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成功,给全世界带来福利 茅于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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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成功,给全世界带来福利

茅于轼 @ 2009-10-19 17:25 阅读(1099) 评论(10) 推荐值(18) 引用通告 分类: 言论


中国改革成功,给全世界带来福利
  
茅于轼



  天则经济研究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年,我们亲身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中国变化不仅仅对中国有意义,更对全世界也有深刻的意义。中国变化可以目睹的事实,就是财富的极大增长。全世界都关注中国的原因,就是它完全摆脱了贫困的面貌。但是脱贫之外背后还有更值得注意的含义。


  中国 的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是绝然不同的两个阶段。前三十年是一步步倒退,几乎走向毁灭的过程。后三十年是幡然改悔,一步步走向成功的过程。一个人遇到巨大的打 击会奋发图强,反而取得惊天动地的成就,一个国家好像也有类似的转变。六十年前,人民共和国成立,毛主席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那时候虽然中国人民还 没有站起来,但的的确确是中国人民能够站起来的百年不遇的机会。在此以前的一百年里中国人是不断遭受屈辱的时代,也是内乱不断民不聊生的时代。1949年 迎来了和平。中国人有可能专心一意地建设国家,不会碰到不可抵御的外部干扰。三年恢复期过后1952年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时候全国有一种欣欣向荣, 蓬蓬勃勃,充满朝气的气氛。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建设事业高速推进。但是好景不长,第一个五年计划还没有结束,事情已经明显走偏。1957年的反右派启动了 新中国完全不同的一页,中国义无反顾地走上了由一个人专制独裁的道路。


  其实 在此以前,事情已经有了变化的端倪。全国解放,中国从遍体鳞伤的十多年的战争废墟中安定下来,新的时代开始了。中央政府应该捐弃前嫌,团结全体人民共同向 前。可是新政权没有宽恕过去的敌人和已经放下武器的俘虏,而是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杀了七十万人,被关的数倍于此。在农村实施残暴的斗争,分地主富农的 财产,甚至消灭他们的肉体。在城市的三反五反运动中故意扩大化,伤害了许多拥护新政权的同情者。再后的反胡风,批电影武训传,后来发展为反右派,都是寻找 并不存在的敌人,甚至把朋友变成敌人。从反右以后中国国内再也听不到不同的声音。政策的错误只能越走越偏,任何自我纠正的功能都被彻底消除了。直到发生饿 死三千多万人的大饥荒,这是中外古今历史上空前的,人为的大灾难。


  前一 个三十年是用一场十年“浩劫”来结束的。这是中国历史上旷古未有的,自我残杀的疯狂行为。文革把全国人民都动员起来,彼此找茬,挑起仇恨,把人民的聪明才 智统统都用来人斗人。一切社会所必要的生产活动统统都让位于阶级斗争。同时把中国几千年的文明传统彻底颠倒翻个,关闭了所有的文科大学,大学招生人数从 1965年的67万人降低到4万人。让工农兵上大学讲坛,代替原有的教授。这还不够,又烧毁一切能见到的古代书画,砸毁所能见到的一切古董和有历史意义的 建筑,毁掉所有从外国输入的先进文化,把中国变成没有历史,没有传统,没有财产,没有科学文化的赤贫之国。


  这场 浩劫是伟大领袖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但是如果没有全党的认同,没有全国人民的响应也搞不起来。所以客观地讲,责任也不全在伟大领袖一个人身上。如果他到 美国去发动文化革命,未见得大多数人会响应他。现在个人独裁的制度已经结束,但是如果再有风吹草动,我们的百姓会不会以别的形式再次掀起类似的内部斗争, 也未可知。从这一点来看,虽然我们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空前的成就,但是在百姓成熟为理性而又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民族方面,进步实在非常有限。


  到文 革结束时,约有近三亿人口每年缺几个月的粮食,年年都要饿上一个春天。城市百姓买东西多数都要票,供应极其紧张,很少能吃上肉,人均住房面积比三十年前减 了几乎一半,因为人口增加了80%,而住房基本上没有建。这是先生产后生活的政策所决定的。讲人均GDP肯定不如1945年抗战胜利的那一年,除非计上军 工生产的产值。


  到文 革结束的时候。全国的农民,知识分子,老干部全都强烈要求改革,工人也不反对,因为他们二十年没有加过工资,虽然当了领导阶级,一点实惠都没有。物价虽然 没有涨,但是凭票凭证购买的东西越来越多,供应一天比一天紧张,生活水平实际上是下降的。“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的一句空话究竟不能当饭吃。工人也要求改 革。于是在邓小平领导之下改革势如破竹,没有多大的阻碍。尽管对改革的方向有所争议,但是邓小平访问美国之后,方向问题也基本上看准了。有点争论主要是马 克思的理论和市场经济的理论有冲突。比如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要不要发展私人经济,雇佣关系是否允许存在,公有制是不是寸步不让,股票市场允不允许开 放,赚钱是不是剥削等等。但是在实用主义的指导下,不中用的理论不得不退让。赚钱压倒了一切,全民奔向致富之道,谁也抵挡不住。改革后的三十年就是赚钱的 三十年,也是财富创造的三十年。现在中国已经换了一个国家了,已经脱胎换骨。但是农村改变不大。就城市而言,中国的城市与世界上大多数的城市比毫不逊色。 中国彻底摆脱了贫穷落后的称号,屹立于世界。这是三十年前谁也没有想到过的,连做梦也没想到的。


  改革 成功的经验是什么?简单说,就是赚钱。过去的方针政策,总路线,工业化,学大寨,以钢为纲,以粮为纲,战天斗地,统统都不对,而赚钱是对的。过去评判赚 钱,说是资本主义。赚钱和其他各种说法的不同点就在于赚钱是一个用价格配置资源的方法,它能提高全社会的经济效率,避免浪费。其他各种说法都导致不顾成本 的巨大浪费。


  要赚 钱就要保护私有财产,要扩大个人自由,要有自由选择,能够创办企业,有大体上的公平买卖,还要能扩大市场,沟通海外。这一切都为了赚钱服务。所以中国的财 富极大地增加了。在追求财富的带动下,有了钱一切都有了。不但大家都吃饱了,钢产量增长了二十多倍,居世界第一,发电量据世界第二,原来设定的目标差不多 都实现了。但不是通过工业化或大炼钢铁,而是通过赚钱。市场化的改革以鼓励交换为特征。交换能够创造财富,而劳动不一定带来财富。所以战天斗地并没有增加 财富,缩短劳动时间,财富反而增加了。


  全世 界还有近二十亿贫困人口。他们迫切需要致富。中国的经验对他们非常有用。市场化是最主要的经验。在此期间国家的作用也非常重要,因为它负责制定大政方针。 中国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实施的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世界上别的国家都是在民主政治下开始市场化的,唯独中国是在专政条件下搞市场化的。中国市场 化的起点是毛泽东的统治,那时候中国人几乎就是奴隶,没有任何起码的权利,只能做革命机器上的螺丝钉,只有干活的份儿。


  改革 前和改革后,同样都是无产阶级专政,但是效果完全不同。问题在是谁在专政,是为了个人私利还是全体人民的利益。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有一批有眼光的领导人,把 握住国家利益的大方向,抵制了各种方针政策的干扰,引导中国走上了市场化的道路,没有发生太大的偏差。在此期间政治基本是稳定的,没有像许多发展中国家经 常发生的军事政变,或暗杀国家领导人。三代领导人的替换,没有腥风血雨,而是通过和平手段完成的。对政治犯停止了死刑镇压。特别是大大地减少了由于国家行 为导致大量无辜百姓死亡的事例。改革前的三十年总共约有近五千万无辜百姓因政治原因死去。包括大饥荒,斗地主,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清理阶级队伍,历次 运动中被迫自杀的,被红卫兵打死的,活埋的,双方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武斗死的。那时候死一个人真是轻如鸿毛。改革后的三十年这类原因死的人总数大概不到 十万人,包括抗越自卫反击战,█████,每年躲猫猫之类死的人。现在政府要处死一个人不得不十分谨慎小心。人的生命大大地重要了。


  以大 多数人的利益为导向的专政,确实比民主政治更有效率,至少就财富的创造而言。民主政治的原则是每一个人都同样受到保护,每个人的权利都是平等的。但专政可 以侵犯少数人的利益,只要对大多数人有利。就全社会而言显然财富总量能够更快地增长。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国企的改革。为了全社会的利益,效率低下的国企 必须改为民营。在此期间受损的是国企的员工。他们失去了铁饭碗,被迫进入没有保障的市场大潮中去讨生活。只有一部分下岗工人的生活得到改善,许多下岗工人 生活有所下降。他们为改革付出了代价,得益的是整个经济,全社会的经济效率得以提高。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中最困难的国企改革就这样基本完成了。在 其他转轨经济中,国企改革没有一个能像中国这样比较顺利。在一个民主国家里,侵犯一部分人的利益更是行不通的。再如中国参加世贸组织,由于贸易开放,会有 一些行业受损。在民主政治里这种决定要拖很长时间,但是中国由于专政,不同意见只能说说,改变不了政府的决定。中国参加世贸组织获得极大的利益。在民主政 治中,坏事做不成,好事也很难做成。政府表现软弱,吵吵闹闹,举步艰维。而专政政治能够“心想事成”。大多数的改革都能使财富增加,但是由于一部分人的利 益受损,社会矛盾也在激化,埋下了隐患。要不是最低收入的群众生活也有了实质性的改善,改革使两亿多人脱贫,中国这个矛盾重重的国家早已稳不下来了。


  以人 民利益为导向的专政能够防止经济的动荡,过去的三十年只有极少数的过热和过冷。相对平稳的经济环境对企业发展非常重要。新生的小企业都很脆弱,经不起宏观 环境的大起大落。中国政府能还有效地稳定币值,只有极少数几次明显的通货膨胀。人民币的稳定甚至比美元都好。这些条件保证了众多的小企业的成长。更有一 点,即政府兴建了巨大的基础设施,高速公路,铁路,港口,机场,地铁,电站,通讯网路,这对于一个幅缘辽阔的国家而言是至关重要的。这方面的业绩中国远远 超过了一般的发展中国家。如果在一个自然生长的经济体内,没有政府的主导作用全靠经济自发的力量,如此规模的基础设施没有一百多年是搞不出来的。


  中国 人的勤劳致富不但在改革中的中国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一文化传统也使并不处于改革中的华侨多能在外国致富。不论利润有多微小,中国人也会不辞辛苦地去追 求。所以中国商人能够渗入世界各地,在陌生并险恶的环境中取得成功。改革后这一势头有增无减。勤劳的中国人又能压低消费,增加储蓄。三十年中储蓄率一直保 持在30%到40%,甚至更高的范围内。中国既有充足的劳动力,又有充足的资本,不需要借外债也能有高增长。更由于开放政策,外国先进的技术和管理使劳动 和资本如虎添翼,迅速改变了原来落后的状态。


  以大 多数人的利益为重的专政,加上得当的经济管理,勤劳的文化传统,使得中国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巨大成功。在庆祝建国六十周年的时候,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最大问 题是专政下的市场经济能不能再有几十年的稳定增长。我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于专政者能不能跳出自我利益的约束,进而保护统治集团之外的人的利益。并且这个 政治是由精英分子来管理的。如果我们环顾世界各国,凡是政治上长治久安的国家,无一不是精英管理,并优先照顾基本群众的利益。这二者缺一不可。道理很简 单,管理一个现代化的国家非常复杂,没有精英的专业知识是不能胜任的。但是这个精英集团必须优先考虑广大群众的利益,而不是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广大群众之 上。


  拿这 两个条件来看当前的中国社会,专政条件下的市场经济正处于摇摇欲坠的状态。执政的共产党宣称“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的利益”正在起变化。司法一直不能独 立,明显地偏向于权势集团,受欺侮的百姓无路可走,不得不千辛万苦地走上访之路。言论自由日见遥远,信息控制变本加厉。结果是群体事件使专政者穷于应付, 风声鹤唳,神经紧张。法律已经通过的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十几年来不能实行。专政者的利益已经超过了民众的利益。近二十多年来利益集团的生长非常快速。各 个不同的利益组合日益牢固,并且通过权钱交换延伸到专政工具之内。要改变这一趋势,没有强有力的党内力量和社会力量的结合,决非易事。


  如果 统治集团以自己的利益为重,进而侵犯他人的利益,这样的专政肯定是长不了的。其下场往往是群众性的造反,走人类历史已经重复几百次的革命,专政,反革命, 再专政,反反革命,……这是一条万劫不复的路,是生命涂炭的路。民主政治可以防止这种革命和反革命的反复。但是民主政治如果导向一个群众治理的政府,缺乏 精英的参与,政权还是稳定不了。这样的经验在历史上有过多次发生。巴黎公社就是一例,中国的解放军夺取政权又是一例。虽然在解放战争中有不少精英参与,但 是在枪杆子说了算的环境下,他们不得不受控于暴力。解放后表面上有些知识分子参政,但是原则还是“打江山,坐江山”,精英分子完全没有决策权。现在中国的 政治越来越走上精英治理,政府的构成越来越知识化,有学位的人越来越多,归国的学者也不少。但是如果发生政权的更迭,是群众治理还是精英治理就很难说了。


  中国 改革成功,给全世界带来福利。中国制造的低价商品提高了许多国家里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而且帮他们在促进经济繁荣中避免了通货膨胀。中国名副其实地充当了 世界经济的火车头。但是从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知识的创造方面仍然非常落后。芝加哥大学一个学校有七十多人获得诺贝尔奖,中国十三亿人没有一个得奖的。比 中国小得多的国家,穷得多的国家都有人得奖,在这方面中国排在世界的最末尾。这和中国政府的思想钳制,党化教育密不可分。而且直到现在没有任何迹象试图改 变。在庆祝60年国庆中,失败的前三十年一字不提,试图向年轻的一代人掩盖这一段时间的不良记录。这种策略不但耽误了中国的下一代,也不能为中国带来国际 声誉。实力如此强大的中国,和单枪匹马的达赖喇嘛斗争中,人家总是相信达赖喇嘛所说的,怀疑中国政府所说的。


  中国正走在十字路口。或者继续三十年的辉煌,或者进入不稳定的摇摆期,甚至于发生骚乱。何去何从,要看中国人从上到下有没有智慧把握自己的命运。苍天保佑吧!
 
茅于轼是中国当前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有着“当代中国最有道德修养和良知的经济学家”之称。此前,其发表的“替富人说话,帮穷人办事”的观点引起不少争议。“我的说法是客观、现实的。”茅于轼的回答很坦然。

茅于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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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1929年1月14日-),中国江苏南京人,经济学者。


茅于轼1950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后分配到铁道部门工作,1958年被劃歸為右派分子,下放到大同机车车辆厂劳动。茅于轼1985年出版《择优分配原理》一书,1993年参与创办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任所长、理事长,现为常务理事。


其父茅以新是铁路机械工程师,伯父茅以升是中国著名桥梁专家。


2008年圣诞节前夕,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赞助下,茅于轼在一次座谈会上提出,温家宝提出的“18亿亩耕地红线”并非是不可逾越的,引起了争议。新华社第二日也发表评论文章进行抨击。批评者认为该言论有为美国农产品打开中国市场的嫌疑。
茅于轼还尝试在国内开展小额扶贫贷款的试验,主张如小额扶贫贷款,应该收取比银行贷款更高的利息等。
茅于轼还提出了春运火车票应涨价的理论,同样引起争议。
茅于轼撰文提出:粮食危机、土地危机、能源危机、水危机统统都不存在。
“ 中国人,既然彻底解决了粮食问题,现在相当一部分人不是愁没 有粮食吃,而是吃得太多,需要减肥了。而且中国从1999到2003连续五年因为粮食吃不完,放在仓库里要变陈化粮(已经变了不少),不得不赔钱出口。为 什么要赔钱?因为世界市场上粮食也是太多,价钱比国内还低。全世界根本不存在什么粮食危机。 ” “ 因为粮食已经不是问题,完全没有必要死守住耕地面积。顺便说一句,由于对耕地的过度保护,耽误了我国城镇化的发展。房价飞涨,也与此有关。 ” “ 水和石油稀缺的程度在上升,价格在上涨。这用不着着急。如果 稀缺而不涨价这才要着急。我们的问题正在于此。既稀缺又不想让它涨价。结果肯定是供不应求,市场上买不着,当然出现危机。如果让它自由涨价,就会有替代办 法出现。比如用风能发电,用电作动力开汽车。这样就可以节省一大块石油。现在之所以没有这样做,就是因为石油价格还不够高,替代不合算。事实上替代的办法 多不胜数,我们可以用酒精开汽车,也可以种菜子油转变成柴油来开汽车。用注入高压高温蒸气的办法提高油田的采收率(现在的采收率一般只有35%左右),还 有注入二氧化碳、注入氮气等等办法。总之有几千种办法解决石油不足的问题。只要石油价格涨得够高,这些办法都能够起作用。 ” “ 既然粮食危机、土地危机、能源危机、水危机统统都不存在,为什么有那么多专家都说危机确实存在呢?原因有二:首先因为各方面的专家未必都懂经济学,真正懂得经济学的人不会被这些危机所吓唬住的;其次这和本人的职业利益有关,粮食专家强调粮食有危机,自己可以得到重用。 ” 5月21日在云南开远答听众问:"水果可以替代一部分粮食,大家多吃一点水果就能减少对粮食的需求,所以水果和粮食之间也存在着替代关系。这就使得 耕地面积和安全之间的关系更具有弹性。我们可以选择多吃水果,进口粮食,多施肥多灌溉等等各种方式来代替耕地。所以耕地面积和粮食安全之间不存在任何固定 的比例关系,18亿亩耕地红线是不必要的。"
茅于轼非常有信心的指出:"有人担心把性命交关的粮食供应交托给进口,非常不保险。万一人家不卖了,岂不是出大问题。其实市场买卖是非常安全的。如 果没有外来的干扰,双方出于各自的利益考虑,决不会无缘无故地停止交易。相反,倒是争着要把买卖做成,唯恐被别人把生意抢走了。"
[编辑] 主要作品

  • 《生活中的经济学》
  • 《谁妨碍了我们致富》
  • 《感悟世界-我的新经济观》
  • 《大家的经济学》
  • 《一个经济学家的良知与思考:当前社会问题随笔》
  • 《通向富裕和公平之路》
  • 《中国人的道德前景》
  • 《给你所爱的人以自由》
[编辑] 參考資料

[编辑] 外部連結

 
嗯,今天花些力气,干点正事,读篇大块头的文章,还挺有收获,下面的几段括号内的要high light一下,带有幽默感!

再后的反胡风,批电影武训传,后来发展为反右派,(都是寻找 并不存在的敌人,甚至把朋友变成敌人。)

文革把全国人民都动员起来,(彼此找茬,挑起仇恨,)把人民的聪明才 智统统都用来人斗人。

这场 浩劫是伟大领袖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但是如果没有全党的认同,没有全国人民的响应也搞不起来。所以客观地讲,责任也不全在伟大领袖一个人身上。(如果他到 美国去发动文化革命,未见得大多数人会响应他。)
 
毛泽东是“永不放弃并坚持用自己的风格改变世界的人的代表”
——谈《美媒攻击白宫高官赞扬毛泽东 称其"可悲"》

徐亮


2009.10.21


背景联结: 

2009年10月21日  07:16 来源:环球时报

由于公开承认自己是中国前领导人毛泽东的粉丝,白宫通讯联络办公室主任安妮塔·邓恩最近卷入了一场口水仗,美国福克斯电视台竟然称其言论“可悲”。

据美国CNS新闻网19日报道,安妮塔·邓恩今年5月在对一些美国高中生演讲时说,她最欣赏的政治思想家之一就是毛泽东。美国福克斯电视台 10月15日 在“格林·贝克”节目中播出了这段演讲录像。邓恩在演讲中对学生们说,毛泽东和特蕾莎修女是“永不放弃并坚持用自己的风格改变世界的人的代表”。她说,毛泽东和特蕾莎修女提出了一个观点,那就是你要自己做决定,要去迎战,要敢问‘为什么不’,你想出前所未有的方法去解决问题”。

录像播出后立即引发争议。不仅福克斯电视台主持人格林·贝克对邓恩发起攻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中国问题专家拉特里夫也对美国CNS新闻网说,邓恩的言论令人“吃惊”,并且很“可悲”。

一位中国学者20日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表示,美国高官中有人崇敬并赞扬毛泽东是完全正常的。美媒对此反应强烈,说明了它们在意识形态上的偏激。它们在构筑思想上的铁幕。(责任编辑:郭彩萍)


这条新闻不无夸张之处,因为奥巴马政府和福克斯电视台关系的恶化是其中的大背景,而福克斯电视台攻击任安妮塔·邓恩的言论只是其中极其微小的一部分。

但是我相信安妮塔·邓恩的一番话是真诚的,邓恩在演讲中对学生们说,毛泽东和特蕾莎修女是“永不放弃并坚持用自己的风格改变世界的人的代表”。须知,安妮塔·邓恩面对的是一群学生,而不是面向掩盖自己真实行为的媒体,她在这样的场合不需要进行政客式的掩饰。

长期以来,我一直奇怪于一个奇特的现象:毛泽东越来越世界化,而中国国内却一直对毛泽东进行排斥化。这是一个成反比例的现象,在世界上毛泽东粉丝越来越多,但是在中国国内的主流精英内部,毛泽东的粉丝越来越少。

一、毛泽东恢复了属于民众的本来性质 

非毛化以来,毛泽东被请下神坛,注意,这只是被请下了官方的神坛。在民间,毛泽东却以暴风骤雨一般的速度重新成为民众的忠诚信仰。非毛化的一个最大成果,就是使毛泽东恢复了原貌,避免了和马克思一样被欧美政府和社会党绑架的命运。

2009年3月份的《南风窗》写道:“数据显示,中国人在家中供奉祖宗牌位的是12.1%,供奉毛主席塑像的是11.5%,供奉佛教塑像的是9.9%,供奉财神和土地爷的则分别是9.3%和8.8%。” 这说明,当代中国人在普遍追求物质享受的同时,从来也没放弃过对信仰问题的探寻。在这些探寻之中,祖宗崇拜与圣人信仰,占据了非常突出的地位。虽然这两大信仰,乃自古迄今中国人的传统信仰,但在历经了30年改革开放之后,它们无疑是具有了新时期精神生活的新内涵。特别是其中的“毛泽东信仰”现象,可说是事关中国变迁、权力民主、民族强大、精神关怀、社会正义,甚至涉及对改革开放的价值评价诸问题,使每一个中国人不得不正襟危坐。不可讳言,在这种信仰方式之中,深藏着中国人对于毛泽东一代伟人的敬重和怀念。然而,在毛泽东信仰之中,人们烧香、上供、叩头、跪拜、行礼,各种崇信方式,无不表达了人们对当下社会生活的理想要求和正义批评。特别是在触及、事关人们对社会变迁、贫富分化、生活中的不稳定现象的各种议论之时,毛泽东信仰几乎就是一种正义和批评的化身,似乎成为了一个价值标准,再次成为社会舆论中象征着正义、公平、贫富均等的精神符号。(“毛泽东信仰”的现象解读 2009-03-21 《南风窗》作者:李向平) 

主流精英对毛泽东的放弃,恰恰拯救了毛主义的群众属性与灵魂。它属于创造未来者。

在以往的三十年中,精英试图消磨毛主义的革命锋芒和人民性质,也试图将毛主义纳入到官僚资产阶级能够接受的范围。

但是他们发现,毛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完全不同。如果一个资产阶级下流学者,如考茨基、某些台上的领导之流还可以自命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它绝对无法从毛主义的框架里找出资产阶级能够为其统治利用的东西。

列宁曾经说过:“当伟大的革命家在世时,压迫阶级总是不断迫害他们,······在他们逝世以后,便企图把他们变为无害的神像,即所谓把他们偶像化,赋予他们的名字某种荣誉,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同时却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灭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列宁全集》第3卷165页)。

毛主义是这样一个彻底的学说,甚至连剥削者“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都要付出阉割一切学术逻辑和真相的代价来,最后发现一切都是徒劳,没有办法,最后只能是抛弃这个道具。

根本吃不掉,只好吐出来扔掉,还给群众。

著名的沈汉奸不是说了吗?“朝鲜战争是毛泽东最大的败笔”。 

就象苍蝇一样,苍蝇怎么能看懂地球仪。    


极端右翼民族主义的臭虫,怎么能理解毛泽东过去对阿尔巴尼亚的支援在那个时代的欧洲楔立了一个对付欧洲、美国和苏联的钉子? 

他们只认得钱。

外国、买办资本家和官僚权力对他们说,给你项目资助,你写的书我给你出版,你写的文章我来找关系发表,只要你帮我说话,房子、车子、绿卡、报纸出名等等全有了;为了钱,可以卖国,岂止毛泽东。而我们的国家就是希望这些包含祸心的人帮助他们继续解放思想、继续改革开放的。

他们辱骂毛、周,只因为他们不向日本人民索要战争赔偿。

他们的乐于翻案,只是为了出名和轰动效应。

黄世仁的抬头是资本浸染政治的标志。这一点几乎无法否定的铁版事实。
…… 

通过这些反动,他们将毛泽东还给了民众。

毛泽东的思想,“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同小草。炎热的夏日,它并没有屈服,也没有被吓倒,反而它却更加茂盛的生长着、生长着。无情的秋风飒飒的吹来,冰冷的秋霜打在它的身上,它一度看似枯萎了,可是它并没有失去生命,它要把自己的生命留住。漫天的大雪,冰寒的地冻,大地失去了昔日的风采,水凝固了,地冻结了,花谢了,小草知道,寒冬已经到来,那是说明最艰难的时刻,我尽管没有了碧绿的身影,但是我的脚已深深的扎进泥土中,生的希望永远是存在的(它 山 居士《小草礼赞》)。    


毛泽东是我们民族的精魂。我们试图用钱去收买台湾,但是台湾根本不买账;我们试图用经济去收买国际和平与国内和谐,后来发现不过是制造了更大的不和谐;我们试图用钱去收买法国、德国总统总理的良心,收买美国的仁慈,后来发现根本就是白送了脸让人抽。    


中国失去了毛泽东在中国主流政治的地位和作用,就失去了灵魂,成了懦夫和汉奸表现的舞台。    


二、主流精英如此致力于非毛化,恰恰是恐惧和报复心理的作用。  

一个爱国者,应以国家的根本利益为重,不应以个人、家庭的私利或恩怨来对待开国领袖和开国元勋们。但是恰恰相反,那些文革之后残留的资改派主导了目前的政治、经济、文化全面领域,造成了一切历史都经过他们意志的过滤,从而扭曲了关于毛泽东本相。更为可怜的是,一些攻击毛泽东的人的著作中处处透露着一个小秘密:本人很自私,从来不考虑国家,所以毛泽东只要影响了我,他就是罪人。因为毛泽东影响了我本人(资改派),所以他是民族的罪人。  


这种无耻的逻辑恰恰说明在目前涉及毛泽东的历史研究中,是不存在客观性的。真正的客观性在哪里?在脱离了各种既得利益的掣肘以后。安妮塔·邓恩在谈论毛泽东的时候,不需要取悦于中国,因为中国主流精英不喜欢毛泽东;她也不需要取悦于美国媒体,因为美国媒体正在朝他们吐口水。这样的信仰,才是纯的信仰,才是脱离了利益的信仰。  


因此,结论是:在中国,你不信仰毛泽东,还能够信仰谁?美国《洛杉矶时报》 10月18日 文章,原题:中国城镇充分利用与毛的联系一股怀念毛泽东的风潮正迅速传遍中国,并在其出生地韶山冲达到顶峰。该文认为,“毛泽东潮流的复苏似乎也得到官方认可。今年9月,一部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影片将毛刻画为一个天性快乐的人,他的缺点让他更加可爱。一个匿名的北京社会学家说,宣传部门正将毛打造成神一样的人,以让年轻一代拥有信仰”。  


实际上,宣传部门没有这样的构思,他们的热心在于宣传儒家和孔子,宣传一种已经没落的文化。  


三、毛泽东和特蕾莎修女  


特蕾莎修女,(Mother Teresa of Calcutta, 1910年8月27日 — 1997年9月5日 ,又称做德兰修女、泰瑞莎修女),是世界敬重的天主教慈善工作者,主要替印度加尔各答的穷人服务。于1979年得到诺贝尔和平奖。并被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2003年10月列入了天主教宣福名单Beatification。目前德蕾莎修女的名称也变为真福德雷莎修女(Blessed Teresa)。 2009年10月4日 ,诺贝尔基金会评选“1979年和平奖得主特蕾莎修女”为诺贝尔奖百余年历史上最受尊崇的3位获奖者之一。(其他两位是1964年和平奖得主马丁路德金、1921年物理学奖得主爱因斯坦。)但是其人在历史上却受到各种非议,如英国作家 Christopher Hitchens. 他写了一本研究德雷莎修女的专书,书名叫做 “传教士体位: 德雷莎修女的理论与实作(The Missionary Position: Mother Teresa in Theory and Practice)”。他讲了一句话: “你所知道的德雷莎修女, 不是部份是假的。而是全部都是假的。” * 德雷莎修女施展神迹,因而被天主教会封为圣人:所谓的神迹后来都被证实是伪造的。  


特蕾莎修女根本上是一个改良主义者,如果我们暂时相信特蕾莎修女的一些正面宣传,那么其社会良心是值得尊敬的。  


然而毛泽东却是和马克思一样,为全人类中的穷苦大众服务的,因为他们服务于多数人(因为多数人都是穷苦人,或者说无产阶级),因此他们才谈得上是为全人类无私地服务。  


这样一个伟大的人,被称为“佛”、“天使”、“国父”,是丝毫不夸张的。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不仅是“国父”那么简单,而是世界的导师,其文革的实践走在了美欧民主的前头,还影响了世界的民主进程。从美国民主的一些实践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文革理念的影子。 


四、“永不放弃并坚持用自己的风格改变世界的人的代表”  

马克思说,“重要的问题在于改造世界”,毛泽东可以说真正去改造世界的典范。列宁改造了落后的帝国主义沙俄,而毛泽东改造的却是一个人类的管理秩序,或者说阶级意义上统治秩序,将这个延续了几千年以来的腐烂模式颠倒过来,建立“造反有理”的历史逻辑,并在现实中形成为一套“造反者治理国家”的模式。  

毛泽东有钢铁一般的意志,在他面前,一些小人都显得那么微不足道,也都显得那么地委琐。至今,还有人把毛和一些人的斗争说成是权力之争,或者说个人的恩怨。这种以小人度他人之腹的行为正说明了当今文人精神的全面委琐化和市侩化。  


李克勤认为,美国有两个大“通用”公司,一个是不久前濒临倒闭的通用汽车,另一个就是通用电气。这两家公司命运截然不同,前者因为管理不善,而导致破产倒闭,最后由政府采取社会主义的办法(国有化)来解决;而后者却保持着活力四射。如果从内部找原因,我们会发现一个十分有意思的现象,通用汽车官僚主义严重,由来已久,一直没有办法解决;通用电气却早在28年前通过一场文化革命,彻底从企业文化、组织结构解决问题,至今依然分享当年的“恩典”。韦尔奇领导通用电气的文化革命,具有极大的历史意义,美国评论界称誉“这是自中国‘文化大革命’以来,意图改造人类行为的最大计划。”历史不是在开玩笑,美国最著名的大企业的确和社会主义,和我们的伟大导师马克思、毛泽东有着特别的联系。  


有些人把毛泽东说成是帝王。关于这一点,我引用了一个网友的文章《人间佛——毛泽东》来说明:  


毛和历代帝王的最大区别在于毛是彻底主张平等,反对压迫,反对弱肉强食的,而帝王们无意去改变社会的弱肉强食的本质,最少不曾对这样的社会秩序提出过质疑。而毛正是一个追求平等,反对压迫,反对弱肉强食的斗士。可以说毛究其一生都是在反对这样的一种逻辑,从年轻时的立志革命,到延安整风,到四清,到文革,到死。   


毛在逝世前评价自己,说他一生就干了两件事,一件事是把蒋介石赶到了台湾,还有一件事是就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为什么毛觉得文革那么重要呢?甚至比建立新中国更重要呢?   


为什么毛要肃清非无产阶级思想呢?因为毛觉得在一个理想的国度里是容不得非无产阶级的思想的,这种思想就是我理解的“反对弱肉强食”的思想。只不过他没有用这样的词汇来表达罢了。只不过他用的马克思主义的话语罢了。   


为什么毛要写出《为人民服务》这样的文章出来呢?因为毛觉得他的所谓的革命队伍里头的思想太混乱了。什么思想都有,需要有一个思想来统一认识,以利于革命的胜利。换言之,需要一个标准来处理革命队伍内部的矛盾。需要确立一种革命的政治正确性。谁要不是为人民服务,谁就不是革命的,谁就有被剔出革命队伍的危险。这就好像今天,赞成改革开放是共产党员的政治正确性一样。而这个革命的政治正确性其实也是反对弱肉强食的逻辑。   


为什么毛要发动同苏联的十年论战呢?因为他发现苏联已经成为一个官僚主义的国家了。苏联党已经不反对弱肉强食的逻辑了。为什么会有官僚呢,还不是因为官僚可以吃别人,官僚的社会地位更高?   


为什么毛要号召知识青年下乡参加与工农群众接触呢?因为他发现新中国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仍然未能摆脱弱肉强食的逻辑。他们还在想着出人头地,还在想着成名成家,还在想着向上爬。据说,有的学生因为学习成绩差而自杀,为什么呢,还不是因为向上的路已经被堵死了。   


为什么毛最后觉得必须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呢,因为毛觉得他一生反对弱肉强食,到头来,却发现他的社会里头还是充斥着弱肉强食的行为和意识。   


毛为什么老跟精英过不去?因为社会精英,包括官僚和知识分子是最有可能替弱肉强食的逻辑辩护的,也是这种逻辑的最有力的支持者。据说知识分子们已经找到人类自私的基因了。而一大堆赞成或不反对弱肉强食的知识分子是最让毛很头疼的了,官僚集团还在其次。因为官僚集团还可以通过行政手段来解决,但是知识分子就不同了,你不能删除他们的思想呀!而且只要他们还存在着,他们就会想方设法传播他们的思想,跟你对着干。知识分子最爱记仇,而且能量很大,秦始皇给骂了两千多年,毛也被骂了几十年。毛不在乎,他早就预料到自己会给打得粉碎,他说,那又有什么,无非是打得粉碎而已。  

http://www.gialen.com/ed/131417.htm)  


“美国农场主比尔.辛顿说,将毛邓相比,就好象把上帝和魔鬼去作比较差不多。上帝对魔鬼说,你是个没有思想的人,所以什么东西也创造不出来。而魔鬼对上帝说,但是我可以确保将你创造的东西完全破坏掉。”  
 
在精英和外国资本在中国的代理人们欢呼“中国改革成功,给全世界带来福利”的时候,他们眼里根本没有中国的民众,也看不到给中国带来的痛苦,看不起病,住不起房,上不起学,和巨大环境代价。“精英”,外国资本在中国的代理人,以及“屁民”们的立场惊人的一致。


触目惊心:《中国的污染》

  2009年10月14日晚上,第30届尤金史密斯人道主义纪实基金在美国纽约美国亚洲协会举行隆重的颁奖仪式,来自中国的卢广以《关注中国污染》的专题摄影获得了尤金史密斯人道主义摄影奖。
  
  注:成立于1979年的尤金·史密斯基金会为纪念世界著名摄影师尤金·史密斯而建。基金会秉持“对摄影的激情、对生命的关怀、对社会的探究”的原则,面向全球纪实摄影者设立了尤金·史密斯人道主义摄影奖,下设大奖1名和鼓励奖1至2名。1996年,为纪念基金会重要成员、尤金·史密斯的好友、摄影家霍华德·查普尼克,基金会又设立了霍华德·查普尼克摄影奖,面向全球致力于新闻摄影发展活动的摄影人开放
  
同时,卢广的这组获奖作品是一个环境保护主义者的大声疾呼。他的作品着眼于人与环境的密切关系,充满了人文主义关怀。作品震撼有力,大力倡导可持续发展,意义极为深刻。

当我们为北京奥运和上海的摩天大楼而欢欣鼓舞时,不要忘记支撑宏大建筑的及时材料是从哪里来的。当我们为国庆阅兵欢呼叫好时,不要忘记生活在恶劣环境下的人们,他们也是炎黄子孙,父老乡亲,国家基石。

希望中国政府大力加强对环境的重视,给人民和子孙留下可以生存的土地。GDP和领导政绩是暂时的,对环境的破坏损害是长久的,对人民健康的损害是不能复原的。

http://bbs1.people.com.cn/postDetail.do?view=2&pageNo=1&treeView=1&id=95152849&boardId=24

  
1、内蒙古乌海市海南工业园引进投资项目,大多数都是高耗能企业,工厂一但投入生产,环境就遭到污染。2005年3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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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江苏泰兴化工园区的化工废料堆放长江堤上。2009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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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河南安阳市范家庄离炼钢炉只有一墙之隔,村里每天都下铁雨,村民在这污染严重的环境下生活。2008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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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河南安阳钢铁厂出来的污水流入安阳河。2008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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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广东省贵屿镇河流、水塘都已被污染,村民们只好在被严重污染的水塘里洗涤。2005年1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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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在黄海海岸线上,无数的污水管道埋在海滩上,甚至延伸进深海。2008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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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安徽马鞍山长江岸边有很多小规模的选铁厂、塑料加工厂,排放大量污水进入长江。2009年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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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内蒙古拉僧庙发电厂二条黑色的巨龙覆盖着村庄。2005年7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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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江苏省常熟市氟化学工业园污水处理厂,负责收集处理各化工厂的污水,但他们并没有处理污水,通过管道从长江底延伸1500米处排放污水。2009年6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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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安徽省马鞍山化工园区长江边上被化工厂污染的土地。2009年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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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内蒙古拉僧庙工业园区每天大量的工业污水流向黄河滩。2005年7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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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镇江市钛粉厂每天大量的化工污水排放长江,下游不到1000米处是丹阳市自来水取水处。2009年6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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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江苏省海门市化工园区污水处理厂偷排污水进入长江。2009年6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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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河北省涉县天津钢铁厂是重污染企业,企业规模还在不断扩大,严重影响当地居民的生活。2008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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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河北省涉县固新村现有癌症病人50多人,每年癌症死亡20多人。2008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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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江苏滨海头罾沿海化工园区有一百多家化工厂,有一部分通过排水沟进入大海,有一部分特别浓的污水存放在5个“污水暂存池”。每月二次小潮来时就把“污水暂存池”的污水排入大海。2008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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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安徽省慈湖化工园区,修了一条地下管道,污水每天从这里排放长江,污水有时是黑色的,有时是灰白色的,有时是深红色的,有时是黄色的,不同化工厂排放的污水颜色不同。2009年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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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山西省是全国污染最严重的地区,也是缺陷婴儿出生率最高的省份,这是一对爱心的农妇领养17名残疾孩子。2009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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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在黄河边放羊的老汉受不了第三排水沟散发的臭气。2006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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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5岁的甘肃天水人杨新闰,上完小学二年级就辍学了,跟着父母来到内蒙古黑龙贵工业区,他一天能赚16元。2005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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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内蒙古黑龙贵工业区,在石灰窑打工的民工夫妇刚回到住处。2007年3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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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山西省临汾市下康村村民长期饮用被工业污水污染的地下水,有五十多人得了癌症和脑血栓。64岁的王宝生在2003年发病,一直卧床不起,使他全身很多地方溃烂。不能上床睡觉,每天只能趴在床前过日子。2005年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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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每天大量粉尘吸进肺部。在这里干一、二年,他们就感到身体不适,甚至发病,这些民工大多是贫困地区来的。2005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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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山西省民间有很多慈善育婴院,来帮助被父母抛弃的残疾婴儿。2009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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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在山西省每年都有很多缺陷婴儿被抛弃。祁县的孔贞兰以捡破烂为生,看到有弃婴她就抱回家领养,现在有25个孩子。2009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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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在山西临汾市污染严重地区,农民在棉花地里干了两小时的活之后全身都是煤灰。2007年9月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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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孩子最大的9岁,没有上学,最小的不到2岁。他们在污染严重的地区,孩子们的手脸整天都是脏兮兮的。2005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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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精英们,在海外各种“民主”基金的资助下,担当着搞垮中国的重任。

茅于轼炮轰18亿亩红线 原国家粮食储备局局长拂袖而去

2008年12月25日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茅于轼炮轰18亿亩红线 与会嘉宾拂袖而去

  天则研究报告称,中国不存在粮食安全问题,确保红线观点有误,此观点遭国务院专家批驳

  ◆每经记者 殷玉生 北京报道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昨日发布“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研究报告,结论为,确保18亿亩耕地以保障粮食安全的观点是错误的,甚至是有害的。

  面对此观点,原国家粮食储备局局长高铁生在发布会现场拂袖而去。国务院三农问题智囊则明确表示,天则的结论“经不起讨论”,18亿亩耕地红线不容突破。

  “耕地和粮食产量无直接关系”

  与会嘉宾:原粮食储备局局长拂袖而去

  由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主持的 “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课题学术成果发布会昨日在北京举行。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茅于轼教授在会上指出,中国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曾经发生严重的饥荒。但是现在的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于五十年前,国内国外的条件和环境全都变了。国内已经解决了粮食的生产和分配问题;国外有足够的粮食生产和全球化的市场。发生饥荒的可能性即使不等于零,也是微乎其微的。“可是我们的粮食政策还立足于饥荒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的假定上。”

  茅于轼称,特别值得担心的是把粮食安全和保护耕地面积联系起来,要求确保18亿亩耕地不许突破。我国改革以后的三十年人口增加了45%,粮食产量增加了60%,而耕地是减少的。可见耕地和粮食产量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

  对茅于轼教授的观点,应邀嘉宾、原国家粮食储备局局长高铁生教授说,原来以为是一个研讨会才来参加,如果只是一个学术成果发布会,他的很多反对意见将无法充分阐述。随后,他退出了会场。

  “保护耕地致房价大涨”

  国务院专家:经不起讨论 提高利用率不需占土地

  在发布会上,茅于轼教授说,目前保护耕地面积政策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房地产的价格大幅度上升。价格上升并不是钢筋混凝土贵,也不是劳动力的工资高,而是土地供给有限。另外一个长远的后果就是延缓了我国城镇化的进程。几亿人口要进城不可能不占用农地。

  “ 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课题组成员赵农研究员表示,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因而提供充足的粮食用以确保大众的消费,是完全必要的。而我国的体制改革之所以发端于广大农村,正是因为粮食的短缺构成了当时社会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所以,当时将粮食安全列为中国的首要国策,是非常必要的。三十年之后,粮食安全的问题在众多的重大国家政策中的重要性越来越退居次要。将粮食安全与保护耕地面积绝对地对应起来,或者说要求确保18亿亩耕地以保障粮食安全的观点,无疑是错误的,甚至是有害的。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国务院三农问题专家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这个结论经不起讨论,事实是,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占地130多平方米,而国际上才80多平方米,现在中国需要的不是占用农民的耕地,而是需要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市场能解决粮食安全问题”

  国务院智囊:中国若缺粮,全球谁供应得起?

  在发布会现场,《每日经济新闻》问茅于轼,按照天则的研究结论,是不是说中国已经不存在粮食安全问题、也不存在耕地保护问题,只要有市场,一切都可以解决?

  茅于轼回答称,是这样的。在市场经济的自由交易、要素替代的机制下,在国家粮食库存和外汇收入充足的情况下,基本不会发生所谓的粮食安全问题。在现代中国,粮食不安全或大饥荒的事例只发生在经济不自由的计划经济时期。无视耕地作为一种农业要素具有可替代性,并将它与粮食产量——乃至粮食安全绝对地“捆绑”起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经验上都是缺乏根据的。政府划定的耕地红线注定是要被突破的,而且原有的21亿亩红线已然被破,这条红线束缚的只是中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进程。

  上述国务院三农问题专家指出,中国粮食安全的保障,一方面靠严厉的耕地保护制度,即18亿亩耕地红线不容突破,一方面靠提高生产能力。目前的条件下,靠更新生产能力提高单产已经很难了,所以18亿亩耕地红线是中国粮食安全最重要的保障。对茅于轼通过国际市场购买的说法,他很不以为然:“每年全球粮食交易量才2亿多吨,而中国每年粮食需求为5亿吨,中国如果缺粮,谁供应得起?!”
 
这些图片里的人们挺惨的。

嗯,前三十年藐视金钱,百姓倒霉;后三十年重视金钱,百姓遭秧。看起来都挺惊心动魄的。我们经风雨见世面了。还时时刻刻的要给人们洗洗脑子,要人们记住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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