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的稳定社会的作用[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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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岳剑派之--衡山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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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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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是一个政府官员,手里有一亿元钱,可以用来救济穷人,什么是最优的救
济方案呢?

一种办法就是直接发给穷人,这样穷人手里总共得到了一亿元钱,而我手里的钱
就没有了。

另一种办法就是投资一亿元钱办一个亏损的国企,假设每年亏损百分之十,就是
一千万。再假设这个亏损的国企的总资产的一半是用来发工资的。则第一年总资
产为一个亿,发出工资五千万,第二年总资产为九千万,发出工资四千五百万,
第叁年总资产为八千一百万,发出工资四千零五十万,等等。

显然第二种办法好。第一种办法实际上是大锅饭,穷人没有工作,直接拿钱,而
且总共拿到一个亿。而第二种办法穷人有了工作,钱是以工资形式发给他们的,
穷人总共得到的工资数额将远超过一亿,而且五年结束的时候国家手里还有五千
万元的财产。

因此,如果说国家手里有钱准备搞慈善,那么我就建议干脆搞逐步亏损的国企好
了,穷人得到的实惠更多,国家的工业啊经济啊什么的都能够得到发展,也有机
会使技术进步,使穷人通过工作经验积累挣钱的本事。

下面再谈私有化的缺点。私有化的缺点体现在灾难来临的时候,包括经济危机这
样的灾难。私有化的毛病在于所有的投资者都不是纪律部队。

前些日子广州因为非典型性肺炎着实发生了一阵恐慌,因此就有人说新闻媒体怎
样发挥作用就不会恐慌,这才是胡说八道。只要灾难来了一盘散沙的人民当然就
会恐慌。如果新闻第一时间把那个肺炎患者的尸体都放出来,把其它几个正在患
病的患者的惨叫声都放出来,我就不相信会没有恐慌。有恐慌是人的本能,也是
动物的本能。你当着几头猪杀一头猪,这头猪的惨叫声也会将其它几头猪吓得够
呛的。美国九一一事件一发生,股价就应声而跌,航空公司就立即亏损得厉害,
并不是说新闻媒体一报道人民反而很自觉。

再打个比方说明这一点。比如说大家都在一个礼堂里开会,或者看电影,看演出
。突然礼堂起火了,因此人们竞相逃走,互相践踏,不少人被烧死,也有不少人
被挤死,踩死。

如果在这礼堂看演出的是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会怎么样?指挥员立即下令各部队
有序撤出,没有收到命令的军人宁可在座位上烧死也不动一步,只有轮到自己时
才迅速按指定路线撤出,在这种情况下也会烧死人,但相信灾难的损失是最小的


当资本全部被私人占有时,一旦有个风吹草动,私人最大的反抗就是停止投资,
将资本撤出。撤出以后就凭手里已经有的钱,就已经能够安然度过一生了。而灾
难来临时最倒霉的还是穷人,因为富人一撤资,穷人就没有工作,立即就没有饭
吃。

因此我曾经提出过,对于资本主义国家,不管富到什么程度,一旦经济危机来临
,则穷人仍然有可能饿肚子,没有饭吃。只要经济下滑十个百分点,对社会就能
够起到崩溃的效果。因为在危机来临时富人显然比穷人占有更多的优势,富人可
以将自己的损失降到最低,而让经济下滑的所有损失大部分转嫁到穷人身上。最
多就是撤资嘛,我撤出资来了,存银行什么事情都不做了,干吃我自己的财富了
,你政府能够奈我何?莫非还能够收“存钱税”不成?

好吧,政府收存钱税,当然,这就是通货膨胀,对存钱加以惩罚。但是这种存钱
税是对富人和穷人比例一样的,这样穷人就更惨,仅有的那点钱也变毛了。

政府还可以向富人或者美国借钱,这样政府就债台高筑。

灾难时期政府怎么处理如此数量巨大的找不着工作的穷人呢?有人会提出发钱给
他们。但是必须政府手里有钱才能够发啊!好,就算政府手里积了一些钱,但是
发完了不就没有了吗?因此,完全私有化的社会,如果不是经济一直繁荣,政府
实际上也救不了穷人,因为手段有限。

而象我国到现在国企的规模也还有百分之八十,则国企可是纪律部队,才能够象
我文中一开始所说的且战且退。国企作为一种慈善是最有效的慈善。一旦灾难来
临,政府当然是要稳定社会,防止社会动乱,保住政权,就算这个政权是自私的
也还是这样。而百分之八十比例的国企,对于稳定社会是相当起作用的,这是中
国在各种危机中安然无恙的根本原因。

既然按照资产阶级的经济人理论,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一个政府私有肯定
要比公有好。如果一个政府的总统事实上是美国指定的,则他也是吃着大锅饭,
国家好不好关我屁事,我只管舒舒服服地当我的总统,不可能没有我的饭吃,干
好干坏一个样,国家不行了就向美国主子要美元嘛。

我以为,什么时候中国彻底私有化了,就离完蛋不远了,一个风吹草动,一个经
济危机,社会很快就会崩溃,很可能都会出现工人武装起义。当然,如果那样,
也许又是坏事变好事了。
 
从改革走向改制: 第四次思想解放运动--采访党内民主化改革派马立诚袁袁岳潘维

《经济观察报》

《经济观察报》发表该报主笔许知远、记者洪都的报道,《交锋》可以看作是19
98年春夏热烈地政治探讨气氛的符号之一,马立诚与凌志军富有想象力地将中国
共产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1978年的十一届叁中全会与1992年的十四大并列为叁
次思想解放运动,它们使中国告别了个人崇拜、计划经济的崇拜与所有制的崇拜
。那麽,在2002年初冬结束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否意味着一次
新的思想解放运动呢?

  每个人都可感知的急速的社会变化,像持续了2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一样,
为我们理解中国政治改革提供了新角度:作为北京市政协委员的袁岳喜欢按照公
共行政管理的方式看待政府的转变,他说政府仍未学好如何处理公共关系,如何
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刘东华也像袁岳一样感受到新兴力量的成长如何在拓展中
国的社会空间。他说,“不安全是企业家最大的担忧,但如果你为他提供政治预
期的话,他们这种感觉的强烈程度超过了所有阶层,因为他们是有产者。”着名
的法学家贺卫方则相信司法制度的专业化很可能是推进中国下一步改革的最重要
力量,当无所不为的国家权力消退时,司法制度是新的价值判断标准。

  或许是媒体天生偏爱“戏剧感”,我们试图询问每一位交谈者,2003年是否
在中国改革史上具有标志意义?改革的下一个突破口是什麽?类似WTO组织所制定
的国际规则对於中国改革的影响到底有多麽深刻?哪一种力量充当了决定性的作
用……这些问题显然都难以回答,并必然地缺乏足够的定量分析。寻找答案的过
程,最终变成了一场破除“简单答案定式”的过程。

  当眼前的讨论越发热烈的时候,我们却不得不回到一个更为漫长与艰辛的传
统:我们该如何面对截然不同的文化与制度,技术性的模仿能走到什麽程度?我
们对於今天的政治改革的理解是否与吴敬琏在1980年代初对於市场经济的期待具
有类似之处?即使我们都只在字面上理解市场经济的优势,却仍可能面对转轨难
题而不知所措。同样的,即使民主政治已深入人心,我们是否就能立刻建起一个
我们想象中的理想国?

  第四次思想解放运动

  当马立诚在电话中答应接受采访时,他仍习惯性地压低声音。就像他自己所
说,在《人民日报》2000多人的编辑部内,他是个边缘人。从《人民日报》巍峨
的大门进入,穿越开阔的院子,来到新编辑部大楼的旅程,带有某种怀旧色彩。
安静气氛与院子中成长的高大松树,流露出与不远处的嘉里中心不一样的气息。


  57岁的马立诚拥有一副典型的知识分子形象,清瘦、温和,他是这份中国最
具有官方权威性报纸的评论员之一,在过去的50年中,这个职位一直具有某种特
殊的荣誉。但自从5年前与同事凌志军共同写作《交锋》一书以来,马立诚多少改
变了人们对於评论员这一职称的习惯性看法。这本出版於1998年的着作被普遍视
作1990年代最引入瞩目的政治类作品,而他本人也被称作“中国最知名的政治评
论家”。尽管它的印制粗糙,结构与行文并不精美,却是第一本完整地记录自19
78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内关於改革路线的左右之争的着作。“後来的反响比我们预
料的还要大”,马立诚5年後的今天回忆说。《交锋》可以看作是1998年春夏热烈
地政治探讨气氛的符号之一,马立诚与凌志军富有想象力地将中国共产党的十五
届四中全会、1978年的十一届叁中全会和1992年的十四大并列为叁次思想解放运
动,它们使中国告别了个人崇拜、计划经济的崇拜与所有制的崇拜。
  2002年初冬结束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否意味着一次新的思
想解放运动?显然,它是1949年以来第一次党的领导人的平稳的、制度化的交接
,在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之後,江泽民在报告中提到了“政治文明”,它与“精
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提法一样,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同样重要的是,24
年的改革开放之後,中国可能再次走到一个关键点,就像一位资深经济学家所言
,“十六大意味着经济体制改革上的主要障碍已基本消除。”而在体制内工作多
年而不得不面对左与右之争的马立诚也认为:“经济改革的意识形态差不多不复
存在,政治改革将成为最重要的议题”。经过20多年的中国式渐进改革之後,中
国的经济学家一再重复着邓小平在1986年9月份的判断:“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就不
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
  “在新闻界,一些变化已经出现。”马立诚对於中国媒体在过去几个月中的
变化深感兴奋,他甚至使用了“大地微微暖人心”这样的形容。从2003年起,《
人民日报》由12个版增至16个版,“这是最近几年以来最醒目的变化之一,这是
十六大以後党推动新闻改革的一种表现”,马立诚对此评价道。他援引了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在《人民日报》的讲话精要,即这份具有悠久传统的权威党
报,不仅要表达党的意志,还要传达人民的呼声。中央电视台甚至决定在5月份开
播中国第一个24小时的新闻台,尽管北京广播学院研究员郭镇之说“对此作出过
多判断仍为时过早”,但仍被普遍视作新闻改革的突破口。

  与此同时,你很容易在媒体上捕捉到具有符号意义的老一代党内改革派的声
音。作为过去50年间党内变革的目击者之一,李锐在2003年第1期的《炎黄春秋》
上再次呼吁了党内民主化的重要性,他引用了毛泽东与邓小平对於“权力过分集
中”危害的批评;《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周瑞金在题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展
望》文章中写道:“如何加强对执政党权力的有效制约和严格监督,是我国政治
文明建设中的一个突出的课题……”;李慎之对政治改革的热情从未削减过;但
在这些老人中,没人比86岁的袁庚的清醒更令人鼓舞,作为上世纪80年代改革精
神的某种意义鲜明的象征,他在2003年第二期的《南风窗》杂志上说:“社会主
义的政治文明建设要站在全球化、现代化的高度,要用人类历史发展的眼光和世
界的标准来审视,从而确定自身目标和任务。”

  41岁的年轻学者刘军宁认为“渐进改革已基本走向终结”,这个过分安静、
表达常常陷入停顿的政治学者在十六大结束後,斩钉截铁地写道,“如今应该从
改革走向改制”。

  改革

  “中国70%的知识分子对於政治改革的认识仍停留在1988年的水准”,社会学
家陆建华相信,在书斋中谈论宪政与民主的知识分子令人尊敬,却很可能并不了
解中国社会的运转之道。“我们需要换一个角度来思考这种变化”,10年前曾热
情地投入“历史的潮流”争论的陆建华,如今相信理解中国社会的切入点,或许
应该从组织的变革入手。

  在1997年赢得大选之前,当托尼・布莱尔被问到为什麽在一代人的时间里英
国工党一直在野时,他总是用一句话回答:“很简单,世界变了,而工党没变。


  江泽民在2002年7月1日的讲话,很容易被视作中国共产党面对改变的世界所
作出的战略调整。

  在中国共产党向私人企业家敞开大门前几个月,中国政府最权威的智囊机构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了《当代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它引人注目地以包括“国家
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办事
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人员”、“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
、“城乡无业、失业和半失业人员”十个阶层来划分中国社会。“比起80年代,
90年代是一个多元的社会”,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更愿意将20世纪90年
代的中国社会称为“断裂的社会”,而陆建华干脆使用了“充满了後现代色彩”
这样的词汇──不同的价值观、传统与现代彼此交织。

  急速变化、每个人都可感知的社会变化,像持续了2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一
样,为我们理解中国政治改革提供了新角度。中国的改革,除去庞大的政府、日
渐增长的市场空间的矛盾外,一个同样重要的因素是,拥有6600万成员的中国共
产党该如何定义自己在未来的角色。

  “改革的过程,就是政府不断退出的过程。”天则经济所所长盛洪对《经济
观察报》说,中国经济改革下一步的关键就是进一步限制政府对经济行为的干涉


  但37岁的张剑荆在面对这个问题时变得有些困惑。作为《中国经济时报》副
总编辑,张剑荆与他的同事曾经是经济改革热情的呼吁者。在1997年国有企业改
革争论最为热烈的时刻,《中国经济时报》刊登了这样的标题──《可以,可以
,也可以》,支持变卖国有企业的一切形式。5年後,语速急促的张剑荆承认最初
的设想过於简单,那些他曾经热烈报道的大胆民营化的城市,很多已变成“陷落
的城市”,而他同时也发现,伴随着市场力量的生长,政府的力量也同样在增加
,“在80年代,政府官员几乎不拥有什麽支配资源的能力,而现在他们的权力空
前地膨胀了。”这也是马立诚的忧虑所在,有些官员已形成了利益集团,他们可
能成为阻碍改革的力量。

  美国作家丹尼尔・耶金将贯穿於20世纪的政府与市场交替称作对“制高点”
之争。但在分析过去25年的改革历程时,却并非简单的政府与市场的此消彼长。
从表面看来,邓小平在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英国的玛格丽塔・撒切尔与
美国的罗纳德・里根也在放松政府管制,这几乎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一股潮流。
但它引发的却是比GDP增长更为复杂的结果。一个渗透整个国家与人民日常生活的
政府要使自己成为一个符合现代意义的政府,一个无所不包的政府如今要依依不
舍地退出大部分经济生活。而在市场行为中逐渐成长的不同阶层获得了不同的财
富、感觉到权利与价值观的需求,却仍不知道依靠什麽去确保自己的财富与需求


  改革的路径,很容易被抽象成第一推动力的结果,中国的成功同样也很自然
地被视作一个强有力政府培育市场的结果,就像国家行政学院杜钢建教授所说的
:“来自体制内的力量,仍是推进改革步伐的最重要力量。”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德怀特・帕金斯在几年前的判断仍值得倾听:“对於未来
的改革者来说,中国经历的政治经验显而易见但又常常被遗忘──改革进程中应
该有明确的受益者。”

  那些明确的受益者是谁?在80年代,他们是联产承包制的农民、个体工商人
员和深圳特区的拓展者;而在90年代,他们成为了新生的企业家阶层、通过寻租
活动而富裕起来的政府官员与勉强可以称之为群体的城市中产阶层。
  “改革这个词甚至带有了某种意识形态色彩”,张剑荆私下认为,在过去十
年对於改革的探讨中,相当数量的知识分子与媒体陷入了“为改革而改革”的呐
喊之中,而忽略了下面隐藏的、更复杂的问题。

  作为24年改革的直接参与者,吴敬琏在2003年初也对《财经》杂志坦承:“
作出市场经济的选择并不意味着一了百了……好的市场经济应当建立在法治的基
础之上,是‘法治的市场的经济’”。

  我们对於今天的政治改革的理解是否与吴敬琏在1980年代初对於市场经济的
期待具有类似之处?即使我们都只在字面上理解市场经济的优势,却仍可能面对
转轨难题而不知所措。同样的,即使民主政治已深入人心,我们是否就能立刻建
起一个我们想象中的理想国?

  民主

  塞缪尔・亨廷顿称,1974年从葡萄牙开始至1990年,是世界民主化浪潮的第
叁波,民主这一理念拥有了几乎不容置疑的合法性。像他的着名的学生弗兰西斯
・福山一样,亨廷顿在1990年设问:“我们有可能看到一个民主不仅是主流政体
,而且是普遍政体的世界吗?”作为《第叁波》中文版翻译者,刘军宁对於亨廷
顿的判断表示认同。

  但民主是否像市场一样有可能演变成某种危险的意识形态?

  “我们已陷入了对民主的迷信中,用新的乌托邦来取代旧的乌托邦”,潘维
副教授自嘲为“一个左派与右派都不喜欢的知识分子”,这位北京大学国际关系
学院的副教授相信,政治体制改革是未来十年中国改革的主要任务,但优先建立
法治政体、引入分权制衡的改革而非急於推行民主化才是正确的方向。

  “或许民主是个好东西,但它显然不是前十年要解决的问题”,毕业於自由
派知识分子大本营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潘维嘲讽了我们对於民主制的习惯性看
法:“我不认为多数人投票就一定意味着好结果,在最民主的雅典,苏格拉底是
被公众投票处死的。”42岁的潘维一直以不无激动的情绪试图让人理解,民主绝
非我们习惯认为的那样,是与“繁荣、自由、开放”自然地联系在一起的。他一
直提醒我们俄罗斯与台湾式民主的混乱,拉丁美洲与非洲民主转型国家因缺乏法
治而导致的社会动汤与腐败丛生……

  潘维说,在多年的观察之後,香港与新加坡式的法治模式更适合华人文化,
台湾的方式只会导致黑金政治与政坛的混乱……但在一个权力如此集中的政体内
,如何实现“权力的相互制约”的法治导向,潘维尚未有明确的答案。同样的,
刘军宁对於如何将书面上抽象的宪政转变为更为具体的操作方法时表现出一位典
型的知识分子立场:“对我来说,我更倾向於把这些大的问题想清楚,把目标提
出来,至於怎麽走的问题,不是我可以决定的。”

  坐在新恒基中心11层温暖而活跃的办公室内的袁岳曾经是政府机关中一位因
过分喜欢表达而感到压抑的年轻人,很多人在1992年市场体制改革时仍对自己未
来的前途感到难以把握时,袁岳创办了零点调查公司,这是中国第一家调查公司
,它和中国第一家私人企业或是第一位摇滚乐歌手一样具有标志意义,正如袁岳
11年後解释的:“那时我在想,中国的信息一直是自上而下披露的,我希望建立
一个可以自下而上收集信息的机构。”

  由最初的四五个人、十几万元开办到今天零点公司拥有180位员工、营业额几
千万,袁岳是过去11年间中国改革最富活力的见证人之一,他的特殊工作性质也
使他成为中国社会变迁的最好观察者之一。除去仍旧保持的健谈,会像孩子般微
笑的袁岳已成为一名意见独特的“有机知识分子”。

  长期在体制内生存的马立诚会为改革进程中每个微小的变化而兴奋,熟知每
一份“万言书”的他深知这些进步後面蕴涵着多少斗争。但在哈佛肯尼迪政府学
院受过公共管理训练的袁岳则代表着新兴精英阶层观察中国社会的方式。在他看
来必须依靠民间社会力量的成长,除去抽象的政治理论探讨,更应注意那些具体
的问题:“在今天谈论宪政有很多新的意义,但对於人民群众来说,它是生活在
一个天天运行的、活生生的体制里,对他们来说宪政就是他们的乡长,就是他们
村长怎麽收钱的方式……我觉得现在不应谈太多的政治体制改革,应该更关注社
区管理改革……我还没有一下子看到整个的改变,但我每天都在看到改变,会觉
得生活在希望里面,而一些人在那里等待着高层有人进行重大的改革。你知道这
是有问题的,因为没有人认为自己有什麽力量。”作为北京市政协委员的袁岳喜
欢按照公共行政管理的方式看待政府的转变,他说政府仍未学好如何处理公共关
系,如何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

  新兴力量

  刘东华像袁岳一样感受到新兴力量的成长如何在拓展中国的社会空间。当他
1997年来到《中国企业家》时,这是一份困难重重、不见起色的杂志,发行量不
过1万份,它的名字使它好像服务於一个尴尬的群体──直到1999年,人们依旧还
在问中国有所谓的企业家吗?他们是否都是牟其中式的人物?仅仅5年後,作为这
份杂志的社长,39岁的刘东华对自己的未来充满自信,它已是中国最有声望的媒
体之一,发行量增加很多,员工由最初的12个人扩张至50人左右。

  这本杂志的口号的变迁印证了企业家群体的崛起过程,正如刘东华解释的,
“最初我们是‘一本可能改变你命运的杂志’,後来大家认识多了,改成了‘一
本可能影响你命运的杂志’,再後来,‘一本牵挂企业家命运的杂志’,我们认
为这个群体仍然脆弱。後来,‘一个媒体一个阶层’,现在则是‘一个阶层的生
意与生活’,他们开始从弱势群体变成强势群体,他们开始牵挂和影响别人的生
活……”

  “不安全是企业家最大的担忧,但如果你为他提供政治预期的话,他们这种
感觉的强烈程度超过了所有阶层,因为他们是有产者。”在中共十六大结束後的
当天,《中国企业家》举办了相应的讨论会。就像刘东华所说的,他的企业家朋
友们感受到一种空前的放松感。尽管“七・一”讲话赋予了企业家以新的社会地
位,但几个月後的查税风暴仍令他们惶恐不安。“2000年是一个分水岭”,自信
自己能够“看得更远”的刘东华认为,中国企业家对於政治的心态也正在变得成
熟起来,“从前,他们很少有身份认同感,用捐助活动甚至牺牲自己的生意,来
获得社会承认,今天他们越来越意识到,做企业本身就可以赢得尊敬,他们变得
更从容了。”

  但我们是否可以如外来观察者一样,期待企业家改变中国政治生态?但政治
对於大多数企业家而言,似乎仍是某种受宠若惊的荣誉。刚刚成为政协委员的席
殊难以掩饰这种兴奋,在与《经济观察报》记者的交谈中,他说将要把更多的精
力向非商业领域倾斜。我们很容易从政协委员与人大代表中的企业家比例的升高
,或者尹明善这样的步入高级官员行列的商人的个案,刻意寻找改变的痕迹。但
马立诚却并不那麽看,事实上,他担忧的是,地方商人仍生活在官僚机构的影响
之下,他们常常可能因共同的利益而结成联盟。

  同样的情况出现在所谓的“中产阶层群体”上,它如克林顿所说的人均收入
4000美元一样,是大多数政治分析家相信的民主化进程的重要力量。“事实上,
他们已经是重要的声音了。”刘军宁表示。但袁岳在多年的观察之後,却得出了
截然不同的结论:“他们只是在收入上形成了一个阶层,却没有相对一致的价值
观。”

  没人否认中国的公共空间在1990年代有了巨大的成长,价值也呈现日益的多
元化,但袁岳更乐於承认,这种多元是表面化的:“真正的公共议题是人们形成
一种公共沟通的方式,最终应该提供一个像集贸市场这样可以公开叫卖的地方,
为什麽西方政治争论得那麽激烈?它就是一个叫卖集贸市场。”而目前的各种声
音,往往是少量强势群体的声音,令袁岳悲哀的是,“财富成为人们考虑几乎所
有问题的标准”,而如果工具型价值变成目标型价值的话,这个社会是失衡的,
尤其是对於一个基尼系数已达到危险的0.45的社会尤其如此。出身於农村的袁岳
抱怨说,社会中下层少有机会表达他们的声音。

  带有浓重口音的周鸿陵似乎并未被十几年来屡受挫折的乡村民主实验所影响
。当记者与他在2003年2月20日交谈时,这个外表质朴、拥有比40岁的实际年龄年
轻得多的理想主义者,继续向我们畅谈他的民主理想与公民社会:“没有什麽资
本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的分别,也没有穷人的民主或是富人的民主的差异,
在世界上没有第二种民主形式。”在周鸿凌用与他的外表与语言体系并不完全匹
配的方式谈论“全球化”与“全球公民社会”时,周与他的支持者茅於轼的“天
村实验”已进行了两年,但即使周自己也承认这项备受海内外瞩目的试验,最终
“标志意义大於实质影响”,尽管他的一位同事一再称村口的大嫂们如何支持民
主选举。

  令他备感鼓舞的是,民政部作为国家机构越来越接受他们的想法,但是他也
承认,这种民主实验仍面临着它似乎无法克服的悖论:民主选举出的村长如何与
上级委任的党委书记分配权力?而且过去两年的经历表明,“天村民主实验”多
麽像温室中的脆弱花朵,它必须得到当地更高一级的领导人的支持,这种支持比
来自海外的资金支持重要得多。

  推动力

  於是,我们又回到了一个看似简单却仍很复杂的争论,改革主要是要依靠体
制内的主动变革还是体制外力量的推动?陆建华用“先有蛋,还是先有鸡”这个
比喻来形容这两种早已纠缠在一起的关系。有一点却变得愈发清晰起来,即观念
层面的争论仍很必要,正确的观念将帮助我们减少走向错误方向的几率。但同样
重要的是,我们该如何避免过分沉溺於意识形态层面上的表述,如北京大学法学
贺卫方教授所说的“在技术层次上推动改革”。这也同样是陆建华所说的,如何
用新的角度、新的话语体系来替代旧的思考方式。

  在这种意义上,贺卫方相信司法制度的专业化很可能是推进中国下一步改革
的最重要力量,当无所不为的国家权力消退时,司法制度是新的价值判断标准,
贺卫方对於“大法官会议”在80年代末至今的台湾转型中所起到的作用感慨不已
。在经济学家呼吁建立“法治市场经济”是经济改革新动力时,作为法律领域最
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的贺卫方强调,在一个发展失衡的社会中,“司法
乃社会正义的最後防线”,而司法制度的改善与建立是“一场与腐败、社会堕落
间的赛跑”。在过去的几年间,贺卫方一直为长期滞後的司法改革而惋惜,他相
信更为专业的知识将有助於改变“权力的运转机制”。有着中国知识分子少有的
亲和与尊严感的贺卫方对於未来充满乐观,他对於更多的专业人才进入最高法院
而感到兴奋。

  而杜钢建则渴望用1980年代始兴起於英国与新西兰的“新公共管理运动”来
推进中国的政治改革:“要把行政改革看成是政治改革的内容,在中国的条件下
有它的独特的意义,这就是行政吸纳政治的问题、行政民主化公开化的问题,包
括地方自制的体系,通过行政改革推动民主化建设,这是中国目前切实可行的一
条路。”作为过去几年间最重要的行政改革专家,杜钢建是深圳行政制度“叁权
分立”制度重要设计者之一。尽管“叁权分立”并非如《金融时报》所称的“19
49年以来,中国政府最重要的改革”,因为这并非西方意义上的叁权分立。“但
这仍是非常重要的进展,因为在中国,任何行政上的改变,都可能触及到政治的
核心。”杜评价道。

  或许是媒体天生偏爱“戏剧感”,我们试图询问每一位交谈者,2003年是否
在中国改革史上具有标志意义?改革的下一个突破口是什麽?类似WTO组织所制定
的国际规则对於中国改革的影响到底有多麽深刻?哪一种力量充当了决定性的作
用……这些问题显然都难以回答,并必然地缺乏足够的定量分析。

  事实上,寻找答案的过程,最终变成了一场破除“简单答案定式”的过程。
也就是说,在过去的24年中,我们对於改革进程的看法带有“想当然”式浪漫主
义成分,没有一种单独的力量可以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也不存在抽象或铁板一块
的政府及市场,它们都是由共同的利益但又彼此冲突的小团体组成。我们也很容
易被表象所迷惑,媒体太容易被某种符号化的东西所迷惑,比如哪位企业家成为
了政协主席,什麽地方实行了新的选举制度,或是故宫中开设了星巴克咖啡,而
事实上,在这些表面变化之下,仍有着内在的连续性与稳定性。

  用着诺基亚手机与满嘴“Cool”的新一代可能并不拥有更强的民主与个人主
义意识……我们一面在强调专业性知识的重要性、技术力量对於改革的推动力,
一面又要面对这样的困难:没有文化与传统上的改变,这种技术性变化往往变形
并不能保证持久。我们一面在倡导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却又发现再好的制度,如
果没有好的相应的文化环境与具体执行人的辅助,同样毫无意义。一个不恰当的
类比是:据说安然公司拥有世界上最杰出的董事会与公司治理结构。
  “制度是结果,不是原因,今天看到的很多我们所敬仰的法律制度,它们都
与基督教文明有关……”袁岳显然不赞同那些过分迷信制度的人。贺卫方也相信
,法律背後需要哲学上的超越性,这是中国的文化中缺乏的。

  传统

  於是,当眼前的讨论越发热烈的时候,我们却不得不回到一个更为漫长与艰
辛的传统:我们该如何面对截然不同的文化与制度,技术性的模仿能走到什麽程
度?

  尽管自认为并不具备足够的远见,《财经》杂志的主编胡舒立对於改革的经
验简练却值得信任:“改革是个日益复杂的过程。”她说,勇气与努力或许是5年
前的中国新闻业最值得珍视的品质,但如今,更为重要的品质是“判断力”,即
在越来越复杂的环境中,如何作出准确的判断,已成为最大的挑战。

  在马立诚继续为不断活跃的舆论空间而鼓舞时,他的同事凌志军新近出版了
《变化》一书,它疏理了1989年至今中国发生的种种变化,如何由一个封闭单一
的社会向开放多元社会演进的线索。在中央党校内的书店里,《变化》占据着显
赫的位置,旁边的书架上摆放着美国管理大师彼得・圣吉、彼得・德鲁克与迈克
・波特的着作,而挨着MBA教程的是曾国藩的用人之道与关於俄罗斯的转型研究…


  最近一个月,中央党校最为流行的着作之一是该校的机关报纸《学习时报》
主编的《落日辉煌》,探讨盛极一时的17、18世纪的“康乾盛世”为何最终衰落
。“学员越来越年轻,思维也越来越开放”,1978年起就在中央党校任教的王贵
秀教授目睹了这座中国共产党高级干部培训中心20多年来的变化,包括它越来越
接近时代变化的课程设置。为他的话作注解的是中国共产党高级官员越来越年轻
化与专业化,但王贵秀仍坚持,除此之外,党内的民主建设仍期待更大的动作,
尤其是对於一个已经拥有了6600万成员的组织而言……变革或说改变,其实一直
就没有停止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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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文可以让人看清共产党内的右派 - knowhow 19:26:02 02/28/2003
o 好资料!/no_text - 申时行 20:34:32 02/28/2003
2. 今天,这群“改革派”想干什么已经再清楚不过了,一群叛徒内奸而已 - 长剑 22:40:48 02/28/2003


原 帖 [ 0 ]
此文可以让人看清共产党内的右派
这些所谓改革派与海外民运其实一脉相承
他们的最终目的就是对内要搞垮共产党政权
彻底毁灭毛泽东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对外就是要投降美日,阉割中华民族的独立
他们自己则可以舒舒服服作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
虽其言可耳,然其心可诛!
 
中国为什么要无条件地大力发展私有经济

  前中央党校校长,中欧工商管理学院执行院长 刘吉

  这是一个困扰全世界的问题。传统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与私有企业不可相容
。人们都记住《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提出"消灭私有制"的目标。因此,社会主义
不能搞私有企业,发展私有企业就不是社会主义。然而,社会主义中国却大力发
展私有企业,究竟是怎么回事?

  邓小平的新社会主义观

  传统的社会主义观认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有二:一是计划经济,二是公有
制。第一个基本特征经过二十多年理论研究与争论,特别是改革开放的实践,已
经基本解决了。理论研究的一个难点是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相容性问题,
即市场经济能否与公有制兼容?会不会破坏公有制基础?理论的回答是中国搞的
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虽然市场是资源配置的基础,市场运作的科学机制没有国
界,不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毕竟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
济,现在中国大力发展私人经济,它与社会主义能相容吗?

  这个问题,邓小平彻底解决了。他在1992年南巡讲话中作了明确的回答:"社
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后达到
共同富裕。"可不可以实行平均主义分配?不论贡献大小的平均主义分配是最不公
平的分配。邓小平早已指出过"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现在他进一步指明:"消
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要害是消灭剥削。要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而
又不是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关键是消灭剥削。这就是邓小平提出的新社会主义
观,是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和基础。

  邓小平的新社会主义观没有把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本质。就所有制这个范畴
而言,按照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定义,可以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凡是能
够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而又没有剥削的所有制,不论是公有制或私有制,或其
它形态的所有制都是社会主义所有制。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观既是国际和中国大半个世纪社会主义实践的总结,同时
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本意。虽然《共产党宣言》明确
提出"消灭私有制"的目标,但是完整的原话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用
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这里有一个十分重要的限制词:"
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么是什么意义上呢?原来在这句名言前面有两段极其重要的
话:"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
""……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筑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筑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
的剥削上面的生产和产品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一卷,第265页,人民出版社,1972版)显然,马克思恩格斯所要消灭的"私
有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私有制,而是资本家运用资本雇佣无产者,剥削无产者剩
余价值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或资本主义私有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原意的要害是消
灭剥削,直接地就是消灭资本家剥削无产者,并无消灭一般私有制的理念。这样
,我们就能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另一段名言了:未来社会是自由
人联合劳动,在生产资料共有的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马克思《资本论》
第一卷,第832页)

  或曰:私有制就一定意味着剥削。否。个体劳动者是私有制,但没有剥削;
家庭所有制(夫妻儿女乃至近亲共同劳动)是私有制,但也没有剥削。雇工是否
就是剥削?也不尽然。马克思曾经计算过,在当年生产力水平下雇工8人不构成剥
削,在今天如此复杂的生产力下,虽然无法计算雇工多少人才构成剥削,但至少
可以得出结论:雇工并不注定就是剥削。在现实中已存在一些私有企业给它雇佣
的职工的工资以及社会福利保障等超过公有企业,那么究竟谁是剥削呢?
  或曰:无论如何,国有制不会产生剥削。否。国有企业的资本是哪里来的?
本质上不是银行或财政部提供的,而是全国劳动者的剩余价值。劳动者拿着低工
资,把剩余价值交给国家办企业,是希望得到加工资和其它社会福利和保障。如
果国有企业年年亏损,劳动者收入得不到提高,乃至下降,甚至职工不得不下岗
,那就意味着劳动者的剩余价值被赤裸裸地剥夺了,这不正是另一种形式的剥削
吗?

  总之,邓小平新社会主义观告诉我们:公有制或私有制,不是社会主义与资
本主义的根本区别,根本区别在于有没有剥削。

  社会主义私人企业:新阶层、新力量

  中国在1956年完成私人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此中国不再存在私有制企业
。现在的私人企业都是在1978年实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之后诞生的,他们绝大多
数与老一代私人企业没有直接渊源。可以说他们是社会主义中国第一代私人企业
。中国私人企业的现状是,绝大多数为小企业(据国家统计局资料,平均雇工15
人、注册资本90万元),少数为中等企业,但也已出现数以亿计资产的大型企业
(有资料称达到383家),个别的已达上百亿资产。因此,也就形成了一个私人企
业主阶层。有人认为他们就是新的资产阶级,本质上不仅与1956年前民族资产阶
级是一样的,而且与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也是一样的。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毛泽东当年就没有把中国资产阶
级等同于外国资产阶级,他创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概念,指出其还有革命的一
面,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四个革命阶级之一,五星红旗上四颗小星中就有一颗代表
着民族资产阶级。我们应充分认识到社会主义中国第一代私人企业主的独特性质


  (1)中国社会主义私人企业主是唱着东方红、带着红领巾、一直在共产党教
育下长大的,其中11%是共产党员。从总体上讲,他们在政治上是拥护共产党拥
护社会主义的。

  (2)他们是按照党在新时期的方针政策从事私人企业的,是党改革开放方针
的直接受惠者。从总体上讲,他们特别拥护邓小平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3)他们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遵守社会主义法律及相关制度而发展着私人
企业的,不仅积极发展生产力,依法缴纳税收,开拓广阔的就业新渠道,并且热
心慈善、救助、教育以及其它社会公益事业。所有这些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
设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更何况,他们发展的事业和财产是在社会主义中国
,是增强社会主义中国综合国力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他们是中国社会主义
的建设者。

  (4)他们作为第一代创业者,不论是艰难的原始资本积累、后来的现代企业
管理,还是亿万资产的经营,都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因此,从总体讲,他们基本
上是劳动者。

  综合以上特点来看,社会主义中国的私人企业主是社会主义私人企业主,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定条件下产生的新阶层,既不是新生的资产阶级,更不能与
历史上的,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资本家相提并论。

  如果进一步从更深远的层次分析,社会主义制度下私人企业的发展及私人企
业主阶层的扩大,不仅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而且对社会主义发展具有重大意
义。

  (1)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社会财富越来越大,无产阶级不应再是无
产者,而是越来越富有,不仅应有自己个人生活所需的各种固定资产,同时在满
足自己及家庭必要的消费之后还必然有多余货币资金,构成了劳动者的资本。劳
动者资本惟一正确的出路就是努力推进社会的扩大再生产,进一步壮大社会财富
,构成社会主义生产的良性循环。所以,社会主义私人企业是劳动者资本必然的
要求,劳动者资本是社会主义私人企业发展的社会基础。

  (2) 对社会主义劳动价值的深化分析,"劳动是创造价值的惟一源泉"这一
马克思主义原理依然正确,但是劳动的内涵与时俱进,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不再
只是体力的简单劳动才是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科学
研究和技术开发、生产的经营管理都是不可或缺的生产劳动,它们不仅创造价值
,而且是复杂的脑力劳动,创造着比简单体力劳动更多的价值。马克思当年并不
认为资本家只是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同时认为资本家从事经营管理也是劳动,
也参与创造价值。中大型企业的私人企业主从事的正是高度复杂劳动。在一个健
全的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等价交换是市场的铁的原则,因此私人企
业主所得的高收入正是他劳动价值的所得。

  或曰,那社会主义劳动还有没有剩余价值?当然有,它正是社会财富增长与
扩大再生产的源泉。那么,工人的剩余价值难道不是被私人企业主所剥削吗?不
能把资本主义制度下"血汗工厂"中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简单地推论到社会
主义社会。在一个真正的健全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人过着富有的生活,他的剩
余价值已经通过高工资和各种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返还给工人,已经不存在剥削
了。如果工人还有剩余价值,那么也将以"劳动者资本"形态投入社会扩大再生产
,而不是被剥削。

  (3) 在知识经济社会里,私人企业主主要是两种形态:一是科研型企业,
它将以类似"硅谷"的小企业大量存在,创造着第一生产力;二是系统集成型企业
,通过世界范围内的资本运营和优化资源生产系统把先进的第一生产力转化为巨
大的社会生产力,以满足全球社会和每个人全面自由发展的需求。当人们所创造
的财富远远超过自己及家庭的消费时,剥削就是完全多余的了。这将是社会主义
特性与优越性最充分的体现。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路有多长

  中国是在一个经济和科学文化十分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基础上开始建设
社会主义的。经过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建设,终于使我们明白了,中国现在还处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什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以为并不是简单地如任何事物的发展那样都有
其初级阶段、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云云。将来美国进入社会主义也会有它的初级
阶段。然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是一个特定
的历史阶段或历史过程。中国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为建设社会主义创造必要
的条件,或者说在无产阶级政权下更快地创造更好的条件。这个历史时期就是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就经济基础而言,它至少包括下列基本特点:
  1.生产力落后,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2.生产形态落后,任务就是实现从传
统自然经济和小生产向商品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转变,这就是解放生产力;3.城
乡二元结构,任务就是实现城镇化,解放占人口多数的农村劳动力。4.科学文化
落后,任务就是科教兴国,全面提高人力资源的素质。
  只有完成上述四个方面的转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才算完成,因此这将是一
个相当长历史过程。

  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实际出发,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
展生产力。""发展是硬道理"。因此一切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所有制,都将得到支
持和发展。正如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发展生产力也总是伴随着付出必要的
代价。一个代价就是允许合法的剥削。

  合法的剥削首先是不可避免的存在: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中,国家
和劳动者缺乏资本,不能不借助于国内外的私人资本,这就同时必须允许私人资
本得到足够的盈利;由于中国人口举世无双,富裕的劳动力多,特别是从农村转
移的劳动力特别多,与资本稀缺形成鲜明对照,这就决定了劳动力就业选择与资
本对雇佣劳动力选择的不对称,从而劳动力屈服于被剥削只能是一个相当长的过
程。

  合法的剥削同时意味着资本不能随心所欲地剥削,像当年马克思、恩格斯所
描述的"血汗工厂"那样。它必须在遵守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和社会的自律的前提
下开展企业经营活动。

  那么,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哪些剥削形式呢?

  1.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在一些地方甚至出现"血汗工厂"式的剥削。利用廉
价的农村劳动力,不仅给予很少工资,而且没有必要的劳动保护和起码的社会保
障。2.长期亏损的国有企业,或经营者背着企业职工实行种种国有资产流失而自
肥。3.投机式的股票交易。4.从不劳动的食利者(包括完全依赖社会救济或福利
的"二流子")。5.没有累进遗产税的情况下私人企业主无条件地把资产传递给子
女。

  以上剥削行为,有些将长期合法存在,有些将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
善和社会主义法制健全逐步得到解决。剥削问题的最终解决,将随着生产力高度
发展,社会财富巨大丰富,人们所得的收入分配(包括完善的社会保障等二次叁
次分配)远远超过自己及家庭所需的消费时,占有他人劳动的剩余价值的剥削就
成为多余的了。那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结束,中国进入一个真正意义的高度发
达又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社会,为人类社会发展树立了一个崭新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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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呵呵,社科院院长王缉思,党校校长刘辑,人民日报社长马力诚 - 一群党内民猪人屎 00:43:12 03/01/2003
2. sb学者 它把私企主说成圣徒 什么等价交换铁原则 资本家高收入 - cccvt 03:31:57 03/01/2003
 
中国得国企问题主要是大锅饭制度和领导任命制度,还有像电信这种靠政策带来得垄断.
 
最初由 五月独秀 发布


而象我国到现在国企的规模也还有百分之八十,则国企可是纪律部队,才能够象
我文中一开始所说的且战且退。国企作为一种慈善是最有效的慈善。一旦灾难来
临,政府当然是要稳定社会,防止社会动乱,保住政权,就算这个政权是自私的
也还是这样。而百分之八十比例的国企,对于稳定社会是相当起作用的,这是中
国在各种危机中安然无恙的根本原因。

既然按照资产阶级的经济人理论,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一个政府私有肯定
要比公有好。如果一个政府的总统事实上是美国指定的,则他也是吃着大锅饭,
国家好不好关我屁事,我只管舒舒服服地当我的总统,不可能没有我的饭吃,干
好干坏一个样,国家不行了就向美国主子要美元嘛。

我以为,什么时候中国彻底私有化了,就离完蛋不远了,一个风吹草动,一个经
济危机,社会很快就会崩溃,很可能都会出现工人武装起义。当然,如果那样,
也许又是坏事变好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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