是维护王权的重要工具。它也是中国古代文明特点--礼乐文明在考古学上的重要体现。礼制是中国古代社会分层的体现和制度化，其中心就是王权。礼器是礼制的物化反映，在各类礼器中以青铜礼器最为重要，古代文献记载“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象九州”(《汉书・郊祀志》)，反映了王权的最终形成。上述三个特点即《礼记・礼运》所述“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的反映，这些有力地说明夏文化确已进入了文明时代，代表了中国古代文明的诞生，并且反映了中国古代文明的特点，或可称为世界古代文明中的中国模式。并且它们也应该成为探索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基础和出发点。
根据中国古代文献记载，夏代是夏人建立的一个地域广大、包括许多人群(商代称之为方国，周代称之为诸侯)的统一王朝。正如《左传・哀公七年》所述:“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又据《国语・鲁语下》:“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说明禹对下面各族首领已有生杀之权。并且，据《尚书・禹贡》、《史记・夏本纪》等可知夏代已经制定了行政区划与贡赋。这些都说明夏代已建立了中央对地方的统辖关系，这也是夏代已经进入文明时代、建立国家的反映。并且说明夏朝国家的特点是统一的王朝，而非西方的城邦制，这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一个重要特点。
夏代的地域即“茫茫禹迹，画为九州”(《左传・襄公四年》)的范围。并为商周所继承。如《诗・商颂・长发》:“天命多辟，设都于禹之绩。”又如春秋秦公簋铭:“秦公曰:丕显朕皇祖受天命，?宅禹迹。”所以称为“禹迹”，说明这是通过大禹领导各族人群治水而形成的，并说明夏代已经出现了国家地域观念，这也是夏代国家已经形成的标志。“画为九州”说明夏代已经按照地域来划分。九州的区划虽然源于自然地理态势，但已经具有人文区划的性质。尤其重要的是，《尚书・禹贡》所记“九州”的范围与现在考古发现的龙山文化圈大体相当⑦，说明《尚书・禹贡》成书虽晚，但其所记夏代的地域是基本可信的。
从考古发现来看，夏代的地域大致包括今天东至山东、江苏、浙江，西至甘肃、四川，北至今长城内外，南达湖北、湖南的广大地域。在这个地域内夏代时期各族的文化均属于夏代文化的范畴，均属于最初的中国古代文明。即夏代文化是指夏王朝地域内各族(包括夏族)的文化。目前在这些地区除夏文化以外的重要的考古发现有先商文化、岳石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斗鸡台文化、马桥文化、齐家文化等。先商文化主要是分布于河北省南部及河南省北部和东部的下七垣文化、鹿台岗文化，目前仅发现青铜小刀和镞等，尚未发现青铜礼器，也未发现都城遗址与文字资料，其文化发展水平显然落后于二里头文化。但从其陶器中的平底罐形鼎、三足盘等来看，显然受到二里头文化的影响。岳石文化，主要分布于山东和苏北地区，乃夏代东夷之文化，目前也仅发现青铜小刀及镞等，也未发现青铜礼器、都城遗址及文字资料，其总体水平不仅落后于二里头文化，而且和此前的山东龙山文化相比也落后了，这可能是夏代中后期东夷衰落之反映。夏家店下层文化，主要分布于内蒙古东部、辽宁西部和京津地区，青铜器亦仅发现小刀、镞等，亦未见青铜礼器。但夏家店下层文化发现了许多石城。从敖汉旗大甸子墓地出土的陶翳、爵与二里头文化的极其相似来看，显然受到二里头文化的强烈影响，但其总体水平亦低于二里头文化。斗鸡台文化主要分布于安徽江淮地区寿县、肥东、含山一带，从其文化面貌来看，有着自身的特点，但与河南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关系密切，这当是禹“娶于涂山”(《尚书・益稷》)和“汤遂灭夏，桀逃南巢氏”(《古本竹书纪年》)之反映。马桥文化，主要分布于上海、苏南及浙北，虽处于良渚文化之后，但可能不是良渚文化的直接后续，并且其总体水平似较良渚文化衰退，更较二里头文化落后。但从其陶器来看，也受到了二里头文化的影响。齐家文化，主要分布于甘肃、青海黄河沿岸及其支流渭河、洮河等地，出土了较多的青铜器与红铜器，但皆为小件的刀、镞及镜等，亦未发现青铜礼器，其总体文化水平不仅低于二里头文化，而且由于距离中原较远，与二里头文化的关系也不密切。
通过上述考古发现，说明夏代文明确实包括了“九州”的地域，包括了各族及其文化，但它们的发展水平及其地位、作用是并不相同的。由于夏王朝是由居于中原地区的夏人建立的，夏人和夏文化自然居于领导和核心地位，不仅发展水平最高，而且是夏代文明的集中代表，而其他各族文化则处于从属地位。必须指出的是，由于夏代统一王朝的建立，中原文化(例如二里头文化)与周围各族文化的关系就发生了质变，中原文化对周围文化的影响就较过去强烈多了，而各地文化对中原文化的影响则主要通过进贡地方物品来实现。在双向影响中，中原的影响是主要的，这主要表现在中原夏文化形成的主要文明因素如礼制与青铜礼器向周围地区传布，经过夏、商、周的发展与融合，最终在春秋时期形成以礼制和青铜礼器为主要特征的华夏文明。
总之，从文献记载的夏王朝与考古发现的夏代文明来看，中国古代文明诞生时期的特点是:本土起源，以夏人和夏文明为核心和代表，包括“九州”范围内的各族，是一个统一的王朝。因此，从中国古代文明诞生、夏王朝建立开始，“九州”地域内的各族过去那种独立向文明发展的进程就终结了，此后各族向文明的发展是在以中原为核心的统一王朝的框架内向前发展，是在中原的影响和领导之下向前发展。而中原核心的范围则随历史发展不断扩大，商灭夏以后，中原核心的范围就由夏人地域扩大为夏人和商人的地域；周灭商以后，又增加了周人的地域，并通过分封，至春秋时终于形成了基本包括“九州”范围的华夏文明核心地域；至秦汉时期进一步扩大，形成秦汉帝国文明圈。这就是中国古代文明诞生及其初步发展的大致历程。
二、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
从夏王朝和夏文化、夏代文化再往前追溯，探索中国古代文明起源问题，则又是近百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问题之一，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辽宁西部、内蒙古东部红山文化坛、冢、庙以及浙江北部、江苏南部良渚文化祭坛墓地的发现，加以当时地方文化研究高潮的出现，苏秉琦先生在其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古代文明起源“满天星斗说”⑧；1989年和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又组织召开了两次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讨论会⑨；2000年7月由中国历史博物馆和《历史研究》编辑部、《考古》编辑部、《文物》编辑部在北京联合召开了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形态研讨会，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研究。
如上所述，夏王朝及夏文化代表了中国古代文明的诞生。毫无疑问，研究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就是研究夏王朝及夏文化的起源。首先是探索夏文化的起源，尤其是夏文化中三个特有的主要文明因素的起源。即有夯筑城墙及宫殿的城市和都城、六书系统的文字、青铜礼器三者的起源。其次，要研究上述“九州”地域内夏人以外各族文化如何向文明发展，以及最后如何在夏人影响下形成统一的夏王朝及夏代文明，即对夏文化地域以外、九州地域以内其他的考古学文化的发展历程进行研究。这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缺一不可。但首先应抓紧夏文化起源的研究，这是问题的主导方面。
中国古代文明起源时期的时间也是应当着重探讨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也必须由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相结合来确定。从文献记载来看，在夏代之前有个“五帝时代”，司马迁《史记》首篇即为《五帝本纪》，记叙了自黄帝、颛顼、帝喾至尧、舜时期的历史，学术界称之为传说时代、军事民主制时代、文明曙光、酋邦等，我们认为仍应称为“五帝时代”。从考古发现来看，有些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文明起源时期约从距今5500年的仰韶晚期至龙山时代为止⑩，因为从考古发现来看，仰韶文化晚期社会出现了一些较大的变化。另一些学者认为仅相当于龙山文化时期，即从距今5000年起至距今4100年止。在中原地区，龙山文化晚期夏王朝已经建立(11)。
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时间(“龙山时代”)和地域(“九州”)既已确立，我们就可以从文献记载和目前已有的考古发现结合起来进行论述了。首先，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研究中国古代文明起源首先和主要是研究夏文化的起源，而夏文化的地域主要是在河南省西部及山西省南部地区，在这个地区从夏代初期(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向上推，则是河南龙山文化中期及初期(又称为庙底沟二期文化)。这个时期的重要发现首推距今约4500年的山西襄汾陶寺龙山文化遗址(包括墓地)的发现。目前在陶寺遗址已经发现了龙山文化时期的夯筑城墙，这显然是王城岗“禹都阳城”的先声。并且，在陶寺遗址出土的陶器上已经发现了朱书的文字(12)，其中“文”字的形体结构与后来王城岗陶文“共”字、殷墟甲骨文、西周金文同属一个体系，不仅说明是真正的文字，而且确是夏代文字的来源。还有，陶寺墓地已发掘了上千座墓葬，其中87.3%为小墓，随葬品很少或没有，中型墓占11.4%，而大型墓仅占1.3%(13)，鲜明地反映了此时社会分化、分层有了很大的发展。尤其是其中大墓随葬的?鼓、特磬、彩绘龙盘等确已具有了礼器的性质，这不仅反映了礼制即将形成，而且反映了王权的雏形。结合文献记载，学术界大多认为陶寺遗址可能是帝尧时期之遗存。又据《史记・夏本纪》等文献记载，尧时开始领导各族人民联合治水与征伐三苗，其地域已接近“九州”，并设立了“四岳”等官职，由各族首领担任，尧时实行禅让制，这一切都已为夏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而帝舜所在的今鲁西南与豫东地区尚未有这一时期的重要发现，至于帝喾的遗存亦属于空白，这些都应是今后考古工作探索之重点。
帝颛顼所在的河南濮阳地区，重要的发现有距今6000年的仰韶文化随葬蚌壳摆塑龙、虎的大墓，说明当时已有了对龙的信仰(14)。但关于颛顼时期的遗存发现尚少。从文献记载来看，颛顼将原始宗教进行了改革，“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国语・楚语下》)。即将巫事与人事分开，将宗教与行政分开。从此，中国古代社会向以人事为主发展，这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中发挥了重要的转折作用，保证了向文明社会的顺利过渡。
关于黄帝时期的考古遗存，目前重要的发现尚不多。根据文献记载，黄帝时期的重要大事是黄帝与蚩尤的涿鹿之战，黄帝与炎帝的阪泉之战。这两次大战最终确立了黄帝、炎帝、蚩尤三族的大联盟，开创了中国古代文明起源时期。涿鹿之战与阪泉之战所在地的今河北省涿鹿县，目前发现的重要遗址有司马迁曾亲自考察过的战国、汉代的涿鹿城址，即今涿鹿县城东南约25公里的矾山镇三堡村北的“黄帝城”遗址(15)，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南北长510米～540米，城内发现有龙山文化时期的篮纹陶片、石钺等。今后应进行正式考古发掘，以探索黄帝时期的遗存。目前在中原地区发现的时代最早的夯筑城址是郑州西山仰韶文化晚期城址，14C测定年代为距今5300年～4800年之间(16)，说明此时中原地区开始出现夯筑城市。此后，到了龙山文化时期，中原地区夯筑城市大量出现，如辉县孟庄、郾城郝家台、淮阳平粮台、新密古城寨村(17)等城址，大致勾划出中原地区夯筑城市这一主要的文明因素发生与发展的轨迹，至“禹都阳城”时期，夯筑都城最后诞生。
关于以蚩尤为代表的东夷集团遗存，在五帝时代初期以大汶口文化中、晚期为代表。此时大汉口文化十分繁荣，势力强大，向西发展甚至达到河南省中部(18)，这可能是蚩尤侵凌炎帝、侵凌诸侯的反映。此时大汶口文化的墓葬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贫富分化，但代表身份地位的礼器尚未出现。从莒县陵阳河大汶口文化晚期墓葬出土陶尊上的刻划符号看，距离真正文字的出现已经不远了(19)。到了距今4500年以后的五帝时代晚期，也已出现了规模巨大的夯筑城市，如章邱龙山镇城子崖城址，面积达20万平方米。而且在城子崖周围200平方公里的范围之内，发现了同时期的中小聚落址41处，其面积为2万～6万平方米(20)。聚落的分化也是当时社会分层的重要反映。同时山东龙山文化已发现了随葬礼器的大墓，例如临朐朱封发现的大墓，其规模是空前的(21)。还有山东龙山文化已经发现了小铜锥等(22)，说明冶铜业也有了初步的发展。邹平丁公龙山文化5行11字陶文的发现(23)，说明此时东夷也已发明了文字，但与夏商周文字不是一个系统，所以此后也就中断了。总之，上述这些考古发现说明到了五帝时代晚期，东夷已经达到了文明的门槛，而当夏王朝建立以后，“后羿代夏”，“杼征东海”等，东夷已经成为夏王朝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五帝时代，属于九州范围的还有今太湖周围的上海、苏南、浙北地区。龙山时代初期这里的良渚文化十分繁盛，重要的发现有反山、瑶山、汇观山等祭坛、墓地，精美的琮、璧等玉器以及刻划符号等(24)。这些发现一方面说明良渚文化社会有了阶层分化，正在向文明时代迈进，但另一方面又说明当时人神不分，过度地消耗社会的劳动与财富，这可能是以后良渚文化衰亡的主要原因。由于良渚文化在夏王朝建立之前衰亡了，所以，对夏王朝和夏文化的诞生似无直接影响。例如，夏文化的玉礼器，从二里头遗址的墓葬来看，主要是代表身份的璋和钺等，而非琮和璧，这说明良渚玉器并不是夏代玉礼器的主要来源。当然良渚玉器自古受到重视，例如《尚书・顾命》所记康王即位时，陈设的古物中就有“越玉五重”，显然与良渚玉器有关。又据《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说明这一地区后来也成为了夏王朝的一部分。
五帝时代，湖北地区主要有屈家岭文化晚期及石家河文化，可能是三苗的遗存。重要的考古发现有规模巨大的城址，如天门石家河城址面积达100万平方米。此外还有江陵阴湘城、荆门马家浣、石首走马岭等城址(25)，说明城也是当地重要的文明因素。同时还发现有冶铜的遗存与陶器上的刻划符号。上述发现说明，其社会也已经分化分层，开始向文明社会过渡，但其总体水平落后于中原地区。更由于受到尧至禹的不断攻伐，从龙山时代晚期衰落了。以后经过商周的经营，这一地区一步步融汇入中国古代文明之中。
北方长城内外的红山文化，其繁荣时期约当仰韶文化晚期，约为距今5500年至5000年。其重要发现有建平、凌源牛河梁以及喀左东山嘴规模巨大的积石冢、女神庙和祭坛(26)，说明红山文化时期社会已经出现规模巨大的联盟群体(部落联盟)，并且其社会已经开始分化分层(出现了大墓与小墓)，女神像与玉猪龙等的出现反映了母系祖先崇拜与信仰，这些均反映了仰韶晚期的红山文化社会的巨大进步。但由于其时代过早，我们认为似早于黄帝时期，尚未进入文明起源时期。因此，在中国古代文献记载之中也没有反映。更为重要的是，从夏文化的特点来看，红山文化尚未出现城市(有宫殿内涵)、青铜礼器与文字，因此，红山文化尚未进入文明，红山文化的发现不足以证明把中国古代文明提前一千年(27)，中国古代文献记载也不支持先于夏王朝而独立进入文明的其他地区文明的存在。
三、结语
从目前重要的考古发现来看，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线索尚存在许多重大的缺环和空白，说明探索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任重而道远。但是，从目前的考古发现结合古代文献记载，已能够勾划出一个大致的轮廓。首先，在距今5000年前的五帝时代(龙山文化时代)之初，中国大地开始了向文明时代过渡的历程。当时主要是炎黄(中原)与蚩尤(东夷)两大集团的斗争，最初东夷强大，反映为大汶口文化晚期的繁荣与西扩，经过涿鹿之战，蚩尤战败被杀，东夷族团的一部分开始融入炎黄集团，出现了人类学上所说的酋邦，而东夷族团的另一部分南迁为后世的三苗。颛顼时的宗教改革，保证了中原地区向文明过渡步入重人事的健康轨道。到了五帝时代后期的尧舜时期，由于洪水与治水，使广大地域范围之内的各族密切联系在一起，逐渐形成“九州”这样广阔的人文地域，使酋邦首领所掌握的公共权力迅速向王权发展。同时社会分化分层也剧烈发展，聚落分化，夯筑城市大量涌现。而这一切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其基础是治水与天文历法的发展促使农业有了迅速发展，而其集中反映则是冶铜业的发展。至夏王朝建立，真正的青铜冶铸业出现。另外，由于治水与战争、祭祀等公共事务的发展，文字逐渐产生。这一切为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至“禹传启，家天下”，夏王朝建立，王权最终形成，王都(“禹都阳城”)出现，礼制(以青铜礼器为主要代表)形成，反映了社会分层的制度化，中国古代文明正式诞生。这一切说明中国古代文明从起源到诞生不仅是本土独立起源的，而且走的是中国自己的道路，可称之为人类文明起源与诞生的中国模式。其特点主要是通过社会分化分层(王权是社会分层的最高体现)而进入文明。
中国古代文明是在“九州”广大地域范围内逐渐形成的，各地区各族人群均在向文明发展，均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诞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因此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特点是多个源头。但是，夏王朝既是统一的王朝，是由夏人作为主宰建立的，夏文化(如夏代中晚期的二里头文化)在当时各人群文化中水平最高，代表了中国古代文明诞生时期的最高水平与特点，因而先夏文化及夏文化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主源和核心，即在众多的中国古代文明之源中有主次之分，各人群社会发展有快慢之分，同步发展是不存在的。即中国古代文明起源既是多源的而又有主源，这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特点。自向文明过渡之初，“九州”范围内各人群就是互相联系和交流的，至夏王朝建立，从总体来看，“九州”已进入文明，但“九州”内各族仍然有先进与落后之分。当时尚处于落后的人群向文明发展的进程就不再是独立的和自发的，而是在中央王朝的政治控制与文化(主要是先进的文明因素)的影响之下进行的。因此，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诞生严格地说并不是多元的。
总之，中国古代文明起源，有多个源头，但又有主源与核心，中国古代文明从诞生之时起就是统一王朝式的，而不是西方的城邦制，中国古代是中央控制并用文化影响地方，而不是各地方独立的。这就使中国古代文明的特点是统一的，有一个全国性的先进中心与核心，并不是多中心的。所谓多中心论就是无中心论。正因为具有以先进的文明因素为主的核心，中国古代文明是有凝聚力和向心力的，这就保证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虽然有过多次分裂，但统一是主流，每次分裂后文化整合的结果只能是更高的统一，使中国文明不但不会灭亡，而且顽强地改造自己不断前进，至今仍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我们必须正确揭示和继承发扬，这是每个炎黄子孙的神圣使命。
注释：
①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1985年；安志敏:《试论文明的起源》，《考古》1987年第5期；安金槐:《试论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城址与夏代阳城》，《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赵芝荃:《试论二里头文化的渊源》，《考古学报》1986年第1期；方酉生:《河南龙山、二里头与二里岗》，《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3期；李先登:《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若干问题》，《天津师大学报》1988年第2期。
②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登封王城岗与阳城》，文物出版社，1992年。
③李先登:《王城岗遗址出土的铜器残片及其它》，《文物》1984年第11期。
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二里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夏县东下冯》，文物出版社，1988年。
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河南偃师商城小城发掘简报》，《考古》1999年第2期。
⑦邵望平:《<禹贡>“九州”的考古学研究》，苏秉琦主编《考古学文化论集》2，文物出版社，1989年。
⑧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香港商务印书馆，1997年。
⑨《中国文明起源座谈纪要》，《考古》1989年第12期；《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纪要》，《考古》1992年第6期。
⑩张忠培:《仰韶时代--史前社会的繁荣与向文明时代的转变》，《故宫博物院院刊》，1996年第1期。
(11)李先登、杨英:《论五帝时代》，《天津师大学报》1999年第6期。
(12)梁星彭:《陶寺遗址发现夯土遗存》，《中国文物报》2000年7月16日。
(1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等:《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1期。
(14)濮阳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3期。
(15)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张家口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考古》1959年第7期。
(16)杨肇清:《试论郑州西山仰韶文化晚期古城址的性质》，《华夏考古》1997年第1期。
(17)袁广阔:《辉县孟庄发现龙山文化城址》，《中国文物报》1992年12月6日；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郾城郝家台遗址的发掘》，《华夏考古》1992年第3期；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试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3期；蔡全法、马俊才、郭木森:《河南省新密市发现龙山时代重要城址》，《中原文物》2000年第5期。
(18)武津彦:《略论河南境内发现的大汶口文化》，《考古》1981年第3期。
(19)李先登:《试论中国文字之起源》，《天津师大学报》1985年第4期。
(20)张学海:《东土古国探索》，《华夏考古》1997年第1期。
(21)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临朐县西朱封龙山文化重椁墓的清理》，《海岱考古》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工作队:《山东临朐朱封龙山文化墓葬》，《考古》1990年第7期。
(22)北京钢铁学院冶金史组:《中国早期铜器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81年第3期。
(23)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山东邹平丁公遗址第四、五次发掘简报》，《考古》1993年第4期。
(24)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考古队:《浙江余杭反山良渚文化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余杭瑶山良渚文化祭坛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余杭汇观山良渚文化祭坛与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97年第7期。
(25)北京大学考古系等:《石家河遗址群调查报告》，《南方民族考古》第5辑，1992年；张绪球:《屈家岭文化古城的发现和初步研究》，《考古》1994年第7期。
(26)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8期；郭大顺、张克举:《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群址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11期。
(27)陈星灿:《文明诸因素的起源与文明时代》，《考古》1987年第5期。
啊！御用历史家们真是太厉害了！居然能伪造出二里头遗址，王城岗遗和夯筑城址。这个秘密不必大屁股兄来揭穿，小弟代劳了~大家可不能相信史记，“因为如果当初司马迁被割掉老二以后，一个神经错乱喊声“爽死了，咱中国社科院的历史专家们都得当了太监”。大家只能相信大屁股兄，因为他最有正义感，说出来的话就算没有证据也是事实~~~~何况他也没有被割掉老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