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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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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公共政策选择中心主任、前财长顾问、经济学家和中国问题专家莫汉·古鲁斯瓦米即将出版一本新书《追赶中国龙》。他告诉记者，他计划将此书送给印度每位国会议员，使他们能从中国的发展经验中得到解决印度发展问题的启示和借鉴。
“应派上千名政治家去中国”
莫汉说，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像中国这样在如此长的时间内保持这么高增长速度的国家，无论日本还是亚洲四小龙都没有。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验证了中国领导人的远见和高瞻远瞩。同时中国的崛起是以不侵略和掠夺其他国家的资源为特点的，中国的和平崛起是这个世纪最为重要的事件，将极大地改变世界格局。
他认为，1949年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给中国带来了政府管理体制和思想上的重要变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有重要影响。中国政府对社会的控制一直延伸到街道和村一级，与印度政府管理相比更有效率，在如提高识字率、普及学校、水电基础设施和公共卫生体系方面都取得了值得印度学习的成就。“在中国你随便丢垃圾，会有‘单位’出面来管理，印度很多村庄基本的水电都难以保障，村级的政府基本不作为。”
同时中国共产党改变了中国民众思想中的传统观念，使人们应对问题的方式更为“理性化”。“印度很大一部分农村民众仍然从内心相信‘神’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虽然中国曾经走过一些弯路，但也从中吸取了经验教训，尤其从1979年邓小平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后，大量外国直接投资涌入，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制造业基地，占世界制造业总量的9%。同时中国人民的生活也发生了巨大改变，公交系统更为便利，商店更多，商品种类极大丰富。中国的发展证明了大量引进外资可以成功带动国内产业的发展、改变人民的生活，“这是对印度政治中仍然存在的反对引进外资和反全球化思潮的有力还击。”
莫汉认为，印度虽然从90年代开始改革开放，近几年取得了连续9%的高增长速度，中产阶级人数增加，城市化进程加快，但占人口总数60%到70%的农民仍然缺乏基本的水、电、卫生设施保障和学校，整体发展比中国落后20年。“印度应该每年派上千名政治家去中国，学习有效率的管理、学习如何修建道路、发展制造业、提高识字率和增加公共卫生供给。”
“必须借鉴中国工业化模式”
他在这本书中分析了印度与中国差距的具体规模，认为印度必须借鉴中国快速工业化的发展模式，才能真正跻身大国行列。
他认为，自1978年起北京的决策者推行“开放”政策，中国经济开始了被世界银行称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削减贫困过程”。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主要借鉴了东亚国家的模式，即由出口拉动、以制造业为先导，推进工业化进程，但在规模上显著放大。2000年以来，中国在跨界贸易和投资领域非常活跃，已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市场结构，是美国和西方经济重要的制造业基地，已处于该地区制造业的中枢地位。相比之下，印度制造业发展落后，基本把自己排除在外。
近年来，中印两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但多数劳动人口都靠农业养活，人均收入仍比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低得多，甚至也低于大多数拉丁美洲和东盟国家。印度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实事求是地讲，印度消除贫困的任务非常艰巨，而中国的经验提供了一条解决问题的出路。
他说，中国还有很多其他值得印度学习的地方，希望他所做的比较研究能够帮助印度更好地设定自己的参考目标。“如果印度的决策者不能有效解决至关重要的发展目标问题，印度追求大国地位将是一句空话。”
“掌握管理和民主的平衡”
对于西方一些学者认为民主制度是印度经济发展的优势，他认为，事实上民主制度在目前这个阶段对印度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有限，反而更多地表现出拖累发展的副作用，因为一方面民主决策速度较慢，另一方面很多政治家的精力都集中在如何在竞选中连任，而不是像中国政治领导人那样投入更多精力关注发展。
莫汉同时提到，虽然中国的制度利于经济迅速发展，但目前发展中积累的社会矛盾，未来需要通过民主的方式协调，才能保证继续在正确的道路上发展。“中国经济的发展要求中国从管理走向民主，而印度经济发展要求印度从民主走向管理。两个国家都需要探索如何掌握管理和民主之间的平衡。”
“应派上千名政治家去中国”
莫汉说，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像中国这样在如此长的时间内保持这么高增长速度的国家，无论日本还是亚洲四小龙都没有。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验证了中国领导人的远见和高瞻远瞩。同时中国的崛起是以不侵略和掠夺其他国家的资源为特点的，中国的和平崛起是这个世纪最为重要的事件，将极大地改变世界格局。
他认为，1949年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给中国带来了政府管理体制和思想上的重要变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有重要影响。中国政府对社会的控制一直延伸到街道和村一级，与印度政府管理相比更有效率，在如提高识字率、普及学校、水电基础设施和公共卫生体系方面都取得了值得印度学习的成就。“在中国你随便丢垃圾，会有‘单位’出面来管理，印度很多村庄基本的水电都难以保障，村级的政府基本不作为。”
同时中国共产党改变了中国民众思想中的传统观念，使人们应对问题的方式更为“理性化”。“印度很大一部分农村民众仍然从内心相信‘神’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虽然中国曾经走过一些弯路，但也从中吸取了经验教训，尤其从1979年邓小平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后，大量外国直接投资涌入，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制造业基地，占世界制造业总量的9%。同时中国人民的生活也发生了巨大改变，公交系统更为便利，商店更多，商品种类极大丰富。中国的发展证明了大量引进外资可以成功带动国内产业的发展、改变人民的生活，“这是对印度政治中仍然存在的反对引进外资和反全球化思潮的有力还击。”
莫汉认为，印度虽然从90年代开始改革开放，近几年取得了连续9%的高增长速度，中产阶级人数增加，城市化进程加快，但占人口总数60%到70%的农民仍然缺乏基本的水、电、卫生设施保障和学校，整体发展比中国落后20年。“印度应该每年派上千名政治家去中国，学习有效率的管理、学习如何修建道路、发展制造业、提高识字率和增加公共卫生供给。”
“必须借鉴中国工业化模式”
他在这本书中分析了印度与中国差距的具体规模，认为印度必须借鉴中国快速工业化的发展模式，才能真正跻身大国行列。
他认为，自1978年起北京的决策者推行“开放”政策，中国经济开始了被世界银行称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削减贫困过程”。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主要借鉴了东亚国家的模式，即由出口拉动、以制造业为先导，推进工业化进程，但在规模上显著放大。2000年以来，中国在跨界贸易和投资领域非常活跃，已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市场结构，是美国和西方经济重要的制造业基地，已处于该地区制造业的中枢地位。相比之下，印度制造业发展落后，基本把自己排除在外。
近年来，中印两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但多数劳动人口都靠农业养活，人均收入仍比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低得多，甚至也低于大多数拉丁美洲和东盟国家。印度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实事求是地讲，印度消除贫困的任务非常艰巨，而中国的经验提供了一条解决问题的出路。
他说，中国还有很多其他值得印度学习的地方，希望他所做的比较研究能够帮助印度更好地设定自己的参考目标。“如果印度的决策者不能有效解决至关重要的发展目标问题，印度追求大国地位将是一句空话。”
“掌握管理和民主的平衡”
对于西方一些学者认为民主制度是印度经济发展的优势，他认为，事实上民主制度在目前这个阶段对印度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有限，反而更多地表现出拖累发展的副作用，因为一方面民主决策速度较慢，另一方面很多政治家的精力都集中在如何在竞选中连任，而不是像中国政治领导人那样投入更多精力关注发展。
莫汉同时提到，虽然中国的制度利于经济迅速发展，但目前发展中积累的社会矛盾，未来需要通过民主的方式协调，才能保证继续在正确的道路上发展。“中国经济的发展要求中国从管理走向民主，而印度经济发展要求印度从民主走向管理。两个国家都需要探索如何掌握管理和民主之间的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