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就像个婊子，谁有权势谁就可以弄它一下！
- 主题发起人 我等屁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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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存有幻想，二是顾及军心士气面子，围困之处，国民党不准百姓离城。尚传道提出“人人种地，日日练兵”，号召军民同舟共济，保卫长春。郑洞国讲台湾正在训练大批美械新军，即将开赴东北大举反攻，只要守住半年左右，大局能扭转。
幻想成为幻想，口号只是口号。即便人手一把锄头，掘去沥青的马路能长庄稼，也得等到秋后才能吃到嘴里，而存粮只能吃到七月底。五十万张嘴，成了国民党的沉重负担。
七月下旬，蒋介石致电郑洞国，从八月一日起，疏散长春哨卡内人口，只准出卡，不准再进。
共产党早已森严壁垒。六月二十八日，一兵团政委萧华在围城政工会议上说∶
敌人疏散人口的方法，可能有以下几种∶一、强迫逼出，二、组织群众向我请愿，三、搞抬价政策，收买存粮，逼得群众无法生活不能不外逃，四、出击护 送群众出境。因次我对长春外出人员一律阻止，但不能打骂群众，纵有个别快饿死者须要处理时，也要由团负责，但不应为一般部队执行，更不能成为围城部队的思 想。
八月十七日，一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唐天际，在围城部队高干会议上的报告中说∶
在围城时期，基本上还是执行围困封锁，禁止人民与长春市之来往，禁止与长春之贸易关系。但在我警戒线附近，因蒋匪之抢掠驱逐与强制疏散而奄奄待毙 之饥民很多，死亡率很大。这些人已经不可能回到长春市内增加敌人之负担，故我们还是必须加以救济。这对我们的政治影响及部队的影响是很大的。关于放出与救 济这些难民有以下几个原则∶
甲、难民已进入警戒线内及警戒线外附近之地区，或我军攻占之地区，对是饥饿死亡很严重者，放出或予以就地救济，至于城内及敌乘隙新疏散出来之难民则暂不能救济，待调查之后听候处理，对于尚存有粮食，或将存粮出卖者不予放出。
乙、不是大批号召及整批自流的放出，而是在部分地区（即指定一定的放行之道路）采取部分的放行，故可先派工作人员进入难民地区进行调查，将真正的难民予以组织，告以放行之时间地点，并予以证明，每一期预计放行之数目要先期报告，以便准备救济。
丙、在放出之难民中，工人与学生可以吸收者经难民处理委员会转至适当地点收容，但不是号召城内工人学生都出来。对于真正有特殊技术之人才，可以号召争取其出来，亦送委员会。
九月九日，“林罗刘谭”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
我之对策主要禁止通行，第一线上五十米设一哨兵，并有铁丝网壕沟，严密结合部，消灭间隙，不让难民出来，出来者劝阻回去。此法初期有效，但后来饥 饿情况愈来愈严重，饥民变乘夜或与白昼大批蜂拥而出，经我赶回后，群集于敌我警戒线之中间地带，由此饿毙者甚多，仅城东八里堡一带，死亡即约两千。八月处 经我部分放出，三天内共收两万余，但城内难民，立即又被疏散出数万，这一真空地带又被塞满。此时市内高粱价由七百万跌为五百万，经再度封锁又回涨，很快升 至一千万。故在封锁斗争中，必须采取基本禁止出入，已经出来者可酌量分批陆续放出，但不可作一次与大量放出，使敌不能于短期内达成迅速疏散。如全不放出， 则饿死者太多，影响亦不好。
不让饥民出城，已经出来者要堵回去，这对饥民对部队战士，都是很费解释的。饥民们会对我表示不满，怨言特多说∶“八路见死不救”。他们成群跪在我 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将婴儿小孩丢了就跑，有的持绳在我岗哨前上吊。战士见此惨状心肠顿软，有陪同饥民跪下一道哭的，说是“上级命令我也无法”。更有将 难民偷放过去的。经纠正后，又发现了另一偏向，即打骂捆绑以致开枪射击难民，致引起死亡（打死打伤者尚无统计）。
国共两党内斗比之中国草民百姓的命运，人世间的一切苦难都黯然失色了！
幻想成为幻想，口号只是口号。即便人手一把锄头，掘去沥青的马路能长庄稼，也得等到秋后才能吃到嘴里，而存粮只能吃到七月底。五十万张嘴，成了国民党的沉重负担。
七月下旬，蒋介石致电郑洞国，从八月一日起，疏散长春哨卡内人口，只准出卡，不准再进。
共产党早已森严壁垒。六月二十八日，一兵团政委萧华在围城政工会议上说∶
敌人疏散人口的方法，可能有以下几种∶一、强迫逼出，二、组织群众向我请愿，三、搞抬价政策，收买存粮，逼得群众无法生活不能不外逃，四、出击护 送群众出境。因次我对长春外出人员一律阻止，但不能打骂群众，纵有个别快饿死者须要处理时，也要由团负责，但不应为一般部队执行，更不能成为围城部队的思 想。
八月十七日，一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唐天际，在围城部队高干会议上的报告中说∶
在围城时期，基本上还是执行围困封锁，禁止人民与长春市之来往，禁止与长春之贸易关系。但在我警戒线附近，因蒋匪之抢掠驱逐与强制疏散而奄奄待毙 之饥民很多，死亡率很大。这些人已经不可能回到长春市内增加敌人之负担，故我们还是必须加以救济。这对我们的政治影响及部队的影响是很大的。关于放出与救 济这些难民有以下几个原则∶
甲、难民已进入警戒线内及警戒线外附近之地区，或我军攻占之地区，对是饥饿死亡很严重者，放出或予以就地救济，至于城内及敌乘隙新疏散出来之难民则暂不能救济，待调查之后听候处理，对于尚存有粮食，或将存粮出卖者不予放出。
乙、不是大批号召及整批自流的放出，而是在部分地区（即指定一定的放行之道路）采取部分的放行，故可先派工作人员进入难民地区进行调查，将真正的难民予以组织，告以放行之时间地点，并予以证明，每一期预计放行之数目要先期报告，以便准备救济。
丙、在放出之难民中，工人与学生可以吸收者经难民处理委员会转至适当地点收容，但不是号召城内工人学生都出来。对于真正有特殊技术之人才，可以号召争取其出来，亦送委员会。
九月九日，“林罗刘谭”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
我之对策主要禁止通行，第一线上五十米设一哨兵，并有铁丝网壕沟，严密结合部，消灭间隙，不让难民出来，出来者劝阻回去。此法初期有效，但后来饥 饿情况愈来愈严重，饥民变乘夜或与白昼大批蜂拥而出，经我赶回后，群集于敌我警戒线之中间地带，由此饿毙者甚多，仅城东八里堡一带，死亡即约两千。八月处 经我部分放出，三天内共收两万余，但城内难民，立即又被疏散出数万，这一真空地带又被塞满。此时市内高粱价由七百万跌为五百万，经再度封锁又回涨，很快升 至一千万。故在封锁斗争中，必须采取基本禁止出入，已经出来者可酌量分批陆续放出，但不可作一次与大量放出，使敌不能于短期内达成迅速疏散。如全不放出， 则饿死者太多，影响亦不好。
不让饥民出城，已经出来者要堵回去，这对饥民对部队战士，都是很费解释的。饥民们会对我表示不满，怨言特多说∶“八路见死不救”。他们成群跪在我 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将婴儿小孩丢了就跑，有的持绳在我岗哨前上吊。战士见此惨状心肠顿软，有陪同饥民跪下一道哭的，说是“上级命令我也无法”。更有将 难民偷放过去的。经纠正后，又发现了另一偏向，即打骂捆绑以致开枪射击难民，致引起死亡（打死打伤者尚无统计）。
国共两党内斗比之中国草民百姓的命运，人世间的一切苦难都黯然失色了！
白 骨 之 城
“兵不血刃”的长春之战，把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推上了第一线。
尚传道在回忆录中写道∶“根据人民政府进城后确实统计，由于国民党‘杀民’政策饿、病而死的长春市民共达十二万人。”
10月24日，南京《中央日报》在一篇《长春国防守经过》中写道∶“据最低的估计，长春四周匪军前线野地里，从六月末到十月初，四个月中，前后堆积男女老少尸骨不下十五万具。”
长春变成不折不扣的死城，饿殍之城，白骨之城。
天遢了
67岁的宋占林老人，离休前是长春二道河子区城建局环卫科长。
老人说∶1948年春节前后，吉林和周围城镇有钱人都往长春跑，中农也跑，大车、爬犁络绎不绝。国民党宣传共产党“共产共妻”，“流血斗争”，都 害怕。长春一下子就变挤了，住房紧张，煤柴紧张。稻草最贵，一斤稻草换几斤大豆。跑进城的难民都有马。那时粮食还不见紧张，大豆有的是，都用豆饼、大豆烧 火做饭。我家也是，锅上锅下都是粮食。天热时就不大行了。先是把黄豆磨成面吃，不消化，胃受不了。难民杀马，烤马肉吃，像现在街上烤羊肉串儿似的。最先饿 死 的不少是难民，和进城谋生计的手艺人。
我就这二道河子生人。父母、兄弟四人，四个妯娌，三个孩子。我们兄弟身强力壮，我和大哥是木匠，儿哥是铜匠，在贫民区中算中上等人家。就这样，十三口之家也死了四口∶父亲叫流弹打死了，孩子全饿死了。
“兵不血刃”的长春之战，把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推上了第一线。
尚传道在回忆录中写道∶“根据人民政府进城后确实统计，由于国民党‘杀民’政策饿、病而死的长春市民共达十二万人。”
10月24日，南京《中央日报》在一篇《长春国防守经过》中写道∶“据最低的估计，长春四周匪军前线野地里，从六月末到十月初，四个月中，前后堆积男女老少尸骨不下十五万具。”
长春变成不折不扣的死城，饿殍之城，白骨之城。
天遢了
67岁的宋占林老人，离休前是长春二道河子区城建局环卫科长。
老人说∶1948年春节前后，吉林和周围城镇有钱人都往长春跑，中农也跑，大车、爬犁络绎不绝。国民党宣传共产党“共产共妻”，“流血斗争”，都 害怕。长春一下子就变挤了，住房紧张，煤柴紧张。稻草最贵，一斤稻草换几斤大豆。跑进城的难民都有马。那时粮食还不见紧张，大豆有的是，都用豆饼、大豆烧 火做饭。我家也是，锅上锅下都是粮食。天热时就不大行了。先是把黄豆磨成面吃，不消化，胃受不了。难民杀马，烤马肉吃，像现在街上烤羊肉串儿似的。最先饿 死 的不少是难民，和进城谋生计的手艺人。
我就这二道河子生人。父母、兄弟四人，四个妯娌，三个孩子。我们兄弟身强力壮，我和大哥是木匠，儿哥是铜匠，在贫民区中算中上等人家。就这样，十三口之家也死了四口∶父亲叫流弹打死了，孩子全饿死了。
朝阳区东朝阳路九居民委员会主任李素娥老人说∶
那时，我家住在老虎公园（今动植物园）北门。一家八口，父母和六个孩子，我是老大，那年十六岁。父亲在南岭运动场画跑道圈，原来就病恹恹的，最先饿倒的，接着是大弟弟。男人不经折腾，女人抗劲儿。我们家全靠我折腾了。爹妈常说∶是素娥救了一家人那！
李素娥说∶
每天都有饿死的人。死在家里的不知道，路边越来越多。我在南关永安桥头卖大米，身后咕呼一声，一个老头就倒那儿了。灌口米汤就能活过来。有收尸队，一路捡，往车上扔，说“喂狗”。狗吃人，人吃狗，那狗才肥呢。
宋占林说∶
死人最多的洪熙街和二道河子。洪熙街什么样子没见到，二道河子十室九空。开头还弄口棺材，接着是大柜、炕席甚么的，后来就那么往外拖也没人帮忙 了。都死，谁帮谁？ 拖不动了，就算到地方了，坐那儿就动不了了，也死那儿了，最后也没人拖了。炕上，地下，门口，路边，都是。有的白花花剩付骨架，有的正烂着，刚死的还象个 好人。大夏天，那绿头蝇呀，那蛆呀，那味儿呀。后来听城外人说，一刮风，十里、八里外都熏得头痛。
我们家附近没一家不死人的。同院的王青山，五口剩一口。西边何东山，也是五口剩一口。前院一个姓曾的木匠，七口人剩个老伴。“杨小个子”一家六口，剩个媳妇。后边一家“老毯儿”（东北称闯关东的河北人为“老毯儿”），六口全死了。
旧历八月初，我临出哨卡走到现在胶合板厂那儿，想喝点水。一家门窗全开着，进去一看，十多口人全死了，炕上地下，横躺竖卧。炕上有的还枕着枕头，女的搂着孩子，像睡着了似的。墙上一只挂钟，还“嘀嘀嗒嗒”走着。
开头见死人掉眼泪，头皮发炸。后来也害怕，不是怕死人，是觉得自己早晚也是这条道。再往后见了打个唉声就过去了，再往后再往后连个唉声也不打了，也不把死当回事儿了。
解放后，熟人见面就问∶你家剩几口？就像现在问∶你吃饭了吗？
解放后第一件事就是“救生埋死”。“救生”就是给活着的发粮食，“埋死”就是埋死人。我参加“埋死”了。干一天给五斤高粱米，干了个把月。全城都 干，全民大搞卫生运动，不然发生瘟疫更了不得。挖个大坑，把钢轨甚么的架上，尸体放在上面烧。大部分是埋的。有的集中一起挖个大坑埋，有的随处挖坑就埋 了。前院姓曾的一家都烂炕上了，拿不成个了，唉，别说了。第二年看吧，凡埋死人的地方都不长草，那地太“肥”了。
吉林省军区原参谋长刘悌，当时是独八师一团参谋长。
刘悌老人说∶
独八师当时就在二道河子执行围困任务。通信员说有个老太太，把饿死的老头的大腿煮吃了，吃了也死了。团长吴子玉是个老军，说那能有这种事。通信员说，不信我领你去看看。进去一看，锅里还剩条大腿。团长回来跟我说，那天都没吃饭。
宋占林说∶
我出哨卡前，看到路边一个人两大腿都剔光了。早就听说有吃人肉的，还不大信。那肉是刀剔的，不是狗啃的。那时早见不到狗了。
1955年，我当区机关党委书记时，有个挺好的党员发展对象，向党交心，说他那时吃过人肉。那还能入党吗？
国共两党辽沈战役之时，长春的守将是郑洞国。郑是与孙立人、戴安谰、杜聿明、廖耀湘齐名的抗战名将。是对中国抗战立了大功的人，林彪根本不是对 手。于是林彪就利用人海战术把长春围了个水泄不通，不放一个人出城。其目的是为了迫使城中百姓与守军争食，造成长春粮尽而降。最后直到满州全境陷共之后， 郑洞国才被迫出降。说起来，郑将军也真是一员骁将，只可惜了中国的长春公民，平白无故地被饿死了这么多人。
长春围城之战究竟饿死了多少中国公民，有几种说法。
其一是解放军中校作家张正隆在《雪白、血红》里说的十五万。因这一部书，王震差点儿要毙了他。他本来就不敢在书里披露太多的实情，而他所能得到的对解放军名声不利的资料也肯定是被尽量压缩了的。所以他书中所说的十五万不足为信。
另外1975年被释放的战犯段克文在他的《战犯回忆》一书中说，长春围城饿死了六十五万。他当时就在围城之中，有一天忽然听说城中有一家店铺在卖 熟肉，大家闻讯都蜂拥去抢购。段克文带人去了那家店铺一看，果然不出所料，卖的是人肉，当场就把老板拉出来毙了。段克文在书里说，他当时听说有个解放军连 长实在看不下去这么多老百姓被活活饿死，忍无可忍，拔枪自杀。段是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关押了四分之一世纪的“战犯”，对“新中国”当然恨之入骨，释放后绝不 留在国内，第一批就出去了。他当然乐意扬人之短，喜欢听扩大对手劣迹造成损失的传闻。所以他的六十五万说也不足为信。
日本曾出版过一些满州回归者的回忆录。其中比较有名的是后来任日本一家大保险公司总裁的回归者写的。当时他在满州国首都“新京”，即现在的长春。 国民党进城后，解放军把长春包围了起来。国民党本想遣送他们这些残存日本人回国，但长春的交通已被共产党完全切断。后来城里的粮价飞涨，呆在城里已活不下 去，他就和三个日本人一起想逃出去，结果城外共产党军设置了铁丝网防线，不让他们出去。他们身上带的一点粮食又被中国强盗抢走。他们在长春城外的荒野上露 宿了三个星期，每天靠吃野草度日。他的两个同伴后来都饿死了。他自己最后从野狗挖的狗洞中爬出铁丝网防线，一路讨饭来到沈阳，找到日本人遣送团，才得以生 还回国。据他说，长春城外到处都是饿死者的尸体，他亲眼看到中国人吃人肉的情景。当时日本新闻界估计在包围长春期间饿死约二十到三十万人，留在长春的日本 人也大部份都被饿死了。因为日方已经无条件投降，与国共双方都无关系，再加上日本新闻从业人员的竟业精神相对较好，相对比较客观，所以日本估计的长春围城 饿死二十到三十万人应该说是比较准的。
如果我们把代表解放军的张正隆中校所说的十五万和代表国军的段克文所说的六十五万两个向不同方向的夸张值取一个算术平均值，则是四十万。取一个几 何平均值，则是三十一万。那么中国方面国共两党的估计值应在三十万到四十万之间。日本方面的估计在二十万到三十万之间。则三十万人正好是两个估计之间的 值：日本估计的最高值与中国估计的最低值。这个数字和中国报导出来的南京大屠杀的数值差不多。
“辽沈战役”的总指挥是林彪。后来“九一三”林彪叛逃出境，所乘专机的安全性能应该是有保障的。然其却坠机而亡。林彪的这种下场，未使不是其指挥“辽沈战 役”，饿死三十万长春百姓的报应。那饿死围城的三十万冤魂郁结了三十年的冲天怨气，也不能放林彪活□逃出去。南京建立了大屠杀纪念馆，斗大的 “300000”镶嵌在高墙上。长春围城饿死的三十万人呢？为什么不建纪念馆？！南京的老百姓是人，长春的老百姓就不是人了吗？
再看小说《大决战》中的有关章节：
1948年6月5日，林彪、罗荣桓下达《围困长春办法》，决定对长春实行“久困长围”方针。要求采取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手段，围困长春。
6月中旬，东北野战军进一步明确对长春实施“久困长围，政治攻势，经济斗争”的总方针，组成围城指挥所，由肖劲光任司令，肖华任政委，统一指挥第12纵队 的第34、35师，第6纵队第18师，独立第6、7、8、9、10师共八个步兵师及一个炮兵团担负围城任务。自6月25日起，对长春正式开始实行久困长 围。以方圆45公里，纵深25公里为范围划为封锁区，禁止粮食、燃料、蔬菜等一切生活必需品运入长春，禁止人员出城。对有十万重兵守备坚固设法的大城市实 行围困，在解放军战史上还是首次，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只好在斗争中摸索总结。解放军采取军事包围、政治攻势和经济封锁三结合的方针。
那时，我家住在老虎公园（今动植物园）北门。一家八口，父母和六个孩子，我是老大，那年十六岁。父亲在南岭运动场画跑道圈，原来就病恹恹的，最先饿倒的，接着是大弟弟。男人不经折腾，女人抗劲儿。我们家全靠我折腾了。爹妈常说∶是素娥救了一家人那！
李素娥说∶
每天都有饿死的人。死在家里的不知道，路边越来越多。我在南关永安桥头卖大米，身后咕呼一声，一个老头就倒那儿了。灌口米汤就能活过来。有收尸队，一路捡，往车上扔，说“喂狗”。狗吃人，人吃狗，那狗才肥呢。
宋占林说∶
死人最多的洪熙街和二道河子。洪熙街什么样子没见到，二道河子十室九空。开头还弄口棺材，接着是大柜、炕席甚么的，后来就那么往外拖也没人帮忙 了。都死，谁帮谁？ 拖不动了，就算到地方了，坐那儿就动不了了，也死那儿了，最后也没人拖了。炕上，地下，门口，路边，都是。有的白花花剩付骨架，有的正烂着，刚死的还象个 好人。大夏天，那绿头蝇呀，那蛆呀，那味儿呀。后来听城外人说，一刮风，十里、八里外都熏得头痛。
我们家附近没一家不死人的。同院的王青山，五口剩一口。西边何东山，也是五口剩一口。前院一个姓曾的木匠，七口人剩个老伴。“杨小个子”一家六口，剩个媳妇。后边一家“老毯儿”（东北称闯关东的河北人为“老毯儿”），六口全死了。
旧历八月初，我临出哨卡走到现在胶合板厂那儿，想喝点水。一家门窗全开着，进去一看，十多口人全死了，炕上地下，横躺竖卧。炕上有的还枕着枕头，女的搂着孩子，像睡着了似的。墙上一只挂钟，还“嘀嘀嗒嗒”走着。
开头见死人掉眼泪，头皮发炸。后来也害怕，不是怕死人，是觉得自己早晚也是这条道。再往后见了打个唉声就过去了，再往后再往后连个唉声也不打了，也不把死当回事儿了。
解放后，熟人见面就问∶你家剩几口？就像现在问∶你吃饭了吗？
解放后第一件事就是“救生埋死”。“救生”就是给活着的发粮食，“埋死”就是埋死人。我参加“埋死”了。干一天给五斤高粱米，干了个把月。全城都 干，全民大搞卫生运动，不然发生瘟疫更了不得。挖个大坑，把钢轨甚么的架上，尸体放在上面烧。大部分是埋的。有的集中一起挖个大坑埋，有的随处挖坑就埋 了。前院姓曾的一家都烂炕上了，拿不成个了，唉，别说了。第二年看吧，凡埋死人的地方都不长草，那地太“肥”了。
吉林省军区原参谋长刘悌，当时是独八师一团参谋长。
刘悌老人说∶
独八师当时就在二道河子执行围困任务。通信员说有个老太太，把饿死的老头的大腿煮吃了，吃了也死了。团长吴子玉是个老军，说那能有这种事。通信员说，不信我领你去看看。进去一看，锅里还剩条大腿。团长回来跟我说，那天都没吃饭。
宋占林说∶
我出哨卡前，看到路边一个人两大腿都剔光了。早就听说有吃人肉的，还不大信。那肉是刀剔的，不是狗啃的。那时早见不到狗了。
1955年，我当区机关党委书记时，有个挺好的党员发展对象，向党交心，说他那时吃过人肉。那还能入党吗？
国共两党辽沈战役之时，长春的守将是郑洞国。郑是与孙立人、戴安谰、杜聿明、廖耀湘齐名的抗战名将。是对中国抗战立了大功的人，林彪根本不是对 手。于是林彪就利用人海战术把长春围了个水泄不通，不放一个人出城。其目的是为了迫使城中百姓与守军争食，造成长春粮尽而降。最后直到满州全境陷共之后， 郑洞国才被迫出降。说起来，郑将军也真是一员骁将，只可惜了中国的长春公民，平白无故地被饿死了这么多人。
长春围城之战究竟饿死了多少中国公民，有几种说法。
其一是解放军中校作家张正隆在《雪白、血红》里说的十五万。因这一部书，王震差点儿要毙了他。他本来就不敢在书里披露太多的实情，而他所能得到的对解放军名声不利的资料也肯定是被尽量压缩了的。所以他书中所说的十五万不足为信。
另外1975年被释放的战犯段克文在他的《战犯回忆》一书中说，长春围城饿死了六十五万。他当时就在围城之中，有一天忽然听说城中有一家店铺在卖 熟肉，大家闻讯都蜂拥去抢购。段克文带人去了那家店铺一看，果然不出所料，卖的是人肉，当场就把老板拉出来毙了。段克文在书里说，他当时听说有个解放军连 长实在看不下去这么多老百姓被活活饿死，忍无可忍，拔枪自杀。段是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关押了四分之一世纪的“战犯”，对“新中国”当然恨之入骨，释放后绝不 留在国内，第一批就出去了。他当然乐意扬人之短，喜欢听扩大对手劣迹造成损失的传闻。所以他的六十五万说也不足为信。
日本曾出版过一些满州回归者的回忆录。其中比较有名的是后来任日本一家大保险公司总裁的回归者写的。当时他在满州国首都“新京”，即现在的长春。 国民党进城后，解放军把长春包围了起来。国民党本想遣送他们这些残存日本人回国，但长春的交通已被共产党完全切断。后来城里的粮价飞涨，呆在城里已活不下 去，他就和三个日本人一起想逃出去，结果城外共产党军设置了铁丝网防线，不让他们出去。他们身上带的一点粮食又被中国强盗抢走。他们在长春城外的荒野上露 宿了三个星期，每天靠吃野草度日。他的两个同伴后来都饿死了。他自己最后从野狗挖的狗洞中爬出铁丝网防线，一路讨饭来到沈阳，找到日本人遣送团，才得以生 还回国。据他说，长春城外到处都是饿死者的尸体，他亲眼看到中国人吃人肉的情景。当时日本新闻界估计在包围长春期间饿死约二十到三十万人，留在长春的日本 人也大部份都被饿死了。因为日方已经无条件投降，与国共双方都无关系，再加上日本新闻从业人员的竟业精神相对较好，相对比较客观，所以日本估计的长春围城 饿死二十到三十万人应该说是比较准的。
如果我们把代表解放军的张正隆中校所说的十五万和代表国军的段克文所说的六十五万两个向不同方向的夸张值取一个算术平均值，则是四十万。取一个几 何平均值，则是三十一万。那么中国方面国共两党的估计值应在三十万到四十万之间。日本方面的估计在二十万到三十万之间。则三十万人正好是两个估计之间的 值：日本估计的最高值与中国估计的最低值。这个数字和中国报导出来的南京大屠杀的数值差不多。
“辽沈战役”的总指挥是林彪。后来“九一三”林彪叛逃出境，所乘专机的安全性能应该是有保障的。然其却坠机而亡。林彪的这种下场，未使不是其指挥“辽沈战 役”，饿死三十万长春百姓的报应。那饿死围城的三十万冤魂郁结了三十年的冲天怨气，也不能放林彪活□逃出去。南京建立了大屠杀纪念馆，斗大的 “300000”镶嵌在高墙上。长春围城饿死的三十万人呢？为什么不建纪念馆？！南京的老百姓是人，长春的老百姓就不是人了吗？
再看小说《大决战》中的有关章节：
1948年6月5日，林彪、罗荣桓下达《围困长春办法》，决定对长春实行“久困长围”方针。要求采取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手段，围困长春。
6月中旬，东北野战军进一步明确对长春实施“久困长围，政治攻势，经济斗争”的总方针，组成围城指挥所，由肖劲光任司令，肖华任政委，统一指挥第12纵队 的第34、35师，第6纵队第18师，独立第6、7、8、9、10师共八个步兵师及一个炮兵团担负围城任务。自6月25日起，对长春正式开始实行久困长 围。以方圆45公里，纵深25公里为范围划为封锁区，禁止粮食、燃料、蔬菜等一切生活必需品运入长春，禁止人员出城。对有十万重兵守备坚固设法的大城市实 行围困，在解放军战史上还是首次，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只好在斗争中摸索总结。解放军采取军事包围、政治攻势和经济封锁三结合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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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围困战 秦公廉 供稿
1948 年3月长春已经处于解放军的重重包围之中，成了地地道道的孤城。解放军对长春实行了“长围久困，展开政治攻势和经济斗争，使其粮弹俱困，人尽动摇时再攻” 的方针，为此解放军林彪、罗荣桓命约16万人部队长期围困长春。围城部队在二线部队和民兵配合下，在长春城外方圆25公里的地区，形成了一个严密的封锁 区。
长春位于东北腹地，是贯通京哈线、长图线及东北境内其他铁路线的交通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从倭寇占领东北开始，长春就成了一座现代化设防的城 市。尤其在伪满洲国建都后，倭寇关东军在长春城内和近郊修筑了许多永久性和半永久性的工事，国军在1946年进占长春后，又在此基础上修建了许多工事。
1948年初，解放军冬季攻势结束，已经占领了东北北部大部分地区，长春成为一座孤城。但蒋介石鉴于长春的重要战略地位，还不想放弃长春，为此，他特别任命了国军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指挥2个军6个师及其他部队共10万人，担任坚守长春的艰巨任务。
郑洞国此时为国民党中央侯补执行委员，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有一定的军事指挥能力，但主要是他在军队中人缘较好，个性不强，对上峰指令能积极执 行，没有什么私心。郑洞国于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曾率部参加台儿庄会战。1939年底以荣誉第一师师长兼中国军队第一个机械化部队第5军副军长 的身份，率部参加昆仑关作战，协助军长杜聿明取得了昆仑关大捷，名噪一时。后曾任中国驻印军新编第一军长、中国驻印军副总指挥，取得了缅北反攻战的胜利。 在这个过程中，他也成为蒋介石十分器重的特别能听话、打仗的将领。抗日战争一结束，他即出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副司令长官。现在他又“临危受命”，负责坚 守长春。
郑洞国到达长春后，在日伪遗留的防御工事基础上，又加修了许多工事，形成以核心集团工事同据点地堡群相结合的防御体系，号称“长春防务坚冠全国”。
但如此坚固的城防，在解放军的长围久困方针下却没能发挥其优点和作用，重创解放军人潮进攻。
解放军围城部队知道长春城防工事的厉害，轻易不敢贸然进宏，只是围而不打，同时他们为防止国军突然突围外撤，在城外构筑了数道坚固工事，尤其是在 封锁机场的阵地上和西南铁路口假想主要的突围方向上，部署了战斗力较强的兵力，在纵深有利的地域控制机动部队，一旦国军主力突破前沿阵地，就在运动中消耗 国军有生力量，在长春这个弹丸之地形成了“城外的城”的围城布局。
为了扰乱城中国军军心，围城解放军部队对长春实行了严密的经济封锁，在方圆45公里、25公里的封锁区内，禁止粮食、燃料、蔬菜等一切生活物资运 入市内，禁止市内人员出城。这一措施，等于卡住了国军和广大市民的脖子，把10万国军的命运掌握在解放军手中。10多万军人和数十万无辜市民的吃饭问题成 了郑洞国最头痛的大事。6月，长春国军正规军每人每天可以吃上1斤5两粮食，到了7月，每人定量减少了1/3。8月以后，除了新7军每周还能吃上一顿大米 饭外，其他各军只能靠高梁米掺大豆度日；到了9月，国军无法发出任何粮食，只好给士兵发钱，由各连士兵自己去买着吃，买到什么就吃什么。后来郑洞国在回忆 坚守长春的情况时曾这样说：“因为解放军的封锁，四乡粮食来源断。唯靠飞机空投，不仅数量少，而且……既飞得高，又不按规定办法投掷，把许多粮食误投到城 外解放军的阵地上……市内存粮日益减少，加以市场投机倒把，粮价一日数涨，市场混乱，市民和军心不安。甚至有新编新第7军的军官也参加投机倒把。”
为减轻缺粮的压力，郑洞国无奈采取了“驱民养兵”的政策，把市民成群地集中出来，并疏散那些无用的军官、职员、军属等也集合在一起，让他们结队或 结伴出城觅食，不要再返回城里，这样做既减轻城市负荷，又可使无辜人员脱离双方军队的战争苦海。但是因为外界解放军严密封锁，这些人无法获得出城自由，这 一政策因而没有成功，反而造成许多混乱和死亡，城内饿死的人越来越多，长春市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
蒋介石固守长春的目的本来是要牵制解放军主力，但随着林彪主力南下，兵锋直指北宁路，并完成对锦州的包围，长春便成了压在蒋介石身上的沉重包袱。 他现在反而后悔自己当初的这一决定了，这十几万大军眼看白白被扔在了解放军的嘴边。蒋介石对此已无计可施，10月2日，他在沈阳部署廖耀湘兵团西援锦州的 同时，只得下令长春守军待彰武方面开始攻击后即突围。
这时远在台湾训练新军的孙立人将军内心挂念与他在缅甸出生入死对日血战的原新38师众多袍泽的安危，多次电请蒋介石，希望同意将他本人空投于长春
后，由他指挥国军进行突围，并保证能将部队主力代出保卫圈，如未能突围成功，愿受军法从事。而最终，蒋介石没给孙立人将军这个机会，如孙立人执掌长春军事 指挥权，可能长春最后不会落得那样的结果。
郑洞国接令后，命令长春守军每人发足三日粮食，备足弹药，将所有不能走动的战马全部杀死食用。当天晚上，郑洞国又将长春城内团以上军官召集起来，部署向外突围的行动。
7日，经过一个星期的准备，郑洞国抽出大约两个师的兵力，首先发起一次试探性的突围，希望由长春的西北角打出去。他以美械第38师向长春南面解放 军阵地发动全力进攻，38师未出城，这个计划就被卧底通知了城外的解放军，等38师刚从城内出来，就被早已埋伏好伏兵攻击，受到重大损失后撤回城内。郑洞 国发现解放军的阻击力量很强，意识到要想突围是非常困难的，几乎没有成功的可能。不得已，他只好决定继续固守下去。
蒋介右见长春郑洞国并无动静，10日又给郑洞国送去了自己的亲笔信。蒋介石在信中要他经四平以东地区向东南方向突围，沈阳方向已派部队在路上接应。
郑洞国接到蒋介石手谕，立即召集军长、师长开会研究。但已经有了一次突围的经验和教训，大家一致认为目前官兵的体力因饥饿甚弱，很难突破解放军的 层层堵击，倘勉强突围，必招致全军覆没的后果。不如坚守下去，还可能多支撑些时日。长春国军太过悲观，片面认为无出路，只能等待最后的结果出现而已。
10月15日，锦州被攻克，整个东北国军的命运都在这一天决定了。蒋介石第三次来到沈阳，部署总撤退问题。为了他放心不下的长春，他这次亲自乘机飞临长春上空，给郑洞国空投手谕：
酉灰(10月10日)手令计达，现匪各纵队均被我吸引于辽西方面，你们应遵令即刻开始行动。现机油两缺，尔后即令守军全成饿殍，亦无再有转进之机会。如再迟延，坐失机宜，致陷全盘战局于不利，该副总司令、军长等，即以违抗命令论罪，应受到严厉之军纪制裁。
郑洞国接信，即召集所属将领开会。其时众人都明白要谈的是什么，无不愁眉苦脸，相对无言。郑传达了蒋介石的命令，当即决定于17日拂晓，实行突 围，并作了有关的部署。确定分左右两个纵队，左路由第60军担任，右路由新7军担任。兵团司令部及直属部队随右路纵队行进。郑洞国自己也知道这一次突围凶 多吉少，故情绪低沉。
第二天晚上，60军的政治部主任来向郑洞国报告说：“60军已决定今夜起义。”紧接着新7军也有报告说，60军的部队有变动，看情况可能发生问 题。郑立刻打电话找60军军长曾泽生，电话已不通。郑又立刻通知新7军：“突围行动停止，撤回原防。”并要该军迅速对60军方面派出警戒。
原来，在突围无望的情况下，长春守军中的一些国军将领情绪悲观，城中地下党纷纷与之做策反工作，也有一些军官通过各种方式同解放军取得联系。原云 南军阀的地方部队第60军曾泽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与围城解放军取得了联系。所以在郑洞国准备实施突围的当天，曾泽生突然率第60军军部及所辖第182师、 暂2l师和暂56师约2.6万余人投诚。
17日一早，郑洞国派副参谋长去找曾泽生，见面之后，曾泽生写了一张便条交副参谋长带回去给郑洞国，说明行动原因。郑接到后，又立刻将内容电告卫立煌。卫立煌接报后，也想不出任何办法。
蒋介石得悉曾泽生起义，大为恼火。17日即派飞机赴长春轰炸。当空军向郑洞国联络时，郑告诉他们：“现在轰炸已无意义，徒使老百姓受损，我看还是停止吧。”
曾泽生起义后，解放军围城部队于当日进城接管长春市东区，市西区新7军防区处在一片混乱之中。这时，围城部队只需一个突击，便可占领长春全城。但是为了减少自己伤亡，，围城部队采取了争取郑洞国、李鸿(新7军军长)等起义的方针，广泛开展政治攻势，大批瓦解国军。
10月18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以黄埔旧谊写信给郑洞国，信中这样说道：“欣闻曾泽生军长已率部起义，兄亦在考虑中，目前，全国胜负之局已 定，远者不论，近一个月，济南、锦州相继解放，20万大军全部覆灭……吴化文、曾泽生相继起义，即足证明人民解放军必将取得全国胜利已无疑义。兄今孤处危 城，人心士气久已背离，蒋介石纵数令兄部突围，但已遭解放军重重包围，何能逃脱。……望兄回念当年黄埔之革命初衷，毅然重举反帝反封建大旗，率领长春全部 守军，宣布反美反蒋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周恩来力劝郑放下武器，不要再做无谓的抵抗。与此同时，林彪、罗荣桓、刘亚楼也去电劝降。
在解放军的巨大军事和精神压力下，新7军于18日决定投降。19日10时，解放军受降部队在新7军代表引导下，从四面八方开入市区，整个长春市只 剩下一座中央银行大楼尚为国军占领。郑洞国已是上天无路，人地无门，陷入绝境，郑洞国的兵团司令部人员也决定投诚。蒋介石此时要杜聿明打电话给郑洞国，说 想派直升机去接他出来。郑接电后，只好付诸一叹，答复杜说：“现在已来不及了!”原来此时郑洞国已经身不由己似被软禁，自己的配枪都被部下藏了起来，要成 仁都没有工具，身边的随从等人员皆以做好投诚准备…….
10月21日，经兵团司令部人员私下与解放军谈判，双方商定郑洞国“体面投降”。兵团司令部让报务员打开电台，与南京作了最后的“诀别”，兵团司 令部警卫队轻重武器一齐开火，好让南京从电波中听到。然后，郑洞国被身旁随从们及兵团部人员从卧室床上架出的中央银行大楼。
蒋介石一直以为郑洞国已经“壮烈成仁，为国捐躯”。蒋介石还在高级干部会上，号召学习郑洞国杀身成仁、忠于党国的精神。岂知就在此时，郑洞国等一批被俘和投诚的国军高级将领已被运抵哈尔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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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围困战 秦公廉 供稿
1948 年3月长春已经处于解放军的重重包围之中，成了地地道道的孤城。解放军对长春实行了“长围久困，展开政治攻势和经济斗争，使其粮弹俱困，人尽动摇时再攻” 的方针，为此解放军林彪、罗荣桓命约16万人部队长期围困长春。围城部队在二线部队和民兵配合下，在长春城外方圆25公里的地区，形成了一个严密的封锁 区。
长春位于东北腹地，是贯通京哈线、长图线及东北境内其他铁路线的交通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从倭寇占领东北开始，长春就成了一座现代化设防的城 市。尤其在伪满洲国建都后，倭寇关东军在长春城内和近郊修筑了许多永久性和半永久性的工事，国军在1946年进占长春后，又在此基础上修建了许多工事。
1948年初，解放军冬季攻势结束，已经占领了东北北部大部分地区，长春成为一座孤城。但蒋介石鉴于长春的重要战略地位，还不想放弃长春，为此，他特别任命了国军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指挥2个军6个师及其他部队共10万人，担任坚守长春的艰巨任务。
郑洞国此时为国民党中央侯补执行委员，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有一定的军事指挥能力，但主要是他在军队中人缘较好，个性不强，对上峰指令能积极执 行，没有什么私心。郑洞国于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曾率部参加台儿庄会战。1939年底以荣誉第一师师长兼中国军队第一个机械化部队第5军副军长 的身份，率部参加昆仑关作战，协助军长杜聿明取得了昆仑关大捷，名噪一时。后曾任中国驻印军新编第一军长、中国驻印军副总指挥，取得了缅北反攻战的胜利。 在这个过程中，他也成为蒋介石十分器重的特别能听话、打仗的将领。抗日战争一结束，他即出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副司令长官。现在他又“临危受命”，负责坚 守长春。
郑洞国到达长春后，在日伪遗留的防御工事基础上，又加修了许多工事，形成以核心集团工事同据点地堡群相结合的防御体系，号称“长春防务坚冠全国”。
但如此坚固的城防，在解放军的长围久困方针下却没能发挥其优点和作用，重创解放军人潮进攻。
解放军围城部队知道长春城防工事的厉害，轻易不敢贸然进宏，只是围而不打，同时他们为防止国军突然突围外撤，在城外构筑了数道坚固工事，尤其是在 封锁机场的阵地上和西南铁路口假想主要的突围方向上，部署了战斗力较强的兵力，在纵深有利的地域控制机动部队，一旦国军主力突破前沿阵地，就在运动中消耗 国军有生力量，在长春这个弹丸之地形成了“城外的城”的围城布局。
为了扰乱城中国军军心，围城解放军部队对长春实行了严密的经济封锁，在方圆45公里、25公里的封锁区内，禁止粮食、燃料、蔬菜等一切生活物资运 入市内，禁止市内人员出城。这一措施，等于卡住了国军和广大市民的脖子，把10万国军的命运掌握在解放军手中。10多万军人和数十万无辜市民的吃饭问题成 了郑洞国最头痛的大事。6月，长春国军正规军每人每天可以吃上1斤5两粮食，到了7月，每人定量减少了1/3。8月以后，除了新7军每周还能吃上一顿大米 饭外，其他各军只能靠高梁米掺大豆度日；到了9月，国军无法发出任何粮食，只好给士兵发钱，由各连士兵自己去买着吃，买到什么就吃什么。后来郑洞国在回忆 坚守长春的情况时曾这样说：“因为解放军的封锁，四乡粮食来源断。唯靠飞机空投，不仅数量少，而且……既飞得高，又不按规定办法投掷，把许多粮食误投到城 外解放军的阵地上……市内存粮日益减少，加以市场投机倒把，粮价一日数涨，市场混乱，市民和军心不安。甚至有新编新第7军的军官也参加投机倒把。”
为减轻缺粮的压力，郑洞国无奈采取了“驱民养兵”的政策，把市民成群地集中出来，并疏散那些无用的军官、职员、军属等也集合在一起，让他们结队或 结伴出城觅食，不要再返回城里，这样做既减轻城市负荷，又可使无辜人员脱离双方军队的战争苦海。但是因为外界解放军严密封锁，这些人无法获得出城自由，这 一政策因而没有成功，反而造成许多混乱和死亡，城内饿死的人越来越多，长春市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
蒋介石固守长春的目的本来是要牵制解放军主力，但随着林彪主力南下，兵锋直指北宁路，并完成对锦州的包围，长春便成了压在蒋介石身上的沉重包袱。 他现在反而后悔自己当初的这一决定了，这十几万大军眼看白白被扔在了解放军的嘴边。蒋介石对此已无计可施，10月2日，他在沈阳部署廖耀湘兵团西援锦州的 同时，只得下令长春守军待彰武方面开始攻击后即突围。
这时远在台湾训练新军的孙立人将军内心挂念与他在缅甸出生入死对日血战的原新38师众多袍泽的安危，多次电请蒋介石，希望同意将他本人空投于长春
后，由他指挥国军进行突围，并保证能将部队主力代出保卫圈，如未能突围成功，愿受军法从事。而最终，蒋介石没给孙立人将军这个机会，如孙立人执掌长春军事 指挥权，可能长春最后不会落得那样的结果。
郑洞国接令后，命令长春守军每人发足三日粮食，备足弹药，将所有不能走动的战马全部杀死食用。当天晚上，郑洞国又将长春城内团以上军官召集起来，部署向外突围的行动。
7日，经过一个星期的准备，郑洞国抽出大约两个师的兵力，首先发起一次试探性的突围，希望由长春的西北角打出去。他以美械第38师向长春南面解放 军阵地发动全力进攻，38师未出城，这个计划就被卧底通知了城外的解放军，等38师刚从城内出来，就被早已埋伏好伏兵攻击，受到重大损失后撤回城内。郑洞 国发现解放军的阻击力量很强，意识到要想突围是非常困难的，几乎没有成功的可能。不得已，他只好决定继续固守下去。
蒋介右见长春郑洞国并无动静，10日又给郑洞国送去了自己的亲笔信。蒋介石在信中要他经四平以东地区向东南方向突围，沈阳方向已派部队在路上接应。
郑洞国接到蒋介石手谕，立即召集军长、师长开会研究。但已经有了一次突围的经验和教训，大家一致认为目前官兵的体力因饥饿甚弱，很难突破解放军的 层层堵击，倘勉强突围，必招致全军覆没的后果。不如坚守下去，还可能多支撑些时日。长春国军太过悲观，片面认为无出路，只能等待最后的结果出现而已。
10月15日，锦州被攻克，整个东北国军的命运都在这一天决定了。蒋介石第三次来到沈阳，部署总撤退问题。为了他放心不下的长春，他这次亲自乘机飞临长春上空，给郑洞国空投手谕：
酉灰(10月10日)手令计达，现匪各纵队均被我吸引于辽西方面，你们应遵令即刻开始行动。现机油两缺，尔后即令守军全成饿殍，亦无再有转进之机会。如再迟延，坐失机宜，致陷全盘战局于不利，该副总司令、军长等，即以违抗命令论罪，应受到严厉之军纪制裁。
郑洞国接信，即召集所属将领开会。其时众人都明白要谈的是什么，无不愁眉苦脸，相对无言。郑传达了蒋介石的命令，当即决定于17日拂晓，实行突 围，并作了有关的部署。确定分左右两个纵队，左路由第60军担任，右路由新7军担任。兵团司令部及直属部队随右路纵队行进。郑洞国自己也知道这一次突围凶 多吉少，故情绪低沉。
第二天晚上，60军的政治部主任来向郑洞国报告说：“60军已决定今夜起义。”紧接着新7军也有报告说，60军的部队有变动，看情况可能发生问 题。郑立刻打电话找60军军长曾泽生，电话已不通。郑又立刻通知新7军：“突围行动停止，撤回原防。”并要该军迅速对60军方面派出警戒。
原来，在突围无望的情况下，长春守军中的一些国军将领情绪悲观，城中地下党纷纷与之做策反工作，也有一些军官通过各种方式同解放军取得联系。原云 南军阀的地方部队第60军曾泽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与围城解放军取得了联系。所以在郑洞国准备实施突围的当天，曾泽生突然率第60军军部及所辖第182师、 暂2l师和暂56师约2.6万余人投诚。
17日一早，郑洞国派副参谋长去找曾泽生，见面之后，曾泽生写了一张便条交副参谋长带回去给郑洞国，说明行动原因。郑接到后，又立刻将内容电告卫立煌。卫立煌接报后，也想不出任何办法。
蒋介石得悉曾泽生起义，大为恼火。17日即派飞机赴长春轰炸。当空军向郑洞国联络时，郑告诉他们：“现在轰炸已无意义，徒使老百姓受损，我看还是停止吧。”
曾泽生起义后，解放军围城部队于当日进城接管长春市东区，市西区新7军防区处在一片混乱之中。这时，围城部队只需一个突击，便可占领长春全城。但是为了减少自己伤亡，，围城部队采取了争取郑洞国、李鸿(新7军军长)等起义的方针，广泛开展政治攻势，大批瓦解国军。
10月18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以黄埔旧谊写信给郑洞国，信中这样说道：“欣闻曾泽生军长已率部起义，兄亦在考虑中，目前，全国胜负之局已 定，远者不论，近一个月，济南、锦州相继解放，20万大军全部覆灭……吴化文、曾泽生相继起义，即足证明人民解放军必将取得全国胜利已无疑义。兄今孤处危 城，人心士气久已背离，蒋介石纵数令兄部突围，但已遭解放军重重包围，何能逃脱。……望兄回念当年黄埔之革命初衷，毅然重举反帝反封建大旗，率领长春全部 守军，宣布反美反蒋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周恩来力劝郑放下武器，不要再做无谓的抵抗。与此同时，林彪、罗荣桓、刘亚楼也去电劝降。
在解放军的巨大军事和精神压力下，新7军于18日决定投降。19日10时，解放军受降部队在新7军代表引导下，从四面八方开入市区，整个长春市只 剩下一座中央银行大楼尚为国军占领。郑洞国已是上天无路，人地无门，陷入绝境，郑洞国的兵团司令部人员也决定投诚。蒋介石此时要杜聿明打电话给郑洞国，说 想派直升机去接他出来。郑接电后，只好付诸一叹，答复杜说：“现在已来不及了!”原来此时郑洞国已经身不由己似被软禁，自己的配枪都被部下藏了起来，要成 仁都没有工具，身边的随从等人员皆以做好投诚准备…….
10月21日，经兵团司令部人员私下与解放军谈判，双方商定郑洞国“体面投降”。兵团司令部让报务员打开电台，与南京作了最后的“诀别”，兵团司 令部警卫队轻重武器一齐开火，好让南京从电波中听到。然后，郑洞国被身旁随从们及兵团部人员从卧室床上架出的中央银行大楼。
蒋介石一直以为郑洞国已经“壮烈成仁，为国捐躯”。蒋介石还在高级干部会上，号召学习郑洞国杀身成仁、忠于党国的精神。岂知就在此时，郑洞国等一批被俘和投诚的国军高级将领已被运抵哈尔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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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才会有抗日战争的信史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抗战史专家 京中 撰稿
《凤凰周刊》编者按：国共恩怨及长期内战，影响到对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评价，战胜国中国没有完全得到应得的荣誉与尊重，战败国日本的战争罪行没有得到彻底清算，战争遗留问题纠缠至今。
客观研究历史可知，在抗战期间，国共双方都有两条战线，国民党是一面抗日，一面限制、打击共产党；共产党是一面抗日，一面“冲破国民党的限制和束 缚，努力发展人民武装力量”。国共合作共同赢得了抗战的胜利，国共摩擦也使双方都付出了代价。但双方毕竟维护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团结，使中国没有亡国。因 此，国共双方在抗战中的贡献都应该得到海峡两岸的公正评价，而不应该延续内战思维，互相贬低对方的功绩。
历史写作要适合政治宣传的口味，这在大陆改革开放前受极左思想影响的时代最为明显。反过来，台湾和国民党方面也存在同样的情况。好在经过20多年 的思想解放和逐渐自由的学术研究与争鸣，大陆对抗战史的研究逐步向历史真相接近。只是大量学术成果局限在学术期刊和专著中，不为常人所知。同时，随着两岸 的和解和学术交流增多，海峡两岸学者的共同语言也越来越多。
抗战胜利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荣耀，值得海峡两岸好好珍惜和纪念。抗战的胜利，不仅是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对入侵外敌的第一次完全的胜利，而且改变了世界格局，中国从此成为遏制军国主义、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
抗战初期，中国几乎独自钳制了日本陆军主力，限制其北进苏联、南进太平洋的世界战略，阻止了德日两个法西斯会师中东的计划，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建立了独特的不可磨灭的功勋，其贡献和影响，不亚于美苏在二战中的作用。
抗战期间，中国付出伤亡军民3500万人的惨重代价。从全民族抗战的角度，从超越党派的大历史观出发，每一个士兵都为中国赢得了尊严和荣誉，每一 个牺牲者都值得缅怀和敬仰，而不管他们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从世界史的角度，也只有客观、公正地研究抗战史，抗战的价值才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
1949年以后，大陆历史学受现实政治影响甚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某一时期的政治需要决定着历史研究的方向。回想起来，上世纪50年代，因实行 “一边倒”（倒向苏联一边）的外交方针，后又发生“抗美援朝”战争，故而美帝侵华史最受看重。待至60年代末至7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于是沙俄侵华史的 研究热潮又应运而生。当然，作为学术事业，史学领域的这些课题均可研究，这里只是论及其政治背景。关键是，在近代帝国主义列强中，侵略中国最为猖狂，危害 中国最为严重，造成中国损失最为巨大的是日本。但在相当长时间内，却偏偏对于日本侵华史的研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历史写作要适合政治宣传的口味，这种情况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大致从80年代起才逐步有所改变。但其影响相当深远，不容低估。历史学的起码要求，要 尽可能还原历史真相。然而，历史为政治服务的影响，对这一 基本要求的实现是极大的妨碍。这在抗日战争史研究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80年代以前出版的许多历史教材，对抗日战争史的叙述受政治影响的主要表现在于：一是比较片面，往往侧重于讲中国共产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领
导敌后战场和敌后根据地方面的内容，而对全民族抗战的内容缺乏完整的叙述。二是不少地方缺乏真实性，多掩盖国民政府领导下正面战场积极抗战的史实，根据政 治的需要，褒贬历史，取舍史实。
这可以从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抗战态度的论述说起。蒋介石有无抗战决心因为蒋介石是国民党政权的首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推翻的主要对象，因 此，在历史的叙述中，他也成为口诛笔伐的主要靶的。现代中国历史上的一切罪过，凡是能与他沾上边的，无一不可归罪于他。在中共领导革命的历史上，各种地方 实力派，凡是反蒋者都是中共可以利用的对象，因而均可称之为“爱国”的“进步势力”。 由于西安事变，张学良和杨虎城“兵谏”扣蒋，张学良成为民族英雄。因此，对“九一八”事变中，张学良实行“不抵抗主义”也竭力掩饰，把这段历史说成是，张 学良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方针，张学良为蒋介石背了“黑锅”。
事实上，“九一八”事变发生前，蒋介石对日本的挑衅采取“避免冲突”的方针，事变发生后采取“诉诸国联”的作法，争取国际的同情和支持，同时准备 抵抗。这与张学良的“不抵抗主义”不同。这种差别后来在保卫锦州问题上表现得很清楚。当日军要进攻辽西时，从蒋介石到宋子文、顾维钧，和张学良的部下刘哲 等人都主张，东北军要在锦州抵抗。但张学良硬是不听，下令于学忠将东北军从锦州撤回关内。待至“九一八”事变4个多月后，1932 年“一二八”事变发生时，国民政府采取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蒋介石 与张学良在“不抵抗”问题上显然是有区别的。
张学良晚年多次谈及“九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责任问题。他反复说明，“九一八”事变时下令不抵抗者，是他自己，而不是国民中央政府。对“一二八”淞沪抗战，过去只承认第十九路军奋起抗日，而诬称蒋介石不予支持，甚至破坏。
实际情况是，蒋介石命令张治中率第五军赴沪支援参战，而表面上仍打第十九路军的旗号。“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抱定“卧薪尝胆”的态度，在对日忍 辱妥协的同时，积极部署为抗日进行准备。而以往只批判他施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进行剿共。其实，即使是“安内”，也不止于剿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它 还包括了消除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各派势力的对立，求得其内部的和平团结。
蒋介石领导国民政府为抗日战争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忽视这一点，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于17日在庐 山谈话会上即表明了抗战决心：和平已到最后关头，战争一旦发生，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卫国守土之责任。随后，国民党中央于8月上旬召开国防会议， 作出全国抗战的决策。
而冀察当局首领、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在卢沟桥事变后中了日本的缓兵计和离间计。当时，蒋介石和何应钦多次打电报给宋哲元，提醒他严防日本的缓 兵计。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央政府即下令孙连仲部、庞炳勋部北上增援平津，与第二十九军共同抗日。而宋哲元甚至拒绝增援的部队北上。可是，有的著作仍然认 为，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抱着避战求和的念头，影响了宋哲元，使后者举棋不定，态度软弱。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有没有准备投降
以往许多著作，都曾把抗日战争描绘成，似乎全国抗战是由中国共产党发动和领导的，而国民党政府则始终准备妥协投降。后者在抗日战争前不抵抗；抗战 开始后则是正面战场不断溃败，抗战态度动摇；武汉失守后则是“积极反共，消极抗日”，而反共即是准备投降。
中国抗日战争是中国一个弱国抵抗军事强国日本的战争。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政府之所以力求避免发生与日本的战争，或者尽量推迟战争，就是因为，中 国的军事作战能力、经济发展水平和政治上的统一程度等，均不如日本，故力求推迟战争的爆发，使中国尽量多争得一些准备的时间，这是有利于中国的。战争发生 后的事实，也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在抗日战争中，正面战场上，在“持久战”战略方针指导下，中国军队以血肉之躯，与武器装备远优于己的敌军作战，英勇抵抗，不畏牺牲，出现了许多可 歌可泣的英雄事 迹，牺牲的官兵达320多万。虽然中国正面战场在一些战役的作战指挥上存在弱点，军队内部存在团结协作较差以及纪律松弛和腐败等情况，但总体而言，在敌强 我弱的情况下，中国采取“持久消耗”战略，节节抵抗，至战略相持阶段积蓄培养力量，准备反攻，同时争取国际援助，“苦撑待变”，实现国际联合对日作战等方 针，都是正确的。国民政府坚持抗战到底，最后达到胜利。
在战争过程中，日本政府不断采取诱“和”手段，国民党政府确实多次与日本伸出的触角有所接触。这是不是就是想妥协投降呢？战争中“兵不厌诈”，同 时，“和谈”也是不厌诈的，关键是看国民党政府有没有出卖领土主权，真的向日本投降了。事实上并没有。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的接触，或是为延缓日军的进攻，或 是阻止汪精卫傀儡政府的成立，并没有中止抗战，准备投降。
抗战初期，在战局十分艰难的形势下，国民党政府提出过“和”的条件：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这是采纳了苏联为中国政府出的主意。过去有一种说法 是：你看，国民党政府抗战到底的“底”就是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东北大片领土都放弃不要了。实际上，当时中国军事上没有军事能力收复卢沟桥事变后失陷 的大片领土，如果通过和谈能使日本退出它占领的土地，这对中国不是非常有利吗？事实上，日本不可能接受这种条件。这恰恰证明，国民政府提出这样的条件对中 国是有利的，而对日本是不利的。
国民党政府何尝放弃过东北的领土不想收复呢？日本不知多少次要求中国承认伪满洲国，而国民党政府始终坚持不承认，而且将收复东北领土和甲午战争后 割让给日本的台湾，作为抗日战争的奋斗目标。直到开罗会议，这才正式得到了盟国美英的支持和确认。
反共与投降能混为一谈吗？
2004年，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一书，收录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曾景忠的论文《有关中日战争时期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中共指导的研讨》。
该论文认为，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进行斗争的一个重要理论，就是反共即投降。这是汪精卫投降日本后，中共开始采取的一种策略。 1939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即发出指示：“利用反汪运动机会进行反对一切投降派的活动，并着重指明反共与投降问题的密切联系，证明反共是投降的阴谋， 是亲日恐日分子准备投降的一种步骤。”中共中央多次发出反对投降活动的指示，大力宣传“反共即准备投降”的观点。因为在抗日战争时期，说谁要投降，那是过 街老鼠，人人喊打的。
毛泽东还说：“中国内部的汉奸，公开的汪精卫和暗藏的汪精卫，他们破坏抗战，破坏团结，向后倒退，也更加积极了。他们想使中国大部投降，内部分 裂，国内打仗。”“不但汪精卫在演出，更严重的就是还有许多的张精卫、李精卫，他们暗藏在抗日阵线内部，也在和汪精卫里应外合地演出，有些演双簧，有些装 红白脸。”他明确表示：“不论是公开的汪精卫和（或）暗藏的汪精卫，都应该给以坚决的打击。”
“暗藏的汪精卫”和“张精卫”、“李精卫”指的是谁呢？《毛泽东选集》的注释对此有明确的解释：“当时汪精卫是公开投降的主要头目，蒋介石则是暗 藏在抗日阵线内部的投降派的主要头目，也即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暗藏的汪精卫’，或‘张精卫、李精卫’。”
按照毛泽东当年的观点，已经投降日本的汪精卫固然是投降派，没有投降日本的蒋介石则是“暗藏的投降派”。照此说来，既然连国民党主流派的代表、国 民党总裁蒋介石都是“投降派”，都要“给以坚决的打击”，那么，还怎么可能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国共两党团结，共同抗日呢？
毛泽东当年将反共与投降混为一谈，在理论和逻辑上难以成立。因为反共（国共矛盾）是国内矛盾，投降（对日）是中日国际矛盾。二者并不是一回事。反 共者，确有投降的，如汪精卫；但也有抗战到底的，如蒋介石。怎么能说反共一定就与投降相联系呢？怎么能因蒋介石反共，就咬定他是要准备投降呢？
对国民党来说，抗日与反共两者是可以并存的。蒋介石的反共立场未变，但他坚持抗战。蒋介石一贯坚持反共立场，其统治地位在抗战胜利后的国内战争中被共产党取代，但不能因此否认他坚持抗战。
对平型关战斗的宣传和叙述前后不一
在中国，无论在抗日战争时期，还是在叙述抗日战争那段历史时，凡抗日总是受到尊重、赞扬的。因此，国共双方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无论是抗战时期进 行宣传，还是在其后撰述抗战史，都难免有夸大自身抗日战绩的情况。如果几支军队共同抗日作战，你只讲独有自己抗日，不惜贬损抹煞对立一方的抗战功绩，岂不 背离事实？
对抗战初期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参加平型关战斗情况的宣传和叙述，就出现前后不一的说法。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林彪）在平型关外 蔡家峪——小寨一带伏击日军一支辎重部队，打了一个胜仗，消灭了不少日军，缴获颇丰。
但这场战斗只是平型关战役中的一次战斗。而当时的宣传和后来不少著作，几乎以这场战斗替代了整个平型关战役的叙述，使一般不了解情况者误以为，平 型关战役就只有八路军在那里打仗。关于这次战斗的歼敌人数，把消灭敌军数百人夸大为消灭敌军数千人（原先说是歼灭日军板垣师团三千多人，80年代后许多中 共党史军史著作已改为歼敌一千多人，90年代有的著作复又改为500余人、600人）。
事实上，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参加平型关战役，只是9月25日在平型关外东北山地蔡家峪附近，从关沟到东河南村地段，主要在小寨村山沟的战斗，参加部 队是一个师，时间只有9月25日一天。而平型关战役是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部署指挥的战役，集结参加此役的有孙楚、杨澄源、傅作义、陈长捷、高桂 滋、刘茂恩、朱德等七个军十数个师的部队。如从9月12日大同失守后广灵、灵邱作战算起，至9月底茹越口、铁角岭南失陷，中国军队从平型关地区撤退，则先 后有20天左右。仅在最靠近平型关的地区作战，也有10天左右。
国民政府军大批部队担任平型关正面与日军作战，在许多要点与日军反复争夺，给日军重创。在林彪师于蔡家峪附近伏击战前后，第三十三军第八旅（孟宪 吉）在平型关前与日军激战两昼夜；第一一五师蔡家峪附近伏击战的前一天（9月24日），第十七军（高桂滋）在平型关前与日军搏战，伤亡即达一千多人；第七 十一师（郭宗玢）反攻团城口曾与日军激战；第六十一军（陈长捷）为解救第七十一师，攻占鹞子涧，程继贤团几全部牺牲；孟宪吉旅与第六十一军吕瑞英旅在东、 西跑池与日军也进行了拼战。最后有第三十四军（杨澄源）第二0三旅（梁鉴堂）的壮烈牺牲。
一些著作中，对第一一五师的团营作战情况都细加叙述，而对其他一些军、师、旅的作战都置于不论。将第一一五师参加的一场平型关外的伏击战斗与整个 平型关战役混淆，抹煞其他许多部队的战绩，甚至给人印象，似乎只有八路军积极抗日，其他的国民政府军队不是逃跑，就是溃退。这是有违历史事实的。
过去将1937年11月太原失陷后的山西甚至华北战局，说成是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从此进入主要地位。 实际上，太原失陷后一段时间内，八路军的力量仍然有限。即就山西省而言，几年中，晋军阎锡山部，卫立煌指挥的中央军以及其他各部军队还大量存在。
直到1941年晋南中条山会战后，恐怕才能说，中共领导的八路军代替了国民党政府军在山西作为主要抗战力量的地位。过去有的著作对中共军队敌后作 战中，即使消灭敌军数十人，也用显微镜放大看，称之为著名战斗，而对正面战场数万数十万人参加的一些重要会战、战役却往往一笔带过。
在1943年公布的国共两党抗日战绩的比较文件中，将八路军和新四军所处广大地区驻扎的日军总数都算作八路军、新四军抗击的日军总数，于是得出共 产党军队抗击了全部侵华日军的58%，而国民党政府军仅抗击了日军的42%。这不符合战争的实际情况。
怎样才会有抗日战争的信史
对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存在一个从什么视角来分析研究考量的问题，即是从对某一个政党力量发展的利害出发，还是从全民族的利害出发来研究之区别。出发点不同，结论自然就完全不一样。
如果站在中共一党保存和发展力量的角度，甚至连最值得大力宣扬的第一一五师参加的平型关战斗，也要被指责为违反中共中央独立自主的游击战方针，因 为这次战斗八路 军也有相当的牺牲和损失。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随着对林彪的批判，就出现过这样的观点。这样的观点，是强调要从有利于共产党军队力量的保存和发展 来评判是否应打平型关战斗的极致。80年代，有论者就此进行了批驳。
对1940年八路军总部发动和指挥的百团大战，在评价上历来发生较大的争议，也是这方面的例证。1959年中共中央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原八路军 副总指挥）后，对百团大战几乎全盘否定。彭德怀冤案平反后，中共党史军史学界对此役的评价仍有争论。虽然多数论者都重新肯定此役积极抗日，予敌重创，但仍 然有人坚持说此役过早暴露了八路军的力量，引发日军对华北敌后根据地的残酷扫荡。这完全是从保存和发展八路军的力量的角度出发作分析。
如果从全民族抗战的立场出发，只要是消灭了日军的有生力量，即使作出相当牺牲，不都是值得赞扬值得肯定的吗？如果仅从保存自身力量的立场出发，那 么国民党政府军打了那么多大会战、大战役，每战牺牲多少万人，岂不都是应该避免的了？假如是这样，还谈得上什么抗日战争？中国全民族抗战还指靠谁来抗战 呢？
国共两党都参加了抗日战争，但是两党的抗日目的和奋斗目标并不相同。1949年前，在国内问题上，国共两党的政治立场对立，长期处于敌对状态。 1949年后，这种情况还延续了几十年。现在，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两党领导层都已经更换了几代。度尽劫波兄弟在，相见一笑泯恩仇。
最近，台湾的国民党领导人和从国民党分化出来的亲民党领导人，相继访问大陆，在与中共领导人的会谈中，三方都表现出，愿以共同的中华民族立场，展 望中华民族的统一和复兴。这受到一切爱国的中国人的欢迎。国共敌对状态应当可以从此化解了。
无论在抗日战争时期，还是在抗战结束后，处于政治敌对状态下制订的文件，或者领导人的讲话，我们现在不能照搬过来，代替对历史的研究，依为结论。 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原则，以往的种种文件、讲话，都需要接受历史事实的检验，才能判断其是否真实，是否正确。
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已经60个年头了。对于六七十年前的这场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究竟应当怎样全面客观的认识，这是值得思考的。
民族的利益应当高于政党的利益。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无论如何，应当完全走出片面狭隘为政治宣传服务的圈子，转入从客观史实出发，还原历史真相，这样才能走向学术正轨，才具有科学性，才会有抗日战争的信史。
怎样才会有抗日战争的信史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抗战史专家 京中 撰稿
《凤凰周刊》编者按：国共恩怨及长期内战，影响到对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评价，战胜国中国没有完全得到应得的荣誉与尊重，战败国日本的战争罪行没有得到彻底清算，战争遗留问题纠缠至今。
客观研究历史可知，在抗战期间，国共双方都有两条战线，国民党是一面抗日，一面限制、打击共产党；共产党是一面抗日，一面“冲破国民党的限制和束 缚，努力发展人民武装力量”。国共合作共同赢得了抗战的胜利，国共摩擦也使双方都付出了代价。但双方毕竟维护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团结，使中国没有亡国。因 此，国共双方在抗战中的贡献都应该得到海峡两岸的公正评价，而不应该延续内战思维，互相贬低对方的功绩。
历史写作要适合政治宣传的口味，这在大陆改革开放前受极左思想影响的时代最为明显。反过来，台湾和国民党方面也存在同样的情况。好在经过20多年 的思想解放和逐渐自由的学术研究与争鸣，大陆对抗战史的研究逐步向历史真相接近。只是大量学术成果局限在学术期刊和专著中，不为常人所知。同时，随着两岸 的和解和学术交流增多，海峡两岸学者的共同语言也越来越多。
抗战胜利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荣耀，值得海峡两岸好好珍惜和纪念。抗战的胜利，不仅是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对入侵外敌的第一次完全的胜利，而且改变了世界格局，中国从此成为遏制军国主义、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
抗战初期，中国几乎独自钳制了日本陆军主力，限制其北进苏联、南进太平洋的世界战略，阻止了德日两个法西斯会师中东的计划，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建立了独特的不可磨灭的功勋，其贡献和影响，不亚于美苏在二战中的作用。
抗战期间，中国付出伤亡军民3500万人的惨重代价。从全民族抗战的角度，从超越党派的大历史观出发，每一个士兵都为中国赢得了尊严和荣誉，每一 个牺牲者都值得缅怀和敬仰，而不管他们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从世界史的角度，也只有客观、公正地研究抗战史，抗战的价值才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
1949年以后，大陆历史学受现实政治影响甚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某一时期的政治需要决定着历史研究的方向。回想起来，上世纪50年代，因实行 “一边倒”（倒向苏联一边）的外交方针，后又发生“抗美援朝”战争，故而美帝侵华史最受看重。待至60年代末至7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于是沙俄侵华史的 研究热潮又应运而生。当然，作为学术事业，史学领域的这些课题均可研究，这里只是论及其政治背景。关键是，在近代帝国主义列强中，侵略中国最为猖狂，危害 中国最为严重，造成中国损失最为巨大的是日本。但在相当长时间内，却偏偏对于日本侵华史的研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历史写作要适合政治宣传的口味，这种情况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大致从80年代起才逐步有所改变。但其影响相当深远，不容低估。历史学的起码要求，要 尽可能还原历史真相。然而，历史为政治服务的影响，对这一 基本要求的实现是极大的妨碍。这在抗日战争史研究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80年代以前出版的许多历史教材，对抗日战争史的叙述受政治影响的主要表现在于：一是比较片面，往往侧重于讲中国共产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领
导敌后战场和敌后根据地方面的内容，而对全民族抗战的内容缺乏完整的叙述。二是不少地方缺乏真实性，多掩盖国民政府领导下正面战场积极抗战的史实，根据政 治的需要，褒贬历史，取舍史实。
这可以从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抗战态度的论述说起。蒋介石有无抗战决心因为蒋介石是国民党政权的首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推翻的主要对象，因 此，在历史的叙述中，他也成为口诛笔伐的主要靶的。现代中国历史上的一切罪过，凡是能与他沾上边的，无一不可归罪于他。在中共领导革命的历史上，各种地方 实力派，凡是反蒋者都是中共可以利用的对象，因而均可称之为“爱国”的“进步势力”。 由于西安事变，张学良和杨虎城“兵谏”扣蒋，张学良成为民族英雄。因此，对“九一八”事变中，张学良实行“不抵抗主义”也竭力掩饰，把这段历史说成是，张 学良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方针，张学良为蒋介石背了“黑锅”。
事实上，“九一八”事变发生前，蒋介石对日本的挑衅采取“避免冲突”的方针，事变发生后采取“诉诸国联”的作法，争取国际的同情和支持，同时准备 抵抗。这与张学良的“不抵抗主义”不同。这种差别后来在保卫锦州问题上表现得很清楚。当日军要进攻辽西时，从蒋介石到宋子文、顾维钧，和张学良的部下刘哲 等人都主张，东北军要在锦州抵抗。但张学良硬是不听，下令于学忠将东北军从锦州撤回关内。待至“九一八”事变4个多月后，1932 年“一二八”事变发生时，国民政府采取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蒋介石 与张学良在“不抵抗”问题上显然是有区别的。
张学良晚年多次谈及“九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责任问题。他反复说明，“九一八”事变时下令不抵抗者，是他自己，而不是国民中央政府。对“一二八”淞沪抗战，过去只承认第十九路军奋起抗日，而诬称蒋介石不予支持，甚至破坏。
实际情况是，蒋介石命令张治中率第五军赴沪支援参战，而表面上仍打第十九路军的旗号。“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抱定“卧薪尝胆”的态度，在对日忍 辱妥协的同时，积极部署为抗日进行准备。而以往只批判他施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进行剿共。其实，即使是“安内”，也不止于剿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它 还包括了消除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各派势力的对立，求得其内部的和平团结。
蒋介石领导国民政府为抗日战争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忽视这一点，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于17日在庐 山谈话会上即表明了抗战决心：和平已到最后关头，战争一旦发生，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卫国守土之责任。随后，国民党中央于8月上旬召开国防会议， 作出全国抗战的决策。
而冀察当局首领、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在卢沟桥事变后中了日本的缓兵计和离间计。当时，蒋介石和何应钦多次打电报给宋哲元，提醒他严防日本的缓 兵计。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央政府即下令孙连仲部、庞炳勋部北上增援平津，与第二十九军共同抗日。而宋哲元甚至拒绝增援的部队北上。可是，有的著作仍然认 为，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抱着避战求和的念头，影响了宋哲元，使后者举棋不定，态度软弱。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有没有准备投降
以往许多著作，都曾把抗日战争描绘成，似乎全国抗战是由中国共产党发动和领导的，而国民党政府则始终准备妥协投降。后者在抗日战争前不抵抗；抗战 开始后则是正面战场不断溃败，抗战态度动摇；武汉失守后则是“积极反共，消极抗日”，而反共即是准备投降。
中国抗日战争是中国一个弱国抵抗军事强国日本的战争。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政府之所以力求避免发生与日本的战争，或者尽量推迟战争，就是因为，中 国的军事作战能力、经济发展水平和政治上的统一程度等，均不如日本，故力求推迟战争的爆发，使中国尽量多争得一些准备的时间，这是有利于中国的。战争发生 后的事实，也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在抗日战争中，正面战场上，在“持久战”战略方针指导下，中国军队以血肉之躯，与武器装备远优于己的敌军作战，英勇抵抗，不畏牺牲，出现了许多可 歌可泣的英雄事 迹，牺牲的官兵达320多万。虽然中国正面战场在一些战役的作战指挥上存在弱点，军队内部存在团结协作较差以及纪律松弛和腐败等情况，但总体而言，在敌强 我弱的情况下，中国采取“持久消耗”战略，节节抵抗，至战略相持阶段积蓄培养力量，准备反攻，同时争取国际援助，“苦撑待变”，实现国际联合对日作战等方 针，都是正确的。国民政府坚持抗战到底，最后达到胜利。
在战争过程中，日本政府不断采取诱“和”手段，国民党政府确实多次与日本伸出的触角有所接触。这是不是就是想妥协投降呢？战争中“兵不厌诈”，同 时，“和谈”也是不厌诈的，关键是看国民党政府有没有出卖领土主权，真的向日本投降了。事实上并没有。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的接触，或是为延缓日军的进攻，或 是阻止汪精卫傀儡政府的成立，并没有中止抗战，准备投降。
抗战初期，在战局十分艰难的形势下，国民党政府提出过“和”的条件：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这是采纳了苏联为中国政府出的主意。过去有一种说法 是：你看，国民党政府抗战到底的“底”就是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东北大片领土都放弃不要了。实际上，当时中国军事上没有军事能力收复卢沟桥事变后失陷 的大片领土，如果通过和谈能使日本退出它占领的土地，这对中国不是非常有利吗？事实上，日本不可能接受这种条件。这恰恰证明，国民政府提出这样的条件对中 国是有利的，而对日本是不利的。
国民党政府何尝放弃过东北的领土不想收复呢？日本不知多少次要求中国承认伪满洲国，而国民党政府始终坚持不承认，而且将收复东北领土和甲午战争后 割让给日本的台湾，作为抗日战争的奋斗目标。直到开罗会议，这才正式得到了盟国美英的支持和确认。
反共与投降能混为一谈吗？
2004年，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一书，收录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曾景忠的论文《有关中日战争时期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中共指导的研讨》。
该论文认为，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进行斗争的一个重要理论，就是反共即投降。这是汪精卫投降日本后，中共开始采取的一种策略。 1939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即发出指示：“利用反汪运动机会进行反对一切投降派的活动，并着重指明反共与投降问题的密切联系，证明反共是投降的阴谋， 是亲日恐日分子准备投降的一种步骤。”中共中央多次发出反对投降活动的指示，大力宣传“反共即准备投降”的观点。因为在抗日战争时期，说谁要投降，那是过 街老鼠，人人喊打的。
毛泽东还说：“中国内部的汉奸，公开的汪精卫和暗藏的汪精卫，他们破坏抗战，破坏团结，向后倒退，也更加积极了。他们想使中国大部投降，内部分 裂，国内打仗。”“不但汪精卫在演出，更严重的就是还有许多的张精卫、李精卫，他们暗藏在抗日阵线内部，也在和汪精卫里应外合地演出，有些演双簧，有些装 红白脸。”他明确表示：“不论是公开的汪精卫和（或）暗藏的汪精卫，都应该给以坚决的打击。”
“暗藏的汪精卫”和“张精卫”、“李精卫”指的是谁呢？《毛泽东选集》的注释对此有明确的解释：“当时汪精卫是公开投降的主要头目，蒋介石则是暗 藏在抗日阵线内部的投降派的主要头目，也即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暗藏的汪精卫’，或‘张精卫、李精卫’。”
按照毛泽东当年的观点，已经投降日本的汪精卫固然是投降派，没有投降日本的蒋介石则是“暗藏的投降派”。照此说来，既然连国民党主流派的代表、国 民党总裁蒋介石都是“投降派”，都要“给以坚决的打击”，那么，还怎么可能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国共两党团结，共同抗日呢？
毛泽东当年将反共与投降混为一谈，在理论和逻辑上难以成立。因为反共（国共矛盾）是国内矛盾，投降（对日）是中日国际矛盾。二者并不是一回事。反 共者，确有投降的，如汪精卫；但也有抗战到底的，如蒋介石。怎么能说反共一定就与投降相联系呢？怎么能因蒋介石反共，就咬定他是要准备投降呢？
对国民党来说，抗日与反共两者是可以并存的。蒋介石的反共立场未变，但他坚持抗战。蒋介石一贯坚持反共立场，其统治地位在抗战胜利后的国内战争中被共产党取代，但不能因此否认他坚持抗战。
对平型关战斗的宣传和叙述前后不一
在中国，无论在抗日战争时期，还是在叙述抗日战争那段历史时，凡抗日总是受到尊重、赞扬的。因此，国共双方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无论是抗战时期进 行宣传，还是在其后撰述抗战史，都难免有夸大自身抗日战绩的情况。如果几支军队共同抗日作战，你只讲独有自己抗日，不惜贬损抹煞对立一方的抗战功绩，岂不 背离事实？
对抗战初期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参加平型关战斗情况的宣传和叙述，就出现前后不一的说法。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林彪）在平型关外 蔡家峪——小寨一带伏击日军一支辎重部队，打了一个胜仗，消灭了不少日军，缴获颇丰。
但这场战斗只是平型关战役中的一次战斗。而当时的宣传和后来不少著作，几乎以这场战斗替代了整个平型关战役的叙述，使一般不了解情况者误以为，平 型关战役就只有八路军在那里打仗。关于这次战斗的歼敌人数，把消灭敌军数百人夸大为消灭敌军数千人（原先说是歼灭日军板垣师团三千多人，80年代后许多中 共党史军史著作已改为歼敌一千多人，90年代有的著作复又改为500余人、600人）。
事实上，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参加平型关战役，只是9月25日在平型关外东北山地蔡家峪附近，从关沟到东河南村地段，主要在小寨村山沟的战斗，参加部 队是一个师，时间只有9月25日一天。而平型关战役是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部署指挥的战役，集结参加此役的有孙楚、杨澄源、傅作义、陈长捷、高桂 滋、刘茂恩、朱德等七个军十数个师的部队。如从9月12日大同失守后广灵、灵邱作战算起，至9月底茹越口、铁角岭南失陷，中国军队从平型关地区撤退，则先 后有20天左右。仅在最靠近平型关的地区作战，也有10天左右。
国民政府军大批部队担任平型关正面与日军作战，在许多要点与日军反复争夺，给日军重创。在林彪师于蔡家峪附近伏击战前后，第三十三军第八旅（孟宪 吉）在平型关前与日军激战两昼夜；第一一五师蔡家峪附近伏击战的前一天（9月24日），第十七军（高桂滋）在平型关前与日军搏战，伤亡即达一千多人；第七 十一师（郭宗玢）反攻团城口曾与日军激战；第六十一军（陈长捷）为解救第七十一师，攻占鹞子涧，程继贤团几全部牺牲；孟宪吉旅与第六十一军吕瑞英旅在东、 西跑池与日军也进行了拼战。最后有第三十四军（杨澄源）第二0三旅（梁鉴堂）的壮烈牺牲。
一些著作中，对第一一五师的团营作战情况都细加叙述，而对其他一些军、师、旅的作战都置于不论。将第一一五师参加的一场平型关外的伏击战斗与整个 平型关战役混淆，抹煞其他许多部队的战绩，甚至给人印象，似乎只有八路军积极抗日，其他的国民政府军队不是逃跑，就是溃退。这是有违历史事实的。
过去将1937年11月太原失陷后的山西甚至华北战局，说成是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从此进入主要地位。 实际上，太原失陷后一段时间内，八路军的力量仍然有限。即就山西省而言，几年中，晋军阎锡山部，卫立煌指挥的中央军以及其他各部军队还大量存在。
直到1941年晋南中条山会战后，恐怕才能说，中共领导的八路军代替了国民党政府军在山西作为主要抗战力量的地位。过去有的著作对中共军队敌后作 战中，即使消灭敌军数十人，也用显微镜放大看，称之为著名战斗，而对正面战场数万数十万人参加的一些重要会战、战役却往往一笔带过。
在1943年公布的国共两党抗日战绩的比较文件中，将八路军和新四军所处广大地区驻扎的日军总数都算作八路军、新四军抗击的日军总数，于是得出共 产党军队抗击了全部侵华日军的58%，而国民党政府军仅抗击了日军的42%。这不符合战争的实际情况。
怎样才会有抗日战争的信史
对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存在一个从什么视角来分析研究考量的问题，即是从对某一个政党力量发展的利害出发，还是从全民族的利害出发来研究之区别。出发点不同，结论自然就完全不一样。
如果站在中共一党保存和发展力量的角度，甚至连最值得大力宣扬的第一一五师参加的平型关战斗，也要被指责为违反中共中央独立自主的游击战方针，因 为这次战斗八路 军也有相当的牺牲和损失。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随着对林彪的批判，就出现过这样的观点。这样的观点，是强调要从有利于共产党军队力量的保存和发展 来评判是否应打平型关战斗的极致。80年代，有论者就此进行了批驳。
对1940年八路军总部发动和指挥的百团大战，在评价上历来发生较大的争议，也是这方面的例证。1959年中共中央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原八路军 副总指挥）后，对百团大战几乎全盘否定。彭德怀冤案平反后，中共党史军史学界对此役的评价仍有争论。虽然多数论者都重新肯定此役积极抗日，予敌重创，但仍 然有人坚持说此役过早暴露了八路军的力量，引发日军对华北敌后根据地的残酷扫荡。这完全是从保存和发展八路军的力量的角度出发作分析。
如果从全民族抗战的立场出发，只要是消灭了日军的有生力量，即使作出相当牺牲，不都是值得赞扬值得肯定的吗？如果仅从保存自身力量的立场出发，那 么国民党政府军打了那么多大会战、大战役，每战牺牲多少万人，岂不都是应该避免的了？假如是这样，还谈得上什么抗日战争？中国全民族抗战还指靠谁来抗战 呢？
国共两党都参加了抗日战争，但是两党的抗日目的和奋斗目标并不相同。1949年前，在国内问题上，国共两党的政治立场对立，长期处于敌对状态。 1949年后，这种情况还延续了几十年。现在，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两党领导层都已经更换了几代。度尽劫波兄弟在，相见一笑泯恩仇。
最近，台湾的国民党领导人和从国民党分化出来的亲民党领导人，相继访问大陆，在与中共领导人的会谈中，三方都表现出，愿以共同的中华民族立场，展 望中华民族的统一和复兴。这受到一切爱国的中国人的欢迎。国共敌对状态应当可以从此化解了。
无论在抗日战争时期，还是在抗战结束后，处于政治敌对状态下制订的文件，或者领导人的讲话，我们现在不能照搬过来，代替对历史的研究，依为结论。 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原则，以往的种种文件、讲话，都需要接受历史事实的检验，才能判断其是否真实，是否正确。
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已经60个年头了。对于六七十年前的这场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究竟应当怎样全面客观的认识，这是值得思考的。
民族的利益应当高于政党的利益。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无论如何，应当完全走出片面狭隘为政治宣传服务的圈子，转入从客观史实出发，还原历史真相，这样才能走向学术正轨，才具有科学性，才会有抗日战争的信史。
[FONT=宋体]凭什么说《雪白血红》是反动书？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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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青锋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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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也 忘了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报纸或是期刊什么的看到一篇宣称《雪白血红》是禁书，反动书的文章。我当时感到十分震惊，怀疑自己的眼睛出了毛病，要不就是报纸或 是期刊有了病，而且病得还不轻，属于严重的颠倒是非，混淆黑白，逻辑混乱，胡说八道之类的精神病。后来又听说《雪白血红》在黑市已卖到[/FONT]600[FONT=宋体]元一本的天价（[/FONT]1989[FONT=宋体]年我在太原街新华书店买这本书的价格是[/FONT]6.00[FONT=宋体]元）。我当时真的是感慨思绪万千，心里仿佛是打翻了五味瓶也不知是什么滋味，说白了就是愤怒到了极点，不知怎样再表达愤怒了，我所掌握的所有肮脏的字眼也不能发泄我的怒火，还不如无奈地问一句：“凭什么说《雪白血红》是反动书？禁书？”更省事省力些。[/FONT]
[/FONT] 1979[FONT=宋体]年 刚刚改革开放，我在某军医大学学习，一日晚饭后，全大队的六百多同学被召集到饭堂，危襟正坐听一位所谓军内的权威音乐评论家批判李谷一同志。当时人们在漫 长的文革岁月中，听惯了样板戏，听惯了韵味千篇一律的革命歌曲，李谷一唱的《乡恋》象一股清泉，一屡春风，流入了人们干涸贫瘠的心田，在社会上引起巨大的 轰动效应。而这位音乐评论家却说李谷一唱的《乡恋》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唱《乡恋》时先出气后出声，带有挑逗性质”[/FONT]……[FONT=宋体]。不几日，校长下令，要大学门口的哨兵不许留长头发的男人进入校园，这是何等的霸道？穿衣戴帽各好一套，此乃人之常情，手中再有权也不能剥夺公民的这个权力。今天听这两个故事似乎在听“天方夜谭”，令人难以置信，不可理解，可这的的确确曾经在[/FONT]1979[FONT=宋体]年实实在在发生过的事情，至今还是我茶（酒）余饭后讲给他人的笑料。当然，在改革开放初期，一些“极左”的思维和做法不足为怪。可是对《雪白血红》的非难却是发生在改革开放的十年以后。[/FONT]
[FONT=宋体]
我 对《雪白血红》这本书爱不释手，放在枕头边反复看了不下几十遍，这是一本真正的书，一本实事求是的革命书，一本少有人为修饰和政治偏见的书，一本较真实 的、有血有肉的描写东北解放战争历史的书。实实在在地讲，作者还是没有忘记他是一名共产党员，一名革命军人，总体上还是有很大倾向性的，但这就不容易了， 至少在这之前我没有看过由大陆官方出版的类似的书。如果说《雪白血红》的“反动”之处无非主要有二。其一，客观地反映了林彪在三年东北解放战争中的贡献， 尽管作者有意无意地贬低林彪的个人形象，但是林彪所做的事实却贬低不了；其二，书中或多或少地披露一些我军当时的一些消极方面，尽管绝大多数的事情没点 名，但是，还是引起一些还活着而且有政治影响力的大人物的不满。这就注定了《雪白血红》这本书的命运，谁让你标新立异非得尊重历史说实话呢？为什么不象其 他成千上万本书那样大唱颂歌呢？可能触动某些人肺管子的地方你别写不就完了吗？可是作者真的这样写那还叫历史吗？《雪白血红》还有价值吗？自己粉饰自己， 别人无可厚非，但是为了粉饰自己去隐瞒历史或篡改历史就不能算是一个共产党人之所为吧？我觉得历史就是历史，不是象小说一样由人来瞎编滥写，更不能把历史 当作婊子，谁有权势谁就可以弄她一下。我本人最讨厌改来改去，碑文改，歌词改，雕塑改，没有不能改的玩艺。有时看电视本来是历史歌曲，歌词却改得面目全 非，当时真恨不得把摇头摆尾唱歌的戏子从电视里拽出来骟几个嘴巴。“革命委员会”且先不说它怎样，毕竟是一段历史。沈阳市中山广场（红旗广场）的雕塑所反 映的历史是文革的历史，明明是工农兵三人手捧“革命委员会”的牌子，现在却改成到现在我都看不明白的什么玩意儿，一点意思也没有。改来改去的例子在全国也 不知有多少，真替这些人累得慌，为什么不改造改造自己？多掌握点辩证唯物主义，少一点形而上学，少一点形式主义。[/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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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对待历史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看待，历史要有完整性，真实性，经过修饰的历史 不是历史。不管现在怎样评价林彪，林彪的历史不应受当前观点影响，千秋功罪自有后人评说。否则会造成混乱，我们在叙述历史的时候很多地方都不能自圆其说， 甚至给人一种在说谎或隐瞒了什么的感觉，不能使人信服，也给后人留下谜团。曾经被神化的毛泽东，建国后有过多次失误，晚年犯过可以说是严重的错误，但他仍 然是一个伟人，是他把一个落后、分裂的中国真正统一起来，使中华民族多少年来第一次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没有毛泽东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就没有改革开放，也 许中国现在同一些非洲国家一样，仍然处于战乱、落后和贫穷之中。毛泽东的错误并未影响他的伟大，反倒使人看到一个实实在在的毛泽东，比神化的毛泽东更可 信。同样，就算林彪是中国“第一号鬼”，可是党史中没有他就不能称其为“史”，至少不能算是真史，完整的史。说实在的，在林彪是中国“第二号神”的时候我 就崇拜林彪，什么“四快一慢”、“一点两面”、“三三制”“三猛战术”等等，我在少年时代就已经研究过了，几元钱买的最简陋的乒乓球拍上用钢笔写上“猛 打、猛冲、猛追”。现在仍然钦佩林彪，林彪的才能、战术、贡献仅仅靠宣传工具是抹煞不了的。就是《雪白血红》在权势的作用下也仅仅是从书架上消失了，在人 们心中的分量却更重了。相反，由于一些有权势的人的狭隘扼杀《雪白血红》，却使我们党的形象受到损害。客观地评价林彪丝毫无损于我们党的形象，相反，遮遮 掩掩倒是显得无气量、无胸怀。其实，世界上即没有神也没有鬼，历史里面更没有，既然历史是由人来创造的，来书写的，那么历史中只能有人，而人是没有完人 的。[/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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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在仍健在的和已故的被称其为老一辈革命家的人，每个人也是历史中的一个角色，同毛泽东、林彪是一模一样的人。没有常胜的将军，没有没打过败仗的军队，没有 没犯过过失的人。要是说已经走过七十多年的历程，解放战争中上百万之众的东北人民解放军，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光辉灿烂，这个群体中每一个战士都是坚强的共产 主义战士是绝不可能的。《雪白血红》中披露一些阴暗面并不算什么，大可不必惊慌失措，上纲上线，帽子大棒都来了，至于么？中国人民解放军正是在不断克服困 难中，不断的自我完善中成长壮大起来的，这样的坚强的军队才是令人信服敬佩的。我在儿时看的电影，读的课文中都只见敌人不断死去，丢盔卸甲，狼狈逃窜。而 我们的解放军战士个个英勇无比，刀枪不入。当时还小，但是心里也是划混：真是这样吗？连小孩都不信，这不是自欺欺人吗！两个美国人写的有关朝鲜战争的书， 约翰[/FONT][FONT=宋体]·[/FONT][FONT=宋体]托 兰的《漫长的战斗》；李奇微将军的《朝鲜战争》，虽然有倾向性，但是对自己国家军队阴暗面的描写《雪白血红》根本无法媲美。有时候让人觉得帝国主义国家那 些发誓要消灭共产主义，朝鲜战场上我们的敌人，好像比我们一些共产党人更懂得历史唯物主义，更坦率，更大度。也许一些人为共和国的诞生出过力流过血，可以 称为英雄或革命家什么的，被一大堆头衔和光环所笼罩，但是不一定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首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 观点，高级干部或是权威大人物并不是和马克思主义者划等号的，因此不必迷信，相信自己比相信任何人都可靠，但前提是自己必须有高瞻远瞩的分析判断问题的水 平和能力，一个民族具备这样素质的人愈多，这个民族愈有希望。我们中国人，或者说是我们大陆人，多少年来能用敢用自己的脑子分析问题得出结论的有识之士有 几个？只是跟着舆论宣传工具，或是某个大人物，权威人物的说是既是，说非为非，用一句我们国产的不太文雅的成语来形容是再形象不过了：“一犬见影，众犬齐 吠。”迷信盛行——国民素质低下；权力横行——由于国民素质低下，民主缺乏成长土壤，对权力失去监督和约束。腐败流行——权力失去监督和约束。亡党亡国 ——腐败导致党败，党败导致国败。一环扣一环，国民素质低下是始动环节，国之悲哀，民族之悲哀，长此以往还会有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以至无数次的类似 “反右”、“大跃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荒唐举动，再折腾几次，我们这个民族真的要被开除“球籍”了！[/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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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一个单位，一个人，不敢正视自己的缺点，不敢承认自己的历史是没有发展和出路的。尊重历史是因为历史是面镜子，为了今天和明 天不再重蹈历史之覆辙。令人感到欣慰的是改革开放二十余年，人的思想观念已经大大改变，实事求是已经越来越多地从嘴上移到行动上。我们的党也敢于正视自身 存在的缺点，实事求是地恢复历史本来面目。林彪也以正面形象出现在银幕上，《雪白血红》则更无反动书、禁书的道理。《雪白血红》的作者，张正隆中校，据说 已经被转业处理，没有被打成“反革命”进监狱还应该归功于改革开放，不管怎么说，社会还是前进了，政治环境还是宽松了。看完《雪白血红》这本书，我对我党 我军并未产生丝毫不良成见，相反认为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真是掩卷沉思回味无穷啊，这样好的书居然有人说是反动书，只能说有些人，甚至是很有地位的人，头脑 中还有不少封建主义和“极左”路线的残余罢了。《雪白血红》究竟是什么样的书？还是自己去看吧，也别听我说，只是个人看法。你们也有一个发达的大脑，是可 以用来思维的，不是吗？[/FONT]
2002[FONT=宋体]年[/FONT]7[FONT=宋体]月[/FONT]3[FONT=宋体]日[/FONT] 23[FONT=宋体]点[/FONT]45[FONT=宋体]分完稿[/FONT]
[FONT=幼圆]抗战纪念馆中的正面战场馆。为国民党正面抗战立馆，在历史上，在全国都是第一次。[/FONT]
连战为建川抗战博物馆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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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战为建川博物馆内的“国民党抗日军队馆”题词（摄于6月27日）。 中国最大的民间抗战博物馆――四川建川博物馆将于8月15日正式开馆，国民党主席连战、抗日名将吕正操、知名人士陈香梅女士等相继为之题词表示祝贺。建川 博物馆设有共产党抗日军队馆、国民党抗日军队馆、援华美军抗战馆、众志成城馆等8个分馆，以及“中国壮士”雕塑广场。 新华社记者 海明威 摄
这是兴建中的建川博物馆“国民党抗日军队馆”（摄于6月27日）。 中国最大的民间抗战博物馆――四川建川博物馆将于8月15日正式开馆，国民党主席连战、抗日名将吕正操、知名人士陈香梅女士等相继为之题词表示祝贺。建川 博物馆设有共产党抗日军队馆、国民党抗日军队馆、援华美军抗战馆、众志成城馆等8个分馆，以及“中国壮士”雕塑广场。 新华社记者 海明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