蚁族：一个可能像“知青”那样流行的单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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蚁族：一个可能像“知青”那样流行的单词
信源：时代信报｜编辑：2009-10-16

北大博士后历时两年调研“大学毕业生聚居群体”蚁族：一个可能像“知青”那样流行的单词
他们，过去被称作“天之娇子”，现在却自称“焦子”，心焦，被巨大的压力烤焦。
上 世纪末实施的高校扩招的后果之一，就是造就了大量的大学毕业即失业人员及“大学毕业生低收入群体”。在北京，这一群体的数字估计有十余万人，他们聚集在房 租低廉的京郊，每天像蚂蚁一样汇聚到市中心，傍晚，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京郊的高低床上，为了生存，也为了梦想。不仅在北京，他们也分布在上海、广州、武 汉、西安等大中城市。
青年学者、北大博士后廉思把他们称为“蚁族”。在北京为期两年的实地调研，让他以及他的团队，第一次将这一群体贴近而生动地呈现在世人面前----―近日，《蚁族》一书由出版社正式发行。
有 人评价，“蚁族”两个字记录了一代人的青春历程。十几年后，今天的“蚁族”会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那时，所有的人都会读懂“蚁族”背后的记忆。“蚁族”这 个词可能会像“知青”、“下岗职工”、“农民工”一样成为理解中国社会变迁的词语之一，反映出我们这个时代的变化历程。
“还有同龄人过着这样的生活？”
2007年的夏天，一个偶然的机会，廉思看到了《中国新闻周刊》上的一篇报道----―《向下的青春》。文中讲述一个名叫李竟的大学毕业生在北京的真实经历。文中的李竟令人担忧的现状、年轻脆弱的心灵以及无处寄托的青春和梦想，让廉思震惊。
“同样是‘80后’的我，怎么也想不到在北京还有自己的同龄人过着这样的生活。他们真的存在么？他们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一个个疑问在脑海中涌现。长期学术训练的敏感性告诉我，这是一个需要被关注和关心的群体，这是一个亟须研究的重大社会问题！”廉思说。
廉思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从本科到硕士，再到博士、博士后，可谓一帆风顺。博士期间，他曾任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会主席、中国人民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还曾在湖北广水市挂职担任市长助理。这样的履历让他对社会的另一面显然缺乏足够的了解。
此后，廉思来到了唐家岭。唐家岭是海淀区最靠边的一个村子，这里看不出任何京都的气息，是典型的城乡结合部。但交通的便捷，生活成本的低廉，大量合法和违法建设的出租房屋，使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在此落脚成为可能，形成聚居。
在 这里居住的大都是刚刚从学校毕业的大学生，他们拿着一千多元左右的工资，租着每月300元左右的床位，每天吃两顿饭，到单位要坐两个小时以上的公交车。唐 家岭居住着四五万人，除了本村居民3000余人外，其他的都是如此生活。这些大学毕业生怀揣着梦想到学校，充满着理想出校门，但残酷的现实教会了他们什么 是生活。
从唐家岭回来后，廉思决心要深入研究这个群体，“我个人没有能力帮助他们解决窘境，但我可以通过自己的笔，让社会上更多的人了解他们、关心他们、帮助他们。”
“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
从 2008年1月开始，廉思自筹经费，带领一群“80后”的研究生对“大学毕业生低收入群体”展开了调研。两年间，他们埋头研究，取得了“蚁族”工作、学 习、婚恋、业余生活、社会公正感、生活满意度、网络行为、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大量第一手数据与实证资料，记录下“蚁族”的需求、声音、文化和梦想。
不过，最后成书的时候，调研报告只是一个粗概，冰冷的数据似乎不能反映出调研团队的感知。《蚁族》中几乎一半的篇幅，是调研成员的采访手记，记录一个个“蚂蚁”的生活实录：“下午5点半保险公司培训结束后，在寒风凛冽里等了整整一个半小时……好不容易看到亮着车灯的运通205开过，眼前就黑了----―黑压压的人群把一米六出头的他挤在中间，四处都是人，推着他上了车……”
廉思认为，他们是当今社会中“最为敏感的人群”：充满活力，满怀理想，大学教育给了他们知识和涵养，也曾许给他们美好的未来。然而，工作后的境遇，“聚居村”的生活，青春梦想无处寄托，使他们不得不学会忍受焦虑且不具确定性的暗淡时光
30年前，《中国青年》刊发了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有人说，时代在前进，可我触不到它有力的臂膀；也有人说，世上有一种宽广的、伟大的事业，可我不知道它在哪里。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
“如 今的‘蚁族’使我不由得想起上世纪80年代初的潘晓大讨论，巧合的是，和我接触的许多‘蚁族’，虽然表述不同，但都不约而同地发出‘人生的路为何越走越 窄’的呼号。上个世纪潘晓事件引发人生观、价值观大讨论时，‘蚁族’的大部分还未出生。两个世纪，同一种声音，个中的含义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品味和思 考……”廉思充满担忧。
《蚁族》背后的话题----―蚁族现象反映两大重要社会问题
信报记者：“蚁族”这个词是怎么产生的？
廉 思：最初我们是根据这个群体的特点，称之为“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这个名称不便于记忆和认同。后来我们在讨论时，有人提起《蚁呓》一书，《蚁呓》 虽然讲述的是一只蚂蚁的卑微一生，但本意是用蚂蚁的觅食、繁衍、结群、打架等生活轨迹来映衬人类。《蚁呓》一书给我们以很大启发，考虑到该群体的行为特征 和蚂蚁极为相近，因此我们决定大胆地采用“蚁族”一词来命名该群体。
信报记者：两年的调研，你对“蚁族”的印象有没有变化？
廉思：应该说，不是改变了我固有的印象，而是使我更深入地了解了这个现象及其背后的原因。
我 认为，蚁族现象集中反映了当前中国两大最重要的社会问题：一是城乡二元结构和两者之间的巨大差异，二是高等教育普及后整个教育体制的改革。这两个问题不仅 是当前中国面临的首要问题，而且是关系到我国社会可持续发展和长治久安的根本性问题。而农民工和农民问题，并没有涉及到第二个问题。蚁族现象是这两大问题 的结合，如果没有妥善处理好，必将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
我 们调研中发现，该群体具有很强的行动能力，同时他们制造社会运动的成本和代价很低，在反对日本入常和去年北京奥运会期间抵制家乐福等事件中，该群体均是网 络和现实生活中社会运动的主要参与者。我们还发现，该群体遇到社会不公时，不会选择上访等方式解决，而是会借助网络曝光、媒体曝光等新兴的媒介。
很多人嘲笑我是“杞人忧天”
信报记者：调研过程中的手记多出自你的团队，可惜，我没能看到你的手记。
廉 思：令我印象最深的事是我在唐家岭和“蚁族”一起过年，大家聚在一起包饺子，我能感受到他们那种快乐和孤独，想家的日子是让人难忘的。当除夕的钟声敲响 时，他们在一起抱头大哭。大学教育给了他们知识和涵养，也曾经许给他们美好的未来。然而，工作后的境遇，聚居村的生活，青春梦想无处寄托，使他们不得不学 会忍受焦虑且不具确定性的暗淡时光。
信报记者：你有没有想到放弃？是什么支撑着你？廉 思：说我一直保持热情，没有想到放弃，那是吹嘘并高抬自己。第一次调研后，我没有经费，国外基金的钱不能要，国内又没有机构愿意资助。当时经济危机还远未 来临，我申请的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基金均遭否决，很多人嘲笑我是“杞人忧天”、“痴人说梦”。应当说最终支持我走下来的，是“蚁族”朋友所体现的精神。 就像“蚁族”自己所说的，“我并不认为我是失败者，只是我尚未成功！”看到他们的奋斗历程，我就有了坚持下去的力量。
我能出多少钱让唐骏做推荐？
信报记者：图书得到了众多知名人士的推荐语，这些推荐语是如何获得的？
廉 思：很多人向我问起这个问题，有人甚至问我是否花了很多钱来请他们做推荐。对于像唐骏这样一个转会费就高达10亿的人，我能出多少钱让他给我做推荐？对于 北大校长、人大校长、长江学者、国务院官员这样的人，我能给他们什么让他们给我做推荐？是因为这本书实实在在感动了他们，打动了他们。记得我当时给国务院 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部长丁宁宁发了书稿，他看完后，连夜给我发来了推荐语，信中第一句话就是“廉思，含着泪阅读了你的报告，这本书是无需推荐的”。人 大校长纪宝成在国外出访期间，一直带着此书的书稿阅读，并几次让秘书与我沟通，能否把出版时间再拖后些，他要认真地思考书中反映的问题，然后再撰写推荐 语。
信报记者：你现在正在进行的工作是什么？你下一个研究课题是什么？
廉思：我目前正在进行两项工作，一是完成“蚁族”的全国调研工作。目前蚁族书中的内容主要体现的是北京地区的调研成果，上海、武汉、西安、广州四地的调研踩点工作正在进行。
二是策划蚁族第二本书，预计将于今年年底出版，蚁族第二本书与第一本有很大不同，不会再坚持宏观分析、微观故事与群体碰撞这样的写作思路，而是会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看待蚁族和蚁族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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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地一间房不如北京一张床：蚁族，大学毕业生悲惨的聚居
信源：中国经济时报｜编辑：2009-10-29

“去 年冬天，是我经历过的最冷的一个冬天。”如今在北京一家媒体工作的小赵说，“因为房子里没有暖气，和别人也不熟，屋里很冷，心也很冷。”小赵去年毕 业，11月份只身到北京。11月中旬，北京开始集中供暖。但是小赵在昌平租的一个单间，月租200元，公共厕所、公共水房，没有浴室，大约10平方米，最 主要的是，没有暖气。 最近出版的《蚁族：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里有更多的“小赵”。新书来自于一项社会调查，是由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博士后廉思组织的。
“蚁 族”是指接受了高等教育、从事临时性工作甚至失业或半失业、平均月收入低于2000元、在大城市城乡接合部聚居的大学毕业生群体，年龄集中在22―29 岁，大部分大学毕业3年。而他们的居住环境通常是面积狭小、租金低廉、卫生条件差、安全隐患大的出租屋。而光在北京，这个群体的人数就超过10万。廉思估 计，在全国，这部分人的数量可能超过100万。
多位专家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认为，大学毕业生住房问题的解决，要涉及户籍制度和房地产政策等多方面的改革。
大学毕业生住房现状
小 赵是天津人，山西财经大学新闻专业本科毕业，在到北京之前，她在天津找了一份私企内刊编辑的工作，但“觉得没意思”。11月，她在北京某媒体找到一份工 作。尽管天津月入2000元，北京基本工资只有1000元，扣除四险一金之后600多元，“没钱租房子”，但她觉得，这才是自己的本行。就这样，小赵开始 了“北漂”，或者进入了她自己所说的“创业初期”。
在没有暖气的民房里，小赵用“小太阳”电热器取暖，但效果不好，盖上两条被子，屋子里依然是冰冷的。小赵说，她的情况还好一些。她的一个同事也住在这个村子里，冬天的时候，屋子里的水都经常结成冰，“敲都敲不开”。
“今年冬天一定要租一间有暖气的屋子！”小赵说，但是直到现在，这个愿望还没有实现。她希望月租能在600元以下，但即使是她现在住的北京近郊昌平，一个不带浴室和厕所的民房，如果装上暖气，月租就达到650元。
也有租金低廉的地方。北京南郊的大兴和通州，1300元可能租到一套二居的普通住宅。还有地下室，月租通常在300多元。此外，就是廉思“蚁族”课题组着力调查的大学生聚居村。
廉 思组织的“蚁族”课题组的调查从2008年就已开始，主要是在北京调查北京的大学毕业生聚居村。调查结果显示，北京大学生聚居村中，69.6%的人居住面 积在10平方米以下、月租金377.24元。这些聚居村主要在海淀区的东北旺、西北旺、二里庄、肖家河，昌平区沙河镇等乡镇，全部处于城乡接合部，交通便 利。这里聚居了10万以上的大学毕业生，其中，5万大学毕业生生活在海淀区西北旺乡的唐家岭，相当于当地村民人口的20倍。唐家岭位于北五环外，紧邻有 “中国硅谷”之称的上地信息产业基地和奥林匹克公园，被生活在这里的大学毕业生称为“大唐”。
课 题组负责人廉思告诉本报记者，在小月河，通常是七八个人住一个宿舍，像学生宿舍一样；在唐家岭，则是一个楼里，有很多的单间，“像鸟笼子似的”，通常是农 民私搭乱建的，七八层的砖房瓦房，都是公共浴室、公共水房、公共厕所；在昌平，是农家乐形式的，小平房，“开门基本是狗，自己生炉子取暖”。
廉 思把这些聚居村的生存状态概括为“几小”：“小餐馆”、“小发廊”、“小作坊”、“小诊所”、“小网吧”、“小成人用品店”和低档娱乐场所等等，通常是无 照经营。“隐患是非常大，”廉思说，大部分楼房的地基不到半米，“如果原本是四层的楼房，要盖成七八层，他是不会把四层全部扒掉再建的，就在原来的基础上 建。那地方要是有地震，那危险性是极大的。一般只有一个楼梯口，如果是起火的话，那真是‘一户失火，千户联营’。”此外，入室盗窃、抢劫斗殴等案件频发， 甚至有村民向大学毕业生强行收取10元／月的保护费。
廉思说，课题组下一步将在上海、广州、杭州、西安等地进行调研。他介绍，在上海，三居室的高等住宅隔断成一二十个小隔间，大学毕业生就在这种地方聚居。尽管上海有关部门曾下文不允许将高等住宅隔断，但是事实上规定成了一纸废文。
《蚁族》出版前后，广州、杭州等地的媒体相继与他联系，原因都是：我们当地也有“蚁族”。《郑州晚报》的《郑州“蚁族”讲述奋斗史》说，郑州陈寨、庙李、柳林等地也是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在这里，招聘类报纸最吃香，每天早上都是一个个地拿着报纸，奔赴在找工作的旅途中。”
能够租房已经属于梦想
“如果你今天买了房，我今天就嫁给你！”
《蚁族》中，郑章军的女朋友这样说。但实际上，对大多数的大学毕业生来说，买房还是一件遥远的事，能够租到一间普通的住宅，已经属于梦想。
根 据麦可思�MyCOS　《2009中国大学生就业蓝皮书》，2008届毕业生就业量最大的前10位城市依次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天津、 成都、南京、济南、苏州。根据当地统计局或搜房网统计，在这些城市中，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地 2009年9月普通二居室月租均价都在2000元以上，其中，北京2562元、上海2555元、深圳2500元、杭州2200元。而这些城市2008届大 学本科生毕业半年后的月收入分别为2697元、2982元、2960元、2468元，全国本科生毕业半年后平均月收入为2133元，高职高专毕业生的收入 更低。
在这些大城市，一套普通住宅二居室的月租，基本相当于当地本科生毕业半年后的平均月收入。
而根据廉思“蚁族”课题组的调查结果，生活在聚居村里的这上百万大学毕业生，收入从500到5000元不等，50%为1000―2000元，平均月收入为1956元，月均花销1676元。43%的人能略有结余，17%的人收不抵支，而只有10%的人结余较多。
事实上，一线城市的地方财力和承受程度都有限度，一些发展中的二线三线城市拥有较高的收入，居住成本则相对较低。以苏州为例，当地普通二居室月租1456元，本科生毕业半年后平均月收入为2221元，二居室房租基本为月收入的2／3，相比北京、上海等地低廉。
“外地一间房不如北京一张床”，这指的是大城市居住成本高企的问题。但另一个现实是大学毕业生“宁要北京一张床，不要外地一间房”的就业现状。“老爸认为，我在北京工作，就是北京人。”廉思告诉本报记者，曾经有一个“北漂”这样写道。
这种事例数不胜数。小秦辞去了河北石家庄国企文职的工作，到北京一家出版公司，住了两个月的地下室；小汪辞去了安徽省政府机关公务员的工作，到北京陷入“半失业”。他们都对本报记者说：为了兴趣，为了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