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流云在》:人生不只是一场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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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流云在》:人生不只是一场幽默

www.jyb.cn 2009年09月23日  来源:城市快报

  最近,表演艺术家、英达之父英若诚的自传《水流云在》出版。这是英若诚生前系统讲述自身经历和家族故事的唯一传记,书中收录了很多来自英氏家族的珍贵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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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年,英若诚生病期间,美国的塔夫茨大学戏剧学教授康开丽数度来到英若诚的病榻前,由英若诚用英文口述身世,康开丽进行录音,共录制了一百多个小时,时间跨度长达三年。而后康开丽对录音进行了编辑整理,加上自己的多年研究写成《水流云在》。

  该书先推出了英文版,此次是在英若诚诞辰八十周年之际与国内读者见面。英达对此书进行了译审,并亲笔写下了序言。

  对英若诚先生最深刻的印象,一是在《茶馆》里扮演的刘麻子,一是在《我爱我家》里客串的洋派先生,都是带喜剧色彩的样貌,似乎对于大众而言,这是一个与幽默可画上等号的人。

  然而演绎幽默之人,通常会有着不那么简单、快乐的人生,如卓别林,如周星驰,都有太多的不快意,太多的坎坷。只有在磨难中经过历练的人,才知道幽默的真谛是什么。

  英若诚在开篇就说,自己对那种从头写到尾的传记比较烦,因此从人生的中间开始叙述。“文革”期间,他与很多人一样被莫名其妙地投入监狱。对他而 言,这是一段奇特的经历。虽然这段时光的基调暗淡无光,然而他学会了在压抑中缓解压力。看得出来英先生是个极度聪明的人,正是这份天资帮助他把一段困难时 光打发了过去。狱中生活也在这份聪明的影响下变得诙谐起来,宛如一出黑色幽默的戏剧。牢狱之灾变得像卓别林的电影一样,只有善体味的人才会明白其中包含怎 样的苦涩。

  其实这就是整部书风格的缩影。英氏家族杰出人物辈出,英若诚的祖父英敛之是《大公报》和辅仁大学的创始人,父亲英千里是桃李满天下的学者。英若 诚自己是知名的演员、翻译,曾把《茶馆》译成过英文,也曾把阿瑟·米勒的《推销员之死》译成中文,搬上北京人艺的舞台,还做过文化部的副部长,影响非同一 般——儿子英达更不必说了。英若诚与其祖父、父亲三人,在人生的多数时间里目睹了这个国家曾经受的磨难与考验,由他口中述说出来的家族史,一直贯穿着广阔 的社会背景。这个家族承受的荣耀与失落,其实都脱离不开现实环境。而比起普通人来,英家接触的名人,经历的事件,自然要更多一些谈资。

  前两年有一本关于英若诚的传记出版,不过是由别人执笔而成。相形之下,自传提供的人生感触当然更多,最契合讲述者的心态。英若诚如何度过了“王 公贵族式的童年”,如何在清华大学里就成了表演主力,如何在文化部副部长的职位上工作,都有着详尽的叙述。而一些细节也颇值得关注,诸如他在塑造刘麻子这 样的角色时,也参考了身边人的现实生活,在导演《推销员之死》时与阿瑟·米勒有怎样的合作等等。

  “水流云在”这四个字,是当年英家别墅附近一块石头上所刻,取自杜甫的诗句:“坦腹江亭暖,长吟野望时。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人生历练多年后,看似平静的心境之下,其实颇藏思绪。当年在病榻上回顾一生的英老,想必就是这样的感觉吧?
  我为父亲写序

  英达:为自己父亲的自传写序是一件不同寻常的事。

  读这本自传更是一件不同寻常的事。那已经永远离开了我的父亲又回来了。他仿佛又活了过来,用我再熟悉不过的口吻,把他的故事娓娓道来。而这些故 事,有多少是我亲身经历,亲眼目睹的。这和读别人的传记可不太一样了。那些细节,那种感受,多少次将已经长大成人、自认为已经彻底遗忘那些经历的我,瞬间 拉回当年的情景,同时从父亲一侧,再次观察同一事件的另一面,甚至审视他老人家观点迥异的内心。还有许多事,我虽不在现场,但伴父久了,一辈子茶余饭后, 不知听他讲了多少次。故事中的人物,从谆谆长者马相伯,到天桥混混四爷爷,从清末权贵庆亲王,到冀县狱吏“卢部长”,各色人等,上天入地,都是我从未谋面 的老熟人。老来父亲病得糊涂,这些往事却益发记得清楚,我常伸出五指,告诉他这故事我已经听过多少遍了。

  从小到大,我对“爸爸”这一重要历史人物经历了如下心路历程:先是无比高大,无所不能,演戏绘画,泥瓦木工,抽烟喝酒,总之没他拿不起来的。这 样一个爸比哪个同学的都拿得出手。后来他就失踪了,也不知是干了特务还是反革命,反正让人民政府给抓起来了。当他的儿子就自认倒霉吧,是个人有个爸就比我 强。老师、亲戚都教育我——必须跟你爸划清界限!我自己也早早立下革命志:就算他哪天出来了我也不认他!等他真被放出来的时候我又改变了主意:还是帮助教 育他为主,万一他能改造好呢?后来他还真越改越好,演戏出名,翻译出版,最后还当上了部长老出国!这爸爸可真是了不起啊,电影、话剧拿过来就演不说,还张 嘴就练英语!试想见到个刚练好普通话的小歌星都尖叫的年轻人,有这样的爸意味着什么?崇拜!粉丝!很多年我就是我爸的粉丝。可时间长了就不行了,总生活在 他老人家的阴影下,好好的学名没人叫,常年被人称为谁谁他儿子,烦不烦哪?况且慢慢发现这老头儿也不是什么都行,不光拼力气比速度不是我的个儿,很多新鲜 事物新观念上简直就是迟钝落伍嘛!再往后自己真的成长起来了,也出名了,出的也不比他老人家名头小,很多过去爸爸教我的反过来我得把着他了,担心他露怯出 丑,老得帮他罩着。最后他病倒了,坍缩成了一个病床上的瘦老头,一个无能为力的老小孩,我感慨地想:老爷子这一辈子忙什么了?既没有积蓄下丰厚的物质财 产,也没有积累下丰富的精神财富,不能说碌碌无为起码也是全给别人干了……(张玥)

 【链 接】

  北京人艺的故事

  英若诚生前是北京人艺的演员。人艺这个地方历来名人聚集,无论导演、作家还是演员,都曾在中国的戏剧史上留下过显赫的记录,近几年来,也有不少图书讲述了他们的故事。

  最近一本出版的是《记忆深处的老人艺》。这本书作者的家庭背景很引人注意,他们的母亲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和曹禺一起演戏,后来在北京人艺工作 多年,是《茶馆》等名剧的导演焦菊隐的秘书。想想看,这两位作者从小在人艺大院宿舍长大,又在剧场里耳濡目染,对人艺的故事该有多了解?这书刚出版的时 候,出版方搞了一个活动,蓝天野、郑榕、吕恩、朱琳、苏民、濮存昕等两代知名演员都出席了,可见对这本书的重视程度。

  以前还有过一套“北京人艺经典文库”,重点介绍过一些经典剧目的创作过程,还有一些代表性人物,比如《〈骆驼祥子〉的舞台艺术》《经典人物——于是之》等等。

  北京人艺一直是人们聚焦之地,熟悉其历史的人都知道,早年周总理对话剧十分喜爱,也格外关注人艺的一切。去年曾有一本《周总理与北京人艺》出版,是一部文集,作者有不少是人艺的创作人员,包括于是之、蓝天野、李婉芬等人。

  人艺父子兵

  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北京人艺这个舞台“阵地”上,也不缺父子兵。现在人艺的台柱子濮存昕,他的父亲就是人艺的老演员苏民。其实苏民先生原 名濮思荀,早年出演过《雷雨》中的周萍、《蔡文姬》中的周进等角色,晚年还在复排《蔡文姬》时担任导演。他的表演天分显然遗传给了濮存昕。

  目前人艺的当家导演林兆华,其子林熙越也是人艺的演员。林兆华导演的《绝对信号》《红白喜事》《狗儿爷涅盘》在圈内都是备受好评,名气大得很。林熙越作为新生代演员,出演过不少电视剧,在话剧演出方面,也曾两度获得“梅花奖”的提名。
 
《水流云在》
看看看书 2009-09-29 13:03 阅读1083 评论3


英若诚的这本传记是他病重住院期间口述给美国人康开丽的,先有英文版,再有中文版。
翻译文体的味道很重,不过不影响阅读。
看这本书,感觉不象是看中国人的经历。英若诚生长在名门,从小看到的听到的都和我们熟悉的无产阶级苦孩子视角不同,对我们熟知的时代和历史事件的感受也与众不同。
叙述的顺序很有意思。
上部讲文革中蹲监狱,很多很多细节,象放电影一样在纸面上滑过。监狱中的英若诚是个狡猾的家伙,他太聪明了,跟各行各业的犯人学各种技能,又用这些 技能让自己和别人少吃了不少苦。英若诚在《末代皇帝》里扮演管教干部,他对浦仪说:“撒尿要顺着桶的边儿撒!”语气非常严肃,让你觉得撒尿是件大事。英若 诚对监狱生活的回忆,让我想起这段戏。
中部回忆家族历史。英家用两代人就从穷人变成显贵,要是拍成电视剧,怎么也堪比《大宅门》和《乔家大院》吧,当然前提是别让英达来导,这家人拍成喜剧就浪费了。
下部讲到艺术和政治生涯,对小家庭的介绍最多,也是整本书尽显幽默与见识后,流露真情最多的部分。
一个幽默的人光逗乐别人不算本事,一个有见识的人光让别人开眼界也不算本事。
英若诚让你看到他最真实的感情。
他描述1948年第一次见到妻子吴世良,毫不掩饰对她相貌和学识的赞美。他给妻子最深的印象是幽默感,“我对她说:‘我会让你笑一辈子。’我确实做 到了。”看到这段话的时候,你已经在前面的章节读到,文革中他们在同一天被抓进监狱,三年之后又前后脚被放出来。你知道他这话不是瞎说的。
1987年吴世良去世,“我有时会突然停下手中正在做的事,想:‘天哪,她走了!我可怎么办?’几乎所有的事都能让我想起她,诗歌或许是对我们共同生活中某个阶段的提示。我不可能把她就此埋藏在心底,绝对做不到。她去世后我每天都想到她。”
我想着每天都想起吴世良的英若诚是什么样子。
这里有个注解,英达和姐姐在一次访谈节目中回忆父母,英小乐说父亲在生病的最后几年常常叫吴世良的名字并和她交谈。英达说:“他有时候跟周围的人说 话都当他们是我母亲。那是他一生都有的习惯,生活中遇到任何事,无论是否重要,是否有价值,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告诉我母亲。尽管表面上他们结婚三十七年,实 质上是五十四年,因为我父亲一直和我母亲维持着婚姻关系。”
不知为什么这本书让我感动的地方都和女性有关。英若诚在监狱里获得了一点点特权,他可以为其他犯人买东西,他最先为女犯人们买的是镜子,因为她们很久没有看到自己的模样了。
 
序一我的父亲英若诚英达Ⅴ

序二老英,我的良师益友朱旭Ⅸ

前言康开丽Ⅺ

不同寻常的普通人ⅩⅣ

英家的世纪ⅩⅤ

合作自传ⅩⅥ

上部 蹲监狱

第一章牢狱第一年3

从风筝到手铐:我被捕的经过4

我的“新家”13

第二章冀县监狱33

狱中笔记33

监狱里的活动项目和闹剧52

为彭真同志工作66

释放71

中部 家族史及早年教育

第三章 英氏家族81

有其父必有其子81

从战士到绅士92

在温泉度过的夏天111

“王先生”117

危险的逃离121

第四章 王公贵族式的童年127

温暖的家127

在庆王府的演出和祈祷132

出色的逃学者141

我自己的“四人帮”151

下部 职业生涯:艺术和政治

第五章 我的舞台生涯159

清华大学的台柱子159

遇上对手166

新中国的新剧团176

《茶馆》满座182

出狱后的务农岁月: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三年188

和于是之同行:一九七四年191

惹不起还躲不起?197

回剧院201

从失望到希望205

第六章 文化外交213

不速之客214

把《推销员之死》带到中国216

贝尔多鲁奇的召唤231

当文化部副部长的喜与忧236

最大的损失239

遗弃的孩子242

探索新世界246

最后的告别256
 
英达

为自己父亲的自传写序是一件不同寻常的事。

读这本自传更是一件不同寻常的事。那已经永远离开了我的父亲又回来了。他仿佛又活了过来,用我再熟悉不过的口吻,把他的故事娓娓道来。而这些故事,有多少 是我亲身经历、亲眼目睹的!这和读别人的传记可不太一样了。那些细节,那种感受,多少次将已经长大成人、自认为已经彻底遗忘那些经历的我,瞬间拉回到当年 的情景,同时从父亲一侧,我再次观察同一事件的另一面,甚至审视他老人家观点迥异的内心。还有许多事,我虽不在现场,但伴父久了,一辈子茶余饭后,不知听 他讲了多少次。故事中的人物,从谆谆长者马相伯,到天桥混混四爷爷,从清末权贵庆亲王,到冀县狱吏“卢部长”,各色人等,上天入地,都是我从未谋面的老熟 人。老来父亲病得糊涂,这些往事却越发记得清楚,我常伸出五指,告诉他这故事我已经听过多少遍了。

从小到大,我对“爸爸”这一重要历史人物经历了如下心路历程:他先是无比高大,无所不能,骑马定车,演戏绘画,泥瓦木工,抽烟喝酒,总之没他拿不起来的。 这样一个爸比哪个同学的都拿得出手。后来他就失踪了,也不知是干了特务还是反革命,反正让人民政府给抓起来了。当他的儿子就自认倒霉吧,是个人有个爸就比 我强。老师、亲戚都教育我,必须跟你爸划清界限!我自己也早早立下革命志:就算他哪天出来了,我也不认他!等他真被放出来的时候,我又改变了主意:还是以 帮助教育他为主,万一他能改造好呢?后来他还真越改越好,演戏出名,译著出版,最后还当上部长,老出国!这爸爸可真是了不起啊,电影、话剧拿过来就演不 说,还张嘴就练英语!试想见到个刚练好普通话的小歌星都尖叫的年轻人,有这样的爸意味着什么?崇拜!粉丝!很多年我就是我爸的粉丝。可时间长了就不行了, 总感觉生活在他老人家的阴影下,好好的学名没人叫,常年被人称为谁谁他儿子,烦不烦哪?况且我慢慢发现这老头儿也不是什么都行,不光拼力气比速度不是我的 个儿,在很多新鲜事物、新观念上简直就是迟钝落伍嘛!再往后自己真的成长起来了,也出名了,出的也不比他老人家名头小,很多过去爸爸教我的反过来我得把着 他了,担心他露怯出丑,老得帮他罩着。最后他病倒了,坍缩成一个病床上的瘦老头儿,一个无能为力的老小孩儿,我感慨地想:老爷子这一辈子忙什么了?既没有 积蓄下丰厚的物质财产,也没有积累下丰富的精神财富,不能说碌碌无为,但起码也是全给别人干了。

人说每天生活在身边,再伟大的传奇人物也会显得平庸。我不知道父亲是否算得一个伟大人物,但他这一生有着太多传奇。他曾用这些传奇不断提醒我他绝不平庸。 人都离开这个世界五年了,他用这本自传又一次做到了这一点。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又一次惊奇地发现了我的父亲,他的聪明,他的锋利,他的博学,他的幽 默……敢情我到今天还没有超越他!还被远远甩在后面!很可能永远追不上了!我发现这么多年来我其实一直沿用着他的思维方式、他的哲学逻辑。我认为独属于自 己的人生价值观念、自我剖析能力、幽默处世态度甚至憎恶喜好诸癖,都能在这本书里找到出处。我不仅仅是我自己,我原来是一群人集合中的一分子和延续。我身 上的许多特点其实都不是我的发明创造,而是和这一群人共有的。这一群人另一个共有的东西就是他们的家族姓氏——英。他们之中的优秀代表有英敛之、英千里和 英若诚等人,他们幸运或不幸地把家族的命运和近代中国的命运结合在了一起,各自在属于自己的时代和舞台上演出了自己的华彩段落。现在火炬传到我的手里了, 我不仅有责任把它高高举起,还有义务将它朝下一代传下去。

在这本书出版的时刻,我代表我的父亲和英氏家族的每一个成员,由衷地感谢本书的作者——美国杜克大学教授康开丽。是她无数次往返中美之间,多少回守候在病 榻之侧,录下一盘盘录音带,查访一位位当事人,以真正的学者特有的执著与专注,锱铢必较,集腋成裘,才使这本书的问世成为可能。没有她的辛勤劳动和智慧匠 心,英若诚的故事只是一位病患老友支离破碎的回忆,而不是这本回忆录。

我还应该代表父亲特别感谢本书的中文译者张放女士。想来父亲若天上有知,一生译著等身的他看到自己的最后作品竟要由别人来翻译一定是件十分有趣的事。本书 时间跨越清朝、民国、抗战、“文革”等历史时期,又出入于王府、大学、剧院、监狱等特定环境,无不因其专有语言背景使得翻译工作难上加难。

应该感谢的人太多,出版社的编辑们,在采访中提供帮助的中外亲友,和书中提及的许多真实的健在或已逝的人物。他们在我父亲这一生中起过重要作用,也使得本 书丰富多彩。相信对我自己和广大读者来讲,本书不仅有趣而且有意义,它使我的家族故事不再仅仅是口头传说,而成为有质有形的东西,让孩子们能传承下去。这 些东西是我家族的,也是这个民族赖以渡过道道难关,一代代长盛不衰的根本。

是为序。

二〇〇九年六月
 
朱旭

老英,我的良师益友。

他爱学习。书案上堆放着厚厚的外文书。我看不懂。好在,我在他家的时候,他不鼓捣这些。

床头、枕边多是中国文学的书,但不厚。他和鲁迅有同感,躺在床上看洋装书,像抱着一块砖头。这类的书都是放在坐椅旁边的。

恭桶边上则是些杂学的书刊。这类文字看多了,便落下个“英大学问”的绰号。

老英爱吃也爱喝。有人说他后来得了肝病是喝酒的缘故。可是我和他一起喝了半个多世纪了,我到现在还好好的。可见那个诊断不准确。

我们俩共同爱好多,共同语言也多。到了那个特殊年代,就被打成“英朱集团”了。

国家走上了正轨,我们也干了些正事儿,演出了几个经典的话剧,积累了一些表演的经验,更增添了些对良师益友的思念。

二〇〇九年七月四日
 
康开丽

人生中我们偶尔会遇到几位特殊的人,我们希望把他们介绍给我们认识的每个人。和他们在一起的每时每刻都充满愉悦,同时也希望与其他人一起分享他们的存在,我相信每个人的生活中都有这样的人。

我生活中的这个人是英若诚。他是二十世纪中国戏剧及政治上的一个重要人物,但我希望大家了解他不仅仅是因为这个原因。托尼?雷恩斯(Tony Rayns)在悼文中把英若诚描述为“一位世界性的高级知识分子,极有才能的演员,导演。是中国最后一位二十世纪前期培养出来的对文化发展极有影响的人 物”。读者从书中会读到英若诚出生于一个很重要的家庭,继承了家族的传统,在中国二十世纪的政治、知识和社会动荡中起到关键性的作用。他在舞台、银幕和文 化外交上作出至关重要的贡献,建立了自己的声誉。

他是一位非常脚踏实地的人。英语是他的第二语言,他说得游刃有余,他是位极有天赋的叙述者,富有魅力和幽默感。他为人热诚,不摆架子,又有点俏皮。二○○ 四年,在他去世后为他开的追思会上,北京人艺的同事们追忆:他是位充满活力、善良、宽宏大量的人,足智多谋,充满了创造力;他是位有理智的绅士,从不发脾 气,面对人生中的艰难和折磨人的疾病,始终保持着乐观的态度;他是位难得的具有创意、多才多艺的人,能与不同年龄的人沟通;他是位真正高贵的知识分子,从 不看轻任何一项任务;他是位不能替代的非凡人物。①

不论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都会不由自主地被他特殊的号召力和亲和力折服。费里莎?朗德利教授就中西方戏剧与英若诚作了交谈之后,在日记中写道:“他是位杰 出的人,他的思想极为深邃。他与皇室成员、国家元首和国际艺术名流亲密交往,但我们之间的谈话就像是老友在壁炉边谈心。”

英若诚与各个领域中最有影响的人物合作。作为演员,在国外他最知名的是在贝尔多鲁奇的电影《末代皇帝》和《小活佛》中扮演的角色。一九八三年他又因在阿 瑟?米勒导演的《推销员之死》中扮演威利?罗曼一角而闻名。这之前几年为鲍勃?霍普在剧院作的精练翻译让人记忆犹新。一九八六年至一九九〇年,作为文化部 融部长,他请来了查尔顿?赫斯顿在北京导演赫尔曼?沃克的《哗变》。查尔顿?赫斯顿评价英若诚是“中国最有名的演员之一,又是位出色的翻译家”。②在导演 方面的成绩有一九八二年与英国的托比?罗伯森合作的《请君入瓮》,那台演出“在表演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会备受赞叹”。《推销员之 死》和《请君入瓮》都由英若诚翻译成中文而使中国观众得以欣赏。

英若诚并非英家唯一的才子,他的弟妹们各自在学术、艺术和体育等不同的领域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但在他们眼中,英若诚仍是不同寻常的人才。他的弟弟英若识是 位知名的画家,英若识的孪生弟弟英若智是位成功的工程师,另一弟弟英若聪是位有造诣的建筑师,妹妹英若采是出色的女子篮球运动员,另一个妹妹英若娴是兄弟 姐妹中唯一在国外工作和生活的,她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物理学家。英若诚的女儿英小乐是位画家,住在芝加哥;他的儿子英达是当今中国影视界最著名的人物之一, 既是演员、电视制片人、导演,又是访谈节目的主持人。
 
我是一九九一年认识英若诚的,当时他在北京人艺导演由他翻译的萧伯纳的《芭巴拉少校》。我那时是哈佛大学的研究生,在为我的硕士论文做实地考察。一九九四 年他在英达导演的市场反响十分火暴的情景喜剧《我爱我家》中客串演出,我又有幸跟他进行了交流。一九九六年和二○○○年他生病时,我去他家里探望他。之后 又有殊荣在二○○一年、二○○二年和二○○三年夏天坐在他的病榻边听他讲述他丰富的人生经历,为的是出版他的英文自传,让西方读者能够读到他的故事。在这 十几年里,我们每次交谈确实就像“老友在壁炉边谈心”。

不同寻常的普通人

英若诚出生于名门世家:他的祖母,爱新觉罗?淑仲是中国末代皇族的后裔,他的祖父则是一位高级知识分子。祖父那族满人没有文化没有权势,祖父本人皈依天主教。英若诚有八个兄弟姐妹,其中两个在年轻时得肺病夭折。英若诚的谦恭仁慈和道德观念,都是天主教培养的结果。

也许是这种大气与朴素,睿智和与生俱来的判断力并存,使英若诚和阿瑟?米勒在一九七八年结识后便成了至交,并在一九八三年合作推出了《推销员之死》。米勒 在中国第一次导演自己的剧本,英若诚扮演威利?罗曼这个角色。威利?罗曼是美国戏剧中一个典型人物,米勒把这个悲剧人物塑造成普通人。米勒认为英若诚是位 “天才”,不仅仅是因为英若诚在翻译、处理各种关系及表演方面的技能,同时也因为从未有任何一位演员像英若诚那样把威利?罗曼演得如此淋漓尽致。英若诚达 到了完全忘我的境界,沉浸于角色,在这个过程中超越了自己。米勒称英若诚是“一个行家,但同时又是一位充满理智情感的人,随时能接受挑战”。又评价英若诚 “有完全的控制能力,让人联想到奥利维埃——他的表演很直接,呼之即来”。米勒又赞叹英若诚的翻译才能,说“英若诚的翻译即时,口语化,有他在边上为我翻 译,我都忘了我不懂中文。他的翻译出口迅速,毫不迟疑”。

这种敬佩是相互的。英若诚在本书第六章叙述了他与米勒的合作。英若诚的意愿是让米勒为他的自传写前言,米勒很善意地答应了,但他在兑现承诺之前不幸去世了。

英家的世纪

英若诚的父亲英千里出生于二十世纪初的一九○○年,英千里的父亲英敛之对这个新的世纪的到来起到了推动的作用。英敛之于一八六六年出生在一个目不识丁的满 洲武士家族,后来却成了一位有名望的天主教知识分子。他的成就包括:于清朝末年在天津创办《大公报》,在北京创办了辅仁大学。在当时不安定的形势下,艺术 家和知识分子提倡“新文化”,包括通过说方言白话让不懂文言文的普通大众接触文化,利用文学艺术来探讨当时的社会问题。受“五四运动”影响的知识分子把西 方的话剧引进中国(西方话剧已被介绍到日本,经由日本传到中国)。英若诚一生都致力于发展中国的现代戏剧并以戏剧来促进国家间的交流和理解。

如果说英敛之在世时中国的前景显得渺茫,在他儿子的时代中国的前程则颠簸不定。英千里加入国民党,通过地下工作抗日,他在日本侵略中国期间(一九三七年至 一九四五年)两次被日本人抓进监狱。一九四八年,蒋介石准备撤退到台湾,英千里就被带到台湾。英若诚当时读大学三年级,就再也没见到他父亲。英千里在台湾 延续他父亲在大陆创立的传统,为台湾的教育事业作出贡献。但英若诚直到他父亲去世后十多年,才了解到他父亲的成就。英千里在台湾收养了一位邻居的女儿韩拱 辰做义女,她在英若诚一九八○年访美时设法与英若诚联络上。正是英千里的这位养女提供了英千里的许多珍贵资料和照片,为英家填补了家史中的这一章节。
 
当英家第三代成人受教育时,中国的时事不仅渺茫,动荡不安,而且不可预测。英若诚就读于几所中外教会学校,又经历过一系列政治运动。英若诚的自传是一面透 视镜,通过它可以观察了解到一个满族天主教家族独特的生活,以及北京监狱的情况、中国主要话剧团的前五十年以及不断发展的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情况。通过他 “文化大使”的活动,影响了最高领导人对外国人的认识和了解。可以说英若诚是一位前所未有的中国公民。

合作自传

作为英若诚的“自传合作者”,在英若诚在世时,我完全遵循他的意愿,他去世后我按照他的意愿,用自己最准确的判断来编辑这本书。

二○○○年我们开始这个合作时,我马上就把这个过程设想为“合作自传”。其实这种形式并不真正地存在。当然传记、自传、回忆录、口述史这些形式的作品不计其数,而“合作自传”的定义介于这些已有的形式之间,又带有其独特的条件,特别是合作者之间的关系。

作为英若诚自传的合作者,尽管我的参与很深入全面,但我既不是代笔人(又称“黑笔杆”、“写作操刀者”),也不是书的唯一作者。这本书的合作意向始于一九 九六年一月二十二日我与英若诚的谈话。结果是在二○○一年至二○○三年之间录下了四十一盘录像录音带,为时一百多个小时,我对这些内容进行了整理、编辑, 同时又进行了七年的研究。③从一开始,我们的共同目的就是要让英若诚用自己的话、用英语来讲述自己的故事,让全球的读者能读到。除了英若诚叙述自己一生中 的事件,我们还录下了对书的目的和结构进行的讨论、对各种材料的取舍,以及出版的过程。我意识到我的作用变得相当复杂,远远超出了我最初天真的设想,认为 自己仅仅是个笔录者,或者是代言者,只是替代英若诚做了他健在时自己能做的事。从未听说过英若诚的人或是熟悉他的人通过这本书怎样看待他的一生,我负有最 终的责任。从一开始,我就意识到我们之间的合作是跨文化、跨性别、跨年龄的,尽管看似不太可能,却有其特有的动力。

熟悉了他的成就、他继承的传统、他的吸引力和叙事才能,我的目标是让他在世时讲述他一生的故事。他的目的是要完成他几年前开始的一项任务(我们交谈后,他 给我看了大约二十页用英文写的材料,是有关他一九六八年四月被捕,在监狱的第一天的描述。他希望有一天能把它写成回忆录。这二十几页内容都被编入第一 章)。但他同意与我合作的目的超出了他最初的意图。作为美国人,我想让更多国家的读者读到他的故事。我们商定他用英语讲述故事给我听。他很乐意每天都能讲 英文。我是研究中国现代历史、文学、戏剧的学者,能吸取他复杂的人生经历,帮他为未知的读者群体整理编辑成书。最后一个原因是我们一起合作写书这几年,每 年夏天我都在北京至少一个月,他每天都有我做伴。英若诚生病期间不是躺在家里就是在医院里,除了家佣和护士,我是他每天见到的人。

合作写自传不仅有益于英若诚,也有益于我。听他讲家史,他本人在中国二十世纪的经历,丰富了我对中国政治事件的了解和认识。每天都有机会与这样一位有意思的人在一起,我感激不尽。

在我们合作写他的自传之前,英若诚和我的关系是友善的熟人,到二○○三年我最后见到他时,我们已是密友。对写书这样一项艰巨的任务我有准备,但坐在一位走向死亡的人边上却让我难以忍受。对我来说最难的是在这本自传里读到他在我们最后几天见面对我所作的叙述。

这本书不是对英若诚一生的完整记录,这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传记。这是他希望别人听到的有关他一生的回忆录。将来的人们会从这本书中了解这位对自己的国家、 对国际戏剧交流作出如此重大贡献的人。英若诚作为目击者和参与者,对重大事件进行了记载,有选择性、代表性,目的不在详尽。在叙述自己人生故事的同时,英 若诚又扩大了叙述的范围——从他祖父的童年、自己的青壮年至他临近生命尽头之时——但他有选择地对某些阶段进行了详尽描述(用两个章节来描述三年的监狱生 活),对某些则进行了浓缩(用一个章节来叙述其杰出五十年的职业艺术生涯)。回忆过去,英若诚选择“不从人生的起始为开始”,而从他认为一生中对他最有影 响的阶段——“文革”中被囚禁开始。他对监狱生活的叙述用了大量的事件,但不是事无巨细,有意想不到的风趣。英若诚的自传超越了通常的回忆录,努力让读者 对他一生、对家庭传统的继承有全面的了解。

翻过这一页,我的前言结束,英若诚的叙述开始。他先带你去了解“文革”高潮期间他在监狱的三年,然后是他祖父的过去,接着是他自己的童年,他受教育的一系列不凡经历,在戏剧、电影界的职业生涯,以及在文化外交上的贡献。

英若诚除了有个好记性,还有一个独特的优点就是他对生活永远保持乐观态度。他鄙视绝望,拥抱希望,在最没有幽默感、没有尊严的情况下找到幽默感和尊严——无论是在监狱的铁栏杆后,还是中国现代最动荡不安的政治历史的后台上。
 
英若诚,即便是摆在老人艺那些顶尖大腕儿里面,也算是个显眼的。

在人艺剧场看过两场英若诚的话剧。

《茶馆》,于是之,郑榕,蓝天野……满台的老人艺王牌。

小刘麻子:“人家不说好,人家说‘蒿——’,特别有洋味儿。”

《推销员之死》,他自己翻译,自己导演,自己演主角儿。

老推销员临死前的自言自语:“钻石捏在手里,又糙又硬。”
 
英若诚,即便是摆在老人艺那些顶尖大腕儿里面,也算是个显眼的。

在人艺剧场看过两场英若诚的话剧。

《茶馆》,于是之,郑榕,蓝天野……满台的老人艺王牌。

小刘麻子:“人家不说好,人家说‘蒿——’,特别有洋味儿。”

《推销员之死》,他自己翻译,自己导演,自己演主角儿。

老推销员临死前的自言自语:“钻石捏在手里,又糙又硬。”

客居北京时,看了英老的《推销员之死》,那可是一人一台戏。至于《茶馆》我可是错过了最后一场北京人艺的全班老人马演的《茶馆》,只能收藏了电影版的和DVD的舞台版时不时拿出来过过瘾。

不知怎么的,旧社会过来的艺人们,那可真是有底蕴,有真金不怕火炼的水平。

谢谢LZ推荐 :thanks::thanks::thanks::thanks:
 
.1.从风筝到手铐:我被捕的经过

1)

我对那种从头写到尾的自传有点儿看烦了,所以决定我的传记从我人生的中段开始。我一生中最离奇的是一九六八年被捕蹲了三年大狱。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具摧毁力的社会动荡。我妻子和我在这期间被抓进监狱,原因是我们被怀疑为外国间谍。我的家妻离子散,十六岁的女儿被送去内 蒙古插队,我儿子当时年仅七岁,只能去跟着我母亲,靠她微薄的退休金生活。我们多次被不同派别的红卫兵抄家。不过,在监狱的这段时间让我对中国当时情形的 了解比我一辈子学的还多,这一点值得欣慰。

在这三年中我被转了好几个监狱。我天生不安分,在狱中以帮助其他犯人为己任,我心里很清楚至少有百分之九十被关起来的人都是冤枉的,压根儿不该进监狱。我 亲眼看见很多犯人自杀,有的疯了,下决心自己绝不能重蹈他们的覆辙。我决定要利用在监狱的日子尽量从其他犯人的背景、经历中吸收有用的东西,靠自己的智慧 和幽默感生存下来。监狱成了人类学的一道智力题,一种让人思考的有趣的游戏。

我写这部传记如果有更深一层的目的,那就是要告诉人们,我的一生看似充满了曲折和不幸,人们也许会为此感到不平,但我的自身体验完全不是那样。人本能地追 随积极向上的东西。洞穴时代的原始人还发明了游戏自娱自乐,我也是那么做的。如果这部传记值得读,值得写,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证明我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 环境中怎样主动积极地度过在监狱里的日子,权当一本“坐牢手册”吧。

我的监禁生活是从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八日晚开始的。那时“文革”已进行了两年,我们北京人艺的演员也组织了自己所谓的战斗队。在当时的形势下,那是抵挡来 自各方攻击的最好的自保方式。我参加的战斗队名为“丛中笑”,典出毛泽东的词《卜算子?咏梅》。我们战斗队由十几位“硬里子”演员组成,因为这样那样的原 因,这些演员从未特别出名,但戏剧界的人都知道他们是剧团的台柱子,如果没有他们,剧院的保留剧目一个也上演不了。其中一位年轻人的家庭背景有问题,因为 他的父亲在日本。我的父亲所在的地方更差——台湾,所以我们都属于“特嫌”——被怀疑是间谍。自从“文革”开始,每个人的家庭背景——“出身”这个问题变 得特别重要。所以我们都很小心,处事低调。没想到这样做倒使我们这群人得了个新的外号“老运动员”。

这个外号不是什么好词儿。“运动”这个词在当年不仅指“体育”,也可意味着“政治”。所以“老运动员”确切的含义是不管来什么运动,我们这帮人都逃不了是被“运动”的对象,也意味着我们精于分析政治动向,能轻易避开政治麻烦。

一九六八年春天,我们所有这些“老运动员”对当时进行的“文化大革命”的评估是一致的:按过去的规律判断,这场运动该差不离了。对我们这些过来人来说,一 场运动结束的迹象都在那儿明摆着。当时几份大报的社论在过去几个月指出了方向,阐明我们不该把每个干部都打成“走资派”,他们当中有些人可以“惩前毖 后”,继续革命。“文革”主要的目标是整“走资派”,社论中对这些“走资派”改了调子只能说明前方见亮儿了。谁也没料到“文革”还要继续八年。

2.)

那年的海货市场出乎意料的丰盛,可谓喜获丰收,这之前好的渔产都上交给国家用以出口换急需的外汇。“文革”两年来,渔民们终于明白过来:派来搞“统购统 销”的干部都已经靠边儿站了,渔民们可以自己做主怎样处理自己的收成。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当全国大力铲除资本主义的时候,我们却享受到了某种程度的市场经 济。我妻子吴世良很高兴,我们邀请了两位朋友来一起享受一顿美宴。

这两位朋友也是和我同一个战斗队的。我们甚至专门写了一张大字报以使我们的聚会合理化。我记不清楚大字报的主题是什么,可能是批判某个人或某一政策使整个 国家复辟了罪恶的资本主义(我们已有几十年没有资本主义的体验了)。“文革”到了这时候,我们战斗队已摸索出了一套适应当时形势需要的模式,我们对此颇为 得意。差不多每个星期,我们都会张贴大字报对当时的形势和党中央最新“战略部署”作评论。没人拿我们的言论当回事。那时整个剧院和其他单位一样组成了大小 不一的战斗队,有的战斗队只有两名成员。为求生存,这些小的战斗队都与大的两个派别挂上钩。这两个大的派别之间始终有矛盾,都想证明自己比对方更革命。其 中激进的那派称自己是“造反派”,称对方为“保皇派”。因为我们不希望与任何一派沾上,我们在大字报上署名为“逍遥派”,两派对我们都不满,以致我们不断 地受到攻击。

不过问题还是存在,怎样打发这段闲暇的日子?剧院关了门,上台演出是没门儿了。我们可以躲开打派仗,但我们还是想知道国际上发生了什么事,怎样应付“中央 文革小组”的新方针。有一天我们其中一位成员突然想起小时候喜欢做风筝放风筝。那可是北京人最喜欢的玩意儿。既然剧院不缺我们几个,重捡儿时的爱好真是个 好建议,我们都很投入。其中一个人的任务是去购买原材料。让我们惊喜的是我们找到了最理想的“皮宣”,既粗糙又很薄。(这种纸原本用于书法和传统中国 画。)接下来是找“竹劈儿”,削成薄片后做绑风筝的“骨儿”。水彩和画笔好找,到处都有的卖,因为大家都需要用来写大字报。我们最大的发现是“锦纶线”, 要比我们小时候用的小线儿好多了。我们再从组里选出一位成员来设计并指导大家。他确实是位行家,我们做的风筝是我所见过的最好的。我们终于可以露一手了。

经过反复琢磨,我们决定在天安门广场放风筝。很大的空间没有电线挡道。第一次试放十分成功。不久我们就成了那个地方热门的一景。北京人性格随和宽容,喜欢 看风筝,有一天还有人夸我们的新设计。改革开放后的今天我有一次路过天安门去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看到广场上满是放风筝的人,当年我们兴起的传统一直延 续到了今天。

我记得那个改变我们命运的傍晚,吴世良、我和“丛中笑”战斗队的两位演员一起吃饭,我们吃的是海螺。那天早些时候我们去放了风筝,大伙儿都情绪不错。因为 在天安门看我们放风筝的人们看来都很自由自在。海螺的味道又很鲜美。我们都觉得“文化大革命”也接近尾声了。正在这个时候门铃响了。

我告诉朋友们:附近的孩子们拆下门铃按钮做免费的玩具,我在城里到处找配件,结果发现只要用个五分硬币往里一卡,门铃也照响不误。大家听了都乐。我以为来访者可能是另一位同事。就着海螺喝了几杯酒,我感觉很暖和,所以穿着衬衣就去应门。

3.)

开门时见到两位陌生人对我微笑。我同时注意到门外十几位邻居坐在小板凳上,其中有几位出身好的胳膊上戴着新的红袖章,全都板着脸。我没去多想。自从剧团里 那些造反积极分子抄我们家后,邻居们都躲着我,不像以前那么友好了。抄家的理由是要除“四旧”,什么旧照片、旧书,各种杂七嘛八的东西都算。如果没有其他 人在场,他们当中大部分人会像平时那样,可那天有那么一群人在一起,我不指望他们像平常那样。那两位陌生人问了我的姓名,然后很客气地请我一起去当地的派 出所,说是有几件事要核实一下。我只穿件了衬衣,所以我说要去拿件外套。他们坚持说派出所拐个弯儿就到,我说话儿工夫就能回来,我就那么跟着他们走了,既 没有告诉我妻子,也没跟我的客人们说。

夜里的气温还挺凉,我把卷着的袖子放下来。那两个陌生人一人一边夹着我,我能感到他们的手指抓着我的袖口。我开始觉得情况不妙。

有辆车等在那里,他们设法把我弄进车里,还是一人一边。我开口问:“你们不是说拐弯儿就到吗?”

他们并不正面回答,说:“坐车方便。”

我又问:“你们要核实什么?”

“你很快就知道了。”他们答道。不过语气硬多了。

差不多五分钟我们就到了,他们要我下车。这时他们客气的笑容完全不见了。那两人命令我向前走,左拐右拐,他们走在我后面,在我视线之外。在以后的几年中, 我就这么被押送到这里那里,我对这一程序太熟悉了,以致到后来只要有人在我边上走我就会极不舒服。我们穿过一个小院子,我被引进一道门。一踏进门,房间里 的聚光灯一下子通亮。这突然的聚光灯、照相机的闪光灯以及其他亮光一下子让我什么都看不见,有人很麻利地给我戴上手铐,我被迫在一份文件的虚线上签上了我 的名字。整个过程中我都蒙了,只记得有很多闪光灯,我脑子里唯一的念头就是:“他们还真把我当回事儿……”

接下来,我被夹在另外两个陌生人之间,上了另一辆车被带走。这回陌生人穿的是军服。过了好几个月我才知道这些人并不是解放军,他们其实是因为政治原因被免 了职的便衣,享受不到“文革”前的特权了,所以穿了军服做庇护。那时候的军帽或是旧军装仍旧很有分量。我已戴上了手铐,那两个穿军服的一人一手压着让我低 头。我恢复了一点思考的能力,意识到他们是不想让我知道去的目的地,但我能感觉到我们在往哪儿走,因为我对北京城太熟悉了。

我估摸出我们是在向南行驶,离市中心不远,过了天安门广场,过了通常十分热闹的前门那片儿,然后向西,朝北京的西南驶去,但仍在老城之内。眼睃着两边的军 靴,我得出结论:这不是被另外一个战斗队绑架,这回是真格的,就是我们通常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老毛病难改,即使在那样的处境下,我还是忍不住琢磨我 们坐的是辆什么车——别克。他们为什么用这种车?选这种车有什么含义吗?我终究也没琢磨出个所以然。

不用说我脑子里最主要的问题是:我为什么被捕?

4)

当时我脑子里想的都是“文革”以及剧院里的内斗。我一直很清楚“造反派”从不信任我。虽然我尽量避开“造反派”和“保皇派”的派仗,可“造反派”始终认为我是“保皇派”的后台。但运动已进行了两年,他们要对付我早该下手了,为什么要等到现在?

车子朝西行驶,我突然记起约一年前发生的事。三四个人民解放军士兵被派到剧院,自称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是新成立的北京市革委会派来管理剧院的。院里 所有的人被分成不同的“学习小组”,每组指派组长。相类似的军宣队也被派到其他的专业剧团、歌剧院、歌舞团。他们组织“政治学习”,要求大家每天坐在一起 表明自己的观点。大家所说的也就是怎样欢迎“文革”这场运动,“文革”怎样及时地把党内各阶层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清除出去。政治学习很快变得十 分无聊。除了忍着,我们也没有其他办法。就这样,两百多名员工,包括演员、导演、舞美、装置、票房工作人员、前台、车队司机,天天挤在大厅里开大会。

这一天军宣队的领导站起来告诫我们:“我们的政治学习之所以变成了老生常谈,是因为我们忘记了林副主席的教导:战场上,要刺刀见红。”这是军宣队领导的原话。“刺刀见红”用来描述战场,听起来挺吓人,可他其实是在打比方。

他更进一步讲述他的论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主要任务不是搞经济建设,而是继续把阶级斗争进行到底!这个目标被一小撮走资派篡改了。我们的目的是,把 他们揪出来,批倒批臭!所以我们现在的职责是揭露、批判这些走资派和黑帮,而不仅仅是重弹报纸上社论的老调。”他这番告诫的目的很清楚,揭露这些隐藏的敌 人,包括那些不当权的,因为他们是隐藏在政府中的敌人的社会基础。

他的这番论调得以实施。最先受到冲击的是剧院以前的领导。上演外国剧作家像莫里哀和契诃夫的经典剧目被批判,甚至像曹禺、老舍这些当代中国作家的作品也被 禁了。接着,斗、批、改的范围扩大了,几个月前被抄家时查出不利证据的那些人成了攻击对象。蒋介石的画像,所谓的反动书籍,甚至受批判人的照片都成了证 据。

某个闷热的下午,会场里一片嘈杂,主要是因为我们这些演员被剥夺了中国传统的午餐后两小时的午休。突然间,有个微弱、犹豫的声音说:“我可以揭发件事吗?我听见英若诚说毛泽东思想也得一分为二……”此言一出,会场睡意全无。

我脑袋“嗡”的一声,心跳顿时加剧。大厅里顿时喧哗起来,有人喊:“谁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就打倒谁!”

这是我们当中第一次听说有人明目张胆地说毛主席的二话。口号四起。会议主持人迅速地与他周围的人商议了一下,接着他命令我上台面对人群接受质问。我服从命 令,一边朝他们指定的位置走,尽量表现得不慌不忙。同时内心却在飞速想办法摆脱困境。我发表这一言论的情形我记得很清楚,我也记得自己当时为什么这么说。 当我最终面对人群时,口号声渐低,大厅重归寂静,一根针掉到地上都能听得见。我脑子里却突然闪过:这大概就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所谓的“当众孤独”吧。

不容我多想,人群里跳出一个人大声质问道:“你说过这样的话吗?”人群中嘈杂声又起,可能是大多数人估计我会否认这样严重的罪名。

等到人群安静下来,我很镇定地说:“我说过。”震惊之下,群众先是一片寂静,紧接着口号和喧哗声大作不止。

5).

大会的主持者是我的一位同事,也是院里的演员,平时我们关系还不错。他让大家安静下来,让我跟大家解释是在什么场合什么情况下说这话的。看着他,我明白了军宣队为什么信任他,重用他。因为此人出身好,家里有高干、军干的背景。

我回答道:“不久前,军宣队组织剧院去北大学习怎样参加‘文革’。休息时我们谈论起学生的情况。有人说起有个学生因为提出‘我们对任何事情都应遵守一分为 二的观点,包括毛泽东思想’而引起了公愤,遭到其他学生的围攻。我当时说,他的错误不在于运用一分为二的观点,而在于它的分法。因为主席本人也明确说过天 下所有事物都应遵循一分为二的规律……”

人群中有人打断我:“毛主席什么时候说过?”

我镇静地回答:“武昌会议上,毛主席说:天下所有的事物都应遵守一分为二的原则。”

另一个声音说:“难道我们也要把蒋介石一分为二吗?”

听了这个问题我暗自高兴:真是救我一命啊!

我抓住时机:“一九四七年毛主席在同美国著名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提出了他著名的观点: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我接着告诉大家,“一九五八 年在武昌会议上,主席更进一步地阐述了他的理论,明确指出我们应对美帝国主义以及一切反动派,包括蒋介石都必须一分为二。他是这么说的,有真老虎和假老 虎,铁老虎和豆腐老虎之分。毛泽东思想本身也不例外,问题是怎么个分法。当然不是分成好与坏,而是认识到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对人民来说毛泽东思想是我们 前进道路上的指路明灯,而对敌人来说则是消灭他们的锐利武器。”

那位情绪激动的年轻人还想叫喊什么,但坐在他两边较为谨慎的人迅速将他按到座位上,因为他们知道我在援引毛主席的原话,而他却在那里无知地大放厥词。

接下来发生的事我万万没有想到。两位年长者,通常在这样的公共场合从不发表意见,却站出来为我辩护,证实说他们当时在场,情况正如我说的。最后,那位最先 揭露我的“反动言论”的人站起来,承认事情的经过正如我所说的。会场里又是一阵喧哗议论。主持会议的头头儿对我说:“你可以回你的座位了。”

现在回想起来,我那是急中生智用不合逻辑的辩证法救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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