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六四”事件与当今腐败泛滥之间的因果关系
秦朝
一、当年“六四”事件与当今腐败泛滥之间的因果关系
中国大陆当今最大事情不是别的，而是腐败与反腐败之斗。大陆党政和社会的腐败之风，自1989年“六四”事件以后发展至今，已经难以掩盖和遏制，甚至已经直接危及到共产党和其政权的存亡大计了。这种危机引起了广大共产党员和全国民众的强烈不满和反对，因此，反对腐败运动也就不得不加大力度地开展起来。这正如江泽民主席所说的：“反腐败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如果在两年之内在反腐倡廉上起不了大的进展，我们的党将成为社会和人民的反动派 ! 而中纪委书记尉建行更是说得直率具体，他在去年十一月中旬的中纪委工作会议上说： “当今反腐败形势(实际上是腐败形势)已经发展、蔓延到政治组织层面，是系统性、组织性、跨地区性的严酷事实。从中央到地方党政部门，中纪委到地方纪委，都对反腐败斗争工作能否取得阶段性进展和胜利，遏制腐败蔓延、恶化的势头，挽回人民对反腐败斗争工作的信心，感到悲观失望，甚至是绝望，等着政局大动乱的一天来临，这是党心、民心危机的讯息。”
腐败之症已使共产党的党心民心大失而危机四起，将要成为中国人民的反动派了，甚至很多人都在等着共产党因腐败而崩溃的政局大动乱那一天的来临了，由此可见腐败问题已经有多么的严重和危险。
于是，人们在对腐败泛滥成灾深恶痛绝和对党政反腐不力强烈不满之时，也就不能不联想到发生在十二年前的“八九”运动和“六四”事件。这是因为中国大陆党政和社会腐败之风的大规模盛行，起于1989年“六四”事件以后的邓小平南巡。到1997年邓小平去世、江泽民独立掌权后，尤其在这两年，特别是去年，已愈演愈烈，越刮越猛，并泛滥成为不可阻挡的黑潮。而“八九”运动的起因，恰恰就是广大学生和民众为了反对官倒腐败；人们要求民主，要求监督，也恰恰是为了反对特权贵胄和家属们的权钱交易，巧取豪夺，贪污腐败(注1)。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在运动之中, 即5月4日时, 对学生们对于党政官员及家属贪污腐化以及中共缺点所表现的广泛不满也表示不是没有道理的,并指出学生们仍拥护共产党、 拥护改革(注2) 。尽管后来有少数卖身投靠西方的“精英”们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策动和组织下，企图借此反腐运动达到推翻共产党和政府的目的，但他们的反共反华逆流仅是支流，并不能与广大学生和民众反对官倒腐败的运动主流混为一谈，更不能代替人民大众的反腐主流。
然而遗憾的是，当时的当权者却主次错位，本末倒置，把逆流、支流当成了主要危险和主要敌人，不惜调动二十多万大军(有一说是四十万)予以血的镇压。结果是虽然把反共反华逆流打了下去，却也把广大民众的反腐主流打了下去，也就是连洗澡水和小孩一起泼了出去。而这样做的后果，除了招来国内人心混乱和国际严厉制裁而严重影响和损害了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的健康发展与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威望和形象，极大地破坏了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威信、形象和党群关系、军民关系以外，也致命地打击了广大群众强烈要求反对官倒、惩治腐败和民主监督的积极性和可能性，使反腐斗争失去了民众的支持、参与和监督，无法形成人人喊打的反腐斗争群众运动。
也就是说，对“六四”学生民众反腐主流的否定和镇压，恰恰起到了扶植、纵容、包庇和保护贪污腐败、打击民主监督的作用，而否定了人民大众和各党派的参与和监督，也就必然会滋生和助长腐败之风的蔓延和泛滥。
正因为如此，所以自“六四”以后共产党和政府虽然也开始了自上而下、自查自纠的反腐工作，可是由于武力镇压“六四”而使党政企等领导者的权力骤然膨胀增大，并大规模官官相护，内外勾结，腐败问题不仅没有得到遏制和消除，反倒是越打越多，越反越腐，腐败分子越发猖獗，有恃无恐，终于造成今日对党和政府，对国家和民族的巨大危害，这也证明党政官方脱离群众的自我反腐的失败。
二、“八九”运动的主流是反对官倒腐败
正是由于“六四”事件与腐败泛滥之间有这样一种因果关系，于是人们对“八九”运动和“六四”镇压也就自然会形成如下的认识：
第一、“八九”运动时广大学生和民众反对官倒、惩治腐败和民主监督的呼声和要求是对的，好的，而以“反革命暴乱”罪进行“六四”镇压，在把反共反华逆流、支流打下去的同时，也把学生和民众的反腐主流、热流打了下去，则是对其一部，却错其大部；因为不能设想，数以百万计的北京学生和各阶层民众参加反官倒游行，绝大多数的北京人，甚至包括不少党员、干部、警察和军人都热烈支持这次反腐运动，难道他们都是为了用反革命暴力推翻共产党而要搞西方式资产阶级民主？这是难以使人信服的。
第二、即使对反共反华逆流的否定和打击是对的，由于这些“精英”毕竟是少数，而且其中的大部分又还是不太懂事的、要喊你“爷爷”的学生和孩子，因此即使动用警察，也不应动用如此众多的专门对付外敌的军队坦克去开枪镇压。(1976年“四五”时，人民群众通过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极左的整人，但并不反对毛泽东和反修防修、拒腐防变的文化革命。13年后的“八九”时，人民群众通过悼念胡耀邦反对共产党内极右的腐败，却并不反对邓小平和发展经济、 实事求是的改革开放。两者相同之处是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把事件的性质定错了，都定为反革命暴乱事件，都进行了暴力镇压，而且不论毛或邓，都可能听信了身边邀功者的一面之词和扇动之情，而轻率作出了决定。两者不同之处是，毛泽东没有动用军队警察等武装力量，而是只派了首都工人纠察队拿棍棒驱散天安门广场的人群，未死1人。而邓小平则调动第一线对敌作战的精锐部队和重型现代化精良装备开枪镇压，伤亡颇众。这也是现代史上，甚至可以说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因镇压学生民众动用军队最多、武器装备最强和发动规模最大的一次暴力镇压行动，与“四五”事件相比，其性质和下令者的责任当然也就要严重得多。当时北京的公安警察、武警可能是因为有同情支持学生和民众的倾向，上面不敢调，也怕调不动,所以未参与镇压行动)。
第三、对“六四”反腐运动的武力大镇压，所犯的实际上与毛泽东在反右斗争(由当时担任总书记的邓小平具体领导)和文化革命时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一样，是一种把对敌斗争扩大化的错误。 所不同的是，毛泽东从来不镇压学生运动，反而还特别加以鼓励，甚至说谁镇压学生谁就没有好下场。文化大革命就是因为刘邓派出工作组镇压北京学生，毛泽东回京支持学生运动并把镇压学生定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才正式发生的。而“六四”所镇压的恰恰是特别拥护邓小平改革开放，并曾亲切呼出“小平您好!”的大学生孩子们。这两者的爱憎反差对比太为强烈，这又更加凸显出这次镇压在总体上和方向路线上以及在方式方法上的错误性。这种武力镇压受到直接伤害的不仅是学生和民众，而且还有受人民爱戴拥护的人民子弟兵。在红军长征时四方面军司令、后来成为共和国元帅的徐向前，在张国焘命令他去打毛泽东的中央红军时，他斩钉截铁地说：那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那么现在也可以说：那有人民军队打人民的道理。
(前不久我曾问一位离休老将军：“以后如果再发生这种事，你们军队会不会再开枪？”老将军操着浓重的四川乡音说：那一次开枪是上当了，那有人民军队打人民的道理 ，弄得部队在群众中到现在还不好说话。以后再有这种事情，会不会执行开枪命令，那就不好说了。他又说，你不要说“你们”部队，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是一家人嘛。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这是毛主席说的，你看部队里那个龟儿子敢反毛主席！”)
第四、“六四”和邓小平南巡以后，随着腐败之风的愈刮愈凶，甚至已危及到了党政的生存，从而对于“六四”这个镇压反腐主流而起到保护腐败的错误和危害，也越发得到了证实。因此这个责任应该由当时决定下令和推动镇压“六四”的党政决策者，以及靠镇压“六四”的保护在“六四”以后升官发财、化公为私、大搞腐败的党政要员来负。
如果人们的这个认识得以成立，那么由此推理也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对“六四”中的反共反华逆流应予否定和打击，但对以反官倒腐败为主流的“八九”运动应予肯定和平反，就像对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的平反一样。而且也只有如此，才能重新激发起全国人民反腐斗争的积极性而去铲除腐败，才能真正救党救政救国救民。
三、党政官方对“六四”不能平反的理由
但是，对于整个“六四”运动，能够在反腐大方向上给予肯定和平反吗？这个问题对党政官方来说却是很难的，甚至可以说是不能的，也是不敢的，这是因为：
(1)一旦“六四”被平反，那些投靠西方反对自己国家和民族的“精英”们岂不是也要被平反，由此证明他们不仅是正确的，而且还是胜利的民主英雄。这对一心想推翻共产党及其政府的国内外反共反华敌对势力必会是一个极大的鼓舞，而他们也必定会内外串通勾结起来，在中国合法地掀起符合西方利益和要求的、旨在把中国变成其附庸的西方式资产阶级多党民主制的自由化浪潮，搞乱搞垮中国，这无疑会大害于中国的建设和稳定，更会危及到中国国家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2)几乎每一个有头脑的中国人都知道，以镇压“反革命暴乱”为由而动用几十万人民子弟兵在六四向人民开枪的命令，是邓小平和元老们决定并由邓小平下达的。而得到元老们全力支持的邓小平，是否定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旗手和先锋，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更是 英明正确与绝对权威的化身??也就是继毛泽东之后在中国又造出来的一个“神”。如果说89年学生和民众为了反官倒腐败的“六四”被认为是正确之举，并予肯定和平反，这岂不就是正式证明邓小平和德高望重的元老们下令镇压是错误的，应予否定和追究了吗？如果由此作为突破口攻进去，不就可以把邓小平及其改革开放的一切成果、功绩、理论和形象，统统都可以加以抵销和否定了吗？而“六四”和南巡以后愈演愈烈、泛滥成祸的、到如今甚至已危及到整个党和政府、国家和民族生存的腐败之风，其责任不也在邓小平和元老们的身上了吗？
(3)不仅如此，人们都知道，在对“六四”是否镇压的问题上，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五位常委之中，党的最高领导总书记赵紫阳和胡启立反对，乔石弃权，而担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和副总理姚依林则遵照邓小平和元老们之命坚决主张严厉镇压之，并果真在“六四”进行了血的镇压(在“六四”的前一天，乔石转而支持镇压，胡启立也转变了反对立场)。如果现在“六四”要予平反从而证明邓和元老们犯有大错而应予否定和追究，那岂不证明李鹏等也是错的，并也应予以追究了吗？
再者，自“六四”以后，李鹏除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外，又还改任人大委员长至今，在此十二年间始终居于党和国家第二把手之位。可是在此期间，他的家属和多数阁员部下都犯有严重的腐败之罪，或与一些大案要案有牵连。比如，据透露，在他总理任内担任公安部部长的陶驷驹，自1994年至1997年间共计贪污、受贿、挪用没收走私货款财物价值达5.5亿元，除自己占有4幢高级住宅别墅、3块名表、两辆高级轿车和数百万元人民币和美元现金外，还在全国15个城市购买了320套豪华别墅和300余块名表(多属劳力士等名牌)，以三、五千元和区区数百元的象征性低价，“卖”给了当时的不少中央各部委领导、国务院领导、离退休党政军高级干部及夫人、子女们。仅公安部党组的11名成员中，就有包括2名副书记在内的7人都收过陶驷驹的现金、债券、轿车、名表、贵重饰物等贿赂。据陶招供，八届国务院(李鹏内阁)各部委办中，只有外交部、国防部、安全部、监察部、国防科委的部长未在陶的住宅名表上沾过光。除朱槠基、钱其琛、迟浩田和罗干的夫人外，包括李鹏的夫人在内，都曾以低价捞到过陶的1至2块名表。
除此以外，陶又用收取地方海关、公司走私贩私骗税等款项1.5亿元，用于供高级干部及家属到美、欧、日、澳、香港等地旅游、购物。李鹏在担任人大委员长期间被提拔重用为人大副委员长的广西主席成克杰更是因腐败大罪而被枪决，而李的夫人收受过成克杰的6枚钻石戒“。其他人大领导和各级领导政府领导的腐败行径也都与李鹏不无关系（注3）。
如果以上传说确是事实的话岂不又证明，在“六四”以后的十二年中，中国党政社会腐败之风之所以会如此盛行和泛滥，与担任党和国家第二把手的李鹏有着直接的关系而应予追究查办吗？
(4)还有更麻烦的：
邓小平和元老们为了罢免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党的总书记赵紫阳，在镇压“六四”前，即5月19日，把当时仅任上海市委书记、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都不甚了解的江泽民钦定第三代接班人，任命他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不久以后邓小平又将中央军委主席一职禅让于他，后来在人大会上又作为不用选举的唯一候选人担任国家主席而终集党政军最高权力于一身。
人所共知的是，当时邓小平已经辞 去共产党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和常委，更不是党的总书记，而只是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担任中央军委主席，这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他以这种身份行使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不经过全国党的代表大会的讨论、选举、表决和通过，就由他和少数几个人私下确定党的第三代、甚至第四代接班人而弃赵用江，并下令军队进行六四镇压。这里暂且不从历史角度去论证这种在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和组织关系上极不正常的、而且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帝王传位式钦定、任命、禅让，和太上皇式的秘密掌权、“垂帘听政”和幕后操纵，是否有利用军队以“枪指挥党”和“以枪制造新的党中央”和政变之嫌而违反党章国法（与毛泽东相比，毛把林彪定为接班人并写进党章，毕竟是经过九大全体代表讨论和合法通过的）。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自“六四”至今中国党政和社会的腐败之风从小到大泛滥成灾的十二年，恰恰正是邓小平扶江泽民取代赵紫阳担任中国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十二年；而腐败犯罪更加猖獗的近几年，又正是邓小平去世后由江泽民完全独立掌权的几年。在这十二年中被江泽民信任重用的高官要员，与李鹏内阁的情况一样，也不乏有大批腐败分子和集团，他们依仗江主席作后台，官官相护，为所欲为，湛江案、远华案、汕头骗税案等等特大巨案要案层出不穷，官黑警黑勾结的黑恶势力无法无天，而这些腐败要犯、黑恶匪徒头子却始终受到上面保护伞的庇护而继续大权在握，逍遥法外。
据透露，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去年8月中旬的北戴河扩大会议上由被邓小平和元老们确定为党的第四代接班人的胡锦涛宣布，中央要保12名副总理级的高官。9月8日，也就是在9月14日成克杰执行死刑的前几天，中央书记处、中纪委、中组部、监察部的联席会议上胡锦涛代表中央宣布要保52名省部级高官。并宣布说： “在‘三讲’中，在党的民主生活会上，能主动自纠，并作出自我批评、检查、讲清问题的，一律不再追究。如无新的、大的问题发现，或与大的腐败事件有牵连的，一律不翻旧账，不翻已有组织结论的事件。”对前任或现任有或轻或重腐败问题的这52名省部级高官一律“不再追究、不作党纪处分、不作行政处理”的“三不”组织结论。而这些高官们所“主动”上交的财物资金计有豪宅别墅121幢，现金4500多万元，等值美元外币170万美元，外国高级轿车85辆，70-120吨 豪华游艇12艘，以及许多名贵古玩、绘画和饰品等。其中12名副总理级高官上交的资金、财产、礼品等，价值达1.7亿元，52名省部级高官上交的价值达4.5亿元，共计达6。2亿元之多。犯有重大腐败罪行、涉及李鹏内阁腐败内情并两次自杀未遂的陶驷驹，据说也仅以停职和留党察看二年的党纪处分而被保过关。对于李鹏夫人收受成克杰钻戒之事，上面说只要交出来就没事了（注4）。
很显然，这十二年，尤其近几年腐败之风的盛行和泛滥，以及对腐败分子的庇护开脱，不可能与在此期间担任党和国家第一把手的江泽民没有关系和责任，只不过是他的最高权力是由邓小平在军事镇压“六四”的背景下任命和禅让的，而共产党又实行党领导一切，一、二把手决定一切的一党执政政治体制，因此无人敢于监督、质问、调查、反对和追究罢了。
但是如果认定邓小平和元老们镇压以反腐败为主流的“六四”运动以及因此而使腐败之风崛起与泛滥是错误的，“六四”应该平反，那么得到邓小平和元老们信任、武力保驾和任命接班为党和国家第三代一把手的江泽民，除了他得以获得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合法性和封建性应予质疑和追究外，他在其十二年执政期间具体促使党政腐败泛滥、社会道德伦丧，也将负有主要责任而应予追究，起码应该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作出解释交代和自我批评。
仅就以上所列理由可见，党政官方当局还敢为“六四”平反吗？
秦朝
一、当年“六四”事件与当今腐败泛滥之间的因果关系
中国大陆当今最大事情不是别的，而是腐败与反腐败之斗。大陆党政和社会的腐败之风，自1989年“六四”事件以后发展至今，已经难以掩盖和遏制，甚至已经直接危及到共产党和其政权的存亡大计了。这种危机引起了广大共产党员和全国民众的强烈不满和反对，因此，反对腐败运动也就不得不加大力度地开展起来。这正如江泽民主席所说的：“反腐败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如果在两年之内在反腐倡廉上起不了大的进展，我们的党将成为社会和人民的反动派 ! 而中纪委书记尉建行更是说得直率具体，他在去年十一月中旬的中纪委工作会议上说： “当今反腐败形势(实际上是腐败形势)已经发展、蔓延到政治组织层面，是系统性、组织性、跨地区性的严酷事实。从中央到地方党政部门，中纪委到地方纪委，都对反腐败斗争工作能否取得阶段性进展和胜利，遏制腐败蔓延、恶化的势头，挽回人民对反腐败斗争工作的信心，感到悲观失望，甚至是绝望，等着政局大动乱的一天来临，这是党心、民心危机的讯息。”
腐败之症已使共产党的党心民心大失而危机四起，将要成为中国人民的反动派了，甚至很多人都在等着共产党因腐败而崩溃的政局大动乱那一天的来临了，由此可见腐败问题已经有多么的严重和危险。
于是，人们在对腐败泛滥成灾深恶痛绝和对党政反腐不力强烈不满之时，也就不能不联想到发生在十二年前的“八九”运动和“六四”事件。这是因为中国大陆党政和社会腐败之风的大规模盛行，起于1989年“六四”事件以后的邓小平南巡。到1997年邓小平去世、江泽民独立掌权后，尤其在这两年，特别是去年，已愈演愈烈，越刮越猛，并泛滥成为不可阻挡的黑潮。而“八九”运动的起因，恰恰就是广大学生和民众为了反对官倒腐败；人们要求民主，要求监督，也恰恰是为了反对特权贵胄和家属们的权钱交易，巧取豪夺，贪污腐败(注1)。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在运动之中, 即5月4日时, 对学生们对于党政官员及家属贪污腐化以及中共缺点所表现的广泛不满也表示不是没有道理的,并指出学生们仍拥护共产党、 拥护改革(注2) 。尽管后来有少数卖身投靠西方的“精英”们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策动和组织下，企图借此反腐运动达到推翻共产党和政府的目的，但他们的反共反华逆流仅是支流，并不能与广大学生和民众反对官倒腐败的运动主流混为一谈，更不能代替人民大众的反腐主流。
然而遗憾的是，当时的当权者却主次错位，本末倒置，把逆流、支流当成了主要危险和主要敌人，不惜调动二十多万大军(有一说是四十万)予以血的镇压。结果是虽然把反共反华逆流打了下去，却也把广大民众的反腐主流打了下去，也就是连洗澡水和小孩一起泼了出去。而这样做的后果，除了招来国内人心混乱和国际严厉制裁而严重影响和损害了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的健康发展与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威望和形象，极大地破坏了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威信、形象和党群关系、军民关系以外，也致命地打击了广大群众强烈要求反对官倒、惩治腐败和民主监督的积极性和可能性，使反腐斗争失去了民众的支持、参与和监督，无法形成人人喊打的反腐斗争群众运动。
也就是说，对“六四”学生民众反腐主流的否定和镇压，恰恰起到了扶植、纵容、包庇和保护贪污腐败、打击民主监督的作用，而否定了人民大众和各党派的参与和监督，也就必然会滋生和助长腐败之风的蔓延和泛滥。
正因为如此，所以自“六四”以后共产党和政府虽然也开始了自上而下、自查自纠的反腐工作，可是由于武力镇压“六四”而使党政企等领导者的权力骤然膨胀增大，并大规模官官相护，内外勾结，腐败问题不仅没有得到遏制和消除，反倒是越打越多，越反越腐，腐败分子越发猖獗，有恃无恐，终于造成今日对党和政府，对国家和民族的巨大危害，这也证明党政官方脱离群众的自我反腐的失败。
二、“八九”运动的主流是反对官倒腐败
正是由于“六四”事件与腐败泛滥之间有这样一种因果关系，于是人们对“八九”运动和“六四”镇压也就自然会形成如下的认识：
第一、“八九”运动时广大学生和民众反对官倒、惩治腐败和民主监督的呼声和要求是对的，好的，而以“反革命暴乱”罪进行“六四”镇压，在把反共反华逆流、支流打下去的同时，也把学生和民众的反腐主流、热流打了下去，则是对其一部，却错其大部；因为不能设想，数以百万计的北京学生和各阶层民众参加反官倒游行，绝大多数的北京人，甚至包括不少党员、干部、警察和军人都热烈支持这次反腐运动，难道他们都是为了用反革命暴力推翻共产党而要搞西方式资产阶级民主？这是难以使人信服的。
第二、即使对反共反华逆流的否定和打击是对的，由于这些“精英”毕竟是少数，而且其中的大部分又还是不太懂事的、要喊你“爷爷”的学生和孩子，因此即使动用警察，也不应动用如此众多的专门对付外敌的军队坦克去开枪镇压。(1976年“四五”时，人民群众通过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极左的整人，但并不反对毛泽东和反修防修、拒腐防变的文化革命。13年后的“八九”时，人民群众通过悼念胡耀邦反对共产党内极右的腐败，却并不反对邓小平和发展经济、 实事求是的改革开放。两者相同之处是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把事件的性质定错了，都定为反革命暴乱事件，都进行了暴力镇压，而且不论毛或邓，都可能听信了身边邀功者的一面之词和扇动之情，而轻率作出了决定。两者不同之处是，毛泽东没有动用军队警察等武装力量，而是只派了首都工人纠察队拿棍棒驱散天安门广场的人群，未死1人。而邓小平则调动第一线对敌作战的精锐部队和重型现代化精良装备开枪镇压，伤亡颇众。这也是现代史上，甚至可以说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因镇压学生民众动用军队最多、武器装备最强和发动规模最大的一次暴力镇压行动，与“四五”事件相比，其性质和下令者的责任当然也就要严重得多。当时北京的公安警察、武警可能是因为有同情支持学生和民众的倾向，上面不敢调，也怕调不动,所以未参与镇压行动)。
第三、对“六四”反腐运动的武力大镇压，所犯的实际上与毛泽东在反右斗争(由当时担任总书记的邓小平具体领导)和文化革命时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一样，是一种把对敌斗争扩大化的错误。 所不同的是，毛泽东从来不镇压学生运动，反而还特别加以鼓励，甚至说谁镇压学生谁就没有好下场。文化大革命就是因为刘邓派出工作组镇压北京学生，毛泽东回京支持学生运动并把镇压学生定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才正式发生的。而“六四”所镇压的恰恰是特别拥护邓小平改革开放，并曾亲切呼出“小平您好!”的大学生孩子们。这两者的爱憎反差对比太为强烈，这又更加凸显出这次镇压在总体上和方向路线上以及在方式方法上的错误性。这种武力镇压受到直接伤害的不仅是学生和民众，而且还有受人民爱戴拥护的人民子弟兵。在红军长征时四方面军司令、后来成为共和国元帅的徐向前，在张国焘命令他去打毛泽东的中央红军时，他斩钉截铁地说：那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那么现在也可以说：那有人民军队打人民的道理。
(前不久我曾问一位离休老将军：“以后如果再发生这种事，你们军队会不会再开枪？”老将军操着浓重的四川乡音说：那一次开枪是上当了，那有人民军队打人民的道理 ，弄得部队在群众中到现在还不好说话。以后再有这种事情，会不会执行开枪命令，那就不好说了。他又说，你不要说“你们”部队，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是一家人嘛。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这是毛主席说的，你看部队里那个龟儿子敢反毛主席！”)
第四、“六四”和邓小平南巡以后，随着腐败之风的愈刮愈凶，甚至已危及到了党政的生存，从而对于“六四”这个镇压反腐主流而起到保护腐败的错误和危害，也越发得到了证实。因此这个责任应该由当时决定下令和推动镇压“六四”的党政决策者，以及靠镇压“六四”的保护在“六四”以后升官发财、化公为私、大搞腐败的党政要员来负。
如果人们的这个认识得以成立，那么由此推理也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对“六四”中的反共反华逆流应予否定和打击，但对以反官倒腐败为主流的“八九”运动应予肯定和平反，就像对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的平反一样。而且也只有如此，才能重新激发起全国人民反腐斗争的积极性而去铲除腐败，才能真正救党救政救国救民。
三、党政官方对“六四”不能平反的理由
但是，对于整个“六四”运动，能够在反腐大方向上给予肯定和平反吗？这个问题对党政官方来说却是很难的，甚至可以说是不能的，也是不敢的，这是因为：
(1)一旦“六四”被平反，那些投靠西方反对自己国家和民族的“精英”们岂不是也要被平反，由此证明他们不仅是正确的，而且还是胜利的民主英雄。这对一心想推翻共产党及其政府的国内外反共反华敌对势力必会是一个极大的鼓舞，而他们也必定会内外串通勾结起来，在中国合法地掀起符合西方利益和要求的、旨在把中国变成其附庸的西方式资产阶级多党民主制的自由化浪潮，搞乱搞垮中国，这无疑会大害于中国的建设和稳定，更会危及到中国国家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2)几乎每一个有头脑的中国人都知道，以镇压“反革命暴乱”为由而动用几十万人民子弟兵在六四向人民开枪的命令，是邓小平和元老们决定并由邓小平下达的。而得到元老们全力支持的邓小平，是否定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旗手和先锋，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更是 英明正确与绝对权威的化身??也就是继毛泽东之后在中国又造出来的一个“神”。如果说89年学生和民众为了反官倒腐败的“六四”被认为是正确之举，并予肯定和平反，这岂不就是正式证明邓小平和德高望重的元老们下令镇压是错误的，应予否定和追究了吗？如果由此作为突破口攻进去，不就可以把邓小平及其改革开放的一切成果、功绩、理论和形象，统统都可以加以抵销和否定了吗？而“六四”和南巡以后愈演愈烈、泛滥成祸的、到如今甚至已危及到整个党和政府、国家和民族生存的腐败之风，其责任不也在邓小平和元老们的身上了吗？
(3)不仅如此，人们都知道，在对“六四”是否镇压的问题上，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五位常委之中，党的最高领导总书记赵紫阳和胡启立反对，乔石弃权，而担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和副总理姚依林则遵照邓小平和元老们之命坚决主张严厉镇压之，并果真在“六四”进行了血的镇压(在“六四”的前一天，乔石转而支持镇压，胡启立也转变了反对立场)。如果现在“六四”要予平反从而证明邓和元老们犯有大错而应予否定和追究，那岂不证明李鹏等也是错的，并也应予以追究了吗？
再者，自“六四”以后，李鹏除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外，又还改任人大委员长至今，在此十二年间始终居于党和国家第二把手之位。可是在此期间，他的家属和多数阁员部下都犯有严重的腐败之罪，或与一些大案要案有牵连。比如，据透露，在他总理任内担任公安部部长的陶驷驹，自1994年至1997年间共计贪污、受贿、挪用没收走私货款财物价值达5.5亿元，除自己占有4幢高级住宅别墅、3块名表、两辆高级轿车和数百万元人民币和美元现金外，还在全国15个城市购买了320套豪华别墅和300余块名表(多属劳力士等名牌)，以三、五千元和区区数百元的象征性低价，“卖”给了当时的不少中央各部委领导、国务院领导、离退休党政军高级干部及夫人、子女们。仅公安部党组的11名成员中，就有包括2名副书记在内的7人都收过陶驷驹的现金、债券、轿车、名表、贵重饰物等贿赂。据陶招供，八届国务院(李鹏内阁)各部委办中，只有外交部、国防部、安全部、监察部、国防科委的部长未在陶的住宅名表上沾过光。除朱槠基、钱其琛、迟浩田和罗干的夫人外，包括李鹏的夫人在内，都曾以低价捞到过陶的1至2块名表。
除此以外，陶又用收取地方海关、公司走私贩私骗税等款项1.5亿元，用于供高级干部及家属到美、欧、日、澳、香港等地旅游、购物。李鹏在担任人大委员长期间被提拔重用为人大副委员长的广西主席成克杰更是因腐败大罪而被枪决，而李的夫人收受过成克杰的6枚钻石戒“。其他人大领导和各级领导政府领导的腐败行径也都与李鹏不无关系（注3）。
如果以上传说确是事实的话岂不又证明，在“六四”以后的十二年中，中国党政社会腐败之风之所以会如此盛行和泛滥，与担任党和国家第二把手的李鹏有着直接的关系而应予追究查办吗？
(4)还有更麻烦的：
邓小平和元老们为了罢免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党的总书记赵紫阳，在镇压“六四”前，即5月19日，把当时仅任上海市委书记、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都不甚了解的江泽民钦定第三代接班人，任命他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不久以后邓小平又将中央军委主席一职禅让于他，后来在人大会上又作为不用选举的唯一候选人担任国家主席而终集党政军最高权力于一身。
人所共知的是，当时邓小平已经辞 去共产党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和常委，更不是党的总书记，而只是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担任中央军委主席，这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他以这种身份行使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不经过全国党的代表大会的讨论、选举、表决和通过，就由他和少数几个人私下确定党的第三代、甚至第四代接班人而弃赵用江，并下令军队进行六四镇压。这里暂且不从历史角度去论证这种在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和组织关系上极不正常的、而且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帝王传位式钦定、任命、禅让，和太上皇式的秘密掌权、“垂帘听政”和幕后操纵，是否有利用军队以“枪指挥党”和“以枪制造新的党中央”和政变之嫌而违反党章国法（与毛泽东相比，毛把林彪定为接班人并写进党章，毕竟是经过九大全体代表讨论和合法通过的）。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自“六四”至今中国党政和社会的腐败之风从小到大泛滥成灾的十二年，恰恰正是邓小平扶江泽民取代赵紫阳担任中国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十二年；而腐败犯罪更加猖獗的近几年，又正是邓小平去世后由江泽民完全独立掌权的几年。在这十二年中被江泽民信任重用的高官要员，与李鹏内阁的情况一样，也不乏有大批腐败分子和集团，他们依仗江主席作后台，官官相护，为所欲为，湛江案、远华案、汕头骗税案等等特大巨案要案层出不穷，官黑警黑勾结的黑恶势力无法无天，而这些腐败要犯、黑恶匪徒头子却始终受到上面保护伞的庇护而继续大权在握，逍遥法外。
据透露，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去年8月中旬的北戴河扩大会议上由被邓小平和元老们确定为党的第四代接班人的胡锦涛宣布，中央要保12名副总理级的高官。9月8日，也就是在9月14日成克杰执行死刑的前几天，中央书记处、中纪委、中组部、监察部的联席会议上胡锦涛代表中央宣布要保52名省部级高官。并宣布说： “在‘三讲’中，在党的民主生活会上，能主动自纠，并作出自我批评、检查、讲清问题的，一律不再追究。如无新的、大的问题发现，或与大的腐败事件有牵连的，一律不翻旧账，不翻已有组织结论的事件。”对前任或现任有或轻或重腐败问题的这52名省部级高官一律“不再追究、不作党纪处分、不作行政处理”的“三不”组织结论。而这些高官们所“主动”上交的财物资金计有豪宅别墅121幢，现金4500多万元，等值美元外币170万美元，外国高级轿车85辆，70-120吨 豪华游艇12艘，以及许多名贵古玩、绘画和饰品等。其中12名副总理级高官上交的资金、财产、礼品等，价值达1.7亿元，52名省部级高官上交的价值达4.5亿元，共计达6。2亿元之多。犯有重大腐败罪行、涉及李鹏内阁腐败内情并两次自杀未遂的陶驷驹，据说也仅以停职和留党察看二年的党纪处分而被保过关。对于李鹏夫人收受成克杰钻戒之事，上面说只要交出来就没事了（注4）。
很显然，这十二年，尤其近几年腐败之风的盛行和泛滥，以及对腐败分子的庇护开脱，不可能与在此期间担任党和国家第一把手的江泽民没有关系和责任，只不过是他的最高权力是由邓小平在军事镇压“六四”的背景下任命和禅让的，而共产党又实行党领导一切，一、二把手决定一切的一党执政政治体制，因此无人敢于监督、质问、调查、反对和追究罢了。
但是如果认定邓小平和元老们镇压以反腐败为主流的“六四”运动以及因此而使腐败之风崛起与泛滥是错误的，“六四”应该平反，那么得到邓小平和元老们信任、武力保驾和任命接班为党和国家第三代一把手的江泽民，除了他得以获得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合法性和封建性应予质疑和追究外，他在其十二年执政期间具体促使党政腐败泛滥、社会道德伦丧，也将负有主要责任而应予追究，起码应该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作出解释交代和自我批评。
仅就以上所列理由可见，党政官方当局还敢为“六四”平反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